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该国立国会图书馆成立于1948年2月，隶属日该国会，是日本的国家图书馆，也是国内最大的公共图书馆。该馆的馆藏丰富，主要收藏宪政资料、法令、议会资料、科技资料、地图资料、音乐资料、古籍图书及亚洲资料等。1998年藏书量为图书688万册，期刊和报纸15万种，缩微胶片612万张，唱片43万张，博士论文32万份，地图40万张。馆内的组织是由中央馆、国会分馆、支部上野图书馆、支部东洋文库以及行政司法各部门的35个支部图书馆构成，现有职员851名。

1948年2月9日，日本颁布《国立国会图书馆法》规定该馆以搜集到的图书及其它资料，在协助国会议员完成公务的同时，对行政和司法部门以及日该国民提供法律上所规定的图书馆服务为目的。因此，为国会服务是该馆的首要任务，是国会馆服务的重点。

为了从组织上保障对国会的服务，国会馆依照法律设立了专门机构调查及立法考查局，并配备了专门调查员等各学科领域的高级专家。其任务是：

1、根据要求，对国会两院委员会中悬而未决的法案和由内阁提交国会的案件，进行分析、评价，向两院委员会提出建议并提供可作为决策这些案件的依据材料。

2、根据要求或未来可能提出的要求，主动收集立法资料和有关资料，加以分类、分析、翻译、进行编辑，作成索引、摘要、报告等，并做其它的准备工作。所选择和提交的资料不能带有党派、官员的偏见，为两院、委员会及议员提供有用的资料。

3、应委员会或议员的要求，在立法的准备阶段，协助委员会和议员起草议案。

4、在确保满足国会两院、委员会及议员需要的前提下，将所收集的资料提供给行政、司法各部门和一般读者使用。

调查及立法考查局在建馆时设有5个课共48人。随着业务的不断扩大，为国会服务职能的强化，发展至今已有1个综合协调室、11个专门调查室及14个课，工作人员130余名。

在为国会的服务中，国会馆是以调查及立法考查局、国会分馆为中心，在全馆的协作下共同完成的。所提供的服务主要是立法调查服务和图书馆服务。

立法调查服务包括委托调查和预测调查。委托调查就是根据国会议员的委托和要求，进行法案及案件的分析、评价，对政治、经济、社会等诸多方面的国政课题和国内外事件、各种制度进行调查，作成法案纲要，提供信息服务等。这种调查在国会馆的立法调查服务中占有很大比重。如1997年度委托调查的事项集中在政治伦理、中央省厅的改组、日美防卫协力指针、金融系统动荡与稳定化对策、产业结构改革及医药事业等问题，总件数为29,553件，其中口头答复2,365件，文献提供（借出、复制等）24,407件，书面答复（调查报告等）2,781件。

预测调查就是对未来国会审议的事项进行预测性研究，预先进行调查。对日常性的调查，每年度制定基本调查业务计划，并加以实施。1997年度按计划完成的预测调查共计116件。在基本调查业务中，有些重要课题是由多个调查室和课共同完成的。如1996年度开始的环日本海的区域及经济交流的现状与展望的调查，计划用3年时间完成。

在进行预测调查时，根据需要，调查及立法考查局举行各种说明听取会，邀请社会上有关专家发表见解。如在1997年度就举行了15次这样的会议。有针对性地听取专家的论点，成为预测调查过程中不可缺少的一项重要内容。

调查及立法考查局出版10种文献，立法调查服务的部分成果刊登在这些出版物上。有月刊《参考咨询》、不定期刊《调查与情报－ISSUE BRIEF-》、双月刊《海外信息指南》、双月刊《国外立法》，分发给国会议员、各政党总部和两院事务局等。另外还编辑《日本法令索引》、《国会会议录总索引》以及宣传资料、工作参考资料等。

为了更好地开展立法调查服务，调查及立法考查局不断加强服务的基础建设。除馆内的藏书外，专门收集入藏立法资料、议会资料和法令资料等，作为调查业务之用。引进国内外的数据库，致力于业务信息系统化。开发了国会会议录提供系统。为充实对国会的服务，1996年度开始研制国会咨询综合系统。该系统应用最新的信息通讯技术重建调查业务，将国政调查活动中所需要和被预测的情报电子化。计划用3年时间，装备机器设备，实现资料的数据库化和从接受国会咨询到答复的自动化，以使服务更加高效和快捷。

为了便于国会议员直接到馆利用馆藏资料进行调查研究，国会馆设置了国会议员专用的阅览室和研究室。议员阅览室设有30个座位，收藏有众、参两院的会议录、委员会会议录、公报、官报、法规等议会及法令资料。各种工具书、地图以及期刊、报纸、本馆的出版物等。由议员著述的图书作为议员著作文库也陈列于此，供阅览使用。1997年度利用该阅览室的议员为258人，资料阅览2,661册，对212名议员外借资料884册。

议员研究室设有20个个人研究室、3个共同研究室和1个特别研究室。1997年度利用研究室的议员为1,506人。

国会馆除提供立法调查服务外，馆内各个部门对国会议员及国会有关人员广泛开展文献的阅览、外借、复制和参考咨询等图书馆服务。以1999年为例，该馆完成委托调查服务29,656件（其中来自国会的委托调查28,573件），预测调查115件。对国会议员、国会人员的图书馆服务为外借资料38,464册，复制7,091件，咨询处理5,339件。

国会分馆设在国会议事堂内，因此处在为国会服务的前线。馆内收藏有众、参两院会议录、委员会的会议录、议案等议事资料和以社科为主体的普通图书、各种工具书、国内外期刊及报纸等。它以有利于国政审议的资料和最新的信息为中心，向国会议员及国会有关人员迅速地提供图书馆服务。对新入藏的图书和期刊报纸，编辑发行《新到图书》和《剪报资料·篇目一览》，分发给议员以及政党休息室，以便于利用。近年来由于政治及社会形势呈现多样的变化，要求查询的事项涉及范围广，且需立即作出答复的情况增多。为了满足需求，国会分馆利用馆藏资料、国会馆的各种数据库及外部数据库，迅速准确地进行咨询处理，提供服务。 为了协助行政、司法等政府机关完成公务，NDL向这些部门提供图书馆服务。主要通过设置在各省厅和最高法院内的35个支部图书馆完成。中央馆以图书馆协力部为中心，与各支部图书馆之间形成网络，相互协作。同时也对行政、司法各部门的职员直接提供服务。

该服务主要通过参考咨询、资料的阅览、外借等形式提供。对来自行政、司法各部门的咨询，各支部图书馆根据需要，有时要与中央馆和其它支部图书馆开展协作共同进行。中央馆和支部图书馆之间通过馆际互借制度，相互提供方便，以满足需求。1999年度各支部图书馆的利用状况是：咨询处理165,822件(33馆），阅览人数537,886人(33馆），阅览857,537册(24馆）。 该服务分别在中央馆及国际儿童图书馆（原上野图书馆）、支部东洋文库进行。服务的对象包括各类图书馆、地方公共团体、调查研究机构、企业等，学术研究及其他人员，不问国籍，任何人都可到馆阅览，利用资格为20岁以上的成人。国际儿童图书馆主要读者为18岁以下的未成年人。

根据该馆的规定，除国会议员和国会人员外，馆藏资料不直接外借给个人，只能在馆内阅览，但可通过各公共图书馆、大学图书馆和专业图书馆与NDL互借，间接地借阅使用。对一般读者开放的阅览场所，其中有些在使用时有一定的限制和需办理特殊的手续，如一般研究室、宪政资料室、古典籍资料室、音像资料室等。

该馆对一般读者的服务分为对来馆型读者和非来馆型读者的服务。其服务内容是：对来馆读者，提供阅览、复制、参考咨询等，对不来馆者，解答电话或书面形式的咨询，向图书馆出借文献、邮寄复制资料等。为了更加有效地对非来馆读者提供服务，1997年开始使用NDL-ILL系统进行馆际互借、受理邮寄复制资料的请求。

据1999年度统计，中央馆借出资料（馆际互借）11,976册，对非来馆读者经邮寄、电传受理的资料复制30,557件，电话咨询66,703件，书面咨询53,371件。

1999年全年开馆232天，来馆读者人数419,880人，日平均读者人数1,810人。对来馆读者提供阅览的资料，图书出纳台提供503,073种，期刊出纳台提供961,725种，12个专门资料室提供416,925种。另外，复制资料298,254件，咨询解答183,391件。

NDL自1975年开始制作馆藏学术文献的录音磁带，可通过盲文图书馆进行借阅。1981年开始发行《盲文图书·录音图书全国联合目录》。为促进馆内外资料的利用，还编制了数十种书目、索引和专题目录。

书者，述也，以文字记述事物者也，书之含义甚多，今人称述书为书籍，为别于书法言也。书籍之肇始甚早，文字发明之后，即有书籍。不过，各代所用书写之质料，及其装订之形式，多有不同耳。从古至清，所有之书籍，以其形式可分为三期。由古至周末，为简牍时期；由秦至唐，为卷轴时期；由宋至清，为线装时期，兹分别述之如下：

简牍时期：三代以前，所用以载文者，竹木而已。载于竹者，曰简；载于木者，曰牍；连编简牍，则谓之策。古者，大事书之于策，小事则书之于简牍而已。初以刀刻，继以漆书，周宣王时，始有墨书。三代以上社会之文化，完全赖此以推进，国家之文明，亦完全赖此以保存，与后世之书籍功用正同。是简牍者，实即当时之书也，创之最早，行之最久。降及周末，尚仍流行“孔子读易韦编三绝”。既以韦编，其为简策也可知。是孔子之时之所谓书籍者，仍为简牍也。由古至周，所有书籍完全为简为牍，故谓之为简牍时期。 卷轴时期：嗣以简牍之书写烦难，而所载之文字有限，在秦以前人文简易之时，尚足应用。及秦灭六国，事务增繁，官私文书，日益增多，以前书写之方式，在事实上已感运用不能圆滑，不适于使用。而首感棘手者，厥为狱隶。因狱隶之文字，时间有限，不能任意积压，遂由狱隶之片倡而自动发生改革。篆书之耗时也，而改篆为隶；竹木之难治也，而代以缣素。以帛作书，从此肇始。但缣素价昂，一般平民无力购用。故缣素虽兴，只于官方通行，社会尚不普遍也。即以前所遗传之典籍文书，仍以简策保存者为多；钞录于缣素者，尚少也。迨至汉时，发明造纸，从此书写上又发生一极大之转变。盖纸为书写之惟一合适质材，有缣素之长而无竹木之短，价值既廉，得之亦易。此后遂以纸张为书写之独用品，缣素竹木均受自然之淘汰，而无人使用矣。惟无论缣素或纸张，其文字均系手写，所谓书籍者亦不过手写之纸卷，并非如今日之书也。及隋文帝开皇十三年，敕废像遗经，悉令雕撰。从此始有刻板印刷之书籍。以常理言之，刻印与抄写，其难易何止倍蓰，宜乎刻印发明，社会景从，各种书籍均改刻印也。乃事实竟大谬不然，除敕令刻印之刻经典外，其余文书仍均手抄，且以抄本为贵。此固由于提倡者之不力，要亦由于刻印之不佳使然。盖刻印初创前无取法，办理者既非有经验之人，而从事者又系毫无训练之辈。刻印度既不精良，文字尚多错误，其不受社会欢迎，固其宜也。且当时之士子，尚有一种特殊之成见，以为手抄一次，足抵目读数次。故多数上层社会家庭，仍多为其子弟聘请名师，专为指示抄写一切经史，印刷之书，概不购读。故刊印之木虽发明于隋，然终隋之世，未有特殊之进展。及唐，刻印之事，仍未畅行，社会心理仍贵抄录，不尚雕撰。迨至五代，后唐长兴三年二月，冯道、李愚等奏请刊印九经，从此重要经书均用刻印，而不再事抄写矣。雕刻刷印，至此方为成功。然一般每易误会，以为一代所刻之经书，即与现之经书同。其实则相去悬殊，极为不同。盖自以缣素作为以来，直至五代所有之书籍，无论缣素或纸张，无论手抄或刻印，均系成卷成轴，所谓邺候架插三万轴者是也。并非如今装辑成本、成册、成部、成套者，其一卷即系一卷书。《史书》载宋以前之书籍，均系若干卷，并无若本者，盖系统记实。非如今以卷为虚以设之符号，有名无实地。其后，以卷本之舒卷为不便，检阅烦难，乃变而为折，又以折之久而易断，乃分为薄帙。及至有唐中叶，又创用叶子，即将长卷折叠成为若干叶，其形式宛如今之手折，或前清朝考之籍，无论缣素或纸张，无论手写或刻印，其形式完全为卷轴，故谓之为卷轴时期。 线装时期：至宋，因长卷之种种不便，遂依据叶子之格式，而改进为今日之线装式。即将一叶分割，使不连续，以一叶为一板，一叶为变易，但在检阅上、诵读上以及收藏，其为便利已不可以道里计也。故吾人所读之线装书，其实际肇始于宋，为时仅千年。宋以前，绝未有线装书也。文字多为刻印，抄写者甚少。至宋仁宗庆历中，有布衣毕升为活板，用胶泥刻字，从此又有活字印板之发明。元王桢亦有活字印刷法。明弘治嘉靖中，无锡华燧、安国先名曰“了聚珍板”。是均活字印刷也。在印刷上比较经济，但在书籍上，固与刻印无殊也。总之，自宋至清，其书籍之形式完全相同，均为线装，故此时期谓之为线装时期。清末则渐有洋装，民国后且有取线装而代之之势，其形式与装订，尽人所悉，毋庸赘述矣。 历代流传下来的古籍分为抄写本、刻印本两类，抄写本即人工抄写的图书，刻印本即采用雕版印刷或活字印刷的图书。但具体区分，又有种种不同的版本名称。

写刻情形：

按照写刻的不同情情形，可分为祖本、写本、影写本、底本、抄本、精抄本、稿本、彩绘本、原刻本、重刻本、精刻本、修补本、递修本、配本、百衲本、邋遢本、活字本、套印本、巾箱本、袖珍本、两截本、石印本、铅印本等等。

祖本，版本学中的专业术语。中国古籍中无论是刻本或是写本，最接近著作人或成书年代的本子最为真实完整，错误也最少，称为祖本或母本。

底本，是古籍整理工作者专用的术语。影印古籍时，选定某个本子来影印，这个本子就叫影印所用的底本。校勘古籍时要选用一个本子为主，再用种种方法对这个为主的本子作校勘，这个为主的本子也就叫校勘所用的底本。标点古籍时也要选用一个本子在上面施加标点，这个本子也可叫标点使用的底本。注释、今译以及做索引时，也都要分别选用一个本子来注，来译，来做索引，这个本子也可叫注释、今译或索引的底本。除影印外，其他各种整理方法所用的底本，通常也可叫做“工作本”。

写本，早期的图书，都依赖于抄写流传，雕版印刷术普及之后，仍有不少读书人以抄写古籍为课业，所以传世古籍中有相当数量是抄写本。宋代以前，写本与抄本、稿本无较大的区别，但宋元以后，写本特指抄写工整的图书，例如一些内府图书，并无刻本，只以写本形式传世，像明代《永乐大典》、清代《四库全书》以及历朝实录。

影写本，明清时期，藏书家为保存稀见宋元版书原稿，雇请抄手，用优良纸墨，照原样影摹下来，版式、字体往往与原本相差无几，这样的写本被称作影写本，又叫影抄本。其中以汲古阁毛氏影宋写本最为著名。

抄本，精抄本，由于工抄写的图书，非抄写者亲撰。其中抄写精美，字体工整的称为精抄本。

稿本，已经写定尚未刊印的书稿，称为稿本。其中，由作者亲笔书写的为手稿本，由书手抄写又经著者修改校定的为清稿本。稿本因其多未付梓，故受人重视，尤其是名家手稿及史料价值较高的稿本，一向为藏书家珍爱。

彩绘本，以两种或两种以上颜色绘写的图书。多用于插图或地图较多的图书，如民间流传的《推背图》等。

原刻本，据原刻本重印的图书。其中凡版式、行款、字体依照原刻本摹刻的，称为仿刻本、翻刻本、覆刻本、影刻本；对原刻本内容进行增删校订或添加评注的，则称为增刻本、删刻本、评注本。

精刻本，指校勘严审、字体工整、纸墨优良的刻本。其中请名人书写上版的刻本（多在书版上留有姓名）称为写刻本。

修补本，递修本，将旧存书版重新修整、补配之后印出的图书称为修补本或重修本。有的书版保存时间较长，历经多次修补，则称递修本。如果宋朝书版经过宋、元、明三朝修补的，则称为三朝递修本或三朝本。

配本，将不同地区的书版，配合起来印成一种完整的书，称为配本。如清代金凌、淮南、江苏、浙江、湖北五省官书局出二十四史，版式不同，却同为一部书。

百衲本，百纳即补缀很多的衣服，利用零散不全的版本全成一部完整的书，称为百衲本。清初人宋荦汇集宋元三种版本印成百衲本《史记》，近代又有百衲本《资治通鉴》和《二十四史》。其中，商务印书馆于1930-1937年影印的百衲本《二十四史》最为著名。该本选用当时最古的善本影印。如《史记》用宋庆元黄善夫家塾本，《汉书》用宋景佑刻本，《晋书》以几种宋刻本配齐，南北朝七史均用宋眉山七史本，《隋书》和《南史》、《北史》用元大德刻本，《旧唐书》用宋绍兴刻本，《新唐书》用宋嘉佑刻本，《旧五代史》世无传本，用清人自《永乐大典》中辑出的本子，《新五代史》用宋庆元刻本，宋、辽、金三史均用元至正刻本，系初刻本，《元史》用明洪武刻本，《明史》用清乾隆武英殿原刻本。

邋遢本，古代书版因刷印多次，已经模糊不清，印出的书被称为邋遢本，如著名的宋眉山七史到明代还在使用，印出的书字迹迷漫，被称为“九行邋遢本”（因眉山七史9行18字）

活字本，用胶泥、木、铜、铁、铅、锡、磁、瓢制成方块单字，然后排版印刷的图书，称为活字本。据沈括《梦溪笔谈》记载，北宋中期，毕升首先发明了泥活字，元代王祯又用木活字排印了《农书》，但均未见存本。现存最早的活字本是1972年发现的西夏文木活字排印本《大方广佛华严经》。明清时期活字本较多，明弘治五年（公元1492年）华燧以铜活字排印了《锦绣万花谷》，弘治八年（公元1495年）又排印了《容斋随笔》和《古今合璧事类备要》等书。清雍正年间，内府以铜活字排印了一万卷《古今图书集成》，乾隆间又以枣木活字排印了《武英殿聚珍版丛书》。此外，流传到中国的还有朝鲜活字本。

套印本，用两种或两种以上颜色分版印刷的图书。常见的有朱墨二色套印本，被称为朱墨本。此外，还有三色、四色、五色、六色套印本。明代发明分版分色套印和凹凸版印技术，称为饾版和拱花，这种印刷方法，常用于版画。

巾箱本，袖珍本，巾箱即古人放置头巾的小箱子，巾箱本指开本很小的图书，意谓可置于巾箱之中。宋戴埴《鼠璞》载：“今之刊印小册，谓巾箱本，起于南齐衡阳王手写《五经》置巾箱中。”由于这种图书体积小，携带方便，可放在衣袖之中，所以又称为袖珍本。古代书商还刻印有一种儒经解题之类小册子，专供科举考生挟带作弊之用，这种袖珍本则称为挟带本。

两截本，有的书在版面中增加一条横线，使之分为上下两块，称为两截本或两节本。常见于图文并茂的小说戏曲，便览大全之类图书。

铅印本，采用现代铅印技术排印的古籍。清道光二十三年（公元1843年），上海成立了中国最早的铅印出版机构“墨海书馆”，咸丰七年（公元1857年）出版了最早的汉文铅印本《六合丛谈》。此后，不少古籍也采用铅印法。晚清及民国铅印古籍多用线装，与刻本外观形式相似，要注意鉴别。

石印本，用石印印刷的图书。这也是晚清时传入中国的一种现代印刷方法。采用药墨写原稿于特制纸上，覆于石面，揭去药纸，涂上油墨，然后用沾有油墨的石版印书。石印与铅印本均是油墨印刷，与水墨印书的刻本古籍有区别，而且石印本多为手写软件字，易于辨认。

刊刻时代：

按照刊刻时代区分，有唐刻本、五代刻本、宋刻本、辽刻本、西夏刻本、金刻本、蒙古刻本、元刻本、明刻本、清刻本、民国刻本等等。

唐刻本，唐代中晚期雕版印刷刚刚出现，抄写本仍是图书的主要形式，流传下来的印刷品多为佛经和历书。

五代刻本，五代十国时期（公元907-公元959年）刻印的图书。包括后唐、后晋、后周刻印的蓝本九经及后蜀、吴越、南唐刻印的类书、别集、佛经。五代刻本大都亡佚，现能见到的多是刻经，有敦煌发现的后晋天福八年（公元934年）所刻《金刚经》，吴越所刻《宝箧印经》等。

宋刻本，两宋时期（公元960-公元1279年）在宋王朝统治区域内刻印的图书。由于雕版印刷术的普及，官私刻书业极为繁盛，刻书范围已包括经、史、子、集各类图书，刻印质量上乘，被历代藏书家视为珍本。

辽刻本，与北宋同时代，在契丹统治区域内刻印的图书。契丹书禁甚严，辽刻本极少流传。1974年，在山西应县佛宫寺木塔中发现了60余件印刷品，多为辽代刻经，还有最早的刻本《蒙求》。

西夏刻本，西夏建国于1032年，1227年为蒙古所灭。西夏自创文字，并以西夏文刻印了《大藏经》等书，但传世很少。考古工作者在宁夏贺兰山中发现了8册蝴蝶装西夏文刻经。

金刻本，大致与南宋同时，在金代统治的中国北方地区刻印的图书。其中以平阳府（今山西临汾）刻书最为发达，官方设有经籍所，主持刻书。金刻本流传下来的不多，较著名的有《刘知远诸宫调》和《赵城金藏》。

蒙古刻本，元朝立国之前在平阳刻印的图书。基本沿袭金代平阳经籍所旧规。传世品有1247年刻《析城郑氏家塾重校三礼图注》，1249年平阳府张存惠晦明轩刻《重修政和经史证类本草》，1244年刻《玄都宝藏》残卷等。

元刻本，元代（公元1279-公元1368年）刻印的图书。北方以大都（北京）、平阳为中心，南方以江浙、福建为书坊集中心。元代刻本流传较多，且有独特风格。

明刻本，明代（公元1368-公元1644年）刻印的图书。这一时期，无论在刻书地区、刻书形式、刻书范围等方面都远胜前代。流传下来的明刻本以中后期作品较多，正统以前较少。明中期以后刻本有两个显著变化，一是出现了适应于印书的仿宋字，二是线装取代了包背装。

清刻本，清代（公元1645-1911年）刻印的图书。这一时期，官私刻书业均达到鼎盛。尤其是乾嘉时期，考据学兴起，学者热衷于版本校勘，出现了大批校核精审，刻印典雅的图书。现今流传的古籍大部分是清刻本。其中，乾隆前后所刻精刻本受到学者重视，有不少被列为善本。

民国刻本，中华民国时期（公元1912-1949年）刻印的图书，以汇刻、翻刻历代珍本、善本居多。这一时期，影印、铅印技术已大量采用，传统的雕版印刷势渐衰微。

刻书地域：

按照刻书地域分，则有浙本、建本、蜀本、平阳本、外国本（日本本、高丽本）等。

浙本，宋代浙江地区刻印的图书。宋代两浙路经济文化比较发达，刻书数量大，质量高，杭州、衢州、婺州、温州、明州、台州、绍兴等地均刻印图书，因而有杭本、衢本、婺州、温州、明州、台州、绍兴本的区分。

建本，又称闽本，为宋元明福建地区刻印的图书。宋代福建刻书集书于建宁、建阳两地，建阳麻沙镇盛产榕木竹纸，易于雕印图书，因而书坊林立，一些著名书坊历宋元明三代未衰，所印图书又称为麻沙本。

蜀本，五代及两宋时期四川地区刻印的图书。以成都、眉山较发达，成都在北宋初刻印了著名的《开宝藏》，眉山则刻有《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魏书》、《北齐书》、《周书》七史及《资治通鉴》等书。蜀本又分大字、小字两种。

平阳本，又称平水本，金元时期山西平阳（又叫平水，今山西临汾）地区刻印的图书。金灭北宋以后，将北宋开封的刻工掠至这里，又设立刻书机构，从此平阳成为北方刻书中心。

日本本，又称东洋本，古代日本刻印的古籍。多用日本皮纸，与高丽本相似，惟质量不及高丽本。日本本常间用平假名和片假名，较易识别。

朝鲜本，又称高丽本，古代朝鲜刻印的汉文古籍。中国印刷术最早传入朝鲜，朝鲜刻本继而传入中国。朝鲜本刻印比较精美，书品宽大，写刻清晰，多采用洁白的皮纸。

刻书性质：

根据刻书的性质，又可区分为官刻本、家刻本和坊刻本。

官刻本，由官府刻印的图书。五代以来，历朝中央和地方官府均有刻书之举，但所设机构不同，所以官刻本又有各种不同名称。主要有：

监本，历朝国子监刻印的图书。主要是各种儒家经典、文史名著。据文献记载，从五代开始，国子监刻印有九经，北宋承其遗制，继续刻印经史，南宋时，旧版不存，遂征调地方版片至京师国子监印书，称旧版为“旧监本”，新版为“亲监本”。明朝在南京和北京均设国子监，都刻印了二十一史，因而又有“南监本”和“北监本”的区别。

公使库本，两宋地方官府动用公使库钱刻印的图书。

经厂本，明代司礼监所辖经厂刻印的图书。多《五经》、《四书》、《性理大全》等常见古籍。特点是书品宽大，字大如钱，但由于主持其事的是宦官，因而校勘不精，错讹较多。

内府本，明清两朝宫殿刻印的图书。明内府刻书主要是经厂本，清内府刻书多殿本。内府刻书往往不惜工本，讲究形式，但清内府本校勘亦精。昭连《啸亭杂录》续录有内府刻书目录。

殿本，清康熙间，于武英殿设修书处，乾隆四年（公元1739年）又设刻书处，派亲王、大臣主持校刻图书，所刻之书称为殿本。殿本校刻精致，纸墨上佳，堪与宋刻本相媲美。所刻《明史》、《通典》、《通志》、《文献通考》等书，一向被列为清刻善本。

聚珍本，清乾隆年间选刻《四库全书》珍本，武英殿采用活字印刷，共刻木活字25万余个，乾隆定名为“聚珍版”，所印图书遂称武英殿聚珍本。后来各地官书局也仿聚珍版印书，被称为“外聚珍”，而武英殿活字本被称为“内聚珍”。

书局本，清同治间，由曾国藩提倡，江西、江苏、浙江、福建、四川、安徽、两广、两湖、山东、山西、直隶先后创立官书局，所刻图书称为“书局本”或“局本”。

私刻本，即私人出资刻印的图书，其中不以营利为目的的私家刻书称为家塾本或家刻本。自宋代以来，私家刻书持续不衰，有的以室名相称，如宋廖莹中“世彩堂本”，余仁仲“万卷堂本”，明范钦“天一阁本”，毛晋“汲古阁本”，清纳兰性德“通志堂本”，鲍廷博“知不足斋本”，黄丕烈“士礼居本”；也有以人名相称，如宋“黄善夫本”，明“吴勉学本”。

坊刻本，历代书坊、书肆、书铺、书棚刻印的图书。坊刻本以营利为目的，刻印较差，往往校勘不精，惟宋代坊肆刻书，如临安陈氏、尹氏书籍铺等，所刻图书与官刻本、家塾本不相上下。

流传情况：

根据流传情况和珍贵程度，古籍又可分为足本、节本、残本、通行本、稀见本、孤本、珍本、善本等等。

足本，内容完整无缺的图书。

节本，因原书篇幅过巨，刻印时只节取其中一部分，或是因为其它原因予以删节，称为节本或删节本。

残本，指内容残缺的图书。古籍在流传过程中，由于各种原因造成残缺，有的仅是缺卷、缺册，经过抄配，仍能补全；有的残缺过甚，只能作为他书的配本。一般说来，残本较足本的价值要降低很多。

通行本，指刻印较多、流传较广、年代较晚的古籍版本。

稀见本，刻印较少，流传不多的古籍。如明刻方志，历代族谱、家谱，均不多见。

孤本，世所仅见的古代图书，往往不见于诸家著录，如明《永乐大典》。国内仅存一部的书则可称为“海内孤本”，如宋刻30卷本《五臣注文选》。

珍本，写刻年代较早，流传很少，研究价值较高的古籍，通常指宋元刻本，内府写本，有史料价值的稿本及名人批校本。

善本，最早是指校勘严密，刻印精美的古籍，后含义渐广，包括刻印较早、流传较少的各类古籍。由于历代藏书家中，善本肯定是旧本，那些抄写、刻印年代较近的只能是普通本，如晚清藏书家丁丙在其《善本书室藏书志》的编例中，规定收书范围是：1．旧刻、2．精本、3．旧抄、4．旧校。他按照那个时代的标准，将旧刻规定为宋元版书，精本为明代精刻。依据这一划分，随着时间的推移，收藏家心目中的善本年代界限也日益后移。民国时期，明刻本渐渐进入旧刻行列，20世纪中期以后，乾隆以前刻本全都变成了善本，甚至无论残缺多少，有无错讹，均以年代划界。实际上，真正的善本仍应主要着眼于书的内容，着眼于古籍的科学研究价值和历史文物价值。1970年代末，《中国善本书总目》开始编纂，在确定收录标准和范围时，规定了“三性”、“九条”，这应该是对善本概念的一个完整周详的表述：

（1）元代及元代以前刻印或抄写的图书。

（2）明代刻印、抄写的图书（版本模糊，流传较多者不在内）。

（3）清代乾隆及乾隆年以前流传较少的印本、抄本。

（4）太平天国及历代农民革命政权所印行的图书。

（5）辛亥革命前在学术研究上有独到见解或有学派特点，或集众说较有系统的稿本，以及流传很少的刻本、抄本。

（6）辛亥革命前反映某一时期，某一领域或某一事件资料方面的稿本及较少见的刻本、抄本。

（7）辛亥革命前的有名人学者批校、题跋或抄录前人批校而有参考价值的印、抄本。

（8）在印刷上能反映中国印刷技术发展，代表一定时期印刷水平的各种活字本、套印本，或有较精版画的刻本。

（9）明代印谱，清代集古印谱，名家篆刻的钤印本（有特色或有亲笔题记的）。

晚清末期，皕宋楼是赫赫有名的人文地标。当时，中国有“四大藏书楼”，分别是浙江湖州的皕宋楼、江苏常熟的铁琴铜剑楼、山东聊城的海源阁、浙江杭州的八千卷楼。

而皕宋楼藏书的受损，自然让世人叹息痛心，其与敦煌遗书遭劫，并称为中国文化的两大惨重损失，让中华儿女无不扼腕叹息。

皕宋楼，清末陆心源的藏书楼，以丰富藏书、珍贵文献、大气藏书楼建筑受到收藏界尊崇。但不幸的是，藏书楼在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被日本人趁火打劫搬空，藏书存于日本三菱集团静嘉堂文库。

同治年间，嗜书如命的陆心源，先后购买了宜稼堂部分藏书，严元照芳椒堂、汪氏芝芸书会、福建陈征芝带经堂、乌程刘桐瞑琴山馆等名家秘本藏书。

光绪八年（1882年），陆心源藏书已达15万卷之多，他将藏书分门别类，保存在毕生经营的皕宋楼及十万卷楼、守先阁内。

陆心源临终留下遗言“训勉诸子，以努力读书勿负国家所给恩惠，且以著作未尽刊刻为念”，并“训嘱诸子保守好藏书，勿令散失”。

而陆心源之子陆树藩，在苏州任候补道时已家道衰败，缺乏资金与精力来管理藏书以及接待至先阁查阅资料的学子们的费用，但陆树藩为恪守父训，依旧多方寻求藏书的保全之道。

陆树藩从寻求清政府帮助，到退而求其次向地方寻求保全，都没有得到答复。在失望之余，他只得登报声明，如果有藏家能建新楼，他则将私家藏书集中赠予，但依然没有回复。

光绪三十年（1904年）后，陆树藩为偿还债务，卖掉了上海的一些不动产后，尚有余欠，在此他不得不考虑藏书的出路问题了。

日本学者岛田在江南游历时，得知陆氏困境便下决心将书购至日本，他串通日本藏书家岩崎弥之助等，极力怂恿陆树藩将书转售日本，一方面又努力在日本联系买主，终于三菱财团谈妥。

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4月，他以118万元从陆树藩手里将皕宋楼、十万卷楼、守先阁三处藏书全部买走，运归日本，藏于东京骏河台的静嘉堂文库。

当一直致力于购买皕宋楼藏书的张元济带着多方筹措来的10万元赶到湖州时，看到的只是空空的书架和满地的废纸标签。

事后，张元济写到“每一追思，为之心痛”，多年后在致梁启超的信中还说：“昔年皕宋楼藏书将散，弟初入商务，力有未逮，致被流入海外，至今引为憾事”。

国宝回归，自然就成了一大难题……

当皕宋楼藏书卖给日本三菱集团静嘉堂文库的消息传遍大江南后，愤闷的文人恨道：“异域言归，反不如台城之炬、绛云之烬，魂魄犹长守故土也”。

日本过去的藏书，珍惜随唐钞本，不太看重宋元本；而四部之中，只注意经、子二部，尤其是集部宋元刊本更为缺乏，而至此其所藏中国古代刻本始称完备。

日本得到皕宋楼藏书后，其国内学者们大喜过望 ，奔走相告，岛田翰在《皕宋楼藏书源考》中说满意说过：“予知今日所获，倍蓰于昔日所失也，然则此举，虽曰于国有光可矣”。

近来有关学者就日本收购皕宋楼藏书的性质做了分析和研究认为，这是一种在特殊情况下的文化掠夺行为。

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制定的有关规定，稀有手稿和古版书籍，有特殊意义的（历史、艺术、科学、文学等）古书、文件和出版物，不论是单本或整套的都属于禁止进出口文化财产之列，各国应采取一切适当措施禁止并防止在这些领土内非法进出口文化财产和非法转让其所有权。

我国政府也颁布了有关法规充分证明 ，在当时特殊的历史背景及国际关系下，日本岩崎家庭名义上购买皕宋楼的行为其实是一种文化掠夺。

看看这些藏书国宝……

我国雕版印刷始于唐代，唐及五代流传下来已寥寥，宋代版刻事业颇为发达，刀法精细，字体遒劲，而且校订精审，学术价值非常高；宋本继承宋金遗风，也有不少精刻遗世：明刻校订粗陋，错漏甚多。因此，宋元刻本，尤其是宋刻本，一向被藏家视为珍宝。

光绪八年（1882年），陆心源藏书《皕宋楼藏书志》120卷，藏书15万卷，其中宋刊200余种，元刊400余种。藏书来源十分广泛，有100多家旧藏，几乎涵盖当时江南地区大小藏书家，且多是辗转得到，可见陆心源收藏古籍之不遗余力。

皕宋楼藏书一大特色就是，它拥有一批中国明清方志、丛书和家谱族谱，该书楼藏有中国各类方志、丛书4000余种，家谱族谱860余种，方志几乎包括当时中国所有的重要府县，所以其研究价值不可估量。

如今，日本静嘉堂文库仍然是日本收藏汉籍宋元古本最丰富的著名图书馆，而皕宋楼藏书的加入成为其中的关键因素。

1992年，日本出过一本《静嘉堂文库宋元版图录》，剔除当时误判的部分而成，该图录中皕宋楼藏书宋版书占88%左右，元版书占81%左右。

据此推断，静嘉堂文库的灵魂-宋元古本部，就是皕宋楼藏书的精华。我们当时不甚关注的国宝，在他国被视若珍宝后，才知它的可贵，悔之晚矣呀。

（文中来自网络，如侵则删）

我不知道国内是如何的。。但是日本这种对著作权啥的严格规范地执行的国家，很少能在网上免费看到图书。虽然说好像法律规定，50年后解禁，所以50年前的书应该不属于版权约束范围内，但是图书馆这种公益场所，本来就不挣钱，靠着国家的税收来经营的地方，不可能有多余的人力和无力把书上传到网上。。。何况，传了，因为不是自己的版权，也不能进行收费，费力不讨好

国会图书馆我只去过一次，书虽然全，但是事儿特别特别多

有些书连外借都不行，只能在他们那里复印。。。。。。

当然了，照相更不行。。。

人类社会自从出现文字后,便出现了承载文字的书写材料。书写材料的变化，影响了装帧方式的演变与更新。唐末至两宋时期为中国书籍装帧方式从卷轴装发展至册页装的重要变革期。那么深受唐宋影响的日本的典籍装帧与唐宋的不同呢？

一、中国典籍装帧的主流演变及宋版装帧的方式特点

中国的书写材料发展至竹木简后，出现了与之并行的材料——兼帛。帛书的装帧方法可以理解为与简策书相似，称为“卷轴装”，唐与唐之前的典籍主要为这种装帧形式。帛书上下设有边栏，模仿简策书的编绳,两行文字之间绘有竖线，类似于两简之间的间隔缝。卷轴装在书尾装一木轴,以轴为中心，从后往前卷起,并在中心系绳带防止散开。造纸术的发明与运用逐渐取代了竹木简和廉帛,但传统的手写方式及卷轴装装帧方式仍然盛行。

二、日本平安时代的典籍装帧历史及其形式

平安时代主要包含“唐风文化”“国风文化”以及“院政期文化”三种文化类型。在装帧历史方面,因不同阶段文化的影响，出现了卷轴装、粘叶装、缀叶装、大和缀等主要装帧方式，这四种装帧方式同为日本装帧史从卷轴装向册页装转变的重要代表。

三、从装帧形式、历史渊源探究两国典籍装帧方式的异同

奈良末期至平安初期,文学、绘画、佛典等以卷轴装为主,日语称“卷物”“卷子本”，施有绘画的称为“绘卷物”。目前,日本最古老的绘卷物为平安末期的《源氏物语绘卷》，因文字与绘画两者交叉式出现于同一卷轴内，也被称为“交互绘卷”。

比较两国的卷轴装,可以得知,受遣唐使制度的影响，平安初期尚属于唐风文化,日本以唐盛行的卷轴装为模板学习其装帧方式。但因现存遗物有限、装帧方式相似度较高,所以关于卷轴装，该时期两国的差异难以断定。即使至桃山、江户时代,卷轴装改为册页装的事例也不为多见，卷轴装一直使用至19世纪末。此外,平安初期旋风叶、经折装不如卷轴装普及度高,在日本,经折装主要用于石碑的慕刻和拓本，也不排除用于佛典及习字的写本,与我国在使用领域略有不同。

综上所述，平安初中期，主要收集唐、北宋时期的典籍并学习效仿其装帧方法，又因雕版印刷尚未出现普及，仍为以手写本为主的昌盛期,这一点是影响两国装帧方式不同的关键原因。比较敦煌遗书的装帧方式后可以断定,日本册页装帧方式的粘叶装、缀叶装及大和缀,毫无例外是以唐、五代时期的手写本和宋版装帧为基准发展而成的产物，并非日本原创的装帧方式。

晚清、民国年间中国古籍流入日本的一个重要时期，它构成了近代中日文化交流的一个重要侧面。一般来说，近代中日书籍交流之路的打通当在甲午战争之后。进入20世纪，逐渐形成了一定的规模。这一时期，内藤湖南、田中庆太郎、长泽规矩也是三位有代表性的来华访书学人。

当然有到过了！不过却不是特定的、能说出‘张三、李四’这样名字的具体的人，而是成千上万的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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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文字方面，最起码在公元3世纪的邪马台国时代，日本就已经有懂汉字、甚至能写表文的人了。但正式把文字和儒学传到日本的则是在应神天皇时期，这为文化使者就是传说中百济国的王仁。王仁是百济国派去的，他随身带了《论语》十卷和《千字文》一卷，这十一卷书籍均为中国典籍。

现在学术界对是否有王仁其人尚存争议，但在王仁之前很早的时候，朝鲜半岛的乐浪郡就居住着王姓汉人豪族，百济国建立后，人用中国汉人担任文化教育方面的职务是完全可能的。而当时，日本队百济在政治上处于优势地位，把这些有文化的汉人从百济接到日本是非常正常的事。我想，就算‘王仁’这个人不一定真的存在，但他这样的文化传播者应该还是有其很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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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东渡，我想中国人知道最多的应该是徐福度日吧！据说徐福东渡带去了3000童男童女，按此说法再加上百工以及船夫，这个数字远远超过了3000。

按照一条戈船能载3百人计算，至少需要十余艘，按照一条大翼船载1百人计算，则需要三十余艘。这些船在海上不可能连在一起，随着对马暖流、风向等的影响，应该有些船被打翻沉入海底，有些漂到了其他地方，有些则到了日本。

就像蒲公英一样，这些人应该最终在好几个地方登陆了，而不可能只是到了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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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秦人东渡日本的记录在日本的古籍中略有记载，比如《日本书纪》钦明元年载“八月，······召集秦人、汉人等诸蕃投化者，安置国郡，编贯户籍。秦人户数总七千五十三户”。这些人中应该包括了在日本出生的秦人后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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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直接到日本的中国人，还有人是从朝鲜半岛渡日的，尤其是公元前108年，汉朝在朝鲜设立了乐浪、临屯、玄菟、真番四郡后，汉人迁居朝鲜半岛者日益增多，其中不少工匠通过半岛南端前往日本，而日本也有意识地派人到半岛去招收汉工匠。《日本书纪》雄略纪中就记载：雄略大王派欢因知利与弟君等，一同前往新罗、百济等国，让半岛诸国贡献‘巧者’（即工匠）。最后从百济带回‘手末才伎’。百济所贡的这些工匠，很多都是汉工匠及其子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