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一个自古以来就特别关注天文的国家，《周易》写到：“仰以观天文，俯以察地理”，说明在很久的时候中国人就开始研究天文了。实际上远在更为久远的尧帝时期，中国就已经开始了，《尚书·尧典》记载到：

“乃命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分命羲仲，宅嵎夷，曰暘谷。寅宾出日，平秩东作。”

不过这些天文学大多是以偏文学性的表述，期间还加有一些神秘主义，由于这些天文学知识跟生产实践和“王权”结合在一起，表现出一种难以理解的高深莫测，很多人并不承认那时候中国天文学的发展，认为这些只是“迷信”而已。直到湖南古墓当中发现了一本千年奇书，经过研究，让全世界都对中国古代的科技水平产生了惊讶，西方专家直呼：这不可能！

湖南的马王堆汉墓，是大家周所周知的一座著名古墓。1972年到1974年，考古专家在这里先后发掘了3座西汉时期的古墓，这座古墓发掘出了许多震惊世界的文物成果，比如著名的马王堆女尸，孤本《战国纵横家》，还有《养生方》，这些都是曾经不曾有发现过的，为研究我国古代的文化、科学、技术提供了充分的一手资料。

不为人知的是，在马王堆当中还发现了一本算命的奇书，叫做《五星占》。对于未知和命运的研究，是人类亘古以来的追求和向往，古人也不例外。古代占卜有多种方式，比如用草作为媒介占卜，用龟壳作为媒介占卜，以牛角为媒介进行占卜等等。占卜它本身是一件迷信活动，但是占卜牵涉到的许多知识却是有着科学价值的。

比如这本8000字左右的《五星占》，1973年底考古学家从马王堆墓里发现，它被写在了布帛上，所以也称《马王堆帛书五星占》。《五星占》虽然名义上是一本用来算命的占卜书，但是它的主要内容却是依托天文而展开的，所以我们又可以称它是一本天文学著作。《五星占》记载的古代天文学知识完全超出了现代人对古代天文学知识水平的理解。

《五星占》给出的金星会合周期为5844天，比如今测量的数值只大了048日，误差仅仅万分之几而已；《五星占》给出的木星会合周期为377天，比起现在来的数据也只差了1天左右；同时它给出的恒星周期为30年，比如现在的观测值2946年也只差了054年。这些数据无论是相对古代还是相对近代都是让人震惊的，因为西方同样的研究达到这样的精度远远晚《五星占》的成书时期。所以西方专家直呼：这不可能！

不仅如此，《五星占》还大量的记载了和当时的史实相关的天文学现象，为后人了解当时的社会现象和科学水平都提供了大量的证据。书中记载了从秦始皇元年（也就是公元前246年）到汉文帝三年（也就是公元前177年）70年的木星、土星、金星运行位置，并且用列表的方式对之进行详细的记录。可见当时人对科学研究的执着，朝代换代了2次（周朝变为秦朝，秦朝变为汉朝），而这项科学研究却并没有停止，真是为古人的追求真理的精神感到震撼！

古籍的修复流程是非常复杂的，再拿到一本古籍之后，要先拍摄这本古籍的照片，因为这是古籍刚出土的样子，是需要拍照留念的，而且在修复的过程中也要记录破损的状况以及修复的档案。包括要记录这本古籍究竟有多少页，有多少个破损的地方以及破损的具体情况，针对这些来制定一个详细的修复方法。然后就要准备一些复复古籍的材料了，首先要选用一些比较适合修复古籍的纸张。

修复古籍是非常严格的，在选用纸上的时候要根据古籍的颜色和材质去选择对应的。在选择修补的材质的时候要注意不能比原书的纸张厚，而且还要为每一本古籍进行编码，并且用铅笔进行标注。最后要看一下书页的酸碱度，然后再决定是不是要对书页进行脱酸处理。修补之后还要进行喷水，等到古籍完全干透之后再把多余的部分给剪掉，最后放入压平机。

所以古籍的修复流程还是非常繁琐的，这也是一件非常困难的工作。书籍对于人类文明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国家也是在世界上最早产生书籍的一个国家。在我们国家的历史上出现过很多的朝代，那些历史比较久远的朝代，虽然也有一些古籍流传下来，但是损伤都比较严重，所以在修补起来也比较复杂。保存比较完好的古籍一般都是明清时期的，因为明清时期无论是造纸术，印刷术还是装帧的方式都比较成熟，而且距离现在也不是特别遥远。

修复这些古籍也是为了保存人类文明，对于社会的发展也是我这非常重大的意义的。修复古籍的工作是一个非常乏味而且枯燥的工作，这对于人的内心和毅力都是非常大的考验。同时也要求大家对于历史文化有一定的认知，所以我认为能够从事古籍修复这份工作的人一定都是非常伟大，非常热爱历史的。

中国古代浩如烟海的文献中，有一部充满神秘色彩的《竹书纪年》。《竹书纪年》是西晋时从古墓中发现的一部先秦纪年体史书。晋武帝咸宁五年(279年)十月汲郡汲县(今河南汲县)的一座战国时魏王的墓被盗,墓中沉睡了五百多年的一批古书得以重见天日。这批写在竹简上的古书据说整整装了几十年。晋武帝对这一发现十分重视,命令将墓中出土的全部文物“藏于秘府”。

两年后,西晋朝廷征调了一批当时著名学者,对这批竹简古加以校读整理并将它们由古文改写为当时通行的隶书字体。

这批竹简是什么样子呢

据有关资料,竹简用素竹编联成册,每长度约为晋尺二尺,当战古尺二尺四寸,一简四十字,分为两行,每行二十字,用黑漆书写。简上文字为战国古文,即篆书，人们习称为科斗文。这种文字在秦统一后即已废弃,到了晋代、在当时人们看来简直茫光然若天书,且由于盗墓者的破坏,灯简散乱不全,所以整理起来十分困难。学者们整整花费了二十年时间,才大体整理完毕,计编校出古书十六种七十五篇,包括传世的《易经》《国语》等。

其中尤使人注目的是十三篇编年体史书,记载了夏、商、周、三代史事,西周灭亡后,即接晋国纪年,至战国三家分晋后,又用魏国纪年至

“今王二十年而止”,

所谓今据推算为魏襄王,襄王二十年即公元前299年。令人惊异的是,这部书记述的许多史事与儒家经典所言截然相反,如太甲杀伊尹,文王杀季历、幽王被逐等。以幽王时史事为例,史书称周、召二相共和，竹年称是共伯和执政,孰是孰非,这就在当时学术界中引起轩然大波,至今仍未得出定论。

唐代以后,随着儒家思想统治地位加强,与儒家经典不合的《竹书纪年》,为世人所漠视,经唐末五代战乱,到宋代仅剩残本三卷,约在宋末元初,连残本也流失了。

后代又出现了今本和古本。

今本是元末明清以来的通行本里混入了某些其它古书的内容。一些学者鉴于此,从古书中汇辑出竹书纪年的佚文,即竹书纪年的“古本”。古本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可订正和补充一些史籍的失误和遗漏。如《史记》记战国自田成子杀简公自立为齐王,至秦灭齐,共历十世。但《纪年》则记为十二世,与《庄子·肤箧》

“田成子…十二世有齐国”

的记载是一致的,纪年的记载是正确的。

其记越王朱句名，《史记》中不见。传世的与新发现的两柄越王州句剑铭文有

“越王州句自作自剑”

说明历史上确存在过一位名闩“朱句”的越王。又是《竹书纪年》的记载正确。

再如《尚书·无逸》篇提到商王中宗。《史记》认为中宗为太戊,《竹书纪年》则称“

祖乙胜即位,是为中宗”。

殷墟卜辞出土后，人们发现甲骨文中有“中宗祖乙”四字连文,证实了纪年记载的正确性。

而今本竹书纪年,经著名学者王国维考证,为后人重编,有许多作伪的东西。

关于《竹书纪年》至今还有不少没有解开的谜。

其一、《竹书纪年》是不是晋之《乘》？

《孟子》曾提到

“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一也”。

秦焚书坑儒后,除鲁之《春秋》外,其他诸侯国的史书差不多都失传了。那么《竹书纪年》按其用晋国纪年,是否与晋之乘有关系呢历代史学家就持有这一看法,并为许多学者赞同,但这仅是推测,无直接证据。

其二,所谓今本《竹书纪年》,究竟哪些为原文

哪些是混入的他书,仍然没有完全弄楚。

所以史学家没有绝对把握,是不会随引用今本《竹书纪年》的。

1、《论语》

《论语》是中国春秋时期一部语录体散文集，由孔子弟子及再传弟子编纂而成。主要记录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较为集中地反映了孔子的思想，是儒家学派的经典著作之一。

全书共20篇、492章，首创 “语录体” 。中国现传扬并学习的古代著作之一。 主要由仲弓、子游、子夏首先商量起草，和少数留在鲁国的弟子及再传弟子完成，纪念老师，忧虑师道失传。

并由子夏开创了章句的读法。故汉儒曰：章句发明始于子夏。 南宋时，朱熹将它与《孟子》、《大学》、《中庸》合称为“四书”。 

2、《中庸》

《中庸》是儒家经典的《四书》之一。原是《小戴礼记》第三十一篇，作者现学术界普遍认为是子思及其弟子多人所作。也有学者认为可能是由儒家学者在战国写成。

宋朝学者对《中庸》非常推崇，而将其从《礼记》中抽出独立成书，朱熹则将其与《论语》、《孟子》、《大学》合编为《四书》。

《中庸》在字面上的解释即是“中道及常理”之意。而执中又当求“中和”，在一个人还没有表现出喜怒哀乐时的平静情绪为“中”，表现出情绪之后经过调整而符合常理为“和”。

其主旨在于修养人性。其中关联及学习的方式（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做人的规范如“五达道”（君臣、父子、夫妇、昆弟（兄弟）、朋友之交）和“三达德”（智、仁、勇）等。

3、《史记》

《史记》是西汉史学家司马迁撰写的纪传体史书，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记载了上至上古传说中的黄帝时代，下至汉武帝太初四年间共3000多年的历史。

太初元年（前104年），司马迁开始了《太史公书》即后来被称为《史记》的史书创作。前后经历了14年，才得以完成。《史记》全书包括十二本纪（记历代帝王政绩）。

三十世家（记诸侯国和汉代诸侯、勋贵兴亡）、七十列传（记重要人物的言行事迹，主要叙人臣，其中最后一篇为自序）、十表（大事年表）。

八书（记各种典章制度记礼、乐、音律、历法、天文、封禅、水利、财用），共一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余字。《史记》被列为“二十四史”之首。

与后来的《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合称“前四史”[8]，对后世史学和文学的发展都产生了深远影响。其首创的纪传体编史方法为后来历代“正史”所传承。

《史记》还被认为是一部优秀的文学著作，在中国文学史上有重要地位，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有很高的文学价值。

4、《孙子兵法》

《孙子兵法》又称《孙武兵法》、《吴孙子兵法》、《孙子兵书》、《孙武兵书》等，是中国现存最早的兵书，也是世界上最早的军事著作，早于克劳塞维茨《战争论》约2300年。

被誉为“兵学圣典”。共有六千字左右，一共十三篇。作者为春秋时祖籍齐国乐安的吴国将军孙武。《孙子兵法》是中国古代军事文化遗产中的璀璨瑰宝。

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内容博大精深，思想精邃富赡，逻辑缜密严谨，是古代军事思想精华的集中体现。《孙子兵法》被奉为兵家经典。

诞生至今已有2500年历史，历代都有研究。李世民说“观诸兵书，无出孙武”。兵法是谋略，谋略不是小花招，而是大战略、大智慧。

如今，孙子兵法已经走向世界。它也被翻译成多种语言，在世界军事史上也具有重要的地位。《孙子兵法》竹简1972年出土在临沂。

5、《山海经》

《山海经》是中国一部记述古代志怪的古籍，大体是战国中后期到汉代初中期的楚国或巴蜀人所作。也是一部荒诞不经的奇书。该书作者不详。

古人认为该书是“战国好奇之士取《穆王传》，杂录《庄》、《列》 、《离骚》 、《周书》、《晋乘》以成者” 。现代学者也均认为成书并非一时，作者亦非一人。

《山海经》全书现存18篇，其余篇章内容早佚。原共22篇约32650字。共藏山经5篇、海外经4篇、海内经5篇、大荒经4篇。《汉书·艺文志》作13篇，未把晚出的大荒经和海内经计算在内。

山海经内容主要是民间传说中的地理知识，包括山川、道里、民族、物产、药物、祭祀、巫医等。保存了包括夸父逐日、女娲补天、精卫填海、大禹治水等不少脍炙人口的远古神话传说。

《山海经》具有非凡的文献价值，对中国古代历史、地理、文化、中外交通、民俗、神话等的研究，均有参考，其中的矿物记录，更是世界上最早的有关文献。

截止到2010年，暂时统计全国共出土并修复了十件汉代的金缕玉衣，每一件距今约2000年，都是国之瑰宝。

1、西汉中山靖王刘胜夫妇金缕玉衣

刘胜夫妇墓是中国现代最早发现的汉代金缕玉衣实物，印证了古籍中关于汉代“玉匣”一说的真实性，这两套玉衣，也是中国知名度最高的两套玉衣。

2、西汉南越文王赵昧丝缕玉衣

1983年出土于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南越文王墓，现藏于南越王墓博物馆。这套玉衣属于完全当时不属于汉朝节制的岭南南越王国第二代国王，由此可见，当时岭南既有不同于中原的独特文化，又有和中原王朝相似的习俗和礼制。南越王金缕玉衣是仅次于中山王金缕玉衣外第二知名的玉衣。

3、西汉中山怀王刘修金缕玉衣

1973年出土于河北省定州市东郊中山怀王墓，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很多人都知道出土第一套金缕玉衣的满城汉墓是西汉中山靖王墓，却不知道中山靖王墓只是众多两汉中山王陵中的一座，其他中山王陵不在满城，而在当时中山国首府所在地，现在的河北省定州。

与上面提到的两套金缕玉衣所不同，中山怀王墓金缕玉衣出土于一个被盗的王陵，出土时已遭破坏，金丝早已被人抽走，所幸玉片尚存。为了重制玉衣，不得不用两斤黄金重新打造了金丝。中山怀王金缕玉衣知名度不高，却是中国国家博物馆四大镇馆之宝之一，经常巡回展出。

4、西汉楚王（第二代楚王刘郢客或第三代楚王刘戊）金缕玉衣

1995年出土于江苏省徐州市狮子山楚王墓，现藏于徐州博物馆。通常西汉玉衣所用的材质是产自辽宁的岫山玉，而狮子山楚王墓出土的这套玉衣却完全由上等的和田玉制成，玉色十分纯正，楚王陵金缕玉衣玉片总数为4248片，是目前年代最早、玉片数量最多、玉质最好、工艺最精的玉衣。

狮子山汉墓可能在两汉之交就被盗掘过，但所幸的是，当时玉器是只有贵族才能享有的专利，而普通百姓掌握则属于犯忌，如果盗墓贼盗走玉片，一旦出手，就会引起怀疑，因此玉衣上的金丝虽被抽走，但玉片完整保存下来，一片都不少。

5、西汉梁共王刘买金缕玉衣 

1987年出土于河南省永城市芒砀山柿园汉墓，现藏于河南博物院。梁共王刘买是西汉第二代梁王，初代梁孝王刘武的嫡子，与梁孝王陵1800年前被曹操带人盗掘不同，梁共王的墓室直到1986年当地农民开山采石时才被偶然发现。说实话，见过各地众多的金缕玉衣后，梁共王的这件玉衣让人看了，感觉质量很低劣，况且河南博物院中陈列的还是这件低质品的复制品。

与玉衣相比，梁共王墓中出土的“四神云气图”才是名副其实的国宝，当初国家文物局破天荒的拨出专款40万来修复这幅壁画。

6、西汉梁夷王刘遂金缕玉衣

1986年出土于河南省永城市芒砀山僖山汉墓，现藏于河南博物院。其实，河南地区发现的第一件金缕玉衣是来自僖山汉墓群中一座被盗的梁王陵，与狮子山汉墓一样，玉片散落一地，但盗墓贼没带走任何一件玉片，因此玉衣成功修复。据现代学者考证，葬在这座不知名的梁王墓中的，应是西汉梁国第十代国王梁夷王刘遂。

7、西汉广陵厉王刘胥金缕玉衣

1979年出土于江苏省高邮市天山乡神居山汉墓，现藏于扬州市汉广陵王墓博物馆。天山汉墓应该是中国第一座被整体搬迁复原的汉代诸侯王陵，当时令我震撼的不是金缕玉衣，而是第一次真真切切看到了“黄肠题凑”。

8、西汉江都易王刘非夫妇金缕玉衣

2009年出土于江苏省盱眙县大云山汉墓，现藏于南京博物院。大云山汉墓的主人江都王刘非与满城汉墓的主人中山靖王刘胜一样，都是是汉武帝异母兄长，七国之乱后吴国被废除，吴国故地划归江都王刘非管辖。江都王刘非史书名气不大，但是他的女儿刘细君却是鼎鼎大名的史书所载汉朝第一位和亲的宗室公主。刘非去世后六年，其子刘健因谋逆畏罪自杀，江都国被废除，这片土地上的新主人变成了汉武帝的第五个儿子，广陵王刘胥。

9、西汉中山孝王刘兴金缕玉衣

1995年出土于河北省定州市北庄子汉墓，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西汉第二中山国的初代开国中山孝王刘兴的陵墓，在历史上一直被认为是中山靖王刘胜的坟墓，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历代地方政府还专门立碑刻字凭吊，直到1968年真正的中山靖王陵在满城被发现后，人们才开始用新的眼光来审视这座神秘的大墓，与中山靖王墓一样，这座被考证为中山孝王刘兴之墓的墓室中，也出土了金缕玉衣。

10、东汉太尉、费亭侯曹嵩金缕玉衣

1973年出土于安徽省亳州市董园汉墓，现藏于亳州市博物馆。安徽亳州，曹操的出生地，曾经是豫州首府，这里分布着众多的曹氏家族陵墓。而董园汉墓一号墓中出土的这件银缕玉衣，属于第二代费亭侯，曾经位列三公之一的曹嵩，也就是曹操的生父。

——金缕玉衣

考古学家在罗布泊进行科学探究的时候，发现了一些文书古籍。这些古籍中曾记载着一些私人书信、医书等等。但是这些考古学家却并没有把这个书籍中的内容向外公布，因为上面也涉及到了一些神秘的信息，并且不少学者也对这种信息有争议。

要知道在罗布泊最有名的就是楼兰古城。楼兰古城在公元前630年的时候就突然之间消失了，在人们的印象中它是非常神秘的古城。在上个世纪探险家发现了他的遗址之后，就有越来越多的人对他产生了探索的兴趣。在此之前，中国的考古学家也专门感到了罗布泊进行科学探究。在探索的过程中也发现了一些文书古籍，里面的内容非常丰富，既有个人书信，也有医书等等。虽然当时发现的这些古籍与平常所见到的竹简并没有太多的差别，但是里面所记载的内容却要比其他的竹简多得多。除此之外，还涉及到了一些神秘的信息。

在考古学家进行查看的过程中，发现了永康三的字样。要知道现如今这些学者一直对这个有非常大的争议。有人认为这个名号根本就是不存在，是别人虚构的。还有人认为其实这个名号是当时君主篡改的。至于当时这个名号是否真实存在，现如今也没有学者能给出一个准确的说法。

因为这部古书中记载的内容并没有其他古书中也有相同的记载，所以专家也没有把握判断古书记载的真实性。由于没有一个有利的证据进行佐证，并且上面记录的内容也非常的深奥，所以专家根本就不敢把其中的内容向外界宣布出来。当然除此之外，考古学家还在楼兰遗址中发现了非常多的文物。这些文物也可以帮助考古学家更加深入的研究楼兰历史。

秦始皇陵陪葬墓新出土大量珍贵文物，这些文物都有哪些研究价值呢？这些文物对研究战国末期秦朝历史以及秦始皇在统一中国的前后所做出的巨大历史贡献都有着不可估量的价值。

众所周知，秦始皇统一六国，改变了战国末期七国纷争的局面。秦始皇统一六国从历史的角度上看是我国历史上一次巨大的进步，六国的统一，不仅仅是国土上的统一，更重要的是文化上的统一。秦始皇从登上秦王的宝座，到统一六国，在到他最后离世，在位的四十九年间，有太多的迷团为我们后人所不知。而我们当代的历史学家们也只能通过仅有的一些历史文献来推测和还原当时的一些历史背景和场面。很多事件不仅需要大量的历史文献来佐证，更需要有一些实物来为其证明，以便推测和还原的历史背景更加贴近真实的历史情节。而这次秦始皇陵新出土的大量的珍贵的文物，正是对秦朝历史空白的填补，对研究秦朝的历史包括文化都有着巨大的参考价值。

秦始皇统一六国的历史贡献是巨大的，我国的版图在秦始皇时期得到了空前的扩张。文字也是在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得到了统一，在六国被秦国统一之前，每个诸侯国的文字书写方式与字体都是不一样的，包括度量衡的单位，同样都是一尺，有的诸侯国就长一些，有的诸侯国就短一些，这就造成了不同国家的商人在交换物品时的不方便。

据历史文献记载，秦国在统一六国之后将文字统一成了小篆，这种字体很具有观赏性，但是书写起来难度非常的大，非常复杂，在民间一直没有流传开来，所以后来在秦朝灭亡之后这种小篆被隶书所取代，成为了民间通用的字体。这些历史的记载，不正是通过一些重要的历史文献和后来出土的文物加以纪录和佐证的吗，因此当时的历史背景才能更真实的呈现在我们的眼前。所以说，这次新出土的文物对研究秦朝历史有着不可估量的价值。

《竹书纪年》是春秋时期晋国史官和战国时期魏国史官所作的一部编年体通史，亦称《古文纪年》《汲冢纪年》，于西晋咸宁五年（279年），被汲郡（今河南汲县）人不准盗发战国时期魏襄王（或曰魏安釐王）的墓葬发现。

对研究先秦史有很高的史料价值。而且，《竹书纪年》与长沙马王堆汉初古墓所出古书近似，而竹书纪年的诸多记载也同甲骨文、青铜铭文、秦简、《系年》相类。著名学者李学勤先生说：“《竹书纪年》在研究夏代的年代问题上有其特殊意义，正在于它是现知最早的一套年代学的系统。”

《竹书纪年》共十三篇，叙述夏、商、西周和春秋、战国的历史，按年编次。周平王东迁后用晋国纪年，三家分晋后用魏国纪年，至魏襄王二十年为止。

现存《竹书纪年》分为“古本”和“今本”两个体系。“古本”为辑佚本,其纪事起于夏代,终于公元前299 年,无规整的体例。“今本”纪事起于黄帝,终于周隐王二十年( 前296) ,有较为完整的体例。 

《竹书纪年》是中国古代唯一留存的未经秦火的编年通史。但它在宋时历经了佚散后又重新收集整理的过程，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其可信度和史料价值。此书开篇是以君主纪年为纲目，上下记载了89位帝王、1847年的历史。

参考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