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侯是什么职位?

栏目:古籍资讯发布:2023-08-18浏览:1收藏

公侯是什么职位?,第1张

古代封侯是什么职位

一、古代分为实权职位与荣誉职位,实权的是 机构,荣誉职位是古代的爵位。

二、爵位、爵号,是古代皇帝对贵戚功臣的封赐。旧说周代有公、侯、伯、子、男五种爵位,后代爵称和爵位制度往往因时而异。如汉初刘邦既封皇子为王,又封了七位功臣为王,彭越为梁王,英布为淮南王等;魏曹植曾封为陈王;唐郭子仪被封为汾阳郡王;清太祖努尔哈赤封其子阿济格为英亲王,多铎为豫亲王,豪格为肃亲王。再如宋代寇准封莱国公,王安石封荆国公,司马光为温国公;明代李善长封韩国公,李文忠封曹国公,刘基封诚意伯,王阳明封新建伯;清代曾国藩封一等毅勇侯,左宗棠封二等恪靖侯,李鸿章封一等肃毅伯。

三、 机构一般是丞相为首的文官,掌握具体的职能职位。以太尉或者将军,以及后来的枢密院、兵部为首的军队领导管理部门。

四、 职位是掌握一定权利的,但是爵位仅能食其封地的租税,无军政司法独立权,不世袭,有的皇帝恩准是可以世袭的。

五、在秦朝以前爵位与职位是没有差别的,商代、周代的公侯伯都是有军政、行政、司法、经济大权的,例如周代的分封公侯众多,他们即使爵位也是 地方的大员。到商鞅变法以后,爵位与 职位分开,爵位就是荣誉职位,不掌握具体的事务。

古代的候是什么官位?

自中国先秦时代开始,已有君主赐封侯爵,是周朝封建五等爵的第二等。《礼记·王制》:“王者之制禄爵,公侯伯子男,凡五等”。周朝诸侯国中侯爵国有鲁国、齐国、陈国等。秦朝、汉代使用的二十等爵制度内,侯爵作为非宗室人员可封的最高爵位,分成两等,即列侯(彻侯)、关内侯。列侯(彻侯)以一县为食邑,并得以自置吏于封地;关内侯有食邑、封户,只能衣租食税。唐朝、宋朝有县侯;明朝有侯爵;清朝有侯爵,分三等。

古代侯爷相当于什么职位

西周春秋爵称,可大致分为王、公、侯、伯、子、男六级。

最佳答案检举 先秦文献中有关爵制的记载,主要见于《孟子·万章下》。所举周代爵称,有天子、公、侯、伯、子男五等。年代稍晚的《礼记·王制》,则将天子除外,子男分列,即所谓的公、侯、伯、子、男五等爵。文献反映的先秦爵制是否准确,学者尚存异议。但参照甲骨、金文资料,可以肯定的是:夏爵制不详,商制细节难明,只有西周至战国时期的爵制尚可大致判明其爵称与爵序。

商制,文献所记有侯、甸、男、卫、邦伯,均属地处王畿之外的“外服诸侯”。殷墟甲骨资料表明:殷邦境外的“多方”或“多邦方”,常常是商王国征伐的敌国。它们的君长被称为“方伯”或“邦伯”,如人方伯、羌方伯、盂方伯、周方伯等。殷邦边境和邦境内的君长,被分别称为侯、伯,如杞侯、犬侯和井伯、宋伯等。它们是商王国的屏藩,常受商王之命征伐多方,商王亦往往派兵助征。方伯和侯、伯称号的不同,反映了这些君长与商王关系的亲疏差别。

什么样的人能被封 公,侯?(如 齐国公 镇国侯) 公侯又是几品的官职呢? 他们的儿女又称为什么?

公侯一般都是开国元勋或者为国家做过大贡献的人,公侯属于爵位,分为公、侯、伯、子、男,爵位属于一种荣誉,和官职没有关系,但是分等级,比如一等鹿鼎公。而且官职和爵位可以一起拥有。他们的子女可以继承他们的爵位,有的是不降级继承,有的是降级继承,这叫世袭罔替。

文定候是什么官

爵位排名一般为:公侯伯子男

王还在公之上。

当然是王大了

另外,文定侯不是官职,是爵位。

古代公侯伯子男是什么官位!

汉代的王可以有自己的封地,享受在封地上征收的赋税。但是无权任免封地上的 官员,也不能拥有自己的军队。因此王和皇帝有着极大的分别。

王一般封与皇族。其他五种爵位可以封与异姓。

汉代出现过多次同姓王造反的事情,但都被镇压了。如刘濞发动的“七国之乱”等。

王,公,候,伯,职位大小怎么排

王指诸侯王,如:楚襄王、齐宣王、吴王夫差等

公指公爵,比如:韩国公、鲁国公、卫国公等不过,像宋襄公、齐景公、晋文公等,则不是代表爵位,而是实实在在的诸侯国国王。

侯爵指侯爵,如:魏文侯、曾侯乙、轪(dai,音戴)侯利苍 等

Tips:曾国藩,初名子城,字伯涵,号涤生,諡文正,汉族,出生于湖南长沙府湘乡县杨树坪(现属湖南省娄底市双峰县荷叶镇)。晚清重臣,湘军的创立者和统帅者。清朝军事家、理学家、政治家、书法家,文学家,晚清散文“湘乡派”创立人。晚清“中兴四大名臣”之一,官至两江总督、直隶总督、武英殿大学士,封一等毅勇侯,諡曰文正。

以下的 伯、子、男 诸爵,本文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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爵位,又称封爵、世爵,是古代皇族、贵族的封号,用以表示身份等级与权利的高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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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典籍: 《管子 · 爵位》

作品简介: 爵位是我国古籍《管子》里记载的一篇文章,见于《管子》第五篇。

作品赏析:

爵位

朝者,义之理也。是故,爵位正而民不怨;民不怨则不乱,然后义可理。理不正,则不可以治,而不可不理也。故一国之人,不可以皆贵;皆贵,则事不成而国不利也。为事之不成,国之不利也,使无贵者, 不能自理也。是故,辨于爵列之尊卑,则知先后之序,贵贱之义矣,为之有道。

译文

朝廷是仪法的体现。所以,朝廷爵位安排正确,人民才不会怨恨;人民没有怨恨,就不会作乱;然后,仪法才可以体现。如果安排不公正,就不可能体现。看来,一国之人不可能都尊贵,都尊贵了,事情不好办,还对国家不利。正因为事情不好办对国家不利,若没有少数人尊贵,人们是不能自己管理自己的。所以,分清爵位排列的高低,人们才知道先后的次序和贵贱的仪法。管理起来也是有规可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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爵位这个东西,古代的中国和外国都有,。而中国的各个朝代的爵位形制都不尽相同,这一点,在 的 “爵位” 这一词条里面,有着详细的记载!您大可到该词条去一看究竟。。。。

因为历朝历代的爵位品制都很不相同,所以在等级划分上都各有各的标准。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就是 “公、侯、伯、子、男” 的这样一个排列顺序,一般来讲,是不会颠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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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了,我的内容交代清楚了,您看明白了吗?

1 《赵昌言字仲谟阅读答案及翻译》古诗原文及翻译

作者:阅读下面的文言文,完成8~10题。

赵昌言字仲谟,汾州孝义人。昌言少有大志,赵逢、高锡、寇准皆称许之。

太平兴国三年,举进士,文思甚敏,有声于场屋,为贡部首荐。延试日,是宗见其辞气俊辩,又睹其父名,谓左右日:“是尝为东畿宰,朕之生辰,必献诗百韵为寿,善训其子,亦可嘉也。

”擢置甲科,为将作监丞。拜右拾遗。

后鲁国公曹彬、幽州道行营马步军水陆副都部署崔彦进等失律于歧沟,昌言遣观察支使郑蒙上疏,请诛彬等。优诏褒答,召拜御史中丞。

太宗宴金明池,特招预焉。宪官从宴,自昌言始也。

河朔用兵,枢密副使张宏循墨守位,昌言多条上边事,太宗即以昌言为左谏议大夫,代宏为枢密副使,迁工部侍郎。 后昌言以书佣翟颍事,坐贬崇信军节度行军司马。

初,太宗厚遇昌言,垂欲相之。赵普以勋旧复入,恶昌言刚戾,乃相吕蒙正。

裁数月,会有颍狱,普以昌言树党,再劝太宗诛之,太宗特宽焉。逾年,召拜右谏议大夫。

或议弛茶盐禁,以省转漕。命昌言为江淮、两浙制置茶盐使,昌言极言非便,太宗不纳,趣昌言往。

昌言固执如初。即以户部副使雷有终代之,卒以无利而罢。

昌言复知天雄军,赐钱二百万。大河贯府境,豪民峙刍茭图利, 人潜穴堤防,岁乃决溢。

昌言知之。一日,堤吏告急,命径取豪家唐积以给用,自是无敢为奸利者。

属澶州河决,流入御河,涨溢浸府城,昌言籍府兵负土增堤,数不及千,乃索禁卒佐役,皆偃蹇不进。 昌言怒日:“府城将垫,人民且溺,汝辈食厚禄,欲坐观耶?敢不从命者斩。”

众股悚赴役,不浃旬城完。太宗手诏褒谕之。

真宗即位。成平三年,与吕蒙正、寇准同召,以本官兼御史中丞。

景德初,真宗幸澶渊,以盟津居要,增屯兵,命知河阳。境内有小盗,昌言榜谕:“能告贼者给赏,牙吏即迁职。

”枢密使王继英以为小盗不当擅为赏格,乃诏昌言易其榜,有劳者俟朝旨。昌言喜推奖后进。

王禹傅自卑秩擢词职,亦昌言所荐也。昌言强力尚气概,当官无所顾避,所至以威断立名,虽屡经摈斥,未尝少自抑损。

然刚愎纵率,对僚吏倨慢,时论以此少之。 注:①刍茭:牲口吃的草。

②唐:储存饲牲畜干草的房屋。(宋史•列传第二十六,有删改)8对下列句子中加点的词的解释,不正确的一项是 ( )A或议弛茶盐禁 弛:解除。

B真宗幸澶渊 幸:特指皇帝到某处。C王禹傅自卑秩擢词职 秩:次序。

D时论以此少之 少:轻视。9以下句子中,全都表明赵昌言“当官无所顾避”的一组是 ( )①昌言遣观察支使郑蒙上疏,请诛彬等②枢密副使张宏循墨守位,昌言多条上边事③昌言固执如初④命径取豪家唐积以给用 ⑤众股傈赴役,不浃旬城完⑥能告贼者给赏A①③④ B①③⑤ C②④⑤ D②④⑥10下列对原文有关内容的分析和概括,不正确的一项是 ( )A赵昌言年少时就有大志,曾受到寇准等人的称赞;又有文采,在廷试时太宗看到他的文辞出众、论辩有力,很赏识他,把他的名次提升到甲科,准备大用。

B当初,太宗待昌言很优厚,将要让他作丞相,但是凭过去功劳再入朝的赵普讨厌昌言强硬不讲情理,最后还是让吕蒙正当了丞相,并想借翟颍事除掉昌言。C昌言为官有魄力,处理事情坚决果断。

澶州河堤决口,城池将要不保,他怒斥那些役卒,让他们为老百姓考虑,要对得起朝廷俸禄,并要严惩不听命令者。D无论太宗还是真宗,都待昌言不薄,从未贬斥过他;昌言也竭忠尽智,报效朝廷,甚至曾因朝廷决策不当而坚持己见,拒不服从皇帝的命令。

11把第1卷文言文阅读材料中画横线的句子翻译成现代汉语。(10分)(1)裁数月,会有颍狱,普以昌言树党,再劝太宗诛之,太宗特宽焉。

译文:(2)昌言籍府兵负土增堤,数不及千,乃索禁卒佐役,皆偃蹇不进。 译文:参考答案:8C(秩:官吏的品级第次)9A(⑤是役卒听到训斥后的表现。

⑥是榜文内容)10D(“从未贬斥过他”和原文不符)11(10分)(1)才过几个月,适逢翟颖的官司,赵普认为昌言结党,两次劝太宗杀掉他,太宗特别宽恕了昌言。 (译出大意给2分;裁、树、焉,每译对一处给1分)(2)昌言登记府兵让他们背土加高堤防,人数还不足一千,就又找来役卒,可他们都止步不前。

(译出大意给2分;籍、索、偃蹇,每译对一处给1分)。

2 王复传文言文阅读答案

王复,字初阳,固安人。正统七年(1442)考中进士。授予刑科给事中。声音洪亮,容貌壮美,善于陈述自己的想法上奏。提升为通政参议。也先侵犯京师,邀约大臣出去迎接上皇。众人不敢前去,王复请求出行。于是升迁为右通政,代理礼部侍郎,与中书舍人赵荣偕同前往。敌人露出刀刃夹道威胁他们,王复等人不为此而恐惧。返回后仍担任通政事务,再升迁为通政使。

成化元年(1465),延绥总兵官房能上奏追赶袭击河套部众,皇帝降旨奖励犒劳。王复认为七百里奔赴作战不恰当,并担心因企求意外成功而挑起争端,请敕令告诫晓谕,皇帝认为他说得对。晋升为尚书。

锦衣千户陈珏,本来是画工。到去世时,侄子陈锡请求继承百户。王复说:“世袭虽然是先帝的命令,然而不是战功,应不许可。”于是停止。

毛里孩侵扰边境,皇帝命令王复出京巡视陕西的边疆守备。从延绥到甘肃,观察地势,进言说:“延绥东起黄河岸边,西至定边营,萦绕二千多里。险要关口全在内地,而境外并无屏障,只凭墩堡来防守。军队反而驻扎在里面,老百姓却居住在外面。敌人一旦入境,官军还没有行动,老百姓已经被掠夺完了。再加上西南抵达庆阳,相隔五百多里,烽火不能连接,寇贼到了,老百姓还不知道。请迁移府谷、响水等十九个堡垒,置于接近边疆的重要之地。而从安边营至庆阳,从定边营至环州,每二十里筑墩台一个,共计三十四个。随着地势修建壕沟和城墙,以求声息相闻,易于防守抵御。”奏章呈上去后,皇帝都听从了他的建议。

改派王复到工部。王复严格遵守法令制度,声名超过在兵部。当时中官请求修筑皇城西北面的回廊,王复提议放缓这件事。给事中高斐也说灾害频繁,不宜役使万人作无益的事情。皇帝都不许可。中官率领腾骧四卫军的,请求发给棉上衣和鞋裤。王复坚持不许可,说:“朝廷制造这些东西,本来是给出征的士兵,使得即日出发,不用烦劳去缝制。京军则每年供给冬衣的布和棉花,这是已成的制度,怎能改变?”大应法王割实巴去世,中官请求建寺造塔。王复说:“大慈法王都只建了塔,没有建造寺庙。现在不应该创立这个制度。”于是只是命令建塔,还是派遣四千名士兵供其役使。

王复喜欢古籍爱好学习,遵守廉洁约束的准则,跟人相交没有城府,当官识大体,在工部任职十二年,碰上灾害变异,谏官说他衰老,王复请求退休。皇帝不许。过了两个月,谏官又弹劾王复。皇帝于是传旨,命令他辞官归乡。死后,被赠予太子太保,谧号庄简。

3 郝景春传文言文阅读答案

译文供参考:

郝景春,字和满,江都人。乡试中举,授盐城教谕,因犯过失而罢职归家。启任陕西苑马寺万守监录事,后调为黄州照磨,代理黄安县事。到任刚三日,农民义军突然来攻城,景春等坚守八天八夜,义军撤走。

崇祯十一年(1638),升任房县知县。农民起义军领袖罗汝才率九营之众向熊文灿请降,文灿同意受降,而汝才又犹豫起来。景春单骑至义军兵营去劝说,并与汝才及其同党白贵、黑云祥歃血为盟。汝才到文灿军门投降,而所部诸营分驻于竹奚谷、保康、上津,自己与贵、云祥驻于房县城郊。当时,郧阳各县城墙都被破坏,只有房县有赖于景春安抚,大体上可以防守。然义军杂处其间,居民日夜不安。景春与主簿朱邦闻、守备杨道选一方面修理防御工事,一方面与义军诸营和睦相处。

崇祯十二年(1639)五月,张献忠在谷城举兵反明,约汝才一同行动。景春子郝鸣銮还是生员,有万夫不敌之勇,他对其父说:“房县城为敌攻击目标,仅疲惫瘦弱的士兵不过二百人,城何以守住?”便穿上铠甲去见汝才说“:你难道不念曾与我父亲烧香盟誓之言吗?希望你慎重,不要与张献忠一同作乱。”汝才假意允诺。鸣銮察觉出汝才的允诺并非真心诚意,回来与道选领兵登城防守,而献忠所遣前锋已至城下。鸣銮等斩义军将领上天龙,遣使向熊文灿求援,去了十四次,都未见到文灿。

不久,义军大队人马至房县城下,献忠兵打白旗,汝才的队伍打红旗。忽然两军合在一起并力围攻。义军将领白贵、黑云祥向城上高呼:“把城让给我们,保证无事。”献忠又令张大经来劝降。景春在城上大骂,鸣銮且守且战,坚持了五天五夜。义军损失不少,献忠左足受伤,其心爱战马也被杀死。守军指挥张三锡开北门放汝才入城,城被攻破,道选在巷战中牺牲。大经促使汝才劝景春投降,景春不肯。又问他府库财物何在,景春厉声道“:库藏若还有财物,你们也破不了城!”义军杀一典史、一守备来恐吓他,景春终不屈服,与其子鸣銮一道被杀。其仆陈宜和朱邦闻一家都死。朝廷闻知,赠景春尚宝少卿,建祠奉祀,后又改赠太仆寺少卿。

4 李文定报德文言文阅读答案

(二十二) 李文定报德

李文定公家甚贫,同巷李生,每推财以济之。公感其意,拜为兄。寻举进士第一,李生遣人奉书通殷勤①,公口谢之而已,不答。书生惭,谓公挟贵忘旧,遂不复相闻。

后十年,公为左相,因而奏李生昔日周恤②之义,愿授一官,以报其德。诏授左班殿直。公制袍笏,致书州将,令送生至公所。公与叙旧好,且谢曰:“昔日周旋③,极不敢忘,幸被误恩④,乃获所愿。”

众然后服公性度弘远⑤,非狭中浅见之人所能度。

[注释]①通殷勤:叙述恳切深厚的友谊。②周恤:照顾,接济。③周旋:交往,交际。这儿引申为照顾,接济。④幸被误恩:幸好被皇上错误地施与恩情,(得到皇上的信任和重用)。这是自谦的说法。⑤性度弘远:性情气度弘大长远。

1解释文中加点的词语

(1)谓公挟贵忘旧 ( )

(2)极不敢忘 ( )

2 用现代汉语解释文中的画线句。

致书州将,令送生至公所

3 李文定在考中进士后,为什么对李生的“通殷勤”,只是“口谢之而已”?

4李文定是一个怎样的人?

参考答案

1、(1)老朋友,故人(2)非常

2、(李文定)写信给州府官员,让他们(派人)护送李生到自己的处所

3、因为当时无法用行动来报答李生的恩德

4、知恩图报,气度弘大

5 文言文扩展阅读《曳尾涂中》的答案

原文:

庄子钓于濮水,楚王使大夫二人往先焉,曰:“愿以境内累矣!” 庄子持竿不顾,曰:“吾闻楚有神龟,死已三千岁矣,王巾笥而藏之庙堂之上。此 龟者,宁其死为留骨而贵,宁其生而曳尾涂中乎?”

二大夫余曰:“宁生而曳尾涂中。”

庄子曰:“往矣!吾将曳尾于涂中。”

译文:

庄子在濮河钓鱼,楚国国王派两位大夫前去请他(做官),(他们对庄子)说:“想将国内的事务劳累您啊!”庄子拿着鱼竿没有回头看(他们),说:“我听说楚国有(一只)神龟,死了已有三千年了,国王用锦缎包好放在竹匣中珍藏在宗庙的堂上。这只(神)龟,(它是)宁愿死去留下骨头让人们珍藏呢,还是情愿活着在烂泥里摇尾巴呢?”

两个大夫说:“情愿活着在烂泥里摇尾巴。”

庄子说:“请回吧!我要在烂泥里摇尾巴。”

6 文言文阅读徐度,字孝节的答案

译文可供参考:

徐度字孝节,安陆人。世代在京师居住。年轻时洒脱自在,不拘泥于小节。长大后,身材魁伟,喜欢喝酒、赌博,经常派小仆役和职业卑贱的人闹事。梁朝始兴内史萧介去到郡上,徐度跟着他,率领士兵,征讨各处山洞,因骁勇闻名。高祖征讨交阝止,用厚礼征召他,徐度于是归顺高祖。

侯景之乱时,高祖攻克平定广州,平定蔡路养,打败李迁仕,计划大多出自徐度之手。徐度又统率士兵,每次打仗都立有战功。回到白茅湾,梁元帝任命他为宁朔将军、合州刺史。侯景被平定后,追录前后的战功,晋升为通直散骑常侍,封为广德县侯,食邑五百户。后又迁任散骑常侍。

高祖镇守朱方时,徐度任信武将军、兰陵太守。高祖派衡阳献王去荆州,徐度率领所部人马跟随前往。江陵陷落,徐度抄小路东归。高祖平定王僧辩时,徐度和侯安都为水军。绍泰元年(555),高祖向东讨伐杜龛,侍奉敬帝驾临京口,由徐度总管宫中警卫,并且主持留守事务。

徐嗣徽、任约等前来进犯,高祖和敬帝回到京都。当时敌人已占据石头城,市廛居民,却都在南去的路上,离朝廷很远,担心被敌人追击,于是派徐度率军镇守于冶城寺,筑垒阻断敌人。敌军全部出动,大举进攻,未能攻克。高祖不久又援救徐度,大败任约等。翌年,徐嗣徽等人带引北齐军渡江,徐度随大军在北郊坛打败敌人。按照功劳授职为信威将军、郢州刺史,兼任吴兴太守。不久迁任镇右将军、领军将军、南徐州沿江诸军事、镇北将军、南徐州刺史,送给他一部鼓吹。

周文育、侯安都等向西讨伐王琳,战败,被王琳囚禁,于是以徐度为前军都督,在南陵镇守。世祖继位,迁任侍中、中抚军将军、开府仪同三司,晋爵为公。尚未行礼授职,出任使持节、散骑常侍、镇东将军、吴郡太守。天嘉元年(560),增加食邑一千户。服职期满,任侍中、中军将军。出任使持节,都督会稽、东阳、临海、永嘉、新安、新宁、信安、晋安、建安九郡诸军事,镇东将军,会稽太守。尚未到任,太尉侯调在湘州去世,于是由徐度代替侯调任湘州、沅州、武州、巴州、郢州、桂州诸军事,镇南将军,湘州刺史。服职期满,任侍中、中军大将军,仪同、鼓吹等不变。

世祖驾崩,徐度事先受遗诏,带武装士兵五十人进入皇宫禁地。废帝即位,晋升为司空。华皎占据湘州反叛,带引北周军队下到沌口。和王朝军队对峙,于是晋升徐度为使持节、车骑将军,统率步军,从安成郡经岭路去到湘东,袭击湘州,俘获敌人留在湘州的全部家小而归。光大二年(568),去世,时年六十岁。追任太尉,送给班剑二十人,谥号忠肃。太建四年,诏令配享高祖庙庭。其子徐敬成袭封。

7 陈仲举礼贤文言文阅读答案

原文:陈仲举言为士则,行为世范,登车揽辔,有澄清天下之志。为豫章太守,至,便问徐孺子所在,欲先看之。主薄白:“群情欲府君先入廨。”陈曰:“武王式商容之闾,席不暇暖。吾之礼贤,有何不可!”

陈仲举的言谈是读书人的榜样,行为是世间的规范。

他为官上任,就有革新政治的志向。他出任豫章太守时,一到任,就打听徐孺子在哪儿,想先去拜访他。主簿禀告说:“大家的意思是希望您先到官俯去。”他说:“周武王得到天下后,垫席都没坐暖,先去贤人商容的住处去表示敬意,我礼敬贤人,不先进官属,有什么不可以的呢?”

陈仲举是积极投身于民间低层去礼贤的人 这是陈太守的不等闲处

  说起杨亿,也许有人会觉得陌生。时光倒退1000年,他可算是一代风云人物。他生活在北宋,是宋真宗倚仗的笔杆子,也是北宋诗坛一代宗主。他少年得志,却又英年早逝。他的为人体现着少年人追求个性的勇气,他的作品则充满了才气与志气。

 对于杨亿的一生,不同的人有着不同的评价:有人说他博学;有人说他浮华;有人说他耿直;有人说他狂悖。不管如何,所有的人都不得不承认,杨亿人生的一个关键词是成功。

 从神童到硬笔杆子

 杨亿的成功是从小时候开始的。宋太祖开宝七年(974年),杨亿降生于江南东路玉山县(今江西省上饶市玉山县)的县令宅中。这一年,北宋建立未久,写《虞美人》的李煜还做着南唐皇帝。杨亿的爷爷身为玉山县令,也归南唐管。不过,杨亿有位能干的叔祖,叫杨徽之,此时已在宋朝做到太守,并被认为有宰相之才。

 杨亿刚会说话的时候,母亲抱着他,口授给他一些童蒙读物,他马上就能背下来。6岁开始学写诗,7岁时就能写文章,对着客人高谈阔论,俨然像个大人了。

 就在杨亿以神童之才震惊世人时,南唐已经降宋,宋太祖过世,太宗即位,杨徽之深受宠信。到杨亿11岁那年,太宗听说杨徽之的侄孙是神童,想见见他,就派人把他接来。杨亿连续3天觐见皇帝,共写了5首诗赋。太宗很欣赏,问他:离家这么久,想念父母吗杨亿答道:见了陛下,就像见了父母一样。太宗越发叹赏,封他做秘书省正字,官居九品。

 正字属于词臣。当时,为国家编古籍、为朝廷拟诏命的词臣,工作清贵高雅,颇受世人尊敬,被称为清官,而负责具体事务的职位则被称为浊官。宋代崇尚文治,词臣的地位越发被抬高。杨亿小小年纪,就当上九品清官,比今天的所谓成功人士还要牛气。

 有了官位后,太宗对他依旧十分宠爱,每每破格奖赏。19岁时,他就已经赐进士出身,拿六品官的俸禄。北宋名臣王钦若主持修纂《册府元龟》,太宗特意下令,书稿要给杨亿看,等他点了头才算通过。

 太宗去世,真宗即位,杨亿越发显贵。他成了真宗朝的硬笔杆子,起草了很多重要诏令。按当时的规定,哪位词臣当班,这天的诏令就由谁写。据说,大臣都希望给自己的诏命是由杨亿起草的,因此专拣他当班时去向皇帝请命。杨亿因此赚了很多润笔费。33岁时,他成了正三品的翰林学士,达到了词臣的最高品级。

 在前线饮酒作歌

 杨亿才华盖世,又一帆风顺,深得两朝皇帝宠爱,脾气自然不小。有小人奉承他说:君子知微知章,知柔知刚,肉麻地赞扬他是具有各种美德的君子。结果杨亿大声回答:小人不耻不仁,不畏不义,声色俱厉,毫不客气地斥责对方是一无是处的小人,弄得对方下不来台。

 杨亿对自己的文笔十分自负,很讨厌别人改他的文章。但是替人草拟文书,总免不了被上位者修改。杨亿就把被删改的地方都用墨涂成脚印的形状,说这些都是他人脚迹,不是自己的意思。

 这位个性突出的才子,甚至敢驳皇上的面子。他草拟给辽国的文书时,用了邻壤这个词来形容辽国的国土。真宗看到后把这个词划去,写了朽壤、鼠壤、粪壤3个词。意思是用邻壤太温和了,换一个才解气。结果杨亿都不采纳,仅把邻壤改成邻境,倒显得真宗的词小家子气了。别人都担心杨亿会获罪,结果真宗居然不生气,还赞赏地说:杨亿不通商量,真有气性。

 不过,在真正面对外族入侵时,杨亿并不含糊。1004年,辽国攻打宋朝,大臣纷纷主和,只有杨亿和宰相寇准主战。他们故意压下前方战报,攒成一堆交给真宗。真宗一看急了,连问解决办法。寇准立刻提议真宗御驾亲征,杨亿不但私下劝导真宗,还主动要求随军上战场。他们连哄带劝地迫使真宗亲临前线。在军营中,杨亿饮酒作歌,潇洒豪迈。文人里面,他也算有气节、能干大事的血性汉子了。

 为文坛带来新风气

 官场总是拉帮结派,再有才华、居高位,也不能保证没有敌人,杨亿就有一个宿敌,叫丁谓。

 论出身、入仕,丁谓和杨亿完全是两种路线。丁谓家世寒微,27岁中进士。虽然在当时算不上久困科场,但跟11岁就拿俸禄的杨亿还是没法比。走入官场后,丁谓没能留在皇帝身边写文章,而是被派去任浊官,做了很多实事,一步步地拼到高层。

 从浊官变成文学侍臣后,丁谓的做事方法也跟杨亿很不一样。真宗想要立刘氏为皇后,让杨亿写诏书。杨亿认为刘氏的出身、人品都不如沈才人,坚决不写。结果丁谓写了。

 杨亿很看不上丁谓。丁谓升任参知政事(相当于副宰相),众人都去祝贺,只有他出言嘲弄。当时有文坛大家赞许丁谓,说丁谓的诗风很像杜甫。而杨亿曾公开说自己最不喜欢杜甫的诗,把杜甫比作村夫子。

 丁谓坐上相位后,早年能干实事的优点全扔了,把心思都花在讨好真宗上。他怂恿真宗到泰山封禅,还利用求仙的迷信思想愚弄真宗,鼓动其建造豪华的宫殿迎接神仙。他喜欢向真宗奏报拜神时又有多少只仙鹤在廊下起舞,因此被人讥讽为仙鹤宰相。

 杨亿将这些看在眼里,心里难免会有想法。封禅那年,他正好做了翰林学士,决定劝谏。他突然宣布自己喜欢李商隐的诗,到处搜求,写诗也模仿李商隐。杨亿身边的词臣们纷纷效仿,与他唱和,形成了一种在当时令人耳目一新的风格,号称西昆体。所谓西昆,是指西方的昆仑山,常常被用来代指帝王藏书之地。从字面上说,西昆体这个说法,大致相当于今天的学院派。西昆体的主要特点是遣词华丽,用很多典故,并且经常写到历代帝王和男女情事。其实,杨亿只是想借它们讽刺时局。

 对于文坛来说,西昆体是一种新风气。当时,白居易的诗歌已流行了100多年,白诗强调通俗易懂,恨不能写得让不识字的老太太都明白。按这种审美,诗写成大白话就算是好诗,因此难免鱼龙混杂。杨亿的西昆体却展示出一种革新精神,代表着立国不久、朝气蓬勃的北宋。

 被禁止作艳诗

 不过,真宗看不到诗里的朝气,只看到讽刺。他被西昆体激怒了,据说是因为杨亿写诗讥讽了几位后宫嫔妃。于是,真宗在杨亿36岁那年下令禁绝西昆体。当然,他不好意思直接说:你写那些古代昏君和负心汉,都是在写朕啊。而只是指责西昆体浮华。

 不过,真宗只是不让杨亿再写那些艳诗,并没有贬他的官。他仍然留在皇帝身边,起草重要文件。因为身体不好,杨亿几次请辞,真宗请了太医给他看病,免了他到朝中坐班,却舍不得放他走。后来好不容易让他辞官,又很快召回。

 杨亿48岁那年,真宗病重,感到自己不久于人世,命太子监国。寇准听说后,准备废掉刘皇后、罢黜丁谓,杨亿为此草拟了诏书。不料消息泄露,丁谓一派先下手为强,寇准遭到贬谪。因顾忌杨亿的才名,他们并未追究其责任。不久之后,杨亿感到身体不适,嘱咐家人不要哭,自己坐到床上,旋即溘然长逝。

 年少封官的他,一路走来,总比同僚年轻很多,难免疏狂,称呼年老的词臣为翁,也就是老头儿。一位老词臣愤愤不平地说:你也有老的那天,这翁字还是留给你自己用吧。另一位词臣笑着说兴许留不住,暗指他会死得早,没有老的那天。这本是一句戏言,不料却一语成谶。后人在追述这个故事时,也只能感叹这个巧合了。

范仲淹、韩琦、富弼、王安石 、司马光、 苏轼、 苏辙 、包拯、张尧佐、王德用、王素。

苏东坡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大江东去 浪淘尽 千古风流人物 故垒西边 人道是 三国周郎赤壁 乱石崩云 惊涛裂岸 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遥想公瑾当年 小乔初嫁了 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 樯橹灰飞烟灭 故国神游 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 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像这麼豪迈潇洒的气慨,不是每个人都发得出来的。它来自一颗被百般淬炼的灵魂。或许,您也耳闻过他的鼎鼎大名,不错,他就是自号「东坡居士」的大文豪--苏轼。九百多年前,四川眉山住著一户姓苏的人家。也许是老天的「情有独钟」吧?这小小一户人家,竟然接连出了三位大文学家。父亲苏洵、弟弟苏辙,和东坡先生一样,也都各有一片文学的天空。一门三杰,传为文坛佳话。宋仁宗嘉佑二年也就是西元一0五七年,二十二岁的苏东坡,参加礼部考试,以一篇「刑赏忠厚论」,震惊了主考官欧阳修。这位宋代古文运动的领袖人物,面对年纪轻轻的苏东坡,也不得不说:「吾当避此人,放出一头地。」二十五岁那年,苏东坡踏上了政治旅途。

在宋仁宗和宋神宗「欣赏的眼神」中,展现了另一种才华。神宗时候,宰相王安石创行新法,苏东坡认为新法不能便民,和他意见不合,闹得几乎水火不容。率性的苏东坡懒得做无谓的争吵,乾脆自求外放,被调任杭州通判。杭州三年,是东坡生命史上最浪漫的一页。他深情写著:水光潋艳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若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在美丽的西湖之畔,苏东坡毫无保留的显露出诗酒风流的文人性格。他不但游山玩水,遍赏杭州美景,他更纳了侍妾「朝云」,陪伴他共赴未来的坎坷。苏东坡忠君爱国的心志非常强烈。只要看到对百姓不利的事情,他便在诗文当中表现出来,终於为自己撒下悲痛的种子,伏下了日后贬谪奔波的命运。杭州任满后,又被调往密州、徐州、湖州,如此折腾下来,东坡已经四十四岁。湖州到任还不到三个月,苏东坡就因为「文字毁谤君相」的罪名,被捕下狱。这是一场文字冤狱,史称「乌台诗案」。原因是有人为了抹黑他,故意把苏东坡所写的诗句,百般扭曲,大作文章。苏东坡被关进牢后,在身心俱受挫折当中,并没有被击倒。他从挫折中磨练自己的心志,提升自己的情感。那一身刺人的锋芒,那一些嬉笑怒骂,容易得罪人的锐气消失了。一种英华内敛、明净成熟的旷达胸襟,终於慢慢形成了。狱中百余日,苏东坡脱胎换骨。从此,现实的悲苦,难不倒他。从此,人生的困境,困不住他。我们看到一个崭新的生命,从狱中走出来,走向不怨不悔的人生。坎坷的际遇可以雕塑历史巨人,苏东坡就是最好的证明。如果没有这一桩冤狱的折磨,我们可能看不到那样旷达的人生态度,看不到文学史上顶尖的杰作。出狱以后,东坡被发放到黄州去担任团练副使,相当於现在民间的自卫队副队长。职位虽然低微,四十五岁的东坡先生却逆来顺受,因为,他的人生观已经超越世俗了。黄州五年,是苏东坡人生的转捩点。在黄州那样僻陋贫瘠的寂寞之乡,苏东坡抚平了少年的激情和傲气。他的作品风格,也在忧患之中,有了深刻的转变。也因为有了高旷的人生境界,苏东坡虽穷,却不苦。他脚穿便鞋,头带方巾,和村夫野老打成一片。贬谪流放的郁闷,留给那些想不开的人吧!苏东坡早就打定主义,要面对现实,快乐的活下去。因为,一切都不算是苦,只是人生的一种历练而已。宋神宗元丰七年,苏东坡离开了黄州,奉诏赴汝州就任。由於长途跋涉,旅途劳顿,东坡的幼儿竟不幸夭折。在哀痛的心情下,苏东坡上书请求暂时先到常州居住。汝州不但路途遥远,而且路费已尽,希望可以不去,结果批准了。当他准备南返常州时,神宗驾崩了。哲宗登基后,秉承神宗爱才的心情,对苏东坡礼遇有加。

短短一两年之间,苏东坡从登州太守,拔升翰林学士,直上礼部尚书。这是他宦海一生的高潮。可惜好景不常。为了替百姓谋福利,苏东坡仍不时与人发生冲突。在火爆的政治气氛中,外调的念头再度升起。五十四岁这年,朝廷批下公文,准许他以龙图阁学士的身份,担任杭州太守。阔别十六年,苏东坡重返杭州的心情是欣喜的。而杭州百姓对老长官的再度光临,也表示了极大的热情。才刚到任,苏东坡就为天灾人祸忙得不可开交。在杭州他曾有一项重大建设,那就是在西湖筑堤,世人称为苏堤,在防洪水利上有相当的贡献。后来,由於皇太后(英宗皇后)的眷顾,特别召他回朝。但是不久,就又匆匆外放颖州。东坡流放的日子,一直要到宋徽宗即位,大赦天下时才结束。但是,他的人生也在这个时候走到了尽头。大赦的次年,东坡病逝,享年六十六岁。

沈括

沈括,字存中,宋仁宗天圣九年(公元1031年)生于浙江钱塘(今杭州)一官僚家庭。自幼勤奋好读,在母亲的指导下,14岁就读完了家中的藏书。24岁开始踏上仕途,三年后,被推荐到京师昭文馆编校书籍,在这里他开始研究天文历算。晚年他在梦溪园认真总结自己一生的经历和科学活动,写出了闻名中外的科学巨著《梦溪笔谈》和《忘怀录》等。宋哲宗绍圣二年(公元1095年)沈括逝世。

《梦溪笔谈》是中国科学史上的坐标,是沈括一生社会和科学活动的总结。书中内容极为丰富,包括天文、历法、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地理、地质、医学、文学、史学、考古、音乐和艺术等共600余条。其中200多条属于科技方面,记载了他的许多发明、发现和真知灼见。《梦溪笔谈》中还第一次明确地谈到磁针的偏角问题。

沈括十分重视发展农业生产和兴修水利,著有关于农业的《圩田五说》、《万春圩图书》等关于圩田方面的书。

沈括还是一个杰出的天文学家。《浑仪议》、《浮漏议》和《景表议》等三篇论文中介绍了他的研究成果,详细说明了改革仪器的原理,阐发了自己的天文学见解,在中国天文学史上具有重要的作用。晚年他又进一步提出了用“十二气历”代替原来历法的主张。沈括所设计的这个历法是比较科学的,它既符合天体运行的实际,也有利于农业活动的安排。

在光学方面,他对中国古代传下来的所谓“透光镜”(一种在背面能看到正面图案花纹的铜镜)的透光原因也做了一些较科学的解释,推动了后来对“透光镜”的研究。

沈括在数学方面也有精湛的研究。他从实际计算需要出发,创立了“隙积术”和“会圆术”。沈括的研究,发展了自《九章算术》以来的等差级数问题,在中国古代数学史上开辟了高阶等差级数研究的方向。“会圆术”这一方法的创立,不仅促进了平面几何学的发展,而且在天文计算中也起了重要的作用,并为中国球面三角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沈括精通天文、数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地理学、农学和医学;他还是卓越的工程师、出色的军事家、外交家和政治家;同时,他博学善文,对方志律历、音乐、医药、卜算等无所不精。他晚年所著的《梦溪笔谈》详细记载了劳动人民在科学技术方面的卓越贡献和他自己的研究成果,反映了中国古代特别是北宋时期自然科学达到的辉煌成就。《梦溪笔谈》不仅是中国古代的学术宝库,而且在世界文化史上也有重要的地位。日本数学家三上义夫曾经说:沈括这样的人在全世界数学史上找不到,只有中国出了这么一个。英国著名科学史专家李约瑟博士称沈括的《梦溪笔谈》是中国科学史上的坐标。

司马光与《资治通鉴》

司马光,生于北宋真宗天禧三年(1019年),卒于哲宗元佑元年(1086年),字君实,号迂叟,是北宋陕州夏县涑水乡(今山西夏县)人,世称涑水先生,进士出身,历任馆阁校勘、同知礼院、天章阁待制兼侍讲、知谏院、御史中丞、翰林院学士兼侍读等职。熙宁三年(1070年),他因与王安石政见不同,坚辞枢密副使,以端明殿学士出知永兴军(今陕西西安市),次年改判西京御史台,退居洛阳,专事著史15年。哲宗即位,高大后临政,召司马光入主国事,任命为相(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身后追赠太师,封温国公,谥文正。

司马光家世代为宦,父亲司马池为宋仁宗宝元庆历间名臣,官至兵部郎中、天章阁待制,一生以清直仁厚享有盛誉。司马光受家庭熏陶,笃诚好学,七岁时,“凛然如成人,闻讲《左氏春秋》,即能了其大旨”,从此,“手不释书,至不知饥渴寒暑”,15岁时所写文章,时人称许之“文辞纯浑,有西汉风”,20岁时中进士甲第,可谓功名早成。但他并不以此“矜夸满志,昆明于物,如谓大下莫己若也”,而是豪迈地提出:“贤者居世,会当履义蹈仁,以德自显,区区外名何足传邪!”这些话反映了青年司马光的胸怀与器识,立志以仁德建功立业,不求虚名。因此,步入仕途后的司马光,继续广泛深入地学习,达到了博学无所不通,音乐、律历、天文、术数皆极其妙的渊博程度,其中最用心力的是对经学与史学的研究,尤其,_对古籍阅读极广,考察极细,可谓通习知晓,烂熟于胸。他随读随作札记,仅26岁一年所写读史札记,便多达30来篇,就中萌发了删削卷帙浩繁的古史成一部编年体通史的著史想法,以方便阅读,而更为深沉的动力,则是封建政治的需要。

当时,北宋建国近百年,已出现种种危机,具有浓厚儒家思想的司马光,以积极用世的态度,连连上疏,陈述自己一整套的治国主张,大致是以人才、礼治、仁政、信义作为安邦治国的根本措施,这在当时,是有积极意义的。除上疏陈述主张外,在他本人的从政活动中,亦能坚持原则,积极贯彻执行有利于国家的决策方略,尤其在荐贤斥佞的斗争中,他犯颜直谏,面折廷争,从不顾及个人安危,被称为社稷之臣,神宗也感慨地说:“如光者,常在左右,自可无过。”

在熙宁变法中,司马光与主持变法的王安石发生严重分歧。就其竭诚为国来说,二人是一致的,但在具体措施上,各有偏向。王安石主要是围绕着当时财政、军事上存在的问题,通过大刀阔斧的经济、军事改革措施,来解决燃眉之急。司马光则认为在守成时期,应偏重于通过伦理纲常的整顿,来把人们的思想束缚在原有制度的制约之内,即使改革,也定要稳妥,认为“治天下譬如居室,敝则修之,非大坏不更造也”,因为“大坏而更改,非得良匠美材不成,今二者皆无,臣恐风雨之不庇也”。司马光的主张虽然偏于保守;但实际上是一种在“守常”基础上的改革方略。从王安石变法中所出现的偏差和用人不当来看,证明了司马光在政治上的老练和稳健,除了魄力不及王安石外,政治上是成熟的。

在政见不同、难于合作的情况下,司马光退居洛阳,通过编纂史著,从历史的成败兴亡中,提取治国的借鉴,“使观者自责善恶得失”。应该说,司马光着史,是其从政治国的另一方式。早在宋仁宗嘉佑年间(1056——1063年),他曾与刘恕商量说:“余欲托始于周威烈王命韩赵魏为诸侯,下讫五代,因丘明编年之体,仿荀悦简要之文,网罗旧说,成一家之言。”这说明他30多岁时,已酝酿出《通鉴》的规模。宋英宗治平元年(1064年)首呈《历年图》25卷,二年后又呈《通志》八卷,说明他在政事活动之余,已进行撰写。他的著史得到宋英宗、宋神宗的称赞、支持,宋英宗同意他设立书局,自择官属,神宗以此书“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而命名为《资治通鉴》,并亲制序文,以示重视。除了允许其借阅国家所有的图书资料外,神宗还将颖邸旧书3400卷,赏赐给司马光参考。修书所需笔、墨、绢、帛,以及果饵金钱之费,尽由国家供给,为他提供了优厚的著书条件。

司马光著史,还选取了刘恕、刘(分文)、范祖禹等人做为助手,他们既是当时第一流的史学家,又与司马光在政治、史学上观点一致,故能在编书中各显其才,通力合作。《通鉴》的成功,与他们的努力分不开,但最终使《通鉴》达到光辉顶点的,还决定于主编司马光的精心著述。正如刘恕之子刘羲仲所说:“先人在书局,只类事迹,勒成长编,其是非予夺之际,一出君实笔削。”

《通鉴》的编写,大致分三个步骤:一、排列丛目;二、编写长编;三、删改定稿。一二两步,在主编指导下由助手完成,第三步则完全由主编一人完成。全书的发凡起例由主编拿出后,编写过程中的具体方法和原则,司马光强调了以下几个方面:

一、严格的选材。丛目、长编的取材尽量广泛,提出“宁失于繁,毋失于略”,所选史料内容则着重在国家兴亡、政策得失、君臣道德等方面,目的在提供治国借鉴,反映生民休戚的情况。这样,所收史料除正史之外,诸如稗官野史、百家谱录、总集别集、传状碑志等总数不下300多种。长编长达650O多卷,3000 多万字。

二、精心的考异。只有真实才有价值,只有有价值才能具备借鉴作用。任何史家著史都要对史料进行考异,而司马光除将考异所选史料收入正文之外,又将各种不同的说法和鉴别理由加以逐条说明,著成《通鉴考异》30卷,与《通鉴》一起奉上。由于考异中“抉择幽隐,校计毫厘”的严谨态度,大大增强了史著的可靠性、真实性,《通鉴》以信史著称,离不开《考异》的辅翼作用。而这种著史方式,为后世史家沿用,清代以考证史实见长的乾嘉学派,正是沿着这条路子发展起来的。

三、编制目录。《通鉴》记载了16个朝代1362年的史实,是一部总计294卷的长篇巨著,为翻检方便,于修史同时编写《通鉴目录》30卷,我国古代编年体史书因按年纪事,故没有篇目,不作目录,只是以年检索。司马光突破这种旧例,分三部分将年表、帝纪、历法、天象、目录、举要、索引集于一块,开创了编年体史书多功能目录的新体例,使《通鉴》体更臻于完善,将我国的历史编纂学推进到了新的水平上。

四、完善史体。编年体记事简明扼要,但受时间限制使史事拖沓割裂,不易反映全貌。司马光注意吸收纪传体的优点,为交待前因后果,大量采用连载、主载、附叙、追叙、补叙等写法,带有以事件为线索组织材料的性质,表现出突破编年体,酝酿纪事本末体的趋势,对南宋袁枢编纂《通鉴纪事本末》一书,有启迪先导之功。这一改造,使古老的编年体例焕发了新的生命力,后世仿作接踵以起,形成了一个从古至今的编年史书系统。这一系统中,《通鉴》以通史成书,便干“探明变化之由,寻求演变之迹”,与唐宋以来社会上“主通明变”的思潮相吻合,也与“资治通鉴”的目的相一致。

五、加工贯通。集体写书,由于手笔不同,风格各异,容易产生割裂驳杂的现象,但《通鉴》的语言风格如出一人之手,浑然一体,毫无雕琢弥缝的痕迹,这正是司马光精心改编和加工的结果。有着深厚文字功底的司马光,尤长于叙事,款款写来,原委了然,文字优美而质朴,格调古雅浑厚而又简洁晓畅,真可谓别具匠心,自成一体。有许多场面和人物描写,已成文学史上的名篇,而大型战争如赤壁之战,淝水之战的叙述,更是胜炙人口,引人入胜,超越了所有其他史书的记载,成为历史散文的上乘。

六、撰写附论。我国史家借论赞以寓褒贬劝戒之意,已成传统。司马光在《通鉴》一书中附论,不仅数量多,而且篇幅长。全书附有180多篇,80多篇援引他人之论,其余全为亲手撰写。所论多为治乱之因,君臣之道,是在以往所写史论与奏疏基础上,因史事而发挥,就时事而议论。字里行间,充满着匡辅的诚意和情感,寓褒贬臧否于其中,体现出因事劝谏的良苦用心,无论是民族问题还是用人原则,都针对现状提出了革除弊政的历史借鉴,具有一定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更具匠心的是,这么多的附论,与《通鉴》的内容取舍编排,竟是这样的浑然一体而不可分割,成为贯彻“资治”这一著史目的的点睛之笔。详实、体例精善、叙事生动、议论深刻、文风质朴的史学巨著终于完成了。主编司马光所耗费的心血是难以估量的。在《进通鉴表》中,他说:“研精极虑,穷竭所有,目力不足,继之以夜。”有人见其残稿堆积有两屋之多,皆蝇头小字,字字端谨,无一字潦草。书成之后,66岁的司马光,已是“骸骨癯瘁,目视昏近,齿牙无几,神识衰耗,目前所为,旋踵遗忘”了。所以倾毕生精力于此书,还在于寄托其治国的热望,他恳切地希望皇帝通过观览此书,能够“鉴前世之兴衰,考古今之得失,嘉善矜恶,取是舍非,是以懋稽古之盛德,跻无前之至治,俾四海群生,咸蒙其福”。这样,他也就“虽委骨九泉,志愿永毕了”。这不正说明了他著史是从政治国的另一方式吗?

实际上,《通鉴》的著述意义,已远远超过作者的本意,它不仅为统治者提供“资治”的借鉴,也给全社会提供了借鉴,为之作注的胡三省深暗此理。他说:“《通鉴》不特记治乱之迹而已,至于礼乐、历数、天文、地理、尤致其详。读者如饮河之鼠,各充其量而已。”清代王鸣盛也说:“此天地间必不可无之书,亦学者必不可不读之书”。近千年的历史证明:《通鉴》已与《史记》一样,被人们并称为史学瑰宝,广为流传,教益大众。而研究者代不乏人,使其成为一门专门学问,即“ 通鉴学”。如今,对《通鉴》的研究正多层次、多角度地展开,它将更多地为人类的进步提供借鉴。这一发展趋势,是司马光始料不及的,也是其卓绝贡献的必然结果。

司马光一生著述甚多,在《通鉴》系列著作中,还有《通鉴举要历》80卷、《历年图》七卷、《稽古录》20卷、《本朝百官公卿表》六卷。另外,尚有其他著作 20种,200余卷,是他对我国史学、经学、哲学乃至医学诗词等各方面进行研究和著述的成果,主要代表作有《翰林诗草》、《注古文孝经》、《易说》、《注太玄经》、《注扬子》、《书仪》、《游山行记》、《续诗话》、《医问》、《涑水纪闻》、《类篇》、《司马文正公集》等。

司马光虽热心于治国,但由于政见不同而未能有更多直接参与政事的机会。直到宋元丰八年(1085年)宋神宗去世后,67岁高龄的司马光,随着要求废除新法的浪潮被迎回宫中,担任了相职,开始“元佑更化”,尽罢新法。他执政一年半,竭尽全力日夜操劳,耗尽了毕生心血之后与世长辞了。噩耗传出,“京师人为之罢市往吊,鬻衣以致奠,巷哭以过车者,盖以千万数”,在灵柩送往夏县时,送葬之“民哭公甚哀,如哭其私亲。四方来会葬者盖数万人”。至于画像祭奠的“天下皆是,家家挂象,饭食必祝”。一个封建社会中的宰相,能得到民众这样广泛真诚的悼念,实属罕见,也是历史的必然

宋仁宗(赵祯)大事:南蛮叛乱、交趾之乱、庆历新政、包公、狄青

在宋代的中国文学作品种类繁多,派别林立,随着社会发展变得非常繁盛。虽然唐朝早期能以诗被誉为中国文学的高峰,但宋代却能够以词创造另一个高峰。宋代文学人才辈出,有宋代议论先驱梅尧臣,大文豪苏轼,行为疯狂的米芾,首位著名女词人李清照等等。虽然词始于南梁,但到了宋代却大受欢迎,成了宋代文学的主要体裁。政治家范仲淹,理学家欧阳修,书法家黄庭坚,领军文人辛弃疾都是以词著名。

宋朝文学主要涵盖了宋代的词、诗、散文、话本小说、戏曲剧本等等,其中词的创作成就最高,诗、散文次之,话本小说又次之。宋朝的文学作品在北宋初期禀承了晚唐风格,用词浮艳,常作唱和酬答之用。随着王禹偁关注民生,朝廷又偏重儒学,文学作家开始注重儒家说教功能,但成就不高。直到欧阳修带起的第二次古文运动,文人才以平实的语言来创作,加上内容多反映生活时弊,雅俗共赏,文学创作进入了高峰期。当时的各种文体,互相影响,有破有立,而且派别林立,题材众多,并受到儒释道的影响,文坛有长足的发展。话本小说与戏曲就在这个时期不断冒起。南宋偏安江南后,文人多以作品抒发爱国情怀。可是南宋末期出现因循风气,结束了宋朝文学的发展道路。

宋朝是一个诗歌的国度。宋朝诗歌是一个巨大的宝库。里面有各个方面的知识财富。但这个宝库,我们认知开发的极少。宋朝的诗歌是唐朝诗歌的延续、再发展与突破。宋朝的诗人更广泛、诗篇更丰富。诗歌的种类、形式在宋朝达到丰富。宋诗创作数量空前丰盛。北京大学正在编纂《全宋诗》,据初步统计所收作者不下九千人,为《全唐诗》的四倍。《全宋词》辑录,共收词人一千三百余家,词章近两万首。孔凡礼《全宋词补辑》,又增收词人百家,词作四百多篇 。

宋代多高产诗人,陆游自谓“六十年间万首诗”。陆游现留存诗篇九千三百多首。杨万里写过两万多首。但只留存的一小部分。南宋四大家之一的尤袤留下的诗篇就更少了。那么多伟大的诗人写了那么多首诗歌,我们更多的人只能有机会读到他们几首诗,可以说连皮毛都没接触,别说体会他们的精骨了。宋诗反映社会视野较前有所拓展,切入生活力度有所深化。宋与唐的时代气象与氛围不同,诗家又勇于创新,因而形成与“唐音”殊异的“宋调”。宋词作为新兴的合乐诗体,既可传诵于文士案头,又能流播于乐人歌喉,强化了它的娱乐性和传播力,拥有众多接受群体 。 词是曲子词之简称,它承袭汉魏乐府,受到外来音乐影响,是一种既可合乐歌唱又有独特体制的诗歌体。词本来可以配合音乐,譬如苏轼的《东坡乐府》、姜夔词集《白石道人歌曲》、柳永词集《乐章集》、黄山谷的《山谷琴趣外编》。词的产生不迟于唐代。唐代的音乐分为雅乐、清乐、宴乐。雅乐是指《诗经》所配的音乐,先有诗才有音乐。清乐则是六朝乐府诗所配的音乐。宴乐则从西域传入中国,以琵琶四弦的二十八调为主,表达力强,词就是配合宴乐来创作。到了宋代,词人便根据乐曲的旋律和节奏求填上歌词。

自从中唐废除租庸调,以缴纳货币来取代,促使南北贸易发达,非地主的势力大增,导致中上阶层广泛追求豪华欢乐、奢侈享受。随着政治中心不断南移,南方新都市陆续兴起。官场新贵带来了新生活型态,促进了休闲娱乐的发展,舞台、歌榭、艺场、伎坊大量涌现。这样歌妓成为宋词传播与发展的媒介。

宋词发展蓬勃,收录在《全宋词》中的词人多达一千三百多家,作品有一万九千九百余首。另外,宋代词人别集大量出现,譬如柳永的《乐章集》、苏轼的《东坡乐府》、秦观的《淮海词》、周邦彦的《清真集》、辛弃疾的《稼轩词》、姜夔的《白石首人歌曲》。这些别集都因为宋朝成熟的刻印技术得到广泛的传播,增强了文学创作上的交流。

随着宋王朝采用重文抑武,国家长期处于积弱的地位。另一方面,思想上呈现出儒、释、道三家合流的趋向。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宋词在题材、手法、风格经历了一个转型的过程。北宋前期,主要词人有晏殊父子、欧阳修、范仲淹、柳永等人。其中,晏殊、欧阳修带领着第二次古文运动,扫除深奥难明的词汇,以自然流畅语言来创作,说理畅达。他们禀承南唐柔软绮丽词风,抒情委婉。范仲淹突破了晏、欧风格,豪放悲壮,柳永则自创新调,以长调慢词代替小令,加入草根格调。北宋中期,最主要的词人是苏轼。他以诗为词,打破了词体的题材的局限,在婉约词家之外另立豪放一派,南宋的爱国词派与辛派词人也受到他的影响。北宋后期,主要词人有秦观、黄庭坚、贺铸、周邦彦等。周邦彦被推崇为“集大成者”,因为他注重音律,风格醇雅,章法缜密,用词精丽,造就了后来的格律词派。

南宋前期,主要词人有张元干、张孝祥、朱敦儒、李清照等。当面对国难的时候,他们除了保持苏轼的豪放词风,还注入了鲜明的时代特色,内容多为慷慨悲壮、沉郁苍凉。词坛中比较突出的是女词人李清照,其词化俗为雅,清婉疏淡,语言功力甚深,风格自然清新。南宋中期,主要词人则有辛弃疾、陈亮、刘过、姜夔等。辛弃疾开创了爱国词派,以散文为词,突破了词体,增加了艺术的表现;而且题材广泛,内容丰富,以报国与失意为主调;时而沉郁、时而明快,但仍以豪放为主,成为稼轩体。姜夔精通音律,能自行度曲,格律谨严,风格清空,意境幽冷,脱离了江西派,别竖一格。南宋后期,词坛出现了两大流派。一派是稼轩派,主要人物有刘克庄、刘辰翁、文天祥等,作品情调沉痛悲郁,豪迈粗犷。另一派是白石派,重要词家有吴文英、周密、王沂孙、张炎等,他们以姜夔为正统,重视音律技巧,内容凄凉哀怨。

著名词人

①晏殊

晏殊一生得意,他的作品多是娱宾遣兴之作,有的描写男欢女爱,有的是抒写离情别恨,内容较为贫弱,但他摆脱花间派的脂粉气息,改以温润秀洁的方式写男女恋情,以雍容典雅的手法写富贵气象,以精炼语言捕捉刹那光景,而且融入一些哲理体悟,展现深邃的内心世界与士大夫的气象,显示了由注重音律转向注重士大夫哲理的转化。晏殊传世的作品有《珠玉词》、《浣溪沙》(一曲新词酒一杯)、《蝶恋花》(槛菊愁 烟兰泣露)、《破阵子》(燕子来时新社)。

②欧阳修

欧阳修与晏殊并称“晏欧”。他的词也大多写男女情事、相思离别,处处表现出作者风流蕴藉的一面。但是欧阳也突破了传统创作的范围,以词歌咏自然风光,如《采桑子》十首,以清新笔触描绘颍州西湖;他也以词抒发个人潇洒放达的情怀,如《朝中措》(平山栏槛倚晴空);他还向民歌学习,创作了两套分咏十二月节气的《渔家傲》“鼓子词”。其他作品更表明志向,有《六一词》、《醉翁琴趣外编》等等。

他摒弃了花间词派的浮华之气,词风十分清丽,往往以豪迈的风格抒发深远沉郁的意像,情真意浓。他常利用外在的景物描写内心,非常细致地展现情感世界,层次多变,手法曲折,意味深长。欧阳修还能吸收通俗生动的口语,以俗为雅,改变了审美标准。他的代表词作有《踏莎行》(候馆梅残)、《蝶恋花》(庭院深深深几许)、《采桑子》(群芳过后西湖好)等等。 宋诗方面则受到唐诗的巨大影响,北宋初期,主要沿袭中晚唐诗风余韵,大致可归为三体。最初是效法白居易诗风的白体诗,主要诗人是李昉、徐铉、王禹偁等,其中王禹偁特别关注民生疾苦,风格通俗,暗示了宋诗发展的新方向。白体诗后,流行了以贾岛、姚合为正统的晚唐体,主要诗人有林逋、潘阆、寇准等。除了白体和晚唐体,另一派就是推崇李商隐的西昆体,代表人物有杨亿、刘筠、钱惟演,西昆体注重采用典故,风格雍容华贵,可是缺乏思想内容,不能反映时代精神。北宋中期,随着第二次古文运动,欧阳修、王安石、苏轼等开创了宋诗的新局面。他们既扫除了西昆体绮丽浮艳的习风,又确立了宋诗散文化和议论化的标准。随后有王安石、苏轼等人和应。王安石的早期作品注重民生,精于议论,晚年则讲求技巧,诗律精严。苏轼作品题材丰富,风格多样,大大开拓了宋诗境界。北宋后期,主要诗人有苏门四学士和陈师道,他们虽然继承苏轼诗风,但审美方面却趋向分流。其中黄庭坚与陈师道对后来的江西诗派产生了重大影响。

南宋前期,江西诗派形成并壮大,代表人物有陈与义、吕本中等,但墨守成规,创作不足,南渡以后诗风才渐渐改变。南宋中期,诗坛出现“中兴四大家”-杨万里、范成大、尤袤和陆游。其中陆游是南宋最为杰出的诗人,他取材广泛,诗风悲壮,意境宏大,不拘一格。江西诗派逐步淡出了诗坛后,出现了反对江西诗派、取经晚唐的永嘉四灵与江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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