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仁贵（公元614年—公元683年）是出身清白的农家子弟，名礼，绛州龙门人（今山西河津），天生神力，勇武过人，是一个做将军的好胚子，在他的家乡山西河津县修仁村，就流传着薛仁贵“汾河湾射燕”的传说，燕子逃不过薛仁贵弓箭，所以不敢偷吃乡亲们田里的麦子。“虎岗首有一仁贵窑,创造不知何季，曰虎岗。天造地设，境巍势险。登临远眺，汾水如虹，贯风山于东峙”，相传此窑就是薛仁贵夫妻住过的寒窑，戏曲中有名的《投军别窑》的唱段就发生在这里，史书上记载薛仁贵娶妻柳氏，以务农为生，他曾打算为父母迁葬，妻子出言劝说，先建功立业，荣显家门，再为父母迁葬不迟。薛仁贵于是应募从军，开始了波澜壮阔的征战生涯。

　　贞观末年，唐太宗亲征辽东，薛仁贵成为张士贵的部下。历史上的张士贵是虢州卢氏人（今河南卢氏），他本名忽峍，善骑射，隋大业末年，曾聚众为盗，呼啸山林，被称为“忽峍贼”，后来被唐高祖招安，成为大唐名将，唐太宗曾如此称赞他，“闻公亲当矢石，为士卒先，虽古名将，何以加也！朕尝闻以身报国者，不顾性命，但闻其语，未闻其实，于公见之矣”，张士贵于显庆初年去世，赠荆州都督，陪葬昭陵。小说中描写张士贵屡次假冒薛仁贵的战功，实属子虚乌有，冤枉古人。

　　薛仁贵使用的方天画戟，很可能是他的家传兵器。他的六世祖是南北朝时期的著名将领薛安都，“安都勤王之略，义阙于籓屏，以地外奔，罪同于三叛”，因为宫廷斗争中站错了队伍，在南朝无法容身，被迫投靠了北魏，传到薛仁贵这一代，已然完全没落，但远祖的荣光和勇悍，使薛仁贵文武双修、体魄强健，在战斗中很快脱颖而出，进入大唐天子的法眼。　　贞观十九年（公元645年），唐太宗李世民御驾亲征，直指高丽。唐军到了安地，一位郎将被高丽军队团团围住，情势危急，薛仁贵飞马上前，立斩敌将，将人头悬挂于马鞍上，一举震慑敌军。更精彩的举动随之而来，为了突出万绿丛中一点红的效果，薛仁贵一身白袍，格外醒目，他手握画戟，“腰鞬张弓”，冲入敌群，所向披靡。唐军四面合围，势不可当，高丽军队溃散奔逃，折兵2万。唐太宗很快被这个天神般的青年人吸住了眼球，赶紧打听此人姓甚名谁。薛仁贵见到了大唐天子，当场被授予游击将军、云泉府果毅，负责守卫玄武门，转眼间，他就从士兵变成了将军，证明了是金子总会发光的道理。小说中描写他被张士贵欺压多年，无处申冤，纯粹是为了突出主人公的悲情。唐代崇尚军功，赏赐丰厚，薛仁贵一下子得到了2匹马、40匹绢、10名奴隶。班师回朝的路上，唐太宗告诉薛仁贵，“我的旧将都老了，难以担当镇守边疆的重任，我一直想提拔年轻将领，但没有见到象你这样出众的。我得到辽东并不欣喜，得到你这样的勇士才真正让我高兴”，唐太宗提升薛仁贵为右领军郎将，依旧让他守卫玄武门。

　　唐高宗继位后的永徽五年，皇帝驾临万年宫，一天夜里，暴雨成灾，引发山洪，大水冲到玄武门，卫士们大惊失色，四处逃散。薛仁贵十分生气，“天子有难，你们却如此贪生怕死”，他登高向宫中大声呼喊，终于惊醒了唐高宗。唐高宗刚刚出宫登上高处，洪水就把寝殿变成一片汪洋，如果皇帝稍有片刻迟疑，此时已然葬身水中。皇帝庆幸之余，向臣子表示了感激之情，“幸亏有你叫醒我，我才没有淹死，危难之中才知道你是个忠臣”。皇帝一生没有忘记他的救驾之恩，即使薛仁贵后来战败当死，也仅仅将之废为庶人，晚年还对宠臣说道，“往日九成宫遭遇洪水，没有你我就没命了”。

　　显庆二年（公元657年），面对反复无常的西突厥，唐高宗决心一劳永逸地解决问题，苏定方率领中国远征军出击西突厥汗国，以摧枯拉朽之势，打败了西突厥阿史那贺鲁，并俘获了被贺鲁部落关押的泥熟部落的人质。游牧部落之间，一方臣服了对手，后果是“常岁输牛马羊，过时不具，辄虏其妻子”，他们落入了唐军手中，本来要沦为贱民，薛仁贵劝说皇帝放还泥熟部落的人质，“厚加赉遣”，使泥熟部落感念大唐皇帝的恩情，少树一个仇人，多交一个朋友，泥熟部落主动为唐军效力，很快确立了大唐对西域的有效统治，把这片广袤的土地变成了中国的游牧区。

　　显庆三年，程名振攻克高丽的贵端城，斩首三千级。显庆四年（公元659年），薛仁贵与梁建方、契苾何力一道，与高丽军队激战于横山(今辽宁辽阳附近华表山)，薛仁贵一马当先，箭无虚发，敌人无不应弦而倒，在随后的石城之战中，一位高丽神箭手连杀唐军十余人，薛仁贵怒发冲冠，一人一骑，风驰电掣，扑向神箭手，立马将敌人生擒，吓呆了的敌人竟来不及拉开弓弦。显庆五年（公元660年），契丹阿仆固联合奚族共同反唐，薛仁贵和辛文陵在黑山大败契丹，活捉了阿仆固及一干首领，将他们押到东都。薛仁贵升至左武卫将军，封为河东县男。

　　龙朔元年（ 661年），铁勒酋长比粟毒伙同其他部落起兵犯境，唐高宗任命郑仁泰为铁勒道行军大总管，薛仁贵为铁勒道行军副大总管，出兵讨伐思结、拔也固、仆骨、同罗四部。临行前，唐高宗设宴饯行，他有意考考薛仁贵的神射技艺，“古人说，一个神箭手能射穿七层铠甲，今天你来试试五层铠甲”。薛仁贵泰然自若，一箭洞穿五层铠甲，赢得满座赞叹，皇帝高兴之下，当场赐予坚甲，以示鼓励。

　　当时铁勒九姓拥兵十几万，凭借天山之地利，企图与大唐雄师一决胜负。他们派出数十位骁勇骑士出马挑战，眨眼间，就被薛仁贵三箭射死三人，胆寒之下，铁勒人下马投降，放弃了抵抗。为了消除后患，薛仁贵命令部下，将十三万已经投降的铁勒人就地坑杀，制造了中国历史上骇人听闻的杀降暴行，“遂使稽颡屈膝者先被涂原之诛，惧死怀生者因成绝漠之计”，铁勒人害怕了，拼命逃窜，薛仁贵追击到漠北，擒获了叶护三兄弟。铁勒九姓衰落了，薛仁贵成了天上下凡的杀星，在高丽，当地人只要说一声，“薛礼来了”，家中小孩马上止住了哭声，薛仁贵成了大唐敌人眼中的凶神恶煞，唐军中到处传唱道，“将军三箭定天山，壮士长歌入汉关”。

　　朝臣对薛仁贵的弹劾中有这样的语句，“娶妾虽作逗留，准法便须离正”，抢掠而来的女子做了薛仁贵的小妾，以当时的情形猜度，她很可能是位铁勒贵族，不同于戏曲中的代战公主，代战公主是硬逼薛仁贵做了自己的丈夫。

　　裴行检曾经说过，“但恐杀降之后，无复来者”，禁止杀降的唐律条文明确，薛仁贵放纵部下抢掠烧杀，私带妇女入营，本来都是当斩之罪，却在提高军队战斗力的幌子下，成为可以原谅的行为，如同汉武帝的名言，军行万里之外，不计小过。

　　堡垒最容易从敌人内部攻破，唐军春耕、秋收季节的骚扰对高丽只起到了疲敌作用，敌人内部的分裂则带给大唐天赐良机。乾封元年（公元 666年），高丽莫离支泉盖苏文去世，长子泉男生继为宰相，被二弟泉男建所驱逐。泉男生派自己的儿子泉献诚向大唐求救，唐高宗派庞同善、高侃前去迎接，被泉男建拒于门外。薛仁贵奉命护送使节，在新城遭到高丽军队的袭击，唐军杀敌数百。庞同善到了金山，又被高丽人打败，薛仁贵横空出世，截住敌军，杀得落花流水，斩首五万余级，攻破南苏、木底、苍岩三城，与泉男生顺利会合。唐高宗万分欣慰，“卿身先士卒，奋不顾命，左冲右击，所向无前，诸军贾勇，致斯克捷”，鼓励薛仁贵再接再厉，再立新功。薛仁贵准备率领两千士兵进攻扶余城，诸将觉得兵力太少，薛仁贵则满怀信心，“兵力在于主将善用，而不在于多多益善”。他奋勇当先，所向无敌，唐军杀敌万余人，很快拿下扶余城。扶余川四十余城丧失了抵抗到底的斗志，望风而降，薛仁贵沿着海岸攻城略地，与李勣会师于平壤城，高丽投降了，在此之前的显庆五年，百济也被大唐吞并。薛仁贵与刘仁轨留守平壤，统领两万唐军，他升为右威卫大将军、平阳郡公，检校安东都护。史书上说他抚养孤儿、赡养老人、提拔干才、表彰节义，使高丽士众欣然慕化，恐怕是过誉之辞，不然唐高宗不会将几万高丽士众迁往大唐腹地，变成汉族的同化对象。泉献诚的后代，开始自称是高丽人，后来就自称唐人了。

　　泉献诚的后裔泉毖娶了太原王氏的女儿，太原王氏是大唐第一等高门，平时连皇族都不大放在眼里，欣然与泉氏联姻，说明泉氏家族已经融入大唐的主流社会，不再是作为边缘人的身份了。但是，纵观这种融合过程，就会发现这不是田园牧歌式的清唱，而是民族之间血与火的较量，大汉民族能延续到今天，只是充当了较量的胜利一方，而失败者或者成为历史上的翩然过客，或者只剩下遗老遗少的哀号。

　　龙朔三年（公元663年），吐蕃进兵吐谷浑，吐谷浑王诺曷钵率残部逃到凉州，向大唐求救，随行的还有他的妻子—大唐宗室女弘化公主。吐蕃又进攻唐朝管辖的西域地区，“于是安西四镇并废”。唐高宗当然不甘心吐出嘴里的肥肉，借着恢复吐谷浑王国的名义，派出精兵强将，与吐蕃军队一争高低。咸亨元年（公元670年），薛仁贵成为逻娑道行军大总管，以阿史那道真、郭待封为副，领兵十余万，迎战吐蕃军队。

　　郭待封是名将之后，以前与薛仁贵是平级，这次屈居副将，心里颇有不平之意。唐军到达大非川（今青海切吉平原）后，准备进兵乌海（今青海光海县西南苦海），薛仁贵认为，“乌海地险而瘴，吾入死地，可谓危道”，只能速战速决，迟则生变，大非岭地形宽平，可以布置两道栅栏以保护辎重，留一万人看守，主力部队则快马加鞭，轻装上阵，以求一举破敌。郭待封承担了保护辎重的任务，薛仁贵率领精锐，奔袭乌海，在河口与吐蕃军队遭遇，数万吐蕃人死伤籍枕，唐军获得的牛羊数以万计。薛仁贵回到乌海城，派人接应郭待封的辎重。不料郭待封违反薛仁贵的安排，擅自带着辎重粮草在后面缓缓前行，被吐蕃二十万军队团团围住，“粮仗尽没”，断绝了唐军的补给和支援。薛仁贵退居大非川，一切都为时已晚，吐蕃四十万军队已经前来迎战，唐军大败，几至全军覆没，薛仁贵也被吐蕃抓获，在没有选择的情况下，只有与吐蕃主将噶钦陵议和。议和之后，薛仁贵自带枷锁，回长安向皇帝请罪。依照唐律，以他的丧师重罪，本应处死，皇帝念及他以往的功劳和忠心，只将他除名为庶人。“吐谷浑自晋永嘉之来，始西渡洮水，建于群羌之故地，至龙朔三年为吐蕃所灭，凡三五○年”，薛仁贵的战败颇具偶然，武则天当政的长寿元年（公元６９２年），武威军总管王孝杰、武卫大将军阿史那忠率军大破吐蕃，克复安西四镇，在龟兹重新设置安西都护府，常驻军队三万人，夺回了大唐对西域的统治地位。

　　薛仁贵变成平民百姓，决不象小说中的胡编乱造，说什么李道宗设计陷害忠良，以致忠良蒙难。江夏王李道宗文武双全，英姿飒爽，在史书上颇有佳评，却无端被酸腐儒栽上了天大的罪名。其实薛仁贵也是文才斐然，这可能因为没落大族的手不释卷，“《周易新注古义》十四卷，薛仁贵撰”，一名士兵出身的武将注释《周易》这种先秦古籍，即使在唐朝这种文化昌盛的环境里，也会让人跌破眼镜。

　　根据官场运行的潜规则，有人是圈圈里面的人，有人是圈圈外面的人，而薛仁贵则是皇帝圈圈里面的人，一时贬放，终会东山再起。当高丽重起叛乱，薛仁贵成为鸡林道总管，重返辽东，再掌军权。上元年间，他在辽东犯法获罪，流放象州，又被皇帝赦免，唐高宗推心置腹、 情真意切，“往日我的寝宫遭遇洪水，若不是你拼命叫喊，我已经成了水里的鱼虾。北伐铁勒九姓，向东降服高丽，汉北、辽东遵从教化，这都是你的功劳。有人说你在乌海城下贻误战机，致使我军失利，我平生遗憾的也就是这件事情，现在西边不宁，瓜州、沙州商路断绝，你怎么能够自己高卧乡里，不为朝庭分忧解难？”

　　开耀元年（公元681年），薛仁贵封为瓜州长史，不久又被授予右领军卫将军、检校代州都督，前往云州（今山西大同），出击突厥的阿史那元珍。突厥人阵前问话，“唐将姓甚名谁？”对方回答，“薛仁贵”。突厥人又问，“听说薛仁贵流放象州，已经去世，死人怎么会复活呢？” 薛仁贵脱下自己的头盔，让突厥人看个清楚。突厥勇士看清之后，相顾失色，赶紧溜走。薛仁贵率军追击，大破敌军，斩首万余级，俘获二万人，还有驼马牛羊三万余头。

　　永淳二年（公元 683年），薛仁贵去世，赠左骁卫大将军、幽州都督，官府特造灵舆，护送还乡，极尽哀荣。薛仁贵有子薛讷，沉勇寡言，“其用兵，临大敌益壮”，成就不下于乃父，历经中宗、睿宗、武周、玄宗数朝，镇守边关几十年，保得国泰民安，颇有小说中薛丁山的影子，但什么樊梨花及三弃三请的情节，却是没影子的事，属于历史上的空穴来风。倒是薛仁贵的孙子薛嵩，与《薛刚反唐》中的薛刚颇有几分相似，他“气豪迈，不肯事产利，以膂力骑射自将”，安史之乱爆发后，竟然加入史朝义的叛军，成为乱臣贼子，然而又能及时反正，归附大唐，成为独霸一方的节度使，“嵩谨奉职，颇有治名”，最后竟以太保的身份光荣下葬，为他的传奇一生划上了完美的句号。唐人传奇中的《红线盗盒》，讲得就是薛嵩派遣飞檐走壁的女侠客吓唬节度使田承嗣的故事。

　　戏曲中的薛仁贵，从历史上一个一往无前、叱咤风云的勇将，变成了依靠天使面孔、魔鬼身材哄骗女人鞠躬尽瘁、无私奉献的老白脸，映射了汉族男人精神世界逐渐萎化的过程，如同戏曲中的男主角，在外十八年不闻不问，回来最关心的就是独守寒窑的妻子是否勾三搭四。然后如影随形的就是汉民族的悲剧命运，他们被驱逐、被屠杀，成为异族的奴隶和包衣，再也挺不起曾经高贵的脊梁，再也抬不起曾经高傲的头颅。提起汉族男人，人们就会想起杭州西湖边与白娘子共伞的许仙，他比江南的春水还要温柔，就会想起《儿女英雄传》中的安公子，遇上强盗竟然吓得尿水直流，需要侠女十三妹去搭救。历史模糊了往日的身影，人们已经不知道唐朝男人是什么样子，其实从唐诗中到处都能发现他们的影子，“月 黑 雁 飞 高，单 于 夜 遁 逃。欲 将 轻 骑 逐，大 雪 满 弓 刀”，这就是大唐的男人，这就是大唐的气势。

司马迁（前145或前135—前87？），字子长，西汉夏阳（今陕西韩城，一说山西河津）人，中国古代伟大的史学家、思想家、文学家，被后人尊称为“史圣”。他最大的贡献是创作了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原名《太史公书》）。《史记》记载了从上古传说中的黄帝时期，到汉武帝元狩元年（公元前122年），长达3000多年的历史。司马迁以其“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识完成的《史记》，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对后世影响巨大。 其父司马谈为太史令（相当于现在国家图书馆馆长一职）。父亲司马谈学问渊博，曾“学官于唐都，受易于杨何，习道论于黄子”，早年司马迁在故乡过着贫苦的生活，10岁开始读古书，学习十分认真刻苦，遇到疑难问题，总是反复思考，直到弄明白为止。20岁那年，司马迁从长安出发，到各地游历。后来回到长安，作了郎中。他几次同汉武帝出外巡游，到过很多地方。35岁那年，汉武帝派他出使云南、四川、贵州等地。他了解到那里的一些少数民族的风土人情。他父亲司马谈死后，公元前108年（元封三年），司马迁接替做了太史令。公元前104年（太初元年），与天文学家唐都等人共订“太初历”。同年，开始动手编《史记》。公元前99年（天汉二年），李陵出击匈奴，兵败投降，汉武帝大怒。司马迁为李陵辩护，触怒了汉武帝，获罪被捕，被判死刑。“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报任安书》）为了完成父亲遗愿，完成《史记》，留与后人，含垢忍辱忍受“腐刑(割掉鼻子或者生殖器官的酷刑)”。公元前96年（太始元年）获赦出狱，做了中书令，掌握皇帝的文书机要。他发愤著书，全力写作《史记》，大约在他55岁那年终于完成了全书的撰写和修改工作。司马迁以其“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识，成就了《史记》——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全书130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余字。《史记》全书包括十二本纪（记历代帝王政绩）、三十世家（记诸侯国和汉代诸侯、勋贵兴亡）、七十列传（记重要人物的言行事迹，主要叙人臣，其中最后一篇为自序）、十表（大事年表）、八书（记各种典章制度记礼、乐、音律、历法、天文、封禅、水利、财用）对后世的影响极为巨大，被称为“实录、信史”。 司马迁自称其先祖是颛顼时期的天官。《史记·太史公自序》记载“昔在颛顼，命南正重司天，火正黎司地。唐、虞之际，绍重、黎之后，使复典之，至于夏、商，故重、黎氏世序天地。”周宣王时期，司马迁的祖上来到秦国。他的直系祖先是战国时期秦国著名的武将司马错。秦惠文王时期，司马错曾经在朝堂上与张仪辩论，辩论内容被收入《战国策·秦策》，后收入《古文观止》，名为《司马错论伐蜀》。辩论胜利后，秦惠文王派司马错等人出兵巴蜀，得胜而守之。六世祖司马靳为名将武安君白起副手，参与长平之战，坑杀赵卒四十万人，司马错、司马靳等军事之功为秦国奠定了一统天下的军事基础。 司马迁的父亲是西汉武帝时期太史令司马谈。司马谈是当时一位非常杰出的学者，著有《论六家要旨》一文，系统总结了春秋战国秦至汉初以来阴阳、儒、墨、法、名、道各家思想的利弊得失，并对道家思想进行了高度肯定。该文是对春秋战国以来的诸子百家思想的高度概括和凝练总结。 司马谈在约汉武帝建元六年至元封元年间任太史令。公元前145年，司马迁出生于家乡夏阳（今陕西省韩城市）。从小受到良好的教育。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上，司马迁说：“迁生龙门，耕牧河山之阳。年十岁则诵古文。”十九岁时，他从长安出发，足迹遍及江淮流域和中原地区，所到之处考察风俗，采集传说。在《自序》上司马迁说“（他）二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疑，浮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夫子遗风，乡射邹峄；厄困蕃、薛、彭城，过梁、楚以归。于是迁仕为郎中，奉使西征巴、蜀以南，略邛、莋、昆明，还报命。”二十五岁时，他又以使者监军的身份，出使西南夷，担负起在西南设郡的任务。足迹遍及“邛、莋、昆明”等地。 汉武帝元封元年（前110年）司马谈去世，三年之后，司马迁承袭父职，任太史令，同时也继承父亲遗志（司马谈临终曾对司马迁说：“余死，汝必为太史；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准备撰写一部通史。汉武帝太初元年（前104年），司马迁与唐都、落下闳等共同定立了“太初历”，该历法改变了秦代使用的颛顼历以十月为岁首的习惯，而改以正月为岁首。从而，为中国的农耕社会奠定了其后两千年来所尊奉的历法基础。之后司马迁便潜心修史，专心写作，开始了《史记》的写作。 司马迁生卒年代，史无明文。近人王国维《太史公行年考》认为司马迁生于公元前145年（汉景帝中元五年），一说生于公元前135年（汉武帝建元六年）；大约卒于公元前86年（汉昭帝始元元年），一说卒于公元前87年（汉武帝后元二年），又一说卒于公元前90年（汉武帝征和三年）。据说司马迁家自唐虞至周，都是世代相传的历史家和天文家。司马错是秦惠王时伐蜀的名将，司马昌是秦始皇的铁官，到了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又做汉武帝的太史令，恢复了祖传的史官恒业。 司马迁的少年时代，“耕牧河山之阳”。司马迁在这“山环水带，嵌镶蜿蜒”（《韩城县志序》）的自然环境里成长，既被山川的清淑之气所陶冶，又对民间生活有一定体验。

10岁，司马迁随父亲至京师长安，得向老博士伏生、大儒孔安国学习；家学渊源既深，复从名师受业，启发诱导，获益不浅。这个时候，正当汉王朝国势强大，经济繁荣，文化兴盛的时候，张骞奉使通西域，卫青、霍去病大破匈奴，汉武帝设立乐府，也是司马迁在京城里丰富见闻，热情迸发的时候。 司马迁大约20岁开始外出游历——“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疑，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峄，厄困鄱、薛、彭城，过梁楚以归。”回到长安以后，做了皇帝的近侍郎中，主要职责是守卫宫殿门户，管理车骑，随从皇帝出行。他随汉武帝到过平凉、崆峒，又奉使巴蜀，他到得最南边是昆明。据司马迁自己说，他少年时期曾经“耕牧河山之阳”，也就是说他儿童时期曾经在家乡从事过一些农业劳动。后来他的父亲司马谈到长安做了太史令，司马迁随父亲也到了长安，然后在父亲的指导下，他刻苦读书，打下了深厚的文化基础，他拜了很多名师做老师。司马迁的家族，就是他这个家族，世代都是史官，而作为史官，他有责任来记载帝王圣贤的言行，也有责任来搜集整理天下的遗文古事，更有责任通过叙事论人而为当时的统治者提供借鉴。那么他的父亲司马谈就有志于整理中华民族数千年历史，试图撰写一部规模空前的史著。就是写一部史书，从 他父亲开始就已有这么一个理想，他的父亲做太史令之后，就开始搜集阅读史料，为修史做准备。但是司马谈感到自己年事已高，要独立地修成一部史著，无论是时间、无论是精力，还是才学知识都还不够，所以司马谈寄厚望于他的儿子司马迁，希望他能够早日参与其事，最终实现这样一个宏愿。 于是，司马迁在读万卷书的基础上，开始行万里路，司马谈要求他儿子来进行一次为期两年多的一次全国的漫游。司马迁从20岁开始的全国漫游，是为写《史记》做准备的一次实地考察，他亲自采访，获得了许多第一手材料，保证了《史记》的真实性和科学性。他这个漫游，也是《史记》实录精神的一种具体体现。

　　比如说，他漫游到汨罗江畔，在当年屈原投江自沉的地方，他高声朗诵着屈原的诗，他痛哭流涕，所以他写《屈原列传》写得那么有感情，他是亲自去考察过，他是在学习屈原的基础上来写屈原的。比方说，在韩信的故乡淮阴，他也搜集了许多有关韩信的故事，并亲自去问别人，说当年韩信受胯下之辱，了解韩信为什么能够受胯下之辱而不发怒，不愿意去做出非法的事来，忍了。韩信那么高的个子，从一个流氓两个腿之间爬过去，如果按照他的个性，一刀就把他杀了。但是如果把他杀了，后来就不能够建功立业了。韩信后来帮助刘邦推翻了秦王朝，建立了西汉，封王封个侯，回了故乡，韩信自己说：如果当初我把你杀了，我就没后来的建功立业，所以小不忍则乱大谋。并为避祸而韩何改姓的何姓安徽庐江始祖，辛亥革命元老中国现代教育奠基人同盟会嘉应州主盟人何子渊的远祖何庶题辞（别号：自修，轩辕黄帝第60世耳孙）：“更名改姓 因避强秦 宁去候统 甘为庶民 ；承先启后 继旧开新 既明且哲 以保其身。“ 再比如说，在曲阜他去瞻仰了孔子的墓，还和孔子故乡的一些儒生在一起揽衣挽袖，一步一揖，学骑马，学射。学行古礼，以此表达他对孔子的纪念。再比如说，在孟尝君的故乡薛城，他走乡串巷，考察民风，而且他考察这个地方的民风跟当年孟尝君好客养士有什么关系，所以他走一路、考察一路。可以这样说，司马迁在漫游的旅程中，不放过任何一个了解历史的人，不放过任何一个存留于人们口碑上的故事，获得了许许多多从古籍当中所得不到的历史材料，同时他深入民间，广泛地接触了人民群众的生活，使得他对社会，对人生的观察、认识逐渐深入。

此外他遍历名山大川，饱览了祖国山河的壮美，陶冶了性情，从而也提高了他的文学的表现力。所以说司马迁的这次漫游，正是司马迁走向成功的极为坚实的一步，是非常典型的所谓读万卷书，行万里路。 公元前110年（元封元年），汉武帝举行大规模的巡行封禅，步骑十八万，旌旗千余里，浩浩荡荡。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是史官，司马谈这时候却病了，经过汉武帝的允许留在洛阳养病，正好司马迁从长安匆匆赶去追随汉武帝，在洛阳见到了他奄奄一息的父亲司马谈。

　　司马迁在为《史记》写的“自序”里，详细记录了司马谈在“河、洛之间”对他说的那番语重心长的遗嘱。司马谈说：余先，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尝显功名于虞、夏，典天官事，后世中衰，绝于予乎？汝复为太史，则续吾祖矣。今天子接千岁之统，封泰山，而余不得从行，是命也夫，命也夫！余死，汝必为太史。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且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此孝之大者。夫天下称颂周公，言其能歌文、武之德，宣周、邵之风，达太王、王季之思虑，爰及公刘，以尊后稷也。幽厉之后，王道缺，礼乐衰，孔子脩旧起废，论《诗》、《书》，作《春秋》，则学者至今则之。自获麟以来，四百有余岁，而诸侯相兼，史记放绝。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汝其念哉！

司马迁俯首流涕，对父亲发誓说：“我虽不聪敏，请容许我把您已记录编排过的有关过去的传闻，完整地书写出来，绝不敢有缺漏。”洛阳相会，就这样成为这一对钟情于历史学的父子之间的生死之别。 大臣们都谴责李陵不该贪生怕死，向匈奴投降。汉武帝问太史令司马迁，听听他的意见。

司马迁说：“李陵带去的步兵不满五千，他深入到敌人的腹地，打击了几万敌人。他虽然打了败仗，可是杀了这么多的敌人，也可以向天下人交代了。李陵不肯马上去死，准有他的主意。他一定还想将功赎罪来报答皇上。” 汉武帝听了，认为司马迁这样为李陵辩护，是有意贬低李广利（李广利是汉武帝宠妃的哥哥），勃然大怒，说：“你这样替投降敌人的人强辩，不是存心反对朝廷吗？”他就把司马迁下了监狱，交给廷尉审问。司马迁被关进监狱以后，案子落到了当时名声很臭的酷吏杜周手中，杜周严刑审讯司马迁，司马迁忍受了各种肉体和精神上的残酷折磨。面对酷吏，他始终不屈服，也不认罪。司马迁在狱中反复不停地问自己：“这是我的罪吗？这是我的罪吗？我一个做臣子的，就不能发表点意见？”不久，有传闻说李陵曾带匈奴兵攻打汉朝。汉武帝信以为真，便草率地处死了李陵的母亲、妻子和儿子。司马迁也因此事被判了死刑。第二年汉武帝杀了李陵全家，处司马迁以腐刑。腐刑是个奇耻大辱，污及先人，见笑亲友。后司马迁在《报任少卿书》中提及此事中说道：“遭遇此祸，重为乡党所戳笑，以污辱先人，亦何面目复上父母之丘墓乎，虽累百世，垢弥甚耳，是以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其所往，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在狱中，又备受凌辱，“交手足，受木索，暴肌肤，受榜棰，幽于圜墙之中，当此之时，见狱吏则头抢地，视徒隶则心惕息”（司马迁《报任安书》）。几乎断送了性命。他本想一死，但想到自己多年搜集资料，说：“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要写部有关历史书的夙愿，因此为了完成《史记》的写作，忍辱负重，希望出现一线转机。

司马迁认为受腐刑是一件很丢脸的事，他几乎想自杀。但他想到自己有一件极重要的工作没有完成，不应该死。因为当时他正在用全部精力写一部书，这就是我国古代最伟大的历史著作——《史记》。原来，司马迁的祖上好几辈都担任史官，父亲司马谈也是汉朝的太史令。司马迁十岁的时候，就跟随父亲到了长安，从小就读了不少书籍。

为了搜集史料，开阔眼界，司马迁从二十岁开始，就游历祖国各地。他到过浙江会稽，看了传说中大禹召集部落首领开会的地方；到过长沙，在汨罗江边凭吊爱国诗人屈原；他到过曲阜，考察孔子讲学的遗址；他到过汉高祖的故乡，听取沛县父老讲述刘邦起兵的情况……这种游览和考察，使司马迁获得了大量的知识，又从民间语言中汲取了丰富的养料，给司马迁的写作打下了重要的基础。 以后，司马迁当了汉武帝的侍从官，又跟随皇帝巡行各地，还奉命到巴、蜀、昆明一带视察。司马谈死后，司马迁继承父亲的职务，做了太史令，他阅读和搜集的史料就更多了。在他正准备着手写作的时候，就为了替李陵辩护得罪武帝，下了监狱，受了刑。他痛苦地想：这是我自己的过错呀。现在受了刑，身子毁了，没有用了。

但是他又想：从前周文王被关在羑里，写了一部《周易》；孔子周游列国的路上被困在陈蔡，后来编了一部《春秋》；屈原遭到放逐，写了《离骚》；左丘明眼睛瞎了，写了《国语》；孙膑被剜掉膝盖骨，写了《兵法》。还有《诗经》三百篇，大都是古人在心情忧愤的情况下写的。这些著名的著作，都是作者心里有郁闷，或者理想行不通的时候，才写出来的。我为什么不利用这个时候把这部史书写好呢？于是，他把从传说中的黄帝时代开始，一直到汉武帝太始二年（公元前95年）为止的这段时期的历史，编写成一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字的巨大著作《史记》。司马迁在他的《史记》中，对古代一些著名人物的事迹都作了详细的叙述。他对于农民起义的领袖陈胜、吴广，给予高度的评价；对被压迫的下层人物往往表示同情的态度。他还把古代文献中过于艰深的文字改写成当时比较浅近的文字。人物描写和情节描述，形象鲜明，语言生动活泼。因此，《史记》是一部伟大的历史著作。

　　大禹治水是历史还是神话？

　　大禹像

　　“大禹治水”无疑是千百年来华夏大地流传最广的故事，其影响可谓历久弥深。

　　爬梳卷帙浩繁的史书典籍，无论是《史记》、《尚书》、《诗经》，还是《水经注》、《山海经》、《淮南子》等，均对大禹治水有具体记载与描述。人们熟悉的“三过家门而不入”、“鲤鱼跃龙门”等，也典出大禹。还有神州大地数以十计的禹迹，似乎都在印证着禹的存在与那场足以惊天地、泣鬼神的治水运动的曾经发生。禹的功绩实在太大，所以人们在他的名字前冠以“大”——天大，地大，禹大！

　　那么，大禹治水究竟是历史事实还是神话传说？

　　历史上是否有大禹其人？

　　大禹究竟治理过哪条河？

　　…………

　　千古传说仍有千古疑云谜团有待揭开！

　　本篇试图根据各类史书典籍的相关记载，结合有关方家的考据成果，对此作若干探寻。其倾向性之推论，或幸而言中，或纯属妄断，偏颇疏谬在所难免，还望方家同好，予以赐正，不胜铭感。

　　历史上是否有大禹其人？

　　关于大禹是否真有其人，古史辨派曾提出过怀疑。近世以顾颉刚先生为代表的疑古派学者认为，历史上并无大禹其人，禹是由神人格化为人，其本源实为一条虫。其主要根据是《说文解字》中解释禹为虫，又释“禹”之下半部分为“兽足蹂地”，合此二字的含义，很像蜥蝎。而传世青铜器上“螭”的纹饰，正作蜥蜴形状，因此禹有出于九鼎纹饰的可能。

　　禹的父亲是鲧（音：滚），《说文解字》释鲧为大鱼，《国语》说鲧化为黄熊入于水，是一种水物。《淮南子》说禹化为黄熊，因而禹与鲧相类，也是一种水物。《天问》、《山海经》等说鲧殛死三岁不腐，后用刀剖腹生出禹。由此，禹应该是有文献记载的最早一例“剖腹产”，而且是由鲧这位大男人所生。另有说有鸱、龟、应龙等水族动物曾帮助禹治水。既然治水神话中水族动物极多，说禹与它们同类，也就不足为怪。

　　因此，也有方家根据神话学原理加以推论，认为大禹既非神，又不是具体“个人”，而是代表着一个以“虫”为图腾的部落。

　　窃以为，历史上应该有禹其人。依据有三：

　　其一，记载大禹治水事迹的古籍最早可推见《尚书》、《诗经》。在青铜器《齐侯钟》铭文中，则有“咸有九州，处琙之堵”；在《秦公簋》和《秦公钟》铭文中，也都出现过禹的名字。据此，范文澜先生在《中国通史简编》中认为夏“禹是古帝中最被崇拜的一人”。似乎对禹有其人是肯定的。

　　其二，《史记·夏本纪第二》对禹从出生、治水经历，一直写到“东巡狩，至于会稽而崩”。其间固然大量引用了先秦古籍中有关大禹治水的传说，但司马迁作为一个治学严谨的史学家，在《夏本纪》中专门化笔墨写到禹死后的所葬之处，并对其地名加以诠释，“或言禹会诸侯江南计功而崩，因葬焉，命曰会稽。会稽者，会计也。”可见，太史公对禹死于“会诸侯江南计功”，并下葬于会稽（今绍兴）一地是持肯定态度的。若禹原本只是子虚乌有，何须太史公如此详尽地叙述其下葬之地。

　　其三，无论是《吴越春秋》、《史记》，还是《竹书纪年》、《越绝书》等，都认定越王世家是禹守陵人之后裔。《史记·越王勾践世家》说“越王勾践，其先禹之苗裔，而夏后帝少康之庶子也。封于会稽，以奉守禹之祀”。《吴越春秋·越王无余外传》则有载“禹以下六世，而得帝少康，少康恐禹祭之绝祀，乃封其庶子于越，号曰无余。”让人颇感兴趣的是，今绍兴大禹陵一带仍存有姒姓的村落，应该是当年守陵人之后裔。倘若历史上本无禹，为一座空冢守几千年，似乎于理难通。

　　大禹究竟治理过哪条河？

　　既然禹确有其人，那么禹是否治过水，究竟治理过哪条河？

　　关于大禹治水的传统说法见诸于各类古籍，按当时的生产力水平而论，大多不可证信。如按《禹贡》记载禹所治理江河的水利工程量，即使能使用当今的先进设备，大舜帝又能从国库中拿出这样一笔巨款，而且发出一张通行证，让禹在大舜管辖不了的东夷、西戎、南蛮通行无阻，则十三年中也绝对难以完成如此庞大的工程。

　　新近的说法是，大禹治水治的并非滔滔江河，而是海浸。禹时代海平面上升，海水倒灌至陆地，世界范围内都有被海水所淹的传说。海水退后，地面一片淤泥，不加以治理，就不便耕种。大禹所治理的，正是这种田间水渠的管理。有学者认为，这与孔子所说的“尽力乎沟洫”是大致符合的。而《孟子》等古籍中所说的：“水横流”、“水逆行”等，也只有在大规模海浸时才能发生的现象。

　　笔者赞同徐旭生先生关于大禹曾治理过共水之说。

　　徐旭生认为，在《禹贡》、《国语》、《水经注》等古籍中频繁出现的“共工”、“共县” 、“洚水”等，实际指的是位于今河南辉县境内的一条小河共水，相当于现在的卫河，它与淇水一起流入黄河。此地正当黄河转折地方的北岸，黄河在此处还接纳了不少支流，水量丰沛，又是初入平原，所以容易为患，黄河历代水患几乎全发生在这一地域之内。

　　大禹在历史上所治理的河流正是这条叫“共水”的小河。而“洪水”原为专用名字，指“共水为患”，后来才成为一个公名。《说文解字·水部》解：“洪，洚水也。”洚水，即共水。

　　据考古发掘证明，辉县孟庄遗址的龙山文化城址存有大洪水的遗迹。孟庄龙山城毁于一次洪水，证据是西墙的中段有一大的缺口。在西城墙的这段缺口处，二里头时期的人们清除了这里的大部分淤土，然后用夹板筑夯成二里头时期的西城墙。

　　辉县大洪水发生在龙山文化晚期、二里头文化之前，这正是4000年前舜禹时期。黄河在此时间改道，在豫东折而北向。辉县是北流黄河水患之重，大禹治水也自当从共工故地开始。这段的治水基本就是泄洪，沿黄河北上，决通九河进行分流。所以《史记·河渠书》等中所说“身执耒锸，以民为先，抑洪水十三年，三过家门而不入”，终于出现了“九州既疏，九泽既洒，诸夏艾安”，实际上可能是指禹率治水大军决通九河进行分流，解决了共地的水患。

　　新砦期对应夏王朝建立时段约100余年间。新砦遗址（根据文献记载，该遗址应是夏代早期都城夏邑所在）的新砦期大冲沟以及基本同时发生的辉县大洪水，还让人们有理由推测：夏王朝的建立与大禹治水相关。

　　一次最成功的造神运动

　　禹成功治理共水，世人便把他敬为神人，尊为“大禹”，将他与天地相齐名，所谓天大、地大、禹大。当时人们甚至把整个中国叫“禹域”，意为大禹治理过的地方，从而把治理江河、战胜洪灾的所有美好愿望，都寄托在大禹身上。“开九州，通九道，陂九泽，度九山”，大禹几乎成为无所不能的天神，“大禹治水”便演变成中国古代最成功的一次造神运动。

　　《诗经》赞美道：“洪水茫茫，禹敷下土方。”《尚书》曰：“禹平水土，主名山川。”《左传》云：“美哉禹功！明德远矣。微禹，吾其鱼乎！”《史记》中也说：“大禹平活水土，功齐天地”。

　　而无论是《史记》、《左传》、《尚书》、《诗经》、《孟子》、《墨子》、《庄子》，还是《水经注》、《山海经》、《淮南子》、《太平广记》、《楚辞》等，几乎所有的古籍都成为这场造神运动的“鼓吹者”与传承者。禹被彻底地神化，治水也成为玄之又玄的神话故事。

　　在神州大地几乎到处都有关于大禹的遗迹和传说。安徽怀远县境内有禹墟和禹王宫；陕西韩城县有禹门；山西河津县城有禹门口；山西夏县中条山麓有禹王城址；河南开封市郊有禹王台；禹县城内有禹王锁蛟井；武汉龟山东端有禹功矶；湖南长沙岳麓山巅有禹王碑；甚至远在西南的四川南江县还建有禹王宫；而河南洛阳更有大禹开凿龙门的传说。这些遍布中国的大禹遗迹，既寄托着民间对大禹的崇敬，也是发生在中国古代的那场空前绝后的造神运动的具体见证。

　　但无论大禹治水是历史还是神话，大禹治水的故事，永远是一笔宝贵的文化财富。大禹为民造福的品德，永远值得称颂；大禹刻苦耐劳的精神，永远值得弘扬。

　　真武大帝

　　求助编辑百科名片

　　真武大帝铜像真武大帝又称玄天上帝、玄武大帝、佑圣真君玄天上帝，全称真武荡魔大帝，为道教神仙中赫赫有名的玉京尊神。现在武当山信奉的主神就是真武大帝，道经中称他为“镇天真武灵应佑圣帝君”，简称“真武帝君”。民间称荡魔天尊、报恩祖师、披发祖师。明朝以后，在全国影响极大，近代民间信仰尤为普遍。真武大帝也称玄武、玄龙，盘古之子，于玉帝退位后任第三任天帝，生有炎黄二帝。曾降世为伏羲，为龙身，中华之祖龙。

　　目录

　　特征其一，为北方之神

　　其二，为水神

　　其三，为阴阳交感演化万物的象征

　　其四，为戈之事的主持者

　　其五，为司命之神

　　相关记载史料

　　真武大帝的来历

　　真武大帝的更名原因相关记载

　　道教经典记载

　　特征 其一，为北方之神

　　其二，为水神

　　其三，为阴阳交感演化万物的象征

　　其四，为戈之事的主持者

　　其五，为司命之神

　　相关记载 史料

　　真武大帝的来历

　　真武大帝的更名原因 相关记载

　　道教经典记载

　　展开 编辑本段特征

　　其一，为北方之神

　　《楚辞·远游》注云：“玄武，北方神名。”《史记·天官书》曰：“北宫玄武，虚危，危为盖屋。”真武大帝

　　《重修纬书集成》卷六《河图》：“北方黑帝，神名叶光纪，精为玄武。”而汉代人认为北方之神不只一位，而有三位，《淮南子·天文训》称其为颛顼、辰星、玄武。因较为复杂，民众不易把握，故仍以玄武为北方之神。

　　其二，为水神

　　根据阴阳五行来说，北方属水，故北方之神即为水神。王逸《九章怀句》云：“天龟水神。”《后汉书·王梁传》曰：“玄武，水神之名，司空水土之官也。”《重修纬书集成》卷六《河图》：“北方七神之宿，实始于斗，镇北方，主风雨。”因雨水为万物生存所必需，故玄武的水神属性，深受人们的信奉。真武大帝

　　其三，为阴阳交感演化万物的象征

　　东汉魏伯阳《周易参同契》曰：“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雄不独处，雌不孤居，玄武龟蛇，纠盘相扶，以明牝牡，毕竟相胥。”就是利用龟蛇纠盘的例子来说明阴阳必须相合的观点。

　　其四，为戈之事的主持者

　　勾陈大帝之重要支持，剑仙之道守护神，武学之人的护法者。灵龟为盾、玄蛇为剑，兵天剑修真的看守护者。武当山道教最高尊神。因北方七宿（斗、牛、虚、危、室、壁）组成龟形，其下有腾蛇星，故龟蛇合体；位于北方，属水，其色玄，故称玄武。玄武真君每每斩妖锄魔都御剑出行，就因为御剑天遁比腾云驾雾来的快。

　　其五，为司命之神

　　龟因其寿命长而成为长寿和不死的象征，《史记·龟策列传》称其能导引咽气。《抱朴子》亦称其能导引，并曰：“城阳郄位少时行猎，坠空冢中，饥饿，见冢中先有大龟，数数回转，所向无常，张口吞气，或俛或仰。乃试随龟所为，遂不复饥。”此外，北方玄武首宿即为斗宿，俗称南斗。《星经》曰：“南斗云星，主天子寿命，亦宰相爵禄之位。”晋干宝《搜神记》中引用管辂的话曰：“南斗注生，北斗注死。”既而人们相信祭拜南斗就可以增寿。　玄武的这些特性，不但赢得了社会各阶层的普遍信仰，而且还为唐宋以后玄武演变成道教大神奠定了基础。

　　编辑本段相关记载

　　史料

　　史载“净乐治麇”，糜国王子也就是净乐王子真武，不爱江山，爱修仙，毅然出家到均州城东南的武当神山修行，四十二年后得道飞升，最终成为道教的崇奉神。”。《太和山志》记载“非真武不足当之”，意谓武当乃中国道教敬奉的“玄天真武大帝”（亦称真武帝）的发迹圣地。　玄武本二十八宿中北方七宿之总名。战国典籍已有记载。　《楚辞·远游》有“召玄武而奔属”之句洪兴祖《楚辞补注》卷五曰：“玄武谓龟蛇，位在北方，故曰玄，身有鳞甲，故曰武”。　《礼记·曲礼》云：“行，前朱鸟而后玄武，左青龙而右白虎。”注曰：“行，军旅之出也。朱鸟、玄武、青龙、白虎，四方宿名也。……军行法之，作此举之于上，以指正四方，使戎阵整肃也。”　《淮南子·天文》将此四方神与四天帝相配，称玄武为颛顼之僚佐，曰：“北方水也，其帝颛顼，其佐玄冥，……其神为辰星，其兽玄武。真武大帝

　　”　纬书《河图》则视玄武为黑帝之精，称：“北方黑帝，神名叶光纪，精为玄武。”又曰：“北方黑帝，体为玄武，其人夹面兑头，深目厚耳。”　东晋葛洪《抱朴子内篇·杂应》称老君李聃“左有十二青龙，右有二十六白虎，前有二十四朱雀，后有七十二玄武，”为之作护卫。　唐段成式《酉阳杂俎》中之玄武形象仍为龟蛇，该书《续编》卷三云："朱道士者，太和八年，常游庐山，憩之涧石，忽见蟠蛇如堆缯锦，俄变为巨龟，访之山叟，云是玄武。"　五代于逖《灵应录》又记人锄死龟蛇得祸的故事，据称此龟蛇即"玄武神也"。

　　真武大帝的来历

　　据《太上说玄天大圣真武本传神咒妙经》，真武大帝是太上老君第八十二次变化之身，托生于大罗境上无欲天宫，净乐国王善胜皇后之子。皇后梦而吞日，觉而怀孕，经一十四月及四百余辰，降诞于王宫。后既长成，遂舍家辞父母，入武当山修道，历四十二年功成果满，白日升天。玉皇有诏，封为太玄，镇于北方。玄武一词，原是二十八宿中北方七宿的总称。屈原《楚辞》之《远游》篇有句称，“召玄武而奔属”。玄武七宿之形如龟蛇，故注称，“玄武谓龟蛇，位在北方，故曰玄，身有鳞甲，故曰武”。北宋开宝年间，玄武神降于终南山。太平兴国六年（981年）封为翌盛将军。铜雕真武大帝

　　宋真宗大中祥符七年（1014年）加封为翌圣保德真君，后为避圣祖赵玄朗之讳，改玄武为真武。宋真宗、宋徽宗、南宋钦宗等屡有加封。元代大德七年（1303年）加封真武为元圣仁威玄天上帝。明成祖崇奉真武，御用的监、局、司、厂、库等衙门中，都建有真武庙，供奉真武大帝像。永乐十年（1412年）又命隆平侯张信率军夫二十余万人大建武当山宫观群，使武当山真武大帝的香火达到了鼎盛。七宿之中有斗宿。道教重视斗星崇拜，称“南斗注生，北斗注死”，凡是人从投胎之日起，就从南斗过渡到北斗。人之生命寿夭均由北斗主其事。因此，人祈求延生长寿，都要奉祀真武大帝。　《佑圣咒》称真武大帝是“太阴化生，水位之精。虚危上应，龟蛇合形。周行六合，威慑万灵”。因此，真武大帝属水，当能治水降火，解除水火之患。明代宫内多建真武庙就为祈免水火之灾。

　　编辑本段真武大帝的更名原因

　　相关记载

　　关于玄武更名为真武的原因，众说纷纭。一说为避宋真宗的讳(宋真宗曾馥名玄休、玄侃)，此说见于《集说诠真》等书中，另一说为避赵宋“圣祖”赵玄朗的讳，此说见于《朱子语类》中。玄武改为真武后，玄武的名称很少有人提及了。北宋时期，真武的形象仍是龟蛇。到了南宋，真武人格化的传说开始日益繁盛。宋太祖时，已有真武、天蓬等为天上大将之说。宋高承《事物纪原》中即记载了宋真宗天禧（1017—1022年）元年（1017年），“营中有卒见龟蛇者，军士因建真武堂。二年闰四月，泉涌堂侧，汲不渴，民疾疫者，饮之多愈”。真宗闻言，下诏建观，赐名“祥源”。于是人格化的真武诞生了。据《夷坚志》、《云麓漫钞》等书记载，其形象多道服羽梳，被（披）发仗剑（故称披发祖师），颇为勇猛。真武作为道教所奉祀的大神，并且在民间有着广泛而深到的信仰，就再也不能作为原来星辰龟蛇的形象括跃于道教神坛之上了。故有关真武身世、神迹的传说便逐渐流传开来，《道藏》、《续文献通考》、《三教搜神大全》、《历代神仙通鉴》等书中，均载有诸多有关真武身世的传说和神异故事。

　　道教经典记载

　　道教经书中描绘真武的形象是披发黑衣，金甲玉带，仗剑怒目，足踏龟蛇，顶罩圆光，形象十分威猛。《元始天尊说北方真武妙经》宣竹，真武帝君原来是净乐国太子，生而神灵，察微知运。长大成人后十分勇猛，唯务修行，发誓要除尽天下妖魔，不愿继承王位。后遇紫虚元君，授以无上秘道，连越游东海，又遇天神授以宝剑。入武当(太和山)修炼。居四十二年功成圆满，白日飞升，玉帝下令敕镇北方，统摄玄武之位，并将太和山易名为武当山，意思是“非玄武不足以当（挡） 之”。宋天禧年间（1017—1022）诏封为“真武灵应真君”。元朝大德（1297—1308）七年（1303）加封为“光圣仁威玄天上帝”，一跃而为北方最高神。　明代是真武大帝声势显赫、民间信仰最为普遍的时期。明朝初期，朱元璋的儿子燕王朱棣发动“靖难之变”，夺取了王位。传说在燕王的整个行动中，真武大帝都曾显灵相助，因此朱棣登基后，即下诏特封真武为“北极镇天真武玄天上帝”，并大规模地修建武当山的宫观庙堂，建成八宫二观、三十六庵堂、七十二岩庙、三十九桥、十二亭的庞大道教建筑群，使武当山成为举世闻名的道教圣地，并在天柱峰顶修建“金殿”，奉祀真武大帝神像。因帝王的大力提倡，真武大帝的信仰在明代达到了鼎盛阶段，宫廷内和民间普遍修建了大量的真武庙。　现在庙内供奉真武大帝，一般为披发跣足，端坐于殿堂之上，旁边塑有龟、蛇二将，或金童、玉女。据说前者是护卫大神，后者专替真武记录三界中的善恶功过。真武的诞辰日为农历的三月初三日。　人们常说的武当山就是真武大帝的根据地，上面金顶里面供奉的为明代铸造的铜像，前面又八仙桌两边非别为周公·桃花·水火二将，每逢农历三月初三，武当山人山人海，香客络绎不绝，热闹非同寻常，右图附上武当山金顶真武大帝像

据我所知，1958年，甘肃省甘谷县西坪遗址出土了一件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的一件彩陶瓶，这个彩陶瓶的外腹上，绘有一只圆首、圆眼、张口、身折曲、饰有方格纹的龙形纹。有人认为这种人面鲵鱼是中国最早的龙图，视之为龙的“史前祖先”。

所以最早应是在水中的。

至於中国传说中龙的形象呢？据说龙是可以幻化成任何形象的，他可以像一条小虫一样，也可以变成天上腾云驾雾的的神兽，他也可以幻化成人等等的各种生物，不过在传说中，或是在民间艺术中，龙还是有一个固定的形象的；「三停九似」，就是一只龙的基本形态描写，在古籍中看到的记载，说龙的身体可以分成三个部分，而三个部分之间都是长度相同的，「自首至膊，膊至腰，腰至尾，相停也」《渊荐类函》卷四三十八引《会编世传》。而九似则是宋人罗愿在《尔雅翼、释龙》中所提出来的，「角似鹿、头似驼、眼似兔、项似蛇、腹似蜃、鳞似鱼、爪似鹰、掌似虎、耳似牛。」，后来明代李时珍则在本草纲目中用了这种说法，并且将「鳞似鱼」换成了「鳞似鲤」，而且增加了「其背有八十一鳞，具九九阳数，」「口旁有须冉，颌下有明珠，喉下有逆鳞。」的说法，也因为九九阳数的这种说法，解释了为什麼传说中龙具有降妖伏怪的本领，因为九九乃至阳，至阳之物当然能够轻易的降服一些属阴的魑魅魍魉、妖邪之流。而在《梦溪笔谈》中也提到，黑水之西有一座夜来山，山上有一座射龙庙，庙里珍藏著一具龙舌，「其形如剑」。而古代的人在替这种神兽作画的时候，也有一些绘画上的忌讳：嘴忌合、眼忌闭、颈忌胖、身忌短、头忌低。在画龙的时候最重要的是「画龙点睛」，「画龙点睛」这句话到了后来则变成形容人用精辟的诗文或语句来点明一篇文章的主旨的成语，但这句话是怎麼来的呢？

南梁画家张僧繇是个专门以画龙闻名於世的画家，据唐人张彦远《历代名画记》的记载，张僧繇曾应邀在金陵安乐寺的墙壁上画白龙四条，龙须龙爪龙头龙身龙尾龙鳞一应俱全，但他就是不肯点睛，且说一但点睛，这些白龙就会乘风飞去，百姓们不肯相信，以为他信口开河，再三要求他为龙点睛。张僧繇实在熬不过大家的要求，於是提笔蘸墨，但是他为了要让庙中留下两只白龙，只肯为另外两只白龙点睛；锋毫落下，两条白龙就有了炯炯有神的眸子，须臾间雷鸣电闪，白龙身在的画壁从中裂开，两条白龙乘云驾雾而去，只剩另外两条没有点睛的白龙还留在画壁上。张僧繇除了会「画龙点睛」外，据说他还能「画锁制龙」，他在昆山惠聚寺，「画神於两壁、画龙於四柱」，方圆百里之内的百姓若是患了疾病瘴疠，只要来到壁下虔诚祈祷一番，再停留个片刻就可以痊愈，但是每逢天色阴暗，风雨欲来的时候，墙上的飞龙就蠢蠢欲动「潗潗其润，鳞甲欲动」彷佛要乘风飞去一般，於是张僧繇就画了一把锁将龙制住，让他不能逃脱这个地方。

说起龙，一般大家最常想到的就是凤了，在古籍的记载中凤是一种美丽的鸟类，而以它的歌声与仪态为百鸟之王，它能给人间带来祥瑞，同时也拥有「非梧桐不栖，非竹实不食，非醴泉不饮」的特殊灵性，而由於它是「羽虫」之长，所以和「鳞虫」之长的龙在传说中就渐渐成了一对，一个变化多端，一个德性美好，就成了民俗中相辅相成的一对，更由於龙象徵著至阳，而原来也有阴阳之分的凤（凤为雄，雌为凰）在跟龙相对之后就渐渐的成为纯阴的代表了。

而另外一个常常跟龙相提并论的就是----虎，百兽之长，它的威猛和传说中降服鬼物的能力，使得它也变成了属阳的神兽，常常跟著龙一起出动，「云从龙，风从虎」（所以在山风极大的地方，往往可以看到所谓的「虎」字碑来镇压这些怪风，台湾的早领古道就有一个十分有名的虎字碑）成为降服鬼物的一对最佳拍档，除了道教中的四灵包括了青龙白虎之外，连在风水师探勘墓地时，在地形前方左右两边突起的地形，可以当作墓穴的地方，都有独特的称号，称之左青龙、右白虎，取其护卫之意，而在公堂中也有相同的装饰，在左右堂柱上绘有青龙百虎，以其镇压邪灵。而在道教兴起之后，龙虎被借用为道家鍊丹的术语，就是指「铅汞、坎离、水火、阴阳」，等的同意词。而道家鍊丹分内外（内丹炼气，外丹炼丹药，笔者才疏学浅不敢十分确定），内丹是就阴阳五行而言，龙阳，生於离，离属火，故云「龙从火里出」，虎阴，生於坎，坎属水，故云「虎向水边生」，两者结合之后，一阴一阳，互相调和，称为道本，都是元神、元精的代表。而另外一种说法是，性属木，木代表东方，於卦为震，故比为青龙；情属金，金代表西方，於卦为兑，金白色，故喻为白虎。金能够克木，故情多损性，而用二八之真精气，使之交合为一，则金木无间，龙虎自伏而成丹，在人体中则以肝为龙、肾为虎，而外丹则仍取阴阳之意，以龙为铅，虎为汞。

而在古代的中国到底存在过哪些龙类呢？我们就从黄帝的时代开始讲起吧！当年黄帝和蚩尤在涿鹿掀起大战的时候，蚩尤带著手下的魑魅魍魉出战，而黄帝则带著他所训练的一些猛兽以及神兵出动，双方各出奇兵，黄帝派出了手下的「应龙」，他是一条掌管雨水，长著翅膀的龙类，本来想要以他的大水来淹没蚩尤的大军，没想到蚩尤那边的风伯、雨师率先出动，打得「应龙」根本无法发挥他的实力，最后狼狈而逃（据说后来又投奔到大禹的旗下帮他治水和规划水道的工作），迫不得已黄帝只好请出他的女儿「旱魃」将风伯、雨师的水全部给蒸发掉，让黄帝在这一回合中赢得了胜利，但是在后来战争结束后「旱魃」因为耗了太多的法力，没有办法回到天上，所以在民间造成了极大的灾害；就这样，我们掌管雨水的「应龙」在第一次出战的时候就很狼狈的吃了败仗，不过以后每当人们要求雨的时候，就会塑出一个「应龙」的形象，希望能够得到他的回应，这样也不算败的太惨，至少和「旱魃」比起来，他是输了片刻，但是后来则是受到大家的欢迎，「旱魃」则还是四处游走，给人类带来不幸的旱灾和饥荒

在五行学说盛行的年代里，慢慢的也开始流传著有关青龙的故事；五行家们照著阴阳五行给东南西北中配上五种颜色，而每种颜色又配上一个神兽与一个神灵；东为青色，配龙，西为白色，配虎，南为朱色，配雀，北为黑色，配武，黄为中央正色。而四方的神灵中，根据山海经的说法，「南方祝融，兽身人面，乘两龙。」；「西方蓐收，左耳有蛇，乘两龙。」；「东方句芒，身鸟人面，乘两龙。」；「北方禺疆，黑身手足，乘两龙。」，比较有趣的一点是，在山海经中的龙都是用骑乘的，而跟他同类的蛇则都是被或握或操或绕颈，显示出两者的不同来；不过在五方的五神却跟四方的四神不大一样，这里就不再详述了。朱雀、玄武（黑色的龟蛇，武是龟蛇之意）、青龙、白虎又分别代表了四方的二十八宿，龙是东方的七宿－－角、亢、氐、房、心、尾、箕，而这七宿的形状又极似龙形，从他们的字义上就可以看出来，角是龙的角，亢是颈项，氐是本，是颈根，房是膀，是胁，心是心脏，尾是尾，箕是尾末。还有在龙心的部分，有人称之为「大火」的，跟晴雨有关，又因为青龙属木，所以也是木星当年的年太岁。而在道教兴起之后，这些四灵也被冠上了人名，便於人类称呼，青龙叫「孟章」，白虎叫「监兵」，朱雀称「陵光」，玄武为「执明」，而在众多的朝代中也有一些君主取青龙来做自己的年号，如三国的魏明帝就是一例，而史记中也有关於夏朝是属於木德的朝代，所以他有「青龙生於郊」的祥瑞之兆的记载。

「鲤鱼跃龙门」，一只小小的鲤鱼在跃上龙门之后，就可以变成骄傲尊贵的的巨龙，这中间到底要经过什麼样的过程呢？让我们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