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流失到境外的中国文物约164万件，分散在全世界47家博物馆，而海外民间的收藏预计是馆藏的10倍。据中国文物学会统计，从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因战争、不正当贸易等原因，超过1000万件中国文物流失到欧美、日本和东南亚等国家及地区。大英博物馆是收藏中国流失文物最多的一个博物馆，其收藏中国文物的历史可追溯到1753年建馆时期，目前收藏的中国文物多达23万件，长期陈列的约有 2000件。从远古石器、商周青铜器、魏晋石佛经卷、唐宋书画，到明清瓷器等。

英国伦敦的大英博物馆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规模最宏伟的综合性博物馆，也是世界上规模最大、最著名的世界四大博物馆之一。

其中，中国陈列室（中国馆）就占了好几个大厅，中国文物被大英博物馆视作最重要的收藏之一，总数多达23000余件，珍品如山。

大英博物馆收藏的中国文物包括了中国整个艺术类别，跨越了整个中国历史

有新石器时代的石器，仰韶文化时期的彩陶，商周时期的青铜器，秦汉的铜镜，汉代的漆器，北朝的造像，南朝的青瓷，唐三彩，宋代的钧窑瓷器，元代的青花花瓶，明代的掐丝珐琅等。

很多文物都是绝世珍藏，中国历史上各个文化登峰造极的国宝在这里皆可见到，且可谓门类齐全，美不胜收。

民谚云，贼偷三次不穷，火烧一次全光。在中国历史上，发生过很巨大的火灾，每一次火灾都是一次毁灭性的损失。尤其是那些直接焚毁典籍的大火，几乎毁掉了大半个中华文明，给文化传承带来断层和巨大的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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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有哪些直接焚毁典籍的大火？焚毁的典籍又有哪些？我们一起来梳理下。

1、秦始皇焚书大火、项羽火烧阿房宫：先秦诸子百家大部分著作被焚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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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始皇焚书毁灭了先秦的许多典籍，包括各个诸侯国史官记录的历史，诸子百家的大部分著作，都被付之一炬。

虽然汉时秦国的典籍留有一部分备份，但后来项羽入咸阳，又放了一把火烧了阿房宫，将秦宫之内收集的那些部分也付之一炬。这样一来先秦的典籍基本就损失殆尽了。

到了司马迁写史记的时候，可用的史书基本只有秦记了。历史幸好有了司马迁。

2、梁元帝大火焚书，焚毁华佗医学典籍，后世医学损失惨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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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元帝为了当皇帝一度投靠西魏，后来西魏进攻梁都城江陵，梁元帝知道大势已去。

书呆子梁元帝这时有了个大彻大悟：认为读书无用。便将自己收集的包括南朝的那些著作付之一炬，其中包括大量的史书，甚至有华佗的医学典籍，最有名的是《青囊书》。华佗的医学典籍这的焚毁，损失堪称无可估量，如果华佗的医术能流传下来，那中国的医学研究会有更大的发展。

3、南京明故宫自燃事故，南宋到元末大部分历史记载焚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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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初，明太祖朱元璋将元朝的典籍都收集到了南京明故宫，这些典籍的数量巨大，包括了从南宋时期到元末的所有史书，还有明实录，存放在现南京明故宫遗址外的房子里。

南京的天气历来以炎热著称，加上种种不明原因，书库发生了自燃，导致了一场大火，一直烧了两天两夜，库房中的大量书籍被烧毁。

4、乾隆焚书，历史上焚书之最，余万卷典籍焚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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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乾隆皇帝即位之后，大兴“文字狱”的同时，编纂《四库全书》。然而，在编撰这部冠绝古今的丛书的同时，编纂书籍的文士依照乾隆的旨意，将收集而来的书籍中那些诋毁清朝的书籍全部挑出焚烧毁灭，有些与时政无关的典籍也未能幸免于难。

据统计，清朝乾隆皇帝所下令焚烧的书籍多达71万卷，为中国历史上焚书之最。

根据日本有关作家的统计，《源氏物语》中引用中国古典文学典籍185处，涉及著作20余种，其中白居易的诗47篇，106处。

具体体现在：

在贵族以写汉字为荣，他们将写汉语认为是一种有文化的体现；

源氏在培养紫姬的过程中对紫姬的作诗习字非常重视，写诗被认为是一种美好的品质，视之为当时的风雅；

《源氏物语》中，对白居易诗歌的引用相当的多，涉及47篇；紫式部入宫做女官奉命讲解汉籍古书，其中就有《白氏文集》；源氏之母桐壶更衣受宫中其他妃嫔迫害，最终哀怨而死，用《长恨歌》的诗句来渲染悲剧命运；

《源氏物语》中，还引用有《古诗十九首》，包括刘禹锡、陶渊明的诗句；

唐朝音乐对日本影响很大，如作品第八回中的《春莺啭》是其皇宫保留节目，还有很多乐曲如《青海波》《广陵散》《喜春月》等；

《源氏物语》引用的中国古典典籍包括《老子》《庄子》《韩非子》《列子》《战国策》《礼记》《论语》《史记》《汉书》等；

引用“指鹿为马”等中国古代典故；

唐绘对日本绘画有很大的影响。书中绘画中的女性面容丰满、一副多福相，是中国唐代杨贵妃式的理想美人形象；

小说中经常拿中国和日本对比；

汉风俗对《源氏物语》 的影响，包括居室、服装、节日、娱乐、装饰、熏香、织物等方面，如卷中写到“源氏公子的居处觉得很像中国式样。四周风物，清幽如画。一切简单朴素，别有风味”等，绢绸、服饰、熏香、书写纸、家具等生活文化也在《源》中有所体现。

中国文物流失海外的数量究竟有多少这恐怕是一个谁也无法准确回答的问题。但可以确定的是，那是一个极其庞大的数字，大得足以让国人心惊肉跳，大得足以让世人瞠目结舌。更值得国人关注的是，在这些巨大的数字中，属于历史上数次被侵略者掠夺的文物珍品所占比例越来越少，建国后，特别是近20年以来流失的文物越来越多。

记者长时间跟踪国内外一些比较可靠的文物资料库，对境外中国文物藏量较大的博物馆及它们所藏文物的来历，作了较为系统的调查与统计，结果如下：

英国各大博物馆、图书馆共收藏中国历代文物约130万件，大多数是在近代殖民主义时期被侵略者从中国非法劫掠流落海外。其中，大英博物馆收藏中国书画、古籍、玉器、陶器、瓷器、青铜器、雕刻品等珍稀国宝有3万余件，流失海外的中国古代绘画精品几乎都在馆中。这些文物珍品涵盖了近7000年中国历史，其中许多都是从未面世的孤品。如：为历代宫廷收藏珍品的东晋顾恺之的《女史箴图》唐代摹本、初唐宗室李孝斌之子左武卫大将军李思训的《青绿山水图》、宋初江南画派代表人物巨然的《茂林迭嶂图》、北宋三大家之一的陕西画家范宽的《携琴访友图》、号称龙眠居士的安徽人李公麟的《华岩变相图》、宋大文豪苏轼的《墨竹图》。此外，还有商代青铜双羊尊、西周康侯青铜簋、邢侯簋、敦煌壁画、汉代玉雕驭龙、唐代黄玉坐犬等，这些也都成为了该馆的镇馆之宝。

法国各博物馆、图书馆收藏中国历代文物约260万件，这些文物均是在近代殖民主义时期从中国非法掠夺所得。卢浮宫博物馆羁留中国文物达3万件以上，其中原始社会的彩陶器、商周青铜器、瓷器的收藏量达6千多件。其分馆吉美博物馆还收藏中国文物数万件，占该馆馆藏文物总数一半以上。其中历代陶瓷器12万件，居海外博物馆中国陶瓷收藏之首。此外，巴黎等市立博物馆的中国文物收藏数量均与卢浮宫不相上下。法国国立图书馆收藏敦煌文物达1万多件，包括北魏的绢写本、隋朝的金写本、唐代的丝绣本、唐代金书、明万历刻本、大清万年地图、圆明园的40景诗绢本等。其中敦煌书画的三种唐拓本均为孤品、稀世珍宝。

日本拥有1000余座大小博物馆，共收藏中国历代文物近200万件之多，绝大多数均为八国联军入侵北京和日本侵华战争期间，被日本侵略军劫掠出境。仅东京国立博物馆一家，就藏有中国历代文物珍品9万余件。其中珍品、孤品不计其数，远远超过中国国内的普通博物馆，如南宋著名画家马远的《寒江独钓图》，至今仍羁留其中;此外，分别存放于日本不同博物馆的王羲之《妹至帖》、《定武兰亭序》、《十七帖》、《集王圣教序》，还有前凉时代的《李柏尺牍稿》，也都是难得一见的稀世文物珍品。据中国政府统计，自1931年到1945年抗日战争结束，被日本掠夺的文化财产共1879箱，破坏的古迹达到741处，被抢中国文物多得无法估计，仅战后日本方面自己统计的数字就有360万件。

在其他国家，还有太多太多的中国文物了……

《永乐大典》是清朝永乐年间，由2000多名学者花费5年时间完成的世界上有史以来最大的百科全书。《永乐大典》一共有一万多册，字数达到了惊人的37亿字，估计一个人想全部读完一辈子时间可能都是不够的。那《永乐大典》中到底包含了哪些内容呢既然是百科全书肯定是什么方面的内容全部包含其中了，所以对我们了解古时候的文化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永乐大典》如今保存下来的并不是很多。大部分都被销毁或者流散海外了。

先说说《大典》的正本与副本

《永乐大典》是明成祖朱棣命太子少师姚广孝和翰林学士解缙主持，三千多人参加，历时四年，于永乐六年(1408年)修成的大型类书，参与编校、誊写圈点者三千余人，辑入古今图书七八千种，包括经、史、子、集、释藏、道经、戏剧、平话、工技、农艺等，搜集极为宏富。至永乐六年(1408年)冬成书，全书目录六十卷，正文22877卷，装成11095册，总字数约在37亿字左右，赐名《永乐大典》。

《大典》成书于南京，书成后未能刻板，只抄写一部，永乐十九年(1421年)朱棣迁都时，命令撰修陈循将文渊阁藏书每种挑选一种，共装100柜及《大典》正本一起运至北京皇宫。《大典》到京，贮于文楼，其他100柜图书则暂存左顺门北廊。正统六年(1441年)，文渊阁建成，于是将左顺门北廊的书运入阁中，《大典》则仍贮文楼。正统十四年(1449年)南京文渊阁不幸失火，《大典》所据原稿及所藏其他图书均付之一炬。自此，《大典》遂成孤本。

《大典》由于种种原因，从成书起，便束之高阁。《野获编·补遗》记载：“(明成祖)多修马上之业，未暇寻讨，列圣亦不闻有简阅展视者。”有明一代277年，历16帝，其间除明孝宗为使自己长命百岁，曾将《大典》所辑金匮秘方书录给太医院外，只有明世宗“按韵索览，几案间每有一、二帙在焉”。

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北京宫中失火，奉天门及三大殿均被焚毁。世宗怕殃及附近的文楼，严令将《大典》全部抢运了出来。为了预防不测，他还决定重录一部副本。此事搁置了几年，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秋，才召选书写、绘画生员109人，正式开始抄绘。重录前，世宗与阁臣徐阶等经周密研究，制订出严格的规章制度，誊写人员早入晚出，登记领取《大典》，并完全依照《大典》原样重录，做到内容一字不差，规格版式完全相同，每天抄写三叶，不得涂改，也不允许雇人抄写。这样最大限度地保留了正本的原貌。

重录工作在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十二月朱厚熜辞世时尚未竣工，到隆庆元年(1567年)四月才算大功告成，共费时五年。

明亡后发现，永乐正本已不知下落，正本去了哪里后人不断推测，主要有以下几种不同的看法：

一是随明世宗殉葬于永陵说。因为在明代帝王中，曾阅读过《永乐大典》的，仅孝宗、世宗两人。世宗对《永乐大典》“殊宝爱之”，所以正本极有可能殉葬于永陵。在明代，生者所爱书籍殉葬不乏其人，如上世纪山东发掘鲁荒王朱檀墓时就有《黄氏补千家集注杜工部诗史》等典籍。而明永陵的宏伟超过明代诸陵，以其建筑规模，也存在殉葬《大典》正本的可能。但嘉靖四十五年十二月朱厚熜逝世，次年隆庆元年三月办完丧事，而《大典》录副工作到四月份才告结束，没有正本录副就无法进行，永陵说疑问重重。

二是有研究认为她藏于皇史宬夹墙。著名历史学家、山东大学教授王仲荦先生等认为修成于明世宗嘉靖十三年(1534年)的皇史宬，大殿墙壁奇特，东西墙厚35米，南北墙厚61米，为建筑中所罕见。《永乐大典》正本有可能藏于皇史宬夹墙内。

三是郭沫若等先生大典毁于明亡之际的看法，认为明末，正本付之一炬。更具体一点，正本是被李自成率领农民起义军焚毁了。起义军在占领北京42天后被迫撤离，撤走时，曾放火焚烧宫楼。

四是毁于清朝乾清宫大火一说。据《鲒埼亭集外编》记载：雍正间，《永乐大典》副本由皇史宬移藏翰林院，全祖望在翰林院看时发现有缺，于是猜测正本“乃知其正本尚在乾清宫中，顾莫能得见者。”到清末，缪荃孙不但承袭此说，还进一步发挥：“嘉庆二年(1797年)，乾清宫一场大火，正本被烧毁了。”有的学者指出这没有根据。因为乾隆曾清理宫藏图书，所有善本全部集中乾清宫旁的昭仁殿。但是《永乐大典》有1万多册，如正本在乾清宫是极易被发现的，《天禄琳琅书目》中未编入《大典》，证明正本当时并没有藏在乾清宫中。

目前我们见到的《永乐大典》都是嘉靖年间抄录的副本，正本在哪里是否还在天壤之间，由于史籍没有明确记载，我们不妨寄一线希望，某一天我们还会见到她。

第二个问题我想让大家认识《大典》的副本

《永乐大典》副本迄今四百余年，经历兵燹火厄，人为偷盗等，不完全统计，散落在国内外的《大典》仅有400册左右，继续搜寻，不排除天壤间还会有新的发现。

既然《大典》副本是按正本原样重录的，正本已不存在，就让我们介绍一下副本的版本情况：

载体材料

纸张：《大典》使用的是以桑树皮和楮树皮为主要原料制成的皮纸，当时北方习惯称为白棉纸。因“其纵纹扯断如棉丝，故曰‘棉纸’”。(明宋应星《天工开物》)这种纸在嘉靖前后产量很大，纸质洁白柔韧，是印书的佳选。藏书家们习称“白棉纸本”。《大典》本用纸厚度为012毫米的白棉纸。

墨：明代以徽州墨最著名，产量也大，以黄山松烟加多种配料制成，销售全国。程氏、方氏等徽墨商世代经营，驰名海外。朱墨则以朱砂矿物质制成，颜色经久不褪。

字体插图

字体：除标题首字用多种篆、隶、草体书写外，正文为楷书台阁体。明清时对科举试卷文字，要求端正整齐，大小一致。所以生员和经过科考任命的馆阁、翰林院官员都擅长这种字。明代楷书一般横竖撇捺都比较张扬，不甚拘谨，有宋元遗韵。明末以后，受董其昌影响，字体追求圆润，馆阁体字日渐平庸。《大典》字体端正整齐，而有洒脱精神，实为写本精品。

插图：《大典》中各类插图包括人物故事、博古器物以及宫室建筑、园艺花木、山川地图等，用传统白描线条笔法，人物景象，生动逼真，工致精美。嘉靖录副时，也由画工以原图摹绘而成。因此，这些插图是宋元和明初画家们的绘画作品的遗存，在绘画史、书籍插图史方面也极具价值。

栏格版式

全书为手绘朱丝栏本，框高355厘米，宽235厘米，四周双边。八行，大字单行十四五字，小字双行不顶格28字。版心上下大红口，红鱼尾。上鱼尾下题“永乐大典卷×××”，下对鱼尾之间题叶次。其边栏、书口象鼻、鱼尾都系手绘，《大典》用纸需数十万张，手绘栏格也是大工程。有推测，如果不用工具既慢又不齐，可能是用薄板将边栏、书口处镂空，加以固定，再在板上用笔刷上红色而成，栏内的直格是另一次完成，中国古代卷轴制度的写本多打乌丝栏格，据说也有专用的笔床。书内文字，正文为墨色，引用书名及书口文字用红色。断句用红色小圆戳钤印，朱墨灿然，便于阅读。

装订形式

《大典》为包背装，即每叶纸，字面向外由中缝对折，书脊先用纸捻订牢，外面用硬纸板裹一整块黄布连脑包装作书皮。装裱后在书皮左上方贴长条黄绢镶蓝边书签，题“永乐大典×××卷”。右上方贴一小方块黄绢边签，题书目及本册次第。每册30-50叶不等，每册多为二卷，也有一卷或三卷的。全书高52cm、宽约31cm。

第三个问题我讲讲《大典》副本的流散

据记载，《大典》嘉靖副本贮藏皇史宬配殿约150年，到清雍正间(1723年—1735年)被移贮翰林院敬一亭。从此这部内府藏书开始被大臣们借阅辑录佚书，从而不断遗失并遭受各种破坏。乾隆三十八年(1772年)修《四库全书》曾利用此书，清查时发现已缺失2422卷，约一千册。此次共从中辑佚书300余种。

嘉庆、道光间修《全唐文》和《大清一统志》时又利用《大典》，这期间由于监管制度不严，又被官员大量盗窃。另外，咸丰十年(1860年)，英法联军侵占北京，翰林院遭到野蛮破坏和抢劫，丢失《大典》不计其数。尤以英侵略军抢掠最多，作为战利品运回该国。光绪元年(1875年)修缮翰林院建筑时，清查所存《大典》已不足5000册。

另据记载，次年翁同龢入翰林院检查《大典》只剩800册。最后是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时，翰林院成为战场，《大典》除战火焚毁破坏以外，再加上人为抢劫，使翰林院所藏副本至此化为乌有。各国侵略者将抢劫的大量财富文物盗运回国，《大典》从此散布在世界各国图书馆和私人手中。国内一些文人书贾也竞相购买收藏，以为奇货可居。这部曾藏于明内府、清官署的万余册《大典》，不到百年几乎是灰飞烟灭。宣统二年(1910年)京师图书馆成立时，教育部只拨交劫余的60册《大典》，作为京师图书馆最初的收藏。

第四个问题我讲讲国家图书馆的《永乐大典》收藏

《大典》的毁灭，不仅是中国学术的重厄，也是世界文化的巨大损失。为搜寻《永乐大典》作出巨大贡献的郑振铎先生在50年前就曾经感慨地说到：假如《永乐大典》全部保存到现在的话，我们对于中国古文学史的面貌是可以看得更完全的。……仅仅就这百存三四的《大典》说来，我们已经可以从那里边得到不少的珍罕而且重要的资料了。

经过国内外学者调查，现藏《永乐大典》400册左右。作为国家图书馆的四大专藏，《永乐大典》在国家图书馆的收藏和保存过程充满了传奇色彩。经过百年的努力搜求，今天，国家图书馆的《永乐大典》数量已达222册，在架书为162册，其中60册暂存台湾。

实际上在清末筹建京师图书馆时，学部就提议将翰林院残存的《大典》移交京师图书馆庋藏，但未得办理。1912年，中华民国政府成立，周树人(鲁迅)任教育部社会教育司第一科科长，主管图书馆、博物馆等部门的工作。在他的建议和努力下，教育部咨请国务院，将翰林院所存《大典》残本送归教育部，交由京师图书馆储藏，获国务院批准。教育部当即派员前往陆润庠处，将64册《大典》运至教育部。除4册置于教育部图书室展览外，另60册送往京师图书馆，这是国家图书馆入藏的第一批《永乐大典》。

京师图书馆在细心整理，妥善保护这60册《大典》的基础上，四处征集，广为搜罗，其间，京师图书馆几易馆名，但大典的收藏工作却从未停止过。到1934年，馆藏《永乐大典》的数量已达93册。

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后，华北局势动荡不安，政府下令古物南迁。北平图书馆先将敦煌写经、古籍善本、金石拓片、舆图及珍贵的西文书籍装箱后存放在天津大陆银行等较为安全的地方。1933年5月，教育部电令北平图书馆将宋元精本、《永乐大典》、明代实录及明人文集挑选精品南迁，以防不虞。接电后，北平图书馆即将包括《永乐大典》在内的善本典籍运往上海，存放于公共租界仓库，并成立国立北平图书馆上海办事处负责管理。在保存下来的装箱单上，可以清楚地看到当时《永乐大典》南运的情况。

1937年“八一三”事变以后，上海沦陷，不久欧战爆发，国内局势进一步恶化，国家图书馆存放在上海的图籍的安全遭到威胁。代理馆长袁同礼先生和上海办事处钱存训先生通过驻美国使馆与美国联系，决定将这批善本再做挑选之后运往美国寄存。选取的三千种书中有60册《永乐大典》。于太平洋战争发生之前运抵美国，由美国国会图书馆代为保管。1965年，这批善本转运台湾，目前暂存台湾。

八年抗战，国难当头，但爱国文化人士抢救、搜集古籍善本的工作一直没有停止过。困居上海的郑振铎先生不停地出入书肆，寻找善本，并和国家图书馆保持联系。袁同礼馆长则四处筹措购书经费。那一段时间收集的善本中有两册《永乐大典》。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党和政府更加重视文化遗产的保护，《永乐大典》的收集也出现了一个崭新的局面。

1951年，苏联列宁格勒大学东方系将11册大典赠还中国政府。文化部接收后即拨交国家图书馆。为纪念这一举动，国图举办了一次《永乐大典》展览，宣传《大典》的价值及其惨遭劫掠的遭遇。展览极大地激发了各界群众的爱国热情。一些爱国人士和藏书单位纷纷将自己收藏的《大典》交由国图集中收藏。

1951年8月20日，周叔弢先生将家藏的一册《永乐大典》无偿捐献给国家并致信国图：“仆旧藏《永乐大典》一册，杭字韵，卷7602至7603，谨愿捐献贵馆，……珠还合浦，化私为公，此亦中国人民应尽之天责也。”几乎与此同时，在张元济先生的倡议下，商务印书馆董事会一致通过，将商务印书馆所属东方图书馆所藏21册《大典》赠送国图。随之，赵元方先生也将家藏的一册《大典》捐赠出来。1958年，北京大学将4册《大典》移送国图。广东文管会也移送3册。向国图捐赠大典的还有张季芗先生、金梁先生、徐伯郊先生、陈李蔼如先生以及赵万里先生。

此后在1954年，苏联国立列宁图书馆又送还我国52册，1955年，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送还我国3册，苏联科学院也通过中国科学院图书馆送还1册。这样67册曾经远离故国的《永乐大典》又回到了祖国怀抱，在国图“团聚”了。

更值得我们感怀的是，在五六十年代，在共和国经济十分困难的情况下，日理万机的周恩来总理对文物的收藏给予了极大的关注，特批专款从香港著名藏书家陈清华手中购回了一批珍贵古籍，其中有4册《永乐大典》。至1965年，馆藏永乐大典达到220册。

大典的收集过程中还有一段富有传奇色彩的故事。1983年，在山东掖县农民孙洪林家中发现了一册《永乐大典》。发现时，这一册《永乐大典》的天头地脚部分已经不存，书里夹着花样、鞋样。幸运的是，当时的农家妇女虽然不识字，但从祖上因袭的敬字惜纸的传统，使这册《大典》得以保存了下来，也可以算做《大典》流传过程中的一件幸事。得知此书的重要价值后，孙家将书送到了掖县文化馆，掖县文化馆将书又转送到国图，国图在收到此书后即由专业修复人员做了复原。这册流落在外多年的典籍终于与其他《大典》聚合了。截至这一年，国家图书馆《永乐大典》的收藏量已经达到221册。

2007年中华古籍保护计划启动，在专家赴上海鉴定第一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时，一个机缘，一册新的《永乐大典》又呈现眼前，在两年后经过运作，即将入藏国家图书馆，这是模字韵湖字一册，与原藏国图的部分可以实现缀合。

《永乐大典》的收集、保藏是国家图书馆善本藏书的一个缩影，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国家图书馆善本书收藏的历史。近百年来，政府的支持、众多爱国人士和关心国家图书馆事业的人们的奔走寻访、国外收藏单位的送还、几代图书馆工作人员的呕心沥血，无一不令人感动。作为国家图书馆的工作人员是一刻也不能忘怀的。

第五个问题是国家图书馆以外的《永乐大典》

除国家图书馆的收藏外，上海图书馆、四川大学、以及英国、日本、德国、美国等国家和地区的公私藏家手中，还藏有近200册《永乐大典》。根据已经了解的情况主要有如下30家藏家：

中国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四川大学图书馆、台湾中央图书馆、台湾历史语言研究所、日本国会图书馆、日本东洋文库、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日本京都大学附属图书馆、日本天理图书馆、日本静嘉堂文库、日本斯道文库、日本大阪府立图书馆、日本武田长兵卫、日本石黑传六、日本小川广己、英国大英博物馆、英国牛津大学图书馆、英国伦敦大学东方语言学校、英国剑桥大学、英国马登、德国汉堡大学图书馆、德国科隆基莫图书馆、柏林人种博物馆、美国国会图书馆、美国哈佛大学图书馆、美国康乃尔大学、美国波士顿图书馆、越南河内远东学院、南朝鲜旧京李王职文库。

我们看到英国、日本藏家更多一些。因为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时，翰林院成为战场，而英使馆与翰林院围墙之间隔不到1米，所以很容易解释为什么英国收藏的《永乐大典》会多一些。在翟兰斯日记中，记载现藏美国国会图书馆的一卷《大典》，就来源于英国。1989年曾在爱尔兰发现五册《永乐大典》的信息，2002年，《永乐大典》600年国际研讨会上还有一册阿伯丁的《永乐大典》扫描件赠送给国家图书馆，也是未见著录的。还有在会上学者透露在纽约公共图书馆也收藏有《永乐大典》。而日本藏《永乐大典》的数量或许是占了地利的因素，东洋文库1920年曾经一次在田中庆太郎的文求堂书店购买了10册《永乐大典》，之后到1943年共六次购入《永乐大典》，总共63卷34册。大约在1940年，东洋文库曾想一次购买刘氏嘉业堂的49册，但因时逢战乱、资金短缺，未能遂愿。通过当时的满铁，将其收藏在了大连图书馆。大战后，它们经过旧苏维埃联邦归还至北京图书馆。也许通过我们的古籍普查，还会有新的发现。

永乐大典存卷现藏情况一览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