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官帽的样式各不相同。宋代的官帽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它们有两只长长的翅膀。与其他朝代的官帽相比，宋代的官帽确实有很大的不同。在宋代官帽独特外观的背后，也有着特殊的渊源。

宋代的官帽有一个专业名称叫长吉帽。顾名思义，长翅帽之所以得名，是因为官帽两边都有一个长帽翼。我们一定看过宋代长翅帽的照片，但估计很多人不知道帽翅有多长。相关资料表明，宋代不同时期的长翅帽帽翅长度并不一致。北宋初期，长翅帽帽翅的长度约为一尺，之后又有所增加。由此可见，宋代长翅帽的帽翼确实名副其实，而且长翅帽的名字也很生动。

说起长翼帽的发明者，大家都很熟悉他。他就是著名的宋太祖赵匡胤。事实上，有帽翅的官帽在宋代并非绝无仅有，隋唐官帽也有帽翅。然而，隋唐时期帽翼的使用和意义与宋代不同。宋代以前，官帽上的帽翼主要起装饰美感的作用，而宋代官帽的长帽翼则不是为了美观和装饰。赵匡胤发明长翅帽是有原因的。长翼帽背后有一个特殊的起源。

众所周知，赵匡胤的王位是由发动“陈桥兵变”的黄葆继承的。说他篡位并不过分。因此，赵匡胤对舆论特别是文武部部长的讲话非常敏感。赵匡胤发明了长翅帽，这与这个原因密切相关。一天早上，赵匡胤正在听一位大臣的报告，朝廷里的大臣们耳语不断。当时，赵匡胤看在眼里，心里很生气，但他没有说清楚。第二个朝代以后，赵匡胤立即要求人们改造官帽。具体方法是在原纱帽的背面两侧加一个长帽翼。帽翅由铁条或竹条制成，长度超过一英尺，约30厘米。

宋代衙门公案上必备品：惊堂木、签筒、印盒（含大印）印垫放在印架上、红黑两个砚台（墨已研好）、笔架（上悬朱笔、墨笔）、签筒（内分别置红绿头签），原、被告供词笔录等——当然，原被告也有在升堂后呈递上来状子。

而戏剧中一般公案上有三样必备品：签筒、惊堂木、印盒（简单的连印盒也取消了），再根据剧情是否需要放置笔架。这些都是为了剧情的需要。

审案设的公堂，正中摆放公案，公案上放着审案用的各种必需品。

      1、红、绿头签。绿头签是捕签，用来捕人的。红头签是刑签，下令动刑的。在这里签和签筒另有妙用：签筒容积正好是户部颁定一斗（10355毫升）米的容积，一支签的长度也正好是一尺（32厘米）的长度。如有短斤少尺案件发生，当场即可衡量验证，若奸商取财无道，当堂就给以杖责或罚以重金。

      县官案桌上放的4个签筒，每个签筒上各写一字，合是“执法严明”。其中“执”字筒是捕捉令，插一大把绿头捕捉签，其他3个签筒分为白头签、黑头签、红头签。签子头颜色不同含义不同：白头签每签1板，黑头签每签5板，红头签每签10板。较为常见的笞杖之刑是杖臀，即打屁股。     

      花样就在这签子上，白、黑、红在行刑轻重上各有含义：如果扔下40支白头签，那么40大板打完后，皮肉无痛，立刻走人。如果是几支黑头签，同样40大板，犯人会皮开肉绽。如果是40支红头签，不死也要残废。

      大堂施刑时，差役拾起太爷的竹签后，便将受刑的犯人绑在长凳上，两个差役举起‘王法’ （也叫法棍）一边打，一边有节奏地唱着唱词。

      2、惊堂木，也叫醒木、方尺和抚尺的，是一块长方形的硬木，有角儿有棱儿，其体积一般以大人的手握住为准。惊堂木拍击案桌，以示声威，震慑犯人招供罪行。 

        历史上最早使用惊堂木的时间，大约在春秋战国时期。各级衙门都可以在开庭时使用。一般的惊堂木上，都刻有象征权威的图案。最常见的是龙造型的图案，除此以外没有其他的款式标记。

    皇帝用的惊堂木叫“震山河” ，用它击案板以显赫皇威；丞相用的惊堂木称为“佐朝纲” ，表明身份，振兴朝纲。

审案程序：

1、升堂前，书童将审案一应用品摆放于公案上，将印盒、印垫放在印架上，将朱、墨都研好待用。、

2、衙役传唤原告、被告、干练佐证一切人等到齐后，于班房待审，招房将原被告姓名、性别、年龄、籍贯、事由等填入表格内，完成升堂前一切准备工作。

3、准备完毕后，刑房、招房、站堂衙役排衙，齐喊堂威，堂役击堂鼓三声。当任官身着官服从暖阁东门进来，入座后开始审讯，用朱笔点名（点名，即将朱笔点在实到人名上。“点名”一词大致由此而来），刑书唱名，皂役传唤，原告跪东边跪石，被告跪西边跪石，有功名的巨人、秀才、官宦之类，则面向外跪于大堂前的滴檐上，或者站着不跪。所谓“礼服君子，法治小人”。等到确实证明他有罪时，命礼房师爷摘去其顶戴花翎，革去其功名，然后才面向知县跪石。

4、对于拒不认罪的，施行笞杖刑讯，有招书记录口供，知县亲自点朱加印，批出判词。

5、审理完毕后，知县再由暖阁的西侧退堂，这是衙役再击鼓三声，叫做退堂鼓,至此，整个堂审结束。

                清末北京衙门审讯犯人情形（此照片为当时外国摄影师摄影，疑有摆拍）

一说汝窑，玩陶瓷的人都会为之肃然起敬！去年4月3日，在香港苏富比拍卖了一件口径135厘米的北宋汝窑天青釉葵花洗，九位竞买人经过34次竞价，最终以20786亿港元的天价落锤。可见汝瓷的珍稀和人们对汝瓷喜爱敬仰，也应了“纵有家财万贯，不如汝瓷一件”这句老行话！

汝窑窑址位于河南省宝丰县清凉寺。宝丰宋代隶属汝州，故简称汝窑，又因其是烧宫廷用瓷的窑场，故也称 "汝官窑"。

汝窑是我国宋代“汝、官、哥、钧、定”五大名窑之一，享誉海内外，又以生产青瓷而著称，博得“青瓷之首，汝窑为魁”之赞誉！然而，汝窑却在历史文献中记载不详，为后人认识汝瓷留下了许多困惑或谜团。所以，一直以来，我们对汝瓷的认识，只能局限于以博物馆里的传世品作为标准器来衡量。

直到2000年6月至10月，国家文物部门对河南省宝丰县清凉寺汝窑窑址进行了考古发掘，出土了大量的窑具和瓷片，为我们进一步认识宋代汝官窑瓷器提供了科学的实物依据，大大开阔了我们对汝瓷鉴定的视野，纠正了以往对汝瓷鉴赏的局限。

汝官窑烧造时间：大约是宋神宗元丰年间（1078—1085年）至宋徽宗崇宁五年（1106年）。也就是汝窑烧造御用汝瓷大约20来年。

汝官窑瓷器器型：从出土的汝瓷造型品类来看，大大超出了以往传世汝瓷的品种，不仅有传世品中常见的瓶、樽、碗、盘、洗等，而且出现了壶、罐、灯、炉、盒、钵和豆，带镂孔座的玉壶春瓶、刻花鹅颈瓶、盘口折肩瓶（纸槌瓶）、梅瓶和大量各式碗盘残片，极大丰富了汝瓷造型品类的内容。尤其是出土了莲瓣熏香炉、海棠式多层套盒和荷叶式高圈足器等，高度均超过了30厘米，改变了过去认为“汝窑无大器”的定论。有部分出土器物表面带有刻划花、堆贴、雕塑和镂空等装饰，也改变了一直认为汝瓷纯以器型和釉色取胜的观点。

注意：虽然汝瓷中出现了大器和纹饰，但汝瓷主要还是以小件为主。也改变不了汝瓷以器型秀巧、釉色素净取胜的主流。同时，一些汝瓷器物胎体非常特殊，碗、盘、碟、樽、洗等器物的壁与底几乎同厚，这一点与同时期的其它窑器不同。而且，碗、盘、洗的圈足都向外撇向外卷。

汝官窑瓷器胎土：汝瓷的胎一般较薄，但器物较大的也有厚胎，胎质并不坚致细腻，而是略显粗松，其颜色颇似焚香时落下的香灰，俗称“香灰色胎”或“香灰胎”，色调多为灰白色或白中偏灰、白中泛黄，还有呈灰褐色或偏黑的。从化验结果看，汝瓷的胎是用高铝黏土配制，温度至少达到1300度才能完全致密，而汝瓷烧成温度只有1150—1200度，所以，大部分汝瓷胎的断面没有玻璃光泽，可见汝瓷的胎骨是未烧透的“夹生胎”，而且可见或多或少的气孔，说明胎泥中含有腐植质和有机质。

注意：至于汝瓷胎的颜色象焚香时落下的香灰，虽然说的很形象，但色调白中偏灰、偏黄、偏褐到什么程度，得通过看实物瓷片才能领悟，我无法用准确语言传达给你。因为胎很重要，是鉴定汝瓷的重要依据。同时，真品汝瓷的胎骨是“夹生胎”，所以，手弹胎体声音发木。而仿品发声就比较扎实。

汝官窑瓷器釉质：汝瓷的釉是石灰釉，内掺玛瑙，烧成温度不能太高，否则会严重流釉。汝瓷釉的烧成温度范围极小，同窑不同窑位稍有温差，就呈不同颜色。就汝瓷釉色而言，随着温度由低到高变化，釉色有月白、粉青、卵青、天青、豆青、灰青（艾青）、虾青等。釉质也从完全失透、半失透，到玉质感和玻璃质感变化。文献中有 “天青为贵，粉青为尚，天蓝弥足珍贵”的记载。也就是说这三种颜色的汝瓷最好。

注意：温度稍高，汝瓷釉质就会变成玻璃质感，而且会产生流釉现象，形成“釉如堆脂”。所以，有流釉现象的汝瓷釉面一般是玻璃质感较强的，而且积釉越厚颜色越深。

汝官窑瓷器釉面：汝瓷釉面有薄有厚，大多开片，呈冰裂纹、蝉翼纹、蟹爪纹，小部分斜开片即鱼鳞纹。也有极个别的一面有开片，另一面无纹或整体无纹，即文献所称“有蟹爪纹者真，无纹者尤好”，这是汝瓷的特征之一。

注意：由于汝瓷烧造温度不高，胎和釉紧密度不是很好，因此，在口沿、底沿、凸棱处，会出现明显的自然剥釉现象。而且釉面会出现“汁中棕眼”现象，即缩釉点。至于古人称釉面气泡稀疏“寥若晨星”，这种现象只存在于正烧的釉面表层，其余则釉泡细小密集，肉眼无法可见。

汝官窑工艺特征：汝瓷器型胚胎只要能使用模具的，都采用模制工艺，以提高器物规整度。器物较大或不便使用模具的各类瓶、罐等，仍以手工拉坯成型。

汝瓷基本采用支烧方式，早期有长条状支钉（松子状）、较为粗大圆形豆瓣状支钉。长条状支钉有横置在圈足端面的，也有横置在底部的。一些较大的瓶、罐直接采用垫饼垫烧，所以这些器物圈足露胎，个别平底器，整个底部露胎。到中后期，随着工艺的成熟，支钉变的越来越小，即芝麻钉。支钉数量按器物大小有3个、5个，5个以上有6个、12个等双数出现。

注意：汝瓷大部分器物满釉裹足支烧，如洗、盘、碟、钵、盆、樽与个别碗。碗大部分为垫烧，即圈足露胎，也有同时采用支烧和垫烧两种工艺。瓶的种类较多，但满釉支烧的仅见盘口折肩瓶和个别矮圈足小型瓶类。真品汝瓷的支钉手摸没有刮手感，仿品反之。

汝官瓷的底款：汝瓷底款有刻“奉华”、“蔡”、“寿成殿皇后阁” 和“甲”“ 乙”“ 丙”款名。其中，“奉华”和“寿成殿皇后阁”应为宋代宫廷所刻用器标志。“蔡”字应为物主姓氏，有人认为是蔡京。“甲”“ 乙”“ 丙”则为乾隆时期将宫中古董分成甲乙丙等级后所刻。除此之外，暂无发现其它款铭。

汝瓷因烧造时间短，加上历史上的战乱和天灾人祸，传世不多。目前，全世界各大博物馆在册登记的只有67件。那么，汝瓷民间有没有呢？一定有。有多少呢？没人知道。至于有人说民间没有汝瓷，那是不负责任的无稽之谈。随着我们对汝瓷进一步认识，国家文物政策的不断放开，我们相信民间的一些汝瓷传世品一定会逐渐被认定面世。“旧时王榭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愿这极富灵性、让人梦寐以求的汝瓷珍宝，能在您的藏品中出现，并给世人增添无限的艺术享受！

下一篇《收藏漫谈》，我们来漫谈一下宋代——官窑

（说明：既然是漫谈，语言就有些随意，再加上一些个人观点，肯定会出现一些差错，敬请朋友谅解！）

下面是一组清凉寺窑址出土汝瓷标本和台北故宫的宋代汝瓷照片，供借鉴参考:

1、《中庸》

《中庸》是中国古代论述人生修养境界的一部道德哲学专著，是儒家经典之一，原是《礼记》第三十一篇，相传为战国时期子思所作。

其内容肯定“中庸”是道德行为的最高标准，把“诚”看成是世界的本体，认为“至诚”则达到人生的最高境界，并提出“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的学习过程和认识方法。

宋代从《礼记》中抽出，与《大学》《论语》《孟子》合为“四书”。宋元以后，成为学校官定的教科书和科举考试的必读书，对中国古代教育和社会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其主要注本有程颢《中庸义》、程颐《中庸解义》、朱熹《中庸章句》、李塨《中庸传注》、戴震《中庸补注》、康有为《中庸注》、马其昶《中庸谊诂》和胡怀琛《中庸浅说》等。

2、《春秋》

《春秋》，即《春秋经》，又称《麟经》或《麟史》，中国古代儒家典籍“六经”之一。也是周朝时期鲁国的国史，现存版本由孔子修订而成。

《春秋》是中国第一部编年体史书，共三十五卷，是儒家经典之一且为十三经中篇幅最长的，在四库全书中列为经部。记述范围从公元前722（鲁隐公元年）至公元前479年（鲁哀公十六年）。

《春秋》用于记事的语言极为简练，然而几乎每个句子都暗含褒贬之意，被后人称为“春秋笔法”、“微言大义”。

后来出现了很多对《春秋》所记载的历史进行补充、解释、阐发的书，被称为“传”。代表作品是称为“春秋三传”的《左传》、《公羊传》、《谷梁传》。

2019年2月报道，从海昏侯墓出土简牍5200余枚，专家释读后发现包括《春秋》在内的儒家经典及其训传。

3、《资治通鉴》

《资治通鉴》（常简作《通鉴》），由北宋司马光主编的一部多卷本编年体史书，共294卷，历时19年完成。

主要以时间为纲，事件为目，从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写起，到五代后周世宗显德六年（公元959年）征淮南停笔，涵盖16朝1362年的历史。

在这部书里，编者总结出许多经验教训，供统治者借鉴，宋神宗认为此书“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即以历史的得失作为鉴诫来加强统治，所以定名为《资治通鉴》。《资治通鉴》全书294卷，约300多万字，另有《考异》、《目录》各三十卷。

4、《史记》

《史记》最初称为《太史公》或《太史公记》、《太史记》，是西汉史学家司马迁撰写的纪传体史书，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记载了上至上古传说中的黄帝时代，下至汉武帝太初四年间共3000多年的历史。

太初元年（前104年），司马迁开始了《太史公书》即后来被称为《史记》的史书创作。该著作前后经历了14年，才得以完成。

《史记》全书包括十二本纪（记历代帝王政绩）、三十世家（记诸侯国和汉代诸侯、勋贵兴亡）、七十列传（记重要人物的言行事迹，主要叙人臣，其中最后一篇为自序）、十表（大事年表）、八书（记各种典章制度记礼、乐、音律、历法、天文、封禅、水利、财用）。

《史记》共一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余字，比《淮南子》多三十九万五千余字，比《吕氏春秋》多二十八万八千余字。《史记》规模巨大，体系完备，而且对此后的纪传体史书影响很深，历朝正史皆采用这种体裁撰写。

《史记》被列为“二十四史”之首，与后来的《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合称“前四史”，对后世史学和文学的发展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其首创的纪传体编史方法为后来历代“正史”所传承。《史记》还被认为是一部优秀的文学著作，在中国文学史上有重要地位，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有很高的文学价值。刘向等人认为此书“善序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俚”。

5、《诗经》

《诗经》，是中国古代诗歌开端，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收集了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前11世纪至前6世纪）的诗歌，共311篇。

其中6篇为笙诗，即只有标题，没有内容，称为笙诗六篇（《南陔》、《白华》、《华黍》、《由庚》、《崇丘》、《由仪》），反映了周初至周晚期约五百年间的社会面貌。

《诗经》的作者佚名，绝大部分已经无法考证，传为尹吉甫采集、孔子编订。《诗经》在先秦时期称为《诗》，或取其整数称《诗三百》。

西汉时被尊为儒家经典，始称《诗经》，并沿用至今。诗经在内容上分为《风》、《雅》、《颂》三个部分。《风》是周代各地的歌谣；

《雅》是周人的正声雅乐，又分《小雅》和《大雅》；《颂》是周王庭和贵族宗庙祭祀的乐歌，又分为《周颂》、《鲁颂》和《商颂》。

孔子曾概括《诗经》宗旨为“无邪”，并教育弟子读《诗经》以作为立言、立行的标准。先秦诸子中，引用《诗经》者颇多，如孟子、荀子、墨子、庄子、韩非子等人在说理论证时，多引述《诗经》中的句子以增强说服力。

至汉武帝时，《诗经》被儒家奉为经典，成为《六经》及《五经》之一。

《诗经》内容丰富，反映了劳动与爱情、战争与徭役、压迫与反抗、风俗与婚姻、祭祖与宴会，甚至天象、地貌、动物、植物等方方面面，是周代社会生活的一面镜子。

——古代文史典籍

宋代诸帝多尊崇道教，宋太宗时曾访求道经7000余卷，令人删重校正。宋真宗大兴道教，认道教神灵赵元朗为宗室，封其为“保生天尊大帝”，封老子为“太上混元皇帝”。宋徽宗信道最笃，他自称是昊天上帝长子神霄帝君下凡，号为“教主道君皇帝”。他还排斥佛教、焚弃佛经，并下诏将寺院改为道观，让佛教归服道教。由于雕版印刷的盛行，宋代道教典籍得到大规模编刻，宋真宗时编辑《大宋天宫宝藏》，张君房撮其要，辑成道教类书《云笈七签》。宋徽宗又在崇宁年间整理道书，并在政和年间编成了《万寿道藏》。在道教理论方面，宋初道教理论家陈抟作《太极图》等图式及《九宝指玄篇》等著作，阐述宇宙生成理论，发明了炼养内丹的五个境界，使内丹炼养术更具有哲理色彩。神宗时的张伯端撰《悟真篇》等著作，进一步阐明炼养内丹的方法并描述炼养内丹过程中的种种表征。他们所最后确定的内丹炼养术使道教的炼养理论大大推进了一步，为后世道教所宗本，他们的学术思想对宋代理学思想也有较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