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童禅寺的简单介绍

栏目:古籍资讯发布:2023-08-17浏览:1收藏

天童禅寺的简单介绍,第1张

1、天童寺2021年10月开放时间2、宁波有哪些旅游景点3、从慈城最短时间到达天童禅寺怎么走4、11月12日天童寺对外开放吗天童寺2021年10月开放时间

10月1日-3日。

2021年10月1日-3日,天童禅寺实行部分开放。进入寺院需要测温,出示甬行码、行程码,佩戴口罩,保持社交距离。佛殿以后区域暂停开放;东边斋堂暂停对外开放,谢绝香客和游客用餐。10月4日-11月6日,为保障传戒法会平安进行,天童禅寺暂停开放,实行封闭管理。

景点介绍:

天童寺掩映于茂林修竹间,群山环抱,古木参天。天童寺位于浙江省宁波市东30公里的鄞县东乡太白山麓(现属于宁波市鄞州区东吴镇天童村境内,是国务院确定的汉族地区佛教全国重点寺院。

双池印景是天童寺前的内外两个万工池,旧为放生池。池水清澈,碧瓦朱墙倒映入池,更添佳趣,池上方有琵琶石,以足顿之,铿锵发音如琵琶声。这也是“天童十景”之一,就是“双池印景”。

宁波有哪些旅游景点

宁波历史文化悠久,是典型的旅游海港城市,那么宁波有哪些旅游景点,一起来看看吧

宁波有哪些旅游景点

天一阁

天一阁藏书楼是我国现存历史最久的私家藏书楼,也是世界上现存最早的三个私家藏书楼之一,建于明嘉靖四十年至四十五年(公元1561—1566之间,原为明兵部右侍郎范钦的藏书处。于1982年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现藏各类古籍近30万卷,其中珍椠善本8万卷,尤以明代地方志和科举录最为珍贵。近年来,我馆事业发展迅速,先后新增中国地方志珍藏馆、银台第官宅博物馆、麻将起源地陈列馆等处。

门票:30元

开放时间:夏令时8:00-17:30。冬令时8:00-17:00

建议游玩时间:2小时

地址:浙江省宁波市海曙区天一街5号

最佳旅游时节:四季皆宜。

城隍庙

城隍庙又称宁波郡庙,位于市中心繁华地带。宁波府城隍庙是我国现存规模最大的城隍庙之一。该庙建于明洪武四年(1371年,建成后屡遭火灾,现存的庙殿是清光绪十年(1884年重建的。郡庙有照壁、头门、二门、戏台、大殿、后殿,建筑完整,气势宏伟。戏台建得尤其精美。戏台是单檐歇山顶,藻井呈鸡笼形,雕龙画凤,朱金装饰,远远看去,熠熠生辉。郡庙内保存着30余块碑刻及宋井等古迹。如今,城隍庙已经成为宁波最大的购物中心,这里商店林立,小吃遍布,实为了解宁波民间风情的一大好去处。

门票:15元

开放时间:8:00-18:00

建议游玩时间:3小时

地址:浙江省宁波市海曙区县学街22号

最佳旅游时节:春秋皆宜。天气晴朗,温度适宜,正是出游好时光。

东钱湖

在宁波市东南近郊逶迤绮丽、连绵不绝的青山群抱中,一颗璀璨的明珠千百年来闪耀着诱人的光芒,她就是郭沫若先生誉为“西子风韵、太湖气魄”的东钱湖。

门票:20元(船票

开放时间:8:00-17:00

建议游玩时间:4小时

地址: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东钱湖镇

最佳旅游时节:春夏秋皆宜。春夏秋景色各异,还可以泛舟湖上,很是惬意。而且每年的农历九月十一东钱湖龙舟节。

阿育王寺

阿育王寺是我国现存唯一以阿育王命名的千年古刹,位于浙江省鄞县阿育王山,是我国禅宗名刹,“中华五山”之一。创建于西晋太康三年(282年,据今已有一千七百多年的历史。阿育王寺闻名外,不仅因为山明水秀,殿宇巍峨,更由于它有一座举世瞩目的舍利宝塔。由于寺内珍藏着一座名闻天下的佛祖舍利宝塔而享誉中外佛教界。

门票:免费

开放时间:6:00-16:00

建议游玩时间:2小时

地址: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五乡镇宝幢明伦村

最佳旅游时节:四季皆宜。

天童寺

天童寺位于宁波市鄞州区东乡太白山麓,号称“东南佛国”,为我国“五大丛林”之一。天童禅寺自义兴祖师开山以来,经历代相承,终于成为巍巍卓立。雄尊秀蔚,千楹万础,规模宏大的禅宗十方丛林。

门票:免费

开放时间:8:00-18:30

建议游玩时间:2小时

地址: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天童乡

最佳旅游时节:四季皆宜。

从慈城最短时间到达天童禅寺怎么走

从“宁波市慈城镇”最短时间到达“宁波市天童禅寺”的驾车路线:全程约548公里。

慈城镇:史称“句余”、“句章”、“慈溪城”,是浙东名邑慈溪的老县城,位于宁波市江北区西北部,距宁波市中心约15公里。

天童禅寺:座落在距宁波市东方二十五公里的太白山麓。

具体驾车路线如下:

起点:慈城镇

1从起点向正西方向出发,行驶10米,左转。

2行驶80米,左转进入南城沿路。

3沿南城沿路行驶270米,右转进入保黎北路。

4沿保黎北路行驶160米,直行进入保黎南路。

5沿保黎南路行驶16公里,左转进入慈水西街。

6沿慈水西街行驶650米,进入慈水西街。

7沿慈水西街行驶210米,右转进入慈孝南路。

8沿慈孝南路行驶15公里,直行进入丹东线。

9沿丹东线行驶350米,直行进入慈城连接线。

10沿慈城连接线行驶30米,直行进入丹东线。

11沿丹东线行驶90米,直行进入慈城连接线。

12沿慈城连接线行驶30米,右转进入江北连接线。

13沿江北连接线行驶290米,直行进入沈海高速。

14沿沈海高速行驶620米,朝嘉兴,G1504,杭州,金华方向,进入沈海高速。

15沿沈海高速行驶450米,朝G1504,机场,杭州,金华方向,进入宁波北枢纽。

16沿宁波北枢纽行驶500米,直行进入沈海高速。

17沿沈海高速行驶39公里,朝G1512,金华,台州,G15方向,进入沈海高速。

18沿沈海高速行驶540米,朝S5,宁波,机场,宁波东方向,进入高桥枢纽。

19沿高桥枢纽行驶510米,直行进入杭甬高速。

20沿杭甬高速行驶88公里,朝鄞州,北仑,大朱家方向,进入杭甬高速。

21沿杭甬高速行驶74公里,朝S1,北仑方向,进入杭甬高速。

22沿杭甬高速行驶16公里,朝北仑,舟山,S1,宁波东方向,进入杭甬高速。

23沿杭甬高速行驶14公里,朝S1,北仑,舟山轮渡,宁波东方向,进入杭甬高速。

24沿杭甬高速行驶500米,朝S1,北仑,舟山轮渡方向,进入杭甬高速。

25沿杭甬高速行驶470米,直行进入甬台温高速(北仑支线。

26沿甬台温高速(北仑支线行驶64公里,朝北仑,轮渡,白峰轮渡方向,进入甬台温高速(北仑支线。

27沿甬台温高速(北仑支线行驶59公里,在G329,鄞州东,东吴,育王天童出口,进入育王天童互通。

28沿育王天童互通行驶830米,直行。

29行驶480米,右转进入宝瞻线。

30沿宝瞻线行驶450米,进入宝瞻线。

31沿宝瞻线行驶90米,进入宝瞻线。

32沿宝瞻线行驶940米,朝瞻岐方向,进入宝瞻线。

33沿宝瞻线行驶32公里,左转进入宝天线。

34沿宝天线行驶12公里,进入宝天线。

35沿宝天线行驶980米,右转。

36行驶780米。

37行驶580米,右转。

38行驶670米,右转。

39行驶300米,到达终点(在道路右侧。

终点:天童禅寺

参考地图

11月12日天童寺对外开放吗

暂停对外开放。

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东吴镇,东吴之名和三国东吴,有割不断的渊源。

公元280年,东吴被西晋司马炎灭亡,国主孙皓投降,三国归晋。东吴旧臣各有去向,相传孙权有个义子名叫俞韶,不愿事从于晋,因此辗转逃亡,隐居于太白山下,不忘故国,取名:东吴。

颖之很想知道,鄞州区东吴镇内,有没有俞姓或孙姓大村落?

东吴镇的太白山麓,千年古刹天童寺,号称“东南佛国”,据载始建于西晋永康元年,即公元300年,仅比三国东吴灭亡晚20年。

颖之倾向于认为,天童禅寺是逃亡隐居于此的东吴人所始建?始建天童禅寺的僧人义兴,或许就是逃离红尘出家修行的三国东吴人?

天童寺万工池边的七宝塔之间,有七棵银杏树,民国时期净心法师所种植,至今百年左右。

银杏树南侧紧邻参天的枫香、杉柏等树,光照受到阻挡,因此横向空旷的北侧生长,形成了天童寺特有的穹窿型银杏胜景,这在全国范围内都是一个特例,禅意弥漫,成为了宁波人的赏秋打卡地。

2022年11月12日,天童寺发布公告:自11月12日10时起,本寺暂停对外开放,实行“双暂停”,恢复开放时间另行通知。

这个通告很容易造成误解,很多人以为今秋不能再欣赏那些银杏树。

其实天童寺和天童景区是两个概念,关闭的是天童寺,天童景区照常开放。

那些银杏树,属于天童景区范围,因此那些穹窿型的银杏树依然可以打卡拍照,只是不能进入寺院殿内活动。

山东聊城杨以增氏海源阁、江苏常熟瞿氏铁琴铜剑楼、浙江杭州丁氏八千卷楼、浙江吴兴陆氏皕宋楼,合称中国清代四大私人藏书楼。

海源阁位于中国历史文化名城——聊城古城中心,由清代江南河道总督、邑人杨以增创建于道光二十年(1840年),总计藏书四千余种,二十二万余卷,金石书画不胜枚举,收藏之富“为海内之甲观”。海渊阁于本世纪二十至四十年代,屡遭兵燹匪劫,珍藏流散,楼舍损毁,1992年10月,聊城市筹集资金200万元,将海渊阁重新修复。中国历史博物馆将聊城的海渊阁与北京的文渊阁、皇史晟、宁波的天一阁并列为中国历史上官私藏书的典范。而晚清四大私人藏书阁又以瞿杨两家所藏宋元珍本最多,故又有“南瞿北杨”之誉。

天一阁

坐落在浙江省宁波市月湖之西的天一街,是我国现存最古老的私人藏书楼,也是世界上现存历史最悠久的私人藏书楼之一。始建于公元1561年(明嘉靖四十年),建成于1566年(明嘉靖四十五年),原为明兵部右侍郎范钦的藏书处。1982年3月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3年被评为国家4A级旅游景点,2007年又被公布为全国重点古籍保护单位。

拍卖会 一年成交146亿

据不完全统计,在2006年,共有105家公司拍卖了中国文物与艺术品,比去年增加21家;举行拍卖专场689个,比去年增加68个;总成交额约为146亿元人民币。而在2003年,中国文物与艺术品拍卖的总成交额还只有25亿元人民币。

在业内,中贸圣佳、中国嘉德、北京保利、北京华辰四大拍卖公司是中国文物与艺术品拍卖市场的第一集团,其经营内容涵盖了中国古代书画、中国近现代书画、中国当代书画;瓷器、玉器、铜器、杂项;油画、雕塑、近现代艺术;邮票、钱币;古籍善本、碑帖拓片等。由此不难看出,对于收藏投资,人们不但热情高涨,而且兴趣广泛。

同样是在2006年,收藏市场上频频拍出令人咋舌的高价:在香港苏富比秋季拍卖会上,一尊明永乐鎏金铜佛像以1166亿港币成交,创造了中国艺术品的最高拍卖纪录;在中国嘉德春季拍卖会上,一只清乾隆粉彩开光八仙过海图盘口瓶以5280万元成交,为内地拍卖中国瓷器的最高纪录;在香港佳士得拍卖会上,一只清乾隆御制珐琅彩杏林春燕图碗以15123亿港币创造了中国清代瓷器的拍卖纪录,徐悲鸿的油画作品《奴隶与狮》以5388万港元创下中国油画世界拍卖新纪录;在北京华辰秋拍会上,《地球的红飘带》以1540万元成交,创造了中国连环画拍卖纪录……

一位业内人士告诉记者,2005年底,中国在世名家的作品一平尺的平均价在5000~6000元人民币,到2006年5月上涨至12000元,此后不到一个月,这价格就跳到了15000元。“过去是好几年才涨一次,后来变成几个月涨一次,如今却是一个月涨一次。”

古玩商 摊位转手挣百万

在北京古玩城的一个展厅,一位老板正在打电话:“你要的那块石头,44万元,带款来吧。”如今,在古玩城逛的人多了,舍得花钱的主儿更多了。一位经营者透露,这里的摊位转让费已经达到了100万元人民币。

除此之外,在潘家园旧货市场,“捡漏儿”的人群也日益庞大。有人调侃,今天的北京城有两个地方最热闹,一个是天安门广场,人们都在扬头看升国旗;另一个就是潘家园旧货市场,人们都在低头寻国宝。在这里,仿古家具、文房四宝、古籍、字画、旧书刊、玛瑙玉翠、陶瓷、中外钱币、竹木牙雕、皮影脸谱、佛堂五供、民族服饰、文革遗物等应有尽有。在回忆录《亲历历史》中,美国前第一夫人希拉里还曾提到当年随丈夫克林顿访华时,点名要逛潘家园的往事。

收藏投资缘何高烧不退

“金融证券业的平均投资回报率是15%,房地产业是21%,而艺术品收藏投资的回报率却在30%以上。”中国收藏家协会副秘书长荆治中一语道破天机,高回报率让艺术品收藏成为最赚钱的行当,这也成为全民收藏风潮兴起的根本原因。

“这几年,股票的风险出来了,房地产受调控影响,大家意识到在古玩这个行业,只要东西是真的,品相还好,再具备一些历史价值、艺术价值,不仅能保值,增值的空间也很大。”中国收藏家协会常务理事长雷从云说。据文化部中国艺术品评估委员会副主任王立军分析,好的藏品基本上是一年升值30%至50%,这刺激了手中有闲钱的人们把眼光投向这个领域。

2004年6月,在北京举办的中贸圣佳春季拍卖会上,明末清初画家陈老莲的一件《花鸟册页》让众买家争夺的热情高涨。《花鸟册页》以500万元起拍,经过51轮激烈较量,最终以2860万元成交。而在5年前,这件拍品在北京翰海拍卖会上的成交价仅为209万元。更早一些的1996年,浙江小小集团在翰海拍卖会上以94万元购入明代沈士充的《仿宋元十四家笔意图卷》。3年之后,小小集团又在翰海以338万元抛出。

“修订后的《文物法》规定,凡是通过祖传、朋友赠送、商店购买、拍卖会拍得四种途径取得的文物均可自由买卖,这也是文物市场空前兴旺的原因之一。”荆治中说。

除了回报率高、增值空间大以外,推动收藏市场火爆的原因还有一些投机分子故意炒作,先大量收购某个时期的古玩,使其价格一路飙升,然后再慢慢“放水”。此外,一些企业也在借收藏途径避税。据业内人士透露,很多公司老板以企业名义买下艺术品,将所有开销都摊入企业经营成本,这样一来,企业就不需要缴税。而这些艺术品作为经营设施,年年折旧,最终合法转归个人。

艺术品市场的虚火

随着鉴宝类节目的热播,“收藏热”在神州大地的温度越升越高。但伴随其中的也有很多陷阱,例如充斥市场的赝品、拍卖台后的黑幕以及人为的炒作等。其实自古以来,收藏就是一门很深奥的学问,即使是行家、专家也难免有走眼的时候。可以说,现在的收藏业呈现出的是一派虚火景象,虽然有些收藏品的市场价格还没有达到其真实价值,但也有很多被名不副实地标上了天价,其价格远远超出了真实价值。

鉴宝类节目扰乱市场

一向有着“专家依赖症”的人们最近有些发懵,因为他们发现,权威媒体上出现的专家也可能有“伪”。国内鉴宝类节目红红火火,但不久前,张蔚星等文物专家却忍不住出来“放炮”:当前有所谓的“评委”在一些节目中以假为真,严重扰乱了收藏市场。

在专家们看来,鉴宝类节目存在的问题很多,比如将赝品当作真迹估价上百万元。张蔚星表示,在鉴宝类节目中,这类情况非常普遍。以某电视台的节目为例,在2006年的一期节目中,评委为一套齐白石通景屏估价上百万元,但事实上,这套通景屏是赝品,其笔法、款识与齐白石真迹相差甚远。在书画行内,达到七成像的仿品被称为高仿,在市场上往往能够以假乱真。而电视中出现的这套通景屏只有四成像,却被当做真迹公布出来。除了鉴定“失误”外,节目评委还会借助媒体对私人藏品进行大肆吹捧。

按照张蔚星的说法,这些评委是“伪专家”。在这一事实没有被揭发之前,这些评委频频在权威媒体中出现,穿着得体、言语自信,戴眼镜后按估价键的神态也甚是庄严。

不能否认,赝品和“伪专家”的粉墨登场使得鉴宝类节目异化为娱乐节目。收藏的学问很深,要了解的事情也实在太多,此时,专家的作用就凸现出来。到底谁是专家?老百姓不清楚,他们只能相信媒体的说法——媒体说某人是专家,那么,在老百姓的眼中,这个人说出的话就具有权威性。

只是,频繁出现的鉴定“失误”与“伪专家”却让许多人上当受骗、吃尽苦头,而相关媒体也是颜面扫地、公信渐失。

艺术品拍卖的黑幕

火爆的收藏市场带动了艺术品拍卖,只是很少有人能了解到拍卖市场背后的暗箱操作。据资深拍卖师李先生介绍,拍卖中最常见的莫过于作价。这里的作价并不是常规意义上的为藏品定价,使其能在市场正常地流通,而是有着另外一层含义和作用。“作价”者要做的是找到一件卖相好、能担得起高价的藏品,然后将其买进或定下,在与拍卖公司协商佣金和操作方案之后,再到拍场上将这件藏品的价格炒高,最后将其抵押给银行。

“为达成交易,有些拍卖公司会迁就买卖双方的暗箱操作要求,其中之一就是虚增成交价。首先,三方(委托方、买受方、拍卖公司)约定好‘真实’的成交价和佣金,然后进入表演阶段。如果标的不是买下来,而仅仅是用定金定下的藏品,则无须支付全部货款,说得通俗些,这就等于是在空手套白狼。所谓的拍卖价钱都是演给别人看的,大家不会按这个价钱进行结算。”李先生说。

对于现在很多拍卖市场价格虚高的现象,李先生也进行了解释:“这有可能是拍卖公司为创纪录而做的戏。拍卖是一个黑洞行业,谁的最终成交价高,好东西和大买家就会向谁集中。有了好东西和大买家,自然又可以拍出更高的价钱,继续吸引更多、更好的东西和更多、更大的买家,从而进入良性循环。也有卖家等钱用,为了能确保成交,不得不接受买家或拍卖公司的要求,做出‘表演价’。还有一种情况,卖家为了不使自身形象受损,或者为了获取其他利益(比如配合股市的坐庄动作等),要求买家或拍卖公司配合炒高最终成交价。”

这就是为什么有时候人们看到一些并不出色的藏品会被热炒到非正常高度的原因所在。很多投资者并不了解某些天价拍卖的内幕,一旦贸然介入其中,有可能会蒙受巨大损失。

赝品充斥古玩市场

在火爆的收藏市场背后潜藏着混乱,大量赝品充斥其间,导致能从中挣到钱的收藏者并不算多。“如今,在北京,95%以上的字画都是赝品,文物造假风越来越盛。”一位在潘家园古玩市场卖字画的王先生向记者透露。据他介绍,不少拍卖行都成为赝品集散地。王先生直言,在潘家园古玩市场中,很多店销售的几乎都是现代仿品,“一般都是卖给不懂货的外地人,就算他们发现有假找上门来,店主也不认账。要是碰上认识的行里人来淘货,店主拿给他们看的就是另外的物件了。”谈及收藏市场的火爆情况,王先生却摇了摇头:“很多购买者根本就不是想收藏,看上一幅画后,他们直接就问这画前年的行情、去年的价格、有没有升值的潜力。这些人不懂字画和古玩,怎么可能不受骗呢?”

老李在潘家园专门经销赝品,他坦言自己以前就干过古玩造假的事,后来收手不干了。老李一般都是从兜售赝品的小贩手里进货,而这些小贩则直接从造假者手里进货,“有的是北京本地人造的,有的是从外地来的,像有些古钱币就是从天津的小窑里上的货。一般北京人造的都比较精细,外地的相对粗糙些。”

据老李介绍,赝品大多可以卖上很高的价钱,一般是成本的几十倍乃至上百倍,“现在北京从事文物造假的至少在百人以上,这个数字还是保守的,而其中也有不少高手,他们通常都有专门造假的窝点,而且水平很高,在胎质、色彩、纹饰等各方面完全可以以假乱真,就算行家也很难辨别真伪。我就曾经到一个制作点买过高仿品。一间小破屋,一个小炉子,就能做出逼真的高仿品,你不服不行!我一下子就买了3万多元的货,转手就卖了20多万。”

收藏行业的“潜规则”

水分专家

有的专家故意把真文物说成是假的,然后再托另外一个人花极少的钱把这个东西买下;有的专家把假文物说成是真的,从而收取所谓的鉴定费用。目前我国各类收藏品鉴定机构有数百家,其中不少机构的专家见了藏品就一律说是真的,还开具毫无用处的鉴定证书,每份证书收取上千元的费用。

委托方既卖又买

有时,拍卖场上的买受人与委托人虽然以各不相同的面目出现,其实是同一批人。他们策划于密室,表演于拍场,其主要目的不外乎为拍品“定价”或者希望“钓”到更大的买家。近年来,某些未成名的年轻艺术家发现了一条成名的捷径,那就是通过拍卖公司所举办的拍卖会进行市场炒作。他们到拍卖场上自卖、自买一番,或邀请朋友在拍卖会上哄抬自己作品的价格,以期在今后的销售之中就可以获得良好的回报。

“黑槌”大行其道

拍卖场上还会出现这样的情景,一位买家出了价钱之后,又有其他新的买家出价。但是,此时的拍卖师却对其他新的买家熟视无睹,仍然一槌定音。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有:拍卖公司内部管理混乱,监管机制不健全,拍卖师的“黑槌”大行其道;拍卖师与买家串通一气,坑害卖家,坑害其他买家,坑害拍卖公司。

“画虫儿”的表演

现在有一些专门出入于拍卖公司的“倒爷儿”,亦称“画虫儿”。他们的频繁交易、频繁买卖使艺术品投资市场的节奏和规律受到干扰。而且这些“画虫儿”们的品位不高,这也会对艺术品投资造成制约。

“画虫儿”们在拍场上的表演,可能会给投资者们带来损失,这样也就会影响他们的情绪,分散他们的注意力,从而在以下的拍卖进程之中,对投资者造成更多、更大的损失。

一般情况下,“画虫儿”也是有迹可循的,他们常常对半真半假的标的感兴趣,投资者们如果发现某些人专买或多买此类标的,就要小心了;“画虫儿”很少竞拍名家重品或拍卖公司的重头标的、高价位标的,甚至在刚刚开始竞价,价位尚处于很低的水平时,也少有举牌应价;“画虫儿”们多是三五成群的一伙,在拍场上旁若无人地高谈阔论;“画虫儿”常常应价很“到位”,竞价技巧十分娴熟,但所出之价一看就知是“虫儿”价。

收藏热背后尚缺平和心态

“中国古代数千年文明所遗留的文化与艺术能够保存至今,历代公私收藏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而民间收藏家也是功不可没的。”

收藏之道,历史久远,早在春秋战国时期,人们就已经开始重视对前代器物的收藏。但《左传》所称的“文物以记之,声明以发之”,指的是历史遗留的礼乐典章制度,与我们今天所称的“文物”涵义是不同的。隋唐时期对文物的理解更为广泛,骆宾王“文物俄迁谢,英灵有盛衰”、杜牧的“六朝文物草连空,天淡云闲今古同”,不仅指的是文献和文物,同时也包括了历史遗迹。

其实,对于文物和文献的保护与收集,自汉代以来就已形成,历代皇宫中都收藏有珍贵的图书典籍和文物艺术品。西汉武帝设置秘阁,收藏图书;东汉明帝好尚丹青,别开画室。汉唐以来历代王朝都收藏和聚敛了大量的文物,甚至后蜀孟氏、南唐李氏小朝廷的收藏也是十分丰富。在中国历史上,每当王朝更替,都会有大量文物毁于兵燹水火,幸存部分或为新政权接收,或散失于民间。唐代的《贞观公私画史》和《历代名画记》就记载了唐大中(847)以前皇宫收藏文物几次聚散的情况。

宋徽宗时宫中收藏的书画和古器物达6000余件,分别藏于宣和殿和崇政殿,并编撰了《宣和书谱》和《宣和画谱》记录宫中所藏书画。当时士大夫也重收藏,尤其是金石之学极盛,欧阳修、赵明诚等都是金石收藏家。元明时期收藏领域不断拓宽,除了传统的青铜、陶瓷、法帖、书画之外,古玉器、漆器和竹木牙角杂项都有许多研究专著问世。清代到了乾隆之时,内府收藏之富,远远超过了前代,而民间收藏之风遍及朝野,尤其是藏书和版本之学,为后世的古籍研究、整理与校勘起到重大作用。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那就是中国古代数千年文明所遗留的文化与艺术能够保存至今,历代公私收藏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而民间收藏家也是功不可没的。正如清代学者洪亮吉所说:“上则补石室金匮之遗亡,下可备通人博士之浏览,是为收藏家。”

“我们的文物拍卖业和媒体也将文物的经济价值和升值空间当作一种收藏追求,从而引导人们一种畸形的收藏心态。”

收藏也是一门学问,需要多方面的综合知识和艺术修养,无论收藏者选择的哪一个门类,都需要触类旁通的文化底蕴,不能想象一个收藏家是没有文化的人。收藏家也要有一种锲而不舍的执著,对收藏倾注极大的精力与情感,先爱之而后藏之,视收藏为生命的一部分,以保护和研究为己任,而绝对不是一个囤积者与典守者。

我国历史上出现过众多的收藏大家,远的不说,自元明以来就有米芾、范钦、项元汴、孙承泽、梁清标、安岐、卞永誉、黄丕烈、陈介祺等人,近现代有罗振玉、傅增湘、周叔 、张伯驹诸君。这些人不仅是收藏家,更是鉴赏家和研究者,他们一生虽然收藏甚富,但从未以财产视之。更重要的是,他们对所藏文物有精湛的研究,或有诸多著作传世,这样的人才算得是真正的收藏家。

我们今天一讲到收藏,聚焦点都放在经济价值上,事实上我们的文物拍卖业和媒体也将文物的经济价值和升值空间当作一种收藏追求,从而引导人们一种畸形的收藏心态。文物有三种价值和三种作用,这是世界所公认的,这就是它的历史价值、艺术价值和科学价值,而它的三个作用也就是教育作用、借鉴作用和科学研究的作用。文物的经济价值是它进入收藏和流通领域后所形成的,而由于受到诸多因素的左右,它的经济价值也绝对不是恒定的,一方面,政治、经济、社会状况都会对文物的经济价值起到重要作用,俗话说“盛世文物,乱世黄金”,大抵是这个道理。另一方面,文物的经济价值也受到不同历史时期文化认同的影响,以十年动乱为例,文物在这一特定历史时期失去了收藏和流通的空间,其经济价值也就无从说起了。

“文物和艺术品的投资者并非是收藏家,他们中大多数人对文物和艺术并没有深厚的文化积累和鉴赏水平,而是文物‘在途’的运作者,或者说是击鼓传花。”

民间收藏自古以来都是收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2002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正式颁布,在之后出台的《文物保护法实施细则》中,才首次将我国民间收藏纳入了全社会文物保护事业之中,从而确立了民间收藏的合法地位。这也使民间收藏热持续升温,一方面提高了全民的收藏意识,另一方面也丰富了民众的文化生活,无疑是一件好事。

但在近一个时期以来,我们许多电视节目和关于文物拍卖的报道中,过于片面地渲染文物的经济价值攀升,也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将社会的关注点引向对文物经济价值的追逐,这就需要我们对当前收藏热进行冷静客观的审视了。也正是这种推波助澜的作用,所谓的“收藏热”之中,更多的成分倒是对文物和艺术品的“投资热”。因此从当前市场来看,我们的“收藏热”还并不很成熟,收藏品的流通渠道也不够规范,尤其是收藏热背后的心态,也还缺少平和之气,整个收藏环境的完善也就尚待时日了。

文物和艺术品的投资者并非是收藏家,他们中大多数人对文物和艺术并没有深厚的文化积累和鉴赏水平,而是文物“在途”的运作者,或者说是击鼓传花,更有以此洗钱或实施贿赂者。有人曾慨叹当前我国尚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收藏家,我以为虽稍失偏颇,但确是言之中的。与欧美相比较,我们尚无那种坐拥稀世之珍而又视之为生命,并且真正懂得其艺术价值的大收藏家。但并非以收藏为投资,先爱之而后藏之的人还是很不少的,他们或许不能称之为“家”,但作为一个普通的收藏者于此道中得到的快乐与陶冶都并不逊于大收藏家。

歌德说过“收藏家是最幸福和快乐的人”。这种幸福和快乐是因为他所拥有与占有的财富吗?不完全是。主要的幸福与快乐当是来自于收藏的过程中,蕴含于玩摩和研究之内,这也是收藏家和收藏爱好者应有的心态。

“收藏需要一片土壤和一种氛围,这片土壤就是良好的社会环境和经济环境,而这种氛围则是文化,一种积淀而成的文化,或者说是一种没有浮躁心态和铜臭气的文化。”

我们常说“文物是人类的共同财富”,这种财富却是不能以金钱计算的。文物作为收藏品,它们的历史价值、艺术价值和科学价值都是永远不会变的,它们所给与人们的物质与精神享受更是无法以金钱衡量的。中国的社会变迁与更迭,历来速于西方社会,一件收藏品伴随收藏者的一生已属不易,焉能子子孙孙永远为一家一姓保存下去。我们常常看到许多前朝书画之上钤有“子孙永保之”或“子子孙孙永保之”的印章,其实当我们展卷拜观时早已不知流经多少藏家之手。每于斯时,总会慨然良久,不免有兴亡之叹。然而我们在这件文物面前唯其艺术魅力倾倒之时,也会对历代收藏者肃然起敬。

明末清初的项元汴和梁清标都是大收藏家,项氏的天籁阁和梁氏的秋碧堂就是他们的收藏之所。而不过百年,劳碌一生所 集聚敛的文物终遭散佚,后来大多进了乾隆内府,但经他们审定鉴赏的文物却部分得以保存,虽天籁阁圮,秋碧堂空,但他们在文物收藏方面的历史贡献却是永存的。张伯驹先生是现代大收藏家,鉴赏腹笥甚宽,经眼文物无数,他不惜卖掉房产和许多珍贵收藏去买陆机《平复帖》和展子虔《游春图》,为的是“愿此物永存吾土”,最后将最为珍贵的22件文物捐献国家。这种胸怀与其说是修养,毋宁说是文化。

收藏需要一片土壤和一种氛围,这片土壤就是良好的社会环境和经济环境,而这种氛围则是文化,一种积淀而成的文化,或者说是一种没有浮躁心态和铜臭气的文化。赵珩

后记

买的人不懂,懂的人没钱,这是隐藏在全民玩收藏背后的尴尬。经济利益改变收藏生态,现在的收藏更像是一场财富游戏。

说起来很悲哀。

如今,相较宋代五大官窑瓷器,清三代(康熙、雍正、乾隆)的官窑瓷器被捧到天价。究其原因,中国收藏家的队伍中增加了很多企业家,这些人的鉴赏水平有限,在色彩、绘画、款题等方面达到高峰的清三代瓷正好符合了他们“看着漂亮就行”的水准。于是,在拍卖会上,为了获得拍品,这些所谓的收藏爱好者们不理性地举牌出价,投机心理让拍卖场沦为高级地摊。事实上,宋代五大官窑瓷已有千年历史,而清三代瓷距今不过三四百年。“家有黄金千两,不如钧瓷一片。”这话说的正是代表中国古代工艺最高水平的宋代官窑瓷。

民间资金的介入可以改变市场的走向,却无法掩盖买家鉴赏能力的先天不足。也许,那些财大气粗的投资者根本不在乎别人的评价,因为在他们的眼中,一件件藏品不过是一个个惊人数字的化身,它们的作用在于让钱生钱。艺术价值?在经济利益面前,它一文不值。

只有在真正的收藏家那里,一件文物的经济价值才能退居其次,甚至可以忽略不计。古往今来,收藏大家的幸福和快乐都是建立在收藏过程中的——他们的收藏没有铜臭味,他们甚至乐于去做守护传世珍宝的穷人。应该庆幸!正是因为有了这样一群单纯的人,中国的文化与历史才能以实物的形式延续、传承。没有了他们,收藏无异于买卖,除了利润,再无存在的意义。

买的人不懂,懂的人没钱,这样的收藏现状危险了。

风雨天一阁

余秋雨

不知怎么回事,天一阁对于我,一直有一种奇怪的阻隔。

照理,我是读书人,它是藏书楼,我是宁波人,它在宁波城,早该频频往访的

了,然而却一直不得其门而入。1976年春到宁波养病,住在我早年的老师盛钟健先

生家。盛先生一直有心设法把我弄到天一阁里去看一段时间书,但按当时的情景,

手续颇烦人,我也没有读书的心绪,只得作罢。后来情况好了,宁波市文化艺术界

的朋友们总要定期邀我去讲点课,但我每次都是来去匆匆,始终没有去过天一阁。

是啊,现在大批到宁波作几日游的普通上海市民回来都在大谈天一阁,而我这

个经常钻研天一阁藏本重印书籍、对天一阁的变迁历史相当熟悉的人却从未进过阁,

实在说不过去。直到1990年8月我再一次到宁波讲课,终于在讲完的那一天支支吾吾

地向主人提出了这个要求。主人是文化局副局长裴明海先生,天一阁正属他管辖,

在对我的这个可怕缺漏大吃一惊之余立即决定,明天由他亲自陪同,进天一阁。

但是,就在这天晚上,台风袭来,暴雨如注,整个城市都在柔弱地颤抖。第二

天上午如约来到天一阁时,只见大门内的前后天井、整个院子全是一片汪洋。打落

的树叶在水面上翻卷,重重砖墙间透出湿冷冷的阴气。

看门的老人没想到文化局长会在这样的天气陪着客人前来,慌忙从清洁工人那

里借来半高统雨鞋要我们穿上,还递来两把雨伞。但是,院子里积水太深,才下脚,

鞋统已经进水,唯一的办法是干脆脱掉鞋子,挽起裤管蹚水进去。本来浑身早已被

风雨搅得冷飕飕的了,赤脚进水立即通体一阵寒噤。就这样,我和裴明海先生相扶

相持,高一脚低一脚地向藏书楼走去。天一阁,我要靠近前去怎么这样难呢?明明

已经到了跟前,还把风雨大水作为最后一道屏障来阻拦。我知道,历史上的学者要

进天一阁看书是难乎其难的事,或许,我今天进天一阁也要在天帝的主持下举行一

个狞厉的仪式?

天一阁之所以叫天一阁,是创办人取《易经》中“天一生水”之义,想借水防

火,来免去历来藏书者最大的忧患火灾。今天初次相见,上天分明将“天一生水”

的奥义活生生地演绎给了我看,同时又逼迫我以最虔诚的形貌投入这个仪式,剥除

斯文,剥除参观式的悠闲,甚至不让穿着鞋子踏入圣殿,背躬曲膝、哆哆嗦嗦地来

到跟前。今天这里再也没有其他参观者,这一切岂不是一种超乎寻常的安排?

不错,它只是一个藏书楼,但它实际上已成为一种极端艰难、又极端悲怆的文

化奇迹。

中华民族作为世界上最早进入文明的人种之一,让人惊叹地创造了独特而美丽

的象形文字,创造简帛,然后又顺理成章地创造了纸和印刷术。这一切,本该迅速

地催发出一个书籍海洋,把壮阔的华夏文明播扬翻腾。但是,野蛮的战火几乎不间

断地在焚烧着脆薄的纸页,无边的愚昧更是在时时吞食着易碎的智慧。一个为写书、

印书创造好了一切条件的民族竟不能堂而皇之地拥有和保存很多书,书籍在这块土

地上始终是一种珍罕而又陌生的怪物,于是,这个民族的精神天地长期处于散乱状

态和自发状态,它常常不知自己从哪里来,到哪里去,自己究竟是谁,要干什么。

只要是智者,就会为这个民族产生一种对书的企盼。他们懂得,只有书籍,才

能让这么悠远的历史连成缆索,才能让这么庞大的人种产生凝聚,才能让这么广阔

的土地长存文明的火种。很有一些文人学士终年辛劳地以抄书、藏书为业,但清苦

的读书人到底能藏多少书,而这些书又何以保证历几代而不流散呢?“君子之泽,

五世而斩”,功名资财、良田巍楼尚且如此,更遑论区区几箱书?宫廷当然有不少

书,但在清代之前,大多构不成整体文化意义上的藏书规格,又每每毁于改朝换代

之际,是不能够去指望的。鉴于这种种情况,历史只能把藏书的事业托付给一些非

常特殊的人物了。这种人必得长期为官,有足够的资财可以搜集书籍;这种人为官

又最好各地迁移,使他们有可能搜集到散落四处的版本;这种人必须有极高的文化

素养,对各种书籍的价值有迅捷的敏感;

这种人必须有清晰的管理头脑,从建藏书楼到设计书橱都有精明的考虑,从借

阅规则到防火措施都有周密的安排;这种人还必须有超越时间的深入谋划,对如何

使自己的后代把藏书保存下去有预先的构想。当这些苛刻的条件全都集于一身时,

他才有可能成为古代中国的一名藏书家。

这样的藏书家委实也是出过一些的,但没过几代,他们的事业都相继萎谢。他

们的名字可以写出长长一串,但他们的藏书却早已流散得一本不剩了。那么,这些

名字也就组合成了一种没有成果的努力,一种似乎实现过而最终还是未能实现的悲

剧性愿望。

能不能再出一个人呢,哪怕仅仅是一个,他可以把上述种种苛刻的条件提升得

更加苛刻,他可以把管理、保存、继承诸项关节琢磨到极端,让偌大的中国留下一

座藏书楼,一座,只是一座!上天,可怜可怜中国和中国文化吧。

这个人终于有了,他便是天一阁的创建人范钦。

清代乾嘉时期的学者阮元说:“范氏天一阁,自明至今数百年,海内藏书家,

唯此岿然独存。”

这就是说,自明至清数百年广阔的中国文化界所留下的一部分书籍文明,终于

找到了一所可以稍加归拢的房子。

明以前的漫长历史,不去说它了,明以后没有被归拢的书籍,也不去说它了,

我们只向这座房子叩个头致谢吧,感谢它为我们民族断残零落的精神史,提供了一

个小小的栖脚处。

范钦是明代嘉靖年间人,自二十七岁考中进士后开始在全国各地做官,到的地

方很多,北至陕西、河南、南至两广、云南,东至福建、江西,都有他的宦迹。最

后做到兵部右侍郎,官职不算小了。这就为他的藏书提供了充裕的财力基础和搜罗

空间。在文化资料十分散乱又没有在这方面建立起像样的文化市场的当时,官职本

身也是搜集书籍的重要依凭。他每到一地做官,总是非常留意搜集当地的公私刻本,

特别是搜集其他藏书家不甚重视、或无力获得的各种地方志、正书、实录以及历科

试士录,明代各地仕人刻印的诗文集,本是很容易成为过眼烟云的东西,他也搜得

不少。这一切,光有搜集的热心和资财就不够了。乍一看,他是在公务之暇把玩书

籍,而事实上他已经把人生的第一要务看成是搜集图书,做官倒成了业余,或者说,

成了他搜集图书的必要手段。他内心隐潜着的轻重判断是这样,历史的宏观裁断也

是这样。好像历史要当时的中国出一个藏书家,于是把他放在一个颠簸九州的官位

上来成全他。

一天公务,也许是审理了一宗大案,也许是弹劾了一名贪官,也许是调停了几

处官场恩怨,也许是理顺了几项财政关系,衙堂威仪,朝野声誉,不一而足。然而

他知道,这一切的重量加在一起也比不过傍晚时分差役递上的那个薄薄的蓝布包袱,

那里边几册按他的意思搜集来的旧书,又要汇入行箧。他那小心翼翼翻动书页的声

音,比开道的鸣锣和吆喝都要响亮。

范钦的选择,碰撞到了我近年来特别关心的一个命题:基于健全人格的文化良

知,或者倒过来说,基于文化良知的健全人格。没有这种东西,他就不可能如此矢

志不移,轻常人之所重,重常人之所轻。他曾毫不客气地顶撞过当时在朝廷权势极

盛的皇亲郭勋,因而遭到廷杖之罚,并下过监狱。后来在仕途上仍然耿直不阿,公

然冒犯权奸严氏家族,严世藩想加害于他,而其父严嵩却说:“范钦是连郭勋都敢

顶撞的人,你参了他的官,反而会让他更出名。”结果严氏家族竟奈何范钦不得。

我们从这些事情可以看到,一个成功的藏家在人格上至少是一个强健的人。

这一点我们不妨把范钦和他身边的其他藏书家作个比较。与范钦很要好的书法

大师丰坊也是一个藏书家,他的字毫无疑问要比范钦写得好,一代书家董其昌曾非

常钦佩地把他与文徵明并列,说他们两人是“墨池董狐”,可见在整个中国古代书

法史上,他也是一个耀眼的星座。他在其他不少方面的学问也超过范钦,例如他的

专著《五经世学》,就未必是范钦写得出来的。但是,作为一个地道的学者艺术家,

他太激动,太天真,太脱世,太不考虑前后左右,太随心所欲。起先他也曾狠下一

条心变卖掉家里的千亩良田来换取书法名帖和其他书籍,在范钦的天一阁还未建立

的时候他已构成了相当的藏书规模,但他实在不懂人情世故,不懂口口声声尊他为

师的门生们也可能是巧取豪夺之辈,更不懂得藏书楼防火的技术,结果他的全部藏

书到他晚年已有十分之六被人拿走,又有一大部分毁于火灾,最后只得把剩余的书

籍转售给范钦。

范钦既没有丰坊的艺术才华,也没有丰坊的人格缺陷,因此,他以一种冷峻的

理性提炼了丰坊也会有的文化良知,使之变成一种清醒的社会行为。相比之下,他

的社会人格比较强健,只有这种人才能把文化事业管理起来。太纯粹的艺术家或学

者在社会人格上大多缺少旋转力,是办不好这种事情的。

另一位可以与范钦构成对比的藏书家正是他的侄子范大澈。范大澈从小受叔父

影响,不少方面很像范钦,例如他为官很有能力,多次出使国外,而内心又对书籍

有一种强烈的癖好;他学问不错,对书籍也有文化价值上的裁断力,因此曾被他搜

集到一些重要珍本。他藏书,既有叔父的正面感染,也有叔父的反面刺激。据说有

一次他向范钦借书而范钦不甚爽快,便立志自建藏书楼来悄悄与叔父争胜,历数年

努力而楼成,他就经常邀请叔父前去作客,还故意把一些珍贵秘本放在案上任叔父

随意取阅。遇到这种情况,范钦总是淡淡的一笑而已。在这里,叔侄两位藏书家的

差别就看出来了。侄子虽然把事情也搞得很有样子,但背后却隐藏着一个意气性的

动力,这未免有点小家子气了。在这种情况下,他的终极性目标是很有限的,只要

把楼建成,再搜集到叔父所没有的版本,他就会欣然自慰。结果,这位作为后辈新

建的藏书楼只延续几代就合乎逻辑地流散了,而天一阁却以一种怪异的力度屹立着。

实际上,这也就是范钦身上所支撑着的一种超越意气、超越嗜好、超越才情,

因此也超越时间的意志力。这种意志力在很长时间内的表现常常让人感到过于冷漠、

严峻,甚至不近人情,但天一阁就是靠着它延续至今的。

藏书家遇到的真正麻烦大多是在身后,因此,范钦面临的问题是如何把自己的

意志力变成一种不可动摇的家族遗传。不妨说,天一阁真正堪称悲壮的历史,开始

于范钦死后。

我不知道保住这座楼的使命对范氏家族来说算是一种荣幸,还是一场延绵数百

年的苦役。

活到八十高龄的范钦终于走到了生命尽头,他把大儿子和二儿媳妇(二儿子已

亡故)叫到跟前,安排遗产继承事项。

老人在弥留之际还给后代出了一个难题,他们遗产分成两份,一份是万两白银,

一份是一楼藏书,让两房挑选。

这是一种非常奇怪的遗产分割法。万两白银立即可以享用,而一楼藏书则除了

沉重的负担没有任何享用的可能,因为范钦本身一辈子的举止早已告示后代,藏书

绝对不能有一本变卖,而要保存好这些藏书每年又要支付一大笔费用。为什么他不

把保存藏书的责任和万两白银都一分为二让两房一起来领受呢?为什么他要把权利

和义务分割得如此彻底要后代选择呢?

我坚信这种遗产分割法老人已经反复考虑了几十年。实际上这是他自己给自己

出的难题:要么后代中有人义无反顾、别无他求地承担艰苦的藏书事业,要么只能

让这一切都随自己的生命烟消云散!他故意让遗嘱变得不近情理,让立志继承藏书

的一房完全无利可图。因为他知道这时候只要有一丝掺假,再隔几代,假的成分会

成倍地扩大,他也会重蹈其他藏书家的覆辙。他没有丝毫意思想讥诮或鄙薄要继承

万两白银的那一房,诚实地承认自己没有承接这项历史性苦役的信心,总比在老人

病榻前不太诚实的信誓旦旦好得多。但是,毫无疑问,范钦更希望在告别人世的最

后一刻听到自己企盼了几十年的声音。他对死神并不恐惧,此刻却不无恐惧地直视

着后辈的眼睛。

大儿子范大冲立即开口,他愿意继承藏书楼,并决定拨出自己的部分良田,以

田租充当藏书楼的保养费用。

就这样,一场没完没了接力赛开始了。多少年后,范大冲也会有遗嘱,范大冲

的儿子又会有遗嘱……后一代的遗嘱比前一代还要严格。藏书的原始动机越来越远,

而家族的繁衍却越来越大,怎么能使后代众多支脉的范氏世谱中每一家每一房都严

格地恪守先祖范钦的规范呢?这实在是一个值得我们一再品味的艰难课题。在当时,

一切有历史跨度的文化事业只能交付给家族传代系列,但家族传代本身却是一种不

断分裂、异化、自立的生命过程。让后代的后代接受一个需要终生投入的强硬指令,

是十分违背生命的自在状态的;让几百年之后的后裔不经自身体验就来沿袭几百年

前某位祖先的生命冲动,也难免有许多憋气的地方。不难想象,天一阁藏书楼对于

许多范氏后代来说几乎成了一个宗教式的朝拜对象,只知要诚惶诚恐地维护和保存,

却不知是为什么。按照今天的思维习惯,人们会在高度评价范氏家族的丰功伟绩之

余随之揣想他们代代相传的文化自觉,其实我可肯定此间埋藏着许多难以言状的心

理悲剧和家族纷争,这个在藏书楼下生活了几百年的家族非常值得同情。

后代子孙免不了会产生一种好奇,楼上究竟是什么样的呢?到底有哪些书,能

不能借来看看?亲戚朋友更会频频相问,作为你们家族世代供奉的这个秘府,能不

能让我们看上一眼呢?

范钦和他的继承者们早就预料到这种可能,而且预料藏书楼就会因这种点滴可

能而崩坍,因而已经预防在先。他们给家族制定了一个严格的处罚规则,处罚内容

是当时视为最大屈辱的不予参加祭祖大典,因为这种处罚意味着在家族血统关系上

亮出了“黄牌”,比杖责鞭笞之类还要严重。处罚规则标明:子孙无故开门入阁者,

罚不与祭三次;私领亲友入阁及擅开书橱者,罚不与祭一年;擅将藏书借出外房及

他姓者,罚不与祭三年,因而典押事故者,除追惩外,永行摈逐,不得与祭。

在此,必须讲到那个我每次想起都很难过的事件了。嘉庆年间,宁波知府丘铁

卿的内侄女钱绣芸是一个酷爱诗书的姑娘,一心想要登天一阁读点书,竟要知府作

媒嫁给了范家。

现代社会学家也许会责问钱姑娘你究竟是嫁给书还是嫁给人,但在我看来,她

在婚姻很不自由的时代既不看重钱也不看重势,只想借着婚配来多看一点书,总还

是非常令人感动的。但她万万没有想到,当自己成了范家媳妇之后还是不能登楼,

一种说法是族规禁止妇女登楼,另一种说法是她所嫁的那一房范家后裔在当时已属

于旁支。反正钱绣芸没有看到天一阁的任何一本书,郁郁而终。

今天,当我抬起头来仰望天一阁这栋楼的时候,首先想到的是钱绣芸那忧郁的

目光。我几乎觉得这里可出一个文学作品了,不是写一般的婚姻悲剧,而是写在那

很少有人文主义气息的中国封建社会里,一个姑娘的生命如何强韧而又脆弱地与自

己的文化渴求周旋。

从范氏家族的立场来看,不准登楼,不准看书,委实也出于无奈。只要开放一

条小缝,终会裂成大隙。但是,永远地不准登楼,不准看书,这座藏书楼存在于世

的意义又何在呢?这个问题,每每使范氏家族陷入困惑。

范氏家族规定,不管家族繁衍到何等程度,开阁门必得各房一致同意。阁门的

钥匙和书橱的钥匙由各房分别掌管,组成一环也不可缺少的连环,如果有一房不到

是无法接触到任何藏书的。既然每房都能有效地行使否决权,久而久之,每房也都

产生了终极性的思考:被我们层层叠叠堵住了门的天一阁究竟是干什么用的?

就在这时,传来消息,大学者黄宗羲先生要想登楼看书!

这对范家各房无疑是一个巨大的震撼。黄宗羲是“吾乡”余姚人,与范氏家族

没有任何血缘关系,照理是严禁登楼的,但无论如何他是靠自己的人品、气节、学

问而受到全国思想学术界深深钦佩的巨人,范氏各房也早有所闻。尽管当时的信息

传播手段非常落后,但由于黄宗羲的行为举止实在是奇崛响亮,一次次在朝野之间

造成非凡的轰动效应。他的父亲本是明末东林党重要人物,被魏忠贤宦官集团所杀,

后来宦官集团受审,十九岁的黄宗羲在廷质时竟义愤填膺地锥刺和痛殴漏网余党,

后又追杀凶手,警告阮大铖,一时大快人心。清兵南下时他与两个弟弟在家乡组织

数百人的子弟兵“世忠营”英勇抗清,抗清失败后便潜心学术,边著述边讲学,把

民族道义、人格道德溶化在学问中启世迪人,成为中国古代学术天域中第一流的思

想学和历史学家。他在治学过程中已经到绍兴钮氏“世学楼”和祁氏“淡生堂”去

读过书,现在终于想来叩天一阁之门了。他深知范氏家族的森严规矩,但他还是来

了,时间是康熙十二年,即1673牛。

出乎意外,范氏家族的各房竟一致同意黄宗羲先生登楼,而且允许他细细地阅

读楼上的全部藏书。这件事,我一直看成是范氏家族文化品格的一个验证。他们是

藏书家,本身在思想学术界和社会政治领域都没有太高的地位,但他们毕竟为一个

人而不是为其他人,交出他们珍藏严守着的全部钥匙。

这里有选择,有裁断,有一个庞大的藏书世家的人格闪耀。黄宗羲先生长衣布

鞋,悄然登楼了。铜锁在一具具打开,1673年成为天一阁历史上特别有光彩的一年。

黄宗羲在天一阁翻阅了全部藏书,把其中流通未广者编为书目,并另撰《天一

阁藏书记》留世。由此,这座藏书楼便与一位大学者的人格连结起来了。

从此以后,天一阁有了一条可以向真正的大学者开放的新规矩,但这条规矩的

执行还是十分苛严,在此后近二百年的时间内,获准登楼的大学者也仅有十余名,

他们的名字,都是上得了中国文化史的。

这样一来,天一阁终于显现本身的存在意义,尽管显现的机会是那样小。封建

家族的血缘继承关系和社会学术界的整体需求产生了尖锐的矛盾,藏书世家面临着

无可调和的两难境地:要么深藏密裹使之留存,要么发挥社会价值而任之耗散。看

来像天一阁那样经过最严格的选择作极有限的开放是一个没办法中的办法。但是,

如此严格地在全国学术界进行选择,已远远超出了一个家族的职能范畴了。

直到乾隆决定编纂《四库全书》,这个矛盾的解决才出现了一些新的走向。乾

隆谕旨各省采访遗书,要各藏书家,特别是江南的藏书家积极献书。天一阁进呈珍

贵古籍六万余种,其中有九十六种被收录在《四库全书》中,有三万七十余种列入

存目。乾隆非常感谢天一阁的贡献,多次褒扬奖赐,并授意新建的南北主要藏书楼

都仿照天一阁格局营建。

天一阁因此而大出其名,尽管上献的书籍大多数没有发还,但在国家级的“百

科全书”中,在钦定的藏书楼中,都有了它的生命。我曾看到好些著作文章中称乾

隆下令天一阁为《四库全书》献书是天一阁的一大浩劫,颇觉言之有过。藏书的意

义最终还是要让它广泛流播,“藏”本身不应成为终极的目的。连堂堂皇家编书都

不得不大幅度地动用天一阁的珍藏,家族性的收藏变成了一种行政性的播扬,这证

明天一阁获得了大成功,范钦获得了大成功。

天一阁终于走到了中国近代。什么事情一到中国近代总会变得怪异起来,这座

古老的藏书楼开始了自己新的历险。

先是太平军进攻宁波时当地小偷趁乱拆墙偷书,然后当废纸论斤卖给造纸作坊。

曾有一人出高价从作坊买去一批,却又遭大火焚毁。

这就成了天一阁此后命运的先兆,它现在遇到的问题已不是让某位学者上楼的

问题了,竟然是窃贼和偷儿成了它最大的对手。

1914年,一个叫薛继渭的偷儿奇迹般地潜入书楼,白天无声无息,晚上动手偷

书,每日只以所带枣子充饥,东墙外的河上,有小船接运所偷书籍。这一次几乎把

天一阁的一半珍贵书籍给偷走了,它们渐渐出现在上海的书铺里。

继渭的这次偷窃与太平天国时的那些小偷不同,不仅数量巨大、操作系统,而

且最终与上海的书铺挂上了钩,显然是受到书商的指使。近代都市的书商用这种办

法来侵吞一个古老的藏书楼,我总觉得其中蕴含着某种象征意义。把保护藏书楼的

种种措施都想到了家的范钦确实没有在防盗的问题上多动脑筋,因为这对在当时这

样一个家族的院落来说构不成一种重大威胁。但是,这正像范钦想象不到会有一个

近代降临,想象不到近代市场上那些商人在资本的原始积累时期会采取什么手段。

一架架的书橱空了。钱绣芸**哀怨地仰望终身而未能上的楼板,黄宗羲先生小心

翼翼地踩踏过的楼板,现在只留下偷儿吐出的一大堆枣核在上面。

当时主持商务印书馆的张元济先生听说天一阁遭此浩劫,并得知有些书商正准

备把天一阁藏本卖给外国人,便立即拨巨资抢救,保存于东方图书馆的“涵芬楼”

里。涵芬楼因有天一阁藏书的润泽而享誉文化界,当代不少文化大家都在那里汲取

过营养。但是,如所周知,它最终竟又全部焚毁于日本侵略军的炸弹之下。

这当然更不是数百年前的范钦先生所能预料的了。他“天一生水”的防火秘咒

也终于失效。

然而毫无疑问,范钦和他后代的文化良知在现代并没有完全失去光亮。除了张

元济先生外,还有大量的热心人想怒力保护好天一阁这座“危楼”,使它不要全然

成为废墟。这在现代无疑已成为一个社会性的工程,靠着一家一族的力量已无济于

事。幸好,本世纪三十年代、五十年代、六十年代直至八十年代,天一阁一次次被

大规模地修缮和充实着,现在已成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也是人们游览宁波时大多

要去访谒的一个处所。天一阁的藏书还有待于整理,但在文化沟通便捷的现代,它

的主要意义已不是以书籍的实际内容给社会以知识,而是作为一种古典文化事业的

象征存在着,让人联想到中国文化保存和流传的艰辛历程,联想到一个古老民族对

于文化的渴求是何等悲怆和神圣。

我们这些人,在生命本质上无疑属于现代文化的创造者,但从遗传因子上考察

又无可逃遁地是民族传统文化的孑遗,因此或多或少也是天一阁传代系统的繁衍者,

尽管在范氏家族看来只属于“他姓”。登天一阁楼梯时我的脚步非常缓慢,我不断

地问自己:你来了吗?你是哪一代的中国书生?

很少有其他参观处所能使我像在这里一样心情既沉重又宁静。阁中一位年老的

版本学家颤巍巍地捧出两个书函,让我翻阅明刻本,我翻了一部登科录,一部上海

志,深深感到,如果没有这样的孤本,中国历史的许多重要侧面将杳无可寻。

由此想到,保存这些历史的天一阁本身的历史,是否也有待于进一步发掘呢?

裴明海先生递给我一本徐季子、郑学溥、袁元龙先生写的《宁波史话》的小册子,

内中有一篇介绍了天一阁的变迁,写得扎实清晰,使我知道了不少我原先不知道的

史实。但在我看来,天一阁的历史是足以写一部宏伟的长篇史诗的。我们的文学艺

术家什么时候能把范氏家族和其他许多家族数百年来的灵魂史袒示给现代世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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