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河南省北部、太行山东麓，古黄河北岸，有一个叫卫辉市的地方，是河南省历史文化名城和中国财神之乡。自西汉高祖二年（公元前205年）设置汲县，先后为州治、路治、府治和道治,距今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在卫辉市区西南10公里娘娘庙村南200米处，有一个古墓，是战国时期魏国国君墓遗址。不要小看这个古墓遗址，就是在这里，公元三世纪被魏晋时期，在一个盗墓贼的“帮助”下，中国又一个著名的古文化，在这里被发现。

　中国古代有“侍奉死人如同侍奉活人一样”的说法，因此古人，特别是有一定地位的人死后，经常将生前最珍贵的物品殉葬，以便在阴间继续使用和占有。一些王公贵族们更是在年轻时候便开始修建陵墓，堆积财富，以供身后享用。如此“厚葬”，刺激了对以获取墓穴中的稀世宝藏为目的的盗墓贼的贪心，所以，中国的古墓遗址，多数都有被盗的痕迹。当然，这个战国时期魏国国君墓遗址也不例外。

　到了西晋武帝年间，汲郡有个叫不准的人，他是个盗墓贼，在这里盗墓的时候，挖开了这座古墓。在这座墓里发现很多竹简，于是这些盗墓贼就地取材，抽出竹简当火把用来照明。看到墓里也没什么值钱的东西，就撤退了。后来有人发现墓被盗，报告官府。官府将墓内及散落地上的竹片收集起来，但只收回了不准盗墓时照明用的一大批竹简。竹简上面写的都是蝌蚪形状的文字，然后装了几大车，运到都城洛阳后，交给西晋朝廷。这批竹简由汲县运到京师洛阳以后，晋武帝命中书监荀勖﹑中书令和峤负责整理。经过苟勖、校书郎傅瓒等人对这批竹简进行系统整理、研究，发现竹简是包括《穆天子传》在内的魏国史书，十分珍贵。后又经卫恒等学者的进一步整理，共整理出古书16种75篇，还有《纪年》13篇。该书原无名字﹐后世以所记史事属于编年体﹐称为《纪年》﹐又以原书为竹简﹐也称为《竹书》﹐一般称为《竹书纪年》。后来，史学家又依出土地，命名这批竹书为《汲冢书》。

　《竹书纪年》文字简洁，系编年史，类似于《春秋》，比较真实地记录了魏国史事，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以后，郭璞《穆天子传注》、干宝的'《搜神记》、郦道元的《水经注》、司马贞的《史记索隐》、欧阳询的《艺文类聚》、李善的《文选注》、刘知己的《史通》、李昉的《太平御览》、王存的《元丰九域志》、罗泌的《路史》、胡应麟的《三坟补选》、鲍彪的《战国策注》、顾炎武的《日知缘》以及现代史学家郭沫若在其著作中，都曾引用此书，用其中的史实证明自己的研究成果。

　看来这个魏国国君也是个喜欢读书的主，在自己的墓里，埋了那么多古书。那个叫不准的盗墓贼也是很巧合，偏偏盗开了这座墓，使这部古代著作重见天日，才有了后来《竹书纪年》这个古代文化的发现。遗憾的是，被当火把烧掉了一些，否则，这部古书将更加完整，看来，什么事情也没有完美的。

古渡、帆影、长街、神庙、老榕……这些景象构成了泉州刺桐古港的一幅画卷。是的，那是存在我脑海中关于海上丝绸之路的一个最经典的画面。

如今，古渡已寂寞，帆影已远去，长街已不在，只有海神庙前的那棵古榕仍守护着晋江那个出海口。

潮汐起落，丝海浮沉，时光极易把一切淘洗得苍白。站在泉州文兴古渡边，看晋江水迤逦东去，泉州湾缥缈依稀。我极力地搜索着那些与丝海相关的往事，却发现所有情节都变得那么恍惚，所有面目都变得那么模糊。

都说泉州是丝路之起点。何谓起点？那应是海船扬帆的地方，那应是海船落碇的地方。文兴古渡位于晋江入海口，古刺桐港之畔，一千多年前便是远航帆船的起锚地，那自然是丝路起点的起点了。人们喜欢用钩沉两字去解读历史，那么，在这处真正意义上的丝路起点，或许更容易留下一些历史碎片，更容易去钩沉起一些关于丝海的遗存吧！

此时，海潮退去，古渡与江海拉开了长长的距离，中间露出大片的黑色海泥，那厚积的海泥几乎把古码头湮没殆尽。于是，让人很是怀疑这里曾经樯桅如林，这里曾经万商云集。古渡边立着一座五层的宋代宝箧印经石塔，石塔孤寂地守望着江海交汇处，它曾是晋江入海口的一座航标塔，又是船舶出洋的一座祈愿塔。宋元时期，泉州港与亚非等一百多个国家和地区有着频繁的海上贸易往来，文兴古渡就是泉州古城东南郊的一处水运转运枢纽。石塔四面各雕有一月光菩萨佛像，佛像因岁月久远，风雨侵袭，面目难辨。但我依然感觉得到，佛像深邃的目光正凝望着大海的方向，这目光曾牵动过丝海上的片片风帆，这目光曾见证过丝海中的兴衰浮沉。

在闽南一带，一个古渡往往伫立着一座古庙，一座古庙往往依偎着一棵古榕。文兴古渡北侧的石头山上就屹立着一座真武古庙，古庙前是一座明清时代的牌坊式砖石山门，楣梁上悬挂“武当山”匾额一方，沿着二十四级布满青苔的古石阶拾步而上，便见浓荫下的古庙，古庙殿前悬有一方“真武圣殿”的木刻匾额。庙前站立着一棵参天老榕，没人知道这棵老榕究竟有多老，但凭那苍劲伟岸的枝干，盘根错节的根虬，以及那繁盛茂密的浓荫，便能确定古榕已栉风沐雨了千百个春秋。

真武庙在古榕掩映下显得静穆而神秘，这是奉祀第二代海神真武大帝的地方。宋元时期，泉州郡守每年春秋两季都在此举行祭海仪式，泉州古代海上交通史上两项盛大的公祭仪式是祈风与祭海，九日山祈风祈的是第一代海神通远王，真武庙祭海祭的是第二代海神真武大帝，海上风涛变幻莫测，先人只能祈求海神庇护出海平安了。古籍《西山文集》收有南宋泉州太守真德秀的一篇祭海祝文，文章就记载了真武庙的祭海盛事。那天，我坐在古榕下，面向晋江入海口，海风徐来，涛声隐约，我竟有些恍惚，我似乎听到了祭海的喧天鼓乐，我仿佛看到了那盛大的仪仗队列，还有那扬起的片片风帆……

走进真武庙里，我虔诚地敬上三炷香，袅袅香烟中升腾着我虚无缥缈的心绪。殿台上的真武大帝披发仗剑，足踏龟蛇。庙里有方巨匾“掌握玄机”，这是清乾隆年间提督马负书所书，意为海神可镇风涛，可庇船只，有掌握风云变幻的玄机。庙前岩石上立着一方明代石刻，上题“吞海”两字。咀嚼这两个字，意味悠长，海能吞纳万物，而能吞海者，非海神莫属！这两字又常常被人解读为泉州航海人的恢宏气魄：所谓“海能吞船，我能吞海！”这又是泉州人爱拼敢赢的一种精神体现。

大殿有一门联颇有机趣：“脱紫帽于殿前，不整冠而正南面;抛罗裳于海角，亦跣足以莅北朝”。这是清道光年间进士庄俊元所撰写的。“紫帽”与“罗裳”是晋江对面的两座山，“不整冠”与“亦跣足”形神兼备地刻画了真武帝的神仙形象，此联既描景又写人，真是妙不可言。

其实，此联更妙的地方还在于隐藏着另一个故事，这故事牵扯着一个朝代的命运，也牵扯着丝海的兴衰。南宋末年，元军一路南下，幼主宋端宗在张世杰、陆秀夫等一帮宋室遗臣的护送下，跌跌撞撞地从福州坐船逃到泉州刺桐港。时任泉州市舶司提举的蒲寿庚见一行人狼狈模样，知道南宋气数已尽，便采取“闭城不纳”的策略，任由一群本该锦衣玉食的皇室遗族在北风凛冽的晋江上挨饿受冻。元兵很快追杀到泉州，小皇帝一帮人又一路踉踉跄跄地从泉州逃到漳州，又从漳州逃到了广东崖山，最终又一起投海殉国，演出了一幕南朝末日的大悲剧。这联颇有嚼头，脱紫帽于殿前，抛罗裳于海角，不整冠与亦跣足，表面是刻画真武大帝的神态，实则隐喻幼主的狼狈，为肃然的海神庙增添了一段心酸的趣闻。因小皇帝曾在庙里住过一宿，故当地人习惯称真武庙为圣殿，算是沾上了皇家的贵气，虽说那是一个没落朝代的小皇帝。

不管怎么，这事对泉州影响深远。或者可以说，泉州的丝路因此而兴，并达到了巅峰，也因此而衰，从此一蹶不振。1276年冬，元军攻占南宋都城临安，南宋孤臣陆秀夫、文天祥和张世杰等人拥立幼主端宗，成立小朝廷，意图为南宋保个半壁江山。泉州得海丝之膏腴，社会经济空前繁荣，有数千宋室宗子移居泉州，朝廷便在泉州设立南外宗正司，以管理皇族宗室事务，那时的泉州简直有临安陪都的气象。身任闽广招抚使兼市舶提举的蒲寿庚是一位叱咤风云的丝海枭雄，他既拥有显赫的权力与财力，又掌控着海上的交通与贸易。宋端宗此行目的很明确，就是想傍一次蒲寿庚这棵大树，意欲“作都泉州”。

蒲寿庚毕竟是生意场上的人，他一生惯于见风使舵，见宋室正陷于风雨飘摇中，暗自揣想：仅凭一己之力，恐难扶南宋于危难之中，再说自己血液中流的又不是中国人的血，也不必忠于哪个君主。于是，他嘿嘿一笑，深闭泉州城门，拒小皇帝与一帮臣子们于寒风嗖嗖的晋江之中。无奈之下，小皇帝与臣子们躲进真武庙暂避风雨，一进庙里，抬头一看，神龛上真武大帝竟也是蓬头跣足，不整衣冠，与自己的狼狈模样倒有几分相似，不禁凄然一笑。

城进不了，那借船一用总可以吧。可蒲寿庚还是嘿嘿一笑，一拒了之，他似乎听到了元兵的铮铮铁骑正从城外呼啸而来。有时，恰到好处的拒绝便是一条绝好的退路。借船被拒，张世杰感觉颜面丢尽，一言不和便下令抢船，于是停泊在晋江的数千艘船舶被抢大半，那些抢不走的就放火烧掉，那可是蒲氏家族的身家财产啊！望着晋江上的冲天烟火与鱼贯而去的船只，蒲寿庚恨得咬牙切齿。

此时，泉州城内的南外宗室成员们正蠢蠢欲动着想与城外来个里应外合。于是，蒲氏下令紧闭城门，“杀尽南外宗室”。顿时，泉州城内，血雨腥风，哀鸿遍地;泉州城外，烟火漫天，江水呜咽。船队载着一群落魄的君臣从浓烟滚滚的晋江入海，宋端宗怆然望着茫茫大海，面前波涛汹涌，海雾迷惘，残阳似血，那应该是刺桐港最为凄美的一个画面吧。

景炎元年（1276年）十二月，降元后的蒲寿庚走向了他人生的高峰，他既提举泉州舶司，又任福建行省中书左丞，并 “镇抚濒海诸郡”，擅“番舶利者三十年”。终元代一朝，蒲氏家族垄断海上贸易，独霸市舶，“以善贾往来海上，致产巨万，家僮数千”。没有人能够准确地说出蒲氏家族究竟有多少海船，仅被张世杰一次牵走的海船据说就有一千多艘！元初，蒲氏家族海上贸易发展迅猛，海船数量当在两千艘之上，那数千艘海船就停泊在刺桐港之畔，那该是怎样的一种船只塞江风帆蔽天的场面啊！就单凭刺桐港这排场也可跻身世界大港之列了。

丝海兴于蒲氏家族，也败于蒲氏家族。蒲氏第三代蒲崇谟热衷仕途，就把市舶事务交由蒲家女婿那兀纳管理，而正是这位叫那兀纳的海獠，在泉州掀起了一场史书上叫“亦思巴奚之乱”的战争。这场持续十年之久的战乱，波及惠安、仙游、莆田、福清和福州等地，把一个号称东方第一大港的城市毁于一旦，从此泉州丝海一落千丈，繁荣不再了。

真武庙前曾存在过一条石头街，古街曾经一端连着文兴古渡，一端系着真武古庙。几年前，因城市建设，古街被夷为平地。那天，我走在那遍地瓦砾碎石的废墟上，感觉犹如踩在一具被文明蹂躏过的城市残骸上。古街未拆之前，我喜欢流连在幽深的古街老巷中，走在那些早就被踩磨得异常光滑的石头路面上，走着走着就有追溯流逝时光的感觉。那成片的闽南古大厝，那幽静的**梳妆楼，那寂寞的木板老店铺，虽然被时光打磨得斑斑驳驳，却都刻满着泉州与大海的诸多印记。我又走到了寂寞的古渡，那帆影已远去，而心中的涛声依然在回响。

一、诗经

《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共收入自西周初期（公元前十一世纪）至春秋中叶（公元前六世纪）约五百余年间的诗歌三百零五篇，最初称《诗》，因为汉代儒家学者把它奉为经典，于是叫做《诗经》。《诗经》内容上分为风、雅、颂三个部分。其中“风”包括了十五个地方的民歌，叫“十五国风”，有160篇，是《诗经》中的核心内容。“风”的意思是土风、风谣。“雅”是正声雅乐，分“大雅”、“小雅”，有诗105篇，其中大雅31篇，小雅74篇。“颂”是祭祀乐歌，分“周颂”、“鲁颂”、“商颂”，有诗40篇。是“五经”之一。诗经距今已有2500年的历史。《诗经》表现手法上分为赋、比、兴，与风、雅、颂合称“六义”。

二、先秦散文

我国古代散文的发端，可以追溯到殷商时代，商朝的甲骨卜辞中，已经出现不少完整的句子。西周青铜器上的铭文，有的长达三、五百字，记录贵族事功、诉讼原委或赏赐情由等等，记叙的内容已经相当丰富。这些可以看作是古代散文的雏形。

春秋战国时期，是我国古代散文蓬勃发展的阶段，出现了许多优秀的散文著作，这就是文学史上的先秦散文。先秦散文分为两种，历史散文和诸子散文。前者包括《左传》《国语》《战国策》等历史著作；后者是儒、墨、道、法等学派的文章，其中如《论语》《墨子》《孟子》等，是孔丘、墨翟、孟轲的弟子对其师言行的记录，《庄子》《荀子》《韩非子》等则为本人的著作。先秦诸子散文风格多样，或气势磅礴，或雄辩锐利，或浪漫奇幻。诸子散文对我国文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三、楚辞

楚辞，其本义是指楚地的歌辞，后来逐渐固定为两种含义：一是诗歌的体裁，一是诗歌总集的名称（在一定程度上也代表了楚国文学）。楚辞的创作手法是浪漫主义的，它感情奔放，想象奇特，且具有浓郁的楚国地方特色和神话色彩。与《诗经》古朴的四言体诗相比，楚辞的句式较活泼，句中有时使用楚国方言，在节奏和韵律上独具特色，更适合表现丰富复杂的思想感情。

　　从诗歌体裁来说，它是战国后期以屈原为代表的诗人，在楚国民歌基础上开创的一种新诗体。西汉末，刘向辑录屈原、宋玉的作品，及汉代人模仿这种诗体的作品，书名即题作《楚辞》，这是《诗经》以后，我国古代又一部具有深远影响的诗歌总集。另外，由于屈原的《离骚》是楚辞的代表作，所以楚辞又被称为“骚”或“骚体”。

四、汉赋

汉赋是在汉代涌现出的一种有韵的散文，它的特点是散韵结合，专事铺叙，是古典文学中影响深远的体裁。赋是汉代最流行的文体，在两汉400年间,一般文人多致力于这种文体的写作，因而盛极一时，后世往往把它看成是汉代文学的代表。汉赋分为大赋和小赋。大赋又叫散体大赋，规模巨大，结构恢宏，气势磅礴，语汇华丽，往往是成千上万言的长篇巨制。西汉时的贾谊、枚乘、司马相如、杨雄，东汉时的班固、张衡等，都是大赋的行家小赋扬弃了大赋篇幅冗长、辞藻堆砌、舍本逐末、缺乏情感的缺陷，在保留汉赋基本文采的基础上，创造出篇幅较小、文采清丽、讥讽时事、抒情咏物的短篇小赋，赵壹、蔡邕、祢衡等都是小赋的高手。

五、南北朝民歌

由于南北朝长期处于对峙的局面，在政治、经济、文化以及民族风尚、自然环境等方面又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因而南北朝民歌也呈现出不同的情调与风格。南朝民歌清丽缠绵，更多地反映了人民真挚纯洁的爱情生活；北朝民歌粗犷豪放，广泛地反映了北方动乱不安的社会现实和人民的生活风习。南朝民歌中的抒情长诗《西洲曲》和北朝民歌中的叙事长诗《木兰诗》，分别代表着南北朝民歌的最高成就。　南北朝时代，也像汉代一样，设有专门的乐府机关，采集诗歌，配合音乐演唱。这些乐府诗中有民间歌谣，也有贵族文人的作品；其中民歌部分更为新鲜活泼和艺术的魅惑力量。

六、唐诗

唐代(公元618-907年)是我国古典诗歌发展的全盛时期。唐诗是我国优秀的文学遗产之一，也是全世界文学宝库中的一颗灿烂的明珠。尽管离现在已有一千多年了，但许多诗篇还是为我们所广为流传。

　　唐代的诗人特别多。李白、杜甫、白居易是世界闻名的伟大诗人，除他们之外，还有其他无数的诗人，象满天的星斗一般。这些诗人，今天知名的就还有二千三百多人。他们的作品，保存在《全唐诗》中的也还有四万八千九百多首。唐诗的题材非常广泛，从自然现象、政治动态、劳动生活、社会风习，直到个人感受，都逃不过诗人敏锐的目光，成为他们写作的题材。在创作方法上，既有现实主义的流派，也有浪漫主义的流派，而许多伟大的作品，则又是这两种创作方法相结合的典范，形成了我国古典诗歌的优秀传统。

　　唐诗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唐代的古体诗，基本上有五言和七言两种。近体诗也有两种，一种叫做绝句，一种叫做律诗。绝句和律诗又各有五言和七言之不同。所以唐诗的基本形式基本上有这样六种：五言古体诗，七言古体诗，五言绝句，七言绝句，五言律诗，七言律诗。古体诗对音韵格律的要求比较宽：一首之中，句数可多可少，篇章可长可短，韵脚可以转换。近体诗对音韵格律的要求比较严：一首诗的句数有限定，即绝句四句，律诗八句，每句诗中用字的平仄声，有一定的规律，韵脚不能转换；律诗还要求中间四句成为对仗。古体诗的风格是前代流传下来的，所以又叫古风。近体诗有严整的格律，所以有人又称它为格律诗。

　　唐诗的形式和风格是丰富多彩、推陈出新的。它不仅继承了汉魏民歌、乐府传统，并且大大发展了歌行体的样式；不仅继承了前代的五、七言古诗，并且发展为叙事言情的长篇巨制；不仅扩展了五言、七言形式的运用，还创造了风格特别优美整齐的近体诗。近体诗是当时的新体诗，它的创造和成熟，是唐代诗歌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它把我国古曲诗歌的音节和谐、文字精炼的艺术特色，推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为古代抒情诗找到一个最典型的形式，至今还特别为人民所喜闻乐见。

七、宋词

词，诗歌的一种。因是合乐的歌词，故又称曲子词、乐府、乐章、长短句、诗余、琴趣等。始于唐，定型于五代，盛于宋。宋词是中国古代文学皇冠上光辉夺目的一颗巨钻，在古代文学的阆苑里，她是一座芬芳绚丽的园圃。她以姹紫嫣红、千姿百态的风神，与唐诗争奇，与元曲斗艳，历来与唐诗并称双绝，都代表一代文学之盛。

词最早起源于民间，后来，文人依照乐谱声律节拍而写新词，叫做“填词”或“依声”。从此，词与音乐分离，形成一种句子长短不齐的格律诗。五、七言诗句匀称对偶，表现出整齐美；而词以长短句为主，呈现出参差美。词有词牌，即曲调。有的词调又因字数或句式的不同有不同的“体”。比较常用的词牌约100个。词的结构分片或阕，不分片的为单调，分二片的为双调，分三片的称三叠。按音乐又有令、引、近、慢之别。“令”一般比较短，早期的文人词多填小令。“引”和 “近”一般比较长，而“慢”又较“引”和“近”更长，盛行于北宋中叶以后，有柳永“始衍慢词”的说法。依其字数的多少，又有“小令”、“中调”、“长调”之分。

　 宋词的派别基本分为：婉约派、豪放派两大类。婉约派的代表人物：柳永、李清照、秦观、晏殊、晏几道、周邦彦、姜夔等。豪放派的代表人物：辛弃疾、苏轼、岳飞、陈亮等。婉约派的特点，主要是内容侧重儿女风情。结构深细缜密，重视音律谐婉，语言圆润，清新绮丽，具有一种柔婉之美。内容比较窄狭。由于长期以来词多趋于宛转柔美，人们便形成了以婉约为正宗的观念。就以李后主、柳永、周邦彦等词家为“词之正宗”，正代表了这种看法。婉约词风长期支配词坛，直到南宋姜夔、吴文英、张炎等大批词家，无不从不同的方面承受其影响。豪放派的特点，大体是创作视野较为广阔，气象恢弘雄放，喜用诗文的手法、句法和字法写词，语词宏博，用事较多，不拘守音律，北宋黄庭坚、晁补之、贺铸等人都有这类风格的作品。南渡以后，由于时代巨变，悲壮慷慨的高亢之调，应运发展，蔚然成风，辛弃疾更成为创作豪放词的一代巨擘和领袖。豪放词派不但屹然别立一宗，震烁宋代词坛，而且广泛地沾溉词林后学，从宋、金直到清代，历来都有标举豪放旗帜，大力学习苏、辛的词人。

八、元曲

继唐诗、宋词之后蔚为一文学之盛的元曲有着它独特的魅力：一方面，元曲继承了诗词的清丽婉转；一方面，元代社会使读书人位于“八娼九儒十丐”的地位，政治专权，社会黑暗，因而使元曲放射出极为夺目的战斗的光彩，透出反抗的情绪；锋芒直指社会弊端，直斥“不读书最高，不识字最好，不晓事倒有人夸俏”的社会，直指“人皆嫌命窘，谁不见钱亲”的世风。元曲中描写爱情的作品也比历代诗词来得泼辣，大胆。这些均足以使元曲永葆其艺术魅力。元代是元曲的鼎盛时期。一般来说，元杂剧和散曲合称为元曲，是元代文学主体。不过，元杂剧的成就和影响远远超过散曲，因此也有人以“元曲”单指杂剧，元曲也即“元代戏曲”。元曲是中华民族灿烂文化宝库中的一朵奇葩，它在思想内容和艺术成就上都体现了独有的特色，和唐诗宋词鼎足并举，成为我国文学史上三座重要的里程碑。

　　元曲的兴起对于我国民族诗歌的发展、文化的繁荣有着深远的影响和卓越的贡献，元曲一出现就同其他艺术之花一样，立即显示出旺盛的生命力，它不仅是文人咏志抒怀得心应手的工具，而且为反映元代社会生活提供了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崭新的艺术形式。元曲的兴起与发展，有着复杂的原因。首先，先代的社会现实是元曲兴起的基础，元朝疆域辽阔，城市经济繁荣，宏大的剧场，活跃的书会和日夜不绝的观众，为元曲的兴起奠定了基础；其次，元代各民族文化相互交流和融化，促进元曲的形成；再次，元曲是诗歌本身的内在规律及文学传统继承、发展的必然结果。

元曲的发展，可以分为三个时期。初期：元朝立国到灭南宋。这一时期元曲刚从民间的通俗俚语进入诗坛，有鲜明的通俗化口语化的特点和犷放爽朗、质朴自然的情致。作者多为北方人，其中关汉卿、马致远、王实甫、王小军、白朴等人的成就最高，比如关汉卿的杂剧写态摹世，曲尽其妙，风格多变，小令活泼深切，晶莹婉丽，套数豪辣灏烂，痛快淋漓。马致远创作题材宽广，意境高远，形象鲜明，语言优美，音韵和谐，被誉为元散曲中的第一大家“曲状元”和“秋思之祖”。中期：从元世祖至元年间到元顺帝后至元年间。这一时期的元曲创作开始向文化人、专业化全面过渡，散曲成为诗坛的主要体裁。重要作家有郑光祖、睢景臣、乔吉、张可久等。末期：元成宗至正年间到元末。此时的散曲作家以弄曲为专业，他们讲究格律词藻，艺术上刻意求工，崇尚婉约细腻、典雅秀丽，代表作家有张养浩、徐再思等。总之，元曲作为“一代之文学”，题材丰富多样，创作视野阔大宽广，反映生活鲜明生动，人物形象丰满感人，语言通俗易懂，是我国古代文化宝库中不可缺少的宝贵遗产。元曲四大家：一说法是关汉卿，马致远，郑光祖，白朴。另一说法则是关汉卿，王实甫，马致远，白朴。

九、明清小说

在魏晋志怪小说、唐代传奇小说的基础上，中国古典小说开始进入成熟阶段。小说伴随城市商业经济的繁荣发展起来。宋代前後﹐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带来了都市的繁荣﹐为民间说唱艺术的发展提供了场所和观众﹐不断扩大的市民阶层对文化娱乐的需求又大大地刺激了这种发展﹐从而产生出新的文学样式──话本。话本已初具小说规模﹐在以后的流传过程中又不断加入新的创作﹐逐渐成熟。明代经济的发展和印刷业的发达﹐为小说脱离民间口头创作进入文人书面创作﹐提供了物质条件。明代中叶﹐白话小说作为成熟的文学样式正式登上文坛。

明清是中国小说史上的繁荣时期。从明代始﹐小说这种文学形式充分显示出其社会作用和文学价值﹐打破了正统诗文的垄断﹐在文学史上﹐取得与唐诗﹑宋词﹑元曲并列的地位。清代则是中国古典小说盛极而衰并向近现代小说转变的时期。

明代文人创作的小说主要有白话短篇小说和长篇小说两大类。明代的白话短篇小说取得了辉煌的成就，收集白话短篇作品较多而且对后世影响较大的是明末天启年间冯梦龙编辑的“三言”(《喻世明言》、《警世通言》和《醒世恒言》)。其后，凌蒙初模仿“三言”创作了《初刻拍案惊奇》和《二刻拍案惊奇》，合称“二拍”。“三言”、“二拍”是明代白话短篇小说的代表作品。明代白话短篇小说比长篇小说更直接更广泛地反映了社会生活。其中爱情婚姻题材作品占很大的分量，这类作品反映了市民阶层的进步的爱情婚姻观念，批判了封建礼教的不合理性，歌颂了青年男女争取婚姻自主和幸福生活的斗争。明代小说的代表性作品有《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等。

清代的阶级矛盾﹑民族矛盾和思想文化领域里的斗争﹐给小说创作以深刻影响。清初至乾隆时期是清小说发展的全盛时期﹐数量和质量﹑内容和形式﹑风格和流派与前代相比都有较大发展。清代小说基本是文人的创作﹐虽有历史﹑传说等素材的借鉴﹐但作品多取材於现实生活﹐较充分地体现了作者个人的意愿﹐在结构﹑叙述和描写人物各方面也多臻於成熟的境界。乾隆年间产生的《聊斋志异》和《红楼梦》﹐分别把文言小说和白话小说的创作推向顶峰。文言小说自唐传奇以後虽历代续有新作﹐但多叙事简单﹐文采不足﹐至《聊斋志异》则如异峰突起。作者蒲松龄用文言如白话﹐颇有传神之笔﹐小说主人公多为狐鬼﹐但形像可爱﹐富於人间情趣。它代表了文言小说的最高成绩。

中国古代的叙事文学，到了明清时期步入了成熟期。就文学理念、文学体式和文学表现手段而言，明清小说以其完备和丰富将叙事文学推向了极致。从明清小说所表现的广阔的社会生活场景、丰硕的艺术创作成果和丰富的社会政治理想而言，明清小说无疑铸就了中国古典文学的最后的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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