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帝之子二十五人”就应该解释为黄帝有二十五个儿女。“同姓”、“异姓”、“得姓”中的“姓”有古义与今义，先秦时代的“姓”从古义上讲指“族姓”，即族号、族名。笔者对“族姓”进一步解释为用来表示血缘关系的一个亲族的称号，如同姜姓、姬姓一类的“姓”字一样，本质上是一个大氏族部落内具有相同血缘的不同亲族的识别代号，“姓”也可以成为一个小家族的族长的个人符号。由于人口的繁衍，原来的大部落又分出若干新的部落，这些部落为了互相区别以表示自己的特异性，就为自己的子部落单独起一个本部落共用的族号，这便是“姓”，当然也有的小部落没这样做，而仍然沿用老部落的母姓。一个以黄帝为中心由四妻二十五子组成的黄帝大家族，亦即大部落，这个大部落分别衍生出十二个小家族或子部落，每个小家族或子部落都有自己的姓，他们聚居在一个村落或几个相邻的村落之内，亲族成员之间的关系较氏族成员之间的关系更为密切。根据考古资料，每个小家族包括族长及其一妻或数妻、子女。“四母之子别为十二姓”中的“别”是“分别衍生”之意，笔者认为，四位母亲所生的25个孩子们没有都随母姓，而是分别衍生出了12个新姓。根据出土文献，“唯青阳与夷鼓皆为己姓”中的“己姓”就是“纪姓”，先秦时期的“己”与“纪”通假互用，金文“己”姓就是后来的传世文献所记的“纪”姓，详解见下文。“青阳，方雷氏之甥也。夷鼓，彤鱼氏之甥也”句中“甥”是男子专用而非女子专用的一种亲属称谓。笔者认为原文之所以这样迂回叙述，而不直接说“青阳，方雷氏之子也”，目的是强调青阳与夷鼓都是男子，不是女子，如果云“某某之子”，孩子的性别问题就可能不明了，用“甥”字更能够强调性别，同时暗示出黄帝时期社会已经发展到父系氏族社会时代。父系氏族社会的特征是，氏族由一个男性祖先和他的子女以及他的男性子孙的后代组成，子女、儿孙皆归属父亲。世系由男性首领传递，财产也按父系继承。家族长通过选举产生，一般为年事最长的男子，系生产的组织者。若干氏族组成一个部落联盟。每个部落有一定的土地范围。整个部落有一个议事会，由各氏族的氏族长组成，由它决定氏族的内外事务和选举部落酋长或者部落集团首领。部落联盟首领原先是军事出征的指挥者，随着战争的频繁发生，变成了专职的军事首领。强大、善战的部落集团在能力卓越的首领指挥下，往往征服其他部落。相邻的部落由于战争的需要，也结成部落联盟，有一些部落联盟相当持久，在历史上起过重大影响。《史记·五帝本纪》云：“轩辕之时，神农氏世衰。……於是轩辕乃习用干戈，以征不享，诸侯咸来宾从。”“天下有不顺者，黄帝从而征之，平者去之，披山通道，未尝宁居。”这里很明显，轩辕黄帝对不顺从者，“征之”，“去之”，使“诸侯咸来宾从”，这种军事征服，使诸侯“宾从”，实际上是专职的最高的军事权力凌驾于日常事务的公权。拥有这种号令征伐的最高军权，黄帝才能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不断占有对方的资源与对方的女人，加强自己的部族国权与部族成员获得最佳配偶权，巩固自己的实力，也促使自己的后代不断优生，因为近亲婚姻使人口素质下降，导致家族衰落。《国语·晋语四》中的“凡黄帝之子，二十五宗”的“宗”是指宗支而言，这也就明显告诉我们那个时期黄帝二十五的孩子是一人一宗，共25宗。此处人各一宗的规矩与汉代分宗制不同，《史记·五宗世家》云：“孝景皇帝子凡十三人为王，而母五人，同母者为宗亲。”即汉代孝景皇帝的儿子以母亲为准分为五宗。笔者因此认为上节“黄帝之子二十五人……”与下节“凡黄帝之子，二十五宗……”不是简单的重复，而是进一步解释“十二姓”，下节内容强调黄帝之子不分男女一人一支，人各有姓，14个儿子中除了两个人继续保持姬姓之外，又出现了酉、祁、己、滕、箴、任、荀、僖、姞、儇、依等 11 个新姓，合起来为12个姓。通过上下节文意，可知道在上节云“唯青阳与夷鼓皆为己姓”的“己姓”是11 个新姓中的同姓。再说“得姓”一词。杨希枚先生认为，黄帝二十五子中十四人得十二姓，剩余十一人没有“不得姓”的意思。笔者认为事实上也如此，从远古的母系氏族社会开始，任何一个人只要一出生就自然而然地拥有该亲族的称号——姓，没有“不得姓”的姓氏制度，就《左传》记载“天子建德，因生以赐姓”而言，被赐姓的人也都有自己的原姓，或者原姓重新被天子即具有最高统治地位的首领宠赐。对有德有功之人来说，得到天子赐给其姓，那是一件非常荣幸的事，而没有被赐姓的人，虽然得不到这种恩赐，但都有其自家姓，并非因其未蒙赐姓而天生“不得姓”，比如那位生于夏末而相汤建商的伊尹（一说名叫“伊”），他在被商王汤起用之前是弃婴，而后操贱业，属于社会下等人，虽然不冠姓，但只是有姓不称罢了。伊尹是有莘国人，和有莘氏出自同一血统，故姓姒，是夏朝建立者禹的后代，只因身份近同奴隶，在夏末商初的奴隶制社会就不能用有莘氏的“姒”作自己的身份标记。据《吕氏春秋·本味篇》：“有侁氏女子采桑，得婴儿于空桑之中……身因化为空桑，故命之曰伊尹，此伊尹生空桑之故也。长而贤，汤闻伊尹，使人请之有侁氏，有侁氏不可。伊尹亦欲归汤，汤于是请取妇为婚，有侁氏喜，以伊尹为媵送女。”经考证，有莘又写作有侁。意思是：伊尹生于有莘国桑林之中，被有侁氏女子发现抱养，长大后德才兼备，商王汤得知消息后，想请伊尹到商国辅佐商朝建国大业，伊尹也有此心意，但遭有侁国拒绝，成汤于是用娶有侁国王女为妻的办法，使伊尹以媵臣的身份嫁到商国。伊尹虽出身卑微，但其雄才大略却为成汤所独钟，尽管他是以媵臣的身份来到商国的，却得到商汤的重用，最后辅助汤成就建立商朝的大业，是一位于商朝功不可没的开国元勋。至于“伊”之得义，缘于其生在伊水之滨。因此，在黄帝二十五个孩子中，除了黄帝的十四个儿子单独建立了十二个姓外，其余的十一个孩子，尤其是女孩都有姓，只是随从母姓罢了，因为发源于母系氏族社会的“从母姓”的社会习俗，直到夏、商两朝均存在这种遗风，在商、周奴隶制国家时期，虽然是“氏别贵贱”、“男子称氏”发生发展的时期，但“姓”仍然起生物性社会特征的“别婚姻”的作用，“妇人称姓”的习俗还在沿袭着，女人或以出生地冠姓，如齐姜、鲁姜，或以排行冠姓，如孟姜、伯姬等。那么早在夏商之前的黄帝时期，女“从母姓” 的社会习俗更应该盛行，至于这十一个人的母亲（亦即黄帝的四位妻子）是什么姓，我们无法得知，有一点可以肯定，他们的母姓是沿袭上代母系流传下来的姓，也就是说，其母姓早在“十二姓”之前就已经存在很久了。黄帝的“姬”姓原先是母系血缘的标志，而到黄帝的子孙后代则因父权的确立蜕变成父系血缘的标识了，并由同一个血缘姬姓分支为十二个新姓。

结合上面的释疑与释义，我们认为《国语·晋语四》中黄帝之子得姓记载都是原文，上下节之间不是原文与释文的关系，“凡黄帝之子，二十五宗……故皆为姬姓”这一节也不是后人添加的一段。从语文体例上讲，重耳（后为晋文公）手下的随臣司空季子采用先分说黄帝之子中有两个同父异母兄弟夷鼓、青阳（指黄帝次妃方雷氏所生的儿子）属于一个部族，同为“己”（纪）姓，接着总说四母之子别为十二姓，又进一步总说十四人得了十二姓，紧接着具体分说这十二个姓是什么，最后分说点明与黄帝同为姬姓的苍林、青阳（亦即黄帝的妻子西陵氏嫘祖所生的儿子玄嚣）兄弟2人。所以，《国语·晋语四》中关于黄帝之子得姓上下两节原文的关系是分——总——总——分的关系。

历代学者之所以解不开黄帝二十五子得姓的症结问题，主要是被“其同姓者二人而已：唯青阳与夷鼓皆为己姓”一语中的“己”字困惑住了，导致历代学者辨不清同姓者的人数以及他们的身份。过去学者们认为这个“己”字应是“自己”的“己”，意指黄帝本人的姬姓，“皆为己姓”就是青阳与夷鼓“皆为姬姓”，这就和下文“唯青阳与苍林氏同于黄帝，故皆为姬姓”发生了自相矛盾，为此后人又有人说只有十三人得姓而已，不是十四人，即“破四为三”之说。唐代司马贞在《史记索隐》中对《史记·五帝本纪》说“黄帝二十五子，其得姓者十四人”就进行了错误地注解，他说：“旧解破四为三，言得姓十三人耳。今按《国语》，胥臣云：黄帝之子二十五宗……盖《国语》文误，所以致令前儒共疑……既理在不疑，无烦破四为三。”其实不是《国语》文误，夷鼓与苍林本应是两个人。凡此种种推测结果都是差之毫厘，谬以千里，再比如：魏、晋时期出现了皇甫谧《帝王世纪》云：“次妃方雷氏女，曰女节，生青阳。次妃彤鱼氏女，生夷鼓（一名苍林）”。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藏书家黄丕烈《校刊明道本韦解国语札记》也云：“夷鼓与苍林为一人；皇甫谧曰夷鼓一名苍林，以此。” 黄丕烈在这句中所谓“以此”者，即指皇甫谧说夷鼓与苍林为一人二名。东汉史学家班固撰写的《汉书·古今人表》明确记载：彤鱼氏生夷鼓而嫫母生苍林，我们不管苍林的母亲是嫫母还是西陵氏嫘祖，这都说明夷鼓与苍林不是一个人。我们认为班固之后的皇甫谧、黄丕烈等人的注解有误。

由于历代学者们没有推敲准原文中“皆为己姓”的“己姓”的特殊含义，而误以为《国语·晋语四》上下文矛盾以及上下文两“青阳”是同一个人。其实不然，再说《国语》的著者也不会从字面上犯这种语言重复而不相连贯的毛病。那么到底怎么解释《国语·晋语四》中的“己姓”呢？这需要借助从地下考古出土的文物来解释，否则永远无法释疑。在先秦传世文献上“己”字除用于天干的“己”和表示“自己”的“己”以外，还用于标识血缘的亲族之“己”姓（考古证明先秦时期作为姓的“己”就是后来文字记载的“纪”姓）。因此，在先秦古籍上经常存在同一句中音形相同的两个词语，有时并非同义。甚至在今日，也不乏这样的例证。例如说：“老马，你的小马儿跑到哪儿去了？”因为是说的话，没有标点符号，听者便无法决定话中两个“马”字是否为同义词，人们对这句话的理解上就可能出现下列三种意思：A老马这个人的朋友在问老马养的一匹小马儿。B老马的朋友在问老马的小孩儿。C养马的人在跟他的一匹老马说话：这匹老马生了一匹小马儿，问老马的马仔跑哪去了。显然《国语·晋语四》著者没有料到后世之人误解“皆为己姓”的“己”就是“自己”的“姬”姓。根据1983年在山东省寿光市纪侯台遗址出土的商代末期前（大约3000多年前）的一批纪国青铜器，如己侯钟、己侯簋（guǐ）等器物，再结合有关传世文献，我们揭开了这个古老“己国”在中国古代典籍书面文字中均写作“纪国”，典籍中的所记载的“纪侯”这个人在出土的青铜器铭文中写作“己侯”。1972年12月，山东省博物馆与烟台地区的考古人员对莱阳市前河前村古墓进行了考古挖掘，出土了9件铜器中有2件有铭文，其中一件为铜壶，上有铭文13字：“己侯作铸壶，事小臣以汲永宝用。”说明己国之君己侯铸造了这件铜壶，他将此壶赐给了自己的忠臣——墓主人。胶东半岛出土己国铜器的第三个地点在以先秦古迹众多而闻名的龙口市归城，归城东和平村出土了己侯鬲。我们通过对以上三地出土的己国铜器的考释认为：夏、商、周三代之前的“己国”、“己姓”，在战国之后的文献典籍中多写为“纪国”、“纪姓”，只是在《国语》等个别传世文献中保留了“己姓”到如今，史书上记载的商纣王的宠妃妲己是“己”姓，而实质上就是“纪”姓。由此可证，这些商周铜器铭文所提供信息的真实性、全面性远远胜过古典籍。于是，我们对《国语·晋语四》中黄帝之子“皆为己姓”茅塞顿开了，原来先秦时期的“己姓”就是“纪姓”，而不是“自己”的姓。由于古人没有找到先秦时期的“己”姓就是“纪”姓的考古证据，所以后世之人始终无法破解黄帝之子得姓传说的谜案。

至此，我们马上明白：“己姓”（即“纪姓”）有2个同父异母兄弟——方雷氏生的青阳与彤鱼氏生的夷鼓。与黄帝同为姬姓也有2人——西陵氏嫘祖所生的青阳（即玄嚣）和嫫母所生的苍林，余下10人分别得10个姓，合计为14人得12姓，这12姓与黄帝原姓公孙后因成长于姬水之滨又得姓姬的道理一样，原来这14人都有姓，只是因其发展壮大、人丁兴旺，单独建立了12个新族姓，有了新姓，原来的旧姓就不在用了。14个人之所以有同姓和异姓之别，从人类学讲，史前人类原始姓族制度存在兄弟父子异姓的社会现象，这是原始社会司空见惯的事。黄帝二十五子中剩余的11人虽然没有立新姓，却显然各有其姓氏，而无所谓“得姓者”与“不得姓者”之分，也不需要藉助“赐姓”制度以求其它解释，事实上原文也没有一字涉及“赐姓”，黄帝时期，族大就要分支独立，族小力量弱，就要呆在原处靠着父母生活，没有实力和经济条件建立自己的地盘，没有立新姓的11人按照“从母姓”的原始社会习俗随从母姓。根据考古资料，黄帝时期的大家族不但要照顾实力小的亲族成员，还要收养非血亲的氏族成员。我们点破“己”姓就是“纪”姓的玄机，就把汉代以来困扰历代经师学者长达两千一百多年的特大悬案彻底解决了，也为《国语·晋语四》的原著者洗掉了“巫古圣而惑后儒”（语出乾隆时期著名的辨伪学者崔述）的罪名！

9月8日，“世界UFO大会”在大连召开。UFO尚未被主流科学界认同，与会的大约200人绝大多数没有相关专业领域的知识背景。

把“UFO大会”看作是一次民间UFO业余爱好者的聚会无可厚非。值得注意的是，一批声称曾经遭遇过外星人，有过“第三类接触”，及具有“特异功能”的人士，在这个聚会上亮相，给民间UFO研究蒙上一层神秘的面纱。专家对这些UFO经典案例一一批驳，并指出，所谓外星人与“第三类接触”迄今尚未被科学证实，因而是不科学的，如果民间UFO研究仍然要靠神秘哲学和迷信惑众，难免重蹈沦为伪科学的覆辙。

外星人背他飞行？

专家：当事人可能中度偏执。

黄延秋，河北省肥乡县北高村农民。1977年，黄延秋连续三次神秘地失踪，自称不乘任何人间交通工具，由两个不明飞行人携带，一夜之间腾空飞越到一千多公里以外的南京、上海，第三次失踪居然跨越了19个省市，飞遍了大半个中国。这件离奇的飞人事件被称为中国UFO三大悬案之一。

不借助任何交通工具怎么可能累计飞行1万多公里？作为摆脱不了地球引力的人类又怎么会飞？这究竟是真实故事还是一个谎言？

49岁的黄延秋看起来比他的实际年龄要年轻几岁。这个正在为二儿子筹盖婚房的河北农民走在大连的街道上时，常常下意识地朝天空某个不确定的远方眺望，似乎在等待着什么出现。

“你真的确信见过外星人吗？”记者问。

“其实我当时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我也不知道我是怎么到了南京和上海。”这个堪称中国UFO经典案例第一人的农民回想起自己21岁的那段“离奇”经历时陷入了苦恼。

1977年7月27日晚上，出工回家的黄延秋在吃完晚饭后就躺下睡觉了，然而“一觉醒来”居然发现身在南京。按黄延秋自己的描述，他是从头一天晚上10点到第二天早上7点就到了南京，这中间相差仅仅只有9个小时，在这9个小时里，黄延秋便从河北他的家乡北高村一下子到了江苏的南京。

邯郸和南京两地相距至少1000公里，而且从黄延秋的家里到邯郸还有45公里的路程，在交通不发达的上世纪70年代，黄延秋怎么可能在9个小时内从河北农村到达江苏的省会城市南京呢？这当然轰动一时。

接下来的事情更离奇，“两个民警又买车票把我送到了上海遣送站”。并且，在1977年7月28日，也就是黄延秋失踪后的第二天，一封电报就从千里之外的上海发到了肥乡县，要求乡里来上海领人。”

1977年9月初的一天晚上，已经回到家乡的黄延秋再次“遭遇神秘劫持”：当天晚上十点多钟回的家睡觉，然而“一觉醒来，我发现自己又在上海了”。这次是在上海的老乡把他送回了老家。

1977年9月，黄延秋第三次神秘失踪了，而且这次出去的时间最长，去的地方最多。按他的描述，9天之内他被两个能飞行的人背着飞越了19个省市，抵达了兰州、北京、天津、哈尔滨、长春、沈阳、福州、西安八个城市，累计飞行一万多公里，而且每到一个城市几乎都只花了一两个小时，据推算，平均每分钟至少飞行20公里，飞行速度接近音速。

就是这起典型的外星人劫持地球人事件，除了当事人的口述，至今并没有直接的证据能够证明这三次离奇的飞行。而事隔10年之后的1987年，有国内一些UFO调查者才写了第一篇报道认为，此事与外星人和UFO有关。

“其实当时我并不知道这事是外星人干的，是1987年他们采访我时，他们告诉我说可能是外星人干的。”事情过去了28年，埋在黄延秋心头的疙瘩并没有减轻，相反越来越重。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脑高级功能研究室博士后李春波认为：这是比较典型的“梦游症”，人一旦睡着，醒来之后，到了另外一个地方，他中间不能回忆，回忆不起来。“我也不理解，专家说我是梦游，我不承认，但是我也不知道中间发生了什么。”黄延秋说。

去年12月，黄延秋在北京市一家测谎中心进行了一次全面的测试。两个星期后，测试结果出来：黄延秋没有通过测谎。

北京市安定医院精神卫生科的专家说，正常人不可能会飞行，这种思维已经超过正常人的生理耐受性。但是黄延秋觉得很自然，还坚信自己，跟正常的思维逻辑就有偏差。医生怀疑黄延秋是“中度偏执”。

东北农场林工被外星人电击？

专家斥为“谎言”

在“UFO大会”上，主办单位称将邀请另一个和外星人及飞碟有过离奇遭遇的地球人来大连，但是直到结束，此人并没有出现。

据了解，这个当年自称被飞碟击伤的黑龙江林场职工叫孟照国。现在东北一家大学的食堂工作。

1994年，在黑龙江省红旗林场工作的孟照国自称在凤凰山上被外星人击倒，并被外星人带上了飞碟。此事被列为另一个重要的中国UFO悬案。

当年6月7日，孟照国自称在凤凰山南坡看见了会叫的大怪物，几次试图靠近它，都被一堵无形的电墙打了回来。消息很快传遍了整个林场。第三天，也就是1994年6月9日，孟照国带着林场的干部职工，直奔怪物停留的地方。人们准备了望远镜、照相机、录音机，希望留下怪物的证据。但是大约走了五公里，一直没有看到孟照国发现怪物的地方。

即便是拿望远镜，人们还是一无所获。奇迹就在这时发生。孟照国拿过望远镜，却大呼“看见了”，然后就倒在地上浑身抽搐。一副被“外星人击伤”的样子。此后，“林场职工被飞碟外星人击伤”的消息迅速传遍大江南北，并上了报纸。

和黄延秋的故事极为相似的是，孟照国“遭遇外星人”同样只是一个人的叙述，至今没有直接的证据加以佐证，有的不过都是人们的推断、猜测和想象，自然，此事又成为一桩UFO悬案。调查者认为，可以肯定的是，既然UFO的定义是不明飞行物，那么可以首先肯定的是，当年孟照国在山上“看见”的静止白色物体并不能称为UFO,因为“没有证据证明它以前飞过”。

UFO研究者张茜荑觉得这个故事听起来像弥天大谎，缺乏可信度。因为当时正好出现有关彗木相撞的新闻，所以有可能让这样的谎话有了一个圆满的疑似UFO的结局。心理专家杨宜音则认为：很多人都非常容易受到他人暗示，会不知不觉根据和别人的关系来形成自己的想法和判断。

专家认为，当一些人面对自己和面对他人的期望的时候，会对自己的经历做一个塑造，这并非是有意欺骗人，而是在潜意识里有要把经历做圆满的这样一个动力。“临床上是一种记忆障碍，术语叫虚构，这个情况在很多精神障碍当中出现。”

据介绍，公安部原测谎专题组组长、组织研制中国第一台测谎仪的专家杨承勋认为，孟照国的故事，“是刻意编造的，根本就没有这回事，我们可以判断他在说谎，但是还有另外一种情况，比如产生的一种幻觉，一些精神上的状态，我脑子里就有这个记忆，那么这种你要通过测谎就很难判断出。”

他认为，孟照国遭遇外星人“可能是一段很特殊的心理经历，而不是一个真实的经历”。

飞棍来自何方？

专家揭开谜底，原来是摄像镜头的光学机关作祟。

近几年，很多人声称见到了一种神秘的“飞棍”。

最早的飞棍是在1994年美国人拍摄到的。这是人类第一次将它记录下来。美国独立电视制片人朱斯在自己所拍的录像带上，发现有些不同寻常的东西飞过天空。

从外观上看，朱斯发现的是一个圆柱形物体，飞行的速度非常快。由于这种飞行物的形状像一条棍子，朱斯就将它命名为飞棍。朱斯将自己的发现公布出去，引起了人们广泛的关注。很快，世界各地的人们开始不断地拍摄到飞棍的画面。对它的描述是：身体细长像一根棍子，大到上百米，小到几厘米，在空中急速飞行。更有人把这当成外星人和地球人交流的信息。

有意思的是，几乎所有的“飞棍”都是当事人用摄像机或者照相机拍下的，在真实的空间，人们用肉眼并没有亲自见过这种来去无踪的“飞棍”。

就在今年5月，东北一家药厂声称自己拍到了“飞棍”。北京UFO研究者张靖平和中央电视台记者亲赴吉林，不仅拍到了“飞棍”，而且有幸解开了飞棍的奥秘。

张靖平对记者介绍：最早发现“飞棍”的是这个药厂的录像监控设备。5月21日晚，振国药厂的监控员突然发现显示器上一道白光迅速闪过。回放录像资料时，发现监视器拍摄到了一个长条形的飞行物迅速飞过厂房上空，大概三米长，飞行时速达到了200公里以上。从外形上看，显然不是人造。

不久，气象部门也排除了是闪电的可能，一个星期之后的某天夜晚，神秘飞行物又在药厂上空出现，而且这次是晴天。

起初张靖平他们认为可能是昆虫之类的东西，但是连续拍摄多日后，仍然没有发现飞棍的踪迹。就在准备放弃寻找时，由于脚底一滑，张靖平手里的摄像机剧烈地晃动了一下，就在摄像机晃动的过程中，他发现镜头里有些异样的东西。

张靖平开始怀疑飞棍的出现可能和摄像机的某些性能有关。因为此前所有的飞棍消息都是只在摄像机里出现。张靖平了解到药厂摄像头的拍摄快门速度是十六分之一秒，于是就把自己摄像机快门速度调整成接近的十二分之一秒。

当他路过一个地灯附近时，神奇的一幕出现了，原来正常飞行的各种小飞虫霎时间变成了无数个大大小小的飞棍，这些飞棍的形状与姿态和人们以前拍摄到的飞棍一模一样。

真相大白，原来飞棍的出现不过是摄像机的假相而已。比如拍摄行驶的车辆，用1/8秒的低速快门来拍摄时，由于车是运动的，用1/8秒的快门不能有效地“固定”汽车，车就显得略为模糊，但背景是静止的，所以是清晰的。这样就形成了动与静的对比。

张靖平拍到的飞棍是一种夜间活动的飞蛾。由于摄像头红外线的吸引，加上飞蛾的快速飞翔，再有摄像头十六分之一秒的快门，最终造就了飞棍。

“如果我们把摄像机的快门调整到这种速度，就会发现，飞棍无处不在。”张靖平说。

如何识破“第三类接触”骗局

关于UFO及外星人第三类接触，几乎没有一件被科学试验手段得到证实。人们的以讹传讹，加重了对UFO神话的误读和迷信。

北京天文台馆长朱进认为，地球上的生命肯定不是惟一的。地球只是很普通的绕着太阳的一个行星，太阳本身是很普通的一个恒星，在银河系里边像太阳这样的恒星，有2000亿颗左右。每一个恒星都可能像太阳一样,有它自己的行星系统，所以说在所有的这些星球里，如果只有地球上有生命，可以说是不可想象的。

同时他认为，即便地球的能力再发达，到目前为止人类绝对没有能力在有生之年飞到太阳系边上，如果说外星人再从其它的星球通过宇宙旅行到地球上来，从人类的角度考虑，也是非常非常不可能的。

紫金山天文台的王思潮研究员介绍说：很多声称和UFO亲密接触的案例都是不可信的。判断到底是否曾有发生过第三类接触，要有几个条件：首先要有证据，不能用排除法。比如，既然声称和外星人接触过，一定要拿到外星人的东西，不能空口无凭。而且拿到的这个东西必须是地球上的人类造不出来的，才可信。而且必须经过专家的鉴定，不能当事人自己说这是外太空和外星人的东西，而且必须是地球上没有的材料做的。这个条件并不苛刻，但是遗憾的是，目前所有的UFO和外星人接触案例，没有一个达到这个要求。

其次，声称见过外星人和飞碟，必须同时有非相关群体作证，比如，一个地方几个人看到一个飞碟是不作数的，必须要有好几个地方同时看到。

最后，外星人的DNA也肯定和地球人不一样，这同样要拿到科学证据，才能证明是真正的外星人。

他认为，以目前的科技水平推断，不排除存在地外文明的可能，但是这一切要依靠严谨的科学实验加以证实。

链接

不明飞行物，就是我们通常说所的UFO，是英文U-nidentified Flying Object的缩写，世界上第一次大规模关于UFO的报道是1878年，美国农民马丁在空中看到了一个圆形物体。1947年6月，美国人阿诺德在驾驶飞机时，看到了有9个白色碟状神秘物体在天空中飞过，他将它们称为飞碟，被新闻媒介广泛报道后，人们就习惯用飞碟这样一个形象的名称来称呼不明飞行物，我国近年来也有这类目击报告出现。

山海经此书分《山经》五卷和《海经》十三卷，虽仅有三万一千余字，但就其叙述的内容而言，从天文、地理、神话、宗教，到民族、动物、植物、矿产等，天南海北，包罗万象，堪称我国古籍中蕴珍藏英之最者，实为研究上古时代绝好的宝贵资料。然而，由于它所述多奇诡怪异，常被人斥为荒诞无经，所以，《山海经》的书名虽最早见之于《史记》，但司马迁观之却叹曰："至《禹本纪》、《山海经》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之也。"因此，直到约百年后汉成帝时， 刘向、刘歆父子奉命校勘整理经传诸子诗赋，才将此书公之于众。 《山海经》涉猎之广，内容之奇杂，从古至今使人对其该归于何类多有分歧。《汉书·艺文志》将它列入形法家之首，《隋书·经籍志》以下则多将它归入地理书，但清《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却谓其为"小说之最古者尔"，鲁迅先生则将它视为"古之巫书"。因此，《山海经》问世之后，围绕其内容、成书时间的争论，对它的作者是谁一直众说纷纭是个谜，乃至酿成学术界中千年未解的悬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