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语  新年快乐  ice aniya urgun okini 以车阿酿 伍勒衮袄给聂

满文主要借鉴了传统的 回鹘式蒙古文，后在此基础上加以改进，形成了符合满族本民族语言表达要求的新满文。 满族不仅创造了自己的文字——满文，而且将满文作为 清朝的法定文字来推广和使用，形成了大量的满文古籍文献，包括图书、档案、碑刻、谱牒、舆图等等。

但是我觉得康熙也很想普及满文但是难度相当的大，康熙爷开始就一直努力推行“国语骑射”，“国语”指满语。还曾经让各级大臣无论满汉，都要会说，最后真的是太难了，从底层旗人开始，逐步到高层，那真的是且行且放弃。到最后，像慈禧，溥仪，那满语水平。不提也罢

关键还是在于利弊问题，一切为了统治。在保持自己文化独特和汉化这两者之间，探索者走着，毕竟元朝历历在目。但是为了统治的话，强推问题也是大了去了，为了维护统治阶层利益得拉拢那些个士绅们啊。哎

举个简单的例子，雍正这位劳模爷曾经在两广和福建推行官话，因为这位爷听不懂这些省份的官员说话。因此，雍正在这些省份建立“正音书馆”来推广官话，然下面的官员划水学学，然后就不了了之了。正音书馆本是针对生员，地方官不学，着手抓考科举的孩子们也是极好的。上头想的挺美。

古籍的版本类型 自从图书产生以来，特别是自从版印图籍产生以来，从内容、性质、形式等方面派生出许多版本类型和版本称谓。主要有：稿本、写本、抄本、刻本、活字印本、官刻本、坊刻本、私宅刻本、家刻本、自刻本、监刻本、经厂本、内府刻本、藩府刻本、殿本、局本、聚珍本、套印本、百衲本、书帕本、巾箱本、袖珍本、初刻本、重刻本、翻刻本、影刻本、重修本、递修本、朱蓝印本、四库底本、毛抄本。 稿本 古书版本著录中运用稿本概念大约有三种情况，一是指手稿本，二是指清稿本，三是指修改稿本。手稿本指的是由作者自己亲笔书写的自己的作品，判断这个极不容易，没有绝对把握，不敢运用手稿本的概念。清稿本指的是誊清的书本。誊清就有两种可能，一种是由作者自己誊清，这在实际上应该归入手稿本；另一种是由别人誊清，实际上这已不具备稿本性质。故对清稿本概念的运用要特别慎重，不能以今度古，把现代人关于稿子的概念硬加在古稿本的头上去。修改稿本指的是在誊清的本子上又由作者亲笔加以修改。这也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作者自己誊清后自己又作修订，这在实际上又应归于手稿本；一种是别人誊清后作者亲笔加以修订，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才可用修改稿本的概念。这三种概念在通常的古书著录中都见有人运用，但在实践上并不十分确切，且容易造成混乱。国家图书馆在处理这个问题时，只用“稿本”一个概念，将作者亲笔书写、誊清、修改的情况，通通包容在“稿本”概念里边。而对由别人誊清的书本，则以“写本”或“抄本”称之；别人誊清作者自己亲笔修改的书本，则仍以“写本”或“抄本”称之，紧接着于其后注明某某校改。 写本 写本是相对于稿本、抄本和印本的名称。在古书版本著录中，凡运用写本概念，大约也有三种情况。一是时代早。唐以前，书籍生产都靠手写传抄，无所谓刻本印本，故统称为写本。人唐以后，刻本书渐行，至宋而盛。然唐宋所处的时代仍是较早，故唐宋时期手写传抄的书籍，仍称为写本。元以后传抄的书籍，便以抄本名之了。二是地位高。无论时代早晚，印本书是否盛行，一书的传抄凡出自名流学者之手，往往也要以写本名之，而不称其为抄本。三是涉及宗教。凡是抄写佛经、道经，抄写者常是为了还愿或做功德，有对宗教的崇信和虔诚包容在里边，故只称其为写经，而绝不称为抄经。至于早期写经生抄写的经卷，虽不是为了自己还愿做功德，而是为了佛门的善男信女们买去还愿，但由于其抄写时代早，也只能以写本名之。至于自己著作，自己抄写流传，那就不论其时代早晚，地位高低，便一律以稿本名之了。 抄本 在古书版本著录中，抄本的称谓经常应用，经常出现。除了写本、稿本之外，凡依据某种底本而再行传写者，均可以抄本名之。 刻本 刻本，亦称刊本、椠本、镌本，均指雕版印刷而成的书本。中国雕版印刷术发明很早，唐代已有雕版印刷的书籍流行。五代已由政府指令国子监校刻《九经》及《经典释文》。至宋代，雕版印刷的书籍大兴，旁及辽、金、西夏；直至元、明、清，前后盛行1000余年。在发展过程中，因时代不同，又有宋、辽、西夏、金、蒙古、元、明、清刻本的不同称谓；因地域不同，又有浙刻本、蜀刻本、闽刻本等不同称谓：具体细分，又有杭州本、越州本、婺州本、衢州本、潭州本、赣州本、池州本、建阳本、麻沙本、崇化本、平水本、眉山本等不同称谓；因出资和主刻性质不同，又有官刻本、私刻本、家刻本、自刻本、坊刻本等不同称谓；具体区分，又有内府本、监本、府州军本、仓台本、计台本、殿司郎局本、公使库本、郡斋郡庠本、兴文署本、广成局本、行中书省本、各路儒学本、书院本、司礼监本、经厂本、藩府本、布政司本、廉访司本、殿本、局本等不同称谓；因刻版形态不同，又有大字本、小字本、书帕本、巾箱本、袖珍本等不同称谓；因版印技术不同，又有墨印本、朱印本、蓝印本、套印本等不同称谓；因版印早晚不同，又有初刻本、复刻本、初印本、后印本、重修本、递修本等不同称谓。总之，什么时代、什么地区、什么单位、什么部门刻的书本，就可题为某某时代、某某地区、某某单位、某某部门刻本。 活字印本 用活字排版印刷的书本，均称活字印本。北宋仁宗庆历年间(1041-1048)平民毕昇首先发明了泥活字。南宋的周必大，蒙古太宗十三年至海迷失后三年(1241-1250)时期的姚枢，清道光十二年(1832)的李瑶、二十四年(1844)的翟金生，都曾依据毕昇泥活字印书的原理，自制泥活字，实践并光大了泥活字印书的创举。元大德年间(1297-1307)，农学家王祯又制成了木活字，并印刷《旌德县志》。此后，木活字发展较快，非但有汉文木活字，还有西夏文、回鹘文木活字。进入明、清，木活字书普遍流行，江南各省的祠堂常用木活字排印宗谱。还出现了串乡走镇专为人排印家谱的谱匠。明崇祯十一年(1638)以后，北京朝廷发行的“邸报”，也改用木活字排印。清代无论官署、私宅、坊肆，木活字印书更为普遍。规模最大的是乾隆时期用木活字排印的《武英殿聚珍版丛书》，凡134种。金属活字包括铜、锡、铅活字，其中以铜活字印书较多。明朝弘治、正德时期无锡华、安两家的铜活字印书最有名，清雍正年间内府用铜活字排印的《古今图书集成》，是规模最大的金属活字印刷工程。著录活字印本，就要根据不同材料的活字，采取不同的著录称谓，如泥活字印本、木活字印本、铜活字印本等。 官刻本 官刻本是指清及清以前历代出公帑或由国家某种机构、单位主持雕印的书本。中国雕版印书始自唐朝。自五代起，始由国子监校刻经书，开官刻本之先河。两宋国子监、中央各部、院、司、局、殿，地方各府、州、县、军官署，各府、州、县学，各地仓台、计台、公使库；元代兴文署、广成局、中书省、行中书省、各路儒学、各地书院；明代两京国子监、中央各部、院，内府各监，各藩府，各布政使司，各府、州、县衙署，各级各地学校；清代武英殿、内府各监、中央各部、地方各级行政、文化机构、各省官书局等，凡由这些单位出资或主持刻印的书，均可称为官刻本。但在著录实践中，历来不采用“官刻本”这种称谓，而是将其分解，具体著录。国子监刻的书就称为国子监本，公使库刻的书就称为公使库刻本，经厂刻的书就称为经厂刻本，武英殿刻的书就称为武英殿刻本等。 坊刻本 坊刻本指唐至清历代各地书坊刻印的书本。书商编刻图书并经营书业的书坊，唐代已经出现，至两宋而兴盛。北宋的开封、南宋的杭州，都开有很多书坊、书斋、书轩、书林、书堂、书肆、书棚、经籍铺、纸马铺等。四川、两湖、江、浙、皖、赣、闽，尤其是福建建阳的崇化、麻沙等，也都有很多书坊。元代四川书坊衰落，山西平阳(今临汾)书坊兴起，福建书坊继续发展。明代南北两京，苏州、扬州、杭州、徽州、常熟、建阳，仍是书坊林立。清代书坊遍布全国各地，但有的已是单纯经销并不编刻图书了。所有历代这些书坊刻印的书，都可以称为坊刻本。但在版本著录的实践上，一般不使用坊刻本这个称谓，而是分解之后具体著录，如唐刻《陀罗尼经咒》，便著录为“唐成都府成都县龙池坊卞家刻本”，《十七史》便著录为“明毛氏汲古阁刻本”等。 私宅刻本 私宅刻本指历代私家出资或主持刻印的书本。私宅家塾刻书的性质，与书坊刻书不尽相同。书坊刻书以出售营利为主要目的，私宅、家塾刻书多出于对圣贤、先辈、师友的崇尚，要推广某种思想和学说。明、清私宅刻书，有时也为了传布某些罕见的版本。但在版本著录实践上，一般并不使用私宅刻本这个称谓，而是分解之后具体著录。如宋黄善夫家塾之敬室所刻的《史记》，便著录为“宋黄善夫家塾刻本”；宋蔡梦弼东塾刻印的《史记》，便著录为“宋蔡梦弼东塾刻本”；宋蔡琪家塾之敬室刻印的《汉书集注》，便著录为“宋蔡琪家塾刻本”；南宋廖莹中世彩堂刻印的《韩柳集》，便著录为“宋廖莹中世彩堂刻本”；元代天历间褒贤世家家塾刻印的《范文正公集》，便著录为“元天历褒贤世家家塾岁寒堂刻本”。 家刻本 家刻本指历代自家出资或主持刻印的自己家人著作的书本。家刻本与私刻本性质不同。家刻本的实施方式有两种：一种是出资委托书坊，按自家满意的版式行款刻印；一种是自备木板，召雇刻印良工上门，让他们按自家的意愿设计行款版式刻印。这两种方式雕刻的书版都归自家所有，自家收藏。故古书雕版处与藏版处不全都一致。家刻本多为家族中晚辈实施，故校勘刻印一般都比较好。 自刻本 自刻本指历代由作者自己出资或主持刻印的自撰的书本。从出资的角度看，与家刻本性质近似；从所刻书的作者看，则与家刻本绝然不同。家刻本的作者范围限在本家族中，自刻本的作者仅指作者自己。自刻本始自五代和凝。《旧五代史·和凝传》说他平生为文章，长于短歌艳曲，尤好声誉。有集百卷，自篆于版，模印数百帙，分惠于人。五代以后，历代都有自刻本行世。自刻本有两种形式：一种是作者自己委托书坊或召雇雕印工匠，按照自己的意愿设计版式行款，施刀镌印；一种是不但自己出资，还要自己写样上板，然后委托书坊或召雇工匠刻印。所以自刻本一般都校勘精审，刻印精良，若是作者自己手写上版，就更为珍贵。清代郑板桥号称诗、书、画三绝，他自己写样上版雕印的自著《板桥集》，堪称艺术珍品。 监刻本 监刻本亦简称监本，指历代国子监刻印的书本。国子监，亦称国子学，简称“国学”，是中国封建时代的最高学府和教育管理机构。国子监刻书始于五代，后唐朝长兴三年(932)，宰相冯道、李愚请令判国子监事田敏等校定九经，刻版印售。到后周太祖广顺三年(953)，《九经》全部刻完，前后历时21年。后周世宗显德二年(955)，国子监祭酒尹拙奏请兵部尚书张昭、太常卿田敏同校勘《经典释文》，刻板印行。宋代国子监的刻书规模和刻印范围，都比五代时要大得多。景德二年(1005)，距建国仅40余年，经、传、正义皆经过校勘，刻板印行。所集书籍版片10万余块。到北宋末年，正史亦由国子监全部校刻行世。南宋国子监所刻的书并非都是本监所雕，很多是本监校勘后下各地镂版。如《七经正义》、《史记》、《汉书》、《资治通鉴》诸书，都是由杭州镂版进呈。宋代国子监除主刻正经、正史外，还以医方一字差误，其害匪轻，故重要医籍也由国子监分官详校，镂版颁行。如《脉经》、《千金要方》、《千金翼方》、《补注本草》、《图经本草》等，宋代国子监都曾校刻行世。元代的中央刻书机构是兴文署和广成局，属秘书监，不属国子监，故无监本之称。明代南京、北京都设有国子监，刻书数量甚多。清代纂修校刻书籍多数在武英殿。清代国子监仅刻过极少的书。对于历代国子监所刻的书，均可著录为各时代的国子监刻本。 经厂本 经厂本专指明代经厂所刻印的书本。经厂是司礼监所属的机构，专管经书印版及印成书籍、佛经、道藏、蕃经等。经厂设掌司4员或六七员。经厂规模随着司礼监的权限及规模的扩大而扩大。洪武时内府有刊字匠150名，每二年一班；裱褙匠312名，印刷匠58名，一年一班。嘉靖十年(1531)，调整精简过内府匠役，实留12255名，著为定额。其中司礼监占有1583名。而专事书籍刻印者为：笺纸匠62名，裱褙匠293名，摺配匠189名，裁历匠80名，刷印匠134名，笔匠48名，黑墨匠77名，画匠76名，刊字匠315名。总为1274名。据极不完全统计，明代司礼监经厂前后刻印的经、史、子书、祖训、圣训，以及《四书》、《百家姓》、《三字经》、《千字文》、《千家诗》、《神童诗》等内书堂课本，达168种。经厂本特点是开本大，印纸精，行格疏，字体大，粗黑口，铺陈考究。但由于出自内宦之手，校勘不精，故不为学人所珍重。 内府刻本 内府刻本这个称谓很不科学，很不确切。但历代相沿，版本著录和行文中又常出现这个提法。唐代有内府之役，它是指划归五府三卫和东宫三府三卫管辖的折冲府，下设若干监，分管内廷庶务。所谓内府刻本，并不专指由内务府各监所刻的书本。实际上，历来在运用内府刻本这个称谓时，其概念都是指中央各部院衙署和内廷各部门所刻的书本。或者说是指官刻本中，属中央国家机关所刻的那一部分书。所以在使用这个称谓时要特别谨慎，凡能考出具体刻书单位者，均应具体著录，不能轻易使用内府刻本这个称谓。 藩府刻本 藩府刻本指明代各藩王府所刻印的书本。明代270余年中，皇诸子受封为王的先后共有62人。受封并且建藩者，共50人。其中有的因获罪夺爵，有的无子封除，只有28个王府与明朝相始终。它们分布在山东、山西、河南、陕西、四川、湖广、江西等诸布政行省。 殿本 殿本专指清代武英殿所刻印的书本。武英殿在今北京故宫博物院西华门内迤北。据《宸垣识略》记载，武英殿崇阶九级，环绕御河，跨石桥三，前为门三。内殿宇二重，前贮书版。北为浴德堂，即修书处。 局本 局本指清代各省官书局所刻印的书本。清代太平天国农民运动之后，以曾国藩创立的江南书局为起端，先后有淮南书局、苏州书局、浙江书局、崇文书局、思贤书局、江西书局、存古书局、皇华书局、福州书局、广雅书局、云南书局、山西书局等相继建立。这些官书局是清代以前历朝所没有的。在晚清的半个多世纪中，这些官书局刻印过不少书，还联合协作刻印过一些书，如五局合刻《二十四史》等。有些书校勘精审，刻印精良。像浙江官书局校刻的《二十二子》，金陵书局张文虎校刻的《史记》，就都很有名。在清末的文化事业上，起过一定推动作用。在版本著录上则分别具体称为某书局刻本。 聚珍本 聚珍本亦称聚珍版。指清乾隆时武英殿用木活字排版印刷的书本。 套印本 套印本指数种颜色套印的书本。中国传统的套印技术发展，分为两个阶段。初期阶段是在一块雕好的版片上刷上不同颜色敷印，所以称为敷彩印法。此法起于何时，很难详考。元至元六年(1340)，中兴路江陵(今湖北荆州)资福寺刻的无闻和尚《金刚经注解》，其经文及卷尾无闻和尚注经图中的灵芝等，均用朱色刷印，注文用墨色刷印。表明14世纪中叶，中国已经有了敷彩印刷的作品，而且迄今仍流存于世。 在套色印刷的启发、推动下，将这种技术继续深化，施于版画，恒版印刷技术出现了。“饾版”是将彩色画稿按不同颜色分别勾摹下来，每色刻成一小块木板，犹如饾饤，故称饾版。然后逐色依次套印或叠印，最后形成一幅完整的彩色图画。这样印出的作品颜色的深浅浓淡、阴阳向背，几与原作无异。在饾版技术兴起的同时，拱花技法也出现了。“拱花”是用凹凸两版嵌合压印，令纸面拱起花纹，使翎毛、山水凸现在纸面上，看去更富立体感，更具真实性。像胡正言的《十竹斋笺谱》、吴发祥的《萝轩变古笺谱》，都是这方面的代表作。 所有上述这些套印出来的书，都可称为套印本。且几色套印，就称几色套印本。惟朱墨两色套印，国家图书馆习惯上著录为“套印本”，其他各方面的人习惯上多称为“朱墨套印本”。 百衲本 百衲本，是用同一种书的不同版片拼印或用一种书的不同版本拼配起来的书本。这是个借喻性的版本称谓。衲，原义补缀。百衲，指用零星材料集成一套完整的东西。王隐《晋书》说“董威辇于市，得残缯辄为衣，号曰百衲衣”。蔡绦《铁围山丛谈》说“唐济公者号善琴，乃自聚灵材为之，曰百衲琴”。蔡君谟《画锦堂记》说“每字作一纸，裁截布列，连成碑形，谓之百衲碑”。足见“百衲”具有杂拼之义。故用同一种书的不同版片拼印，或用同一种书的不同版本拼配而成的书本，也就名为“百衲本”了。 书帕本 明代官员上任或奉旨归京，官员朋友之间例以一书一帕相馈赠，当时将这种书就称为“书帕本”。清初顾炎武《日知录》引证《金台纪闻》评论元、明刻书优劣说：“元时州县皆有学田，所入谓之学租，以供师生饩廪，余则刻书。工程浩大者，则数处合力为之，故雠校刻画颇有精者。明洪武初年，将此项学租皆收归国子学，故县学、书院缺乏余资，刻书已不精审。隆庆、万历间，承嘉靖余风，皆喜刻书。但大率刻而不校，甚或妄加删削，以之馈遗当道官员，附之一帕，故有一书一帕之称，是为书帕本。”可见书帕本是明代例行官样礼品，只注意表面装潢，不注重文字内容。 巾箱本 巾箱本，指古时开本极小可以装在巾箱里的书本。巾箱是古时装头巾的小箧。《北堂书钞》卷一百三十五“王母巾箱”条引《汉武内传》，说帝见王母巾箱中有一卷小书，盛以紫锦之囊。晋葛洪《西京杂记》后序说：“洪家遭火，书籍殆尽，惟有抄本二卷在巾箱中，常以自随，故得犹在。”《南史·齐·衡阳王均》说他“手自细书《五经》为一卷，置于巾箱中，以备遗忘。……诸王闻而争效，为巾箱《五经》”。南宋戴埴《鼠璞》说：“今之刊印小册，谓巾箱本，起于南齐衡阳王(萧均)手写《五经》置巾箱中。”可见无论是手写本书，还是刻印本书，只要是开本较小，于随身携带的巾箱小箧中能够装下，就都可以称为巾箱本。在实践上，与袖珍本概念极难区分。 袖珍本 袖珍本亦指开本较小，便于随身携带的书本。其取义，盖因其开本极小，可藏于怀袖中携带。清代内府刻书集中在武英殿进行。历年雕印经、史所用版片极多，这当中有不少裁截下来的小块木料或版片。“高宗以校镌经、史，卷帙浩繁，梨枣解材，不令遗弃，仿古人巾箱之式，刻袖珍版书。”后世将当时遵照高宗旨意，于乾隆三十年(1765)用零材短板刻成的小版框小开本的《古香斋十种》，就称为袖珍本。直到今天，对小开本书仍常以袖珍名之。 初刻本 凡第一次镌刻的书均可称为初刻本。 重刻本 重刻本是相对于原刻本而言的。凡确知一书是重刻于某本，方可称为重刻本。然其情况复杂，与初刻本相关，没有确切的把握，不能随便运用重刻本的概念。且重刻与翻刻(覆刻)意义相近，容易混淆。重刻本就是将经过校勘的底本重新雕刻，其行款版式可与原底本同，也可以不同。翻刻虽也是重刻，但翻刻则是依底本原式照翻，非但行款字数一仍其旧，甚至讳字、刻工姓氏也照样翻雕。所以在运用重刻本称谓时，一方面要注意它是重刻某本，一方面还要注意它是否为翻刻。 翻刻本 翻刻本也称覆刻本。 影刻本 影刻本是以某一版本为底本，逐叶覆纸，将原底本的边栏界行、版口鱼尾、行款字数等，毫不改变地照样描摹或双勾下来，然后将描摹好的书叶逐一上版镌雕。这样雕印出来的书，因为版样是影摹下来的，对于那个原底本来说，就称为影刻本。影刻本书多发生在影刻宋元本书上。因为宋元本书传至明末清初，已属罕见。为了保存传本，流布久远，便常常采用这种影刻的办法。由于它能保持原底本的风貌，故历来为藏书家和版本家所珍重。 重修本 重修本也称为修补本或修补版。古书版片由于多用梨、枣等硬木，故可流传使用上百年乃至几百年。其间由于屡经刷印或遭受其他灾害，又很容易造成版片的缺损，所以再要进行刷印时，对其中缺损的版片就得重新加以修补。用这种修补过的旧版片刷印的书，在版本著录中就称为“×朝××年××人刻×朝××年重修本”。经过修补的版片，因为时代、刻工、技术的不同，呈现出来的版框、版心及字体风格等，与未经修补的就不尽相同，甚至墨色也显得不同。所有这些都是比较容易鉴别的。 重修本运用在家乘、地志等书时，要特别注意其另外的含义。中国地志之书浩如烟海。每换一任或几任地方官，就常常重修一次该地的方志，载入风土民情、山川地理、物产资源、名胜古迹、建置沿革、地亩四至、先贤仕宦、历朝贡举等新内容，以便掌握该地情况，实施封建管理。但有时因初修不久，有时因财力不敷，没有必要或没有能力另纂新志时，也常常修补旧志版片，或在旧版片的相应内容下增刻新的内容。在这种情况下就要分别著录：只是修补旧版重新刷印的，应著录“×朝××年刻××年重修本”；若是在旧版本相应内容下增刻了新的内容，就得著录为“×朝××年刻××年增修本”。在著录志书重修本和增修本时，还要特别注意志书书名前所冠的纂修时代，这是极易发生混乱的地方。就是在版本著录为“重修”或“增修”的两种情况下，其志书书名前所冠的纂修时代，都只能是原来纂修的时代。若是志书书名前已明确冠有“重修”字样，则这里的重修决非重新修补版片之义，而是此志已经重新纂修之义。 递修本 凡一书版片经过两次及两次以上修补而重新刷印出来的书本，均可称为×朝××年刻×朝××年递修本。这种递修重印的古书在现存的中国古籍中为数还不少。有名的如南宋两浙东路茶盐司所刻的《六经正义》，多数到南宋末年和元朝初年，就曾两次递修重印过。又如南宋绍兴年间蜀中眉山地区所刻的《眉山七史》，其版片元代以后递有修补。明洪武年间版片移入南京国子监，一直到正德、嘉靖、万历时，还曾修补重印。到清代顺、康、雍、乾时，这套版片还存贮于江南布政使司衙门库中，嘉庆时才毁于火。明南京国子监刻的《玉海》，其版片自正德、嘉靖以后即屡经递修。万历十六年(1588)赵用贤、康熙三十六年(1697)李振玉、乾隆三年(1738)熊木，都曾修补重印。所有这些都是典型的递修本。 朱蓝印本 朱蓝印本，是指古代书版雕完，在正式刷印之前常要试印，以检查是否有错字和着墨是否均匀，以便进行修整。这时使用的颜色常用红或蓝色，目的在于醒目，便于发现版面上的问题。此种试印的书，红颜色者，就称××刻朱印本；蓝颜色者就称××刻蓝印本。这种印本因为是新版初试，字画清晰，刀法剔透，初印精美，加上印数少，传世罕，历为版本家和藏书家所看重。 四库底本 清代乾隆年间编纂的《四库全书》，是卷帙浩繁的大丛书，共收3507种，79337卷。在开馆纂修前及整个纂修过程中，广征天下遗书，故从全国各地进献的图籍数以万计。书到北京，全都送到翰林院点收，加盖翰林院关防，以备选用。有人将这些都称为四库底本，这是不对的。确切的概念，四库底本指的是被《四库全书》收入而作为誊抄底本的那些书，而不是指进过翰林院，钤有翰林院关防，实际却未被《四库全书》录入的书。

说起横跨欧亚大陆数千年的“丝绸之路”和“通西域”大业，人们首先想到的是西汉开创者张謇、东汉和定远侯。在中华民族“地理大发现”时期，他们一个个上万里，经历雨雪风霜，面对千难万险，面对刀光剑影，却百折不挠，不辱使命。最后，他们与西方国家进行了良好的沟通，在国外宣布了中国的国家权力，开启了持续数千年的丝绸之路。他们的英雄业绩经历了几千年，如今成就斐然。心向往之。

永乐帝朱棣在位的22年，也可以称为中华民族的又一个“地理大发现”时期。这期间有80多个国家与大明交流，甚至远至中非朝贡。当时，七下西洋、打通万里海的三宝太监郑和已经名噪一时，而与此相关的另一位杰出外交家——年在万里重开丝绸之路的陈诚，却没有多少历史学家触及。事实上，这位被“三宝太监”的荣光埋没的大明使者，以其顽强的决心和无畏的斗志，五次从西方的阳关下西洋，与郑和共享“万国来朝”的壮丽景象。

陈澄，本名卢茨，元至正二十五年，江西吉水人。据当地吉水人记载，自童年起，他“写了许多语录，如写博客、增强志气、了解西藏、回蒙古等。”洪武十八年，陈佳丽聘请明初大学者梁音为师。在一起一天一夜后，梁音称赞陈诚的父亲：“你儿子很聪明。虽然很难有一个团队的天赋，但他可以建立一个遥远的未来和希望。”

虽然《四书五经》很受推崇，也认真研究过，《四书五经》也不是陈诚的强项，但是经过几年的努力，还是不尽如人意。吴二十六年进士。第二年，龚和朝廷考了前三名，最后“成了第一”，但成绩一比，很多人才列为“甲”“乙”。陈诚？作为翰林学院的“判官”，他是一个“七品”的小官，比同年的“甲”、“乙”都低。尽管如此，陈诚并没有因为自己卑微的官职而废言。但朝廷内外政策都是错的，有豪言壮语和建议。洪武二十八年，秦王朱商平定甘肃临洮叛乱，“灭吐蕃万人”。捷报传来，众大臣纷纷表示祝贺，但陈诚认为此举“操之过急，恐有不公平之处。”上表暗示朝廷派遣使者的速度很快。一年后，陈诚人生的转折点终于到来。朱元璋提拔陈诚为兵部“驾臣”，派他出使西域？沙里怕回鹘。从那以后，他一直旅行了几千英里。

这次出使的原因是洪武二十四年，在今新疆建立了“东察合台汗国”。“东察合台汗国”是从蒙古帝国的前“察合台汗国”分离出来的，其疆域包括今天的新疆伊犁和中亚部分地区。公元1391年，东察合台汗的儿子黑可汗派遣使节到南京迎接朱元璋，与明朝正式建立了宗藩关系。但朱元璋注重的是对东察合台汗国西部邻国帖木儿帝国的描述。

说到当时活跃在中亚地区的“帖木儿帝国”，中国的史料记载很少。而这个起于“西察合台汗国”，征战中亚的帝国，却被西方史学界誉为“继成吉思汗之后蒙古的又一伟大征服者”，逐渐成为此时西方明朝的又一威胁。早在洪武三年，朱元璋就派傅友德出使西域。甚至在甘肃、青海、东疆大败元军时，帖木儿推翻了原察合台汗国的统治者。此后，他在南方作战中击败了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在西方，在南方多次进攻和掠夺印度，扩张了无数地方。就连远在欧洲的西班牙国王也尊称他为“养父”。帖木儿在东方对明朝的态度一直是恭顺的。吴鸿二十一年，明朝在捕鱼方面大获全胜。帖木儿派使者到南京，纪念明朝为“可去之国”。然而，根据法国历史学家布里俄斯在《帖木儿帝国》一书中的记载，“他毕生的梦想是释放中国的臣服。”

东察合台汗国向中国进贡时，帖木儿不断入侵东察合台汗国边境，双方互有胜负。东察合台汗国的报告和朱元璋派往帖木儿帝国的两名使节的被扣留，使朱元璋实现了帖木儿帝国的野心。于是，明朝开国功臣侯松生先被调至凉州镇守，后又向镇西派遣使节，意图加强西北防御。初出茅庐的陈诚接过了任务。

陈诚没有辜负他的使命。洪武二十九年冬，陈诚来到柴达木盆地招募当地部落。曾有人建议明朝“尽一切努力移民实边”，但陈诚坚决拒绝，认为此举“有害天地”。之后，陈诚任命当地部落首领为官员，在柴达木盆地建立安定卫、曲仙卫、阿端卫三大重要军区，并要求朝廷派出“熟悉农业的官员”，推广中原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发展当地生产。

这就使得当地的游牧部落转而定居下来，使得部落“随波逐流”。一年后，安南入侵大明边境，陈诚再次被派往安南。据越南史料记载，安南的“谦、稳、利之言，显示了明朝的伟大力量”，最终吓坏了安南的统治者和官员，派他到南京道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第四年，陈诚调任广州府任“管家”，调解“色目人”与当地村民的纠纷，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主持修复当地清真寺。从那以后，当地所有的民族都和睦相处。有多少？“善于处理外交事务”的陈诚，在大明政治上也有突出的建树。

永乐二年，帖木儿在撒马尔罕召开中亚蒙古人会议，声称要“推翻明朝，收复失地”。此后，他在中国投入20万大军，悍然发动了反明朝的“讨伐”。消息传来后，朱棣命令凉州左知府宋胜组织军队备战，陈诚在柴达木盆地设置的“三防”也日夜组织军队备战。然而到了冬天，帖木儿在三月间病死，大规模的“远征”徒劳无功。

帖木儿死后，他的国家陷入内乱。他的孙子哈里，生前被指定为继承人，与第四子沙哈如激烈争夺皇位，“反明复辟”大业搁浅。此时明朝在西北也动作频频。永乐四年，朱棣在新疆哈密建立了哈密卫等军事基地，并派驻重兵，正式对今天新疆的“诸侯国”行使主权。内忧外患之下，帖木儿帝国开始修复与明朝的关系。一年后，第一个继承帖木儿帝国皇位的海瑞，释放了早年被帖木儿扣押的明朝使臣福安、杨，委托他们带着帖木儿帝国的愿望与大明重修旧好。永乐5年6月22日，这个失踪了几十年的使团终于回到了首都。当时“举朝廷为忠”。这时，被调往文远馆的陈诚得知帖木儿帝国正在内战中夺取皇位，立即向朱蒂提出建议。永乐六年，朱蒂派遣使者率领帖木儿帝国的吉果代表团，并带来了朱蒂的手书。内战中两大派系哈里和沙哈鲁的纷争，在帖木儿帝国当地调解。赢得王位的沙哈鲁最终释放了被囚禁的哈利，并把伊萨卡岛变成了他的黑色封地。帖木儿帝国持续三年的内战终于“和解”了。第二年，正式成为帖木儿国王的沙哈如派代表团到南京迎接朱蒂，并赠送豹子、狮子等礼物。双方恢复了朱元璋时代的“宗主”关系，从此友好往来。

最先提出“使者”的陈诚没有被任命，因为此时他已经成为“文远馆政务官”，正在协助解缙编纂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帝王巨著《永乐大典》。同时，他收集了大量的史料，整理了中国驻外使团的所有细节和中国周边国家的面貌。今天，我们可以了解中国古代许多“外交官”的英雄姿态和古代中国与其他国家友好交往的历史，陈诚为此做出了巨大贡献。

永乐十一年九月，已经是吏部验印司一员的陈诚终于迎来了他的第二次西域之行，。帖木儿帝国的八位使节被任命为大明的“教务长”。为了这个任务，陈诚做了周密的计划，让朱棣挑选“元朝遗民”陪他旅行。代表团从北京出发，经玉门关进入西部地区。经过一年多的长途跋涉，终于在次年十月到达帖木儿帝国的首都赫拉特。陈诚出使帖木儿周边中亚各国，先后被任命为达什甘、失落、色兰、沙鲁海牙等国国王，并任大明大使。1414年10月，帖木儿国王沙哈茹在赫拉举行盛大仪式欢迎陈诚一行。会见中，陈诚以大国使者的风采赢得了沙哈鲁的尊重。当然，也有“不和谐”的插曲。“秋华派”的沙鲁将军阿哈黑，祖上曾是元朝的重要大臣，当场发难，指责明朝赶走了元朝，一直与蒙古人为敌。陈诚更是针锋相对。坦白说，“国之幸只在德，不在魏。”。然后逐一列举了元朝前各族官员在明朝受到优待的事实，一位身负使命的回民官员萨都木“现身”现场。告诉帖木儿的君主和大臣们，明朝与帖木儿的良好沟通是“以德护民之举”，如果继续争论下去，只会“给贵国的一生带来灾难”。帖木儿的君主和官员对阿哈黑的礼遇印象深刻，阿哈黑当场被沙哈如下狱。曾经在帖木儿帝国占据重要地位，一直主张抗击明朝的“秋华派”彻底失势。随后，沙哈鲁在内宫为陈诚一行举行家宴，并让他的“接班人”Ug拜访陈诚

陈诚在帖木儿期间，还走访了当地著名的宗族和商会，组织各国驻帖木儿的使节，逐一驳斥逃往当地的使节对明朝的歪曲描述，“驳蛮慷慨论”，而中国使团带来的瓷器、丝绸等精美礼品在当地引起轰动。苏联历史学家弗拉基米尔佐夫对此给予高度评价：“这是一次对帖木儿帝国和外国都有深远影响的外交事件。这位睿智的中国特使不仅以其雄辩的口才和高尚的风度赢得了沙哈鲁的尊敬，更向世人展示了中国博大的文化和强大的国力，以及对帖木儿人民睦邻友好的诚意。此后，无论时局如何变化，对东方的友好政策成为他们一致的选择。”永乐十三年十月，陈诚一行回到南京，向朱蒂赠送了《西游记》和《西域各国志》，详细记录了中亚各国的风土人情。这两部专著不仅在中国史料中占有重要地位，也引起了西方学者的关注。到了近代，很多西方历史学家专程到中国来买这本书。这次回归伴随着派往中亚乃至西亚各国的使团，甚至还有埃及马穆鲁克王朝的使节，多达300人。“所有国家都来朝鲜。”大明与中西亚各国的“朝贡关系”自此得到巩固。

其次，陈诚出使西域后，向朱蒂出谋划策，力劝她接受他国要求，开放与西方国家的双边贸易，坚持认为这样既能“减轻过境之苦”，又能“与时俱进，百年受益”。朱棣采纳了陈诚的建议，在哈密、新疆、凉州和甘肃建立了“互助市场”。允许西方国家的商队在这里交易。这一政策的“连锁反应”是，帖木儿帝国还重建了伊朗西部的古驿道，这条驿道因战争而废弃，并延伸至土耳其甚至埃及。至此，自元末废弃的丝绸之路再现了商旅的繁荣。中国的丝绸出口到西亚和东非，中东乃至欧洲的商品和文化经典逐渐输入中国。值得一提的是，中国著名的数学成就《求解高次方程的方法》在元末失传，后被阿拉伯数学家归还中国。此后，虽然明朝的国策有所改变，但这条贸易路线从未中断。直到明末崇祯年间，陕西Xi和甘肃凉州仍是西方商旅聚集的“国际都市”。

永乐十四年四月，陈诚率团出使西域。这次的主要任务是与西方国家就每年的商队交换数量达成一致，达成贸易协议。陈诚准备让朱棣“选择那些擅长商业的人”。值得一提的是，杨杉就是其中之一。他以振振有词的口才说服了瓦拉，迫使瓦拉在“文化大变革”后回到了明朝的英宗。这些人在后来陈诚与西方国家的贸易谈判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同年8月，陈诚再次抵达帖木儿帝国，愉快地与帖木儿帝国达成了商业协议。同时，他还送给沙河路一件明朝宫廷画师精心准备的礼物，上面有一幅沙河路送给永乐皇帝宝马车的“奔马图”。沙鲁深受感动。他不仅热情接待了陈诚一行，还亲自给朱棣写了一封信。朱棣也回复了一封同样热情的信。坦率地说，两国“远隔千山万水，却心心相印”，希望“两国人民从此共享和平与幸福”。在当时，东西方最强大的两个皇帝之间的书信往来，是一个关于“世界和平”的永恒话题。

《长美谈》的媒人陈诚，永乐十六年第四次出使西域。在此之前，陈诚的母亲罗氏因病去世。按照习俗，陈诚得在家呆三年，可是？迪伊认为“不是他不能负这个责任”，命令他“看清楚形势，看清形势”。同年十月初二，陈诚一行到达帖木儿首府赫拉特。这次出使，他带了两本古籍，北魏贾思勰的《齐姚敏书》，北魏郦道元的《水镜诸书》。陈诚主动联系帖木儿主管农业的官员，解释书中的难点。甚至在陈诚的建议下，沙哈鲁在他的宫殿里开了一个“试验场”。此后，中国先进的农业灌溉技术在中亚广泛传播。陈诚回国，沙赫茹居然“差了一百多里，我也说不出怎么放弃。”这感人的一幕在中亚和西方的许多史料中都有记载，但告别的双方都不认为这是告别。

永乐十八年十一月，陈诚带着中亚各国的五百使团回京，朝见打算征北蒙古的朱棣。朱棣特地派出6000精锐骑兵从苏州一路护送。此时北京被重兵包围，旌旗招展。朱棣帖木儿的使节被允许在当地“自由访问”，各路军队不得“逗留”。他还从明军的“3000营”、“5营”、“魔营”中挑选精兵，为使节表演骑马射击、步兵突击、火器训练等“军事科目”。

史铁木尔特使初来时，以“我国无此俗”为由，拒绝向朱棣行跪拜之礼。然而，半年的“拜访”后，回国前再次见面，却跪拜排队，“磕头碰地”。帖木儿使团的首领阿尔杜莎甚至坦率地告诉朱棣，这次帖木儿赠送的“名马”是沙哈茹的父亲帖木儿南征北战时的“皇家坐骑”。它一直是帖木儿的“国宝”，这次它被赠送给朱棣“以示最大的尊重”。这些话让朱棣看起来很棒，并订购了一份丰厚的礼物。帖木儿特使回国后，详细记录了这次出使的细节，西方近现代史家对明朝军事实力的研究大多以此为依据。这个任务无疑收到了“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效果。陈诚也从两广学说提升到参政权利。此时安南造反，大批“越南难民”由海路涌入广东，广东都指挥使马可建议难民不得入粤，违者格杀勿论。陈诚竭力阻止流民中掠夺百姓的“盗贼”，在难民集中安置的广东省屯门、虎门、东莞等地搭起帐篷，发放粮食和生活用品，再次“扶夷”。永乐二十二年正月，在广东战功卓著的陈诚再次被调至北京，筹划第五次西域之行？访问团于4月4日出发，5月到达甘肃时，突然传来朱棣去世的消息。明朝仁宗皇帝朱高炽即位后，颁布了一项法令来停止这一使命。陈诚在安抚哈密、柴达木的少数民族部落后，于11月回到北京。此时明仁宗“没做远事”，于是大规模的传教暂停，属于陈诚的阶段结束。次年，陈诚辞官回乡，念其“传事于洋人”的才能，明宣宗颁布圣旨，要他“回乡用，每年给他双倍俸禄”。宣德三年，帖木儿再次向大明派遣使节，热情邀请大明派遣使节回访。其中，帖木儿国王沙哈茹承认担心陈诚，希望大明再派特使去陈诚，被明宣宗婉拒。此时，陈诚回国后，在临川建“奈园”，而？很多好朋友每天背诗，过着田园生活。宣德五年，开始撰写人生最后一部外交书《历官事迹》。他除了记录五次出使西域的全过程外，更详细地阐述了有关双边谈判、邀请外国人、尊重少数民族风俗、贸易等方面的各种知识。明代名臣李东阳、杨廷和、王重固等人对此书赞不绝口，近代洋务运动先驱李鸿章等人也从中受益匪浅。另一部记载中越边界划分的书《与安南辩明丘温地界书》，确认了数百年来的中越传统边界线，直到20世纪仍是中越边界谈判的重要参考。三十三年后，陈诚再次出山，被朱祁镇、明英宗任命为光禄寺右郑桐正二品。天顺二年，在官邸病逝，享年93岁。这位五下西域，交好各国，宣示明朝国威的著名外交家，虽然身世低微，但确实是中世纪中国外交史上的重要人物。在中亚乃至西方，陈诚也宣称广为流传。如今，哈萨克斯坦等地保存了许多陈诚当年出使的遗迹。苏联历史学家弗拉基米尔佐夫对他作出了公正的评价：“这位杰出的中国外交官，以真诚的态度和不放弃的精神，解决了世界上两个最强大帝国之间的矛盾，给帕米尔高原周边各民族带来了和平与安宁。他是15世纪最杰出的和平使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