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代，书法和绘画，哪个地位高？下面我告诉大家，中国古代的人们为什么认为书法的地位高于绘画？

　在1600年前，它以后世难以企及的高峰形象横亘在世人面前。在古籍的记载中，那时的人们身穿宽袖大袍，生活散淡不羁。正是这样一群不拘形迹的文人，用他们神奇的笔墨，把汉字实用性的书写带到了一个艺术自觉的书法时代。

　他们流传至今的作品，多数只是当年随意涂抹的书信便条或是文章草稿，上面的文字通常缺失不全，而且文意多数不可考证，正是这样的一些只言片语，构成了影响后世数千年的“魏晋书风”。

　这里是中国文化的家园，也被后世的书法爱好者当作书法艺术的起源地。河南安阳殷墟的考古发现为人们展示了距今三千多年前中国人的生活状态。中国古文明最辉煌的发明除了大量的青铜器外，就是这些体系完备的文字。记录这些文字的人，在当时被称为“贞人”。 这种贞人，赋予了较高的地位，极被重视。

　“贞人”形象是中国独有的记事文化，于是，书法的实用性，在热衷歌宗颂祖以及传承万代的历代朝廷里，十分得宠。尽管久远的历史给后人设置了重重的谜团，但一个毋庸置疑的事实是，古老的汉字在艺术性的书写上正日渐成熟起来。距离殷商甲骨文1000多年后的魏晋时期，一个真正隶属于书法的时代来临了。

　国画在古人看来，和书法不大一样。古人将国画分为专业画家和业余画家，因此画风也产生了匠体和仕体两类，而专业画家多数不受人重视。因为他们是匠人，是“画匠”，而业余画家多数是文人，所以，匠人的地位始终不能和仕人相比。中国历代承学孔子，孔子曾说：“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说艺术是一种游戏，而国画作为典型的中国艺术，被列入“游戏”。因为它对治国平天下没有什么关系，所以绘画为小道。

　而汉字，并不仅仅是实用的，当作为文字的汉字在逐步完备的同时，书法艺术也在一点点推进。实用与审美始终是汉字两条并行不悖的脉络。关于字体的演变曾经出现过一个无法解释的空白期。从外形上看，篆书和隶书，几乎是两种截然不同的字体，他们二者之间的演变应该有一个渐进的过程，这个至关重要的衔接环节直到最近几十年才得以发现。

　在近代的一些考古发现中，出土了大量秦汉时期的竹简和帛书，正是这些弥足珍贵的古代墨迹，让后人看到了字体演变的关键环节。这些造型独特的字体既像篆书又像隶书，它正是古人出于便捷的需求，逐渐简化篆书的繁复，而开始走向一种全新的隶书字体。隶书的简便性为书法艺术提供了巨大的创作空间。所以，书法在古代，不仅是实用的，还是艺术的。

　在两汉时期，人们还没有书法艺术的自觉意识，艺术的创造都是在无意书写时完成的。到魏晋南北朝时期，五种字体都已发展完备，博采众长成一代宗师的书法名家也开始出现了。比如钟繇、王羲之、王献之。长时间的无意书写终于转变成为自觉的创作，针对书法的各种理论也在这个时期逐渐形成体系。书法和绘画一样，进入到中国文人的文化生活中，成为一门自成体系的艺术类别。

　中国画画都用一支笔写在同样的宣纸上，中国的文人将这些当作是业余玩玩而已，所以也赶不上专业书画匠。当然文人也不愿意被人称作什么画师，比如宋代最伟大的画家李成有一个故事说，有一个王室成员请他画了一张画，他却大骂此人，他认为他糟蹋了自己的名声。王室成员后来找了一个文化人与他交了朋友，这个人就骗取李成画了一幅画送给了王室成员挂在大厅里宴请他来看，其结果他感到很是惭愧后悔郁闷而死。后来李成的孙子当了官，将李成的画买来统统烧掉，他觉得自己的祖父是个画家恨不光彩。过去文人画画写字都是小篇幅小尺寸的以供朋友们把玩。如果被挂在大厅为王室做装饰是感到耻辱的，因为那是匠人干的事情。所以国画在那个时候，并没有那么的值钱。但是书法的价值境遇好得多。

　据史籍的记载，王羲之在世的时候，他的书法就已经价值连城。在当时，上至皇帝，下到百姓，都以模仿王羲之书体为荣，以至于在东晋就有人模仿他的书法在市井间叫卖。王羲之书法经过历代的追捧，到唐代达到了巅峰。唐太宗李世民由于酷爱王羲之书法，命百官四处搜寻，并进行摹写保存。史书上说，当时世间的王氏书法都已被收购殆尽。今天的人们能看到的王羲之书法，多数也都已是唐人的摹本了。

1、王羲之

据说有一次，王羲之路过山阴城（今绍兴）的一座桥。有个老婆婆拎了一篮子六角形的竹扇在集上叫卖。那种竹扇很简陋，没有什么装饰，引不起过路人的兴趣，看样子卖不出去了，老婆婆十分着急。

王羲之看到这情形，很同情那老婆婆，就上前跟她说：“你这竹扇上没画没字，当然卖不出去。我给你题上字，怎么样？” 老婆婆不认识王羲之，见他这样热心，也就把竹扇交给他写了。王羲之提起笔来，在每把扇面上龙飞凤舞地写了五个字，就还给老婆婆。老婆婆不识字，觉得他写得很潦草，很不高兴。

王羲之安慰她说：“别急。你告诉买扇的人，说上面是王右军写的字”王羲之一离开，老婆婆就照他的话做了。集上的人一看真是王右军的书法，都抢着买。一箩竹扇马上就卖完了。

2、颜真卿

颜真卿任抚州刺史时，县里有个叫杨志坚的人，酷爱学习，但家里贫困，不为乡人所了解。他的妻子因为钱财的供给太少，向他要休书离婚。杨志坚写了一首诗送给她说：“当年立志早从师，今日翻成鬓有丝。落托自知求事晚，蹉跎甘道出身迟。

金钗任意撩新发，鸾镜从他别画眉。此去便同行路客，相逢即是下山时。”他的妻子拿著诗，到州里去办理官府的公文，以便改嫁。颜真卿在评判的公文上说：“杨志坚很早就钻研儒家学说，很有作诗的名声，心里虽然羡慕高高地考中科举，自身却没有享受到一点俸禄。

他的愚昧的妻子看他始终没有考中功名，竟然不想再和他一起生活下去，不愿意象冀缺的妻子，帮助丈夫成就事业；只想学朱买臣的女人，讨厌并抛弃自己的丈夫。

给家乡带来耻辱，败坏了道德教化，如果不给以惩罚警诫，怎么能制止这类轻浮的行为呢？妇人应当打二十板子，任凭她去改嫁。杨志坚秀才，资助他粮食布匹让他随着军队暂时担任个职务。”四面八方的人们听说了这件事，没有不心悦诚服的。从此江表一带的女子，没有敢抛弃她的丈夫的。 

3、米芾

米芾是一位受人崇敬的清官廉吏。据史料记载，米芾为官的一大特点是“用文雅为治，尚礼教，祛*祠”。北宋绍圣四年，米芾出任江苏安东县（今涟水县）知县，主政两年，多有惠政。

期满离任时，乡绅百姓略备薄礼为他送行以示感念，米芾一一婉拒，并再三叮嘱家人：“凡公之物，不论贵贱，一律留下，不得带走”，还亲自逐一检点行李，生怕家人暗自夹带。

米芾发现自己常用的一支毛笔上沾有公家的墨汁，便让家人把砚台、毛笔洗干净后，方离开县衙。米芾临池洗墨，不带走安东的一点点墨汁，清清白白上路，一时传为佳话。后人为了纪念他，把他洗墨的水池取名为“米公洗墨池”并立碑记之。

4、赵孟頫

元朝时，扬州有个姓赵的人，富裕而喜欢招待客人。他的家里有明月楼，人们替楼写春联，大多无法符合主人的想法。

一天，赵孟頫路过扬州，主人知道这件事，把他迎接到明月楼上，用丰盛的酒席款待他，席上所用的都是银制的器具。酒过半巡，主人拿出纸笔，请求赵孟頫替他写春联。赵孟頫拿起笔即写道：“春风阆苑三千客，明月扬州第一楼。”主人得到春联后，非常高兴，把酒具全部撤下并把它们送给赵孟頫。

5、欧阳询

高祖武德五年（公元622年），欧阳询应诏与人主持编撰《艺文类聚》。七年书成，询撰序言。全书凡100卷，分48部。此书征引古籍达1400馀种，这些古籍后来大多散佚。赖《艺文类聚》保存诸书许多重要内容。

初唐四家及他们的代表作是啥啊？

“初唐四大家”指的是唐朝初期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薛稷四位书法家。前三位，有的并称“初唐三大家”。

欧阳询（公元557－641）初唐书法家。字信本，潭州临湘（今湖南长沙）人，由陈、隋入唐，深得李世民的赏识和器重。历任弘文馆学士、封渤海县男，官至太子率更令，世称“欧阳率更”。博通经史，编撰《艺文类聚》100卷。书法初学二王，后遍学秦汉篆隶、魏碑，各体俱精，楷法独尊。楷书劲险刻厉、法度森严，于平正中见险绝，世称“欧体”、“率更体”。清代翁方纲《复初斋文集》评：“千门万户，规矩方圆之至者矣，斯所以范围诸家，程序百代也。”流传下来的书法作品，楷书碑有《九成宫醴泉铭》、《化度寺邕禅师塔铭》、《虞恭公温彦博碑》、《皇甫诞碑》、《姚辩墓志铭》、《温彦博碑》等，隶书碑有《房彦谦碑》、《唐宗圣观记》等，行书帖有《张翰思鲈帖》、《梦奠帖》、《卜商帖》、《千字文》等，草书有《千字文》残本。书法理论有《用笔论》、《三十六法》、《八诀》等。《旧唐书》卷一百八十九上、《新唐书》卷一百九十八皆有传。　虞世南(公元558－638) 初唐书法家。字伯施，浙江余姚人。最在陈国当官，隋朝，任秘书郎，入唐后由太宗引为秦王府参军，后任秘书监，封永兴县子，世称“虞永兴”。性格沉静寡言，容貌柔弱，志性则刚烈。唐太宗称虞世南有“德行、忠直、博学、词藻、书翰”五绝。他编撰我国第一部类书《北堂书钞》，集古籍160卷。他的书法学二王，圆融遒逸、外柔内刚。流传的书法作品以《孔子庙堂碑》、《破邪论序》为最著名，行书墨迹有《汝南公主墓志》(疑是宋人摹本)；书法理论有《书旨述》、《观学篇》、《笔髓论》。明项穆《书法雅言》评：“世南传之智永，内含刚柔，立意沉粹，及其行草，遒媚不凡，然其筋力稍宽骳耳。”《旧唐书》卷七十二、《新唐书》卷一百零二皆有传。　褚遂良(公元596－658) 初唐书法家。字登善，钱塘（今浙江杭州）人，贞观末年，与长孙无忌受唐太宗遗命辅政，高宗时封河南郡公，世称“褚河南”。官至吏部尚书、尚书右仆射，后因反对高宗李治立武则天为皇后，贬到爰州（今越南清化省清化）当刺史，一年后逝世。书法学欧阳询、智永、二王，融会汉隶，对《礼器碑》的学习最深，此碑书法精妙俊逸，有纤而厚之赞，褚氏变隶书为楷书，使书法方圆俱备、婉美华丽，世称“青琐婵娟、不胜罗绮”。他又精于鉴定二王真迹，是当时的权威。流传书法作品有《伊阙佛龛碑》、《孟法师碑》、《雁塔圣教序》、《大字阴符经》、《千字文》、《房玄龄碑》、《枯树赋》、《太宗哀册》、《倪宽赞》、《清娱墓志》等。清梁巘《评书》说他：“褚书提笔空、运笔灵，瘦硬清挺，自是绝品。然轻浮少沉着，故昔人有浮薄后学之议。”《旧唐书》卷八十、《新唐书》卷一百五有传。　薛稷(公元649－713) 初唐书画家。字嗣通，蒲州汾阴(今山西万荣)人。他是魏征的外甥，景龙中，出任昭文馆学士，睿宗立，拜为中书侍郎，参知机务，历太子少保，以翊赞功封晋国公，世称“薛少保”。后因预知窦怀贞谋害玄宗事，被赐死于狱中。书法学虞世南、褚遂良，是褚遂良的得意门生，当时的人说：“买褚得薛，不失其节”，足见他“锐精临仿”。《广川书跋》说他“其师承血脉，则于褚为近。至于用笔纤瘦，结字疏通又自成一家”。用笔纤瘦，正是宋徽宗“瘦金书”所效法。薛稷能画人物、佛像、树石、花鸟，尤以画鹤著名。他当时在长安、洛阳及四川等地留下不少画迹，他所创屏风六扇鹤也为人传摹效仿，到五代黄筌出现以前，薛稷画鹤一直被人公认为是难以超越的精湛技艺，可惜作品未流传下来。书法有《信行禅师碑》。　初唐四大家的书法，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 是楷书的风格都是“清秀瘦劲”，其中欧阳询楷书更为突出，贡献也最大，并与后来的颜真卿、柳公权、赵孟頫并称“楷书四大家”，他的《九成宫》，历来被奉为学习楷书的楷模。 初唐三大书法家

是四大，分别是：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薛稷。

1、欧阳询

欧阳询（557年—641年），字信本，汉族，唐朝潭州临湘（今湖南长沙）人，唐朝著名书法家、官员，楷书四大家之一。

南梁征南大将军欧阳頠之孙，南陈左卫将军欧阳纥之子，南朝梁太平二年（公元557年）出生于衡州（今湖南衡阳），祖籍潭州临湘（今湖南长沙）。

欧阳询与同代的虞世南、褚遂良、薛稷三位并称初唐四大家。因其子欧阳通亦通善书法，故其又称“大欧”。

他与虞世南俱以书法驰名初唐，并称“欧虞”，后人以其书于平正中见险绝，最便于初学者，号为“欧体”。

代表作楷书有《九成宫醴泉铭》、《皇甫诞碑》、《化度寺碑》，行书有《仲尼梦奠帖》、《行书千字文》。

对书法有其独到的见解，有书法论著《八诀》、《传授诀》、《用笔论》、《三十六法》。所写《化度寺邑禅师舍利塔铭》，《虞恭公温彦博碑》，《皇甫诞碑》被称为“唐人楷书第一”。

2、虞世南

薛稷（649年—713年），字嗣通，蒲州汾阴（今山西万荣县）人（河东薛氏西支）。唐朝大臣、书画家。

曾任黄门侍郎、参知机务、太子少保、礼部尚书等职，封晋国公。唐玄宗即位后，太平公主与窦怀贞等人密谋政变。薛稷因知情不报，亦被赐死于狱中，享年六十五岁。

工书法，师承虞世南，与褚遂良、欧阳询、虞世南并列初唐四大书法家。善绘画，长于人物、佛像、树石、花鸟，尤精于画鹤，能准确生动地表现出鹤的形貌神情。有《信行禅师碑》等少数作品传世。

3、褚遂良

褚遂良（596年—658年或659年），字登善，杭州钱塘（今浙江杭州市）人，祖籍阳翟（今河南禹州），唐朝政治家、书法家。

褚遂良博学多才，精通文史。隋末时追随薛举，为通事舍人。归顺唐朝后，历任谏议大夫、黄门侍郎、中书令，执掌朝政大权。

贞观二十三年（649年），与长孙无忌同受太宗遗诏辅政，升尚书右仆射，封河南郡公。后出为同州刺史。永徽三年（652年）召回，任吏部尚书，监修国史，旋为尚书右仆射，知政事。

因坚决反对立武则天为后，被贬为潭州（今长沙）都督。武后掌权后，迁桂州（今桂林）都督，再贬爱州（今越南清化）刺史，卒于任上。天宝六载（747年），配享高宗庙庭。谥号“文忠”。

褚遂良工于书法，初学虞世南，后取法王羲之，与欧阳询、虞世南、薛稷并称“初唐四大家”，传世墨迹有《孟法师碑》《雁塔圣教序》等。

4、薛稷

虞世南（558年－638年7月11日），字伯施，汉族，越州余姚（今浙江省慈溪市观海卫镇鸣鹤场）人。南北朝至隋唐时期书法家、文学家、诗人、政治家，凌烟阁二十四功臣之一。陈朝太子中庶子虞荔之子、隋朝内史侍郎虞世基之弟。

虞世南生性沉静寡欲，执着且向学。历仕陈、隋二代，官拜秘书郎、起居舍人。隋朝灭亡后，被窦建德任命为黄门侍郎。

李世民灭窦建德后，引虞世南为秦王府参军、记室参军、弘文馆学士，与房玄龄等共掌文翰，为“十八学士”之一。

贞观年间，历任著作郎、秘书少监、秘书监等职，先后封永兴县子、永兴县公，故世称“虞永兴、虞秘监”。

他虽容貌怯懦、弱不胜衣，但性情刚烈，直言敢谏，深得李世民敬重，被称为“德行、忠直、博学、文词、书翰”五绝。

贞观十二年（638年），虞世南去世，年八十一。获赠礼部尚书，谥号“文懿”，配葬昭陵。贞观十七年（643年），绘像凌烟阁。

虞世南善书法，与欧阳询、褚遂良、薛稷合称“初唐四大家”。日本学界称欧阳询、褚遂良

他们的(22)初唐(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