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经是道家还是儒家
易经既是道家的,也是儒家的。
《易经》,承载了历史使命和任务,虽不乏文采和哲理,是道家重要经典之一,相传系周人所作,内容包括《经》和《传》两个部分。《经》主要是六十四卦和三百八十四爻,卦和爻各有说明(卦辞、爻辞),作为占卜之用。
《传》包含解释卦辞和爻辞的七种文辞共十篇,统称《十翼》,相传为孔子所撰;但一般认为它是战国或秦汉时期的儒家作品,并非出自一时一人之手。
儒家奉《周易》、《尚书》、《诗经》、《礼记》、《春秋》为《五经》。“经”是后世为了尊称这些书,才加上的称呼,原来《五经》只称为《易《诗》、《书》、《礼》、《春秋》。
按郭店简《六德》和《语丛一》篇的出土证明:“《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并称,并非孤证,而是一种较为普遍的现象”。
先秦因孔子“老而好易”,导致了“用《易》居前”之“六经”次序的出现。《易经》为(易,诗,书,礼,乐,春秋)群经之首。在我国文化史上享有最崇高的地位,秦始皇焚书时亦不敢毁伤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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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经》,分为三部,天皇氏时代《连山》、《归藏》,周代的易书《周易》,并称为“三易”(一说分别作于上中下三个时代,一说三本书均作于上古时期)。
很多人误以为《易经》就是《周易》,《周易》就是《易经》。简单的说周易和易经的区别就是从属关系上的不同,《易经》包含了《周易》。
按照南怀瑾先生的说法周易和易经的区别在于:《周易》相传是周文王在坐牢的时候,他研究《易经》所作的结论。儒家的文化、道家的文化,有部分是从文王著作了这本《周易》以后,开始发展下来的。
所以诸子百家之说,都渊源于《易经》所画的这几个卦。其实易经有三易之说。一是《连山易》,二是《归藏易》,三是《周易》。
-易经
央视网-《周易》简介
孔子整理编订了古代文化典籍《尚书》《诗经》《周易》,根据鲁国的史料,编撰了我国第一部编年体史书《春秋》。
孔子(公元前551年9月28日―公元前479年4月11日),子姓 孔氏,名丘,字仲尼,祖籍宋国栗邑(今河南省商丘市夏邑县),生于春秋时期鲁国陬邑(今山东省曲阜市)。中国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与弟子周游列国十四年,晚年修订六经,即《诗》《书》《礼》《乐》《易》《春秋》。
相传他有弟子三千,其中七十二贤人。孔子去世后,其弟子及其再传弟子把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语录和思想记录下来,整理编成儒家经典《论语》。 孔子在古代被尊奉为“天纵之圣”、“天之木铎”,是当时社会上的最博学者之一,被后世统治者尊为孔圣人、至圣、至圣先师、大成至圣文宣王先师、万世师表。其儒家思想对中国和世界都有深远的影响,孔子被列为“世界十大文化名人”之首。孔子被尊为儒教始祖,随着孔子影响力的扩大,孔子祭祀也一度成为和上帝、和国家的祖宗神同等级别的“大祀”。这种殊荣除老子外万古唯有孔子而已。
一、《归藏》易的基本特征及其与《坤乾》的关系 记载了不同于《周易》的易占书《归藏》的权威文献是《周礼》。《周礼·春官宗伯》言“太卜掌三易之法:一曰《连山》、二曰《归藏》、三曰《周易》,其经卦皆八,其别皆有六十有四”。这就是说:《连山》、《归藏》、《周易》是三种不同的占筮方法,它们的共性在于:三者都是由8个经卦重叠出的64个别卦组成的。迄止三国时,人们对《连山》、《归藏》有确凿证据的了解,仅仅如此而矣。至于流传的《连》、《归》用七、八,以不变为占等,不过是后人依据《左传》、《国语》中的“遇艮之八”、“贞屯悔豫皆八也”等筮例而作出的一种推测,至于汉人称《连山》为夏易、《归藏》为殷易、黄帝易,更只是一种想当然的揣度,于史无据。排除了南宋王应麟误将他人注语“黄帝得河图、商人因之曰《归藏》”当作《山海经》正文辑入类书《玉海》而不能计外,《周礼》也是最早记载《归藏》的文献。大家知道《周礼》是西汉时晚出的古文经,它出自战国至秦时吸取了法家、阴阳五行家思想追求“大一统”的儒者之手。因此其所称引的《归藏》必出现在先秦时。《礼记·礼运》篇引用了一段孔子的话:“我欲观殷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征。吾得《坤乾》焉。《坤乾》之义……吾以是观之。”句中的“坤乾”绝非乾坤一词的倒置,也不能等同于“阴阳”,而是指以坤卦、乾卦为代表的卦书。孔子是说:“我为了考察殷代制度,所以去了宋国(殷人后裔所立国),但找不到足够的根据,只得到了殷代流传下来的《坤乾》卦书。”殷代的卦占之法可由此书得知。 春秋时孔子所得《坤乾》卦书是否就是《周礼》所称的《归藏》呢?史无明文言之。但按:(一)孔子由《坤乾》以观殷之道,可知该书所传承的卦占法历史悠久,当为宋人的祖宗殷人发明;(二)二者先后都流传于中原地区,看来春秋时宋国流行的《坤乾》与战国时《周礼》所称的《归藏》当有渊源关系,按照传统音韵学来分析,“归藏”很明显是“坤乾”的音转,所以前者很可能是后者的祖本。 二、西汉人不知有《归藏》,东汉人因《周礼》才知“三易”与《归藏》之名 西汉刘向、歆父子曾奉诏对朝廷所藏图书进行过一次全面地清查校理,在此基础上刘歆于哀帝时(仅距王莽代汉10年左右)编著出了朝廷藏书目录《七略》,除了未曾献上的民间藏书、朝廷的法律规范之文书、编目后才入藏之新书这三种情况外,西汉朝廷藏书,《七略》网罗殆尽。此书虽不存,但东汉班固以其为底本,作了少量增补和归类调整(班一一注明了)后,编写成《汉书·艺文志》(以下简称《汉志》),此书至今完整无缺,成为后人考察西汉图书存亡最有说服力的根据。《汉志》著录了《周易》等多种筮书、龟书、杂占书,却未收录《连山》、《归藏》;故后代学者普遍认为《连山》、《归藏》汉代已亡。当然也有人以《连山》、《归藏》虽未入录但西汉时民间尚存为辩。然而奇怪的是,西汉易学名家辈出、著作纷呈,却未见一人留下过一句所引《归藏》之文。笔者仔细清查过所能见到的各种汉代古籍和各种索引、引得,却发现一个有趣现象:西汉学者无一人称呼过《归藏》,似乎根本不知道有“三易”之名;东汉虽有少数学者如杜子春、桓谭、王充、郑玄等引称过《归藏》之名,却仍未能征引一句《归藏》之文,且能称《归藏》名者,都是古文经学者。下至三国末仍未见有一句《归藏》之语被人征引。这是何缘故呢?窃以为这种奇怪的现象与《周礼》一书在汉代的流传情况密切相关。 查《周礼》一书本名《周官》,据《汉书·景十三王传》、陆德明《经典释文·叙录》、《隋书·经籍志》等书的记载:西汉河间献王以重金购得“先秦旧籍”《周官》古文经后,献给了朝廷。朝廷一直将其深藏于秘府,正如古文经大师马融在《周官传》中所言“五家之儒莫得见焉”。直到百余年后刘向、歆校书编目,《周官》才被《七略》著录,但除极少数可出入“中秘”者外,人们仍无从得见。直到王莽当政,《周官》才更名《周礼》、置博士授业,其内容才被公开。东汉初刘歆弟子杜子春,设私校传《周礼》之学,此后郑兴、卫宏、贾逵、马融、郑玄等竟相研习,其中多人为《周礼》作训诂,从而《周礼》才盛行于东汉古文经学派中。笔者认为:东汉人是因习古文经《周礼》而传“三易之说”和称引《归藏》之名的,西汉人无缘得睹《周礼》,故不知有《归藏》之名。可作为佐证的现象是:西汉人频繁征引《周易》及其《传》,通常只称“《易》曰”。假如当时《连山》、《归藏》、《周易》三易并行于世,他们怕不能把《周易》及其《传》文径呼为《易》了。 三、王充、郑玄、桓谭等东汉人见过《归藏》吗 如上述,东汉人因习《周礼》而知“三易”之说和《归藏》之名。杜子春称《归藏》名(见郑玄注《周礼·太卜》文),自在情理中。又如师从过古文经学者班彪的王充,曾在《论衡》书的《正说》、《谢短》两篇中,均提到《易》有三家和《连山》、《归藏》的归属问题。恰恰在这两篇中王充分别提到了《周礼》六典与《周官》之法,足见王充是据《周礼》言“三易”及《连山》、《归藏》的。然而郑玄在上举《礼记·礼运》篇引孔子言其之宋而得“坤乾”时注曰:“得殷阴阳之书也。其书存者有《归藏》。”乍看后一句,似可诠释为:殷代阴阳之书存在至今的有《归藏》。依此释,郑玄见过当时尚存的《归藏》易。其实,郑玄并未见过《归藏》,故他既不敢言《归藏》就是殷易《坤乾》,也不敢说《归藏》是由《坤乾》增删而成。他故意模糊其辞:用可包罗星象、龟筮、择日、形法、杂占等等在内的几乎与数术书同义的“阴阳之书”来把《坤乾》、《归藏》纳入同一类中。因此,郑注的后一句,似应诠释为:保存了《坤乾》那种殷代阴阳之义的书有《归藏》。由此看,郑玄只肯定了《归藏》对《坤乾》有继承关系,并不能说明当时有《归藏》存在。考虑到郑玄曾遍注《周易》与《易纬》,却未见引过一句《归藏》文。可见,“其书存者有《归藏》”,当以后一种诠释为当。 最使人诧异的是:两汉之际的学者桓谭之书《新论》中有这样三句话:“易:一曰《连山》、二曰《归藏》、三曰《周易》”、“《连山》八万言,《归藏》四千三百言”、“《连山》藏于兰台,《归藏》藏于太卜”。其第一句话不过是照引《周礼》之文。但从第二句、第三句看,桓谭似乎仔细阅读过当时藏在兰台、太卜的《连山》易与《归藏》易。据《后汉书》中的《桓谭传》与《王莽传》记载:谭在西汉“哀平间位不过郎”,王莽居摄和新莽时,他先后升迁为谏大夫和掌乐大夫(相当于西汉太乐令)。入东汉后,由于桓谭批评、反对当时朝野盛行的神学图谶说,故而仕途坎坷,不断碰壁,只做过“议郎”、“六安郡丞”之类的小官,最后被贬出京。在东汉时,他根本没有入兰台、太卜查阅国家藏书的资格。他能入兰台、太卜,当在王莽朝任掌乐大夫时。因为太史、太卜、掌乐大夫(太乐令)同为太常(主管文化礼仪、教育的长官,相当于后世的礼部尚书)属官,兰台藏书正归太史所管。近水楼台不难得月。故《新论》所言兰台、太卜藏易书之事,必在西京之时。然而在此约十年前,刘歆校书编目,太史令尹咸分校数术书。兰台、太卜之藏书正在其列。若此二处藏有《连山》、《归藏》,刘歆、尹咸作为校书当事人岂有不知之理?《七略》及其改编本《汉志》焉能不载?笔者一点也不怀疑桓谭会凭空编造,谭是一个有气节的学者,其言之凿凿,又不象“戏说”。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看来只能作如下解释:《连》、《归》究竟有何内容,当时大家都不得而知。谭又笃信新问世的古经《周礼》的“三易”之说。于是他便把当时兰台、太卜所藏的一种有8万字、一种有4300字的、皆是以64卦为载体的非《周易》的筮书——例如,录入《汉志·数术略·蓍龟类》中的《大衍筮》、《大次杂易》或录入《六艺略·易类》中的《古杂》80篇中的某些篇章——推定其为《连山》《归藏》而与刘歆相异。这种做法正符合其本传所说,谭“尤好古学,数从刘歆、杨雄辨析疑异”的学术个性。况且上引的三句话,均出自《新论·正经》篇。所谓“正经”,即订正经书也。据此篇名即可见谭必认为当时列为官学的“经书”也有误漏之处,需要订正。当时《周易》两篇,另有七种共十篇《传》均被尊之为经,而这与《周礼》之“三易”说并不相符。于是谭从国家藏书中找出了另外两种被视为杂占的书尊之为《连山》、《归藏》而补全“三易”之数,这是一项重大的“正经”工作,谭是完全有可能这么做的。可惜,桓子《新论》除个别章、句外,全书早在五代时就已亡佚了,我们无从得知其认定《连山》、《归藏》之理由了。然而《汉志》的作者班固,则应该非常理解和熟悉桓子《新论》的。据桓谭本传记载,班固曾奉章帝诏续补过《新论》。班固曾任兰台令史并撰《汉书》,他至少对汉代兰台太卜是否收藏过《连山》、《归藏》是了解的。然而班固宁可“三易”缺二,也不在其所著《汉志》中补入谭所指的《连山》与《归藏》易。可见,汉兰台太卜藏有《连山》《归藏》之说,只是桓谭个人标新立异之见,是不足为据的。
本文2023-08-18 15:13:17发表“古籍资讯”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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