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案：

1、《道德经》

《道德经》，又称《道德真经》、《老子》、《五千言》、《老子五千文》，是中国古代先秦诸子分家前的一部著作，为其时诸子所共仰，是春秋时期老子（即李耳）所作的哲学著作，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名著之一。在先秦时《吕氏春秋·注》称为《上至经》，在汉初则直呼《老子》。自汉景帝起此书被尊为《道德经》，至唐代唐太宗曾令人将《道德经》翻译为梵文。唐高宗尊称《道德经》为《上经》，唐玄宗时更尊称此经为《道德真经》。古代马王堆版是上篇《德篇》和下篇《道篇》不分章，现代通行版本共81章，前37章是《道篇》，后44章为《德篇》。[2]《道德经》对中国哲学、科学、政治、宗教等产生了深刻影响。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道德经》是除了《圣经》以外被译成外国文字发布量最多的文化名著。

2、《黄帝阴符经》

又称《阴符经》，关于成书有人说黄帝，有人说是战国时的苏秦，近代学者多认为其成书于南北朝。 阴符经以《易》通《老》，李筌分为“神仙抱一之道”、“富国安人之法”、“强兵战胜之术”，全书以隐喻论述养生，愚者不查谓兵法权谋等说或谓苏秦之“太公阴符之谋”皆离旨甚远。如《纯阳演正孚佑帝君既济真经》,通篇全部以军事术语写成,不知者初见会认定是一篇兵书。

3、《周易参同契》

东汉魏伯阳著。简称《参同契》，黄老道家养生经典。全书以「黄老」参同「大易」来指导炼外丹，以乾坤为鼎器，以阴阳为堤防，以水火为化机，以五行为辅助，以玄精为丹基等等，从而阐明炼丹的原理和方法，为道家最早的系统论述养生的经籍。《周易参同契》全书共约6000余字，基本是用四字一句、五字一句的韵文及少数长短不齐的散文体和离骚体写成的。

4、《周易》

即《易经》，《三易》之一（另有观点：认为易经即三易，而非周易），是传统经典之一，相传系周文王姬昌所作，内容包括《经》和《传》两个部分 。《经》主要是六十四卦和三百八十四爻，卦和爻各有说明（卦辞、爻辞），作为占卜之用。《周易》没有提出阴阳与太极等概念，讲阴阳与太极的是被道家与阴阳家所影响的《易传》。《传》包含解释卦辞和爻辞的七种文辞共十篇，统称《十翼》》，相传为孔子所撰。

人类社会自从出现文字后,便出现了承载文字的书写材料。书写材料的变化，影响了装帧方式的演变与更新。唐末至两宋时期为中国书籍装帧方式从卷轴装发展至册页装的重要变革期。那么深受唐宋影响的日本的典籍装帧与唐宋的不同呢？

一、中国典籍装帧的主流演变及宋版装帧的方式特点

中国的书写材料发展至竹木简后，出现了与之并行的材料——兼帛。帛书的装帧方法可以理解为与简策书相似，称为“卷轴装”，唐与唐之前的典籍主要为这种装帧形式。帛书上下设有边栏，模仿简策书的编绳,两行文字之间绘有竖线，类似于两简之间的间隔缝。卷轴装在书尾装一木轴,以轴为中心，从后往前卷起,并在中心系绳带防止散开。造纸术的发明与运用逐渐取代了竹木简和廉帛,但传统的手写方式及卷轴装装帧方式仍然盛行。

二、日本平安时代的典籍装帧历史及其形式

平安时代主要包含“唐风文化”“国风文化”以及“院政期文化”三种文化类型。在装帧历史方面,因不同阶段文化的影响，出现了卷轴装、粘叶装、缀叶装、大和缀等主要装帧方式，这四种装帧方式同为日本装帧史从卷轴装向册页装转变的重要代表。

三、从装帧形式、历史渊源探究两国典籍装帧方式的异同

奈良末期至平安初期,文学、绘画、佛典等以卷轴装为主,日语称“卷物”“卷子本”，施有绘画的称为“绘卷物”。目前,日本最古老的绘卷物为平安末期的《源氏物语绘卷》，因文字与绘画两者交叉式出现于同一卷轴内，也被称为“交互绘卷”。

比较两国的卷轴装,可以得知,受遣唐使制度的影响，平安初期尚属于唐风文化,日本以唐盛行的卷轴装为模板学习其装帧方式。但因现存遗物有限、装帧方式相似度较高,所以关于卷轴装，该时期两国的差异难以断定。即使至桃山、江户时代,卷轴装改为册页装的事例也不为多见，卷轴装一直使用至19世纪末。此外,平安初期旋风叶、经折装不如卷轴装普及度高,在日本,经折装主要用于石碑的慕刻和拓本，也不排除用于佛典及习字的写本,与我国在使用领域略有不同。

综上所述，平安初中期，主要收集唐、北宋时期的典籍并学习效仿其装帧方法，又因雕版印刷尚未出现普及，仍为以手写本为主的昌盛期,这一点是影响两国装帧方式不同的关键原因。比较敦煌遗书的装帧方式后可以断定,日本册页装帧方式的粘叶装、缀叶装及大和缀,毫无例外是以唐、五代时期的手写本和宋版装帧为基准发展而成的产物，并非日本原创的装帧方式。

文物价值和使用价值可分为：孤本、秘本、珍本、善本、通行本等。根据加工不同可分为：过录本、校本、批本等。官刻本：指清及清以前历代出公帑或由国家某种机构、单位主持雕印的书本。中国雕板印书始自唐朝。自五代起，始由国子监校刻经书，开官刻本之先河。两宋国子监、中央各部、院、司、局、殿，地方各府、州、军官署，各府、州、县学，各地仓台、计台、公使库；元代兴文署、广成局、中书省、行中书省、各路儒学、各地书院；明代两京国子监、中央各部、院、内府各监、各藩府、各布政使司、各府、州、县衙署，各级各地学校；清代武英殿、内府各监、中央各部、地方各级行政、文化机构、各省官书局等，凡由这些单位出资或主持刻印的书，均可称为官刻本。起，福建书坊续有发展。明代南北两京，苏州、扬州、杭州、徽州、常熟、建阳，仍是书坊林立。清代书坊遍布全国各地，但有的已是单纯经销并不编刻图书了。所有历代这些书坊刻的书，都可以称为坊刻本。

　关键词：；报纸；研究综述 >中图分类号：G219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2972(2007)04-0099-04 >从中国第一位报学研究者戈公振先生开始至今，对新闻传播的研究已经历时八十载。通过文献梳理可以看出，在此期间，不同学者的研究大致是从以下两个角度进行的，一个角度侧重于从唐代报纸本身的考证入手，探讨古代报纸的起源、形态、名称等具体问题。其代表人物有方汉奇、姚福申、张国刚等，他们从二十世纪50年代起直至80年代，先后都对这些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另一个角度重在研究唐代新闻传播的全貌。以李彬为主要代表的学者从二十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在传播学理论的渗透下，把研究领域拓宽到唐代传播活动的各个层面，甚至开始了唐代跨文化传播的研究。本文将以这两个研究角度为线索对各家观点进行综述。

一、中国古代报纸的起源及形态  >(一)关于中国古代报纸起源的探讨 >1．古代报纸源于何时。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出现古代报纸的国家之一。中国的古代报纸究竟出现于何时，新闻史学家说法不一，有说、汉朝说、唐代说。戈公振先生是中国新闻史研究的奠基者，他在《中国报学史》一书中关于“邸报”起源的论断，不仅影响了国内的研究者，也影响了国外的学者。进入二十世纪80年代，由于珍贵史料的发现，及学者们对大量史料的整理、分析，促使中国新闻史的研究大步向前推进，与此同时人们对中国古代报纸起源的探究大都聚焦在了唐代。1982年方汉奇先生的《从不列颠图书馆藏唐归义军“进奏院状”看中国古代的报纸》“以坚实的功力、翔实的考证和完善的论述，提出唐代的‘进奏院状’应为中国同时也是世界最古老之报纸的论点”，表明“中国开始有邸报的时间，不会晚于唐代”。黄卓明先生在《中国古代报纸探源》中指出：“根据目前能够发现的史料，说明中国的原始形态报纸应始见于唐代。”姚福申先生在《有关邸报几个问题的探索》中也明确的指出“邸报”产生于晚唐。 >唐代近300年间，古代报纸具体出现在哪一时段不同学者对此问题也存在着分歧。唐人孙樵《经纬集》卷三的《读开元杂报》对研究唐代报纸的历史具有重要作用，是“对原始形态的报纸叙述得最详细和最具体的”，据此认为中国原始形态的报纸始于开元年间(公元713-741年)。杨立新《中国古代报纸起始于何时(淳化阁帖)中的“状”和“状报”考》称“我国有史可考的古代报纸出现的时间上限，可追溯到年间，即公元627-649年，比《开元杂报》约提前了100年。”圈方汉奇先生把唐归义军“进奏院状”考证为最早的古代报纸，他说“在举世闻名的‘开元杂报’已经杳不可寻的今天，它已经成为世界上现存的最古老的一份报纸”，时间就是唐僖宗年间，即公元873-888年。 >在唐代说成为中国古代报纸起源的热点时，2004年，陈力丹先生在《当代传播》发表《发现“府报”中国古代报纸的历史前推800年》，文章以张涛对我国西北居延、敦煌一带出土的大量汉代竹简多年考证、研究为依据，把中国古代报纸的起源再次提前到西汉。其实张涛于1998年撰写的《西汉末年已经有了报纸》一文就曾引起学术界的兴趣，2001年他在《论西汉“木简报”》再次阐明自己的观点：“我国古代成制度的官方新闻传播，起始时期不应再是较晚的唐代，而应定位在较早的西汉，即提前约1300年”。 >以上研究者在佐证报纸起源时，主要采用实证的方法进行研究。他们力图寻找“第一份”报纸，用报纸实物的“铁证”来证明自己的观点。或是从已发现的文字史料的名称、文书的性质方面着手，加上从古代文献中考证“报”、“报状”、“杂报”、“条报”，以至于“邸报”等词出现的时间两个方面来论证自己的观点。 >与上述研究方法不同，李彬提出：“我们与其费尽心力去指认最早的一份邸报，不如先辨别出邸报起源处那一片嘈嘈切切错杂弹的‘低沉的嗡嗡声’，辨别出与之连带的历史条件和文明背景。”他把中国古代报纸起源的问题放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更多的从孕育新闻传播的社会土壤来考察。于是便得出这样的结论：“虽说正式的邸报源于唐代说目前恐怕还难于成立，但我国古代新闻事业的创生却可以‘歼元杂报’为标志。无论从历史科学还是从历史哲学的角度看，它都昭示着一种从无序到有序的飞跃，彰显着一种从混沌到清朗的转折。” >2．唐代“进奏院状”的性质探讨。在古代报纸起源的研究中，“进奏院状”的性质是学术界一个颇有争议的话题。简单说来，这一争论就是：“进奏院状”是报纸还是官文书。 >1982年方汉奇先生在《从不列颠图书馆藏唐归义军“进奏院状”看中国古代的报纸》中说：“我的看法是，唐代已经有邸报，新发现的这份‘进奏院状’就是当时的邸报。”并在《中国报纸始于唐代考》中得出“唐代的进奏院状已经具有一定的报纸的作用，它是一种原始状态的报纸”的结论。这一具有冲击力的结论引起了学术界的讨论。对“进奏院状”为“邸报”之始这一观点，张国刚先生以《“邸报”并非古代报纸》一文拉开了质疑的序幕。他认为“进奏院状”不是“报纸”，而是“文书”。1986年6月，在《两份敦煌“进奏院状”文书的研究》一文中，他进一步阐明了自己的观点：“唐代进奏院状报，无论从内容还是形式，从实物还是记载，都只能是一个十足的官府公文，与报纸是毫无共同之处的。”江向东也持有近似的观点，他认为唐归义军“进奏院状”只是进奏官向藩镇长官发送的一份报告，“根本找不出其他证据说明这种报告已经发展成一种超出官文书范畴的文献类型”。 >1988年吴廷俊发表《从归义军进奏院状的原件看唐代进奏院状的性质》，对“进奏院状”的性质又提出不同看法。他认为唐归义军“进奏院状”只具有情报性质，因为它“只对个人抄送，以藩镇个人为唯一读者，并且带有相当的机密性”。李彬则认为：“将状报视为报纸和将状报视为公文，都有失偏颇。深究起来，双方其实在强调同一事物的两个不同侧面。一方面，状报脱胎于官文书一脉，因遗传关系而明显地带有公文的特征；另一方面，由于传递信息、报道‘新闻’的关系，状报又具备‘新闻纸’的若干内在性质，显示出某种报业萌芽的苗头。”他认为唐代进奏院状报在新闻传播史上的准确定位应该是新闻信。针对李彬的观点，颐提出“无论是进奏院状或邸吏状之类，都不能与十五世纪前后地中海沿岸那种通过向专人订购的方式交流商业、航海等信息的新闻信相比，前者属 内部文报系统活动，后者是

  面向社会的信息交流。”对唐进奏院状的性质，他不同意李彬的观点，他认为“从内容(通报与职守相关的情况)和活动形式(主要报送上级)看，它距官文书很近而去新闻信甚远。” 

对于“进奏院状”是报纸还是官文书的争论，方汉奇先生做了进一步阐释：“以‘敦煌邸报’为代表的唐代进奏院状，是一种和后来的邸报相类似的新闻传播工具。它以传报朝廷方面的信息为主要内容．由地方一级军政单位在首都的派驻机构向下传发，因而带有一定的官方性质，但并不是中央 统一审定发布的正式官报。它保留了不少官文书的痕迹，但并不等于官文书。它具有某种报纸的性质，如广泛采集新闻，先于官文书传布消息等等，但在定期、公开发行等方面，还不完全具备正规报纸的要素，因而，只能属于一种由官文书向正式官报转化过程中的原始状态的报纸。” >不论学者持有何种观点，考证“进奏院状”的性质势必要研究唐代藩镇制度的发展、进奏院作用和职能以及进奏院状报的内容和特点。 >(二)关于唐代报纸名称的探讨 >对于中国古代报纸起源的问题之所以众说纷纭，一个主要原因在于古代报纸名称众多。唐代报纸的名称也是学术界研究的一个重点。通过古籍考证，在唐代并没有出现“邸报”这一词语，历来被我们称为“邸报”的封建官报并没有一个正式的报名，文献中对它的称呼有：“进奏院状报”、“进奏院状”、“上都留后状”、“留邸状报”、“邸吏报状”、“邸吏状”、“报状”、“报”、“杂报”、“朝报”。方汉奇先生认为：“所有这些，称呼虽然不同，但指的是同一事物，即都是由进奏官转发至地方的原始状态报纸。其性质接近于后来的邸报。”有学者则指出众多古代报纸名称的所指是有区别的。黄卓明先生认为“报状”由朝廷直接发布，是“原始形态报纸的概称”，“应具有唐王朝中央 公报性质”。他还说明“‘报状’经由藩镇自行抄传就形成了唐代‘进奏院状报’”姚福申先生专门解释了“朝报”，他认为“朝报”是唐宋时代朝廷逐日发布的一种新闻简报，“唐代首创朝报”，“可能是‘飞奏’的继续”。 >(三)关于唐代报纸是否印刷问题的探讨 >学术界也曾经对唐朝出现的原始形态报纸是否印刷的问题进行争议，特别是针对“开元杂报”。此争议源于清末明初的版本学家孙毓修《中国雕版源流考》一书中“近有汀陵杨氏藏开元杂报七页，云是唐人雕本”。戈公振先生首先接受了这一观点，在《中国报学史》中说“开元杂报”是现存的堪称“奇珍”的两本“唐刻”之一。之后，曾虚白先生在《中国新闻史》中断言：“开元杂报”就是雕版印刷的报纸。向达先生最先提出质疑：“‘开元杂报’虽有边线界栏，而墨印漫漶，不甚可辨，乌能必其即为刊印即为唐本”二十世纪50年代以后，越来越多的学者以《梦溪笔谈》中“版印书籍，唐人尚未盛为之”和对《中国雕版源流考》中那段话的考证，对“开元杂报”是印刷品的说法予以否定。黄卓明先生说：“不仅唐代如此，而且自唐以后长期停留于手写传抄状态，这又是中国古代报纸的一个特点。”姚福申先生在《有关邸报几个问题的探索》中从“开元杂报”名称的由来、唐代书籍装帧以及雕版印刷成本三个方面非常详尽地论证了唐代不存在印刷的报纸。 >二、唐代新闻传播的全面探讨 >(一)丰富精彩的唐代传播活动 >“邸报”作为新闻史从无序进入有序的标志，在众多同样具有新闻传播属性的信息传播方式中尤为抢眼，使得研究者们较少地涉及唐代其它传播形式的研究。20世纪80年代以来，几位学者陆续展开了探讨。其中，姚福申先生发表了《唐代新闻传播活动考》和《唐代新闻传播形式》两篇颇具开创性的文章。文章以介绍露布、诏令、条报、朝报、进奏官报、进奏院状、观察史牒等为主，较全面地梳理了唐代的新闻传播活动，从整体上展示了其面貌与特征。李彬在《唐代文明与新闻传播》中，把研究唐代新闻传播方式的视野拓宽到官方系统中的常规及非常规的新闻传播方式上。他指出唐代不仅有报状、露布、檄书、烽燧、榜文、注记、起居录等主要官方新闻传播方式，还有花样翻新的竹筒传书、木鹅传表和信鸽传信等非常规方式。他把整个唐代的传播活动划分为三个系统，即官方传播、士人传播和民间传播；分别把三个系统中的主要代表进奏院状报、笔记小说和讲唱活动视为原始媒介，进而研究新闻传播活动的社会环境和各种影响因素。“官方的邸吏状、文人的笔记小说和民间的讲唱形式互相融汇，便凸显为早期新闻史的生命脉动。”李彬先生把它们联系起来一同观照唐代社会丰富精彩的传播图景，使新闻传播研究进入了一个更为宽广的史学领域。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1996年李异平和陶第迁发表了《论唐代的对外传播》一文，首次论及唐代的跨文化传播。2004年刘凤梅提出：可以把“民间艺人以口头进行人际传播的方式说书，视为一种娱乐传播。” >(二)从新闻传播的角度研究进奏院和进奏官 >进奏院状报和进奏院、进奏官间有密切的关系。只有准确地勾勒出进奏院状报的生产机构和生产者的面目，才能更好地辨析进奏院状报的性质。 >唐史专家瞿蜕园先生曾对进奏院的职能做出精练的概括：“唐代藩镇均于京师置进奏院，以进奏官任呈递公文、探报消息之责，有似明、清督抚所派驻京之提塘官，但进奏院初名留后院，以大将主之，得以入见皇帝陈述事件，非提塘官之为低级武弁可比。”方汉奇先生进一步阐明：“(进奏院)既为所代表的地方长官呈递章奏，下达文书，办理需要和 中枢各部门请示汇报联系交涉的各项事宜，也为地方了解、汇集和通报各项政治消息。”甚至有学者还把进奏院视为“诸如三省、枢密院、四方馆之类的新的秘书机构”。他们认为进奏官通过“在京师以公开或隐蔽的手段收集本地方和朝廷及其他地方的有关情报，”来加强本地方与中央的联系。 >西谚有云：“记者一半是记者，一半是侦探。”与之相较，进奏官不无相似。类比，李彬给进奏官以记者的判断。 >(三)传播网络中的传驿系统 >纵观史学界、传播学界对中国古代驿站与邮驿系统的研究，可发现唐代邸报的传播与当时完备、发达的邮驿事业有着密切的联系。因而，我们在传播生态环境中研究唐代的传播活动就不能不去考察唐代的邮驿系统。 >“邮是传递信件的机构，每隔一定距离设置一邮亭，由专人骑马送信。驿是驿站，备有驿马，专供传递员交通工具和住宿，也同样接待过路官员。”早在“战国时即已出现邮驿，汉代各地专设有邮亭供传递文书，唐朝在前朝基础上增设水驿。”“据《唐六典尚书兵部》载，唐开元年间有陆驿1297所，水驿260所，水陆相兼者86所。陆驿大约30里一设，边陲地区驿所间隔则长一些。”可见，至唐已形成了以长安为中心四通八达的传播网络。此外，为提高信息传递的效率，唐代还出现了“快速报告的表章，由‘飞驿’传送，叫做‘飞表奏事’”。 >唐代的邮驿系统为中央控制，是正式的官方信息流通的主动脉。在《中国古代驿站与邮传》中提到唐代邮驿兼管接待过路官员(包括进奏官)、接送怀柔少数民族、平息内乱、追捕罪犯、灾区慰抚和押送犯人等各种事务，有时还管理贡品和其他小件物品的运输。这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传播渠道对社会的开放程度，促成了各类信息在藩镇与进奏官间的传递，甚至信息在全社会范围的流通。 >至此，对于唐代新闻传播的研究脉络已经比较清晰地展现在我们面前。其中有学者在为最早的中国古代报纸寻找强有力的实物证据，有学者在力争弄清史事的来龙去脉，有学者展开了质疑的论战，也有学者在“纷纭驳杂的历史表象上驰骋其智慧的灵思。”我们何不也把视野放宽些，把唐朝邸报的研究置于传播生态系统中，全面考察传播的五个要素，即传播者、传播内容、传播渠道、受众以及传播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