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在前面

提起国学，我总是会先想到《论语》。最近这几年，国学班火热，各种辅导班关于国学的课程，也大部分是围绕着《千字文》、《百家姓》等蒙学诵读为主。大略的讲讲每句话的意思，并引导学生熟读成诵。

我一直怀疑这种对于国学的认知方式。然而，国学是什么，我也一直在思考。

这样解释：

这种观点，是目前来说最被普遍认同的观点。

追本溯源，不一定是为了有用，而是在看待更多的问题的时候，能够想到文化的本源。

《春秋》的微言大义，终于让我了解到，为什么古人的科举考试要考“四书五经”。 （四书指的是《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五经指《诗经》《尚书》《礼记》《周易》《春秋》。《礼记》通常包括三礼，即《仪礼》《周礼》《礼记》。《春秋》由于文字过于简略，通常与解释《春秋》的《左传》《公羊传》《谷梁传》分别合刊。四书之名始于宋朝，五经之名始于汉武帝。）

这不仅仅是为了显示学识的渊博，更因为古人常用 引古论今 的做法。也就是说，朝野里发生了什么事情，大臣们经常引经据典，阐明事情应该秉承了哪个道理。而深谙圣人意者，总是会胜出。那些早朝，其实都是古人每日引经据典的一个舞台。所以，背下来经典还不行，还得用经典去解释现实生活中的事情。

就像，我们当今奉行的马克思主义，你不能仅仅知道理论，你还要知道怎么运用原理解释实例。这种类比，不见得准确。但也足可以说明，引经据典，对于古人的重要性。

我们在看电视的时候，总是看到，古人拿着一本古书，想来想去，看了半天，也不翻一页。那时候，估计是琢磨着明日早朝怎么和其他同僚应对呢！

我们熟悉的和珅，他和纪晓岚都是熟读经典的人才。但乾隆更偏爱和珅，想来还是因为和珅总是更明圣心的缘故。（参见《和珅秘传》）

就在当今，我们说明一个问题，非要引经据典的习惯，还在得以流传。其根源大概就在于此。

孔子编订《春秋》，言简意赅，记录的通常都是国家大事。体例常为：某年某月某日，某国发生了什么事。

就是这样一部书，怎么会成为宪法意义上的存在呢！

儒家经典可以分为“经”和“传”两类，《左传》又名《左氏春秋》、《春秋左氏传》。传说作者是一位叫左丘明的史官。这位史官，把《春秋》言简意赅的叙述，用小说家的笔法，对历史进行了演绎。然而，正是因为它是从“史”的角度去切入，地位远远低于《公羊传》、《毂梁传》。因为后两者是从政治哲学的角度，也就是“经”的角度，去解释《春秋》的。（经史子集的排序更明确了当时《左传》的地位。）

以此，有这么一个规律：

这句话让我醍醐观点。

国家统治者确立国家宪法，以《春秋》的一切作为行为准绳，那对《春秋》的解释就更为重要了。《公羊传》、《毂梁传》就是对《春秋》做出解释的两大实力阵营。汉武帝“九世复仇”就是标榜《公羊传》的结果，其风格偏于狠辣。而汉宣帝因其祖父对《毂梁传》的偏爱，而格外扶持《毂梁传》，相对来说，更重视宗法，显得更为温婉。

两者对于《春秋》的解释上，本身没有太多的差别。但这些细微的差别，只要进入到意识形态斗争中，便会势如水火。

自东汉以后，《左传》的地位逐步提升，而后两者的地位逐渐没落。这是因为：

1语言古奥。

相信这一点是阻挡大家阅读古籍的一大因素，但其实还不是最关键的点。

2时代不同。

这一点，才是《左传》难以被现代人深刻理解的关键。为什么呢？在我们一部分现代人的眼中，古代都是封建社会，古代就是古代，我们现代社会以前的时代，都叫古代。然而，我们忽略了，在古代，也有着不同的时期。

春秋时期，小国林立。由于当时的交通不便，语言不通，一个国家扩张到再大一点的领土，要想管理起来，就非常的不便利。周朝开国者的办法，就是化大为小，把子弟、亲戚、功臣分封到全国各地，分封建国，这就是 “封建” 。孔子的儒学，也就是在那样一种环境下衍生出来的。 封建制，是以宗法关系为主的。和后来的封建社会不是一个概念。

这里面，就有一个孔子一直强调的“礼”。孔子的“仁爱”并非我们现阶段理解的博爱，而是“宗法之爱”，是一种“等差之爱”。后来的“礼崩乐坏”指的就是宗法制度的无法恢复，而渐渐被另一种制度所取代。

这种制度，就是“集权”。

因为，文字越来越成熟，交通越来越便利，治大国不再像原来那样困难了。所以，帝王拆散了宗法，推行编户齐民。这在一定程度上，就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再有那么多特权的贵族，中央集权制，整个国家只有一个天子，而其他的人都是臣民。大家不再有宗亲的勾连，也便不复有孔子主张的“礼”。这也就是为什么： 帝王虽然在政治上尊崇儒学，却总是外儒内法的原因。

以上，是关于熊逸书院前两周的一个课程总结。其中，有一些刷新三观的认识。

1孔子一生主张恢复的“周礼”，实际上就是一种以宗法关系为纽带的制度。周代的封建制是儒学诞生的土壤，但儒学和孔子，偏偏是在秦汉以后的集权社会里才得到了高度的推崇，两者有着本质上的矛盾，这也就是统治者通常“外儒内法”的原因。

2《春秋》的“微言大义”并不是从它自身而来。经典究竟是什么意思，它本身讲了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是怎么被解读的，而谁的解读更正确，并不取决于谁在最大程度上接近经典，而取决于谁的解读被奉为经典。

以上的内容，如有不当之处，也请各位多多指点。

感谢你的阅读。

文|升腾的信徒

五经指儒家的五部经典：《易》、《书》、《诗》、《礼》、《春秋》。

《诗经》是中国古代诗歌开端，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收集了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前11世纪至前6世纪）的诗歌，共311篇。

其中6篇为笙诗，即只有标题，没有内容，称为笙诗六篇，南陔、白华、华黍、由康、崇伍、由仪，反映了周初至周晚期约五百年间的社会面貌。

《尚书》最早书名为《书》，约成书于前五世纪，传统《尚书》由伏生传下来。传说为上古文化《三坟五典》遗留著作。

世界文化史

中国古代有四书五经，《大学》《中庸》和《论语》《孟子》一起合称为四书，《诗经》《尚书》《礼记》《周易》《春秋》，合称五经。

几与耶教有圣经、伊教有古兰经相似。也被用为封建科举中选拔人才的命题书和教科书。如果说今日学子不知四书五经为何物，恐怕会是件难堪的事。我们只要谈到中国传统文化，必然得提到四书五经。

四书五经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儒家思想的核心载体，更是中国历史文化古籍中的宝典。儒家经典四书五经包含内容极其广泛、深刻，她在世界文化史、思想史上具有极高的地位。

《春秋》

《春秋》可说是中国第二部历史书。实际上说，《春秋》乃是中国正式第一部历史书。《尚书》各自分篇，只如保留着一些文件，或档案。试作一浅譬，如我们眼前有一个少年棒球七虎队到美国去打了败仗回来，各方欢迎讲话，应有尽有，报纸上连篇累牍，剪报的贴在一起，标题“欢迎七虎队回国”，却只有打败仗之详情，不在这许多文件中。《尚书》有些处是如此。孔子《春秋》则不然，它是历史书中之编年体，前后两百四十二年，从鲁隐公元年开始，照着年月日一年一年地顺序编下，以后中国便不断有编年体的史书，直到今天。只有《春秋》以下，《通鉴》开始，中间有七八十年时间未编上。这事顾亭林《日知录》里曾说过。此下《资治通鉴》开始至今，一年也没有断。这样没有一年中断的编年史，全世界怕也只有中国有。至于从《春秋》到《通鉴》，中间断的八十年，在我的《先秦诸子系年》里，也逐年来把它审订了。诸位或许又要认为只学历史，不学诸子，看我书名便不想看。遇到学诸子学的，也只想在我那书里找寻些对诸子有关材料，那我对此一方面的贡献，也就全无可说了。

孔子《春秋》因是一部编年史，故其书取名《春秋》。每一年必有春、夏、秋、冬四季，标举春秋两字，便代表了每一年。又每年四季共十二月，每月三十日，逐年逐月逐日，有事即载，无事即阙，亦有一事而连续分载在几天几月几年几十年的。如是般的历史记载，实在该当得我们把伟大二字来批评它。我们说孔子《春秋》是中国一部极伟大的历史书，实也一些不过奖。但《春秋》实非孔子首创，孔子以前已有。《左传》昭公二年载：“韩起聘鲁，见易象与《春秋》，曰：周礼尽在鲁矣。”可见孔子以前，鲁国早有《春秋》。墨子书里也说：“吾见百国春秋。”则《春秋》各国皆有。但为何韩起到鲁国始见《春秋》呢？孟子书里说：“晋之乘、楚之祷机、鲁之春秋，一也。”可见当时各国都有历史记载，而史书的名字不同，更应是史书的体裁也不同，鲁《春秋》之体裁或许更接近周王室之所规定，所以韩起见之，要说周礼在鲁了。

孟子书里又说：“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这里另有问题该作一交代。上次讲过：中国古代有《诗》丶《书》两种书，孔子教人也常《诗》、《书》并举。我们此刻讲中国第一部古史是《尚书》，第二部是《春秋》，如何盂子却说：“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把《诗》和《春秋》合在一块讲，这是什么意思呢？其实古人之史也不完全在《书》里，而有在《诗》里的。古诗三百首，其中历史事迹特别多。远溯周代开始，后稷公刘一路到文王，在《诗经》的《大雅》里整整十篇十篇地详细描述，反复歌诵，这些都是历史。从另一个角度看，这些历史，或许比《西周书》里的更重要。《西周书》里仅是几批档案与文件，而《诗经·大雅》把西周开国前后历史原原本本，从头诉说。今若说，那时更接近历史记载的是《诗》不是《书》，此话也不为过。周王室是天下之共主，周王是一位天子，一位王者，每到冬天，他所封出的四方诸侯都得跑到中央来共朝周天子，而周天子在那时祭其祖先，更主要的是祭文王，许多诸侯一同助祭，就在这庙里举行祭礼时唱诗、舞蹈，唱的便是周文王一生的历史功绩，所谓雅颂，便是如此般的用来作政治表扬。又如周天子有事派军出征，在临出以前有宴享，宴享时有歌舞，打了胜仗回来，欢迎凯旋，同样再有宴享歌舞，此等歌词或是策励，或是慰劳，皆收在《诗经》里。那时遇礼必有乐，而礼乐中亦必寓有史，这些都是周公制礼作乐精意所在。所以我们读《诗经》，固然可说它是一部文学书，但同时也可说它是一部历史记载，不仅“雅颂”是史，即讽刺亦何尝不是史。到后来，王者之迹熄了，诸候不常到朝廷来，朝廷也没有许多新的功德可以歌唱，专是些讽刺，那究不可为训，所以说王者之迹熄而诗亡。但究亡在什么时候呢？照一般说法，这应在宣王以后，至于平王东迁的一段时期中。

但说“诗亡而后春秋作”，此语又该有一交代。《春秋》是正式的历史记载。那时四方诸侯来中央朝王的是少了，而周王室却分派很多史官到诸侯各国去，这些证据，在先秦古籍里尚可找。即如太史公《史记》，记他祖先也就由周王室转到外面的。那时周王室派出的很多史官，他们虽在各国，而其身份则仍属王室，不属诸侯。如《春秋》载“晋赵盾弑其君”，“齐崔杼弑其君”，那时晋国齐国的史官，下一个“其”字来称齐君晋君，可见赵盾崔杼所弑，照名义上讲，并不是晋史官齐史官之君。史官由周天子派来，义不臣于诸侯。崔杼可以把当时齐史官杀了，但不能另派一人来做，于是齐史之弟便接其兄职再来照写“崔杼弑其君”，崔杼再把他杀了，又有第三弟继续照样写，崔杼没奈何，只得不杀了。而在齐国南部尚有一位“南史氏”，听了齐国史官记载“崔杼弑其君”，兄弟连被杀害，他捧着笔赶来齐国，预备续书此事，及闻齐史已定书其事，崔杼不再杀害而止。那真在中国历史上可以表示出中国人重视历史精神一项可歌可泣的伟大故事。我们此刻在谈中国史学名著，我想连带应该知道些中国历来的史官制度，以及历来中国人那一番重视历史的传统精神才是。此下历代史官制度，均有史籍可考，此处不提，只讲孟子这两句话。大概在宣王时，或许周王室便早正式分派史官到各国去，其时周之王政一时中兴，尚未到崩溃阶段，此后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而以前那些分派出外的史官却大见功效，即是所谓“诗亡而后春秋作’了。

其时各地史官，各以其所在地发生事变呈报中央王室，并亦分别报之各地史官，此之谓赴告。大概鲁国守此制度未坏，各地史官赴告材料均尚保持完整，因此韩起见了鲁《春秋》而说周礼在鲁。孔子则是根据此项材料来作《春秋》。当然并不是全部抄撮，在孔子自有一个编纂的体例，和取舍的标准，及其特殊的写法。所以说“笔则笔、削则削，游夏之徒不能赞一辞”。当知史官分布，乃是周代一制度，而孔子作《春秋》，则是私家一著述。由政治转归了学术，遂开此下中国之史学。所以孟子说：其文则史，其事则齐桓晋文，其义则丘窃取之矣。这是说《春秋》一书的底材，还是鲁史旧文。但从孔子笔削以后，则此《春秋》既不是一部鲁国史，也不是一部东周王室史，而成为一部诸夏的国际史，亦可称为乃是那时的一部天下史或称世界史。用那时的话来说，主要则是一部诸夏霸政兴衰史。孔于为何要如此般来编写此《春秋》，在孔子自有其中道理，故日：“其义则丘窃取之矣。”由此一转手，政府的官史，遂变成了民间的私史。所以孔子又说：“春秋，天子之事也，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在当时，周王室分派史官到各国，随时报告所在各国之事变，此项制度，自有其意义与作用。但到平王东迁，此项制度作用已失，意义全非。孔子把来脱胎换骨，化臭腐为神奇，他的《春秋》所载遂成为整个全中国，整个全天下的历史。时代尽管杂乱，他所写出的历史，则是一个统一体。而且在此历史之内，更寓有一番特殊精神之存在。所以孟子又说：“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乱臣贼子则只是时代性的，面孔子《春秋》则成为历史性的。春秋时代转瞬即过，而中国历史则屹然到今。时代的杂乱，一经历史严肃之裁判，试问又哪得不惧？孔子以前的乱臣贼子早已死了，哪会有惧？但《春秋》已成，孔子以下历史上的乱臣贼子，则自将由孔子之作《春秋》而知惧。

《春秋》在当时，已崭然成为一新史。既不是王朝之官史，也不是诸侯间各自的国别史，而成为一部当时的大“通史”，亦可说是“当时的世界史”。有此人类，有此世界，即逃不掉历史批判。所谓历史批判，一部分是自然的，如此则得，如此则失，如此则是，如此则非，谁也逃不出历史大自然之批判。而另一部分则是道义的，由自然中产生道义。自然势力在外，道义觉醒则在内。孔子《春秋》则建立出此一大道义，明白教人如此则得，如此则失，如此则是，如此则非。此项道义，论其极致，乃与历史自然合一，此亦可谓是天人合一。孔子《春秋》大义，应该着眼在此一点上去认识。

但今天我们中国的学者，怕不容易接受此观点。今天的中国学者们，好像认为中国历史就无资格放进人类世界史中去，世界史之大条贯则只有西洋历史。只可惜西洋人写世界史太晚了，直到最近代才有，孔子《春秋》则确然是在他当时的一部世界史。所谓其事则齐桓晋文，乃是说在其书中所表现的乃是其时诸夏一部大整体的大全史。自然亦可说是人类当时文化一部大整体的大全史了。远在两千五百年前，孔子早已有此眼光，早已有此见解，正在全世界人类文化史史学史上有它卓然无比的价值。

此刻另讲一问题，孔子《春秋》既不是完全照着鲁国史官旧史没有更动，则试问他又如何般来改动旧史？此刻我们找不到鲁国《春秋》之存本，此问题就无法讲。孟子说“其文则史”，只是说大体上孔子《春秋》是依据鲁国旧史的。但如在鲁庄公七年《公羊春秋》说：“不修春秋曰：雨星不及地尺而复，君子修之曰：星陨如雨。”此一条虽偶然提及，但可知孔子对《春秋》旧文必有修正无疑。但所修者主要是其辞，非其事，由事来定辞。由辞来见事，辞与事本该合一不可分，所以说：“属事比辞，春秋教也。”但若说仅把旧史修改几个字和几句辞，如此写下，此其价值究何在，此问题则成为自来治《春秋》者一大问题。上一堂讲过，《尚书》难读，可是《春秋》更难读。《尚书》难读仅是字句不易通，而《春秋》难读则并不在字句上。后人要在字句上来读《春秋》，那是一条大错的路。（春秋》须讲大义。如孟子说：“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所以孔子《春秋》诛乱臣，讨贼子，这便是大义。又如说：孔子《春秋》“内中国而外夷狄”，这在《论语》里已有“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之语，夷夏之辨，这亦是大义。但所谓大义，亦不该求之过深，尊之过高。讲大义若讲过了头，反会落人小节中去。中国古人尊经过甚，孔子《春秋》是一部经，于是有许多不必讲的把来讲得过了份。亦如今日我们尊洋过甚，西方比中国富了，强了，那都对，但月亮不会比我们的更圆，此虽笑话，却寓真理。

又如《春秋》“赵盾弑其君”，孔子本是依旧史原文，但《左传》所载事实则晋灵公非赵盾所杀，又添上一节说孔子惋惜赵盾，说他逃出了晋疆便可免弑君之名。不知正据《左传》之事，即可见赵盾弑君之罪。《左传》作者乃为赵盾求解脱，其称孔子语，苟非伪造，即是道听途说，不足为据。又如《春秋》记：“许世子止弑其君。”此事《左传》、《公羊》、《谷梁》三书所记各异。《左传》说：“饮太子药”，这当然已很清楚是儿子弑君了。而《公羊传》记得更明白，说：“止进药而药杀其父。”这显然不成问题了。但《谷梁传》却说：父病，子当尝药，许世子没有懂得这礼，所以孔子责他弑君。“不尝药”与“饮太子药”或说“进药而杀其父”这中间显然有不同。《谷梁传》无端加上一个不尝药之罪来讲孔子《春秋》，这显然是大错。如此之类的问题，不知有多少。大家尽在此等处去讲《春秋》，讲得愈详密，《春秋》大义便会愈失落，愈暗昧而不明。

最难讲的便是《春秋》褒贬。若说孔子《春秋》没有褒贬，此决不然。如“崔杼弑其君”“赵盾弑其君”“许世子止弑其君’不就是贬吗？然而褒贬只在他们的事情上，而孔子《春秋》又颇于事不详，于是读者遂来求孔子《春秋》之“书法”，又从“书法”中定出“凡例”，杜预注《左传》，便定出孔子《春秋》五十“凡例”，这便愈讲愈远了。如《春秋》书王正月共九十二处，春不书王一百零八处，试问如何一次一次地来讲求？当知《春秋》大问题，并不在这些上。现在我们脱离了经学案臼，此等处皆可不理会。尤其如晚清末年的公羊学派，所谓“今文经学家”，他们讲孔子《春秋》，真讲得天花乱坠，像是大义微言，几千年来被埋没，由他们发现了，其实都是讲不通。即如王正月、王二月、王三月，以此来附会夏统、商统、周统，便是不通之一例。其实很简单，正月有事，就书王正月。正月没事，便书王二月。二月没事，就书王三月。若整个春天全没事，便只写春王正月下接夏四月五月云云。因若更不写一个王正月，恐人疑是史书有忘脱。故正月无事书二月，二月无事书三月，三月无事空写一个王正月，下面再接上夏四月，全部《春秋》皆如此。这一体例在宋代的理学家已讲正了，但清代的考据学家又胡涂再来重讲，反讲到大错特错。

我们今天只且讲一个结论：孔子《春秋》只是中国一部编年史的开始，又是在当时是创辟的一部民间的私家著作，而又是把天下一家的大一统观点来写的一部世界通史。我想只就这样讲就够了。直到此刻，全世界还没有第二部这样的书。中国人只为看惯了，把此大义迷失了。至少是忽略了。或许诸位又会说，讲史学又如何只讲周公孔子？今天该讲一番新史学才是。但史学有新旧，历史则只是历史，在中国历史上有过周公孔子，周公孔子又各有过他们的一套历史著作直传到今天，那我们不能不讲。而且周公孔子都讲的是大一统，而中国从秦汉以来便是一统到今天，那亦是千真万确的历史。诸位不要尽想望西洋的新史学，而忽忘了中国的旧历史。历史亡了，史学又在何处栽根？

1、班固的《汉书艺代志》将春秋战国时期的各流派概括为九流十家，即：儒家、道家、阴阳家、法家、名家、墨家、纵横家、杂家、农家等九家，另处还有小说家。但班固的概括也未尽全面，当时颇为活跃的兵家，就未列入。

　　2、春秋战国时期的散代，概括地可以分为两大类：一是以议论，说理为主的论说代，又称诸子散代；一是以记述历史人物、事件为主的历史散代。

　　3、春秋战国时期历史散代名著有《春秋》、《左传》、《国语》、《战国策》；诸子散代名著有《论语》、《墨子》《孟子》《庄子》《荀子》《韩非子》等。

　　4、《春秋》是孔子根据鲁国史料编纂的，我国现存第一部编年史，它属于私撰史。

　　5、“春秋三传”是指《左传》和公羊高的《公羊传》、谷梁赤的《谷梁传》等三部传《春秋》著作。三传之中，《公羊传》、《谷梁传》以解释《春秋》的“微言大义”为主，而《左传》在性质上完全是一部由作者独立编撰的新史书。

　　5、《左传》又称《左氏春秋》、《春秋左氏传》，它记述战争的著名篇章有《晋楚城濮之战》、《秦晋肴之战》、《齐晋之战》《齐鲁长勺之战》等。这是一部以叙事为中心的历史著作。

　　6、《战国策》又称《国策》，还有《短长》、《事语》、《长书》和《修书》等异名。它是秦汉间人篡集的一部历史著作。

　　7、《国语》是我国第一部国别史，又称《左氏外传》或《春秋外传》

　　8、我国儒家学派的创始人是孔子，他的思想言谈行事主要记录在《论语》里，这是一部语录体著作。

　　9、《论语》里有一段向为人传诵的精彩代字是《先进》篇中的《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章》，内容是记述孔子与几个学生谈各自志向的，其中他所赞赏的是曾皙的志趣。

　　14、《庄子》一书的作者是庄周，他是道家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

　　18、寓言一词出于《庄子》书中。《庄子》著名的寓言有《庖丁解牛》《触蛮之争》等。

　　19、《孟子》中的著名寓言有《揠苗助长》《月攘一鸡》《奕秋诲奕》等。

　　20、《韩非子》中的著名寓言有《自相矛盾》《郑人买履》《滥竽充数》等。《韩非子》是保存寓言最多的。

第二种

　　神话是远古时代的人民，对其所接触的自然现象、社会现象，幻想出来的具有艺术意味的解释和描述的集体口头创作。中国神话大多保存在《山海经》、《楚辞》、《庄子》、《列子》、《淮南子》等古籍中，在所有的古代文献中，以《山海经》最有神话学价值，是我国古代保存神话资料最多的著作。这些神话按题材大致可分为：创世神话、洪水神话、战争神话、英雄神话等，其中著名的有盘古开天地、女娲补天、黄帝擒蚩尤、大禹治水、后羿射日、夸父追日、精卫填海等等。

　　历史散文是史官文化传统的基础上渐进产生并成熟起来的。历史散文的发展大体上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以《尚书》和《春秋》为代表。《尚书》是我国最早的一部历史文献汇编，在中国古代散文史上具有奠基的意义。孔子编著的《春秋》是我国第一部编年体断代史，是编年体史书之祖，其体例和“笔法”对后世散文都产生了经典式的影响。

　　第二阶段以《左传》和《国语》为代表。《左传》是我国第一部记事详备的编年体史书，也是先秦历史散文中思想性和艺术性最为突出的著作。《国语》是我国最早的一部国别体史书，是由各国的史料汇集而成。

　　第三阶段以《战国策》为代表。《战国策》也是一部国别体史书，主要记叙的是战国时期谋臣策士们的言行。

　　诸子散文诸子散文是在先秦理性精神觉醒的背景下和百家争鸣的学术氛围中形成并繁荣起来的。诸子散文的发展大体上经历了三个阶段：

　　春秋战国之交：以《论语》、《墨子》、《老子》为代表。《论语》以语录体的形式记述了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比较集中地反映了早期儒家的思想和活动。《墨子》是一部墨子及其后学的著作的汇编，反映的是墨家学派所代表的小生产者的思想。其艺术特点是文质意显，富于逻辑性。《老子》基本上是道创始人老子的著作，它以玄深的哲理思辩和精妙的诗一般的语言相结合，显示着独特的艺术风格。

　　战国中期：以《孟子》、《庄子》为代表。《孟子》孟子及其弟子的著作，反映了战国中期儒家思想的面貌。《孟子》的散文体现着语录体向专题性论文的过渡，其突出的文学成就在于高超的论辩艺术。《庄子》是庄周及其后学的著作，亦是道家的又一部经典。其文章以独特的艺术造诣绝响于先秦诸子之中，奇妙的构思、汪洋恣肆的语言、浪漫的风格，都体现了在诸子散文中的独特地位和辉煌的文学成就。

　　战国末期：以《荀子》、《韩非子》、《吕氏春秋》为代表。《荀子》一书多为荀子自作，其思想体系博大精深，是儒学的进一步发展。其文章多为结构严谨、论说周详的专题性论文，标志着先秦说理散文进入了完全成熟的阶段。《韩非子》是法家思想的集大成之作，文章峭拔锋锐、质朴无华，体现着法家文章的基本特色。《吕氏春秋》是吕不韦集门客的集体创作，体制宏大、内容博杂、兼收并蓄是先秦学术思想的一次大规模的总结，也具有较强的文学性。

　　楚辞战国时期出现的楚辞，在中国文学史上有着特殊的意义。“楚辞”是指以具有楚国地方特色的乐调、语言、名物而创作的诗赋。西汉末年，刘向辑录屈原、宋玉等人的作品，编成《楚辞》一书。它和《诗经》共同构成中国诗歌史的源头。南方楚国文化特殊的美学特质，以及屈原不同寻常的政治经历和卓异的个性品质，造就了光辉灿烂的楚辞文学，并使屈原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位伟大的诗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