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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月认真读完的第一本书是梁启超先生的《读书指南》。这本书是真正每行每句的读完，而不是看小说那般一目十行的读。有些地方还需要翻到前面对比着读，边思考边读，因此颇是花了一些时间和功夫。精彩的言论和表述太多，以至于超过kindle允许导出的笔记数量，分成几次才算是把笔记完整导出。

这本书是梁启超先生写给清华大学的学生关于国学学习和读书的指导。我国古代著作浩如烟海，全部都读是不可能的，哪些一定需要读甚至背诵？哪些最好读一读？哪些不必读？这些著作的内容有深有浅，如何由浅入深的循序渐进的学习？对于经典著作，有哪些读书和学习的好方法？这些在书中均有答案。

在这本书中，针对没有或者很少国学基础、而想得一点系统的国学知识的人，给出了“最低限度之必读书目”，一共二十四种。作者认为，这些书无论对于学什么专业的人来说，“皆须一读，否则不能认为是中国学人。”

此外，按照不同的分类，作者分别给出不同的建议书目，比如修养和思想史类，建议的是《论语》《孟子》《老子》《墨子》《荀子》《吕氏春秋》《近思录》《传习录》等以儒家为主的经典著作；对于政治及文献类，作者建议的是《尚书》《战国策》《资治通鉴》《二十四史》等；对于韵文书类，建议《诗经》《楚辞》《乐府诗集》《唐百家诗选》《宋诗钞》等……还有小学书及文法书类，以及随意涉览书类等。

这无疑是给了广大国学爱好者一个读书的方向。虽说我国的古代著作是一个巨大的宝库，但其中依然有一些品质不高、良莠不齐的作品。跟着作者的书目去阅读，读到的均为经典之作，并且作者也考虑到逐步深入的学习顺序，先给出难度相对小一些的书目。

本书的附录中有一篇《评胡适之的“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的文章。胡适给青年人提供了一份国学书目，但梁启超非常不赞同，于是有了这篇文章和现在的这本书。

梁启超提出：“我的主张，很是平淡无奇。 我认定史部书为国学最主要部分，除先秦几部经书几部子书之外，最要紧的便是读正史、《通鉴》、宋元明《纪事本末》和九通中之一部分，以及关系史学之笔记文集等，算是国学常识，凡属中国读书人都要读的。 有了这种常识之人不自满足，想进一步做专门学者时，你若想做哲学史家、文学史家，你就请教胡君这张书目；你若想做别一项专门家，还有许多门，我也可以勉强照胡君样子，替你另开一张书目哩。”

梁启超这篇文章写得颇为不客气，也颇为有趣，一扫现代文人之间相互吹捧之风。

说到读书方法，不得不提《怎样阅读一本书》。这本书提供了不少阅读指导，比如说读正文前先看目录，了解全书的框架结构；学习一个领域时，可以进行主题阅读等。这本是比较经典的阅读指导书，上面提供的这些阅读方法到现在也是一样通用的。《读书指导》这本书的不同之处在于：

1）针对的主要是国学著作

国学著作有它的特殊性，文言文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依然是晦涩难懂。没法抱怨我们的基础教育，毕竟对于国家来说，培养实用的数理化人才对于现代化的建设更有用；文言文，只要有个了解也就可以了。

在普遍古文基础不佳的情况下，梁启超由浅入深的给出了读书的顺序和指导意见：有些简单的可以直接读，有些难度大一些的可以读完相关的其他著作再读。

2）不同的读书方法

对于不同的国学著作，作者建议有不同的阅读方法；而读者的读书目的不同，阅读方法也相应不同。比方说对于《论语》，如果是为了知识研究，那么可以采取以下的读法：

“第一，先注意将后人窜乱之部分剔出，以别种眼光视之，免使朦混真相。 第二，略依前条所分类，将全书纂钞一过，为部分的研究。 第三，或作别种分类，以教义要点——如论“仁”、论“学”、论“君子”等为标准，逐条钞出，比较研究。 第四，读此书时，即立意自作一篇孔子传或孔子学案，一面读便一面思量组织法且整理资料，到读毕时自然能极彻底极正确的了解孔子。 第五，读此书时，先要略知孔子之时代背景。《左传》《国语》，实主要之参考书。 第六，此书文义并不艰深，专读白文自行绎其义最妙。遇有不解时，乃翻阅次条所举各注。”

很多人读《论语》，并非是为了做研究，而是为了修养人格。如果是为了这样的目的，那么“决非徒恃记诵或考证，最要是身体力行，使古人所教变成我所自得。既已如此，则不必贪多务广，果能切实受持一两语，便可以终身受用。至某一两语最合我受用，则全在各人之自行领会，非别人所能参预。别人参预，则已非自得矣。要之，学者苟能将《论语》反复熟读若干次，则必能睾然有见于孔子之全人格，以作自己祈向之准鹄；而其间亦必有若干语句，恰与自己个性相针对，读之别有会心，可以作终身受持之用也。《论语》文并不繁，熟读并不费力，吾深望青年勿蔑弃此家宝也。”

梁启超对于重点书籍，如《四书》，《史记》，《荀子》，《韩非子》，《左传/国语》，《诗经》，《楚辞》和《礼记》，不但详细分析了编撰及篇目，介绍了作者及其经历，相应的注释书及其读法，还严谨的考证了其中篇目的真伪、编撰者、删定者、原料以及时代等，分析了其价值。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针对上述重点书籍，每一本梁启超给出的读书方法都不同，非常有针对性。比方说《左传》：

“吾侪今日治《左传》，最好以社会学者的眼光治之，不斤斤于一国一事件之兴亡得失，而多注意于当时全社会共同现象。例如，当时贵族阶级如何受教育法；所受者为何种教育；当时贵族政治之合议组织如何；其政权授受程序如何；当时地方行政状况如何；当时国际交涉之法例如何；当时财产所有权及其承袭与后来之异同奚若；当时婚姻制度与后来之异同奚若；当时人对于自然界灾变作何等观念；当时可称为宗教者有多少种类，其性质何如……如此之类，随时特拈出所欲研究之问题，通全书以搜索资料；资料略集，乃比次而论断之。所研究积数十题，则一时代之社会遗影，略可睹矣。

吾侪研究史料，往往有须于无文字中求之者。例如：(一)春秋时代是否已行用金属货币？(二)春秋时代是否有井田？(三)春秋时代是否用铁器？(四)春秋时代曾否有不行贵族政治之国家？……诸如此类，留心研索，亦可以拈出若干题。若其可作反证之资料甚缺乏乃至绝无，则否定之断案或遂可成立。此亦治古史之一妙用也。 “

按照梁启超的上述建议去读《左传》，相信对书中内容、春秋时代状况等的认识及收获会大为不同。

指导如何读书的书不少，提供书单的更多。《读书指南》这本书，有它的特殊之处。

1）考古辨伪

梁启超用了大量篇幅辨别这些重要书籍的真伪，比如说，《史记》一书，他认为当中有几篇明显不是司马迁写的，而是后人加入的，如《孝景本纪》、《孝武本季》、《三王世家》等；而司马迁的原著中，有十篇已经轶失了。之所以会出现假冒的文章掺杂其中，有各种原因：古人用竹简，书写不便，没有笔记本，因此往往直接把自己的注解和体会写在原著的竹简的空白处。后人无法分辨，有些就被加入到原著中，成为原著的一部分。

也有故意篡改的，比如王莽篡位时，就修改了大量书籍的记录；也有个人行为，比如有一些文人把自己写的文章夹杂在名人名篇之中，鱼目混珠；还有一些学者，因为原文缺失，就自己写了续，补上。以上各种情况造成了这些古籍中鱼龙混杂，故梁启超的头一条建议便是“先注意将后人窜乱之部分剔出，以别种眼光视之，免使朦混真相”。

既往拿到一本古籍，便以为它生来如此，从未想过手上的这个版本往往经历了上千年、不知多少人的修改。现在才理解我们国家这些古籍能流传至今，有多么的不易。

2）“异文”现象

本书中梁启超并未重点写这个问题，不过既然谈到古籍，就不得不说异文现象。一个例子是崔颢的《黄鹤楼》。我们熟悉的版本是“昔人已乘黄鹤去”，但唐人诗选中，这一句均为“昔人已乘白云去”，只是后来由于种种原因，从元朝开始，变成了“黄鹤”，并为大家所接受，毕竟这首诗是写黄鹤楼的。此外，“芳草萋萋鹦鹉洲”，敦煌本中是“春草青青鹦鹉洲”；“烟波江上使人愁”，敦煌本中为“烟花江上使人愁”。

另一个例子是《道德经》。在我的印象中，此书五千余字，分为《道经》和《德经》，共八十一章。事实上，《道德经》有很多个版本，字数也不一样，有不到五千字的，也有超过五千字的。只是由于王弼注解的这个版本最盛行，因此，现在流传的普遍是这个版本。

我们无需了解这些考证的具体内容，只是不能把手头拿到的版本视为理所当然，更要对不同的版本存有学习和接纳之心。

3）不同学派的不同观点

这部分梁启超提到了不同学者的不同观点，其中最惊讶的莫过于他对《毛诗序》的评价，认为“故欲治《诗经》者，非先将《毛序》拉杂摧烧之”。举一个例子，我们常说“四诗风雅颂”，然而“风雅颂”只有三者，为什么是“四诗”？一直以来的解释是，“雅”可以分为“大雅”和“小雅”，因此加起来是“四诗”。

梁启超的观点是“盖三百篇本以类从，分为四体，曰南、曰风、曰雅、曰颂。自《毛诗序》不得“南”之解，将周、召二《南》侪于《邶》《鄘》以下之诸风名为“十五国风”，于是四诗余其三，而析小、大雅为二以足之，诗体紊矣。”也就是说，“四诗”应该是“南风雅颂”，但《毛诗序》不理解“南”是什么，就把这部分归到了“风”下面，再把“雅”拆分成“大雅”和“小雅”，凑成“四诗”，于是打乱了原来的诗体。

“综合此种资料以推测，“南”似为一种合唱的音乐，于乐终时歌之，歌者不限于乐工，故曰“其乱洋洋盈耳”矣。”这是梁启超对于“南”的解释。

这段时间同时在看钱穆先生的《中国文学史》。谈到《诗经》之时，钱穆依然引用《毛诗序》的解释，也依然赞同“风雅颂”的分类。因此，对于我们来说，了解有不同的争议和观点即可；凭我们目前的学识和认知，恐怕也无力判断到底哪种观点更符合《诗经》。

4）注释之书

由于本书中提到的都是古籍，而古籍流传至今，已经有无数古人阅读并且留下注释；这些注释，往往也是珍贵的资料，帮助我们今天能更好的理解古籍的原意。这也是为什么《毛诗序》会引起这么多的争议。

有些注释是很重要的，因为写注释的人在年代上更接近古籍，更能看到全貌，也比我们现在这个时代更能理解书的原意。比方说韩非子注释过《道德经》，成为后人研读时的重要参考；而王弼注释的《道德经》，现在几乎成为官方版本。《道德经》中有一句“治大国若烹小鲜”，这句话可以有多种理解；但如果看到前人有注释“勿扰民”，理解起来就容易多了。

梁启超在重要的古籍的分析及阅读指导之后，均有一栏是对从古到今各个注释版本的比较和评价，并给出建议，读者最好参考哪几个版本的注释书。

这本书是梁启超先生用半文言写成的，对于读惯了白话文的人来说，可能略有不适应。不过总体来说，比真正的文言文容易阅读得多，理解上应当不存在困难。如果真的有志于阅读更多的古籍，这本书当为不错的入门及指南。最后，引用梁启超先生的两段话作为结尾：

”好文学是涵养情趣的工具，做一个民族的分子，总须对于本民族的好文学十分领略。能熟读成诵，才在我们的“下意识”里头，得着根柢，不知不觉会“发酵”。有益身心的圣哲格言，久已在我们全社会上形成共同意识，我既做这社会的分子，总要彻底了解他，才不至和共同意识生隔阂。“

”诸君勿因初读中国书，勤劳大而结果少，便生退悔， 因为我们读书，并不是想专向现时所读这一本书里讨现钱现货的得多少报酬，最要紧的是涵养成好读书的习惯，和磨炼出善读书的脑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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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之学,在我国可谓源远流长。目录学著作,对了解我国文化、学术研究具有重要价值。而明清两代,私人藏书盛极,因而私家目录著作也极为丰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