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风·王风·大车》

　先秦：佚名

　大车槛槛，毳衣如菼。岂不尔思？畏子不敢。

　大车啍啍，毳衣如璊。岂不尔思？畏子不奔。

　榖则异室，死则同穴。谓予不信，有如皎日。

　译文

　大车行走声槛槛，青色毛衣像嫩菼。难道是我不想你？相爱就怕你不敢。

　大车前行声啍啍，红色毛衣色如璊。难道是我不想你？怕你不跟我私奔。

　活着不能在一室，死后同埋一个坑。我说的话你不信，就让太阳来作证。

　赏析

　此诗的意思简明直截。如果按照主人公是男子的说法，就是小伙子要求与姑娘私奔，并指天发誓，一定要和姑娘结合，生不能同床，死也要同穴。爱情的强烈、坚定、至死不渝，大概总可以感动姑娘了。

　这首诗把环境气氛与主人公心情结合起来，相互烘托促进，是一个特色。第一章写小伙子赶着盖有青色车篷的大车奔驰，在隆隆的车声里，小伙子心潮澎湃：“岂不尔思，畏子不敢。”意思是说：姑娘，你到底敢不敢与我相爱相恋呢？小伙子的冲动，与姑娘的犹疑，制造了恋爱中的痛苦。第二章以沉重的车轮声，衬托小伙子内心的苦恼。这时候，小伙子终于明白了：姑娘的犹疑是因为她家里不同意这段恋情。因此，摆在面前的是：姑娘敢不敢、能不能不经父母许可就和小伙子私奔，结成夫妻。这是姑娘的终身大事，不能不慎重考虑。因为一旦遇人不淑，又背叛了父母，那么自己的前途就十分悲惨了。第二章既回溯了第一章姑娘犹疑的原因，又提出私奔有无后顾之忧的考虑。诗歌是由小伙子口中唱出来的，表示小伙子已经明白姑娘的处境和心思了。于是，自然地引出第三章：小伙子指天发誓，永远忠于爱情，即使生不能同床，死后也要同穴。古人指天发誓是十分慎重的行为，这是自然崇拜与祖先崇拜时代极为庄严的仪式。因为他们相信，违反了诺言要受到天谴的。小伙子慎重的发誓，从意蕴而言，已是圆满地解释了姑娘的疑虑，使姑娘放心大胆地投向恋人的怀抱。从情节而言，诗歌却不再描述其最后结局了。人们可以从诗意延续中推想：这一对恋人，一定高高兴兴地驾着大车，奔向相爱相伴的幸福生活了。

　这首诗，将环境气氛与人物心情相结合相衬托，把故事按情节发展而安排诗章，以心理推想取代完整故事结局，都有特色。

　扩展阅读：诗经学术研究之历史考据

　中国“诗经学”的发展，从春秋彰始，有三个重要阶段，即汉唐经学、宋元义理、清据。

　一、先秦时期。

　春秋时三百篇最初流传、应用和编订，孔子创始儒家诗教。他的诗教理论，以及后来战国时孟子提出的方法论、苟子创立的儒家文学（学术文化）观，奠定了后世《诗经》研究的理论基础。

　二、汉学时期（汉至唐）。

　汉初《诗》成为“经”。鲁、齐、韩、毛四家传诗，反映汉学内部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的斗争。以毛诗为本，兼采三家的郑玄的《毛诗传笺》，实现今文、古文合流，是《诗经》研究的第一个里程碑。汉初传授《诗经》的共有四家，也就是四个学派：齐之辕固生，鲁之申培，燕之韩婴，赵之毛亨、毛苌，简称齐诗、鲁诗、韩诗、毛诗（前二者取国名，后二者取姓氏）。齐、鲁、韩三家诗在西汉被立为博士，成为官学。“毛诗”虽然晚出，西汉也未被立为官学，但在民间广泛传授，并最终压倒了三家诗，盛行于世。后来三家诗先后亡佚，现代看到的《诗经》就是“毛诗”一派传本。

　不过，这四个学术中心区域在汉初的《诗》学传授，绝不只限于齐、韩、鲁、毛四家《诗》的四位始祖。《汉书·儒林传》说：“汉兴……言《诗》，于鲁则申培公，于齐辕固生，燕则韩太傅。”这只是说申、辕、韩数人是在鲁、齐、燕等涌现出的大师级人物而已。其《诗》学也只是形成了区域性特点，并没有明确的派系之分。只有在政治力量介入之后，才使《诗》学的传播由无序进入有序状态。而《诗》学传播的划时代事件就是《诗》学博士的设立。

　魏晋南北朝时，汉学内部发展为郑学王学之争、南学北学之争。北学基本继承汉代章句之学，南学则承袭魏晋以来以玄解儒的学风。各有所师、各有所本的状况，不但造成思想上的混乱和理论上的歧异，而且也使国家在科举考试中缺乏统一的标准。

　唐初，经学依然沿续着南北朝以来的师承关系，“师说多门”的情形显然与唐初统一思想的要求不相适应，统一南北经义和学风，成为政治上、思想上统一的当务之急。孔颖达的《毛诗正义》，完成了汉学各派的统一，成为《诗经》研究的第二个里程碑。

　三、宋学时期（宋至明）。

　宋人为解决后期封建社会的矛盾而改造儒学，兴起自由研究、注重实证的思辨学风，对汉学《诗经》之学提出批评和诠争，压倒了汉学。朱熹的《诗集传》是宋学《诗经》研究的集大成著作，它以理学为思想基础，集中宋人训诂、考据的研究成果，又初步地注意到<诗经》的文学特点，是《诗经》研究的第三个里程碑。

　元、明是宋学的继续。《诗集传》在几百年中具有必须信从的权威地位，宋学末流僵化而空疏。到了明代后期，在《诗经》音韵学和名物考证上，才取得一些成绩。明人诗话中也有对《诗经》的文学研究。

　四、新汉学时期（清代）。

　清人提倡复兴汉学，是以复古为解放，要求脱离宋明理学的桎梏。清初疏释《诗经》的著作宋学汉学通学，经过斗争，汉学压倒宋学。乾嘉时期的政治高压，产生了以古文经学为本的考据学派，对《诗经》的文字、音韵、训诂、名物进行了浩繁的考证。道咸以后的社会危机，又产生了今文学派，他们搜辑研究三家诗遗说，通过发挥微言大义，来宣传社会改良主义。新汉学内部又展开今文学与古文学的斗争。超出宋学、汉学以及清今文、清古文各派斗争之外的，还有姚际恒、崔述、方玉润的独立思考派。

创始人毛公，西汉赵地（今河北南部）人。一说，毛公即毛苌。一说，大毛公是毛亨，小毛公是毛苌。毛公研习《诗经》，是河间献王的博士。河南献王喜学好古，多方搜求古籍，书籍多得几乎与汉朝中央相等。

四大声腔：明代四大声腔是明代南曲系统海盐腔、余姚腔、昆山腔、弋阳腔的合称。徐渭在嘉靖三十八年刊本《南词叙录》对四大声腔的流布地区作了相关的记载。从中可见四大声腔在嘉靖之前已经形成，并在江南地区广泛传唱。昆山腔是海盐腔衰微之后而振兴的，昆山腔之振兴，实有赖于水磨调之功，行腔委婉细腻，流丽悠长，至明万历时，已是“四方歌曲，必宗吴门”。弋阳腔在诸腔竞奏的有明一代，一直在民间流布，有着较强的生命力，特别到了明末，更获得观众的喜爱，由依附昆曲剧目“改调歌之”，到独立创作剧目，逐步与昆山腔分庭抗礼。

四六（骈句）：四六即骈句，骈文的通行别称。骈句，即骈偶句，即对仗句。两马并驾为骈，二人并处为偶，意谓两两相对。古时宫中卫队行列仪仗两两相对，故骈偶亦称对仗。以偶句为主构成字数相等的上下联，上下联词语相对，平仄相对。用这种形式的四六句写成的文章，晚唐时称作“四六”，宋明沿用，至清改称骈体。这种以偶句为主的规范化、格律化的文体与自由抒写的散文相对立而存在，表现出形式、情调和风格上的明显不同。

中国古代文学史名词解释

建安风骨:东汉末年，建安诗人直接继承汉乐府民歌的现实主义精神，真实广泛地反映社会现实和人民苦难，展示广阔的时代生活画面；抒发作家建功立业的理想壮志和积极进取精神；也流露出人生短促、壮志难酬的悲凉幽怨情绪。作品意境宏大，笔调明朗，形成雄健深沉、慷慨悲凉的风格。后人把这种建安诗歌的独特风格称为“建安风骨”。风指作品的思想内容，骨指作品的艺术形式。代表作家有“三曹”、“七子”、蔡琰等。

正始文学:正始时期，玄学兴起，思想界玄学成为主流，这对魏晋时期的文人及文学都产生了直接而深远的影响，最有代表性的作家是“竹林七贤”

竹林七贤:正始时期的隐士，指阮籍、嵇康、山涛、王戎、向秀、刘伶、阮咸。他们发言玄远，任性放达，饮酒服药，一进颇有名声。七贤的政治态度和处世方式也各有不同，其中，人品和文学成就最高者是阮籍、嵇康。

太康文学:太康是西晋文学的繁荣时期，此时时局稳定，文人们有时间和精力用于文学的创作和研究，又因社会小康，文人多忘乎所以，歌功颂德，故形式主义文风亦日趋严重，追求文学作品形式的华美，创作成就并不太高，文人自学地追求作品的艺术表现，所以，这一时期的文学大潮是趋于浮艳，诗尚雕琢，文崇骈俪，词采绮丽成为诗文的普通特色。代表这种主流派风格的作家，当首推潘岳和陆机。

玄言诗:晋室南渡，士族文人沉溺享乐，意志更加消沉，以玄学自我迷醉的风气日渐浓厚，其内容上是以谈论老庄玄理为主，少数兼及佛理的表述，在表达上则是抽象玄虚，谈乎寡味。几乎无艺术性可言，东晋玄言诗人有孙绰、许询等。 (最有代表性的作家是:刘琨、郭璞)

左思风力:左思诗虽不多，但内容充实，风格独特，在太康诗坛独标一帜，成为太康，以至西普时期成就最高的诗人，钟嵘认为其《咏史》诗是“五言之警策”，并极力推崇“左思风力”。

宫体诗:产生于梁陈时代的宫廷，多是描写女性和宫廷享乐生活的，风格绮艳浮靡，追求形式，雕琢，格调柔弱，内容平泛，题材狭窄，把形式主义诗风推向极致。代表人物是萧纲、萧绎、徐陵父子等。

永明体:又称新体诗，是从诗歌声律高度提出的一个概念，指五言诗从声律比较自由的古体诗走向格律严整的近体诗之间的过渡阶段，其理论支持便是永明声律说。出现于南朝齐永明年间。周颙在音韵上做出贡献，对汉语语音的天然音调进行规范，沈约把这种音韵的研究成果直接运用到诗歌中，提出了自觉运用声律来写诗的要求“一简之内，音韵尽殊，两句之中，轻重悉异”。诗人们把声律说自觉运用于诗歌创作，产生了这个新诗体。诗歌的声律和诗句的对仗加以结合形成了“永明体”。最优秀的“永明体”诗人是谢朓。

徐庾体:由于徐樆和徐陵父子和庾肩吾、庾信父子均以写艳体诗著称，人们遂称这种形式讲究的艳体诗风为“徐瘦体”。

北地三才:北魏至北齐时期，北朝出现了几位比较正统的诗文作家，模仿南朝诗文创作，虽然水平有限，难与南朝相比，但它却标志着北朝文学开始复苏，也迈开了南北文学融合的第一步。基中较著名的是温子升、邢邵、魏收。号称北地三才。

志怪小说:多指超现实的神灵鬼怪之事，魏晋南北朝时期大量产生，是与当时宗教迷信思想的盛行有关的。是普通百姓表达理想愿望的需要，他们将自己的反抗情绪和对理想的追求，通过大胆的幻想，曲折的表达出来。志怪小说的内容是宣扬迷信思想，大谈鬼神妖异，神仙道术，志怪小说大都采用非现实的故事题材，展现出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在艺术上比较简略。代表作是干宝的《搜神记》。

轶事小说:以记录人物轶闻琐事为主的轶事小说，在魏晋南北朝盛行。这与魏晋以来品评人物和崇尚清淡的社会风尚大有关系。今存比较完整的是刘义庆的＜世说新语＞

《搜神记》:＜搜神记＞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志怪小说中成就最高的一部作品小说。作者是干宝，原30卷，今本为20卷，作品虽然不乏神仙道术、鬼怪灵异的内容，但故事来源广泛，保存了不少优秀的民间故事和神话传说，具有广泛的社会意义。

《世说新语》:刘义庆《世说新语》是记叙轶闻逸事小说的先驱，以魏晋知识分子为主要记载对象，故鲁迅称之为“一部名士的教科书”。对后世的小说和散文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后世效仿《世》的作品有:唐王方庆《续世说新语》、宋王谠《唐语林》、明何俊良《何氏语林》、清王晫《新世说》等

山水诗:真正以自然山水景物为独立的、客观的审美和描写对象，山水诗对自然景物的精细描绘，对永明新体诗和后世山水诗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代表作家是‘谢灵运’。

初唐四杰:初唐四杰是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四杰在文学主张上都竭力反对华而不实的绮靡之风，提倡抒发真情实感。对齐梁文风的批判尤显自觉。四杰诗文在内容上有较大的开拓，由宫廷走向市井，由台阁移至江山与塞漠。题材扩大了，思想严肃了，五言八句的律诗形式也有了初步的定型。他们的诗带有强烈的热情与幻想，愤懑与牢骚，不仅反映了齐梁所没有的大唐盛世气象，而且气势雄壮，意境宏博，节奏有力，语言浏亮，富于个性，壮而不虚，刚而能润，雕而不碎，按而弥坚。四杰为结束齐染文风，开启盛唐之间做出了功不可没的贡献。

大历十才子:指中唐大历年间的十位诗人，即李端、卢纶、吉中孚、韩翃、钱起、司空曙、苗发、崔峒、耿津、夏侯审，大历初年他曾在长安参加重要唱和活动，又创作倾向和诗风相近。其中以钱起、卢纶、戴叔伦成就最高。大历诗人创作内容较贫乏，诗风以清丽空灵、省净纤巧为主要特色，相对盛唐，由壮阔变为清秀，由重气势变为重韵味，艺术显得更为精工。

永州八记:柳宗元的永州八记，属游记，写出了山水景物中的奇妙动人之处，神形毕肖的地再现山水景色的自然美。有卓越的的艺术独创性，善于抓住景物的最主要特征，又善于以动写静的手法与大量的比喻和拟人化的手法，他的游记，画廊式的展现了永州的山水胜景。（游记的名字再写出来）

花间词:五代后蜀时，卫尉少卿赵崇祚将晚唐五代词人温庭筠、韦庄等十八家词编为《花间集》，这是我国最早的一部文人词总集，花间词派因此得名。其核心内容不脱冶游宴乐、男女私情，风格绮艳婉丽，对宋词产生了直接而深远的影响。

温韦:温庭筠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个以词名家的人，以宫怨闺诗为主要题材，韦庄是唐末另一位卓有成就的词人。二人齐名，并称“温韦”。

古代文学 重要名词解释梳理

先秦两汉文学

1．神话：神话是上古先民通过幻想以一种不自觉的艺术方式对自然现象和社会生活所作的形象描述和解释，用虚幻的想象表现了先民们征服自然、战胜自然的强烈愿望和乐观主义、英雄主义精神，是人类早期不自觉的积极浪漫主义艺术创作。它是原始文学的一种重要样式，是后世文学艺术的重要土壤和武库。

2．《山海经》：一部与巫术有关的古代地理著作，作者不详，约成书于战国时，秦汉时又有增补。共18卷，以记载传说中的地理知识为主，兼及民俗、物产、医药、巫术、祭祀等，尤其是保存了大量上古神话传说，如精卫填海、夸父逐日、黄帝杀蚩尤、鲧禹治水等，是我国先秦保存神话最多的古籍，具有重要的文学价值。

3．诗三百：即《诗经》。《诗经》在先秦时不称“经”，而是称“诗”或“诗三百”，如《论语》引《诗》评《诗》即是如此。《诗经》本有305篇，举其整数，故称“诗三百”。西汉初成为官学，被尊为经，始称《诗经》，后世也有沿称“诗三百”的。

4．诗六义：即风、雅、颂、赋、比、兴的合称。风、雅、颂是《诗经》的三个组成部分，也是根据地域和音乐的不同对《诗经》的分类。风也叫国风，是带有诸侯各国地方特色的乐歌，雅是周王朝京都地区的乐歌，分大雅、小雅。颂是王室宗庙祭祀或举行重大典礼时的乐歌，分周颂、鲁颂、商颂三颂。赋比兴：《诗经》常用的三种艺术表现手法。赋指的是铺陈直叙事物的方法。比即比喻或比拟。兴即托物起兴，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辞。

5．四家诗：指汉初出现的传授《诗经》的齐人辕固、鲁人申培、燕人韩婴、赵人毛苌四家诗。前三家属“今文诗”，西汉时立于学官，分别亡于三国、西晋和宋时。《毛诗》属“古文诗”，东汉时立于学官，训诂多用《尔雅》，事实多本《左传》，流传至今。

6．风雅颂：是《诗经》的三个组成部分，也是根据地域和音乐的不同对《诗经》的分类。风也叫国风，是带有诸侯各国地方特色的乐歌，共有十五国风，160篇，多是民歌，少数是贵族作品。雅是周王朝京都地区的乐歌，分大雅、小雅。大雅31篇，多朝会宴享之作；小雅74篇，多个人抒情之作。雅诗中也有部分民歌。颂是王室宗庙祭祀或举行重大典礼时的乐歌，分周颂、鲁颂、商颂三颂，共40篇。

7．赋比兴：赋比兴是《诗经》标志性艺术手段。简单地说，赋就是把诗人的情志或引用对象铺陈直叙出来；比就是比喻；兴就是起兴、发端，一般在一首诗或一章诗的开头，它可以跟诗歌所抒发的情思有关，也可以无关。赋比兴后来成为我国诗歌创作的一种基本手法。

8． 思无邪：原句出于《诗经·鲁颂·駉》最后一章。春秋孔子用来评价《诗经》的总的思想倾向。“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论语·为政》）所谓“无邪”，就是“归于正”，亦就是《诗经》思想内容纯正的意思。

9．今文三家诗：《春秋》过于简短而语义隐晦，因此出现了一些对之解释的著作。有传为春秋时鲁人左丘明所著的《左传》，以及战国齐人公羊高撰的《公羊传》和战国鲁人谷梁赤撰的《谷梁传》。《公》、《谷》阐述《春秋》的“微言大义”，《左传》则以史实叙说历史。

10．毛传郑笺：汉代毛亨、毛苌为《诗经》所作的注解名为《毛诗故训传》，简称“毛诗”。东汉郑玄又为“毛诗”作笺注，名为《毛诗传笺》，简称“郑笺”。

11．今古文《尚书》：汉代，《尚书》始有今古文之分。西汉文帝时晁错根据伏胜记诵所整理的28篇《尚书》，用汉代通行的隶书写定，称《今文尚书》。汉武帝时，曲阜孔壁中又发现一种用战国古文字写成的本子，称《古文尚书》，它比《今文尚书》多16篇。此书到西晋末因战乱丢失。东晋初，豫章内史梅赜所献《古文尚书》，经唐宋明清以来学者考证，实为伪书。

2、《春秋》：本是东周时期各国史书的通称。现在我们所见到的《春秋》是一部鲁国的编年史，上起鲁隐公元年，下至鲁哀公十四年。《春秋》的记事极为简略，在记事中体现出鲜明的思想倾向。《春秋》以一字为褒贬的写法和微婉含蓄的风格，对后代散文有不小的影响。P60

3、《国语》：是一部按国别记载的史书，它的成书大约在战国初年，一般认为是春秋末年左丘明所作，以记言为主，故称《国语》。书中既尊礼，又崇德；既敬神，又重民。P60

4、《左传》：原名《左氏春秋》，是独立的编年体史书，成书约在战国初年。《左传》的记事起于鲁隐公元年，止于鲁哀公二十七年。此外，还附录了鲁悼公四年至十四年韩、魏、赵三家灭智氏的史实。P64

5、《战国策》：是一部战国时期的史料汇编，西汉后期，刘向校理群书，得三十三篇，按国别分为十二国策，定其名为《战国策》。书中主要记载了当时谋臣策士的言行。P73

12．春秋三传：《左传》、《公羊传》《谷梁传》的合称。《公羊传》由战国时齐人公羊高撰，后汉景帝时公羊寿及其弟子胡毋生写定；《谷梁传》由战国时鲁人谷梁赤撰，汉时由传人写定。这两传都注重阐述《春秋》一书的微言大义；《左传》重在补充史实，文学价值更高。

13．孔孟：孔子和孟子的合称。孔子是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后人称为“至圣”，《论语》是以记载孔子言行为主的语录体著作。孟子是战国中期儒家的重要代表，后世称为“亚圣”，《孟子》是以记载孟子言行为主的语录体散文。

14．老庄：老子和庄子的合称。老子是道家学派的创始人，《老子》是道家后学对他思想的记载和发挥。庄子是战国中期道家的代表，《庄子》是他与其后学的著作的合辑。

15．知人论世：知人论世是孟子提出的一种读诗的方法，后来成为我国文学评论的基本方法之一。它的意思要正确理解作品，应该了解作者的生平和时代，才能避免主观臆断。

6、《论语》：是一部记载孔子及其弟子言行的书。此书约成于战国初年，是孔子的弟子和后学编纂而成的。传至汉代，出现了鲁《论语》、齐《论语》和古文《论语》三种不同的本子。今天我们见到的《论语》是在鲁《论语》的基础上，参考齐《论语》和古文《论语》而形成的，共包括《学而》、《为政》等二十篇。P87

7、浩然之气：是孟子提出的道德修养方法，孟子非常重视道德修养，他还说：“吾善养吾浩然之气”，所谓浩然之气，通过“义”的积累而养成，它“至大至刚”，“充塞于天地之间”，表现为崇高的无所畏惧的精神境界和心理状态。P 99-100

16．《韩非子》：战国末期法家代表人物韩非子创作的一部政治哲学文集，今存55篇，少数篇章为后人窜入。其书融合并发展前人之说，建立了以法为本，法、术、势融为一体的极权主义的法制学说体系。其文多为说理文，逻辑严密，分析透彻，深刻明切，辞锋犀利，风格峻峭，善于分析类比，归纳总结，善于用历史故事和寓言故事阐明事理。

17．楚辞：有三重含义：一是指出现在战国时代、楚国地区出现的一种新的诗体；二是指战国以及汉人用这种新诗体写出的作品；三是指汉人把上述作品编辑在一起而成的一部作品集。代表作家有屈原和宋玉等。《离骚》、《九歌》、《九章》、《九辩》等是代表作。

18．风骚：《诗经》与《楚辞》的并称，是取《诗经》中的重要作品“国风”和《楚辞》中的重要作品《离骚》，简括而称为“风骚”。“国风”是我国古代现实主义的杰出代表作和发端之作，《离骚》是我国古代积极浪漫主义的代表作和发端之作。这两部作品开创了我国古代文学两个优秀的传统，长期以来一直是后人学习的范本。

19．屈宋：先秦楚辞作家屈原和宋玉的合称。屈原是楚辞的开创者，宋玉略晚于屈原，也以楚辞著称，并对赋的形成与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后世因以屈宋合称。

20．《九歌》：是屈原在楚国民间流行的祭祀乐歌基础上加工而成的一组祭歌，共十一篇。所祭之神，分天神、地祗、人鬼三类。天神有东皇太一、东君、云中君、大司命、小司命。有关的五首歌词，多表现对天神的敬仰和赞颂，写得庄严肃穆。地祗有湘君、湘夫人、河伯、山鬼，有关的四首诗歌全是恋歌，借对神的恋爱生活的描写，表现人类对纯洁爱情的赞颂，大都清新凄艳，幽渺情深。写人鬼的只有《国殇》一篇，是对卫国战争中牺牲将士的热烈礼赞，激昂悲壮，刚健质朴。

21．《天问》：屈原所作的仅次于《离骚》的长诗。它以反诘的形式，一连提出170多个问题，内容涉及天文地理、神话传说、古史传闻、社会政治、个人生活等，表现出诗人丰富的想象力和广博的知识，表现了诗人大胆怀疑、敢于批判旧观念和勇于探索真理的精神。全诗以四言为主，四句一节，通篇用反诘，参差错落，圆转活脱，被认为是“千古奇文”。

22、诸子百家：指春秋战国时出现的代表不同阶级和阶层利益的各种学术派别。当时，各派纷纷著书立说，招徒授学，宣扬自己的主张，互相辩难，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局面。据《汉书·艺文志》记载，诸子百家主要有儒、道、阴阳、法、名、墨、纵横、农、杂、小说十家，影响较大的为儒、道、墨、法四家，尤以儒、墨为显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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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对赋、比、兴的解释：汉代解释“赋、比、兴”最具有代表性，对后世产生了较大影响的是郑众和郑玄两家。郑众说：“比者,比方于物……兴者,托事于物。”

（《毛诗正义》引）他把“比兴”的手法和外在世界的物象联系起来，认为“比”是修辞学中以此物比彼物的比喻手法，“兴”是“起也”，即托诸“草木鸟兽以见意”的一种手法。论述虽较简单，但总的说，是抓住了“比兴”这一艺术思维和表现手法的特点的。郑玄的解释则不同，他认为：“赋之言铺，直铺陈今之政教善恶。比，见今之失，不敢斥言，取比类以言之。兴，见今之美,嫌于媚谀,取善事以喻劝之。”(《毛诗正义》引)

这里,除了讲“赋”的特点是表现手法上的铺陈其事,比较符合实际外，其他的解释则都跟政治、教化、美刺联系起来，这就把一定的表现手法看成了某一特定文体的特征,不免牵强附会。《毛传》、《郑笺》中对于《诗经》的解释,常常在径情直遂的诗歌中,离开艺术形象去寻求有关君臣父子的“微言大义”，例如把爱情诗《关雎》说成表现“后妃说乐君子之德”等，和这种对于“赋、比、兴”的穿凿曲解，是有直接关系的。所以后来孔颖达就不同意郑玄把“比兴”分属“美刺”的说法，指出：“其实美刺俱有比兴者也。”（《毛诗正义》不过，郑玄把“比兴”提到美刺讽谕的高度来看待，对唐代陈子昂、白居易等所标举的“美刺比兴”说，是有启迪作用的。 魏晋南北朝时期,论述“赋、比、兴”的代表人物主要有挚虞、刘勰和钟嵘。挚虞继承了郑众的观点，认为：“赋者,敷陈之称也；比者,喻类之言也；兴者，有感之辞也。”（《艺文类聚》卷五十六）他并且对汉赋的不“以情义为主”而“以事形为本”、极尽闳奢巨丽之能事,提出了尖锐的批评。“赋”的表现手法在汉赋的创作实践中得到了广泛的运用和发展,以致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文体,这是一方面；但另一方面，也造成了相当一部分汉赋专门去铺采□文地描摹宫室之美、田猎之盛等,以致缺乏深刻的、有意义的思想内容。挚虞对汉赋的批评是切中其弊的。由于汉赋中大量运用了比喻性的辞藻，容易使人误认为“赋”与“比”有较密切的联系,和“兴”似乎无关,所以刘勰在谈到汉赋时,称其“日用乎比,月忘乎兴,习小而弃大”,结果是“比体云构”，“兴义销亡”（《文心雕龙·比兴》）。

实际上这里所说的“比”是“赋”中之“比”。由于这一原因,同时也由于中国古代抒情诗远比叙事诗发达,所以人们有时略“赋”而标举“比兴”，以“比兴”概括诗的“三义”。 宋代学者对“赋、比、兴”作了比较深入的研究。欧阳修在《诗本义》中、郑樵在《诗辨妄》中，都对汉儒解诗的穿凿附会之风提出了批评。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李仲蒙和朱熹，他们对“赋、比、兴”的解释，对后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李仲蒙认为：“叙物以言情谓之赋，情物尽者也;索物以托情谓之比,情附物者也；触物以起情谓之兴，物动情者也。”（胡寅《斐然集·与李叔易书》引）他分别从“叙物”、“索物”、“触物”的角度来解释“赋、比、兴”。所谓“叙物”，不仅是一个“铺陈其事”的问题,还必须和“言情”结合起来,把作者的情感和客观的物象表现得淋漓尽致、惟妙惟肖。这就比传统的解释大大前进了一步，更加符合诗歌创作中对于“赋”这一表现手法的要求，从而对后来关于“赋”的研究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在为数不多的古代叙事诗中，也存在着这类范例。例如长达1745字的叙事诗《孔雀东南飞》，除了发端两句用“孔雀东南飞，五里一徘徊”起“兴”外，通篇全用“赋”体，而叙述惟妙惟肖、出神入化，正如沈德潜所说：“淋淋漓漓，反反覆覆，杂述十数人口中语,而各肖其声音面目,岂非化工之笔！”（《古诗源》）其后象北朝的《木兰诗》、杜甫的《石壕吏》，白居易的《卖炭翁》等，也都具用“赋”法而表现出类似的特点。所谓“索物”，即索取和选择物象以寄托感情,不仅是一个运用比喻进行修辞的问题,还必须在比喻中寄托作者深挚的感情。这样的“比”法，自然就会具有艺术的感染力，而不会象汉赋那样成为各种比喻性的辞藻的堆砌排比。所谓“触物”，即接触外物而引起作者主观感情的冲动，也就是梅尧臣所说的“因事有所激，因物兴以通”,“愤世嫉邪意,寄在草木虫”（《答韩三子华韩五持国韩六玉汝见赠述诗》），由外物的激发以兴情，又把情感浸透、寄托于所描写的物象中。显然，李仲蒙对“赋、比、兴”的阐述，较之他以前的许多解释，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他的这些论点，后来曾被南宋王应麟的《困学纪闻》、明代王世贞的《艺苑卮言》、杨慎的《升庵诗话》等辗转引载，后人的见解也大都是对他的观点的引申和发挥，很少新的突破。朱熹对“赋、比、兴”的解释是：“赋者，敷陈其事而直言之者也”；“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也。”（《诗集传》）这和黄彻所说的“赋者，铺陈其事；比者，引物连类；兴者，因事感发”(见《诗人玉屑》)，基本是相同的。朱熹虽然比较准确地说明了“赋、比、兴”作为表现手法的基本特征，但他的概括不如李仲蒙的解释更切合文学创作的实际。他的说法之所以在后世发生了较大的影响，主要是由于他的思想学说在封建社会后期受到统治者大力倡导的缘故。朱熹虽然也批评过汉儒解说《诗经》中某些迂腐论点，但是，他自己论诗也不乏微言大义的迂腐见解，如他在《诗集传》中注《关雎》一诗说：“兴也。”“周之文王，生有圣德，又得圣女姒氏以为之配。宫中之人于其始至,见其有幽闲贞静之德,故作是诗。言彼关关然之雎鸠，则相与和鸣于河洲之上矣；此窈窕之淑女，则岂非君子之善匹乎？言其相与和乐而恭敬，亦若雎鸠之情挚而有别也。后凡言兴者，其文意皆放(□)此云”。像这样来分析《关雎》的“兴”义，显然是受了《诗序》、《毛传》、《郑笺》牵强附会说诗的影响。而且他也没有象钟嵘那样注意到“三义”在创作中不可或缺的互相作用，往往把一首诗简单地归之为“赋也”、“比也”或“兴也”，甚至对《楚辞》也这样加以分解，结果不能不生穿硬凿,招致后人的讥议。如陈廷焯在《白雨斋词话》中就说：“风诗三百,……后人强事臆测,系以比、兴、赋之名,而诗义转晦。子朱子于《楚辞》,亦分章而系以比、兴、赋，尤属无谓。”

应当指出，这种离开诗歌的具体艺术形象而去探求形象以外所谓君臣、父子、夫妇微言大义的做法，在宋及宋以后仍是比较普遍的。黄庭坚就曾对宋代穿凿附会解说杜诗的现象提出过尖锐的批评:“彼喜穿凿者,弃其大旨，取其兴于所遇林泉人物、草木虫鱼者，以为物物皆有所托，如世间商度隐语者，则子美之诗委地矣。”(《大雅堂纪》)在南宋胡仔的《苕溪渔隐丛话》中，也有不少这方面的记载。不仅说诗，还有说词。如清代常州派的词论就存在这方面的问题，周济论词的某些观点也曾因此遭到王国维的批驳。清代的统治者甚至接过这种穿凿比附、深文周纳的方法，不止一次地大兴文字狱，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后果。 明清时期关于“赋、比、兴”的研究，值得注意的有明代的李梦阳和清代的周济。明代前七子的首领李梦阳曾引王叔武的话说:“诗有六义,比兴要焉。夫文人学子比兴寡而直率多。何也？出于情寡而工于词多也。夫途巷蠢蠢之夫，固无文也。乃其讴也，□也，呻也，吟也，行□而坐歌,食咄而寤嗟,此唱而彼和,无不有比焉、兴焉，无非其情焉,斯足以观义矣。”（《诗集自序》）在当时缺乏真情实感的诗文普遍流行的情况下,李梦阳虽然也提倡拟古主义,但他又指出“比兴”出自真情，真诗乃在民间，主张正统诗文应该向民歌学习，这一意见是正确的。清代的周济则将“比兴”用之于词论，提出了“非寄托不入，专寄托不出”的著名论点(《介存斋论词杂著》)。“寄托”即“比兴”的艺术思维和表现手法在创作中的运用。诗词写作，既不能没有寄托,又不能刻意追求寄托,不然的话，就会影响作品的感染力。这意见也是比较精辟的。此外，像王夫之所说的“兴在有意无意之间,比亦不容雕刻”(《□斋诗话》),强调了“比兴”的运用应当自然浑成；陈启源所说的“故必研穷物理方可与言兴”(《毛诗稽古编》)，强调了广博的生活积累对于“比兴”运用的重要性；沈祥龙认为“兴”是“借景以引其情”，“比”是“借物以寓其意”，要求“比兴互陈”（《论词随笔》），则把“比兴”和艺术描写中的情与景结合了起来。但这些论述,大都比较零星,缺乏特别值得重视的见解。在专门的研究著作方面，陈沆的《诗比兴笺》和姚际恒的《诗经通论》，较有可取之处。

对于《关雎》，我们再熟悉不过了。在我们的常识中，它就是一首爱情诗，所谓“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我们今天也常用它来形容男欢女爱。

胡适曾经就在《谈谈诗经》里说到：

“《关雎》完全是一首求爱诗，他求之不得，便寤寐思服，辗转反侧，这是描写他的相思苦情；他用了种种勾引女子的手段，友以琴瑟，乐以钟鼓，这完全是初民时代的社会风俗，并没有什么稀奇。意大利、西班牙有几个地方，至今男子在女子的窗下弹琴唱歌，取欢于女子。”

刘大白则在《白屋说诗》中说到：

“它是结婚歌的，因为第四、第五两章，有“琴瑟友之”“钟鼓乐之”的话，似乎是结婚以后的事情，所以有这一说。其实这都是那位单相思的诗人，想象中的预备；而此诗不过是一篇片恋的恋歌罢了。”

在胡适和刘大白先生看来，《关雎》就是一首爱情诗，不同之处在于，胡适认为它是男子用琴瑟、钟鼓这些东西来“勾引”女子。刘大白则认为这其实是一位单相思的诗人美好的“想象”而已。我们今天对于《关雎》的理解基本上就是沿着这种思路展开的，把它理解为一首爱情诗。一个男子爱上了一位美丽的女子，之后便辗转反侧、寝食难安，仿佛整个世界里只有她。为了得到女子的芳心，男子可谓是使尽了浑身解数，“钟鼓乐之”、“琴瑟友之”。在我们眼里，这首诗很有画面感，很多人甚至将它想象成初恋的场景。可事实究竟如何呢？这首诗真的是讲爱情吗？对于这个问题，我们不忙着给出答案，看看古人是如何理解的。

我们今天读古书，总觉得难读。是因为什么呢？

一是因为时间距离，我们的文字表达变了，从文言文到白话文，我们对很多字词的意思都无法理解它的本义。

二是我们的生活世界变了，古人面对的是一个整全的世界，我们面对的是一个被拆散的世界。

古人的生活方式非常简单，可以直面天地。我们则不能，对于整个世界感知能力弱化了。这两个原因导致我们对古人产生了一种疏离，不能理解他们的生活世界和思想情感。克罗齐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明代人画的先秦时期的画，认为他们是坐在椅子上的，其实先秦时期的人是坐在席子上的。这就说明我们在理解古代时，总是不自觉的夹杂着今天的眼光。

在我们今天看来，爱情是非常美好的价值，所谓“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可是在古人看来“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在古人看来，爱情并没有那么重要，只有父母之间的血缘关系，即亲情才是最重要的。所以如果有一个人将男欢女爱凌驾于对父母的亲情之上，简直是不可想象的事情，甚至会被认为只有禽兽才能干出这样的事。

我们今天之所以会把爱情看得很高，是因为启蒙以来，人的情欲觉醒。但这也导致了一个弊端，即我们在理解古人时，只要涉及到男女，就会将其理解成爱情。如果不是这样，反而就不正常了。

其实，只有我们充分运用自己的理性，去仔细阅读文本，就会发现这根本不是一首爱情诗，起码不是普通人之间的爱情诗。有三点可以证明。

一是琴瑟和钟鼓在先秦时期，这些乐器是贵族才具备的，普通人根本听都没听过，怎么会拿它“勾引”女子呢？

二是钟鼓，钟往往是编钟，就我们现在出土的曾侯乙编钟来看，重达2567公斤，如果一个男子为了取悦女子，扛着这么重的编钟到女子门前演奏，就算是“力拔山兮气盖世”的项羽也不可能吧？

三才是最要命的，琴瑟和钟鼓不是一般的演奏乐器，它所演奏的都是雅乐，只有在祭祀之时才能使用。所以郑玄解释“琴瑟”：“大祭祀及房中乐皆用之”，又说“琴瑟在堂，钟鼓在庭，言共荇菜之时，上下之乐皆作，盛其礼也。”怎么想这画风和我们今天的男孩子拿着一把吉他在女孩子面前演奏都不搭，所以我们基本就可以否认这是一首爱情诗。

之所以我们会认为是爱情诗，是因为望文生义。我们将君子、淑女理解为郎才女貌，完全忽视了词语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衍生与流变。

接下来，我们不妨走近《诗经》，看看古人是如何理解它的。我们知道，对于历史、文本的理解，一般来说越接近这个时代往往越可靠，越到后来越加了一些想象的成分。对于《诗经》来说，最可靠的注本当属齐鲁韩三家《诗》和《毛诗》了。在整个两千多年的历史中，古人理解的《关雎》基本是按照这四个注本来的。因为它们的源头都可以追溯到孔子，由孔子传给弟子，弟子一代代传下去，到了汉代书写成书。因为孔子最接近《诗经》的年代，且他删削过《诗》，所以他的解释自然最具权威性。

我们先看《毛诗》如何说？“《关雎》，后妃之德也……是以《关雎》乐得淑女以配君子，忧在进贤，不*其色。哀窈窕，思贤才，而无伤善之心焉，是《关雎》之义也。”这里说的很明白，就是讲后妃之德的，不是男欢女爱。

司马迁在《十二诸侯年表》中说：“周道缺，诗人本之衽席，《关雎》作。”司马迁学的是鲁诗，因此他的看法就代表了鲁诗的看法。

《汉书》引李奇之言说：“后夫人鸡鸣佩玉去君所。周康王后不然，故诗人歌而伤之。”说这是刺康王所作。

韩诗则说：“诗人言雎鸠贞洁慎匹，以声相求，必于河之洲隐蔽无人之处。故人君退朝入于私宫，后妃御见，去留有度。”齐诗则说：“诗者，持也。在于敦厚之教，自持其心。讽刺之道可以扶持邦家者也。”其中又引《诗推度灾》曰：“关雎有原，冀得贤妃正八嫔。”

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出，齐鲁韩三家诗以及毛诗都认为《关雎》讲后妃之事。所不同在于三家诗认为是讽刺康王所作，毛诗认为是讲后妃之德。

接下来，我们重点看“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辗转反侧。”一句。我们要问谁在寤寐思服？谁在辗转反侧？郑玄在《毛诗传笺》解释道：“服，事也。求贤女而不得，觉寐则思己职事，当谁与共之乎？”这就说的很明白啦，不是男子爱上了女子，求之不得而辗转反侧。而是因为后妃为君王寻找贤女不得，担忧无人与自己共采荇菜来祭祀先祖，所以辗转反侧，难以入眠，这正体现了后妃的美德。我们在理解君子时，不要理解成男子，因为在这里君子指有位者，即君主，淑女则是指配君主之后妃。

我们对于古书的理解，不能望文生义，要依靠古代注疏。尤其是《诗经》，它绝对不是描写的男欢女爱。正如《礼记·经解》所言“入其国其教可知也，温柔敦厚，诗教也。”在古人看来，《诗经》不是我们后来理解的唐诗宋词，它是可以治国理政，教化百姓的。这样的例证在《左传》，在汉代比比皆是。在《左传》中，外交官见面都要引用《诗经》，所谓“不读诗，无以言”。在汉代，懂《诗经》是可以直接从政的，如辕固生等人。

疏在这里的意思是：注释,

“疏”属于古籍注释体例之一,其它的还有传、注、笺、正义、诠、义疏、义训

比如《尔雅义疏》,就是注释、研究《尔雅》的训诂学著作是清代学者郝懿行（1755-1833）为《尔雅》所作的注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