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有飞碟吗 有学者指出，其实UFO早访问过中国。最早记载飞碟的是《晋阳秋》这本古书。书载：“有星赤而芒角，由东北西南投于亮营。三投，再还，往大，还小、俄而亮卒。”在＜三国志》的裴松之的注中、郑樵的《通志略》、马瑞临的＜文献通考》中都有类似的记载。这是公元234年秋天的事，西北五丈原地区的天空中出现一颗发射红光，来去自由的“星”，它三来三往，从东北向西南，以后使消失了。如果是星，它不可能“三投再还”，也不可能“往大，还小”。从记载中，它能自由飞行，很像是飞碟。

北宋著名科学家沈括在他的科学名著《梦溪笔谈》中还记载了这样一件事：“嘉佑中，扬州有一珠甚大，天晦多见，初出于天长县陂泽中，后转入荣社湖，又后乃在新开湖中，凡十余年。居民行人常常见之。余友人书斋在湖上，一夜忽见其珠甚近，初徽开其房，光自吻中出，如横一金钱。俄顷忽张亮，其大如半席，壳中白光如银，珠大加拳，灿然不可正视，十余里间林木皆有影，如初日所照，远处但见天赤如野火，倏然远去，其行如飞，浮于波中，杳杳如日。古有明月之珠，此珠色不类月，荧荧有芒焰，殆类日光。崔伯易曾为明珠赋，伯易高邮人，盖常见之，近岁不复出，不知所往。樊良镇正当珠往来处，行人至此往往维船数宵以待现，名其享为玩珠。”’记载此事的是一位科学家，给他提供情况的是他的好友，好友就在蚌所在的湖边，当不是杜撰。珠发白光，光亮使天发红，把十余里之间的林木都照得清清楚楚，可见其亮度很高，它的速度很快，“其行如飞”，“倏然远去”，从记载看，这个能发光，能飞行的珠不就像足一轮飞碟么？

宋朝大诗人苏轼在镇江金山也曾见到过不明飞行物。这一天他游 金山，寺僧仰慕他的诗名，留宿寺中。这一夜二更天，东坡尚未入睡，只 见一个光亮的物体在江心降落，并发生光焰，他用诗记录了这个奇观：“是时江月初生魄，二重月落光深黑。江心似有炮火明，飞焰照天栖鸟惊。怅然归卧心莫让，非鬼非人竟何物？’诗写完了，作者又加了个注：“是夜所见如此。”说明不是虚构，而是实见。

《竹溪县志》中曾记载一次飞行物坠地的事。那是同治元年，即公元1862年农历八月十九日夜，这一夜“东北有星火如月，色似炉铁，人不能仰视，初出声则凄凄然，光芒闪烁。顷之，向北一泻数丈，欲坠复止，让辄动摇，直至半空忽然银瓶乍破，顷出万外明珠，缤纷满天，五色俱备，离地丈余没，没后犹觉余震散彩，屋瓦皆明。”这个飞行物温度极高，极为光亮，使人不能仰视，后来“银瓶乍破，倾出万觎明珠”，似乎显爆炸了。

湖北《松滋县志》记载了清代光绪六年即公元1880年覃某的奇遇。“西岩嘴覃某，田家子也。光绪六年五月初八日，晨起，信步往屋后山林，见丛林间有一物：光彩异常，五色鲜艳，即往扑之，忽觉身自飘举，若在云端，耳边飒飒有声，精神倍昧，身体不能自由，忽然由高坠下，乃一峻岭也。覃某如梦方醒，惊骇非常，移时来一樵者，询之，答曰：‘余湖北松滋人也。’樵者咤日：‘子胡为乎来哉，此贵州境也，去尔外千余里矣．’指其途径下山。覃丐而归，抵家已逾十八日矣。究不知所为何物吁，异矣。”这个物体有光彩，能使覃某飞入云端，它的速度极快，使人感到“飒飒有声”。覃某因扑这个物体，遭到了报复。覃某不识此为何物，从记载看，似乎是有意识的。

1892年前后，南京的市民们蜂拥在朱雀桥边，万众仰头观看空中的飞行物。画家吴友如目睹了这个动人情景，画了一幅画，画上是朱雀桥一角，万众挤挤，有的仰望率中，有的互相谈论，有的则发着惊叹。天上一角有一圆球，闪闪发光。画家在图上还题记：“九月二十八日晚间八点，时金陵地南隅忽见火球团，自西向东，形如巨卵，色红而无光，飘荡半空其行甚级。”“约一炊许 ，渐远渐灭。”从记载看，这个飞行物速度不快，温度也不高，因此人们举头仰视，看得很清楚，它停留的时间也比较长，约有一顿饭时间。有文有画，描述生动逼真，当是可信的。

从上述记载看，中国古代确实有一种不明飞行物光临过。这种飞行物有的发白光，有的发红光，有的快如星火，有的则缓缓而行，它们各有不同的特点。但是，这些飞行物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发出光亮，来去自由。

主张UFO访问过古代中国的学者认为，这些记载中的飞行物就是飞碟。《竹溪县志》中记载的是一次飞碟“坠毁事件”，因为从记载看飞行物能倏忽而过，而“欲坠则止”，这个高速物体有很高的灵敏度，后来出了故障，变得摇摇晃晃，终于有意识地加以摧毁。 有些研究者还认为，《松滋县志》记载的覃某被不明飞行物带到贵州的事件是飞碟人被发现以后的报复行为或保密行为，与近代一些接触飞碟的人们遭劫持的情况极为相似。

但有些学者认为，中国古籍中的这些记载是转辗传闻的故事，记载又十分简单，不足为信，可能是一些道听途说的奇事轶闻，经过夸张、编造。有些研究者则认为，这可能是古人记下的还不清楚的自然现象，它们能发光，能飞行，被现代人误认为是飞碟

————苦味精味苦

中国古书里有案可稽，如《世说新语》记载：“殷仲堪父病虚悸，闻床下蚁动，谓是牛斗。孝武不知是殷公，问仲堪：‘有一殷，病如此不？’仲堪流涕而起曰：‘臣进退唯谷。’”据刘孝标注引《续晋阳秋》曰：“仲堪父曾有失心病，仲堪腰不解带，弥年父卒。”

这篇文章里有例子，也有原因分析：

文献本身的真伪，经过了辨别，但辨伪工作仍未完成，还必须进一步辨别真文献中的记事是否信实，是为辨伪事。历史文献是阶级社会的产物，各阶级成员站在自己的阶级立场上，对于社会历史上的重大事件，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基本问题，都会有不同的看法，记载史事，也就会有不同的观点。封建地主阶级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总是“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①，而对于敢于反抗的农民，则极尽诬蔑丑化之能事。清修《明史》，号称精审，赵翼云：“《明史》则博览群书，而必求确核。盖取之博而择之审，洵称良史。”②但《明史》记张献忠，却不但斥之为“流贼”，且云：张献忠“嗜杀，一日不杀人，辄悒悒不乐……将卒以杀人多少叙功次，共杀男女六万万有奇”!①张献忠起义的崇祯年间，全国共有多少人口，史书失载。但《明史·食货一》载有三个数字：洪武26年，天下口60，545，812；弘治四年，口53，28l，158；万历6年，口60，692，856。《明实录》则对明代各帝在位年间的全国人口数，多有记载，亦均不超过6700万。②那么，张献忠所杀的“男女六万万有奇”从何而来《明史》记事，为何前后矛盾至此修刻流传过程中有意或无意造车录》所载全国人口数字显然，这是封建史家为了丑化农民起义而有意编造的伪事。剥削阶级总是按照他们当时的政治需要来记述历史，如果史实与其政治要求相矛盾，便不惜歪曲史实以迎合政治需要。逼于政治要求，许多号称良史的封建史家，也只好对统治者隐恶虚美，曲加回护。此外，史书中还有因传闻异词，或作者记忆失真，又限于条件，一时无从核实而造成的记事失实。总之，由于阶级的限制、时代的限制、当时客观条件的限制等原因，历史文献中难免有失实的记载，有伪事，必须加以考订，使记事显出真相，才能成为历史研究的可靠史料。

孟子说：“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吾于《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③这说明在2000多年前，我国学术界已经注意辨别文献中记事的真伪了。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我国史学发展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治史日益深人，于是有考订史事的专著出现，如西晋谯周的《古史考》等。唐代刘知几著《史通》，提倡直书，反对曲笔，其《疑古》篇对《尚书》提出10疑，《惑经》篇对《春秋》提出12条“未喻”，指出它们记事失实，而后人对《春秋》等经典的赞扬，则是“欲神其事，故谈过其实”，是“虚美”。清时考据学大盛，专门考订史书记事的专著，以王鸣盛的《十七史商榷》为最佳。到了近代，梁启超将文献中的伪事区分为七类，指出伪事之由来，或系无意失误，或为有意虚构，并将辨证伪事的方法归纳为7条①。梁启超的考订记事，比旧的史考进步科学，但是站在剥削阶级的立场上进行史考，所以对文献中诬蔑农民起义之类的荒谬记事，仍不作考证，有时还制造混乱，继续歪曲史实。只有批判地吸收传统考据学的成果，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考订文献中的记事，才能考清楚史事的真相，找出合于历史实际的记载。

校勘学的功用 现存历史文献经过辗转流传，其中文字错漏甚多。近人章钰用各种宋本校订胡刻《资治通鉴》正文，校出“脱、误、衍、倒四者，盖在万字以上。内脱文五千二百余字。关系史事为尤大。”陈垣校勘《元典章》，也校出错误12000余条。古籍文字形成错漏的原因，大致有五：

(1)保存文献，难免火烧水湿。虫蛀鼠咬，致使字迹不清．原件残缺。或章句相涸，上下谬乱。特别是古代的简策。编连的牛皮条或丝绳一断。即易错简脱简。

(2)传抄翻刻古书。难免笔误。所谓“书三写，鲁成色”，“亥”变为“豕”，“焉”变成“马”。抄书时常因形似而误，音似而误，在两行按续之间。则易看错前后行字句，致使衍字、脱字。

(3)后人抄书、校书或注书时，对某些文句妄加猜测，擅自改动。如《史通·申左》云：

汉之太史，晋之著作，彝成国典。时号正盲。既而《先贤》，《智旧》，《语林》、《世说》，竟遣异端，强书他事。夫以传自费巷，而将斑马抗衡。访诸古老，而与干(刻本误作子)孙并列。斯则难矣!

清代浦起龙作《史通通释》。见“而与子孙并列”，发觉不通，便将“子孙”擅改为“同时”，又将“班马”改为“册府”。李慈铭正确指出，浦氏“不知‘班马’字承上之‘汉之太史’句；‘子孙’当作‘于、孙’，谓晋之干宝撰《晋纪》，孙盛撰《晋阳秋》也；承上‘晋之著作’句”，因而这是“专臆恣改”。

(4)因避讳而改字。在我国封建社会中，对当代君主、父母或所尊崇的圣贤，不得直书其名，必须用改字、缺笔或空字的方法加以避开，是谓避讳。这是中国特有的风俗，起于周，成于秦，盛于唐宋，直到辛亥革命后才逐渐废止。由于避讳，又去追改古书。历代官名、地名、人名随着各朝避讳而多次改动的甚多。这就给古书文字造成了混乱，既带来了阅读的困难，又改变了原书的旧观。

(5)统治者为了自己的政治目的而有意义窜改文献。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清修《四库全书》。为了泯灭汉人的民族思想，巩固清朝的统治，不但全毁、抽毁大批所谓“违碍悖逆之书”，又对保存下来的许多书籍加以“酌量改易”、“改定字句”。于是连宋、明人著作中的“金贼”、“虏廷”、“人寇”等用字，也都被窜改为“金人”、“北庭”、“人塞”，以免引起汉人的民族意识。

古籍文字有误、漏、衍、倒，含义就会有所出人，以至完全不同，既破坏了文献本身的真实性，又使所载史事晦暗难明，甚至歪曲了事实的真相。《吕氏春秋·察传》篇载的卫人将“晋师己亥涉河”讹为“晋师三豕涉河”，含意就完全不同了。又例如清初的顾炎武，富有民族气节，坚持做明的遗民。据清初抄本，他的《日知录》中称明朝为“我朝”、“本朝”，称明初为“国初”。但后来通行的刻本，都改为“明代”、“有明”、“先朝”、“国初”了。这就窜改了《日知录》的真面目，抹杀了顾炎武的民族立场。所以，“书不校勘，不如不读”。从文献中收集起来的史料，必须加以文字校勘，才能放心利用。

版本学的功用 《校勘学释例》将校勘方法总结为4种：对校法、本校法、他校法和理校法。对校法即“以同书之祖本或别本对读，遇有不同之处，则注于其旁”。这种校法是对比异同，发现问题，以便设法分辨是非，去伪存真。它要求多收集些不同的版本来相互比较。由于文献中的文字讹舛多是在翻刻流传过程中有意或无意造成的，因此一般说来，原本或初刻本是错误最少的本子。但有些最后的翻印本，由于经过认真的校订，也可能是错误最少的版本。所以对比校勘，不仅要依靠最原始的或较原始的版本，而且要依靠经过认真校订的可靠的版本或错误较少的版本。这样，研究古书版本的特征和差异，鉴别其真伪和优劣的版本学，就成为历史文献工作特别是校勘工作必要的一门学问。而辨伪、目录学也离不开版本学，因为伪书的辨定，往往可以从版本上找到根据，而目录的内容之一就是备列各书的版本情况。

辨别文献本身的真伪，校勘文献中的字句，实质上也是考订文献中所载的史实是否真实可靠。因而辨伪书、辨伪事、校勘，又统称之为考据，它们都必须信而有据。传注大致也属于考据。考据学、目录学、版本学，是历史文献学的传统分支学科。由这些分支学科组成的历史文献学指出了从文献中收集史料的门径，又闻述了鉴别史料、确定其来源、性质、可靠程度与实际价值的方法，对于充分地、详细地占有信实可靠的史料，起着不可缺少的作用，因而是历史科学不可缺少的一个部门。文献学为历史研究提供史料依据，文献学的不断完善，为历史科学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第四节 历史文献学是历史科学的辅助学科

历史文献学为历史研究服务 历史研究要占有史料，但并不是搜集到史料并弄清其真伪就算完成历史学的任务了。历史科学要从总体上反映出历史发展过程的真实景象，又要揭示出历史发展的规律性

UFO访问过古代中国吗？

UFO飞碟，是当代世界的一大悬案。虽然连美国前总统卡特、阿波罗飞行员都看到过飞碟，但是飞碟究竟是什么东西却至今还是一个谜。

有学者指出，其实UFO早访问过中国。最早记载飞碟的是《晋阳秋》这本古书。书载：“有星赤而芒角，由东北西南投于亮营。三投，再还，往大，还小、俄而亮卒。”在＜三国志》的裴松之的注中、郑樵的《通志略》、马瑞临的＜文献通考》中都有类似的记载。这是公元234年秋天的事，西北五丈原地区的天空中出现一颗发射红光，来去自由的“星”，它三来三往，从东北向西南，以后使消失了。如果是星，它不可能“三投再还”，也不可能“往大，还小”。从记载中，它能自由飞行，很像是飞碟。

北宋著名科学家沈括在他的科学名著《梦溪笔谈》中还记载了这样一件事：“嘉佑中，扬州有一珠甚大，天晦多见，初出于天长县陂泽中，后转入荣社湖，又后乃在新开湖中，凡十余年。居民行人常常见之。余友人书斋在湖上，一夜忽见其珠甚近，初徽开其房，光自吻中出，如横一金钱。俄顷忽张亮，其大如半席，壳中白光如银，珠大加拳，灿然不可正视，十余里间林木皆有影，如初日所照，远处但见天赤如野火，倏然远去，其行如飞，浮于波中，杳杳如日。古有明月之珠，此珠色不类月，荧荧有芒焰，殆类日光。崔伯易曾为明珠赋，伯易高邮人，盖常见之，近岁不复出，不知所往。樊良镇正当珠往来处，行人至此往往维船数宵以待现，名其享为玩珠。”’记载此事的是一位科学家，给他提供情况的是他的好友，好友就在蚌所在的湖边，当不是杜撰。珠发白光，光亮使天发红，把十余里之间的林木都照得清清楚楚，可见其亮度很高，它的速度很快，“其行如飞”，“倏然远去”，从记载看，这个能发光，能飞行的珠不就像足一轮飞碟么？

宋朝大诗人苏轼在镇江金山也曾见到过不明飞行物。这一天他游 金山，寺僧仰慕他的诗名，留宿寺中。这一夜二更天，东坡尚未入睡，只 见一个光亮的物体在江心降落，并发生光焰，他用诗记录了这个奇观：“是时江月初生魄，二重月落光深黑。江心似有炮火明，飞焰照天栖鸟惊。怅然归卧心莫让，非鬼非人竟何物？’诗写完了，作者又加了个注：“是夜所见如此。”说明不是虚构，而是实见。

《竹溪县志》中曾记载一次飞行物坠地的事。那是同治元年，即公元1862年农历八月十九日夜，这一夜“东北有星火如月，色似炉铁，人不能仰视，初出声则凄凄然，光芒闪烁。顷之，向北一泻数丈，欲坠复止，让辄动摇，直至半空忽然银瓶乍破，顷出万外明珠，缤纷满天，五色俱备，离地丈余没，没后犹觉余震散彩，屋瓦皆明。”这个飞行物温度极高，极为光亮，使人不能仰视，后来“银瓶乍破，倾出万觎明珠”，似乎显爆炸了。

湖北《松滋县志》记载了清代光绪六年即公元1880年覃某的奇遇。“西岩嘴覃某，田家子也。光绪六年五月初八日，晨起，信步往屋后山林，见丛林间有一物：光彩异常，五色鲜艳，即往扑之，忽觉身自飘举，若在云端，耳边飒飒有声，精神倍昧，身体不能自由，忽然由高坠下，乃一峻岭也。覃某如梦方醒，惊骇非常，移时来一樵者，询之，答曰：‘余湖北松滋人也。’樵者咤日：‘子胡为乎来哉，此贵州境也，去尔外千余里矣．’指其途径下山。覃丐而归，抵家已逾十八日矣。究不知所为何物吁，异矣。”这个物体有光彩，能使覃某飞入云端，它的速度极快，使人感到“飒飒有声”。覃某因扑这个物体，遭到了报复。覃某不识此为何物，从记载看，似乎是有意识的。

1892年前后，南京的市民们蜂拥在朱雀桥边，万众仰头观看空中的飞行物。画家吴友如目睹了这个动人情景，画了一幅画，画上是朱雀桥一角，万众挤挤，有的仰望率中，有的互相谈论，有的则发着惊叹。天上一角有一圆球，闪闪发光。画家在图上还题记：“九月二十八日晚间八点，时金陵地南隅忽见火球团，自西向东，形如巨卵，色红而无光，飘荡半空其行甚级。”“约一炊许，渐远渐灭。”从记载看，这个飞行物速度不快，温度也不高，因此人们举头仰视，看得很清楚，它停留的时间也比较长，约有一顿饭时间。有文有画，描述生动逼真，当是可信的。

从上述记载看，中国古代确实有一种不明飞行物光临过。这种飞行物有的发白光，有的发红光，有的快如星火，有的则缓缓而行，它们各有不同的特点。但是，这些飞行物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发出光亮，来去自由。

主张UFO访问过古代中国的学者认为，这些记载中的飞行物就是飞碟。《竹溪县志》中记载的是一次飞碟“坠毁事件”，因为从记载看飞行物能倏忽而过，而“欲坠则止”，这个高速物体有很高的灵敏度，后来出了故障，变得摇摇晃晃，终于有意识地加以摧毁。 有些研究者还认为，《松滋县志》记载的覃某被不明飞行物带到贵州的事件是飞碟人被发现以后的报复行为或保密行为，与近代一些接触飞碟的人们遭劫持的情况极为相似。

但有些学者认为，中国古籍中的这些记载是转辗传闻的故事，记载又十分简单，不足为信，可能是一些道听途说的奇事轶闻，经过夸张、编造。有些研究者则认为，这可能是古人记下的还不清楚的自然现象，它们能发光，能飞行，被现代人误认为是飞碟。

这些古籍记载的飞行物究竟是什么？ UFO究竟访问过古代中国吗？这个谜只有在现代的飞碟之谜揭开以后才能给予可信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