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市场上出售古籍书，较为盛行，但唐、宋、元、明等朝代的古籍书已是凤毛麟角，难以见到，故大多数均为清代或者民国时期的书籍。

对于如何鉴别清代版本古籍书的问题，根据笔者多年来的一些实践体会，有如下几点以供参考。 对清代书籍的版别要有所认识，其大致可分内府刻本、官刻本、私刻本、坊刻本等四大类别。内府刻本主要指武英殿刻本；官刻本主要指各省、府、州、县学校、书院刻本；私刻本主要指私人刻书；坊刻本指书坊刻本，如苏州扫叶山房，扬州文官堂、宁波群玉山房，安徽屯溪茹古堂、金陵奎璧斋等等。 对清代书籍的特征要有所掌握清初刻本多有明代遗风，字形长方、横细竖粗。如顺治刻本《甲申集》、《梅村集》。康熙以后多为硬体字和软体字。硬体字即仿宋体；软体字即写体，如《板桥集》、《绿窗遗稿》、《杨太后诗》等。 对清代书籍的纸张要有所了解。其多为开化纸、棉纸、黄榜纸、毛边纸、毛太纸等，颜色呈暗黄，纸质柔软耐久。 对清代书籍的版式要有所辨别。一般多为左右双边，也有四周双边、单边。多白口、少黑口，装帧大多为线装。 总之，对清代版本书籍的鉴定方法除上述几方面外，还应注意书的作者及成书年代是否相符，也是鉴定清代古籍书是否属真本或仿本的重要一环。

国家图书馆网上有一批免费历史学数据库，网址是 http://wwwnlcgovcn/newgj

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导航：把线装书局的排印本《中国古籍善本书目》数字化，总数据量达29万余条。

·甲骨世界：国图珍藏甲骨35651片，此库包括甲骨元数据3764条，影像7532幅。

·碑帖菁华：现有元数据23000余条，影像29000余幅。

·敦煌遗珍：IDP数据库，包括中国国内散藏敦煌文献联合目录和研究论著目录数据等等。

·西夏碎金：收录馆藏西夏古籍书目数据125条，馆藏西夏古籍原件影像近5000拍。

·数字方志：收有1949年前纂修的6868种古旧地方志类图书，跨越明清和民国三个朝代。

·年画撷英：国图收藏4000余幅年画作品，此库现有元数据278条，影像278幅。

·民国专栏：收有民国图书15028种，民国法律8117种，民国期刊4350种，影像全文浏览。

·中华古籍善本国际联合书目系统：收录三十余家海内外图书馆所藏古籍善本，数据有两万多条，配一万四千余幅书影。

·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汉籍全文影像数据库：东洋文化研究所将所藏中文古籍4000余种，以数字化方式无偿提供给中国国家图书馆。

商务印书馆

商务印书馆成立于1897年，是中国历史最悠久的现代出版机构，与北京大学同时被誉为中国近代文化的双子星。

商务印书馆以编印新式中小学教科书为主要业务，1897年在上海创办，创办人为夏瑞芳、鲍咸恩、鲍成昌、高凤池等。初为合伙经营的小型印刷工场。1901年改为股份有限公司，资本增至五万元，张元济入股，并主持编译工作。1903年建立印刷所、编译所和发行所，改为中日合办，资本各十万元，引进日本先进印刷技术。翌年编印《最新国文教科书》，数月间风行全国。此后，陆续编印修身、算术、史地、英语等教科书，兴办师范讲习班、附属小学、养正幼稚园及函授学校，还出版各种中外文工具书、刊物和学术著作。1907年在上海闸北宝山路建成印刷总厂和编译所新址。1909年将编译所收藏古籍善本和参考书籍的图书馆定名为涵芬楼，后改名为东方图书馆，对外开放。1914年初清退日股，资本增至一百五十万元，职工达七百五十人，成为国内最大的集编辑、印刷、发行为一体的出版企业。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中，总务处、编译所、印刷总厂和东方图书馆等被日军焚毁。随后，企业得到部分恢复。抗日战争前夕，在长沙建设印刷厂，往香港和西南地区疏散存书和机器。抗战爆发后，总管理处迁到长沙，后移至重庆，抗战胜利后迁回上海。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五十三年间，除了以编印教科书为主要业务外，还陆续出版了《辞源》、《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中国人名大辞典》、《中国医学大辞典》等大型工具书，《东方杂志》、《小说月报》等重要刊物，整理影印了《四部丛刊》、《丛书集成初编》、《续古逸丛书》、《百衲本二十四史》等大型古籍，还出版了严复、林纾等人翻译的著名外国小说和学术著作。全盛时期在北京、香港设有印刷分厂，先后在全国各地和新加坡、吉隆坡等八十三个地方设立分馆，在国内外颇负盛名。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商务印书馆迁址北京。1958年以后，根据国家出版方针的规定调整了出版范围。现主要编译出版外国哲学、社会科学方面的学术著作，编纂出版中外语文工具书以及研究著作、教材、普及读物等，出版《中国语文》、《方言》、《英语世界》等期刊，在读者中有良好影响和声誉。一个世纪以来，以开启民智、昌明教育为己任，竭力继承中华文化，积极传播海外新知，成为“一个很重要的文化教育事业单位”，是“全国优秀出版社”。

商务印书馆设有25个部门，控股一个合资出版机构——商务印书馆国际有限公司。在职员工260人。

商务印书馆年均出版图书、音像制品等700余种。100多年来，共出版各类书刊4万余种。代表性出版物有《辞源》《现代汉语词典》《新华字典》《新时代汉英大词典》、《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故训汇纂》、《四库全书》（影印文津阁本）、“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400种）“世界名人传记”（40种）“中国文化史知识丛书”（100种）“商务印书馆文库”(50种)及《英语世界》、《中国学术》杂志等。有不少品牌书刊相继荣获国家图书奖、国家辞书奖和国家期刊奖。

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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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务印书馆于1897年2月11日创立于上海，至今已走过了近110年的历程。它的创立标志着中国现代出版业的开始。一百多年来，商务印书馆从最初一个小小的印刷作坊，逐步发展成为现当代中国首屈一指的出版和文化机构，历经沧桑、默默耕耘，人才荟萃、名家辈出，至今出版各类书刊近5万种，为开启民智、昌明教育、普及知识、传播文化、扶助学术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得到几代国家***的重视，正如陈云同志所说，“是一个很重要的文化教育事业单位”。

以张元济、夏瑞芳为首的老一辈出版家，平地为山、艰苦创业，为商务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早在商务创立不久就成立股份公司，并从此先后延请高梦旦、王云五等一大批杰出人才，开展以出版为中心的多种经营，实力迅速壮大，编写大、中、小学等各类学校教科书，编纂《辞源》等大型工具书，译介《天演论》《国富论》等西方学术名著，出版鲁迅、巴金、冰心、老舍等现当代著名作家的文学作品，整理《四部丛刊》等重要古籍，编辑“万有文库”“大学丛书”等大型系列图书，出版《东方杂志》《小说月报》《自然界》等各科杂志十数种，创办东方图书馆、尚公小学校，制造教育器械，甚至拍摄**等。极盛时期，商务有员工5000多人，在海内外设有分馆36个，各类办事机构1000多个，所出书刊占全国60%以上，创造了中国现代出版业的诸多第一，成为当时亚洲最大的出版机构，在海内外铸造了商务印书馆的这个民族出版业最著名的品牌，成为堪与北大媲美的文化重镇。从这座文化重镇里，走出了一大批杰出人物，陈云、张元济、茅盾、陈叔通、周建人、胡愈之、王云五、郑振铎、叶圣陶、蒋梦麟、竺可祯、黄宾虹、袁翰青、陈翰伯、陈原……这些光辉的名字都写在了商务的史册上。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日寇侵华，国难不息，商务也饱受兵燹，两度惨遭破坏，艰于维持。但是，在百般艰苦的环境下，商务坚持“为国难而牺牲，为文化而奋斗”之精神，依然举起文化抗战和国家复兴之大旗，与各界人士共同努力，出书不辍，奋斗不歇。

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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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后，商务积极完成公私合营改造，并1954年迁至北京，在中央的大力支持下开始了新的奋斗历程。1958年，全国出版社业务分工，商务承担了翻译出版国外哲学社会科学和编纂出版中外语文辞书等出版任务，逐渐形成了以“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世界名人传记”为代表的翻译作品，和《辞源》《新华字典》《现代汉语词典》《英华大词典》等为代表的中外文语文辞书为主要支柱的出版格局。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近10年来，在汉译世界学术名著和辞书两大支柱之外，商务人锐意进取，积极、稳妥地开拓新的出版领域，比如大力扶持出版国内学者的原创性学术研究，出版传播国内学者的一流研究成果；针对青少年和大众读者，开发素质教育读物和文化普及读物；与哈佛商学院出版公司合作，翻译出版哈佛商学院的畅销经管图书；成立商务印书馆世界汉语教学研究中心，旨在以学术研究带动对外汉语教材研发，把中心建成世界汉语教学精品图书的研发基地和出版基地。以开启民智、昌明教育为宗旨，秉承普及知识、传播文化、扶助学术的出版理念，商务不追风，不逐利，踏踏实实为海内外读者服务、为广大学人服务，出版规模不断扩大。近些年陆续出版的《现代汉语词典》第5版、《故训汇纂》及“新华”系列汉语辞书，“新时代”“精选”“牛津”“朗文”等几大系列外语辞书，影印文津阁本《四库全书》、商务印书馆文库50种等大型原创学术著作，以及“汉译世界学术名著”10辑400种、《蓝海战略》等哈佛经管图书150种，等等，都深受海内外亿万读者的欢迎，成为图书市场上商务代表性品牌。有100多种精品书刊相继荣获国家图书奖、国家期刊奖等省部级以上重要奖项。一直以来，商务在出版行业处于领军地位，始终有较大的影响力，目前是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中国书刊发行业协会、中国编辑学会、中国辞书学会、中国版权保护协会等行业团体的副会长单位。

为了长远发展，商务在人才队伍建设、信息化建设、开拓经营领域以及国际合作等方面，都下了很大力气，已经形成业内较强的竞争力，奠定了可持续发展的坚实基础。现有正式员工275人，其中，90人拥有硕士、博士学位，97人拥有副编审以上高级职称，学术水平和专业素养较高。一批年轻人走上管理岗位，成为业务骨干，促进了管理队伍和技术队伍的年轻化、知识化。商务在出版行业内较早利用新兴的计算机和网络技术，实施全面、系统的信息化建设，开发了在国内出版界领先的辞书语料库及编纂系统、门户网站、管理信息系统，正一步步实现生产、管理、销售的自动化、网络化。此外还积极开拓与出版业务相关的经营领域，目前成立并控股北京群益物业公司、北京商易华信息技术公司、北京涵芬楼书店有限公司等经营性机构，在上海、太原、长春、武汉、南京等地开设专卖店等，在多种经营上迈开了坚实的步伐。商务有着良好的国际合作关系，不仅与香港、台北、新加坡、吉隆坡等地的海外4家商务印书馆进行经常性的业务交流，而且还合资成立并控股了一家出版机构——商务印书馆国际有限公司。此外，商务还与牛津大学出版社、朗文出版公司、拉鲁斯出版公司、哈佛商学院出版公司以及小学馆、斗山东亚出版公司等世界著名出版机构保持着密切的合作关系。版权贸易活跃，每年引进和输出图书200多种。

现在，商务年出图书800种左右，其中新书350种左右，重印书450种左右；此外还出版《英语世界》《汉语世界》杂志及《中国语文》《方言》等重要学术期刊20种，以及部分音像制品。据近几年开卷图书市场调查报告显示，在全国图书零售市场上，商务出版的中外语文辞书处于绝对领先地位。2005年全年出版码洋54亿元，利润超过5000万元。各项指标在全国综合性出版社中均位居前列。

可以说，经过改革开发20多年来的努力，商务印书馆现在已经成为风格比较突出、特色比较明显、文化底蕴比较深厚、发展势头比较稳健、在中国现代出版史上拥有独特地位、在海内外具有广泛影响的一家著名出版单位。

商务印书馆现隶属于新组建的中国出版集团，正以崭新的姿态迎接我国文化体制改革和出版体制创新的机遇和挑战。

商务之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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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务印书馆是中国第一家现代出版机构，在中国出版史乃至文化史上创造了诸多第一，择要列之如下：

出版第一部语法学学术专著——《马氏文通》（1898）；

出版第一部中英文对照排版印刷的英语教科书——《华英初阶》（1898）；

出版大陆第一部英汉字典——《商务书馆华英字典》（1899）；

第一个使用纸型印书（1900）；

第一个系统地介绍西方学术论著（1902）；

第一个使用著作权印花（1903）；

第一个作为文化企业引进外资（1903）；

第一个作为民间企业聘请外国专家和技师（1903）；

第一个系统地编印出版《最新教科书》等近现代中小学教科书（1904）；

第一个创办《东方杂志》等一系列现代意义的杂志（1904）；

第一个采用珂罗版印刷（1907）；

出版第一部由中国学者自己编纂的双语辞典《英华大辞典》（1908）；

第一个采用电镀铜版印刷（1912）；

第一个使用自动铸字机（1913）；

第一个采用胶版彩色印刷（1915）；

出版我国第一部以语词为主、兼及百科的大型现代语文辞书《辞源》（1915）；

出版我国第一部专科辞典《植物学大辞典》（1917）；

成立我国第一个中资**机构——活动影戏部（1918）；

生产制造我国第一部汉字打字机（1919）；

制作我国第一部动画广告片《舒震东华文打字机》（1919）。

商务印书馆对文化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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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务印书馆是我国现在所有出版社中资格最老的出版社。它不是我国最早的出版社，在它之前还有很多，竞争中都被淘汰了。开始时它是个小印刷厂。当时正值甲午战败之后，人心思变，出版事业发展。同时代人杜亚泉说，当时“维新同志，皆以编译书报为开发中国急务，而海上各印刷业皆滥恶相沿，无可与谋者，于是咸踵于商务印书馆”。指出了商务成功的关键是讲究质量，因为办事认真，讲信用、保质量，所以南洋公学代校长兼译书院长张元济辞掉公职到这个小印刷厂主持编译工作，从此商务兼营出版。张元济进商务后，陆续进用高梦旦、杜亚泉、蒋维乔、庄俞等一批反对科举有志于维新的年轻人。他们都将富国强兵、复兴中华的希望寄托在未来一代，他们兢兢于小学、中学课本以及词书等学习用书的编写。他们的认真，使出版物获得成功，又注意经营管理，企业就站住脚并得到发展。敬业乐事的精神和注意经营管理代代相传，成为传统。它几十年服务于人民的文化需要，几十年服务于积累文化，对社会有一定贡献，所以建国后，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在1952年6月指定商务印书馆为中央一级出版机构，这在私营出版业中是仅见的。公私合营后它在党和政府直接领导下，更加兢兢业业，为社会主义两个文明建设努力工作。在近现代出版史上它努力为人先，开创性活动极多，影响深远。这儿罗列其什一，以见其贡献。

出版社第一个建立编辑部的是商务印书馆。中国出版事业虽然源远流长，但其文字工作都是一个人说了算，没有编辑部一说。商务印书馆初创时是印刷厂，兼出一些书，也同样没有编辑部，由创业人之一鲍咸恩先生兼做文字工作。经理夏瑞芳经常向人请教，怎样使出版业务发展，知道要有一批学者。当时与商务印书馆有业务往来的南洋公学译书院，其院长兼代校长、维新人士张元济苦于公学学监、美国人福开森事事牵肘使得无法办事。夏瑞芳与张元济在两年多的业务交往中建立了个人感情，1900年夏先资助张办《外交报》，次年夏建议张对商务投资，进而顺理成章地1902年张辞南洋公学职进商务。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张元济通过朋友蔡元培等聘请了一批各有专长的新派人士进商务，成立编译所。编译所的成立使商务在同业中占有绝大优势。又有高梦旦从事协调，破除文人相轻的陋习，各人发扬专长，又互相切磋，书稿质量自高于同业。商务自此继印刷后在出版上也站住了脚；同业也纷纷仿效，推动了出版业的进步。

近代小学教科书是商务印书馆最早推出的。我国社会的近代形态，基础教育兴起很晚。戊戌时仅康有为《幼学通议》中提到，他是依据《礼记•学记》原则，谈不上近代教育。辛丑“新政”，清廷“令多设蒙养学堂”，同时规定“教法当以四书五经纲常大义为主，以历代史鉴及中外政治艺学为辅。”教育目的仍是和科举衔接。有志之士进行了改变教育目的的活动，商务印书馆是重要的一环：它提供了近代基础教育第一批课本。最早是1902年6月由杜亚泉编写的《文学初阶》，共6册供3年用。它全部用儿童身边常见的浅近事物做认字课文和内容。如第一课，生字为“大小牛羊”4字，再组成：“大牛、小羊、大小、牛羊”4词作课文。八十课后出现简单句，如“牛负车、牛耕田、桃开花、竹生笋”。第三册开始穿插各科浅近知识，伦理修身，激励发愤读书学艺以振兴中国。后续各册有声光化学，中外史地人物。对道光以还割地“赔款”多有议论。这是第一本同科举教育割断而讲究国民素质教育的课本。1904年2月商务印书馆又推出小学《最新国文教科书》。这套课本由张元济、高梦旦、蒋维乔、庄俞共同编写，一反历来启蒙读本由一人写的作法。很多关于它编写认真的佳话至今流传。这本书编写认真，影响十分深远：蔡元培当时是旁观者，他叹为观止，说这本书的认真，改变了整个出版业编书草率的风气。这套课本开创了沿用至今的用楷体字排课文和每课都在一个展开面上，并附丰富的插图的作法。这套课本出版后，一直受到学生和家长、老师的欢迎。

我国第一部近代词书——《辞源》。我国的词书起源很早，但千余年来一直分为3个互不照应的体系：《尔雅》、《说文》和韵书——名物、文字和语音。而且主要环绕四书五经，脱离人们生活。《康熙字典》虽在-一定程度上将字的音、形、义结合解释，但它仅顾及字而还不懂复音词，只收列极少一部分复音词作为字(单音词)的义项无规律地安排在某个单字下；而且主要是专有名词。如“仓山”在“仓”字下：“河津”(龙门)在“津”字下，“天一星”在“一”字下。晚清复音词随着西学进入大量产生，没有一本词书搜集、解释，阅读书报常生误会。商务印书馆编译所高梦旦、陆尔奎有鉴于此，发愤编纂一部集词汇、单字、语音、释义于一书，熔旧学新知于一炉而检索方便的词书。陆、高二位于1908年开始与20多位编辑编写4年后完稿，发现词书释义中引文有因循类书而脱漏、多字——自古词书引文衍夺是常事，《康熙字典》这类问题仅影响字义的就有2600多条。他们硬是再添人全部重查原书，又花了3年时间才发排，于1915年出版。正是由于认真，后来中华书局《辞海》出版，虽后来居上，并不能压倒它，80多年经过修订，现在还在发行。

《辞源》在词书编纂上至少在3个方面具有开创性。首先收录了大量近现代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应用技术词汇。其次规定了这些复音词以第一字列于该单字后，便于检索。第三，单字义项严格以单音词所含意义为限，即严格以词为单位释义。第二、三两个原则至今为所有汉语和汉外词典所遵循。

世界词书销售量之最。《吉尼斯世界记录》在1980年版中说，它的这本书各种文本各年累计发行量已达到3200余万册，是世界书籍发行量之最。这个版本传到我国后就有人撰文指出它是夜郎，它的发行量远远落后于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新华字典》。当时《新华字典》销售量已达8000万册。《新华字典》是魏建功等5位语言学家商定体例编法，由魏建功率领一批词书工作者精心编成，是以质量上乘。1970年周恩来总理又指示由北京大学文科各系、中国科科学院、商务印书馆、北京市教育系统抽调人员讲行修订，总理不仅多次具体指示，克服修订工作人员中普遍存在的怕被人说右的顾虑，还在百忙中亲自审读修改稿并作改动。当年，《新华字典》修订本全国各省市造货4000万册；以后每年分区造货量在1000一1500万册左右；至今累计发行量已在25亿册左右。这个数量在古今中外无数词书中是绝无仅有的；即使以人均占有量，世界上也没有第二本词典可望其项背。

中国第一部规范词书——《现代汉语词典》。汉语是我国的主要语言，它有许多差异严重的方言，妨碍不同地区人们的交往。历代政府除了秦始皇“书同文”统一了字的写法，读音和词义始终没有统一。新中国建立后，有了规范语言文字的条件，大规模的经济、文化建设也提出了这个要求。这就有了《现代汉语词典》的编纂。必须推广普通话。周恩来总理指出：“学习普通话光靠耳朵和嘴巴是不够的，学了容易忘记，必须有一套标音符号，用来编印拼音的读物和注音的字典，供学的人随时查考。”1956年2月6日周恩来签署总理命令：“为了帮助普通话的教学，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应该在1956年编好以确定语音规范化为目的的普通话正音字典；在1958年编好以确定词汇为规范目的的中型现代汉语词典。”中共中央宣传部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确定由编辑、排校、出版词书经验最丰富的商务印书馆担任该词典的出版任务。并决定正音字典与词典合在一起。1959年初稿完成，商务印书馆从审稿角度提出意见修改后在1960年出版“试印本”向专家征求意见。各地专家意见汇总后经过修改1965年印出“试用本”送审稿。1973年开始对“试用本”进行修订。由于“四人帮”干扰，1978年才正式出版。至此，我们国家才有了第一部规范词书。这部词典由吕叔湘、叶圣陶、丁声树、李荣等专家审读，具有相当高的学术水平。它的科学性无愧于促进汉语规范化的任务，出版后享有极高声誉，去年又出版了修订本；前后10多年总共出版3000万部，在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选题民主之最。商务印书馆出好书，它的功夫从选题开始。1903年10月它就开始实行“编译所会议”制度，从根本上保障了出好书。一百年中，选题民主程度必有不同，但做好做差在出书上大体都获得反映。做得最好，当推1958年独立建制后和1979年重又独立建制后。当时前后两位总编辑都享有国际声誉，他们都极尊重他人，发扬学术民主。1958年独立建制时，4年前三联书店牵头已制订了一个翻译外国哲学、社会科学著作长远规划，商务接手后，总编辑仍然亲自出马，在北京、上海、南京、武汉等地学术界广泛征求意见，再制订出短期规划和长期规划。“文革”结束后继续这一做法，而且学科范围扩大至全部选题内容，包括中外语文和词书。不仅范围扩大，也更加细致，多一个来回：先登门征求专家意见，汇总后再请专家会议确定，称“规划会”。已进行过4次。名著都是有定评的，还有什么意见可征求不一定!哪些应先出，哪些可晚些；哪本书请谁译最合适；用哪个版本最好；国际上有些什么动态，这些听听专家们意见不是更好吗在这样的规划基础上确定的选题计划，绝无商业味，自然经得起检验，符合读者的需求，前几年社科书订数普遍滑坡时，商务版的名著受影响比较小，年年有1/3重印。像这样的选题民主是仅见的。

（原载《中华读书报》1997年5月7 ）

香港商务印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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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商务印书馆成立于1914年，一直致力推动中国文化和教育，主要出版历史文化画册、经典著作、语言学习及语文工具书和教科书等。2007年10月22日，商务印书馆(香港)有限公司举行110周年馆庆酒会。

商务印书馆国际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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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务印书馆国际有限公司是由北京商务印书馆、商务印书馆（香港）有限公司、台湾商务印书馆股份有限公司、商务印书馆新加坡分馆、商务印书馆马来西亚有限公司于1993年共同投资的国内首家综合性合资出版机构。

商务印书馆国际有限公司致力于促进和加强中外经济合作与文化交流，采用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管理方法，出版面向海内外的语言工具书，知识性丛书、华人学校教科书以及弘扬中华文化的书籍；经营中外文学书刊和与文教有关的声像制品（包括电子出版物）的出版、发行、印刷和销售。近年来，公司先后出版了《最新高级英汉词典》、《新编汉语教程》等精品图书和“中华文明系列”光盘以及《〈英语世界〉100期精华》、《全唐诗》和《百衲本二十四史》光盘等电子出版物，深受中国大陆和海外华人读者的欢迎。

商务馆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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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丈之松

陈原集张元济、茅盾、叶圣陶句成歌

昌明教育平生愿，故向书林努力来；

此是良田好耕植，有秋收获仗群才。

世事白云苍狗，风涛荡激，

顺潮流左右应付，稳度过滩险浪急。

论传天演，木铎启路。

日新无已，望如朝曙。

敢云有志竟成，总算楼台平地。

从今以后更艰难，努力还需再试。

森森兮千丈之松，矫矫兮云中之龙。

言满天下兮百龄之躬！

近代以来，宋、元、明版的书价格都偏高，一部宋版的《孟子集注》价值500金。据《古玩指南》介绍，光绪末年的一般宋版书，每页要50到60银元，那个时候大概10个银元就可以买一亩地。30年代末期，傅增湘曾经过目一部宋版的《孟东野集》，价格是5000银元，他还看过一部《楚辞》，价格是8000银元，傅增湘曾花一万多元买了一部宋代孤本《周易正义》，民国时期一万大洋是天价，相当于几所房子的价钱。我们再与瓷器做个对比，《古玩指南》中指出，雍正的粉彩过枝五寸官窑大盘在民国时期的价格是200块大洋。即使是最贵的谷月轩的京彩瓷杯子，一只也就是500块大洋。

▲《古玩指南》

我们即使不讲学术地位，不谈社会影响，仅就价格、经济角度来谈，古籍善本也是高价位、高层次。现在古籍善本没有达到这个地位，说明古籍善本所蕴藏的经济潜力远远超过瓷器、书画、玉器，因此现在投入古籍善本的收藏是一个良好时机。

▲《古玩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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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籍善本在今天的收藏市场上尚属冷门，与瓷器、书画、玉器在受欢迎程度以及价格上相比尚有很大差距。但这并不能说明，今天的古籍收藏没有地位，其实古籍收藏蕴含的巨大的价值还远远未被呈现出来。刘建业先生认为，现在这种未热将热的时候，恰恰酝酿了古籍善本收藏大爆发的契机。

在民国前期的政治和文教领域， 活跃着一位前清翰林傅增湘。 他曾任民国教育总长，开中国女子教育之先河； 他慧眼识书，广聚天下古籍； 他以校勘古籍为己任，一生校书800种； 他提携徐悲鸿，助其出国留学； 他奋力挽救《平复帖》，使其免于流失海外； 他忠贞爱国，拒绝奔赴台湾； 他大爱无私，捐出毕生所藏！ 傅增湘（1872-1949），光绪二十四年（1898）进士，近代著名的教育家、藏书家、版本目录学家、考古学家，曾任民国教育总长，故宫博物院图书馆馆长。 鲁迅曾说及这位教育总长时表示：「 ” ‘F总长’是藏书和考古的名人，是深通‘高等做官学’的”。 《周易正义》1函4册 螺纹纸 民国 双鉴楼本 林语堂在《京华烟云》第十三章中这样描述他：「 ”傅先生，名叫增湘，消瘦，留着小胡子，可真是个想象高强才华出众的学者！他的两个癖好是游历名山大川，搜集并编辑古书。后来，他在大学讲版本学——他是公认的版本学的权威——他坚持要躺在沙发上讲，学生们看着这位瘦高的老头，都怀有无限的敬意。” 傅增湘无论是在藏书、校书方面，还是目录学、版本学方面，都堪称一代宗师。 坐拥书城 傅增湘旧藏《桐城吴氏古文读本》 钤印「 ”江安傅增湘收藏书画金石印” 1872年，傅增湘出生于四川省宜宾市江安县一个书香门第。光绪二十四年（1898）中进士，选入翰林院为庶吉士。1916年，傅增湘收得端方（清末大臣、金石学家）旧藏宋绍兴二年两浙东路茶盐司刊本《资治通鉴》，与祖遗元刊本《资治通鉴音注》相配，便将藏书之所命名为「 ”双鉴楼”。 傅增湘藏 宋版《资治通鉴》 1917年12月，傅增湘任北洋 教育总长。一年半内，总统一易，总理三易，傅增湘的教育总长牢而不动。 纂图互注杨子法言十卷 汉（成都）扬雄 撰 元刻本 1918年，傅增湘定居北京后，取苏东坡「 ”万人如海一身藏”诗意，自号为「 ”藏园居士”。 1919年五四运动，傅增湘不堪忍受北洋 追究蔡元培责任，逮捕陈独秀、张国焘等人的 行为，毅然辞职。后受聘故宫图书馆馆长，以收藏图书为乐，大量搜访古籍。 纂图互注杨子法言十卷 汉（成都）扬雄 撰 元刻本 除经常于北京琉璃厂、隆福寺等著名书肆浏览翻阅外，傅增湘对荒摊冷肆也都加以注意，不时专赴苏杭等地访书。他的薪水除生活费用之外，全部用以购书。有时缺少资金，往往借债收书，或卖旧换新。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他热心于收书，犹如「 ”蚁之集膻，蛾之扑火”。这样日积月累，收藏日渐丰富。 史记卷四十七 汉（夏阳）司马迁 修 北宋刻递修本 据统计，傅增湘一生共藏宋金本古籍150种4600余卷，元版古籍95种3700余卷，明清版古籍20余万卷。 校书之癖 增刊校正王状元集注分类东坡先生诗卷十四 宋（眉山）苏轼 撰 （乐清）王十朋 集注 宋建安虞平斋务本堂刻本 傅增湘坐拥书城，并不是仅仅满足于占有和鉴赏，而是出于对古籍特有的挚爱和校书之癖。 古文献学家余嘉锡先生曾在《藏园群书题记继集·序》中说，傅增湘「 ”聚书数万卷，多宋元秘本及名钞、精椠，闻人有异说，必从之假读，求之未得，得之未读，皇皇然如饥渴之于饮食。暇时辄取新旧刻本，躬身校仇，丹黄不去手，矻矻穷日夜不休。所校都一万数千余卷”。 增刊校正王状元集注分类东坡先生诗卷十四 宋（眉山）苏轼 撰 （乐清）王十朋 集注 宋建安虞平斋务本堂刻本 傅增湘自己也说过：「 ”独于古籍之缘，校仇之业，深嗜笃好，似挟有生以俱来，如寒之索衣，饥之思食，如无一日之可离。灯右仇书，研朱细读，每日率竟千行，细楷动逾数万，连宵彻旦，习以为常，严寒则十指如锥，煇暑则双睛为瞀，强自支厉，不敢告疲”。 增刊校正王状元集注分类东坡先生诗卷十四 宋（眉山）苏轼 撰 （乐清）王十朋 集注 宋建安虞平斋务本堂刻本 到了晚年，傅增湘天天伏案校书，即使在严寒的冬天和炎热的暑夏，他也坚持工作，不肯间断。他认为：校书是对人类文明极有益的一件大事，庄子说，「 ”不为无益之事。”人生在世，总要为人类做有益的事，怎么能虚度此生呢 通鉴纪事本末卷二十二 宋（建安）袁枢 撰 宋宝祐五年（1257）宋宗室赵与筹刻大字本 以上文字，确是傅增湘勤奋校书的真实写照。他一生校书一千多部，一万六千多卷，堪称民国以来校勘古书最多的人。曾经轰动一时的《过云楼藏书》，就是他受顾鹤逸之邀，前往苏州过云楼校对顾氏所藏古籍善本。由于顾鹤逸不准傅增湘老先生记录笔记，每晚回到酒店，傅增湘只能凭记忆将一天所过眼古籍记录下来，让人不得不佩服他的博闻强记。 提携徐悲鸿 年轻时的徐悲鸿 傅增湘出任北洋 教育总长期间，与徐悲鸿的一段交往被传为佳话。 当时，徐悲鸿携带自己的作品来访，请求傅增湘帮助他取得留法公费。傅增湘与徐悲鸿素不相识，但在面谈和看了徐的作品后，认为他极有才华，又是寒士，表示一定帮忙。然而第一批留法公费名单发表时，徐悲鸿的名额竟被权势挤占。傅增湘得知后很气愤，徐悲鸿也以为受了愚弄，来信严词责问。傅增湘对徐的心情十分谅解，告诉他此次已无力挽回，但他决不食言，一定给徐深造机会。 徐悲鸿留法期间 不久，第二批公费留法名单下来，傅增湘即把徐列入。徐悲鸿原以为第一次已被人顶替，又严词责问过傅先生，肯定再没有希望。直到名字发表后，他才相信傅先生是真正爱惜人才的，并亲自前往致谢。徐悲鸿成名归国后，专门拜访傅增湘，提出要为其画像，以表心意。画成后，傅傅增湘设宴致谢，席间徐悲鸿向客人们谈及此事，一时传为美谈。 徐悲鸿《傅增湘肖像》 此后，凡徐悲鸿在北京，每年必来探望傅增湘，双方成为挚友。徐悲鸿作的傅增湘画像是其油画肖像中的得意之作，傅增湘曾用彩色精印数百幅，分赠友朋。 挽救《平复帖》 陆机《平复帖》 《平复帖》是西晋著名文学家陆机书写的一封信简，为我国存世最早的书法真迹。此信的首行中有「 ”平复”两字，故名「 ”平复帖”。 傅增湘跋《平复帖》 当年，《平复帖》为恭王府所藏。1937年，溥心畲先生丧母，欲出让《平复帖》以办丧事。一些清朝遗对《平复帖》易手表示惋惜，怕像恭王府出让的唐韩干《夜照白图》那样流失海外，托傅增湘向溥心畲致意此帖为祖传，还是留在本族为好。 《平复帖》上张伯驹跋中可见其尊称傅增湘为「 ”傅沅叔年伯” 傅增湘回应大家说，「 ”张伯驹怕此帖流失海外，早有收购之意。另，心畲世兄对《夜照白图》事总有覆水难收的歉疚，曾说，‘我邦家之光已去，此帖由张伯驹藏也好’，并且回绝了出高价的画商。”傅增湘还对大家说，「 ”此帖易手木已成舟，让价大洋4万块已经议定，请大家不要为此事太伤感。”此事经傅增湘从中斡旋，《平复帖》最终易手张伯驹，免遭流失海外之祸。 捐赠藏书 1944年春，73岁的傅增湘突患脑血栓，半身瘫痪，卧病在床。傅家的生活日渐窘迫，在以后的日子里，傅增湘的藏书，除为更新流通有少量售出外，还有一批为维持生计而不得不出售。他在给友人的信中提道：「 ”藏书不能终守，自古已然。吾辈际此乱世，此等身外物为累已甚。兼以负债日深，势非斥去一部分不可。” 南宋版《洪范政鉴》书影 身染重病时，傅增湘自知不能再进行校勘，遂首先将自己16万余卷古籍捐赠北京图书馆，并遗命家人将其珍藏捐献。 1948年，国民 中央研究院选首届院士，傅增湘初为人文组提名人选。为此，胡适曾两度拜访傅增湘于病榻前，转致 之意，愿以专机护送其全家及全部藏书赴台湾，并保证其一生生活无虞。傅增湘不为所动。 胡适 解放之初，周恩来总理曾派人持函探望重病中的傅增湘，遗憾的是未及相见，他已于1949年10月20日病逝于北京，安葬于北京西郊福田公墓，享年78岁。 傅增湘旧藏 宋刻本《乐府诗集》 现国家图书馆藏 1950年，傅增湘的长子傅忠谟将480部（约3500册）藏书和傅增湘生前所用文具28件捐赠北京图书馆（现为国家图书馆），其中包括宋刊本《资治通鉴》等。这些书经他用善本精校，图书馆极为重视，已全部列为善本，编入1959年出版的《北京图书馆善本书目》之中。另有一批古籍计34万余册捐赠故乡四川，现藏于重庆图书馆和四川大学。 责任编辑：子曰 来源网络，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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