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答案是一年前写的，当时观者寥寥。不意经年之后，竟然得到了不少朋友的关注。很多评论中说到文革，既然这样，那正文里也不妨说一说。另，关于乾隆时期的禁毁，只说了销毁，这次修改补入了“抽毁”这种情况。

题主所说的“失传”是文献流传过程不可避免的现象，文献学上将之称为“散佚”。古籍的散佚包括整书佚亡和部分残缺两种情况，宋代之前印刷术不发达，散佚的情况尤为严重。南宋学者郑樵指出：“隋唐亡书甚多，而古书之亡又甚矣。”（《通志·校雠略·编次必记亡书论》），马端临《文献通考·自序》也说：“汉、隋、唐、宋之史，俱有《艺文志》，然《汉志》所载之书，以《隋志》考之，十已亡其六七；以《宋志》考之，亦复如此。”《四库提要》总结说到，“古书亡佚，愈远愈稀，片羽吉光，弥足珍贵。”散佚的原因是多样的，就整书而言，其散佚原因主要有朝廷禁毁、战乱破坏、自然因素、学术淘汰、流传佚失等。部分残缺则或因为成书时搜罗不全，或因为流传过程中形成残缺等原因造成的。

历代的散佚事件有很多，隋代的秘书监牛弘在《请开献书之路表》中将秦始皇焚书、王莽之乱、董卓移都、惠怀之乱、侯景之乱造成的五次重大书籍散佚称作是“五厄”。明代的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中，又添上隋末、安史之乱、黄巢起义、靖康之难、蒙元南下，成为“十厄”。后近人祝文白又在《两千年来中国图书之厄运》一文中总结了元朝至民国时期的五次厄运：李自成起义、绛云楼失火、清高宗焚书、咸丰朝内忧外患、抗日战争，这样一来，就变成了“十五厄”。以上的总结，有不尽然的地方，同时也有没有囊括进去的事件。下面就历代十数次重大的散佚事件作一简要介绍：

秦始皇焚书：始皇三十四年，李斯建议：“史官非秦记皆烧这，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史记·秦始皇本纪》）牛弘对此说到：“及秦皇驭宇，吞灭诸侯，任用威力，事不师古，始下焚书之令，行偶语之刑。先王坟籍，扫地皆尽。本既先亡，从而颠覆。臣以图谶言之，经典盛衰，信有徵数。此则书之一厄也。”（《隋书·牛弘传·请开献书之路表》）

王莽之乱：《后汉书·儒林传》：“昔王莽、更始之际，天下散乱，礼乐分崩，典文残落。”牛弘对此的描述是：“及王莽之末，长安兵起，宫室图书，并从焚烬。此则书之二厄也。”《隋书·经籍志》对散佚书籍的大略统计则说：“（《七略》所载）大凡三万三千九十卷，王莽之末，又被焚烧。”

董卓移都：《后汉书·儒林传》：“及董卓移都之际，吏民扰乱，自辟雍、东观、兰台、石室、宣明、鸿都诸藏，典策文章，竞共剖散，其缣帛图书，大则连为帷盖，小乃制为縢囊。及王允所收而西者，裁七十余乘，道路艰远，复弃其半矣。后长安之乱，一时焚荡，莫不泯尽焉。”

惠怀之乱：梁阮孝绪《七录序》：“晋领秘书监荀勖因魏《中经》更著《新簿》，虽分为十有余卷，而总以四部别之。惠怀之乱，其书略尽。江左草创，十不一存。”《隋书·经籍志》称这批书籍“大凡四部合二万九千九百四十五卷”，而“惠怀之乱，京华荡覆，渠阁文籍，靡有孑遗。”

侯景之乱：梁武帝末，降将侯景攻破建康。《太平御览》卷六百十九引《三国典略》：“初侯景来，既送东宫妓女，尚有数百人，景乃分给军士。夜于宫中置酒奏乐，忽闻火起，众遂惊散，东宫图籍数百厨，焚之皆尽。”《隋书·经籍志》：“元帝克平侯景，收文德之书及公私经籍，归于江陵，大凡七万余卷。周师入郢，咸自焚之。”《太平御览》卷六百十九引《三国典略》：“周师陷江陵，梁王知事不济，入东阁竹殿，命舍人高善宝，焚古今图书十四万卷，欲自投火与之俱灭，宫人引衣，遂及火灭尽。并以宝剑斫柱令折，叹曰：‘文武之道，今夜穷矣。’”

隋末唐初：《隋书·经籍志》：“大唐武德五年克平伪郑，尽收其图书及古迹焉，命司农少卿宋遵贵载之以船，溯河西上，将至京师，行经砥柱，多被漂没。其所存者，十不一二。”

安史之乱：《旧唐书·经籍志序》：“自后毋煚又略为四十卷，名为《古今书录》，大凡五万一千八百五十二卷。禄山之乱，两都覆没，乾元旧籍，亡散殆尽。”

黄巢起义：《旧唐书·经籍志》：“开成初，四部书至五万六千四百七十六卷。及广明初，黄巢干纪，再陷两京，宫庙寺署，焚荡殆尽，曩时遗籍，尺简无存。”

靖康之难：《宋史·艺文志》：“迨夫靖康之难，而宣和、馆阁之储，荡然靡遗。”值得一提的是，这一些灾厄所损失的，不仅有大量图书，还有宋王室收藏的仪仗、冠服、礼器、仪器、珍宝诸多物品。

李自成起义：钱谦益《牧斋有学集》：“岁积代累二百有余载，一旦突遭焚如，销沉于闯贼之一炬，内阁之书尽矣。而内府秘殿之藏如故也。煨烬之余，继以狼藉，举凡珠囊玉笈、丹书绿字，绨几之横陈、乙夜之进御者，用以汗牛马，制骆驼，蹈泥沙，藉粪土，求其化为飞尘，荡为烈焰而不可得。自丧乱以来，载籍之厄，未之有也。（《黄氏千顷斋藏书记》）此处的“内阁”指的就是明代的文渊阁。

绛云楼失火：绛云楼是明末清初藏书家钱谦益的藏书楼，其中藏书极富。曹溶《绛云楼书目题词》云：“虞山宗伯，生神庙盛时。早岁科名，郊游满天下。尽得离子威、钱功父、杨五川、赵汝师四家书，更不惜重赀购古本，书贾奔赴捆载无虚日，用是所积充牣，几埒内府。……入北不久，称疾告归，居红豆山庄，出所藏书重加缮治，区分类聚，栖绛云楼上，大椟七十有三。顾之自喜曰：‘我晚而贫，书则可云富矣。’甫十余日，其幼女中夜与乳媪嬉楼上，剪烛灺落纸堆中，遂燧。宗伯楼下惊起，焰已张天，不及救，仓皇出走。俄顷楼与书俱尽。余闻骇甚，特过唁之。谓予曰：‘古书不存矣。’钱谦益本人在宋版前后《汉书》跋中言：“甲申之乱，古今书史图籍一大劫也。吾家庚寅之火，江左书史图籍一小劫也。今吴中一二藏书家，零星捃摭，不足当吾家一毛片羽。”

乾隆禁毁：清乾隆时期纂修《四库全书》，同时展开对图书的大清查。因政治原因列为禁书处于销毁之列的，将近三千余种，六七万部以上。据王彬主编《清代禁书总述》，有清一朝，禁书有三千二百三十六种，数量接近《四库全书》。补充：这时期除了销毁图书，还有一种毁坏文献的方式，叫“抽毁”。所谓“抽毁”，即是纂修《四库全书》时，某些书籍因部分章节或文字不合当时政治气氛，于是编修过程中会将这些书籍的相关部分拿掉。后人查阅这些书籍时，就会发现这些书籍中某几页是空白，却没有任何注明。若空白在篇末卷末，或是抽掉最后一两卷，那么不对照其他的本子，就很难知道原书还有这几卷。若是无他本可校，那么被抽掉的部分就非常容易被忽略了。这种损坏文献的方法十分隐蔽，有时比销毁的危害还要大，因为销毁是抹去文献所承载的全部信息，而抽毁则是有一定程度上歪取信息。

嘉庆宫火：此事亦与乾隆有关。乾隆酷爱收藏宋版图书，在位时广收宋元抄校善本，共计四百余种，置于昭仁殿，名之为“天禄琳琅”。嘉庆二年乾清宫失火，昭仁殿同时被焚，天禄琳琅所存书籍付之一炬，荡然无存。时朝廷为安慰太上皇，又收集了一批书籍，数量多于前天禄琳琅，其实则主要是明清刻本，而非宋元善本。1924年冯玉祥组织清点清宫文物，才发现天禄琳琅藏书早已全非宋本。

太平天国起义：太平天国运动带有宗教战争的性质，其间扬州文汇阁、镇江文宗阁《四库全书》皆被焚毁，片纸不留。杭州文澜阁被推倒，《四库全书》流入民间，幸有藏书家丁申、丁丙兄弟抢救，未遭全毁。张秀民《中国印刷史》：“太平天国起义，南方战火连年，扬州文汇阁及镇江金山文宗阁《四库全书》全毁，杭州文澜阁《四库全书》亦不全，其他民间藏书损失尤巨，一般士子缺乏读本。”

火烧圆明园：咸丰十年英法联军攻陷北京，火烧圆明园。文源阁《四库全书》及味腴书屋《四库全书荟要》等毁于一旦。

庚子事变：光绪二十六年清军及义和团围攻东交民巷各国使馆，为逼出困守的洋人，火烧使馆隔壁的翰林院。英国人普南特·威尔《庚子使馆被围记》：“翰林院者，乃中国十八省之牛津、剑桥、海德堡、巴黎也，中国读书人最崇敬者厥维翰林。院中排积成行，皆前人苦心之文字，均手抄本，凡数千万卷。所有著作为累代之传贻，不悉其年。又有未上漆之木架，一望无尽，皆堆置刻字之木板。……在枪声极猛之中，以火具抛入，人尚未知，而此神圣之地已类图焰上腾矣。……无价之文字亦多被焚，龙式之池及井中均书函狼藉，为人所抛弃。……有绸面华丽之书，皆手订者。又有善书人所书之字，皆被人随意搬移。其在使馆中研究中国文学者，见宝贵之书如此之多，皆在平时所决不能见者，心不能忍，皆欲拣选抱归，自火光中觅一路抱之而奔。但路已为水手所阻，奉有严令，不许劫掠书籍，盖此等书籍有与黄金等价者。然有数人仍阴窃之。将来中国遗失之文字或在欧洲出现，亦一异事也。”这次事件中所损失珍贵书籍无数，尤为严重的是《永乐大典》、《四库全书》底本和《四库全书》未收的“四库存目”书原本。

抗日战争：日本侵华战争所造成的文献损失不可胜计，此处仅举一例。1932年“一·二八”事变，日军进攻上海，以飞机轰炸商务印书馆、商务总管理处，第一、二、三、四印刷厂和纸库、书库、尚公小学及东方图书馆中弹起火。后日本浪人再次闯入东方图书馆，纵火焚书。馆中珍本古籍及其他中外图书四十六万余册化为纸灰，飘满上海天空。

“文化大革命”：之所以最初没有写“文革”，原因在于，“文革”中我们究竟失去了多少文献资料，难以给出准确可信的目录来。“文革”相对历次灾厄，损失最大的不是官方资料（注意：上述诸事件，多数是官方藏书的损失），而是民间资料。很多书都会说到，“文革”摧毁了大量的家谱、族谱、唱本、鼓书等民俗资料，这些民间文献之前没有得到普遍的重视，而人们认识到其价值的时候却已经存者寥寥了。这是一个较大的损失，有朋友在评论中提到了上海图书馆顾廷龙抢救家谱的事情，其言不虚。当时南方不少地方收的家谱、方志等资料集中送到上海造纸厂化浆再造，是顾廷龙带着上图的馆员守在化浆池边，抢救了大批家谱材料。今日上海图书馆的家谱研究最为卓绝，实赖顾先生当年奋不顾身的保护文献之功。此外，“文革”中受到较大损害的，除了民间藏书外，还有学者的私人藏书。这个大家提到的比较少，我这里简单说几个例子：有“古典小说戏曲研究的现代第一人”之称的孙楷第，藏书万卷且多有批校，不乏珍本善本。孙“文革”时被下放，其藏书被贱卖予中国书店等处。待其回城后，欲赎回藏书，书店索价甚巨，孙向国家求助，书店乃抢先将书折价售空。孙楷第临终前，刘再复前往探望，孙已口不能言，犹在手心写一“书”，以示此憾。又，梁思成当时被迫移居，其建筑类珍本寄存在清华建筑系资料室，多数被销毁，其他图书被当作废品售予收购站，共运输四十五车次，得三十五元。范祥雍藏书二万余，不乏善本、批校本、旧钞本，于一日内尽被销毁。谢兴尧怕藏书惹事，私自焚书，焚之不尽，以七分钱一公斤计，售得八元。商鸿逵全家被逐出住宅，藏书被两辆马车送至废品站，不知下落。杨宽的大部分藏书被其长子盗卖，杨因此与之断绝关系。黄孝纾的藏书被抄家出来，陈列在青岛柏油路上焚烧，半日方尽，路面为之熔化。

由于文献有散佚，所以才有了“辑佚”之学。所谓辑佚，即是从现存的文献资料中辑出散佚的书籍，如清代四库馆臣就曾从《永乐大典》中辑出二十四史之一的《旧五代史》来。清人皮锡瑞《经学历史》谈及清代经学三大成就时，“辑佚书”居三者之首，可见清人对辑佚的重视程度。此外，与辑佚相关的，还有“辨伪”之学。辑佚古书，必须能够识别真伪，辨伪学即是此等学问。由于我们这里主要谈的是书籍的散佚，辑佚和辨伪就不加以冗述了。

071200是科学技术史专业。

“科学技术史”于2011年获得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权资格，下设印刷科技史、印刷品保护修复、印刷产业政策等三个研究方向。

本学科依托印刷与包装工程学院和北京绿色印刷包装产业技术研究院，本学科始建于1980年代中期，1992年成立印刷史研究室并参与创建中国印刷博物馆，1992年至今主办了8届“中国印刷史学术研讨会”，2009年中国印刷技术协会印刷史研究委员会挂靠在本学科。

2012年牵头发起成立“全国传统印刷产业技术创新联盟”，并且与“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单位、全国最大的古籍印刷企业——扬州广陵古籍刻印社联合共建“中国印刷文化遗产研究中心”。

本学科已建成为中国印刷文化遗产领域集基础研究、成果转化、科学普及和人才培养为一体的重要基地。多名学科/学术带头人兼任中国印刷技术协会、中国科学技术史协会等相关学术组织的重要职务。

多次主办国内会议，多人次参加国际、国内会议，在国内外科学技术史及相关研究领域具有较大的影响和较高的知名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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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梦如幻的大宋王朝

中国封建王朝的顶峰是宋朝而不是唐朝。宋朝是中国历史上经济最繁荣、科技最发达、文化最昌盛、艺术最高深、人民生活水平最富裕的朝代。宋代是为中国最争光的朝代，也是当时世界上发明创造最多的国家。宋朝也是中国为世界贡献最大的时期，中国历史上的重要发明一半以上都出现在宋朝，那时中国所谓的四大发明的三项被发明或是开始得到大规模实际的运用，火药、指南针、印刷术、纸币、垂线纺织，瓷器工艺的重要改革等。宋朝航海、造船、医药、工艺、农技等都达到了古代前所未有、后难比及的高度。宋朝还发展起一门新科学，技术科学。这些辉煌的成就与宋的综合文明有直接联系。宋代的GDP是占全球的50%。国家的综合实力无论是质量还是数量宋朝都是当时世界的第一大国。宋朝已经达到了封建王朝的顶峰，已经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

一、[宋朝的经济商业]

宋朝是中国古代唯一长期不实行"抑商"政策的王朝。宋朝开创以来，即治坑矿、组织茶盐开发。因而大量从土地中解放出来的农民投入商业手工业中，民间经济受到刺激，突飞猛进。创造了空前的财富与繁荣。在宋朝立国之初，宋太祖赵框胤就号召人们"多积金、市田宅以遗子孙，歌儿舞女以终天年"，宋太宗也曾下诏"令两制议政丰之术以闻"，令官员们研究理财求富之道。宋神宗则认为"尤先理财"，发过"政事之先，理财为急"的诏令。这些政策导向使商业大潮兴旺，商贸高速发展，钱庄业迅猛发展，促使宋朝在世界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最早的纸币和银行。银行可以贷款、异地付款。北宋时期就大量开采金、银、铜、铁、煤等矿藏，全国各地也出现了世界历史上最早的制造工厂和加工工厂。如造船厂、火器厂、造纸厂、印刷工厂、织布厂、各地的官窑等。厂里的工人按期领工资。南宋时的军器所工匠竟达七八千人。造会子局，有徒工一千二百余人。绫锦院织工达到四百余人。除公办的工厂外，一些私办的工厂也相继大量的出现与繁荣。因为经济的空前繁荣，宋钱币铸造量非常大，如宋神宗时全国年铸币506万贯。（唐朝最盛的开元盛世年铸币32万贯）。

宋代的货币形式与种类太过丰富。铜钱、银锭是宋朝的本位货币。宋朝铜币和铁币并用，有些宋币含有合金成分。此外还有些银质钱币。宋代的钱币无论是种类、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是中国古代历史上造诣最多最好的钱币。宋币上铭刻的文字书法优美多为名家及皇帝手笔，篆隶真行草俱全，还古篆体、瘦金体。种种精美的货币使人爱不释手，宋钱币的艺术总类艺术性工艺最高。宋钱是当时周边各国最喜欢最坚挺的货币。宋钱成为南海诸国的镇国库之宝。虽然辽国、金国等国也仿制宋币造钱，但在金国流通最多最广的是宋钱。直到现在出土存世的宋钱还是最多的。在今天东到日本、西至欧洲、非洲的广大地区都有出土。足见宋的繁荣与强盛。为免携带大批铜钱来往之烦劳，在公元998年（咸平元年）前后在四川地区民间出现最早的纸币"交子"。这是我国也是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但这种纸币只相当于担保的代币券。宋朝政府先后印刷发行的纸币种类有交子、钱引、关子、会子等几种类型形式。公元1023年（天圣元年）宋政府开设了世界上第一个负责纸币发行的官方机构"益州交子务"，这是世界上最早的中央人民银行。公元1024年宋政府开始印刷发行"交子"，此种"交子"铜板彩印，上面印有鸟兽、花纹、图案或故事等，异常精美。此种票据有如公债，分界发行。交子最初是以两年为一界，发行新交子的同时废止并回收旧交子，自公元1072年（熙宁五年）起，虽仍然是每两年发行一界，但是每界交子的流通期增加到四年。交子的面值为自一贯文至十贯文的固定面值，以铁钱为本，备有发行准备金，已经基本具备了近代本位货币的特征要素。其施用愈来愈广泛。票据的使用为商业繁荣提供了便利条件。北宋崇宁四年，在江北、华北地区发行了称为"钱引"的新式样的纸币，但是只印了一界就因为流通不畅不能顺利使用而停印。公元1107年（大观元年）四川交子改称钱引，交子务也改称钱引务，开始大量印刷纸钞发行，由于数量发行过大，引起了钱引的严重贬值。公元1110年（大观三年）限制发行量为天圣时的125万贯左右，对流通地区也限在铁钱行用的四川、陕西、河东地区，后又采取了受兑、停用旧钱引，增加准备金等多种方法，使钱引的价值得到恢复。南宋时期宋政府在杭州设立"行在会子务"专门管理印制"会子"。先后印造了一千文、两千文、三千文及二百文、三百文、五百文，六种面值的会子。会子以三年为"界"，到期作废，逐旧造新换旧。从公元1171年到公元1240年，共发行了十八界会子。后来政府规定第十七、十八界会子可以永久流通。这是真正意义上由政府发行的纸制的纯粹钱币。纸币逐渐代替了铜钱做为主要交换媒介。商业的高速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

宋王朝调整了历代立法中重刑轻民的传统做法，义利并重相当重视经济立法。法规内容涉及社会经济活动的各个方面，专门设置了专卖法，如盐法，酒法，茶法等法令。宋代成为中国古代经济立法最为活跃的时期，其立法活动频繁，法规内容涉及社会经济活动的各个方面，法规的制订、实施各方面都具有前所未有的想象力。宋的经济法令，注意到了国家与经济活动者之间的利益分配关系，顺应商品经济的规律。宋朝获得庞大的财政收入是国民经济飞速发展，工商业极度繁荣，生产力水平提高的结果。丰厚的社会财力使得政府既不必求苛税于民又能保证政府收入。这就缓和了社会矛盾，进入治理国家的良性循环。宋朝的经济，尤其是第二，第三产业得到了极大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达到了空前的高度。公元1077年，北宋税赋总收入共7070万贯，其中农业的两税2162万贯，占30%，工商税4911万贯占70%。构成国家财政收入主体的，已经不再是农业，而是工商业了，宋朝已经走出农业文明了，宋时中国的农业社会已经在开始向工商业社会那迈进了。宋朝的手工业中还出现了铜板印刷的广告。比西方资本主义印刷的广告要早三百多年。大学者苏东坡曾给一做油食老妇人做过一首广告诗，使之生意大振。沈括的货币流通速度论达到了现代货币理论水平。此外宋朝已出现类似现代报纸的"小报"了。世界的中国的最早的资本主义萌芽，诞生于大宋强盛的商业浪潮中。

宋朝是中国社会市民阶级正式产生的年代，大批的手工业者、商人、小业主构成了宋朝的中产阶级。他们经济富足，又有自己独立的价值追求。市民的富裕闲暇的生活及审美趣味和生活情趣促成了宋朝的文化高度繁荣，戏曲、杂技、音乐、诗歌、小说等都在宋代高度繁荣发展。宋代开始大规模的城市化。中国首次出现了主要以商业，而不是以行政为中心的大城市。宋朝发达的交通为人类封建史之最。宋朝每十里设一邮亭，每三十里设一驿站。各地的官道星罗棋布、四通八达。宋政府对邮驿是十分重视的"以法治邮"的做法，保证了邮驿的正常运行。"白塔桥边卖地经，长亭短宜驿分明。"地经就是地图，宋朝的地图已经相当的精确。宋朝四京是东京开封府，西京洛阳府，北京大名府，南京应天府。宋代大城市人口集中，北宋首都汴梁和南宋首都临安都是超过百万人口的大城市。宋朝人口如泉洲一样超过二十万的有六个。宋朝十万户以上的城市由唐代的十几个增加到四十六个。（南宋末期西方最大最繁华的城市是威尼斯只有十万人口。）在城市所有干道的塔上都挂有一个时针。每个钟都有一个人看守照料。他敲着铜罗报时，即使在很在窄的小巷都会回荡着这种声音，随后他用文字把时刻展示给人们看。北宋富强160多年，京都汴梁（今河南开封）"比汉唐京邑，民庶十倍"，汴梁城不仅旱路畅通发达，水运也十分发达。"舳舻岁岁衔清汴"，"联翩漕舸入神州"。"汴都数百万户，尽仰石炭，无一家燃薪者"。宋朝的汴梁城已经用煤（西方称之会燃烧的石头）而不是用木材生火做饭取暖了。当时西方都是用木头劈柴生活作饭取暖。中国1949年解放后的各大城市都没有达到这一点。新兴的市民阶层的诞生，富庶安逸的生活使宋人消费意识浓烈，极大地刺激了茶坊酒市、娱乐业等第三产业的繁荣发展。宋朝的城市不像唐朝的城市一到黑夜就一片黑暗了，宋城在黑夜里是灿烂的光明之城。因为宋朝不像唐朝一样实行宵禁，宋人有夜生活。一到夜里，宋人就自己的房间里、在家门口、庭院门口都点上了灯，因而到处都有灯光。在夜晚赶路游玩的人们都拿这各种各样的灯笼。因此在夜晚整个城市都在闪烁。在夜晚城市里灯火通明，叫卖声到天明。在"瓦子"、"勾栏"等固定娱乐场所百戏伎艺竞演，市民集中观看。夜间饮食店铺生意兴隆，直到太阳从新升起街上一样挤满了人。"大街一两处面食店及市西坊西食面店，通宵买卖、交晓不绝"，"其余桥道坊巷，亦有夜市扑卖果子糖等物，亦有卖卦人盘街叫卖，如顶盘担架卖市食，至三更不绝。冬月虽大雨雪，亦有夜市盘卖。"。"酒垆博塞杂歌呼，夜夜长如正月半。"，"梁园歌舞足风流，美酒如刀解断愁。忆得少年多乐事，夜深灯火上樊楼。"，"暮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游人不止是皇亲国戚、达官贵人等少数的宋人而是城里的广大的市民、大多数的宋人。宋人生活得是如此富足幸福。宋朝没有"路有冻死骨"的贫穷与"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的悲观绝望。只有"西湖歌舞几时休"的醉生梦死的乐观、繁华。

宋朝开发了南方，实际是开发了领土。为南方人更像中国人做出了历代都难以比拟的贡献。虽然古之时有所开拓，但南方相对中原北方大部分仍是蛮荒之地。这种开发不是战争的开发是文化经济的渗透侵略。宋朝的强盛使南方人也成为真正的中国人。南方各少数民族也逐渐融入中华民族大家庭。宋以后中国在再没有南北分裂，中国各地的中原人北方人南方人在富强繁荣的大宋王朝已逐渐捏合成一个整体。北宋真宗、仁宗时就打破了"南人不为相"的传统。临江人王饮若、苏州人丁渭担任宰相。开宝九年在曾是三苗之地的湖南长沙兴建四大学之首的岳麓书院，宋真宗亲笔赐书正门"岳麓书院"四个大字，留存至今。宋朝的文人朱熹等文学思想大家来此授学讲课，传授儒家经典、立国齐天下和民贵君轻等民主思想。公元1024年秋--公元1028年春范仲淹在泰洲亲率民工四万余人修建完成了一百五十余里的捍海堤工程。从此盐场、农田有了保障，使往年受灾外迁的数千户人从返家园。人们为纪念范仲淹的功劳，这条海堰被称为"范公堤"。范仲淹被贬苏州时经过一年多与广大民工的劳作修建完成了苏州水利工程。使相对贫瘠的苏州成为旱涝保收的大粮仓。公元1085年苏东坡被贬到杭州，那时杭州还是相对较落后地区，苏东坡修建六井解决了全城用水。并全面整治西湖，挖出大量湖底葑泥用之修建一条沟通南北的柳堤。人们为了纪念苏东坡取名"苏堤"，"苏堤春晓"至今仍是西湖胜景之一。苏东坡一生先后转徒知密州、徐州、湖州、杭州、颍州、扬州、英州、惠州等地，最远最南到达海南岛，可以说一路上督劝耕稼、兴修水利替百姓排忧解难。宋朝犯错误或因政见不合被贬的官员一般都是被流放到南方落后地区。从而使他们有机会报效国家、证明自己、造福那里的人民。

两宋时期是太湖流域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跃居全国前列的关键时期。苏州在雍熙（公元984年－公元987年）前后的耕地数至多不超过1,400,000亩，在景佑年间（公元1034－公元1037）苏州出税之田3,400,000亩。50年间耕田数增加近15倍。端平二年（公元1235年）苏州总耕地数越在12,000,000亩左右，为景佑耕地数的35倍，雍熙耕地数的85倍。宋政府高度重视疏浚工程和堰闸工程，时常大规模开展水利工程，大力提高了生产力。创造了成功的经验。首先，疏通河湖港浦的水利工程，使广袤农田去水涝之害而得沾溉之利。如公元1055年（至和二年），调发民夫156万，疏浚诸泾64、浦44、塘6，筑成至和塘，"田无洿潴，民不病涉"，两岸膏腴之地数百万顷都蒙其利。公元1119年（宣和元年），赵霖役工278万余，历时19个月，浚治1江、1港、4浦、58渎，使平江府"二十年间并无水患"。公元1115年（政和五年），江阴浚治横河、市墩河、东新河和代洪港以后，使附近"十乡之田，频苦旱涝，尽除其患"，得益农田达6,573顷。公元1167年（乾道二年），开浚顾会浦河道，"故水所败田数万亩还为膏腴"。开通疏导河湖港浦，不仅保证了太湖水系能循环畅通地流入江海，而且使当地农田能够有力抗御水旱灾害。在各种水利工程的综合效应下，太湖流域的农田建设大受惠益，是宋代全国水利田最密集的区域。有人对北宋熙宁年间各路水利工程、水利田及其占总耕地数作过统计，太湖流域所在的两浙路均位居第一，水利工程为2,294处，水利田为10,484,842亩，占总耕地数的288％。南宋淳熙前后，以太湖流域为主体的浙西路水利工程为2,100余处，接近熙宁时期两浙之和。《宋史·食货志》说：浙西"南渡后水利之田富于中原，故水利大兴"。太湖水利使"低田常无水患，高田常无旱灾，而数百里之内，常获丰熟"，经过治理的太湖流域"畎浍脉分，原田棋布；丘阜之间，灌以机械；沮洳之滨，环以茭楗；则泻卤硗确，变为膏泽之野；萍藻葭苇，垦为秔稻之陆"，成为宋代集约化农业的首善之区。

宋朝南渡定都杭州后，大量北方、中原人民迁移到南方。全国精英云集杭州。使南方更是繁荣起来。迁徙的人们怕后代们不知道自己祖先的来处，发展形成了宗祠的文化。公元1102年杭州人口仅二十万户，公元1274年人口达到一百二十四万户。杭州人口大部分都是外迁人口。宋朝在南方的开拓与经营，奠定了南方的富裕。从此以后历代南方都是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

二、[宋的科技技术]

宋瓷是当时中国的国家标志。宋时的五大名窑是汝窑、官窑、钧窑、哥窑、定窑。可以说人类世界上第一个商业化的工业是宋朝的瓷器工业。宋瓷是最精美艺术与精确工艺完美的结合。宋瓷神韵文明与大众文化巧妙的融合与统一。各地名窑瓷器大量地生产，不仅供皇家贵族使用，还为官员学者们、及市民阶级所珍爱、使用。宋瓷的各种窑类造法制造出来的瓷器品种层出不穷。让所有见着的人都赞叹不已。宋瓷许多的工艺都已失传。宋瓷许多的工艺水平即使现代都难达到。宋朝的瓷器是如此的精美，可以说宋朝遗留下的名窑瓷器几乎都价值连城。宋时中国的大众丝绸工艺从实用化走向细腻化精密化。宋朝的丝绸，超乎寻常的先进。非常尖端的织机，包含1800个活动的构件。各种绣法让中国的丝绸更艺术化、更美学化。外国富人穿的是粗布麻衣，中国平民穿的是柔丝绸缎。有的农民也穿上了丝绸。"走卒类士服，农夫蹑丝履。"

北宋时期的著名科学家沈括，对天文、历法、医药、数学等都有研究。沈括写《梦溪笔谈》记载了大量科技成果与科学发现，如地磁角的发现、摩擦起电现象的记录及讨论了光学问题等等。沈括还提出了冲击成陆的观点，此观点西方十九世纪以后才出现。《梦溪笔谈》被西方誉为世界上最早的科技百科全书。宋代随着农、林、牧、副、渔各项事业的发展，宋的农业生态系统物资循环观点与今天人类正建设的现代化生态大农业的观点，在原则上达到了完全一致。宋的医学规模及水平较唐代有了大幅度提高，宋代还创造了法医学，《洗冤集录》是中国第一部系统的法医学著作，比西方同类专著早了三百多年。宋朝对石油、煤炭、天然气各种能源广泛运用。宋代用焦炭冶铁，早于西方五百多年。

人类史上最早使用热兵器的是宋。把指南针用一军队的行军也是宋。北宋初年，政府对制造火药武器非常重视。宋军在功灭南唐，夺取金陵的战争中就使用了火炮、火药箭。公元1000年（咸平三年），唐福呈献火箭、火球等新式火药武器，受到宋政府嘉奖。从此，火药成为宋军必备装备。后来北宋政府建立了火药作坊，制造了火药箭、火炮等以燃烧性能为主的武器和霹雳炮、震天雷等爆炸性较强的武器。公元1044年曾公亮等编著军事著作《武经总要》里记录了三种火药配方及多种火药武器，并配有插图。公元1161年宋朝军队里出现了投掷榴弹的弩机。公元1259年造出了以巨竹为筒，内装火药的突火枪。

宋太祖开宝四年（公元971年）雕印全部的《大藏经》，刻板十三万块，印行一千零七十六部，五千零四十八卷，费时十二个春秋。做如此浩大的工程印制书籍世界第一。中国最早的小说总集是宋太宗太平兴国年间（976年--983年）的《太平广记》，共有五百卷，分九十二大类。我国的类书之冠是宋太宗时的《太平御览》，共一千卷，分为五十五门。我国现存最早的剧本是南宋的《东海黄公》。北宋熙宁以后私刻、坊刻蔚然成风。有的私刻书铺有刻工几十人之多。宋朝雕版印刷进入鼎盛时期。宋政府推广印刷术大众化，传播技术手册，诸如农业手册和医药书籍。大量的私人出版社的产生，改变了世界文字的发展，传播了知识。宋哲宗时期商人徐戬，刻印《夹注华严经》等书，运往朝鲜等地贩卖，获取了大量的利益。庆历年间，毕生发明了活字印刷术。遗憾的是活字印刷并未得到大规模的运用，但其意义巨大。系统可分解为要素，要素集结起来构成主体。活字印刷术是中国古代应用系统思维的具体实例，是应用系统思维、改进工艺、提高效率的典范。宋版书讲究质量，雕版细致，字体工整，刀法圆润，纸坚色白，墨色香淡。北京图书馆所存的宋版书，至今还有一股清香味。

沈括《梦溪笔谈》中记有装置指南磁针的四种方法：水浮、指爪、碗唇、缕悬。北宋时期，人们创造了适用于航海的指南针，把航海事业推向了新的时代。那时中国的造船技术是世界上最先进的。宋的商船是当时人们能够想像出的最大的船只，有的有六层桅杆，四层甲板，十二张大帆，可以装载一千多人的巨型船只。这些船不仅拥有精确得近乎奇迹的航线图，还拥有几何学家以及那些懂得星象的人，还有那些熟练运用天然磁石指南针的人。通过指南针，在茫茫的大海中可以找到通往陆上世界尽头的路。宋朝是当时最重要的海上的贸易大国，泉洲、明洲都是当时最大海上贸易港口。海上贸易的税收是政府的主要财政来源占到了一半的财政收入。北宋时中国就拥有人类历史上最庞大的帆船舰队和商船队，频繁远航至阿拉伯，东非，印度，东南亚和东亚的日本与朝鲜。正是由于宋朝的高度繁荣和发展与开放的经济政策，导致了人类史上空前的东西方技术和物资交流。中国的造纸术、印刷术、指南针等等先进高超的技术迅速传遍西方，中国大宋创造出的灿烂文明让正处在野蛮时期的西方人第一次较完整的体验拥有了文明。中国文明各个方面都影响着西方，给西方后来的文艺复兴与文明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宋代是中国古代数学的最繁盛时期，是中国古代数学的颠峰。宋朝涌现许多杰出的数学家，出现了大批有份量的数学著作。宋代最抽象的数学成就极高，在希腊文明与西方之间的空白地带鹤立鸡群。宋的代数学充分发挥了绝对化的方法，把汉代方程解法的组合变换式发展到了一个奇妙的境界，不但在解法上解决了很多问题，也提出了高次方程、虚根等问题。西方的方程学在几个世纪之后才出现。宋的方程学是一个发达的数学学科。沈括的"燎积术"是中国第一个高阶级等差级数。沈括的会圆术是一个几何问题，把勾股定理用于从弓行的弦、和矢求弧长。宋朝著名数学家贾宪在《黄帝九章算法细草》中提出开任意高次幂的"增乘开方法"，"增乘开方法"用于求解高次方程，是在求得一位商后即以之乘高次未知数的系数加入新方程一次项系数。在作法上把商、常数项、新方程一次项系数和高次未知数系数分别排列，再用上法对这个组合进行变换。七百年后西方人才发明了同样的方法（1819年才由英国人霍纳发现）。贾宪的二项式定理系数表与17世纪欧洲出现的"巴斯加三角"是类似的。南宋杰出的数学家秦九韶，公元1247年在《数书九章》中将"增乘开方法"加以推广，论述了高次方程的数值解法，并且例举20多个取材于实践的高次方程的解法（最高为十次方程）。16世纪意大利人菲尔洛才提出三次方程的解法。另外，秦九韶还对一次同余式理论进行过研究。秦九韶还推广了孙子定理，他的"大衍求一术"将孙子定理的方法从较小的数和较少的同余式个数推广到一般解法。秦九韶还得出了与希腊海伦公式等价的从三角形三边求面积的公式。刘益的"益积术"、"减从术"也是对系数组合进行变换的技术。数学家李冶公元1248年发表《测圆海镜》，该书是首部系统论述"天元术"（一元高次方程）的著作，在数学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数学家杨辉公元1261年在《详解九章算法》中用"垛积术"求出几类高阶等差级数之和，给出了几种高阶级数的求法。公元1274年在《乘除通变本末》中还叙述了"九归捷法"，介绍了筹算乘除的各种运算法。此外杨辉还发展了九宫图，他作了圆、直线交叉的组合。使宋在组合数学上也有进步。杨辉在数学组合上指出4乘4数学方阵上交换对角结果，可惜他以后没有进一步发展。数学在宋代已经开始得到重视，数学的研究成果在宋朝已开始有应用的环境了。数学家秦九韶认为数学的研究成果"可以经世务，悉万物"，"窃尝设为问答以拟于用的"。数学家李冶公开批判轻视科学实践活动，将数学贬为"贱技"、"玩物"等长期存在的士风谬论。他说"术虽居六艺之末，而施人之事，则要实惠得多。"中国的数学在宋代领先西方几个世纪。遗憾的是宋以后中国的数学开始衰落，虽然在元朝中国古代数学还有零星发展，但中国数学整体的已没有继续、发展运用的大环境了。中国宋代是数学是世界的奇迹，但也是中国科学的一个悲剧

三[宋朝的政治民主]

赵匡胤得意于诸侯割据，他深深的知道诸侯割据对国家人民的种种坏处。宋太祖杯酒释兵权吸取了唐朝诸侯割据[实质上是国家四分武裂]的经验教训。是加强中央集权促进祖国统一的深谋远略。宋太祖赵匡胤不仅没有杀害有功大臣，还用法律形式规定以后皇帝不能在朝庭上鞭打大臣。不准对公卿辱骂。臣下除了谋反和叛逆外，不得杀戮。宋太祖传下"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子孙有渝此誓者，天必殛之"的"誓牌"。历代皇帝都严格执行这一祖训。即使是因战乱得位的杀害岳飞的宋高宗赵构，也只开三回杀戒。这在其他历朝历代都是极其罕见的。宋朝统治者非常重视吸取中国过去的历史教训。司马光编著了著名的《资治通鉴》。以参知政事的设立为标志，宋朝实行宰辅集体领导制，是中央集权更理性化运转的一种标志。在相当程度上皇帝也必须听取宰辅集体的意见，应该说最高统治者不能凭一己之喜怒哀乐随意处置朝政或决定大臣的去留乃至生死命运。国家治理的"文臣化"是历史发展的趋势，宋朝仁义立国，政局清明。宋朝的没有地方势力的割据，也没有宦官、后妃、外戚的专权干政乱国。宋朝没有文字狱，官员们不会因为说错话写错字而掉脑袋、全家抄斩、灭门九族。宋专门建立了言官制度。宋仁宗时近一步增加台谏力量，和庭辩力度。以文治国是中国从野蛮社会走向现代文明进程的标志。开明宽厚的政治氛围，使官员们敢于抨击朝政，发表自己的政治主张。致使宋朝涌现出大批中国历史上敢于直谏的官员，如寇准、范仲淹、包拯、欧阳修、苏轼等等伟大的名字。中国历史上只有宋代才能出现像包拯这样和仁宗皇帝在朝堂上当面争吵，包拯的唾液都飞溅到宋仁宗皇帝的脸上的事。宋仁宗即使再生气也没把包拯怎么样。包拯照样勇于直谏、照样升职为官。"终仁宗之世，疑狱一从于轻"。宋仁宗对疑难案例都是从轻发落。可见宋代皇帝的开明与民主。整个社会尊重知识份子，文化人地位空前提高。宋朝历代都特别爱惜人才，优待官员。即使是卢多逊和丁谓图谋皇位，这样的重大犯罪也只是流放了事。宋代并没有形成所谓的官场，下级官员可以告上级官员。就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宰相也难幸免。其中包拯就把他顶头上司及几位比他职位高的官员弹劾倒了。包拯这样的人物只有在开明的大宋王朝才能产生。宋朝民告官的事也屡见不鲜，各级衙门门口都贴着反腐规训，人民可以上诉、告官，直至胜诉。

宋太祖招令300人去天竺求取经书与舍利。宋太宗曾亲自接见古印度婆罗门僧人和伊斯兰教徒。在宋朝有大量基督教徒、犹太教徒及其它教徒拥有自己的屋舍、教堂、寺庙。加上宋的儒教、道教的繁荣昌盛。可见宋朝的中国以是多宗教并存开放的国度了。只是在宋朝基督教、犹太教及伊斯兰教根本竞争不过儒教、道教、佛教。早在马克菠罗到达中国之前就有大量的欧洲商人到达中国经商。现西方又发现有意大利商人兼学者雅各德安科纳早在1271年就到达中国的泉洲并记下了传记。那时只是在泉州生活经商的就有大批威尼斯人、犹太人、英国人、萨拉森人、法兰克人、锡兰人、印度人、小爪哇人、比萨人及一些黑人，还有来自亚力山大里亚、布鲁格等地的人。大批欧洲及亚洲人在中国经商或定居，那时泉洲已有大量混血儿。其中宋朝更是同化了大批犹太人。这在人类历史上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只是有记载的在宋朝首都开封就有犹太人的17个大家族，接受"归我中夏、遵守祖风、留遗汴梁"约法三章之后，定居中国。同化犹太人足见宋朝各个方面的强盛。可见中国文明及科技技术在宋朝时就传播、影响到西方。各种信仰的各种人一同和睦相处的生活在开明富强的大宋社会里。合而不同是大宋王朝的整体写照。

宋朝成为中国历史上自春秋战国以来第二个学术自由的时期。宋朝第一次出现了工匠传统和哲学传统合流的迹象。宋朝闻名的四大书院（岳麓书院、白鹿洞书院、鹅湖书院、嵩阳书院）成为儒家弟子吸取文化乳汁的圣地，"道林三百众，书院一千徒"。宋仁宗赵祯爱好学习崇拜儒家经典。赵祯首次把论语孟子大学中庸拿出来合在一

一个文化大省，要有标志性人物，山东省因为有孔子、孟子、管子、墨子、孙武、孙膑这样一些誉满中外的文化名人，因而被公认为文化大省。但是，一个文化大省还必须有标志性的文献。以省级地方文献丛编为例，清代道光至同治年间广东的伍元薇、伍崇曜编刻《岭南遗书》、光绪年间定州王灏编刻《畿辅丛书》、民国年间山西省文献委员会排印《山右丛书初编》、金毓黻编印《辽海丛书》、张鹏一编印《关陇丛书》、安徽丛书编审委员会影印《安徽丛书》、卢靖编刻《湖北先正遗书》、孙文昱编印《湖南丛书》、胡思敬编刻《豫章丛书》、广东丛书编印委员会编印《广东丛书》、琼州海南书局排印《海南丛书》、贵阳任何澄等编印《黔南丛书》、云南丛书处赵藩等编刻《云南丛书》等等，都是一省文化之标志。下至地区一级文献丛书，也不乏闻名于世的，其典型事例为民国年间上海暨南大学校长张寿镛个人出资编刻的宁波地方文献丛书《四明丛书》，久已被学术界视为善本。其馀如丁丙编刻《武林先哲遗书》、盛宣怀编刻《常州先哲遗书》等都享有盛名。可是，山东作为一个文化大省从没有像其他几个省份那样，编印出足以标志山东文化的“山东丛书”，这是一个重大遗憾，也是我们当代山东人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

根据山东大学教授王绍曾先生主编的《山东文献书目》、沙嘉孙先生编著的《山东文献书目续编》，从先秦到近代，山东历史上产生的著述在一万种以上，数量庞大，在此基础上选编一部超过其他各省的山东地方文献丛书，是具备优越条件的。作为山东省第一学府素以文史研究闻名于世的山东大学，理应承担起这一重任。二○○五年山东大学文史哲研究院王学典院长、杜泽逊教授提出编纂《山东文献集成》的计划，经山东大学领导上报山东省人民政府，由韩寓群省长特批立项，成为山东省政府重大文化工程。二○○五年底开始筹备，二○○六年初正式启动。《山东文献集成》由韩寓群省长任主编，山东大学党委书记朱正昌、校长展涛等任副主编。编纂处设在山东大学文史哲研究院，负责项目的具体实施，王学典任编纂处主任，杜泽逊任副主任。全书初步计划搜集山东先贤著述一千种，主要收入流传未广而又价值较高的稿本、钞本、刻本等，影印出版。外省人士所撰关於山东的重要书籍，亦酌予收入。共分四辑，精装十六开本二百册。

现在出版的是第一辑五十册，收书一百七十九种，以名家未刊稿本、钞本为主。其中经学著作有清卢见曾《读易便解》（清钞本）、清牟庭《周易注》（钞本）、清张尔岐《书经直解》（清钞本）、清牛运震《尚书评注》（清钞本）、清宋书升《尚书考》（稿本）、清王守训《诗毛传补证》（稿本）、《春秋地理补考》（稿本）。语言文字学著作有清王维言《方言释义》（稿本）、清时庸劢《单县时氏音学遗著》三十八种六十二卷（稿本）。金石学著作有清刘喜海《古泉苑》一百卷（清稿本）、清翁树培撰、刘喜海补注《古泉汇考》（稿本）、清许瀚《许印林先生吉金考释》（钞本）、《攀古小庐古器物铭》（钞本）、《攀古小庐甎瓦文字》（王献唐钞本）、《攀古小庐古器物铭释文初草》（稿本）、《攈古录金文考释》（王献唐钞本）等。史部著作有清李文藻《恩平程记》（稿本）、《长途备忘录》（稿本）、清杨以增撰、杨绍和辑《杨端勤公奏疏》（清稿本）等。集部有清高凤翰《南阜山人诗集类稿》、《斅文存稿》（清刘喜海藏精钞本）、清孔广栻辑《海岱人文》三十三种（稿本）、清蒲松龄《聊斋文集》（稿本十二册）等。琳琅满目，美不胜收。这些珍贵的稿本、钞本，大都未曾刊印过，学术界难得一见。

济阳张尔岐是清初著名经学家。顾炎武曾说：“独精三礼，卓然经师，吾不如张稷若。”（《亭林文集广师》）对张尔岐评价很高。但张氏教授乡里，生前著述多未刊行，今影印其《书经直解》清钞本，对《书经》之诠释，深入浅出，细致入微，显示出张氏深厚的经学功力。诸城刘喜海为金石学大家，久负盛名，其《古泉苑》一百卷，系清稿本。又大兴翁树培《古泉汇考》，从未刊行，刘喜海在书眉作了详细批注考释，是计划刊印而未成的原稿本，书中还保存了著名金石学家利津李佐贤、福山王懿荣的手批，更加珍贵。王献唐先生曾说：“大兴翁氏《古泉汇考》与刘氏《古泉苑》、李氏《古泉汇》并为泉学钜制，李书已刻行，此与《泉苑》迄未付梓，学者以不见为憾。”（《双行精舍书跋辑存续编古泉汇考跋》）刘氏《古泉苑》保存在山东省博物馆，翁著刘批的《古泉汇考》原件保存于山东省图书馆，今将二书一并影印，可谓中国古钱币学史上的一件大事。至于不为人知的音韵学大家时庸劢，生活于同治至光绪前期，曾是著名金石学家吴式芬的门人，用一生心血著成音韵学专著三十八种，对清代音韵学家顾炎武、江永、戴震、段玉裁、王念孙、孔广森等人的成就进行了系统总结，并提出独到的古音体系。对诸家文字的归部，进行了细致讨论，涉及古文字学、训诂学等领域，多有创获。王献唐先生认为：“他的功力和新颖见解，在清代二百六十年内，具有山东全省的代表性，同时也有全国的代表性。”但时氏音学遗著沉埋一百多年，几乎不为人知，此次全部影印问世，将为研究中国音韵学提供一大批崭新的文献资料，也为我们全面认识有清一代的音韵学成就提供更为广泛的可靠依据。日照许瀚为清中叶著名金石学家、文字学家和校勘学家，龚自珍《己亥杂诗》称赞他“北方学者君第一”，有“北方顾千里”之誉。但一生潦倒，著述多未刊行。王献唐先生作为日照後学，曾努力搜访借钞，在一九三一年前後集为《许印林遗书》，计二十一种，一大函。在七十馀年後，我们予以影印问世，实现了老一代文献学家的宿愿。

历城马国翰终生从事辑佚之学，成《玉函山房辑佚书》六百零三种七百二十九卷。著名文献学家王重民先生说：“清代辑佚，我推先生为第一家。”（《清代两个大辑佚书家评传》）绝非过誉。这部辑佚大书在道光间由马国翰陆续刊版，直至他咸丰七年去世，尚未最终完成。同治十年丁宝桢任山东巡抚期间，从马国翰女婿章丘李氏家借得书版，由泺源书院山长匡源等修补整理刷印，即济南皇华馆书局印本，这部书才流传稍广。近年来有出版社影印《玉函山房辑佚书》，根据的是南方重刻本，效果不佳，往往有漫漶不清之处。此次重印有三个优点：一是采用马国翰的初刻本，当然优于南方重刻本。二是印本清朗。我们用山东省图书馆藏济南皇华馆白纸印本重新扫描，缩为上下栏十六开本，清晰度大大胜于以往影印本。三是附有光绪十五年章丘李氏所刻《玉函山房辑佚书续补》十一种十四卷、《目耕帖续补》二卷，以及光绪间蒋式瑆撰辑《玉函山房手稿存目》一卷、《玉函山房辑佚书书後》三篇。这都是南方重刻本所没有的，却是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因此，本次影印本可说是清代第一辑佚大书《玉函山房辑佚书》迄今最完整的本子。

《山东通志》二百十一卷，创修於光绪十六年，经山东巡抚张曜、杨士骧等前後苦心经营，耗费著名学者孙葆田半生心血，集数十位晚清学者的智慧，历时二十年始告修成，而完成时间恰为宣统三年。在各省通志中，这样完整系统地记载上古至清末一省地理、历史的，实在不多见。同为文化大省的江苏、浙江，也都没能在清末民初这个新旧交替的年代修成他们的通志，因此宣统《山东通志》弥足珍贵。商务印书馆曾在民国间缩小拼版影印为三十二开本，上海在近年又翻印商务本，版小字密，小注几不可识。鉴于该书有重大学术价值，我们改用山东通志刊印局初印本重新扫描影印，完全解决了清晰度问题，为读者提供了更好的读本。

对山东文献的系统搜集整理工作，前人早已开始。以诗歌而论，乾隆间卢见曾辑刻《国朝山左诗钞》六十卷，收入清初山东诗人六百二十馀家的诗作，同时宋弼辑《山左明诗钞》三十五卷，乾隆三十六年李文藻刻印，收明代山东诗人四百三十一家的诗作。嘉庆间张鹏展辑刻《国朝山左诗续钞》三十二卷《补钞》四卷，上继卢氏，收山东诗人七百四十七家的诗作。道光间余正酉又辑刻《国朝山左诗汇钞後集》三十九卷，收入山东诗人三百八十九家的诗作。合计以上四种，共得近五百年间山东诗人二千一百八十七家，每人都系有小传。其中绝大部分人物没有别集传世，其姓名亦不见经传，因此这四种前後蝉联的地方诗歌总集，是极为珍贵的文献资料，对研究山东古代文学史、古代历史，乃至整个中国古代文学史、中国古代史，都堪称资料渊薮。此次将四种总集配齐影印，有着不同寻常的学术意义。

在调查搜集过程中，我们发现，有些具有重要文献价值的著述，尽管曾经印行，但流传仍十分稀少。例如莱阳姜埰、姜垓兄弟，在明末清初都有重要影响。姜埰《敬亭集》有光绪十五年山东官书局刻本，尚不难得。其弟姜垓在崇祯间曾建言除掉题名碑上奸臣阮大铖的名字，南明弘光间阮大铖得势，欲杀姜垓，垓乃变易姓名，逃到宁波，明亡後隐居苏州。姜垓的集子《流览堂残稿》六卷，经其後人四处搜集，于宣统二年由莱阳通兴石印馆石印。这个普普通通的石印本，十分罕见，网罗晚明文献最完备的谢国桢《晚明史籍考》、大型书目柯愈春《清人诗文集总目提要》、《东北地区古籍线装书联合目录》、专门书目《山东文献书目》等，均未记载这个本子。《清人别集总目》虽然著录了该书，但唯一的收藏者是山东省图书馆。我们这次就是用山东省图书馆藏宣统二年莱阳石印本影印的，这不仅有利于该集的利用，同时也有利于该集的保存。值得指出的是，该书有王懿荣在光绪二十六年四月作的序言，三个月後八国联军进北京，王氏就以身殉国了。这篇序言《王懿荣集》没有收录，其子王崇焕作的《王文敏公年谱》也只字未提。该序对研究王懿荣显然有不可忽视的价值。

我们的编纂工作包括调查搜集、版本鉴别与遴选、书名卷数之核定、作者及其籍贯之确认等等。对于前人的错误，我们尽可能作了订正。例如山东省博物馆藏《海岱人文》稿本，收入曲阜颜氏的诗文集三十三种，大部分传世稀少。该书的编者，《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定为清代王懿荣。但我们从这部书上未曾发现王懿荣任何痕迹，既无序跋批校，亦无印鉴。同时我们发现，大部分集子有微波榭主人亲笔补写的详细目录，并留下了题记。如：《水明楼诗》补目末：“乾隆乙卯（六十年）正月廿四丁未微波榭钞，是日天阴有风。”《江干幼客诗集》目下：“乾隆癸丑（五十八年）冬十月十四日甲戌颜运生崇规学博所贻，一斋记。”同上补目下：“嘉庆三年戊午冬十二月廿四日癸丑午刻微波榭晴牕录。”考“微波榭”是曲阜孔继涵堂号，但孔继涵已于乾隆四十九年去世，这些题记显然是孔继涵之子所作。又考“一斋”为孔继涵长子孔广栻的号，题记中最晚的一条是嘉庆三年十二月廿四日，而孔广栻嘉庆四年去世。从《祇芳园诗》补目下的题记，我们可以了解到嘉庆三年冬孔广栻已有病在身。该题记云：“嘉庆三年戊午腊月廿二辛亥录。是日招诸弟与颜思诚饮，予以疾不陪。”孔广栻在去世前犹抱病为这批文献钞补目录，作必要的编纂工作，他的精神对我们也具有很大的感染。顺着这一思路，我们查阅了王献唐先生题跋，发现两条有关的记载：一是《双行精舍书跋辑存续编十子诗略跋》：“此《十子诗略》之一，护叶後面十子名次及《乐圃集目》、集中批点，皆曲阜孔伯诚广栻先生手笔。……身後遗藏，十年前多为北平翰文斋购去。先後凡见四十馀种，其《微波榭遗书》、《通德遗书所见录》、孔氏说经稿底本，由余作介，仍归衍圣公家，馀则多为山东图书馆购藏。内以曲阜孔、颜各家诗文集钞本为多，类经伯诚先生订定编录，朱墨烂然，似当时欲编集付梓者。”二是《双行精舍书跋辑存藤梧馆金石题咏集录跋》：“右书为曲阜孔伯诚先生集录。……藤梧馆为先生书室，所著诗文均以是名署之，前见《海岱人文》先生集钞各书，板心多有藤梧馆三字。”从这两条跋文，我们可以进一步确认，这部《海岱人文》是孔广栻所辑。过去定为王懿荣辑，是错误的。那么，这一错误是为何发生的呢？考《王文敏公年谱》，光绪十七年云：“公自本年始搜集《海岱人文》，九月，撰《海岱人文序》。”天津图书馆藏有王懿荣《海岱人文册目》稿本二册，经向该馆专家请教，系王懿荣所藏山东人书札、诗牋、闲帖等文献的目录。王懿荣收藏的山东人书札等文献，装裱成册子，题名《海岱人文》，所以这两本目录题作《海岱人文册目》。《册目》前有王懿荣自序，亦未提及孔广栻的《海岱人文》。可见王氏所辑《海岱人文》与孔广栻辑《海岱人文》是内容不同的两部书，只是书名相同而已。前人误定孔广栻所辑《海岱人文》为王懿荣辑，当是循名失实所致。至于孔、王两书有无先後配合的关系，孔广栻辑《海岱人文》内容是否止於此，尚待进一步探讨。

在编纂《山东文献集成》过程中，我们时时感受到前人在搜集保护乡邦文献方面的苦心孤诣和卓越贡献。乾隆间德州学者宋弼，在与卢见曾合辑《国朝山左诗钞》後，又辑《山左明诗钞》，当时益都学者李文藻也参与了搜集工作。宋弼把《山左明诗钞》稿本交给卢见曾，希望卢氏刊刻行世。乾隆三十三年秋卢见曾获罪，被抄家，数十万卷藏书都堆在德州官府内。时宋弼官甘肃按察使，入觐途中死在洛阳。李文藻深恐此书就此湮没，第二年正月赶到德州，托人购买此书，花了三天时间，才从书堆中清理出该书的稿本三十五卷。可是未找到诗人小传。数日後，宋弼的灵柩从洛阳迎到德州。李文藻吊唁後，打开宋弼的行李箱，小传一册正在其中。延津剑合，盖出天意。这年秋李文藻得了广东恩平知县，就携带这部稿子南下广东。次年夏到任，入冬即着手校刻，使这部包括四百三十一人诗作的山东文献得以问世。

至于王献唐先生，几乎用一生心血搜集、保护、研究山东文献，他在古代史、金石文字、版本目录等方面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无愧一代宗师。抗日战争爆发，王献唐与屈万里、李义贵携带山东图书馆善本、文物，历尽千辛万苦，向後方迁徙，因资金匮乏，甚至讨饭，而所有图书文物丝毫无损。途经万里，时逾十载，一九五○年冬这批珍贵文献终于从四川运回山东，後来入藏山东省博物馆。其中山东先贤遗著稿本、钞本，未经刊行的，数量可观。我们这次影印的不少文献，就是王献唐先生带到四川又运回山东的，许多书上都留下了献唐先生的题跋，是我们认识和研究山东文献的重要向导。在国破家亡，战火联绵的年代，王献唐先生辑印《山左先喆遗书》的计划难以实现。在社会安定，经济发展，文化受到高度重视的今天，我们有条件把这些珍贵文献影印出版。可是，如果没有前辈们的薪火传灯，我们今天无论如何也无法创造出这些文献。前人对于我们是这样，我们对于後人也应该是这样。保护和传承文献，实质上就是保护和传承古老的中华文明，这才是我们编纂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