雕版印刷术是一种具有突出价值且民族特征鲜明、传统技艺高度集中的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它凝聚着中国造纸术、制墨术、雕刻术、摹拓术等几种优秀的汉族传统工艺，最终形成了这种独特的汉族文化工艺；它为后来的 开了技术上的先河，是世界现代印刷术的最古老的技术源头，对人类文明发展有着突出贡献；它的实施对文化传播和文明交流提供了最便捷的条件。换句话说，在中国的四大发明中，有两项即造纸术和印刷术与它直接相关，这在中国其他传统工艺中是罕见的。

相关专家介绍，在七项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剪纸、漆器、评话等一般都有南北之分，有一定的区域限制。但雕版印刷术则是唯一一个没有区域限制影响遍布全国的文化形态，它的影响甚至传及海外。作为一种民族遗产，它不仅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 雕版印刷在印刷史上有“活化石”之称，2006年，扬州的“雕版印刷技艺”项目经申报被列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2009年，以扬州为代表的“中国雕版印刷技艺”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扬州藏有近30万片明清以来的古籍版片，并采用雕版印刷出版了大量的古，成为全国最大的线装书加工基地。

随着现代 的兴起，活字印刷的市场空间越来越小。很少有年轻人愿意拜师学艺，陈义时等向有关部门建议，创办雕版印刷技艺传习所，将已经退休回家的老艺人重新召集起来，招一批有志于雕版印刷的学员，传授技艺。 之乡扬州又“复活”一项失传已久的活字刻印技艺。该市规模最大、历史最悠久的雕版印刷场所扬州广陵古籍刻印社表示，经过近6年的前期工作，失传近千年的宋朝毕升泥活字雕刻印刷绝技，在扬州成功复活，该社已成功研制出全本泥活字《梦溪笔谈》。

宋朝毕升发明出“薄如钱唇、细如蛛丝”的泥活字雕刻印刷绝技，因为对原料、手工雕刻技术和印刷的要求太高，传世不久即告失传，现代也没有发现毕升泥活字的模具。清朝中期，安徽泾县秀才翟泾生花了30年时间，研制成功“泥字范”，即先刻成“木活字”，再制成泥“字模”，在当时印制了为数不多的书籍。但严格地讲，“泥字范”与“泥活字”尚有差距，“泥字范”没有形成直接在特制泥块上雕刻“反字”的技艺，宋朝毕升的“绝技”一直没有恢复。 从2000年起，广陵古籍刻印社开始酝酿制作泥活字，着手相关前期工作。经过多次试验，选定扬州蜀冈之上粘性和湿度都比较适中的黄土作为“泥活字”的用土，经过筛细、过滤等工序后，光“锤炼”（即反复手工拍打、揉捏）就得花上一年时间。然后一个字一个字地在泥块上进行手工“反字”雕刻，这种雕刻的难度比在木块上雕刻“正字”明显增大，此次泥活字《梦溪笔谈》就是工艺师们精心雕刻成功的。除了雕刻的难度外，在经历了多次失败后，克服了泥活字印刷的难度，复活了在砚墨里添加骨胶的印刷技艺。 2005年10月，对外试开放。被誉为清代扬州雕版印刷极盛时期标志的《全唐诗》初刻初印本，回到扬州与世人见面。

出现于唐朝中期的 业，发展至清代达到顶峰，规模和质量都前所未有。康熙四十四年（公元1705年），《红楼梦》作者曹雪芹的祖父曹寅奉旨刊刻《全唐诗》，从校补、缮写到雕版、印刷、装帧，无不精益求精，是扬州历史上规模最大、质量最高的一次图书刊刻活动。扬州图书馆、扬州古籍书店等处保存的都是《全唐诗》后印本，而此次扬州雕版印刷博物馆收藏的《全唐诗》初刻初印本一套共120本，弥补了这一缺憾。

扬州“雕版印刷技艺传习所”正式挂牌成立 。2005年7月12日，扬州“雕版印刷技艺传习所”正式挂牌成立，将采用“口传心授 定向培养 上门学艺”的开放式传承方式，为雕版印刷队伍补充新鲜血液。扬州市副市长孙永如出席挂牌仪式。

学习途径学习方法

老艺人的心愿已实现。据了解，雕版印刷技艺传习所将通过“口传心授 定向培养 爱好者自行上门学艺”3种方式实现这项技艺的开放式传承，为雕版印刷队伍补充新鲜血液。首先就是传统的“师带徒”。传习所拥有一位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3位市级工艺大师，10多位有着丰富经验的老师傅，面向社会招收9名实习学徒，一年后还将进行考核，合格者才可转正或继续深造。

其次是院校定向培养。雕版印刷技艺传习所由广陵古籍刻印社与南京莫愁中等专业学校、扬州商务学校联合创办，并作为雕版印刷技艺实习基地，定向培养学生。只要是对雕版印刷感兴趣的爱好者，都可以前往雕版印刷技艺传习所进行学习，大师们将毫无保留地传授雕版印刷技艺。

传统技艺尚需融入现代元素

设立雕版印刷技艺传习所，以及此前设立的扬州清曲传习所等传承单位，已经迈出了对这些传统技艺进行抢救性保护的重要一步，但如何让源远流长的传统技艺与现代社会相融合，摆脱发展困境，仍然是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影响

“传统技艺是民族优秀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扬州的一张历史名片。”一位专家表示，建立传习所，能让这些濒临消失的传统技艺传承下去，但更重要的是在保护传统的优秀民族工艺过程中，要进行创新，在延续传统工艺历史文化和原有的、传统的艺术风格基础上，为之注入更多更好的现代元素和活力，使之更能展示中国传统特色文化，更能适应现代人的价值取向和对传统文化的需求。

　　找到一个高手的解释。看来很受教育。与君共赏。

　　文中的“悉如外人”究竟应如何理解，可谓众说纷纭。据沈蘅仲《知困录———中学文言文备课札记》（上海教育出版社1999年）所说，主要有以下4种说法：

　　一、从秦到东晋已600年，桃源中人的衣着不会跟外边人一样。可能原文有误，“悉如外人”当为“悉异外人”或“有异外人”。

　　二、“悉如外人”乃是“如另外一个世界的人”。

　　三、“外人”特指桃源外的秦时人。

　　四、“外人”即桃源以外的人。

　　现行中学课本采用第四种说法，将“外人”理解为“外面的人”。有的教师认为这样理解不合情理。其理由与上述第一种说法相同，即认为桃花源里的人，自“先世避秦时乱，率妻子邑人来此绝境”，与外面隔绝了将近600年之久，他们的耕作方式和穿着打扮，不可能同外面的人全都一样，而应该是差别很大。因此，“悉如外人”中的“外人”，不能理解为“外面的人”，而应理解为“外国人”。

　　这可以算作第五种说法。

　　这种说法，不仅教师中有，在某些今译今注本中，也时有所见。例如辛正《新编古代名家散文选》（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年）注：“外人：外地人，外国人。”

　　我们认为，“悉如外人”中的“外人”，只能作“外面的人”解，指桃花源以外的人，别的解释都是不正确的。在陶渊明所处的东晋时代，“外人”只作“外面的人”解，不作“外国人”解。《汉语大词典》“外人”的第三个义项即为“外面的人”。第二个义项是：“古代指本诸侯国以外的人……近世指外国人。”可见作“外国人”解，是后起义。用后代才产生的意义去解释古代的词语，是阅读和注释文言文的大忌。

　　在《桃花源记》里，“外人”共出现3次。其他两次的“外人”作“外面的人”解，是毫无疑义的，此句中的“外人”当然也不能例外。此句的“其中”指桃花源中，那么与之对应的“外人”，只能是指桃花源外的人。

　　人们之所以对此产生疑问，认为这样理解不合情理，而将“外人”理解为“外国人”，或“另外一个世界的人”，或“桃源外的秦时人”，甚至怀疑此句原文有误，其根源在于对此句的句法结构和“悉”字的用法缺乏正确的了解。

　　先谈结构。此句的主语是“其中往来种作，男女衣着”，“悉如外人”是谓语。伊犁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陶渊明集》将此句译为“往来耕种的男男女女穿衣着鞋和外面的人一样”，便是将这句话的句法结构弄错了———将“往来种作”看成“男女”的定语，而将“男女衣着”当成“悉如外人”单一的主语了。上引一、三两种说法也是只将“男女衣着”当成主语。

　　再说“悉”字。“悉”同本篇“咸来问讯”的“咸”一样，是个表统括的范围副词，相当于“皆”或“都”。中华书局《实用大字典》：“悉，皆也。”在“其中往来种作，男女衣着，悉如外人”这一句里，“悉”字所统括的———亦即它的语义指向，是“往来种作”和“男女衣着”。“悉如外人”等于说“皆如外人”。意思是说，“往来种作”和“男女衣着”这两方面的情况，都同外面的人相仿。

　　中国青年出版社和天津人民出版社共同出版的《初中文言文精解》（合订本）将此句译为：“那里面的人来来往往耕种劳作，男女的穿戴，完全同外面的人一样。”这样翻译，显然与作者的原意不合。此句包含两层意思：一层意思是“其中往来种作如外人”，另一层意思是“其中男女衣着如外人”———这便是作者的原意。将这两层意思用一句话来表达，便成了“其中往来种作，男女衣着，悉如外人”。由此可见，只有将两件事情合在一起说的时候，这个“悉”字才用得着。它的作用，仅仅是表示统括，只能理解为“都”，不能理解为“完全”。“悉如外人”，不能理解为“完全同外面的人一样”。人们正是由于将此句理解为“完全同外面的人一样”，才对此句的合理性产生怀疑的；人们之所以认为“外人”不应释为“外面的人”，而应另作他解，也是以这种理解为前提的。

　　根据此句的结构和“悉”字的用法，我们认为此句可以译为：“这里面，（人们）往来耕种（和）男女穿着，都同外面的人相仿。”

　　需要说明的是，我们认为原文中的“男女衣着”，是从服制方面说的，不是指具体的穿着打扮。要是指具体的穿着打扮，不仅同外面的人不一样，即使是桃源中人，也是各不相同的。作者在《桃花源诗》中说：“俎豆犹古法，衣裳无新制。”“制”与“法”是同义词互用，“衣裳无新制”，等于“衣裳犹古法”。“衣”指上衣；“裳”指下裳，即下裙。上衣下裳，便是古代服制的主要标志之一。古代无论男女，都是上面穿衣，下面着裳的。所谓“衣裳无新制”，是指桃花源中的人，在服制上没有什么改变。这对我们理解“男女衣着”句有着重要的启示作用。

　　作者之所以要说“其中往来种作，男女衣着，悉如外人”，是有其深刻的用意的。

　　明代著名文评家袁宏道在《桃花源记》的评语中说：

　　“开朗”一段（指“豁然开朗”以下至“并怡然自乐”），是说萧野气象，即在人间，故曰“悉如外人”。（详见明代刘士�《古今文致·桃花源记》，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91年）

　　由此可见，“悉如外人”是作者的点睛之笔。作者是借此点明桃花源并非仙境，而在人间。只有将桃花源定位于人间，内外两个社会才具有可比性，才能体现作品厌恶乱世，向往安乐社会的主题思想。而所谓“人间”，当然不是指“外国”或“另外一个世界”，而是指桃花源外的现实社会。

明代刻书多，刻书机构比唐五代、宋金元更多，刻书地点可说是遍地开花，难以详举，是中国出版事业和印刷技术发展的极盛时代。明刻本依然分官刻、家刻、坊刻几种。官刻本中有内府本（包括经厂本）、国子监本以及其他中央机构和地方官刻的书帕本，还有介于官刻和家刻之间的藩府本。在版刻特点上，既有对元朝继承的一面，又有所创新。

明代雕版印刷，地域之广、品种之多、数量之大，雕版印刷技艺都超过前代。政府的司礼监经厂，有刻、印、装订等工匠近千人。汉族民间印刷的新品种是插图的戏曲、话本，各级地方政府广泛编印地方志。新崛起的徽派刻工群体，代表了版画雕刻技艺的高峰。到了明代中、后期，扬州雕版印刷空前发展，刻书之风大长，官刻、家刻、坊刻盛极一时，刻印之书不可胜计。

明代各时期刻书略有不同，前期黑口白绵纸，中期白口仿宋字，后期白口长字避讳。明代刻书字体，前后期变化较大。大致可划为三个时期，即明初、明中期和明晚期。

明初

明初是指正德以前的一段时期。洪武至正德年间刻印的书，多是手写上版的软体字，个别人刻书虽有颜、柳、欧三家的余味，但仍以赵体字为主。其中宣德、正统刻本，形似宋体，如正统间所刻的《汉书》，好利者常将其书口割裂，重加装饰，冒充宋本。但若仔细观察，就会感到形似而神不似。景泰间有些刻本，大多承袭元末字体和刀法，颇似元本。成化、弘治以及正德，仍是写刻软体，横竖撇捺皆不呆板。

明刻本

明晚期

晚期时期，神宗当政为时最久，在位48年，刻书多，传本也多。从万历时起，字形变长，则完全脱离了宋浙本的风貌，称为长宋体，显得更加呆板。这种横轻直重的长宋体可以《沈氏弋说》作为典型。现在印刷用的宋体字基本上在万历时已定型。另外万历时还出现了另一种新的刻书风格，即所为的写刻本。本来，雕刻印刷没有哪一本不是写了再刻的，但从嘉靖、万历时起，刻书字体日益整齐规范化，形成了一种与普通书写不同的专用刻书字体，这时重新出现用普通书写的字体来刻书，又成为一种新鲜事物，因此后人称之为“写刻”。凡写刻的书称为写刻本。这种写刻本的字体，仍然是赵体，不过不象明初的赵体那么肥健，而是瘦削流利。有部分家刻本和坊刻本，特别是安徽、金陵、建阳所刻的民间通俗读物，字多行书上版，婉转秀丽，生动活泼，杰出的代表有陈仁锡刻的《陈白杨集》、《石田先生集》，赵均所刻《玉台新咏》，金陵世德堂刻本《西游记》，董其昌刻的《王文恪集》，继志斋刻本《雷轰荐福碑》，杭州书坊胡文焕刻的《格致丛书》等。天启以后，字形一般益觉拙笨，没有什么体式，俗称匠体。可在杭州地区又出现了一种新的方体字，它不象万历时的方体字那样肥，而变为更长更瘦，使人一看有清朗显目之感。可以堂策监本《先秦诸子》、沈鼎新花木斋《九子》、吴在南京刻的《孙樵集》、《刘蜕集》为代表。这种新的方体字一直流行到清代前期。

纸张

明刻木用纸情况，胡应鳞在《少室山房笔丛·经籍会通》中说：“凡印书，永丰绵纸上，常山柬纸次之，福建竹纸为下。绵贵其白且坚，柬贵其润且厚。顺昌坚不如绵，厚不如柬，直以价廉取称。闽中纸短窄（同黧，音lí，意色黑而黄）脆，刻又舛讹，品最下而直（值）最廉。”“余他省各有产纸，余不能备知。大率闽、越、燕、吴所用刷书，不出此数者。燕中自有一种，理粗庞质臃肿而最弱，久则鱼烂，尤在顺昌下，惟燕中刷书则用之。”“惟滇中纸最坚……其坚乃与绢素敌，而色理疏慢苍杂，远不如越中。”

版式

《中国版刻图录》所载明本100种，从洪武三年内府刻本《元史》至成化二十年张习刻本《雁门集》均为黑口。下逮弘治，间出白口，始弘治十四年江阴涂祯刻本《盐铁论》。此后，白口黑口已无规律可寻，从这两点可以看出：第一，同一地区所刻之书，有黑口白口相间之例。第二，同一时期所刻之书，也有黑口、白口相间之例。因此我们可以断定，从洪武起，经建文、永乐、洪熙、宣德、正统、景泰、天顺、成化、弘治、正德等十一朝，图书版本一般都是四周双栏、粗黑口，少数为细黑口。经厂本行宽字大，开本也大，官刻本、私刻本皆仿效，所以经厂本也是粗黑口的楷模。

墨色

明代刻本同宋元本相比，用墨稍差，早期和中期刻本还好，万历以后，多用煤烟和面粉代替墨汁，成本倒低，但煤烟易于脱落，有时一个字、一行字或一段文字，要么是一团黑，要么是把字印得模糊难辨。故毛春翔先生在《古书版本常谈·明刻本》中针对用墨的弊端大发感慨，这种代用墨水，烟煤易于脱落，书叶成为大花脸。明季刊本，往往见之恶异常，令人一见生厌。惟万历年徽版书，墨色有极精者，如所见《淮南鸿烈解》、程幼博《墨苑》、方于鲁《墨谱》之类，真所谓墨色青纯，可爱之至。”

装潢

明初的刻本还有蝴蝶装的，如洪武三年刻的《元史》即是。一般通行包背装，内用纸捻钉之，封面好的用青绿绫面，普通则用青绿纸面。现在宁波天一阁藏书中多明代地方志和登科录，几乎都是包背装。若以时代而论，嘉靖以前多包背装，至万历时才逐步变为线装。线装一般只打四个孔，叫“四眼针装”，厚一点的书有时在上下角各多打一个孔，叫“六眼针装”。明和清前期无论“四眼”或“六眼”，中间的三段总是长短平的，清中期起，最中间的一段缩得比上下两段短一些。近代则缩得更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