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丘明（公元前556～公元前451） 姓丘名明。石横镇东衡鱼村（春秋时鲁国都君庄）人。为炎帝后裔，左丘明博览天文、地理、文学、历史等大量古籍，学识渊博。任鲁国左史官，在任时尽职尽责，德才兼备，为时人所崇拜。

　　春秋左氏传：

　　是我国第一部叙事详细、完整的编年体史书。原名《左氏春秋》、又称《春秋左氏传》，相传为鲁国史官左丘明所著。《左传》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对后世影响很大，不仅在历史著作的撰写方面作出了光辉的榜样，还为散文的叙事，议论和小说、戏剧的题材提供了丰富的养料。

　　《春秋》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编年体史书。

　　《春秋》，是鲁国的史书，记载了从鲁隐公元年(前722年)到鲁哀公十四年(前481年)的历史。它是中国现存最早的一部编年体史书。《春秋》一书的史料价值很高，记载的内容基本是可信的，但是却不完备。

　　在中国上古时期，春季和秋季是诸侯朝聘王室的时节。另外，春秋在古代也代表一年四季。而史书记载的都是一年四季中发生的大事，因此“春秋”是史书的统称。而鲁国的史书的正式名称就是《春秋》。以前曾认为《春秋》一书孔子曾经修订。现在则认为是鲁国的史官所作，与孔子没有关系。

　　《春秋》中的文字非常简练，事件的记载很简略，最初原文仅18000多字，现存版本则只有16000多字。因此古人为此书又写了一些著作，对书中的记载进行解释和说明，称之为“传”。据《汉书·艺文志》记载，为春秋作传者共5家：

　　《左氏传》30卷

　　《公羊传》11卷

　　《谷梁传》11篇

　　《邹氏传》11卷

　　《夹氏传》11卷

　　其中后两种已经不存。公羊传和谷梁传成书于西汉初年，用当时通行的隶书所写，称为今文。左传有两种，一种出于孔子旧居的墙壁之中，使用秦朝以前的古代字体写的，称为古文；一种是从战国时期的荀卿流传下来的。

　　公羊传和谷梁传与左传有很大的不同。公羊传和谷梁传将的是所谓“微言大义”，就是希望试图阐述清楚孔子的本意(作者认为《春秋》是孔子所作。)，因而许多内容太过牵强附会，经不起推敲。而左传则以史实为主，补充并纠正《春秋》中错误或没有记录的大事。而且左传的文学性也很高，因此它的史料价值和影响力都大于公羊传和谷梁传。

人物生平

他喜好儒学，衣著服饰言行举止都依仿儒生。山东的众儒生多附于他。他在位二十六年去世。逝世后谥献，又称河间献王，家居咸阳，修学好古，遇事实事求是。藏书最多。

秦焚书坑儒，典籍湮缺。他凡从民间得一善书，必好写以还，而留其真本，又加金银玉帛赏赐，以招四方之书。由是有旧书者，多奉奏河间王。故得书之多，可与汉官家藏书相等。所得书皆古文及先秦旧书，价值较高。其学举六经，立《毛氏诗》、《左氏春秋》博士。修《礼乐》，精儒学，山东诸儒多从其游。

汉承秦制，到汉武帝时，感到光靠严厉的法制，没有德行的教育，国家难以长治久安。于是，依从大儒董仲舒" 独尊儒术，罢黝百家" 的政治主张，实行忠君爱民的孔孟之道。

然而 "三代之书" 燔炀殆尽，读书之人也凤毛麟角，恢复儒术教育谈何容易。这时，河间王刘德应时而起，"于灰尽之余纂亡散篇卷，仅而复存"。

足迹踏遍鲁燕赵魏，寻寻觅觅为国求书。刘德不畏劳苦，身体力行，凡闻民间有善书者，则亲自前去收求出重金购之，并命人重抄一份留与百姓。对不愿出让者，则好言求之，从不采取强制手段，这在当时的统治者来说，是难以做到的。由此刘德贤名远扬，众多知识分子和百姓，都不远千里，携先祖旧书，前来奉献， 刘德均给予重用和奖费。所得之书，有《诗》、《左传》、《周官》、《礼记》等多达几十种。数量之多，充满楼阁，据载 "其量可与汉朝" 等。

家庭成员 父母

父亲：汉景帝刘启

母亲：栗姬

儿子

河间共王刘不周

兹侯刘明

旁光侯刘殷

距阳宪侯刘

蒌节侯刘退

阿武戴侯刘豫

参户节侯刘免

州_节侯刘禁

平城侯刘礼

广侯刘顺

盖胥侯刘让

沈阳侯刘自为

个人贡献

为整理这些古籍，刘德亲自组织参与。他以名儒毛苌、贯长卿为博士、王定为史丞，又广招天下著名学士，对所得之书进行研究、整理，并在都所西南的滹沱河畔（今泊头市阎家铺村）建造了一所儒学研究院，名曰 "日华宫"，署客所20余间，聚儒学之士上百人，“昼夜不停，校理编辑，写著从各地搜集来的古书"，"群儒个个褒衣雍客，弹冠奋袂"，"日华宫" 每日读经诵典之声琅琅、数里可闻。

刘德整理古籍的态度极为严谨，对所得残缺不全、 字异文非和不同版本者，必组织群儒研讨辨析、勘误订正、精心校理成册。

据传，《毛诗》最早作者是孔子和其弟子子夏，子夏作诗序以授曾中，曾中授李克，李克授孟仲子，孟仲子授根牟子，根牟子授孙卿子，孙卿子授鲁人毛亨，毛亨授赵国毛苌（号称小毛公），毛苌被刘德招为博士，《诗》遂为刘德所得。为与当时流传的《齐诗》、《鲁诗》、《韩诗》相区别，毛苌所传之《诗》冠以 "毛字"，谓之《毛诗》。齐、鲁、韩三诗早已失传，唯刘德之功使《毛诗》流传至今，成为我国注解《诗经》的专著。《左传》相传为春秋时左丘明所著，是我国古代一部史学和文学著作。

汉朝初年，"北平侯张益及太傅贾谊、京兆尹张敞、太中大夫刘公子等皆修写《春秋左氏传》"，贾谊将《左传》授予赵国人贯长卿，人称之为贯公，被刘德招为博士，随将《左传》系统加工整理、校实解释，才成为今古名篇。

经过艰苦的校勘著作，整理出大批的正本书籍，这对于当时书典十分匮乏的汉朝廷真是雪中送炭。史载刘德多次车载《诗》、《书》等古籍应诏入朝。汉武帝刘彻看到刘德带来这么多书籍献于朝廷，十分高兴，每次都要举行隆重的接书仪式，并在 "三雍宫"召见，还询问有关儒学的30多个问题，刘德当场对答如流，论之有据。当时，各诸侯王和重臣们也有献书献策者，但多是一些杂家所论，没什么参考和收藏价值，唯刘德所献之书，才称得上真正的儒家经典，多是 "精品" 。因此，汉武帝对这位同父异母的哥哥十分器重，多次亲自把盏钦命赐酒，并赐金帛奖赏，一时之间刘德贤名传遍天下。

河间王刘德所聚集之诸儒士中不乏对儒家经典研究颇深的大学者，毛苌和贯公为其中之佼佼者。明张岱《夜航船·文学部·诗经传》：“卜商始序《诗》，辕固作传为《齐诗》，申公作训诂为《鲁诗》，浮丘伯授。毛苌作故训为《毛诗》，毛亨授。”毛苌先从毛亨学习《诗训诂传》，后被立为河间国博士，河间王刘德为之建筑君子馆。毛亨所论《诗》传自孔子学生子夏，最合古意。明张岱《夜航船·文学部·毛诗》：“荀卿授 鲁国毛亨作训诂传，以授赵国毛苌。时人以（毛）亨为大毛公，（毛）苌为小毛公，以二公所传，故名《毛诗》。”《鲁诗》亡于西晋、《齐诗》亡于曹魏，《韩诗》亡于北宋，惟独《毛诗》，由于献王刘德建君子馆作为毛苌传经之所，向天下学士广为传讲，得以流传下来，滋育了一代又一代的文人学士。清端木国瑚有诗：“礼士贤王汉古风，昔人已往今人老。传《诗》博士毛公里，筑馆犹闻说君子。”

贯公先从贾谊学《左传》，后被立为河间国博士。其所传《左传》递相传续，直至西汉末年学者刘歆。清张穆《汉河间献王君子馆专歌为仙露同年赋》诗有句：“汉兴荡除挟书律，如日杲杲生于东。三辅邸舍廓有容，IQ金玉错其中。坦坦大河迹神禹厮二渠。献王筑馆河之濒，实说神乐孰《诗》《书》。蒲轮A来呕咦水，河北诸儒为王起。兰陵客死绪示棼，毛贯诸公尽君子。君子几凋零，王功在六经。”毛指毛苌，贯指贯公。“荡除挟书律”，指汉惠帝刘盈废黜秦代禁止民家私家藏书之严苛法律。《汉书·惠帝纪》：“三月甲子，皇帝冠，赦天下。省法令妨吏民者，除挟书律。”唐颜师古注引张晏曰：“秦律敢有挟书者族。”

汉武帝刘彻建元五年（前136年），朝廷设《易》、《书》、《诗》、《礼》、《春秋》五经博士。京师设立太学，由五经博士任教师。博士教授弟子的经书，均用汉朝通行之隶书书写，故称“今文经”。董仲舒是今文经学的创始人，把《易经》阴阳五行学说加以引申、发挥，提出儒学“天人感应”理论和“三纲五常”道德规范。这些理论在当时有利于维护国家大一统的局面和社会的稳定，部分学说受到汉武帝的支持，朝廷于是确立尊儒重书之国策，这对于一心想要振复儒学的河间王刘德来说鼓舞极大。

刘德满怀信心地带上河间国内的儒学研究成果，奔赴长安，进献朝廷。据《史记》记载，刘德来朝时间在汉武帝元光五年（前136）冬十月，武帝在三雍宫召见刘德，向他问策。《史记·五宗世家》裴S集解引《汉名臣奏》：“河间献王经术通明，积德累行，天下雄俊众儒皆归之。孝武帝时，献王朝，被服造次必于仁义。（汉武帝）问以五策，献王辄对无穷。”河间献王刘德在京师长安期间，还和一些儒臣进行过儒学讨论。董仲舒《春秋繁露·五行对》即记载有与刘德的对话，并涉及《孝经》，而《孝经》也是刘德所收集上来的佚书之一。宋末元初著名学者马端临《文献通考·经籍志》转引宋代陈振孙曰：“世传秦火之后，河间人颜芝得《孝经》藏之，以献河间王。”

《隋书·经籍志》记载：汉初，河间献王刘德好古爱学、收集余烬，得而献之《士礼经》，合五十六篇，并记威仪之事。又得《司马穰苴兵法》一百五十五篇，及《明堂阴阳之记》，并无敢于传论之学者。《周官》盖周公所制官政之法，李氏得《周官》进献于河间献王，独阙《冬官》一篇。河间献王购以千金不得，遂取《考工记》以补其处，合成《周官》六篇奏之。汉初，河间献王又得仲尼弟子及后学者所记一百三十一篇献之，时亦无传之者。而又得《明堂阴阳之记》三十三篇、《孔子三朝记》七篇、《王史氏记》二十一篇、《乐记》二十三篇，凡五种，合二百十四篇。戴德（汉代礼学家，字延君，世称大戴）删其烦重，合而记之，为八十五篇，谓之《大戴记》。而戴圣（字次君，世称小戴）又删大戴之书，为四十六篇，谓之《小戴记》。明张岱《夜航船·文学部·乐记》：“汉文帝始得窦公所献周公《大司乐》章，河间献王与毛生采作《乐记》。”

学术研究

从学术上讲，汉朝廷所立之五经博士均讲授“今文经学”。而今文经学按照当时实用政治的需要，穿凿附会地解说儒家经典，属于典型的实用主义政治哲学，学术上有不少值得商榷之处。与今文经学相对的是古文经学，古文经籍是用先秦古文字书写而成的典籍。古文经典书籍的来源主要有二：一是汉景十三王之一的鲁国恭（共）王刘馀“孔壁藏书”，另一便是河间献王刘德所收集之书。汉代学者训诂解释这些古文经籍，从而形成“古文经学”，此即《隋书·经籍志》所载：“汉鲁恭王、河间献王所得古文，（学者）参而考之，以成其学，谓之‘古学’”。鲁恭（共）王刘馀好治宫室苑囿，为扩建宫苑而拆毁曲阜孔子旧宅，从墙壁中发现很多古文书籍。有些孔壁藏书竟辗转流传到河间王刘德手中，据宋元学者马端临《文献通考》记载：“河间献王得《古礼》五十六篇，乃孔壁所藏之书。”宋陈普《河间献王》诗云：“礼乐将兴汉德凉，活麟天把付锄商。《周官》千载埋黄壤，两汉如今几献王。”《周官》一书在地下埋藏千年之后，由于河间献王的缘故而重见天日，其功绩可谓惠及千秋万代。但两汉四百余年的时光，有几位刘氏诸侯王能够修学好古如河间献王刘德那样呢？

刘德收集整理儒学典籍的功绩和他本人在汉武帝京师问策中表现出来的儒学造诣，按理说一定会受到朝臣们的尊敬，也理应得到号称独尊儒术之汉武帝的赞赏。然而，令刘德意想不到的是，武帝对德行与学问兼盛且声著朝野的河间献王刘德却产生了猜忌，并向他发出了严厉的警告。南朝宋裴S《史记集解·五宗世家》记载：“孝武帝艴然难之，谓献王曰：‘汤以七十里、文王百里，王其勉之。’（献）王知其意，归即纵酒听乐，因以终。”汉武帝的意思是：殷商汤王、周文王姬昌，都是由地方方圆七十里与百里的小国之王而夺取天下的古代贤王。汉武帝刘彻这样告诫刘德，其用意当然十分明显：你刘德要谨守诸侯藩王的身份，不得觊觎汉朝神器！这对衷心献书、渴望汉朝儒学昌盛的河间献王刘德来说，汉武帝之言无疑是当头棒喝，精神上受到致命打击。且刘德所献书籍被朝廷有意藏之秘府、暗处仓库而未有发挥作用；所献雅乐虽然也让乐官演习，但并不常为朝廷所引用。心灰意冷的河间献王刘德回到河间封国后，只好纵酒听乐，作秀于朝廷的同时，也麻痹了自己的精神、损害了自身的健康。醇酒美妇，乃伐性之巨斧、刺身之利剑，四个月后，河间献王刘德命归黄泉，享年不足五十！可怜一代贤王抑郁而逝，藩王之楷模从此绝迹。宋王安石《北行过河间》诗云：“北行出河间，千岁想贤王。胡麻生蓬中，诘曲终自伤。好德尚如此，恃材宜见戕。乃知阴自修，彼不为倾商。区区三世家，庙册富文章。教子以空言，得祚果不良。”

从政治学得角度来看，河间献王刘德进京进献典籍与雅乐反遭遇汉武帝冷落，可谓事出有因。从政治哲学上讲，汉武帝好儒也只是用儒学教民，治国之术则三代王道与春秋霸道并用、儒家与法家兼施。汉景帝刘启（汉武帝父皇）“吴楚七国之乱”以后，朝廷加强了中央集权，规定诸侯国只收租税、不管政事，即分土而不治民。汉武帝刘彻有十三个兄弟分封为王（世称汉景十三王），汉武帝都须提防。相比之下，对皇位最具有威胁力的就是刘德。刘德的亲生母亲栗姬家族遭厄运（刘德哥哥、太子刘荣被废后自杀身死、母亲栗姬被打入冷宫）后，刘彻及母系王夫人家族乃既得利益者，刘彻得立太子、母亲王美人被立为皇后。前后境遇差如天地般的变化，使武帝刘彻对河间献王刘德不能不有所戒备。至于其他各位诸侯王，则大多“以宫室相高，狗马相尚”，耽于享乐而不足为患。东汉班固《汉书·叙传》中讲：“（汉）景十三王，承文之庆。鲁恭馆室、江都轻、赵敬险、中山*、长沙寂寞、广川无声、胶东不亮、常山骄盈。四国绝祀，河间贤明，礼乐是修，为汉宗英。”汉景帝刘启所分封的十三位诸侯王中，鲁恭（共）王刘馀（余）好修建宫室楼台、江都王刘非轻浮傲慢、赵王刘彭祖阴险狡诈、中山王刘胜*秽好乐、长沙王刘发寂寞无才、广川王刘越无声无息、胶东王刘寄隐晦愚暗、常山王刘舜骄傲自大，有四国国王因为行为不法而遭诛绝祀。可见汉景帝刘启所封的十三位诸侯王之中，唯独这个河间献王刘德，“夫惟大雅，卓尔不群”，为汉朝宗室之英杰、诸侯藩王之楷模。一千多年以后，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评论道：“王公贵人不好侈靡而喜书者，固鲜矣。不喜浮辩而好正道，知之明而信之笃，守之纯而行之勤者无一二焉。”因此，当汉武帝发现自己的同父异母兄弟刘德有德有才、不同流俗、志向高远时，就有意疏落、压抑河间王，意在敬告刘德，切莫为非作歹。清端木国瑚《献王祠》诗云：“孝景分封尚俨然，汉家难得此亲贤。名王造次称儒者，天子荒唐事列仙。传我遗经刘子政，坏人雅乐李延年。后来一听斑车入，空记河间姹女钱。”诗中提到的刘子政，即西汉经学家、目录学家、文学家刘向，原名更生、字子政，乃西汉楚元王刘交的四世孙。李延年，汉武帝时造诣很高的通俗音乐家，中山人（今河北定州），出身倡伎之家，父母兄弟姊妹通音乐，是以奏乐歌舞为职业的艺人，代表作《佳人曲》。其妹即受宠于汉武帝的李夫人。

史籍记载

《史记·五宗世家》

《汉书·景十三王传》

《资治通鉴·汉纪十》

后世纪念

2015年4月18日，中国首届献王汉文化节暨乙未年献王刘德春祭大典，在献县献王纪念园启幕，吸引了全国数十家媒体关注，数千名群众现场观看。

据悉，本届汉文化节是由献县献王文化研究会、河北献王集团主办。活动以汉文化典学传播为核心，纪念献王刘德的丰功伟绩，呈现华夏古礼面貌，解读汉文化的精髓底蕴。随着编钟和磬声扬起，8名汉服女子衣袂冽冽，一曲汉代献舞翩翩而起，笙乐鼓点声回响半空，念祝官宣布春祭大典仪式正式开始。12位执事持仪仗、宫灯、孔雀扇等礼器缓缓入场，献王集团董事长王占芳，刘德七十六代玄孙刘仲信，著名词作家方文山等作为主祭官、陪祭官及监礼官依次入场，将汉文化节活动在庄重、严肃、厚重的历史文化氛围中推向 。此外，献王集团还邀请方文山为本届汉文化节创作颇具民族风的歌词《献王谣》，并在现场宣读。

习语“问三个问题而不知道”字面意思是问一个问题而不知道任何事情。这个习语是有典故的。这个典故出自《左传》。主要讲述了晋国勾践的军队的故事。一起往下看。

「问三问不知」来自《左传》，

“一问三不知”的典故来自《左传》。相传，公元前468年，晋国的勾践率领军队攻打郑国。齐国害怕强大的晋国对自己造成威胁，就派名将陈暗中帮助郑。有一天，一个部下向陈报告说：“有一个晋军的人说，晋军打算派一千辆战车去攻打我军的营门，把我军全部消灭。”陈勃然色变。部将知道自己犯了错误，于是感慨地说：“君子之计，必有始有终，然后才会有人效仿。

我今天很难进入它。“意思是聪明人在计划一件事的时候，要考虑它的开始、发展、结果，然后上报。但是这三个方面我都不知道，就冲上去举报了。难怪拍马屁拍到了蹄子上就不会有好结果了。

我不知道这是怎么发生的。你为什么不问一问？这“三个不知道”指的是哪三个不知道？

边肖：“一个问题，三个未知”来自《左传哀公二十七年》。据记载，晋国荀尧率军攻打郑国时，荀文子认为自己不清楚敌情，不宜轻举妄动。他说，“君子之计也，先意也。今天不知道。不是很难进吗？”古籍中的这段记载首次提出了“三不知”的说法。荀子讲话的大意是：善人的进攻策略，就是在进攻之前，要很好地了解始、中、终。现在这三个部分我们都不知道，是不是很难？所以从这段话可以理解为“三不知”，就是始、中、终完全不知道。付瑶在《明史《清溪暇笔》一书中的说法也印证了这一点：“俗话说，忙而不知，即不知其始，不知其终。其词涵盖《左传》。”

提问也用来指某些人不愿意透露内心想法或对某些事情不愿意承担责任的冷漠态度，如“有些人总是从一个工作推到另一个工作，出了事就‘问了问题也不知道’。”

学者丁和根解释说，“一问三未知”中的“三”是量词，意为“多”。原因是中国人传统上更注重中庸之道，比如“上下”加一个“中”，“好坏”也加一个“中”，意思是在两极分化中取一个平衡来代表全部或大部分现象。所以很多成语、俗语都用“三”字来表示全部或者大部分的情况。

记载秦朝以前的历史古籍有以下一些：

《史记》、《资治通鉴》和《通志》等后世的通史，对先秦历史皆有记载。

《尚书》、《礼记》、《春秋》、《国语》、《世本》、《竹书纪年》、《穆天子传》等先秦的史籍。

《战国策》、《越绝书》、《吴越春秋》等后世整理和编著的记载先秦史实的著作。

《管子》、《孟子》、《庄子》、《晏子春秋》、《商君书》、《吕氏春秋》等诸子著作中亦有不少史料记载。

以上只是部分记载秦朝以前的历史古籍，还有部分史书未列举出来，如果需查阅全面的历史古籍，可咨询相关历史专业人士或者查询历史类资料。

1、《中庸》

《中庸》是中国古代论述人生修养境界的一部道德哲学专著，是儒家经典之一，原是《礼记》第三十一篇，相传为战国时期子思所作。

其内容肯定“中庸”是道德行为的最高标准，把“诚”看成是世界的本体，认为“至诚”则达到人生的最高境界，并提出“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的学习过程和认识方法。

宋代从《礼记》中抽出，与《大学》《论语》《孟子》合为“四书”。宋元以后，成为学校官定的教科书和科举考试的必读书，对中国古代教育和社会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其主要注本有程颢《中庸义》、程颐《中庸解义》、朱熹《中庸章句》、李塨《中庸传注》、戴震《中庸补注》、康有为《中庸注》、马其昶《中庸谊诂》和胡怀琛《中庸浅说》等。

2、《春秋》

《春秋》，即《春秋经》，又称《麟经》或《麟史》，中国古代儒家典籍“六经”之一。也是周朝时期鲁国的国史，现存版本由孔子修订而成。

《春秋》是中国第一部编年体史书，共三十五卷，是儒家经典之一且为十三经中篇幅最长的，在四库全书中列为经部。记述范围从公元前722（鲁隐公元年）至公元前479年（鲁哀公十六年）。

《春秋》用于记事的语言极为简练，然而几乎每个句子都暗含褒贬之意，被后人称为“春秋笔法”、“微言大义”。

后来出现了很多对《春秋》所记载的历史进行补充、解释、阐发的书，被称为“传”。代表作品是称为“春秋三传”的《左传》、《公羊传》、《谷梁传》。

2019年2月报道，从海昏侯墓出土简牍5200余枚，专家释读后发现包括《春秋》在内的儒家经典及其训传。

3、《资治通鉴》

《资治通鉴》（常简作《通鉴》），由北宋司马光主编的一部多卷本编年体史书，共294卷，历时19年完成。

主要以时间为纲，事件为目，从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写起，到五代后周世宗显德六年（公元959年）征淮南停笔，涵盖16朝1362年的历史。

在这部书里，编者总结出许多经验教训，供统治者借鉴，宋神宗认为此书“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即以历史的得失作为鉴诫来加强统治，所以定名为《资治通鉴》。《资治通鉴》全书294卷，约300多万字，另有《考异》、《目录》各三十卷。

4、《史记》

《史记》最初称为《太史公》或《太史公记》、《太史记》，是西汉史学家司马迁撰写的纪传体史书，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记载了上至上古传说中的黄帝时代，下至汉武帝太初四年间共3000多年的历史。

太初元年（前104年），司马迁开始了《太史公书》即后来被称为《史记》的史书创作。该著作前后经历了14年，才得以完成。

《史记》全书包括十二本纪（记历代帝王政绩）、三十世家（记诸侯国和汉代诸侯、勋贵兴亡）、七十列传（记重要人物的言行事迹，主要叙人臣，其中最后一篇为自序）、十表（大事年表）、八书（记各种典章制度记礼、乐、音律、历法、天文、封禅、水利、财用）。

《史记》共一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余字，比《淮南子》多三十九万五千余字，比《吕氏春秋》多二十八万八千余字。《史记》规模巨大，体系完备，而且对此后的纪传体史书影响很深，历朝正史皆采用这种体裁撰写。

《史记》被列为“二十四史”之首，与后来的《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合称“前四史”，对后世史学和文学的发展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其首创的纪传体编史方法为后来历代“正史”所传承。《史记》还被认为是一部优秀的文学著作，在中国文学史上有重要地位，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有很高的文学价值。刘向等人认为此书“善序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俚”。

5、《诗经》

《诗经》，是中国古代诗歌开端，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收集了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前11世纪至前6世纪）的诗歌，共311篇。

其中6篇为笙诗，即只有标题，没有内容，称为笙诗六篇（《南陔》、《白华》、《华黍》、《由庚》、《崇丘》、《由仪》），反映了周初至周晚期约五百年间的社会面貌。

《诗经》的作者佚名，绝大部分已经无法考证，传为尹吉甫采集、孔子编订。《诗经》在先秦时期称为《诗》，或取其整数称《诗三百》。

西汉时被尊为儒家经典，始称《诗经》，并沿用至今。诗经在内容上分为《风》、《雅》、《颂》三个部分。《风》是周代各地的歌谣；

《雅》是周人的正声雅乐，又分《小雅》和《大雅》；《颂》是周王庭和贵族宗庙祭祀的乐歌，又分为《周颂》、《鲁颂》和《商颂》。

孔子曾概括《诗经》宗旨为“无邪”，并教育弟子读《诗经》以作为立言、立行的标准。先秦诸子中，引用《诗经》者颇多，如孟子、荀子、墨子、庄子、韩非子等人在说理论证时，多引述《诗经》中的句子以增强说服力。

至汉武帝时，《诗经》被儒家奉为经典，成为《六经》及《五经》之一。

《诗经》内容丰富，反映了劳动与爱情、战争与徭役、压迫与反抗、风俗与婚姻、祭祖与宴会，甚至天象、地貌、动物、植物等方方面面，是周代社会生活的一面镜子。

——古代文史典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