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以儒家思想管理国家，儒家思想主要讲的是“仁”和“礼”，所以中国古代管理思想的核心是“仁”和“礼”。

　　一 中国传统的管理思想，分为宏观管理的治国学和微观管理的洽生学。治国学适应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的需要，包括财政赋税管 理、人口田制管理、市场管理、货币管理、漕运驿递管理、国家行政 管理等方面。治生学则是在生产发展和经济运行的基础上通过官、民的实践逐步积累起来，包括农副业、手工业、运输、建筑工程、市 场经营等方面的学问。这两方面的学问极其浩瀚，作为管理的指导 思想和主要原则，可以概括为如下一些要点。

　　1．顺“道”。中国历史上的“道”有多种含义，属于主观范畴的 “道”，是指治国的理论，属于客观范畴的“道”，是指客观经济规律，又称为“则”、“常”。这里用的是后一含义，指管理要顺应客观规律。

　　《管子》认为自然界和社会都有自身的运动规律，“天不变其常，地不易其则，春秋冬夏，不更其节。”(《管子形势》)社会活动，如农业生产，人事，财用，货币，治理农村和城市，都有“轨”可循， “不通于轨数而欲为国，不可。”(《管子山国轨》)人们要取得自己行为的成功，必须顺乎万物之“轨”，万物按自身之“轨”运行，对于人毫不讲情面，“万物之于人也，无私近也，无私远也”，你的行为顺乎它，它必“助之”，你的事业就会“有其功”，“虽小必大”；反之，你如逆它，它对你也必“违之”，你必“怀其凶”，“虽成必败”，“不可复振也”(《管子形势》)。

　　司马迁把社会经济活动视为由各个个人为了满足自身的欲望而进行的自然过程，在社会商品交换中，价格贵贱的变化，也是受客观规律自然检验的。他写道“贱之征贵，贵之征贱”，人们为求自身利益，“以得所欲”，“任其张，竭其力”，“各劝其业，乐其表，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民自来，不求而民出之，岂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验邪”对于社会自发的经济活动，他认为国家应顺其自然，少加干预，“故善者因之”，顺应客观规律，符合其“道”，乃治国之善政(《史记货殖列传》)。

　　“顺道”，或者“守常”、“守则”、“循轨”，是中国传统管理活动的重要指导思想。

　　2．重人。“重人”是中国传统管理的一大要素，包括两个方面：一是重人心向背，二是重人才归离。要夺取天下，治好国家，办成事业，人是第一位的，故我国历来讲究得人之道，用人之道。

　　得民是治国之本，欲得民必先为民谋利。先秦儒家提倡“行仁德之政”，“因民之所利而利之”(《论语尧曰》)，“修文德以来之” (《论语季氏》)，使“天下之民归心”，“近者悦，远者来”(《论语尧曰》)，“天下大悦而将归己。”(《孟子离娄上》)《管子》说：“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国家心须“令顺民心”，“从民所欲，去民所恶”，乃为“政之宝”(《管子牧民》)。西汉贾谊说： “闻之于政也，民无不为本也。国以为本，君以为本，吏以为本”，“国家的安危存亡兴坏，定之于民；君之威侮、昏明，强弱，系之于民；吏之贵贱，贤不肖，能不能，辨之于民；战争的胜败，亦以能否得民之力以为准。”(《新书大政上》)这些思想历代都有，逐步成为管理国家的准则。

　　得人才是得人的核心。要得人才，先得民心，众心所归，方能群才荟萃，故《管子》把从事变革事业，注重经济建设，为人民办实事，视为聚拢优秀人才的先决条件，叫做“德以合人”，“人以德使”(《管子五辅、枢言篇》)。

　　我国素有“求贤若渴”一说，表示对人才的重视。能否得贤能之助，关系到国家的兴衰和事业的成败。“得贤人，国无不安广…失贤人，国无不危”(《吕氏春秋求人》)。诸葛亮总结汉的历史经验说：“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之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之所以倾颓也”(《前出师表》)。《晏子春秋》则把对人才“贤而不知”，“知而不用”、“用而不任”视为国家的“三不祥”，其害无穷。

　　在治生学方面，我国也有重视人才的传统。司马迁提倡“能巧致富”，他说：“巧者有余，拙者不足”，“能者辐辏，不肖者瓦解”(《史记货殖列传》)。唐代陆贽说：“夫财之所生必因人力，工而能勤则丰富，拙而兼隋则篓空”(《陆宣公集均节财税恤百姓》第一条)。西晋的傅玄说：“夫裁径尺之帛，形方寸之木，不任左右，必求良工”。(《傅子授职篇》)凡能工巧匠，或对生产建设有重大贡献者，如春秋时发明木作工具的鲁班，战国时修建都江堰的李冰，修建郑国渠的郑国，汉代发明二牛耦耕法和三脚条播器(三脚耧)的赵过，发明和改进炼铁鼓风器(水排)的后汉的杜诗和韩暨，对发展纺织工业有重大贡献的元代黄道婆等人，都传颂千古，流芳百世，为人典范。《管子》一篇国情普查提纲(《问》)中列专项调查国内的生产能手，树立“人率”，进行表彰。司马迁《货殖列传》记载，齐国的“奴虏”，即下等人，人皆贱之，唯刀间独具慧眼，赏识这些人的才能，收取重用，“尽其力”，“使之逐渔盐商贾之利”，“终得其力，起富数千万”，发了大财。

　　3．人和。“和”就是调整人际关系，讲团结，上下和，左右和。对治国来说，和能兴邦；对治生来说，和气生财。故我国历来把天时、地利、人和当作事业成功的三要素。孔子说：“礼之用，和为贵”(《论语。学而》)。《管子》说：“上下不和，虽安必危”(《管子形势》)。“上下和同”，“和协辑睦”(《管子五辅》)，是事业成功的关键。战国时赵国的将相和故事，妇孺皆知，被传颂为从大局出发讲团结的典范。

　　求和的关键在于当权者，只有当权者严于律己，严禁宗派，不任私人，公正无私，才能团结大多数。《管子》提出“无私者容众”，要求君主切不可有“独举”、“约束”、“结纽”这些宗派行为，不可“以爵禄私有爱”，要严禁“党而成群者”(《管子》五辅、法法等篇)。李觏说国家的统治者必须“无偏无党”，“循公而灭私”，“天子无私人”，从国家机构中清除那些嫉贤妒能，钻营利禄，大搞宗派，戕害民生的 “恶吏”，以改善官民关系。唐太宗是个讲团结的君主，他不仅重用拥护自己的人，而且重用反对过自己的人，他救下了曾反对其父李渊的李靖，委以重任。魏征曾力劝李建成除掉李世民，太宗就位后不计前隙，照样重用，且平时能“从谏如流”，“爱谏诤”，思己短，知己过，使群臣乐于献策，齐心治国。正因为唐太宗广泛团结人才，形成一个效能很高的人才群体结构，贞观之治才有了组织上的保证。

　　近代成功的企业家也都注重人和，创办申新纱厂的大企业家荣德生治厂以“《大学》之‘明德’，《中庸》之‘明诚”对待属下，“管人不严，以德服人”，“使其对工作不生心，存意外”，“自治有效”。他说用人“必先正心诚意，实事求是，庶几有成。若一味唯利是图，小人在位厂…不自勤俭，奢侈无度，用人不当，则有业等于无业也”。 (荣德生：《乐农先生自订行年纪事续编》)刘国钧办大成纺织染公司，以“忠信笃敬”为厂训。宋菜卿在公司悬挂孔子名言“己所勿欲，勿施于人”作厂训，他说“你愿人怎样待你，你就先怎样待人”。这些皆反映从自我管理入手实现人和，从而达到系统管理以协力推进事业的管理思想。

　　4。守信。治国要守信，办企业要守信。办一切事业都要守信。信誉是人类社会人们之间建立稳定关系的基础，是国家兴旺和事业成功的保证。

　　孔子说：“君子信而后劳其民”(《论语尧曰》)。他对弟子注重 “四教：文、行、忠、信”(《论语述而》)。治理国家，言而无信，政策多变，出尔反尔，从来是大忌。故《管子》十分强调取信于民，提出国家行政应遵循一条重要原则：“不行不可复”。人们只能被欺骗一次，第二次就不信你了，“不行不可复”者，“不欺其民也”。“言而不可复者，君不言也；行而不可再者，君不行也。凡言而不可复，行而不可再者，有国者之大禁也”(《管子形势》)。 、治生亦然。商品质量、价格、交货期，以至借贷往来，都要讲究 一个“信”字。我国从来有提倡“诚工”，“诚贾”的传统，商而不诚，苟 取一时，终致瓦解，成功的商人多是商业信誉度高的人。明代徽商 唐祁，其父曾借某人钱，对方借据丢失，唐祁照付父债，后来有人拣 得借据，向唐祁讨债，他又照付。别人嘲笑他傻，他说，“前者实有是 事，而后卷则真也”(《安徽通志》196卷)。徽蚶另有一商人翁生，经 商“巧而不贼”，取得社会的信任，“人莫不以为诚而任之”，“虽不矜 于利，而贾大进，家用益富”(《王遵岩文集黄梅原传》)，可见守信 是进财之道。

　　5．利器。生产要有工具，打仗要有兵器，中国历来有利器的传统。孔子说：“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论语卫灵公》)。《吕氏春秋任地》篇说，使用利器可达到“其用日半，其功可使倍”的效果。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纸、印刷术、指南针、火药)及其推广，极大地推动了社会经济、文化和世界文明的发展，并使“利器说”成为中国管理思想的重要内容。历史上许多重大发明，如西汉出现的新式粮食加工机械——水碓，“役水而舂，其利百倍”。东汉和三国时出现的新式炼铁鼓风器——水排，大大提高了铁的质量，从而提高工具和兵器的质量，这些都是在当时政府官员的主持下发明和推广的。明清时代在长江下游乃至全国先后推广松江地区先进纺车，和纺技，也多是由地方官员出面相邀和主持，说明利器思想已引起当时国家管理机构的重视。

　　及至近代，一再出现机器兴邦说。如郑观应主张维护民族独立要靠“商战”，商战必赖机器，机器生产，“工省价廉”，“精巧绝伦”，可与外货竞争，因此必须自制各种机器。魏源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口号。孙中山实业救国的核心是技术革命，实现现代化，“用机器去制造货物，……把国家变成富庶”，争取驾乎英美日之上。可见，“利器说”贯乎古今，成为兴邦立业的重要思想。

　　6．求实。实事求是，办事从实际出发，是思想方法和行为的准则。儒家提出“守正”原则，看问题不要偏激，办事不要过头，也不要不及，“过犹不及”，过了头超越客观形势，犯冒进错误；不及于形势又错过时机，流于保守。两种偏向都会坏事，应该防止。

　　《管子》提出“量力”原则和“时空”原则。凡事量力而行，“动必量力，举必量技”，“不为不可成，不求不可得”。指挥作战，要知道自己兵力，装备的承受能力，“量力而知攻”，“不知任，不知器，不可”。切不可不顾主观条件的“妄行”，“强进”，“妄行则群卒困，强进则锐士挫”。(《管子》牧民、霸言、形势解等篇)用人也应注意因材施用，扬其所长，避其所短。不可求全责备，“毋与不可，毋强不能”。

　　“时控”原则就是办事要注意时间(时机)和地点等客观条件。 “事以时举”，“动静”、“开阖”、“取予”“必因于时也，时而动，不时而静”(《管子宙合》)。治国和治生，不顾时间的变化，用老一套的办法，不注意“视时而立仪”(《管子国准》)，“审时以举事”(《管子五辅》)，必然招致失败。空间不同，政策措施也应有异，不可将一套办法到处运用，治家、治乡(农村)、治国(城市)各有特殊性，“以家为乡，乡不可为也；以乡为国，国不可为也；以国为天下，天下不可为也”(《管子牧民》)。韩非说：“圣人不期修古，不法常可，论世之事，因为之备。……，事异则备变”。他以守株待兔的故事，告戒治理国家者不可是“守株之类也”。这是一切管理者都应引以为戒的。

　　7．对策。我国有一句名言：“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史记高祖本纪》)说明在治军、治国、治生等一切竞争和对抗的活动中，都必须统筹谋划，正确研究对策，以智取胜。研究对策有两个要点：一是预测，二是运筹。

　　有备无患，预则成，不预则废。《孙子》认为：“知彼知己，百战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胜一负；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殆。”《管子》主张“以备待时”，“事无备则废”(《管子霸言》)。治国必须有预见性，备患于无形，“唯有道者能备患于无形也”(《管子牧民》)。范蠡认为经商要有预见性，经商和打仗一样，“知斗则修备”，要善于 “时断”和“智断”，比如要预测年景变化的规律，推知粮食供求变化趋势，及时决断收购和发售。他提出“旱则资舟，水则资车”的“待乏”原则。要观察市场物价变动，按“贵上极则反贱，贱下极则反贵”的规律，采取“贵出如粪土”，“贱取如珠玉”的购销决策。(《史记货殖列传》)

　　中国古代有许多系统运筹成功的实例。战国时期，田忌和齐王赛马屡败，后来他按照谋士的筹划，按马力的强弱，以己之下马对彼之上马，己之上马对彼之中马，己之中马对彼之下马，结果二胜一负，转败为胜。宋朝丁谓奉命修复焚毁的皇宫，需从远处运土和建材，他挖开大路取土，引水成河，船运各种建材，宫室修好后又以建筑垃圾填河恢复道路。一项正确决策使取土、运料、处理垃圾结合起来，“一举而三役济，计省贯以亿万计”(4》L笔》卷二)。在军事上通过运筹对策，以计谋取胜者更是不胜枚举。历史上的著名战役，如三国时代孙权、刘备对曹操的赤壁之战，诸葛亮的空城计，孙膑的“减灶骄敌”，都是运用战略策略以弱胜强的典范。

　　8．节俭。我国理财和治生，历来提倡开源节流，崇俭拙奢，勤俭建国，勤俭持家。节用思想源于孔子和墨子，孔子主张“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论语述而》)。墨子说：“其财用节，其自养俭，民富国治。”(《墨子节用上》)苟子说：“臣下职，莫游食，务本节用财无极，”(《苟子成相》)“强本(生产)而节用，则天不能贫，……本荒而用侈，则天不能使之富。”(《苟子天论》)陆贽说：“桀用天下而不足，汤用七十里而有余，是乃用之盈虚，在节与不节耳。不节则虽盈乃竭，能节则虽虚必盈。”(《陆宣公文集》卷二二)纵观看史，凡国用有度，为政清廉，不伤财害民，则会国泰民安。反之，凡国用无度，荒*奢费，横征暴敛，必滋生贪官污吏，戕害民生，招致天下大乱。这是中国国家管理历史提供的一条真理。

　　在治生方面，节俭则是企业家致富的要素。司马迁说：“薄饮食，忍嗜欲，节衣服”，“纤啬筋力，治生之正道也。”(《史记货殖列传》)汉初有个经营农业的任氏，一反当时“富人争奢侈”之风气，力行“家约”，“折节为俭”，以致“富者数世”，成为阊里的表率，受人赞颂。(《史记货殖列传》)近代中国的企业家也多有勤俭治厂的经验，创办南通大生纱厂的张謇在办厂时去上海联系业务，曾在街头卖字以解决盘缠所需，节约经费。在他的带动下，全厂上下力求节俭。张謇说：“通厂之利，人皆知为地势使然，然开办之初始竭蹶艰维，而上下同心力求撙节，其开办之省亦中外各厂所无。”(《实业文钞》卷一)

　　9．法治。我国的法治思想起源于先秦法家和《管子》，后来逐渐演变成一整套法制体系，包括田土法制，财税法制，军事法制，人才法制，行政管理法制，市场法制等等。韩非在论证法治优于人治时，举传说中舜的例子，舜事必躬亲，亲自解决民间的田界纠纷和捕鱼纠纷，花了三年时间纠正三个错误。韩非说这个办法不可取， “舜有尽，寿有尽，天下过无已者。以有尽逐无已，所止者寡矣。”如果制定法规公之于众，违者以法纠正，治理国家就方便了。他还主张法应有公开性和平等性，即实行“明法”、“一法”原则。“明法”，就是“著之于版图，布之于百姓，”使全国皆知。“一法”，即人人都得守法，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各级政府官员不能游离法外，“能去私曲就公法者，民安而国治。”

“城市是乡村的高级表现形态，是社会发展枝条上的一枚必然果实”。

从现在看来，中国古代的民居管理制度从一开始便是服务于政治而非经济的，所以中国的民居管理制度从一开始便具有着鲜明的政治特性。

从西周古籍中我们可以得知，早期民居“土地平旷、屋舍俨然、门户序列、院落深静”，可见早在中国西周时期，就对城市民居进行了规划管理，而这种城市被称之为“邑”或“闾”，其法理来源于《周礼》。又通过《尔雅》中的解释：“里，邑也”，为可以反向推出早在西周“里坊制”的雏形便已经建立，这在《考工记》中有着明确的记述。

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太庙）右社（社稷），面朝后市，市朝一夫。

而后历朝历代，营建都城，莫不如是！《管子·度地》认为这样的制度有三个作用：一、安置百姓。二、拱卫君主。三、便于买卖交易。之后的秦汉两朝，皆是仿照周朝天子建城邑之状来管理民居，但有了些许区别，那就是采用了“双城制”的形态，即以宫庙为主的“宫城”和以平民居住区和商业区的“郭城”，也就是说，民居和市场都是开放型的。到了汉朝晚期，真正的“里坊”才开始孕育。

一、曹操营建的邺城开辟了民居制度管理新纪元，构建了“里居”的辉煌。

邺城初建于春秋时期，是中国传统历史名城之一，相传最早营建邺城的便是齐桓公。公元前439年魏文侯封邺，邺城之后便成为魏国陪都，其重要性不言而喻。东汉建安十八年（公元213年），曹操击败袁绍占据邺城，营建王都。

曹操在营建邺城时，开创了一种布局严整，功能区分明确的城市格局：城之外形趋向规整，宫室署衙位于城内北部中间，所余民居，被数条东西南北街道封划为若干封闭式“里居”。

曹操营建的邺城东西长约七里，南北宽约五里，采用传统的“两城制”，东西干道将全城分为南北两片区域，北面为贵族活动区域，宫城、官署及大臣居所大多在此处，包括曹操为大小乔所营建的铜雀台等高台，战时也可依靠高墙高台启动城防要塞功能。

干道之南为居民区，分为若干“里居”，三条南北走向的主道通向南方三个城门，中轴线大道直通宫城北门。城之东门外则是市贸之地，曹魏外交的迎宾馆也建设于此。西门外则是皇家园林及水域，可驻扎水军护卫，城内供水也在此地。

曹操营建的邺城秉承了战国以来以宫城为中心的规划思想外，同时也改进了长安宫城松散布局的状况，城市结构严谨，设宫城主干道直通城门，将中国古建筑群中轴线对称布局手法应用到整个城市，将“里居”的民居管理模式推向高潮。

二、由“里”到“坊”，北魏营建平城和洛阳，“里坊制”由发展到成熟。

1由“里”到“坊”，“里坊制”的发展。

道武皇帝拓跋珪在公元398年，将其都城从盛乐迁往平城（大同），主要是因为此地乃草原南下中原的缓冲地带，进可攻退可守，可回旋自如，于是在平城营建鲜卑王朝的新都城。

平城之都展示了少数民族全新的文化风貌，尽管拓跋珪崇拜三国曹操，但都城的营建并未照搬曹魏邺城的“里居制”，而是从实际出发别出心裁的在城内设置格局规整的里坊。早在天赐三年（公元406年），拓跋珪就拟定了“规立外城，分置市里”的城建计划，并从中原请来了对城郭建造有机巧的建筑大家孙题参与规划平城的营建。

“平城坊”的主要特色就是将不同民族的百姓安置在城郭“里坊”实行集中和程序化管理，每一里坊巷口，树以牌表坊记，“巷连街，坊套里，高墙四围，森严壁垒，一座里坊，就是一座城堡”，并设专门士兵官员管理。从规模体量、形制格局、功能体制到管理体系，一种以“里坊制”为新的民居管理制度已然形成发展，开始领衔扮演着中国古代城市发展走向的新角色。这种制度的意义在于：划片而居，分类安置，以晨钟暮鼓为号，定时开关坊门。

2北魏再次迁都，由“平城坊”到“洛阳坊”，“里坊制”的成熟。

争取洛阳石窟是云岗石窟之延续，“洛阳坊”的营建必然是“平城坊”模式的继承发展，北魏迁都洛阳后，以“平城坊”为范本，展开了更大规模的里坊建设，《洛阳伽蓝记》有详细记载。

京师东西二十里，南北十五里……庙社宫室府曹以外，方三百步为一里，里开四门，门置里正二人，吏四人，门士八人，合有二百二十里。

整个洛阳城以里坊制度为布局与管理，在西门外建有大市，作为交易之地，占地八里（此里即里坊），东市则为仓储之地，占地二里，南市有调音、乐律二里，“里内之人，丝竹讴歌，天下妙伎出也”。景明二年（公元501年），“发畿内父五万人筑京师三百二十三坊”标志着里坊制的成熟。

里坊格局，更像中国象形汉字“田”，它在任何朝代都是立国之基，从商朝井田、王莽王田、曹魏屯田、北魏隋唐均田等等，正如田一样，里坊制成为鲜卑人的立国之基，其妙就妙在将游牧民族的草原部落成员编入汉人之中，汉化之后迅速由部落联盟迈入封建社会。后来在北魏的“太和改革”中，所颁布的“三长制”也是与里坊制相配套的，这一制度的推行更是强化了秦汉以来的郡县制，辐射到全国范围的时候，形成以村为单位的朝廷基层管理制度，为“均田制”的出台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三、鼎盛于隋唐长安的里坊制，是中国古民居管理制度上的一笔浓彩颜色。

“里坊制”经过平城定型，逐渐演变升华为一种国家制度，经洛阳及北齐北周运行至隋唐，终于在唐朝的长安城登峰造极，古代的民居管理，从“里”到“坊”，再到“坊市”，完成了历史演变。

去年有部热剧《长安十二时辰》就是以大唐长安为背景的一部电视剧，中间多次提到了“平康坊”、“安乐坊”等牌坊名字，其实长安城的基础是隋朝大兴城之更名，早在隋朝开皇二年（公元582年），隋文帝杨坚就发布营建新都的诏书。

此城从汉，凋残日久，屡为战场，旧经丧乱……龙首山川原秀丽，卉物滋阜，卜食相土，宜建都邑，定鼎之基永固，无穷之业在斯。

唐随隋制，唐皇在隋朝的大兴城的基础上扩建长安城里坊，在城市规划上可谓是整齐划一，有着“云开阖闾三千丈，雾暗楼台百万家”的景象，诸坊“棋布栉比，街衢绳直，自古帝京未之有也”。理学大家朱熹赞赏道：“居民在墙内，官街皆用墙，民出入处皆有坊门，坊中甚安”。

虽然里坊制给城中治安管理带来了便利，但给市民生产生活和人际交往带来了限制，“昏而闭，五更而启的宵禁”使偌大的长安城在入夜后呈现一种“六街鼓声行人绝，九衢茫茫行人绝”的寂静夜色。

无论什么样的制度，都抵不过经济发展规律。长安这种超级大城的商品经济疯狂发展后，唐代中期后长安城内的违章建筑屡有出现，欲禁难止。《唐史》记载，宪宗元和年间“长安坊中有夜拦街铺设祠乐者，迟明未已”，至文宗太和五年（公元827年），有不良帅奏呈长安坊门“或鼓未动即先开，或夜已深尤未闭”。

可见，在中唐之后伴随着工商业的发展，店铺已隐约冲破市之藩篱，闯入坊内。如记载中长兴坊的毕罗店，道政坊的酒店等等。到了唐末，长安的崇仁坊更是“一街辐辏，遂倾两市，昼夜喧呼，灯火不绝，京中诸坊，莫之与比”。

无论是隋朝也好，唐朝也罢，其设计者都以鲜卑人所筑平城为模板，但隋唐的鲜明特色就是采用了“三城制”，即宫城、皇城、郭城组成，中轴线的对称手法在建筑群中运用得更为突出，皇城居于“三城”中心，其建筑风格对称之美、均衡之美透射出中国儒家文化的“中庸之道”，更体现出中国传统社会的“重农抑商”的社会心理，沉重的闭塞感限制了城市基本功能的充分发挥。

在家天下的封建集权下，坊制逐步演化成一种普遍性的城市规划原则，使不同区域的城市趋于雷同，这也正是如今我们看到资料中历史名城只有大小之分，没有结构差异的重要原因。

随着唐末的五代十国乱象频出，到了宋太祖建立宋朝时，整个宋朝陷入到贸易狂潮中，以至于“八荒争凑，万国咸通”，繁荣的经济带来的是新的思潮，城市民居的里坊制也终于走到了尽头，这也正是我们在《清明上河图》中看不到里坊痕迹的原因。里坊制是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产物，而商业的活力要求这种闭锁的制度实行自我突破，于是里坊制走向衰败。

唐朝“坊市”是中国里坊制发展的最鼎盛时期，它与远远的周朝“里居”制度相呼应，又是北魏平城坊和洛阳坊的继承发展，对后世有着重要的影响，比如说“街坊邻居”一词就源于此。

结语

“里”也好，“坊”也罢，“坊市”也罢，作为民居管理方式，说到底还是一种人类的聚集方式，生活模式，对封建社会的发展前行发挥了重要作用，它既平衡着社会秩序的运转，同时也服务于封建王朝的统治。但始终不可否认里坊制在中国古代城市规划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其数千年的稳定格局和生命力就可见一斑。

政治手段最终要屈服于经济发展，所以在商业异常繁荣的宋朝，里坊制这种放逐了城市自身合理性的制度，在实现了对百姓有效管控管理的基础上，同时也阻碍了经济活动的自然健康的发展。所以坊墙推倒，伴随的是对其实行收税管理，中国自西周以来的里居到坊市制度就此落幕，随之而来的就是我们目前熟悉的街巷制。

但是里坊制的民居管理制度远远不是对中国影响巨大那么简单。公元五世纪，高句丽借鉴中国这种管理模式修建平壤城；公元六世纪末，日本吸收中国里坊制的模式，修建了新都城藤原京，其大体规制与平城坊类似……

城市意义，在于突破农耕文化自给自足的方式，将社会成员集中起来为他们提供文化传播、商品贸易的场所，城市的开放性才是城市积极进步所在。故而长安城这种皇宫、坞堡加防御城墙的具有强烈政治因素的模式注定随着经济发展而逐渐衰落，这不仅是城市功能化的需求，更是经济发展的必然，也是人类精神生活的需求。

古籍，是中国古代书籍的简称，主要指书写或印刷于1912年以前具有中国古典装帧形式的书籍。

一、古籍书页版式

古籍版式指古籍版刻的样式。包括版面、大小题名、版框（亦称边栏）、界行、天头、地脚、版心、行款、字数、鱼尾、象鼻、书耳、书牌、条记、句读、插图等等。版式的概念出现在雕版印刷行世之后，但明显保留了雕版印刷之前的简策、手写帛书等装帧形式的特点。

古籍版式图

1。版框：也称为边栏，指每版内围框文字的四周边线，上方叫“上栏”，下方叫“下栏”，两旁叫“左右栏”。单线的叫“单边”或“单栏”，双线的叫“双边”或“双栏”。一般比较粗黑，给人稳定感。四周只印一道粗黑的边线，称为四周单边。四周粗黑线内侧再刻一细黑线，称四周双边。如果仅左右粗黑线内侧有细黑线，称为左右双边。不仅有规范、整齐版面的作用，而且保留了简策、帛书的遗风。

2。界行：也称界格。指在版面内分割行字的直线。两道隔线间的条格叫界格，是竹木简书籍的流风余韵。在鉴定和著录时，人们习惯以半叶计算，叫做“半叶× 行×字”，有的径称“×行×字”，若每一行中有两排字（通常为大字的注解），叫做“小字双行每行×字”。若双行字数与单行正文相同，就不再注出。这种著录和说明方式，称为行格，又称行款。

3。天头：版框外空白纸的上方叫天头。

4。地脚：版框外空白纸的下方叫地脚。

5。版心：也称“叶心”，或简称“心”， 指古籍书叶两半叶之间、没有正文的一行。为折装整齐，版心多刻有鱼尾、口线等，为便检索，也常记有书名、卷数、页码、每卷小题、刻工姓名等文字。因为这一行居于两版的中心，故称版心。 版心通常有用作对折准绳的黑线和鱼尾形图案。

6。书口：又称版口，或简称口。指书籍装订成册后开合一侧的端面，有白口、黑口等款式。就书版而言它是版心。对于以包背装或线装的方式装订起来的书籍而言，这一部分为书可以翻阅的开口，故称书口。

7。鱼尾：版心中间的图形︻，因其酷似鱼尾，故名。刻于距版心上边大约四分之一之处。有时版心上下方都有鱼尾。一个鱼尾为单鱼尾，两个鱼尾称双鱼尾，个别有三鱼尾。鱼尾刻印出花样的称花鱼尾。鱼尾的作用是用作标示中缝线，作为折叶的标准。

8。象鼻：鱼尾上下到版框有一条线，叫做象鼻。象鼻为一条细黑线的叫细黑口或小黑口，象鼻为一条粗黑线的称为粗黑口或大黑口，无象鼻者为白口。

9。书耳：版框外左上角的空格，里面刻有简单的篇名，因为形状象耳朵，所以称书耳。书耳中的题名叫耳题、耳记。

10。墨钉：又称墨等。指版面上常有文字般大小的黑墨块，形状似钉帽。出现的原因是文稿雕版时未定的文字，等待校勘后写上去再印。

11。书牌：又称牌记，与现在的版权页类似，常常镌有书名、作者、镌版人、藏版人、刊刻年代、刊版地点等。明清时期的书牌作用多为表示特色和所有权，明清以前则更多是刻书题记，讲刻书缘起，选用底本，校本，甚至多少具有广告宣传作用。

12。大题：指一种书的题名。

13。小题：指一种书内各篇卷的题名。

14。行款：又称“行格”，指正文之行数与字数。通常以半叶计算。同一种书，不同时期有不同刻本，行款也往往不同。故行款为鉴别版本依据之一。

15。朱丝栏 乌丝栏：行格界栏以红色印的称为朱丝栏，以黑色印的称为乌丝栏。主要见于唐以前写本。明清时期，专有印刷各种颜色笺格的作坊，用不同颜色界栏笺纸抄写的古籍，通常直接著录为红格、黑格、蓝格、绿格等等。

二、古籍装订版式

单叶装订成册，就成为一部古籍。现存古籍以线装居多。古籍的结构是指一部具体古籍外在形式和内容的各个组成部分，在流传的过程中，逐渐有其特定的名称。

古籍结构图

1。书签：用作题写书名的长方形纸条，一般贴在古籍封皮左上角。有时还有册次和题写人姓名。

2。书衣：为保护书在书的前后加的封衣，也称封皮，一般选用较硬的纸作为书衣的材料，并在书衣上题写书名。

3。书名叶：在封皮之后，题有书名的一叶，又称封面、封、面叶、内封面。书名叶的后面一般加上一张空白纸，叫护叶或扉叶。

4。书脑：装订时，锥眼订线的地方叫书脑。

5。书脊：也称书背，一书装订处的侧面，如同书的脊背，称为书脊。

6。书首：书脊的最上端，称为书首，又称为书头。

7。书脚：书脚是书的底部，有些藏书家自己为方便翻检、阅读或者保存而将书名写上去。

8。书根：书脚中简单记载卷册的部~

　　要形成班级良好的人文精神，提高学生的人文素养，要注意以下几方面的内容：　一、增强班主任自身人文底蕴，提高学生人文素养　人文教育强调人的因素，在一个班级中，人包括了老师和学生。作为核心人物班主任，首先本身便要具备有人文底蕴，他的教育观、学生观、人生观、世界观必将对班级管理产生举足轻重的影响。班主任具有人文底蕴，他就会懂得尊重学生作为一个“人”的价值和尊严，就会努力挖掘班级管理中的人文价值，就会真心实意为学生的发展、需求着想。学生就会从他的一举一动中体会到一种人文气息，渐渐的，不知不觉中也学着老师形成了自己的人文底蕴，提高了自己的人文素养。一位具有人文底蕴的班主任，他的处事方式必将对学生的个性的形成产生巨大而长远的影响。

例如:在参加校运会这样的学校活动中，体育委员报告主动报名人数很少。

A班的班主任便在班会上动员学生。首先，他表现出对这次活动的极大兴趣，因为让他可以再感受到自己是学生时参加校运会的那种热烈气氛。他的同学又是如何在校运会中如何互相关心，彼此鼓励，共同夺奖的。再回忆自己当时的情感体验，如参赛中如何克服紧张的心理，怎样学会面对成败，在过程中自己的意志如何得到磨练等等。学生都听得津津有味，被老师的豪气所影响。也感染了老师身上积极向上，克服困难，拥护集体的那种精神。在老师的鼓励下，结果下课后报名参加的人数大增。

B班的班主任听了体育委员的报告，先训体育委员的办事不力，再到班里把同学们批评了一顿，说他们没有集体荣誉感，不支持班主任工作。结果全班都感到沮丧不安。同学们呢要参加又没信心，不参加要受批评。结果一个好好的校性活动，由于班主任贯彻技巧不佳，成为了B班同学的负担，于是更谈不上在活动中完善学生的人格了。

同样是一件事，两位班主任处理的方式不一样，形成的教育影响也就不同，学生在活动中所被培养出来的人文素养也有天壤之别。A班的学生体现的将会是一种积极进去，努力拼搏，勇敢面对困难、失败的人文精神。久而久之，学生就会体现对集体的责任感，进而升华到对社会的责任感和正确积极的人生观。而B班经历的将是一种焦虑、不安、失败、孤独的心理过程，是一种负面的情感体验，这样的氛围，不利于学生人文精神的养成

二、创设积极向上班级氛围，展现学生个性

一个班级有几十个学生，他们性格各异，个性鲜明。班主任要努力培养好这些学生，调动他们的思想积极性，充分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充分挖掘他们的内在潜力，鼓励他们勇敢地展现自己的才能，在各项活动中，做到人尽其能，使他们看到自己的闪光点，从而增强自己的自信心，让他们体验到被集体认可的归属感，进而升华到一种发自内心的集体主义精神和集体荣誉感。

例如:在平时的交流中，留意学生所表现的各种特长。在集体活动比赛中，便能指任负责人，以他为中心，带领同学做好各项比赛活动的准备工作。军中有将，有了核心人物，活动必能顺利完成，比赛也能取得辉煌。

三、在日常生活学习中，培养他们团结互助的合作精神

在日常生活学习中，让学生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互相帮助。以班级的共同提高为己任，采用“一帮一”的方式，使彼此在帮助的过程中共同进步。并做好宿舍小团体工作，培养同学间融洽的人际关系，提高道德素质，陶冶学生的情操，形成他们豁达的心智，纯净的情感，从而更好地使学生树立远大理想，激发发奋学习的信心和热情。

四、对后进生实行人文关怀，逐步转化

一个班里，不可忽视后进生的破坏力量。要想形成一个班级良好的人文精神，一定要对后进生人文关怀，如能成功地转化他们，比能将班级精神文明提高到另一更高的层次。对后进生的转化主要可以从以下几点进行：

1了解家庭及成长历程，发现形成原因。一个后进生或一个问题学生，他的出现，都有他的原因。所以作为班主任要做好后进生的工作，第一件事情是发现他形成的原因。有的后进生之所以孤僻、内向，是因为她有着一个破碎或冷漠的家庭。这时老师的工作是在日常生活和学习上给予她温暖，不断感化她冰冷的心，让她相信集体，融入集体。利用大集体的力量使她们让他们从新找到温暖，奋发向上。

2采用激励法，唤起学生正面情绪。对于自卑，封闭的学生。他们有的是因为从小缺少激励指导，不懂得如何做得好，有的是因为自身有某些缺陷，感到自卑不安。一个人经过激励的人，内在潜力可以发挥到80%-90%，而不经过激励，潜力只发挥30%-40%。这个数据有力地说明激励的作用，通过激励，发挥学生潜力，让他们认识到自己的闪光之处，能让他们树立自信，勇敢面对人生。班主任也可以通过自身学科特点，在课堂上给予他们鼓励表扬，使他们体会到被认可，被肯定的正面情绪，从而信心十足地积极面对人生。

3持之以恒，及时指导。“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后进生的形成都是长期受不良影响的过程，或不正确的教育等多方面原因造成的。这种不良影响和教育，有的来自家庭，有的来自学校，有的来自社会。他们在成长过程中已经形成较为顽固的不良品质和习惯。在改变的过程中存在着反复性。在一定的条件下，他们的不良习惯及行为总会再现。这时老师就要做到能持之以恒，决不气馁地坚持做好转化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