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十大古典音乐

　　高山流水

　　传说先秦的琴师伯牙一次在荒山野地弹琴,樵夫钟子期竟能领会这是描绘“巍巍乎志在高山”和“洋洋乎志在流水”。伯牙惊曰：“善哉，子之心与吾同。”子期死后，伯牙痛失知音，摔琴断弦，终身不操，故有高山流水之曲。

　　广陵散琴曲

　　据《琴操》记载：战国聂政的父亲，为韩王铸剑，因延误日期，而惨遭杀害。聂政立志为父亲报仇，入山学琴十年，身成绝技，名扬韩国。韩王召他进宫演奏，聂政终于实现了刺杀韩王的报仇夙愿，自己毁容而死。后人根据这个故事，谱成琴曲，慷慨激昂，气势宏伟，为古琴著名大曲之一。汉魏时期嵇康因反对司马氏专政而遭杀害，临刑前曾从容弹奏此曲，现有琴谱最早见于《神奇秘谱》。

　　平沙落雁

　　明朝此曲称《落雁平沙》。曲调悠扬流畅，通过时隐时现的雁鸣，描写雁群降落前在天空盘旋顾盼的情景。

　　十面埋伏

　　乐曲描写公元前202年楚汉战争在亥下最后决战的情景 。项羽自刎于乌江，刘邦取得胜利。

　　渔樵问答

　　此曲表现渔樵在清山绿水之间自得其乐的情趣。

　　夕阳箫鼓

　　是抒情写意的的乐曲，1925年前后，上海大同乐社根据经曲改编成丝竹乐曲《春江花月夜》。

　　汉宫秋月

　　意在表现古代受压迫宫女幽怨悲泣情绪，唤起人们对她们不幸遭遇的同情。

　　梅花三弄

　　曲中泛音曲调在不同徽位上重复了三次，故称“三弄”。 相传晋恒伊作笛《梅花三弄》，后人移值为琴曲。乐曲通过歌颂梅花不畏寒霜、迎风斗雪的顽强性格，来赞誉具有高尚情操之人。

　　阳春白雪

　　相传为春秋时期的晋国师旷或齐国刘涓子所作。“阳春”取万物知春，和风荡涤之意，“白雪”取懔然清洁，雪竹琳琅之音。

　　胡笳十八拍

　　汉末大乱，连年烽火，蔡文姬在逃难中被匈双所掳，流落塞外，后来与左贤王结成夫妻，生了两个儿女。在塞外她度过了十二个春秋，但她无时无刻不在思念故乡。曹X平定了中原，与匈奴修好，派使邪路用重金赎回文姬，于是她写下了著名长诗《胡笳十八拍》，余述了自己一生不幸的遭遇。琴曲中有《大胡笳》、《小胡笳》、《胡笳十八拍》琴歌等版本。曲调虽然各有不同，但都反映了蔡文邪路思念故乡而又不忍骨肉分离的极端矛盾的痛苦心情。音乐委婉悲伤，撕裂肝肠。

　　中国十大古曲及背后的故事

　　中华古韵，向有十大名曲一说。这十大古代名曲分别为《高山流水》、《广陵散》、《平沙落雁》、《梅花三弄》、《十面埋伏》、《夕阳箫鼓》、《渔樵问答》、《胡笳十八拍》、《汉宫秋月》和《阳春白雪》。据专家考证，这些古代名曲的原始乐谱大都失传，今天流传的不少谱本都是后人伪托之作。这些乐曲被历代乐师冠以十大古曲名，以历史典故为旁衬，从而借古人之旧事以壮声势。大路于音乐并非行家，虽偶尔聆听古曲，却椟珠难辨，反而对古曲背后的逸事掌故的兴趣更为浓厚。

　　一、被善意无限夸大了的友谊――《高山流水》

　　早在公元前四世纪的春秋战国时代，郑国人列御寇在《列子·汤问》中记载，"伯牙善鼓琴，钟子期善听。伯牙鼓琴，志在登高山，钟子期曰：‘善哉，峨峨兮若泰山。'志在流水，钟子期曰：‘善哉，洋洋兮若江河。'"

　　无论是"志在高山"，还是"志在流水"，伯牙在曲中每表现某一主题或意象时，钟子期必能领会其意。一日，伯牙与钟子期共游于泰山之阴，逢暴雨，二人止步于岩下。伯牙心情郁闷，于是弹奏了一会琴。琴曲起初表现的是雨落山涧的情景，接着模拟山流暴涨和岩土崩塌之音。每段曲弹奏完毕，钟子期"辄穷其趣"，把曲中意象说的穷极通透。伯牙于是离开琴而叹道："善哉，善哉，阁下能听出曲中志趣，君所思即是我所思啊，我哪里能隐藏的了我的音声呢？"于是二人成为人生知己。但《列子》中并无伯牙因钟子期离世而从此不再鼓琴的内容。

　　大约成书于公元前三世纪的《吕氏春秋》，在《本味篇》中也做了类似的记载："伯牙鼓琴，钟子期听之，方鼓琴而志在泰山，钟子期曰：‘善哉乎鼓琴！巍巍乎若泰山'。少时而志在流水。钟子期曰：‘善哉鼓琴，洋洋乎若流水'。钟子期死，伯牙摔琴绝弦，终身不复鼓琴，以为世无足复为鼓琴者。 "《吕氏春秋》的记述与《列子》的记述大致相当，但交代了结局：钟子期死后，伯牙"终身不复鼓琴"。

　　《吕氏春秋》虽非信史，但有《列子》记述在前，其内容也并非毫无根据。于是伯牙不复鼓琴一说被当作佳话流传下来。伯牙在当时应该很知名，荀况在《劝学》篇里也曾提到他："昔者瓠巴鼓瑟，而沉鱼出听；伯牙鼓琴，而六马仰秣"。虽然语近夸张，但大音乐家伯牙的琴技之高是毫无疑问的。

　　《列子》和《吕氏春秋》之后，西汉的《韩诗外传》、《淮南子》、《说苑》，东汉的《风俗通义》、《琴操》、《乐府解题》等等众多古籍纷纷援引。这些作品里，有关伯牙的描述，在内容上更为丰富。例如东汉蔡邕的《琴操》中还记载了伯牙向音乐家成连拜师学习古琴"移情"之法的逸事。明代冯梦龙的《警世通言》开卷第一篇是《俞伯牙摔琴谢知音》。在这篇小说中伯牙成了乐官俞伯牙，钟子期却成了汉阳的樵夫，上古的一小段百来字的典故此时完全变成了人物、地点、情节样样俱全的话本小说。

　　《高山流水》以及伯牙钟子期这一段千古佳话，之所以能在两千多年里广为流传，概因其包含了深厚的中华文化底蕴。中国古代"天人合一"、"物我两忘"的文化精神在这段佳话中得到充分的体现。明代朱权成的《神奇秘谱》对此做了精当的诠释："《高山》、《流水》二曲，本只一曲。初志在乎高山，言仁者乐山之意。后志在乎流水，言智者乐水之意。"仁者乐山，智者乐水，《高山流水》蕴涵天地之浩远、山水之灵韵，诚可谓中国古乐主题表现的最高境界。然而，伯牙的《高山流水》琴曲并没有流传于世，后人无从领略伯牙所弹之曲的绝妙之处。所以，后人虽不断传颂《高山流水》的故事，完全是"心向往之"，对音乐并无切身体会。

　　因而这个佳话得以流传的最直接的原因是伯牙与钟子期之间那种相知相交的知音之情。当知音已杳，伯牙毅然断弦绝音。岳飞在《小重山》一词中 "知音少，弦断有谁听"，正是伯牙当时心境的准确反映。伯牙的绝琴明志，一者做为对亡友的纪念，再者为自己的绝学在当世再也无人能洞悉领会而表现出深深的苦闷和无奈。想那伯牙也必是恃才傲物、卓尔不群之人，他的琴曲曲高和寡，凡夫俗子自然难以领会其乐曲的精妙。所以伯牙才会感到孤独，才会发出知音难觅的感慨。

　　《高山流水》之所以能被春秋战国的诸子典籍多次记录转载，是与当时"士文化"的背景分不开的。先秦时代百家争鸣，人才鼎盛。很多士人国家观念淡薄，并不忠于所在的诸侯国。这些恃才之士在各国间流动频繁，他们莫不企盼明主知遇。他们希望能遇见象知音一般理解自己的诸侯王公，从而一展胸中所学。这几乎是几千年来所有读书人的梦想。然而能达到此目标的毕竟是少数。更多的人一生怀才不遇而汲汲无名，有的或隐身市肆，有的则终老山林。由此可见，《高山流水》在先秦时代就广为流传，是因为这个故事背后的寓意是人生遇合的美妙，及人生不遇的缺憾。所以千百年来引起无数人的共鸣当在情理之中了。

　　这么说来，友谊倒在其次了。所以本篇称，《高山流水》为千百年来被善意地无限夸大了的友谊。能引起人们无限向往的乐曲和友谊，也许并非故事的本味所在。

　　二、刺客的高义，名士的绝响――《广陵散》

　　《广陵散》，又名《广陵止息》，是一首曲调较为激昂的古琴曲。根据刘东升的《中国音乐史略》，《广陵散》大约产生于东汉后期。据说，《广陵散》这一旷世名曲，因聂政刺韩相而缘起，因嵇康受大辟刑而绝世。因而古曲《广陵散》的背后，实际上包含了聂政和嵇康的两个典故。

　　《广陵散》的各曲段分别为井里（聂政故乡）、取韩、亡身、含志、烈妇、沉名、投剑、峻迹、微行，与聂政刺杀韩相的整个过程大致相切合。

　　《史记·卷八十六·刺客列传第二十六》中记载，聂政是春秋战国时期齐国著名的勇士。当时韩国大臣严遂（字仲子）与韩相韩傀（字侠累）产生了仇隙。严仲子花重金试图收买聂政去刺杀侠累。聂政原本为一市井"屠狗辈"，因要赡养老母，故拒绝了严仲子的厚礼。后来聂政的母亲离世，聂政在安葬母亲之后，对严仲子说自己本来是市井之徒，而严仲子作为"诸侯之卿相"，不远千里，驱车前来以重金邀请。此番礼遇，聂政自然要回报，因此他"将为知己者用"，誓死报答严仲子。严仲子说自己的仇人是韩相侠累。他一直想请刺客去刺杀侠累。但侠累是韩国国君的叔父，宗族盛多，周围防卫森严，恐不易得手。聂政随即答应了严仲子的请求。

　　聂政仗剑只身前往韩国邑都。到了邑都后韩相侠累正在府中。侠累虽然有大量侍卫层层保护，但聂政还是如探囊取物般刺杀了侠累。《史记》中只用了简略的语言描述了惊心动魄的刺杀场面，"聂政直入，上阶刺杀侠累，左右大乱"。聂政大呼不止，又连杀数十人。聂政最后把剑指向了自己，割面，剜眼，剖腹。聂政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避免有人认出自己而连累严仲子。后聂政被暴尸于市，可无人认得他。韩国国君以百金悬赏提供线索的人。

　　后来聂政的姐姐聂荣听说有刺客刺杀了韩相而被暴尸街头，就怀疑是自己的弟弟聂政所为，于是聂荣立即动身到韩国去探询究竟。聂荣到达聂政的暴尸之处后，认出了自己的弟弟，大哭。聂荣对围观者说："这是我的弟弟聂政，他受了严仲子重托来刺杀侠累。为了避免株连我，竟然自破面相。我不能连累聂政的声名啊。"然后聂荣哀恸而死。根据索隐对《史记》的注解，聂荣显然误会了聂政的意图。聂政这么做的目的是保护严仲子，而聂荣以为是为了避免连累自己。但聂荣这么做的主要目的是"以列其名"，以避免聂政成为无名刺客。

　　聂政刺杀侠累应该是当时非常有影响的政治事件。晋、楚、齐、卫等国的人听说此事后，赞赏聂政"士为知己者死"的无畏气概，又赞扬聂荣是烈女，一个弱女子，不惜"绝险千里"，从而使聂政得以名扬天下。同时又称赞严仲子"知人能得士"。偏偏无人对侠累的死表示惋惜和同情。

　　买凶杀人的严仲子，是整个事件的幕后主谋。无论是《史记》还是《战国策》都很中立的提到严仲子与侠累之间的矛盾冲突。例如《史记·卷八十六》里这样说，"濮阳严仲子事韩哀侯，与韩相侠累有却"。《战国策·韩策二》提到，"韩傀相韩，严遂重于君，二人相害也。严遂政议直指，举韩傀之过。韩傀以之叱之于朝。严遂拔剑趋之，以救解。于是严遂惧诛，亡去游，求人可以报韩傀者。"可见当时两人已经水火不能相容。但孰是孰非，谁也不知。

　　以现代人的标准来看，刺杀一国政要是非常严重的罪行，聂政也许是最凶残的恐怖主义分子之一。根据《战国策·韩策二》的记载，聂政当时还刺伤了正在侠累府中的韩国国君韩哀候。《史记·表》中提到这一事件时，仅一句，"贼杀韩相侠累"。不提聂政的名字，而简略为"贼"，明显带有贬抑刺客行为的意思。然而太史公在刺客列传里则对聂政的事迹基本上采取了一种正面的肯定态度。另外，《战国策·唐睢不辱使命》中提到，唐睢称赞聂政是"士之怒"，气概丝毫不弱于秦王的"天子之怒"。唐睢还说："聂政之刺韩傀也，白虹贯日。"当时天现晴空彩虹的景象，弦外之音即是，聂政刺韩相是顺应天命。可见，聂政的行为在当时被看作是英雄义士的行径。

　　《广陵散》琴曲最早出现的年代大约为东汉后期。在东汉蔡邕的《琴操》里，这次刺杀变成了一则民间故事。在这则故事里，聂政杀的不是韩相，而是韩王。聂政也不是为严仲子而行刺，而是为父报仇。原来聂政的父亲为韩王铸剑，由于不能及时交付而被杀。于是聂政成了遗腹子。长大后聂政在山中遇到了仙人，学会了鼓琴的绝艺。聂政还掌握了异容术，变得无人认识自己。一天聂政在闹市鼓琴，"观者成行，马牛止听"。韩王听说后立即召见了聂政，命聂政当众鼓琴。这时聂政取出琴中藏匿的剑，一举刺杀了韩王，为父亲报了仇。后来伏在聂政尸体上恸哭不止的不是聂荣，而是聂政的母亲。这个故事被蔡邕取名为"聂政刺韩王"。

　　这个"聂政刺韩王"的故事反而成了《广陵散》的曲情。虽然故事情节与史书的记载有太多出入，但《广陵散》一曲主要表现的内容，如取韩、亡身、含志、烈妇、沉名、投剑等，并未因故事的走样而减色。

　　聂政所在的时代大约过了六百多年，西晋一位才智超绝、旷迈不群的人物，使《广陵散》成为千古绝响。这个人就是"竹林七贤"中最有影响力的名士――嵇康。

　　嵇康是魏晋时期杰出的思想家、诗人和音乐家。当时司马氏与曹魏争权，"性烈而才俊"的嵇康，站在曹魏一边，对司马氏始终抱着不合作的态度。嵇康对司马氏集团的抵触最终招来了杀身之祸，公元前262年，嵇康以"乱政"之罪被斩首。

　　嵇康曾被钟会指责为"上不臣天子，下不事王侯"，他的独立不羁，让他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世说新语·雅量第六》中记载，"嵇中散（嵇康）临刑东市，神气不变，索琴弹之，奏《广陵散》。曲终，曰：‘袁孝尼尝请学此散，吾靳固不与，《广陵散》于今绝矣！'太学生三千人上书，请以为师，不许。文王亦寻悔焉。"即便有三千太学生上书"请以为师"，司马昭也不允。为了铲除异己，司马氏早已族灭了曹爽、何晏等八家名门望族，如何会对嵇康这个名士下不了手呢？

　　《广陵散》虽"声调绝伦"，但历来有人批评《广陵散》"最不和平"，"愤怒躁急"，有所谓"臣凌君之象"。想必嵇康当时在刑场上以此曲来抒臆积郁于胸中的不平。曾著有《声无哀乐论》的嵇康，一向主张音声来源于自然的本质，而与喜怒哀乐等主观情感无关。嵇康临刑时，神气不变。但曲为心声。不知嵇康面对大辟之刑时如何在 "怫郁慷慨"处，表现出"雷霆风雨"和"戈矛纵横"的气势，从而以此曲作为对强权的最后反抗？

　　千年后重听此曲，不能不念及聂政，不能不遥想嵇康。

　　三、逸士胸怀鸿鹄之志――《平沙落雁》

　　据说《平沙落雁》是近三百年来流传最广的古琴曲，现存的琴谱就达五十余种。与其他名曲不同，《平沙落雁》的背后，并无脍炙人口的掌故。

　　《平沙落雁》最早的版本载于明代崇祯七年（1634）刊印的《古音正宗》。《古音正宗》这样解题《平沙落雁》："盖取其秋高气爽，风静沙平，云程万里，天际飞鸣。借鸿鸪之远志，写逸士之心胸也。通体节奏凡三起三落。初弹似鸿雁来宾，极云霄之缥缈，序雁行以和鸣，倏隐倏显，若往若来。其欲落也，回环顾盼，空际盘旋；其将落也。息声斜掠，绕洲三匝，其既落也，此呼彼应，三五成群，飞鸣宿食，得所适情：子母随而雌雄让，亦能品焉。"

　　按说崇祯七年的时代，正是明朝饱受内忧外患困扰的时代。朱明王朝王祚将尽，天下有识之士无不忧心忡忡。此时刊印《古音正宗》，也许作者另有深意。上面的解题文字意趣昂然，并无半点忧天悯地的情绪在内。也许"借鸿鸪之远志，写逸士之心胸也"两句，正是中心点题之句，以示儒家倡导的"贫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思想。

　　逸士即隐士，指隐居山林的读书人。孔子云，"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易》曰："天地闭，贤人隐。"从现实急流中退却下来的文人，在山林、田园中找到了最后的栖身之所。中国自古以来就有"大隐隐于朝，中隐隐于市，小隐隐于野"的说法。中国历代文人及其作品，受中国隐逸文化影响甚深。逸士虽"处江湖之远"，但社会影响力有时并不弱于"居庙堂之高"者。

　　最早的隐士可以追溯到上古时代，商朝的伊尹曾隐于市肆，周朝的姜尚曾隐于山野。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隐士层出不穷。汉代以后，隐士的身份已经有了明确的定义，一般指那些不与朝廷合作而又具有一定文化影响力的人。三国魏晋时代是隐逸最盛行的时代，士人"以高隐为贵"，诸葛亮、陆机、王猛、谢安等历史名臣都曾有过隐逸的经历。

　　真正的隐士应该"只钓鲈鱼不钓名"，但是，渐渐地，自魏晋以降，隐逸却有极端化、世俗化的倾向。隐士中的一些人，他们不但"钓名"，而且"钓利"。他们把隐逸做为获取名誉和功利的手段。也有的当权者，为获得礼贤下士的名声，刻意逢迎隐逸山林的士人，有的甚至不惜以"假隐"充"高隐"。

　　《晋书·列传第六十九》记载，隆安二年(399年)，东晋权臣桓玄（桓温之子）发动叛乱，把持了东晋朝政。自魏晋以来历代都有隐士，偏偏当时却一个也没有。桓玄觉得很没面子。为获得礼贤下士的名声，他赶紧派人找来了西晋著名隐士皇甫谧的六世孙皇甫希之。先让皇甫希之隐居山林，由桓玄资助各种费用。然后桓玄下召将皇甫希之征为著作郎，但又指使皇甫希之故意推辞不接受，然后桓玄下召封皇甫希之为"高士"。此事传为举世笑谈，时人戏称这种隐士为"充隐"。

　　另一个极端的例子，见于唐代刘肃编的《大唐新语·隐逸》。唐时的卢藏用考中进士后，特地隐居终南山中，但他身在山林，心在朝堂。与当时的朝士交往密切，后果以高士名被召入仕，授官左拾遗，时人称之为"随驾隐士"。另一个隐士司马承祯尝被召，将还山，卢藏用指着终南山曰："此中大有嘉处。" 司马承祯慢慢道："以在下看，这是仕官的捷径啊。"这就是人们所称的"终南捷径"。此时隐逸已成为一条做官捷径了。

　　士人的隐逸，根据其价值取向，大致可分为儒之隐和道之隐。前者有一定的功利色彩，天下有治则进，天下无道则隐。儒之隐者大都抱有"兼济天下"的抱负。而道之隐则无任何功利目的，通过遁世来使心灵获得最彻底的明澈和宁静。对于那些既有从政经历又有隐逸经历的人来说，其隐逸分为仕前隐和仕后隐，即先隐后仕和先仕后隐。《平沙落雁》所表现的"逸士心胸"中的逸士，虽身处隐逸之地，犹胸怀"鸿鹄之志"，应属于儒之隐和仕前隐。

　　真正做到彻底的隐逸，谈何容易。自古以来，象陶渊明、谢灵运一样纯正的逸士少之又少。古代大多数的逸士，或为世情所困，或因言获罪，最终归隐山林，潜居幽庐，也许不过是为世人做出的一种姿态而已。他们表面上超脱，但内心里也许从未平静过。

　　从这个角度来看，《平沙落雁》的曲中之音和曲外之意，包涵了对怀才不遇而欲取功名者的励志，和对因言获罪而退隐山林者的慰藉。

　　四、桓伊横笛做三弄――《梅花三弄》

　　梅花，志高洁，冰肌玉骨，凌寒留香，历来是文人墨客咏叹的对象。《梅花三弄》是笛曲或箫曲，后被改编为琴曲。 "三弄"是指同一段曲调反复演奏三次。这种反复的处理旨在喻梅花在寒风中次第绽放的英姿、不曲不屈的个性和节节向上的气概。

　　《梅花三弄》的历史典故是东晋大将桓伊为狂士王徽之演奏梅花《三调》的故事。《晋书·列传五十一》和《世说新语·任诞第二十三》里都曾记载了这段典故。

　　王徽之应召赴东晋的都城建康，所乘的船停泊在青溪码头。恰巧桓伊在岸上过，王徽之与桓伊并不相识。这时船上一位客人道，"这是桓野王（桓伊字野王）。"王徽之便命人对桓伊说："闻君善吹笛，试为我一奏。"桓伊此时已是高官贵胄，但他也久闻王徽之的大名，便下车上船。桓伊坐在胡床上，出笛吹三弄梅花之调，高妙绝伦。吹奏完毕，桓伊立即上车走了。宾主双方没有交谈一句话。晋人之旷达不拘礼节、磊落不着形迹，由此事可见一斑。

　　根据《晋书》的介绍，桓伊是武将，被封为右军将军，都督豫州诸军事。也许是音乐陶冶了他的心性，桓伊为人谦虚朴素，个性不张扬，曾立大功而从未招忌。正是由于这样的性格，他才能静的下心来精研音乐。《晋书》称赞了他这方面的突出才能，"善音乐，尽一时之妙，为江左第一。有邕柯亭笛，常自吹之。"

　　东晋太元八年（公元383年）后秦苻坚摔大军进攻东晋，时任中郎将的桓伊与冠军将军谢玄，辅国将军谢琰共破苻坚于淝水（即历史上著名的"淝水之战"）。而丞相谢安也因立下存晋之功而进官至太保。后来晋武帝之弟司马道子与谢安发生权争，屡进谗言，对谢安极尽诽谤。晋武帝对谢安有了猜疑之心，渐渐开始冷落谢安。桓伊为此很是不平。在一次宴会上，桓伊为晋武帝演奏一曲悲歌《怨诗》，诗中唱道："为君既不易，为臣良独难。忠信事不显，乃有见疑患。周旦佐文武，《金縢》功不刊。推心辅王政，二叔反 流言。"其"声节慷慨，俯仰可观"。使晋武帝甚有愧色。谢安也为之动容。

　　梅花三弄典故里的另一位主角王徽之，是大书法家王羲之的儿子，曾任黄门侍郎。王徽之行为怪诞，故作超脱，有才而放荡不羁，做官而不管事。 王徽之曾任车骑将军桓冲手下的骑兵参军一职。一次桓冲问他："你在哪个官署办公？"他回答说："不知是什么官署，只是时常见到牵马进来，好像是马曹。桓冲又问："官府里有多少马？"他回答说："不问马，怎么知道马的数目？"桓冲又问："近来马死了多少？"他回答说："未知生，焉知死？" 王徽之的答复幽默诙谐，但都有来处。西汉时丞相府曾设马曹，但东晋时军中并无马曹一职，王徽之为显示自己率性超脱，不理俗务，故意说成马曹。后来，宋代陆游曾有"文辞博士书驴券，职事参军判马曹"的诗句，说的就是王徽之这一段典故。上述对话中"不问马"，来自《论语·乡党》，原是说孔子的马厩失火，孔子"不问马"，只问伤了人没有。"不知生，焉知死？"一句，则来自《论语·先进》，原文为"季路问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敢问死。曰：‘未知生，焉知死。'"王徽之答非所问，令人捧腹，但句句有来历。其应变之妙，学问之深，令人佩服。

　　桓伊既敦和又风雅，而王徽之狂狷且博闻，二人相会虽不交一语，却是难得的机缘。正是由于桓伊和王徽之的不期相遇，才导致了千古佳作《梅花三弄》的诞生。

　　据说明清金陵十里秦淮河上，《梅花三弄》是歌舫之上最流行的笛曲之一。《梅花三弄》几乎成了以秦淮八艳为代表的名妓们的必修科目。桨声灯影里传来阵阵清笛声，为当时一佳景。秦淮河甚至诞生了"停艇听笛"、"邀笛步"等人文景观。

　　1972年作曲家王建中将古曲《梅花三弄》改变为钢琴曲，其表现主题为毛泽东的词《卜算子·咏梅》，即"俏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姜玉恒演唱过一首流行歌曲《梅花三弄》，也是取自古曲，歌词这样唱道"红尘自有痴情者，莫笑痴情太痴狂，若非一番寒澈骨，那得梅花扑鼻香，问世间情为何物，只教人生死相许，看人间多少故事，最消魂梅花三弄。" 从通俗歌曲的角度来看，也算得上是一首佳作了。

　　然现代人玩古风，无论是表现政治品格，还是表现男女之情，毕竟少却了古人的高格雅意，品味高下自见分晓，毋需多言。

　　五、力拔山兮，虞姬奈何兮――《十面埋伏》

　　《山海经·卷七·海外西经》中提到一个神话中的天神，“刑天与天帝争，帝断其首，乃以乳为目，操干戚以舞。”后人说，“干戚之舞，猛志常在。胸腹代首，天刑何有于我哉？”陶渊明也有“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这样的诗句。每当看到这些文字，总令人想起历史上一位惊天动地的人物，这个人也一样的“猛志常在”，有“力拔山兮气盖世”超凡气概，虽然最后失败，却在历史上留下耀眼的身影。这个人就是项羽。华夏如果有一个战神似的人物，项羽无疑应属第一人选。

　　项羽具有不可一世的胆识和气势，古今少有。他是一个顶天立地的英雄，暴秦的终结者。诚如太史公所言，“（项羽）乘势起陇亩之中，三年，遂将五诸侯灭秦，分裂天下，而封王侯，政由羽出，号为‘霸王’，位虽不终，近古以来未尝有也”。做为暴秦的终结者，项羽创造了很多奇迹。例如巨鹿之战，面对秦军，诸侯皆惧。唯项羽率领楚军迎战强大的秦军。从秦二世三年十一月项羽任上将军渡河北上起，至这年七月章邯投降为止，历时九个月，先后全歼王离军，收降章邯军，使秦军的全部主力丧失殆尽，为推翻秦皇朝创造了条件。又如彭城之战，千里奇兵突进，以三万击败数十万刘邦联军。

　　然而，打碎了旧王朝后，他却不能建立一个新王朝。而刘邦，以一地位低微的亭长出身，与他的平民追随者们一道，缔造了一个新的大一统帝国，在当时也算得上是前无古人了。

　　勇猛之余，项羽残暴的一面也相当惊人。早年攻襄城之战中，由于秦军誓死不降，襄城被攻破后项羽将守城将士“皆坑之”。巨鹿之战后，项羽下令将秦将章邯手下二十万秦军将士全部坑杀。汉高祖二年，项羽还支使手下杀了“义帝”。手下谋士韩生劝项羽不成，说了句“人言楚人沐猴而冠耳。”立即被项羽烹杀。项羽还烹杀了刘邦的御史大夫周苛等人。

　　然而，残暴并非项羽的致命伤。项羽最大的失误在于，没有建立起一个强有力的政治联盟。秦亡之后，天下纷争。项羽曾经自封西楚霸王，并以裂土分封、功臣为王的方式分封天下，但这次分封后，诸侯们并没有效忠自己。由于他的残暴和赏罚不明，使得他在诸侯间缺乏公信力。分封之后回到徐州不到才几个月时间，就已经反叛四起了。正如贾谊所说，仁谊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这里的仁谊当然是一种政治手段。项羽显然不是一个具有政治智慧的人物。

　　刘邦最后与项羽决战时，和韩信、彭越相约合力伐楚，当时韩信、彭越没并有发兵。最终刘邦承诺把齐地封给韩信，梁地封给彭越，两人才引兵而来，这不是以皇帝的身份分封臣子，而是以对等的资格结下了分地之盟。所以，与其说楚被汉灭，项羽败于刘邦之手，不如说项楚实际上为被诸侯的联盟军队所灭，汉高祖不过是联军领袖罢了。

　　两军阵前，项羽曾对刘邦说：“天下匈匈数岁者，徒以吾两人耳，愿与汉王挑战，决雌雄，毋徒苦天下之民父子为也。”刘邦虽在气概上虽已略输一筹，但他不以为意，大笑着说：“吾宁斗智，不能斗力。”最后的胜利总是属于那些更有政治智慧和权谋手段的人。

　　公元前202前，楚汉相争接近尾声，双方会战于垓下（今安徽灵壁南），三十万汉军围住了十万楚军。汉方为瓦解对方军心，就叫兵士们唱起了楚歌，楚兵大多离家已久，早已厌倦了连年征战。楚军中有人开始唱和，军心彻底动摇。一看大势已去，项羽已无计可施，对虞姬唱道“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虞姬则和道：“汉兵已略地，四面楚歌声，大王意气尽，贱妾何聊生。”唱完便拔剑自刎而死。项羽后来逃到乌江边，面对滔滔的江水，仰天长叹道：“此天亡我，非战之罪也。”于是拔剑自杀。

　　后人根据这一段垓下之战作了两个有名的琵琶大套武曲《十面埋伏》和《霸王卸甲》。《十面埋伏》和《霸王卸甲》的前身是明代的琵琶曲《楚汉》。明朝王猷定为明代琵琶演奏家汤应曾写的《汤琵琶传》中生动的描述了这支曲子。此曲一开始便是两军决战垓下，一时“声动天地、瓦屋若飞坠”。“金声、鼓声、剑努声、人马辟易声”此起彼伏，然后一阵沉寂。胜负已见分晓，一片哀怨的“楚歌声”响起，英雄末路的项羽发出“悲歌慷慨之声”、“别姬声”，后有“陷大泽有追骑声”，“至乌江有项王自刎声”，“余骑蹂践争项王声”等等。

　　《楚汉》后来演化为两个不同的版本，即《十面埋伏》和《霸王卸甲》。虽然反映相同的历史题材，但两支曲子立意完全不同。《十面埋伏》的主角是刘邦和汉军，重点内容是“十面埋伏”、“鸡鸣山小战”、“九里山大战”等，乐曲高昂激越、气势磅礴；而《霸王卸甲》的主角是项羽和出军，重点段落是“楚歌”、“别姬”，乐曲沉雄悲壮，又凄楚宛转，重在描述项羽在四面楚歌声中与虞姬诀别的场面。前者是赞歌，后者则是挽歌。

　　杜牧《题乌江项羽庙》诗云：“胜败兵家不可期，包羞忍耻是男儿。江东子弟多豪俊，卷土重来未可知。”杜牧很为项羽惋惜，他认为胜败“不可期”，是兵家常事，假设项羽渡江，也许会象当年兴兵抗秦那样卷土重来。而王安石则反其意而行，他在《叠题乌江亭》中说：“百战疲劳壮士哀，中原一败势难回。江东子弟今虽在，谁为君王卷土来。”王安石与杜牧的看法恰恰相反，为史家正论。但杜诗表现了一种死中求活的心志，读来更令人荡气回肠。

　　以上无论是琴曲还是诗，都有两种不同的立意。后世的观点中有的扬刘抑项，为刘邦唱赞

中国古代重视礼乐，古人认为音乐是贵族礼仪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周朝讲究礼乐制度另外，古代统治者也有通过收集民歌进行民情的考察的习惯，认为通过民歌可了解民众的生活，加上古代没有丰富的娱乐，音乐就成为为数不多的娱乐方式之一了

再一个就是孔子提倡“乐”，

03年一位网友是这么解释的，感觉很有道理

为什么在先秦的古籍里，特别重视音乐的教化功能，音乐和政治有什么联系？

我也在研究中国古代为什么那么重视礼乐教化，而同时西方却如此重视科学和民主。也许这与中国古代的地理环境有关，是一个大内陆农业国家。中国古代文明被称为“**文明”，因为他和农业，和稳定有很大的关系，在农业文明中，制造一种“序”来保持稳定很重要。而农业文明的居住方式自然是血缘关系，以“礼和孝”来稳定是非常自然的。礼是对人的具体行为的要求。而音乐呢？音乐是和诗歌不分的，它们共同来作用于民众的内心情感。总之，礼和音乐都是为“稳定”也就是“安”这个农业文明的先觉条件服务的。而西方文明是一种“蓝色文明”，和海洋息息相关的，总体说来，是一种商业文明他的人际关系非血缘的成分较浓，重视流动和交流，因此很容易趋向科学和民主。

》、《平沙落雁》、《梅花三弄》、《十面埋伏》、《夕阳箫鼓》、《渔樵问答》、《胡笳十八拍》、《汉宫秋月》和《阳春白雪》。据专家考证，这些古代名曲的原始乐谱大都失传，今天流传的不少谱本都是后人伪托之作。这些乐曲被历代乐师冠以十大古曲名，以历史典故为旁衬，从而借古人之旧事以壮声势。大路于音乐并非行家，虽偶尔聆听古曲，却椟珠难辨，反而对古曲背后的逸事掌故的兴趣更为浓厚。今日且以一篇拙贴，重点在于与众友共话古韵陈事之曲直长短，而不在于交流音乐，还望方家达人多多指正。此处权作小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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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被善意无限夸大了的友谊――《高山流水》博墅（Boke Show）S xk!_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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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公元前四世纪的春秋战国时代，郑国人列御寇在《列子·汤问》中记载，“伯牙善鼓琴，钟子期善听。伯牙鼓琴，志在登高山，钟子期曰：‘善哉，峨峨兮若泰山。’志在流水，钟子期曰：‘善哉，洋洋兮若江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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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志在高山”，还是“志在流水”，伯牙在曲中每表现某一主题或意象时，钟子期必能领会其意。一日，伯牙与钟子期共游于泰山之阴，逢暴雨，二人止步于岩下。伯牙心情郁闷，于是弹奏了一会琴。琴曲起初表现的是雨落山涧的情景，接着模拟山流暴涨和岩土崩塌之音。每段曲弹奏完毕，钟子期“辄穷其趣”，把曲中意象说的穷极通透。伯牙于是离开琴而叹道：“善哉，善哉，阁下能听出曲中志趣，君所思即是我所思啊，我哪里能隐藏的了我的音声呢？”于是二人成为人生知己。但《列子》中并无伯牙因钟子期离世而从此不再鼓琴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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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z G0r:VlGuest 大约成书于公元前三世纪的《吕氏春秋》，在《本味篇》中也做了类似的记载：“伯牙鼓琴，钟子期听之，方鼓琴而志在泰山，钟子期曰：‘善哉乎鼓琴！巍巍乎若泰山’。少时而志在流水。钟子期曰：‘善哉鼓琴，洋洋乎若流水’。钟子期死，伯牙摔琴绝弦，终身不复鼓琴，以为世无足复为鼓琴者。 ”《吕氏春秋》的记述与《列子》的记述大致相当，但交代了结局：钟子期死后，伯牙“终身不复鼓琴”。博墅（Boke Show）Mm`9k y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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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氏春秋》虽非信史，但有《列子》记述在前，其内容也并非毫无根据。于是伯牙不复鼓琴一说被当作佳话流传下来。伯牙在当时应该很知名，荀况在《劝学》篇里也曾提到他：“昔者瓠巴鼓瑟，而沉鱼出听；伯牙鼓琴，而六马仰秣”。虽然语近夸张，但大音乐家伯牙的琴技之高是毫无疑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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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子》和《吕氏春秋》之后，西汉的《韩诗外传》、《淮南子》、《说苑》，东汉的《风俗通义》、《琴操》、《乐府解题》等等众多古籍纷纷援引。这些作品里，有关伯牙的描述，在内容上更为丰富。例如东汉蔡邕的《琴操》中还记载了伯牙向音乐家成连拜师学习古琴“移情”之法的逸事。明代冯梦龙的《警世通言》开卷第一篇是《俞伯牙摔琴谢知音》。在这篇小说中伯牙成了乐官俞伯牙，钟子期却成了汉阳的樵夫，上古的一小段百来字的典故此时完全变成了人物、地点、情节样样俱全的话本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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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T%Y;uVr(k/mk}Guest 《高山流水》以及伯牙钟子期这一段千古佳话，之所以能在两千多年里广为流传，概因其包含了深厚的中华文化底蕴。中国古代“天人合一”、“物我两忘”的文化精神在这段佳话中得到充分的体现。明代朱权成的《神奇秘谱》对此做了精当的诠释：“《高山》、《流水》二曲，本只一曲。初志在乎高山，言仁者乐山之意。后志在乎流水，言智者乐水之意。”仁者乐山，智者乐水，《高山流水》蕴涵天地之浩远、山水之灵韵，诚可谓中国古乐主题表现的最高境界。然而，伯牙的《高山流水》琴曲并没有流传于世，后人无从领略伯牙所弹之曲的绝妙之处。所以，后人虽不断传颂《高山流水》的故事，完全是“心向往之”，对音乐并无切身体会。博墅（Boke Show） k2C5E&MSs#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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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而这个佳话得以流传的最直接的原因是伯牙与钟子期之间那种相知相交的知音之情。当知音已杳，伯牙毅然断弦绝音。岳飞在《小重山》一词中 “知音少，弦断有谁听”，正是伯牙当时心境的准确反映。伯牙的绝琴明志，一者做为对亡友的纪念，再者为自己的绝学在当世再也无人能洞悉领会而表现出深深的苦闷和无奈。想那伯牙也必是恃才傲物、卓尔不群之人，他的琴曲曲高和寡，凡夫俗子自然难以领会其乐曲的精妙。所以伯牙才会感到孤独，才会发出知音难觅的感慨。博墅（Boke Show）$dT7sC,b@i

R CK7A4Q ]Guest 《高山流水》之所以能被春秋战国的诸子典籍多次记录转载，是与当时“士文化”的背景分不开的。先秦时代百家争鸣，人才鼎盛。很多士人国家观念淡薄，并不忠于所在的诸侯国。这些恃才之士在各国间流动频繁，他们莫不企盼明主知遇。他们希望能遇见象知音一般理解自己的诸侯王公，从而一展胸中所学。这几乎是几千年来所有读书人的梦想。然而能达到此目标的毕竟是少数。更多的人一生怀才不遇而汲汲无名，有的或隐身市肆，有的则终老山林。由此可见，《高山流水》在先秦时代就广为流传，是因为这个故事背后的寓意是人生遇合的美妙，及人生不遇的缺憾。所以千百年来引起无数人的共鸣当在情理之中了。

9M `h"r6h+H W(jGuest 博墅（Boke Show）xqeVS0p7Fi

这么说来，友谊倒在其次了。所以本篇称，《高山流水》为千百年来被善意地无限夸大了的友谊。能引起人们无限向往的乐曲和友谊，也许并非故事的本味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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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A/T[2M z MGuest 二、刺客的高义，名士的绝响――《广陵散》博墅（Boke Show）5yQ t-PsEABb

En3D;`:W6v/vGuest 《广陵散》，又名《广陵止息》，是一首曲调较为激昂的古琴曲。根据刘东升的《中国音乐史略》，《广陵散》大约产生于东汉后期。据说，《广陵散》这一旷世名曲，因聂政刺韩相而缘起，因嵇康受大辟刑而绝世。因而古曲《广陵散》的背后，实际上包含了聂政和嵇康的两个典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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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p:XfyGuest 《广陵散》的各曲段分别为井里（聂政故乡）、取韩、亡身、含志、烈妇、沉名、投剑、峻迹、微行，与聂政刺杀韩相的整个过程大致相切合。

rk(uD ` y2xr_8VnGuest 博墅（Boke Show）K J b%Et&I4O a$cI

《史记·卷八十六·刺客列传第二十六》中记载，聂政是春秋战国时期齐国著名的勇士。当时韩国大臣严遂（字仲子）与韩相韩傀（字侠累）产生了仇隙。严仲子花重金试图收买聂政去刺杀侠累。聂政原本为一市井“屠狗辈”，因要赡养老母，故拒绝了严仲子的厚礼。后来聂政的母亲离世，聂政在安葬母亲之后，对严仲子说自己本来是市井之徒，而严仲子作为“诸侯之卿相”，不远千里，驱车前来以重金邀请。此番礼遇，聂政自然要回报，因此他“将为知己者用”，誓死报答严仲子。严仲子说自己的仇人是韩相侠累。他一直想请刺客去刺杀侠累。但侠累是韩国国君的叔父，宗族盛多，周围防卫森严，恐不易得手。聂政随即答应了严仲子的请求。博墅（Boke Show） I)Q { v:UW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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聂政仗剑只身前往韩国邑都。到了邑都后韩相侠累正在府中。侠累虽然有大量侍卫层层保护，但聂政还是如探囊取物般刺杀了侠累。《史记》中只用了简略的语言描述了惊心动魄的刺杀场面，“聂政直入，上阶刺杀侠累，左右大乱”。聂政大呼不止，又连杀数十人。聂政最后把剑指向了自己，割面，剜眼，剖腹。聂政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避免有人认出自己而连累严仲子。后聂政被暴尸于市，可无人认得他。韩国国君以百金悬赏提供线索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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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Sew|+g&i6{q[Guest 后来聂政的姐姐聂荣听说有刺客刺杀了韩相而被暴尸街头，就怀疑是自己的弟弟聂政所为，于是聂荣立即动身到韩国去探询究竟。聂荣到达聂政的暴尸之处后，认出了自己的弟弟，大哭。聂荣对围观者说：“这是我的弟弟聂政，他受了严仲子重托来刺杀侠累。为了避免株连我，竟然自破面相。我不能连累聂政的声名啊。”然后聂荣哀恸而死。根据索隐对《史记》的注解，聂荣显然误会了聂政的意图。聂政这么做的目的是保护严仲子，而聂荣以为是为了避免连累自己。但聂荣这么做的主要目的是“以列其名”，以避免聂政成为无名刺客。博墅（Boke Show）$_/n4@%^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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聂政刺杀侠累应该是当时非常有影响的政治事件。晋、楚、齐、卫等国的人听说此事后，赞赏聂政“士为知己者死”的无畏气概，又赞扬聂荣是烈女，一个弱女子，不惜“绝险千里”，从而使聂政得以名扬天下。同时又称赞严仲子“知人能得士”。偏偏无人对侠累的死表示惋惜和同情。博墅（Boke Show）9\v-dY@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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买凶杀人的严仲子，是整个事件的幕后主谋。无论是《史记》还是《战国策》都很中立的提到严仲子与侠累之间的矛盾冲突。例如《史记·卷八十六》里这样说，“濮阳严仲子事韩哀侯，与韩相侠累有却”。《战国策·韩策二》提到，“韩傀相韩，严遂重于君，二人相害也。严遂政议直指，举韩傀之过。韩傀以之叱之于朝。严遂拔剑趋之，以救解。于是严遂惧诛，亡去游，求人可以报韩傀者。”可见当时两人已经水火不能相容。但孰是孰非，谁也不知。博墅（Boke Show）a:hD,^!7VE5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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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现代人的标准来看，刺杀一国政要是非常严重的罪行，聂政也许是最凶残的恐怖主义分子之一。根据《战国策·韩策二》的记载，聂政当时还刺伤了正在侠累府中的韩国国君韩哀候。《史记·表》中提到这一事件时，仅一句，“贼杀韩相侠累”。不提聂政的名字，而简略为“贼”，明显带有贬抑刺客行为的意思。然而太史公在刺客列传里则对聂政的事迹基本上采取了一种正面的肯定态度。另外，《战国策·唐睢不辱使命》中提到，唐睢称赞聂政是“士之怒”，气概丝毫不弱于秦王的“天子之怒”。唐睢还说：“聂政之刺韩傀也，白虹贯日。”当时天现晴空彩虹的景象，弦外之音即是，聂政刺韩相是顺应天命。可见，聂政的行为在当时被看作是英雄义士的行径。博墅（Boke Show） N~&n5|{-Y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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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陵散》琴曲最早出现的年代大约为东汉后期。在东汉蔡邕的《琴操》里，这次刺杀变成了一则民间故事。在这则故事里，聂政杀的不是韩相，而是韩王。聂政也不是为严仲子而行刺，而是为父报仇。原来聂政的父亲为韩王铸剑，由于不能及时交付而被杀。于是聂政成了遗腹子。长大后聂政在山中遇到了仙人，学会了鼓琴的绝艺。聂政还掌握了异容术，变得无人认识自己。一天聂政在闹市鼓琴，“观者成行，马牛止听”。韩王听说后立即召见了聂政，命聂政当众鼓琴。这时聂政取出琴中藏匿的剑，一举刺杀了韩王，为父亲报了仇。后来伏在聂政尸体上恸哭不止的不是聂荣，而是聂政的母亲。这个故事被蔡邕取名为“聂政刺韩王”。

-E9r ^rQGuest

我国古时有一位善歌者韩娥，韩国人。一次她经过齐国，因路费用尽，便在齐国都城（临淄，今属山东）的雍门卖唱筹资。韩娥声音清脆嘹亮，婉转悠扬，十分动人。这次演唱，轰动全城。唱完以后，听众还聚在雍门，徘徊留恋，不肯散去。有人便到旅店去找韩娥，请她再来演唱。 可是旅店老板却对韩娥很不礼貌，韩娥忍不住放声大哭。哭声悲伤凄楚，附近居民，都被感动得流下泪来。由于韩娥的歌声，婉转动听，唱完以后两三天，似乎还有遗留的歌声，在屋梁间缭绕飘荡，一连三天，大家都难过得吃不下饭。当人们听说韩娥已经出城离去时，立刻派人去追，苦苦挽留。韩娥不便违拗百姓的要求，便回来为大家继续演唱了一次。听众很高兴，几天来的悲伤情绪一扫而空。 《列子·汤问》在描写这一情节时说“余音绕梁，三日不绝”。从此，人们称赞歌声或音乐的美妙，余音不绝，就常用“绕梁三日”来比喻。

古筝又名汉筝、秦筝、瑶筝、鸾筝，是汉族民族传统乐器中的筝乐器，属于弹拨乐器。它是中国独特的、重要的民族乐器之一。它的音色优美，音域宽广、演奏技巧丰富，具有相当强的表现力，因此它深受广大人民群众的喜爱。现在也出现了小古筝、便携式古筝、迷你古筝、半筝、新筝、十二平均律转调筝。古筝属弹拨乐器，结构由面板、雁柱（一些地段也称之为筝码）、琴弦、前岳山、弦钉、调音盒、琴足、后岳山、侧板、出音口、底板、穿弦孔组成。

古代典籍对古筝的记载如下：

1  

司马迁的《史记》所记载《李斯列传．谏逐客书》中所引资料，颇有值得注意的地方。李斯《谏逐客书中》述及秦国乐舞的一段说：“夫击瓮，叩缶、弹筝、搏髀，而歌呜呜快耳者。真秦之声也。郑卫桑间，韶虞、武象者，异国之乐也。今弃叩缶、击瓮而就症卫，退弹筝而取韶虞，若是者何也？快意当前，适观而已矣。”

筝乃“真秦之声也”，故而历来就有“秦筝”之名，但是若从行文来看，又有值得推敲的地方，那就是“击瓮、叩缶”与“郑卫桑间”对举，而“弹筝、搏髀”又与“韶于、武象”对举，因此接下去就有“今弃叩缶，击瓮而就郑卫，退弹筝而取韶虞，若是者何也”的犯戒。这儿的对举显然不是为了文采，而所对举的乃是“乐”于“舞”的形式和内容，所谓“郑卫之音”，就是“桑间濮上”，乃是郑过和卫国的民间音乐，就由此可见“叩缶、击瓮”乃是秦国当时的民间音乐，就是“韶虞”就是“韶箫”，也就是孔子听了后赞之为“三月不知肉味”的《韶》。

2

也有说法为：筝是战国时的一种兵器，用于竖着挥起打人。还有一句古话叫“筝横为乐，立地成兵”。后来在上面加上琴弦，拨动时发现悦耳动听，于是发展成乐器。随着时间的推移，兵器也越来越轻便，筝这种体形庞大、质量不轻的兵器就被遗弃了。所以眼下人们见到的筝都是以乐器的形式出现的，形态优美，并附有装饰。

据说此乐为大虞所作。以上所指的乃是音乐；这音乐显然不是民间音乐，而是宫廷音乐。由此可见，至迟于嬴政当政之时，秦国已用“韶箫”替代了筝，筝当时属于宫廷所用的乐器了，它理当比缶、瓮高雅一些。至于“搏髀”，于之想对举的乃是“武象”。这《武》，也就是《大武》，乃是乐舞，是周人歌颂武王伐纣的。由此可见，“搏髀”当是秦国的宫廷乐舞。李斯所举之例，证明秦国宫廷所用的歌、舞、乐都是别国的，为反驳政治上不用客卿张本。其那文已经提及，李斯进呈《谏逐客书》乃是公元前237年，因此，筝在秦国的流行当是在此之前。筝的产生就相对完善也就理当比李斯书《谏逐客书》要早一些。

3

《集韵》“分瑟为筝”之说：“秦俗薄恶，姐妹有争瑟者，人各其半，当时名为筝”。

4

汉代应邵《风俗通》载文：筝，“谨按《礼乐记》，五弦，筑身也。今并、凉二州筝形如瑟，不知谁所改作也。或曰蒙恬所造。”

5

唐代的杜佑在《通典．乐四》中说：“筝，秦声也。傅玄《筝赋序》曰：“以为蒙恬所造”。今观其器，上崇似天，下平似地，中空准六合，弦柱拟十二月，设之则四象在，鼓之则五音发，斯乃仁智之器，岂蒙恬亡国之臣关思哉。并有附注说：“今清乐筝并十有二弦，他乐肯十有三弦。轧筝，以竹片润其端而轧之。弹筝用骨爪，长寸余，以代指。”

6

《战国策》记载：“临淄其富而实，其民无不欢竽、击筑、弹筝”，所以不少人称山东筝为齐筝。它的流传主要在包括郓城和鄄城在内的菏泽地区，和鲁西的聊城地区，特别是菏泽地区的民间音乐甚为流行，被人们誉为“筝琴之乡”，出过不少民间说唱、戏曲和民间器乐的演奏人才。

7

《三国史记》记载：“伽倻国嘉实王制十二弦琴。以象十二月之律。乃命于勒制其曲。” “伽倻琴亦法中国乐部筝而为之。伽倻琴，虽与筝制度小异，而大概似之。”

注：《三国史记》（淀ダ）是一部记述朝鲜半岛的正史，是朝鲜现存的最古史书 。《三国史记》主要以已失传的《旧三国史记》和《花郎世记》为依据，同时也参考了中国的历史典籍包括《魏书》、《三国志》、《晋书》、《旧唐书》、《新唐书》和《资治通鉴》。此书是研究朝鲜三国时期和后期新罗历史的珍贵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