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药古籍资源的转化利用存在不高与以下因素有关：

1、传统观念和教育体系：中医药古籍的研究和应用在传统中医药教育体系中占据重要地位，但在现代医学教育中的地位相对较低。这可能导致了对中医药古籍的研究和利用的缺乏。

2、知识传承和人才培养：对中医药古籍的深入研究和理解需要专业的知识和技能。然而，现代医学教育往往更加注重西方医学知识的传授，对中医药的传统知识和古籍研究的培养相对较少。

3、缺乏标准化和规范化的研究方法：中医药古籍的研究和应用需要建立科学、规范的研究方法和评估体系。然而，在这方面的研究方法和标准化还相对不完善，这也限制了中医药古籍资源的有效利用。

4、市场需求和商业化利用：中医药古籍的应用往往需要结合现代科技和研究成果，进行创新和转化。然而，对于中医药古籍资源的商业化利用和市场需求的培育还存在一定的挑战。为了提高中医药古籍资源的转化利用，可以采取以下措施：

5、加强教育和人才培养：加大对中医药古籍的研究和应用的教育力度，培养更多具备相关知识和技能的专业人才。

6、推动研究和创新：加强中医药古籍的科学研究，建立规范化的研究方法和评估体系，推动中医药古籍资源的创新和转化。

7、促进市场需求和商业化利用：鼓励中医药企业和机构与科研机构合作，推动中医药古籍资源的商业化利用，满足市场需求。

8、弘扬传统文化价值：加强对中医药古籍的宣传和推广，提高公众对中医药传统知识和文化的认知和重视。

几则经典中医故事

　 1、病入膏肓

　相传，晋国的君主晋景公生病，先请来装神弄鬼的巫医替他治疗，病情反而有增无减。于是，他派人到秦国求医。秦国派了一位名叫医缓的医生去给他治病。医缓的高明医术全国上下无人不知。

　当医缓还在去晋国的路上时，晋景公做了个梦，梦见从他的病中跳出两个小人。其中一个说：“医缓是医术高明的医生，可不比前次那个巫医，他恐怕要抓住我们，该往哪里躲避呢？”另一个回答说：“到心的下面、膈的上面，叫‘膏肓’的那个地方去吧，看他能把我们怎么样？”医缓到了晋国，绐晋景公辨症后为难地说：“这病不可治啦！病在膏肓，不能采取攻伐的治法，何况药物也不能到达那里去发挥药效。”

　后来，人们常用“病入膏肓”形容病情严重，难以医救。这句话进一步引申时便用来形容一个人犯错误到了不可挽救的地步。

　 2、起死回生

　有一次，扁鹊路过虢（音国）国，看见全国上下都在举行祈祷，一打听，方知是虢太子死了。太子的侍从告诉他，虢太子清晨鸡鸣时突然死去。

　扁鹊问：“已经掩埋了吗？”

　侍从回答说：“还没有。他死了还不过半日哩！”

　扁鹊请求进去看看，并说虢太子也许还有生还的希望。

　侍从睁大了眼睛，怀疑地说：“先生，你该不是跟我开玩笑吧！我只听说上古时候的名医俞有起死回生的本领。若你能象他那样倒差不多。要不然，连小孩儿也不会相信的。”

　扁鹊见侍从不信任自己，很是着急，须知救人要紧哪。他灵机一动，说：“你要是不相信我的话，那么，你去看看太子，他的鼻翼一定还在扇动，他的大腿内侧一定还是温暖的”。

　侍从半信半疑地将话告诉了国王。国王十分诧异，忙把扁鹊迎进宫中，痛哭流涕地说：“久闻你医术高明，今日有幸相助。不然，我儿子的命就算完了”。

　扁鹊一面安慰国王，一面让徒弟子阳磨制石针，针刺太子头顶的百会穴。一会儿，太子竟渐渐苏醒过来，扁鹊又让弟子子豹用药物灸病人的两胁，太子便能慢慢地坐起来！经过中药的进一步调理，二十来天就康复如初。

　这事很快传遍各地，扁鹊走到哪里，哪里就有人说：“他就是使死人复活的医生！”

　扁鹊听了，谦逊地笑着说：“我哪里能使死人生还呢，太子患的是‘尸厥’证，本来就没有死，我只不过是使他苏醒过来罢了。”

　以后，人们常用“起死回生”这个词来形容医生的高超技艺。有些病家有时为了感谢医生，送上一块“扁鹊再世”的横匾，也是颂扬医生医技高超的意思。

　 3、对症下药

　华佗是东汉名医。一次，府吏倪寻和李延两人都患头痛发热，一同去请华佗诊治。

　华佗经过仔细地望色、诊脉，开出两个不同的处方，交给病人取药回家煎服。两位病人一看处方，给倪寻开的是泻药，而给李延开的是解表发散药。他们想：我俩患的是同一症状，为什么开的药方却不同呢，是不是华佗弄错了？于是，他们向华佗请教。

　华佗解释道：倪寻的病是由于饮食过多引起的，病在内部，应当服泻药，将积滞泻去，病就会好；李延的病是受凉感冒引起的，病在外部，应当吃解表药，风寒之邪随汗而去，头痛也就好了。

　两人听了十分信服。便回家将药熬好服下，果然很快都痊愈了。

　中医强调辨证治疗，病证虽一，但引起疾病的原因不同，故治疗方法也不一样。后来，人们常用“对症下药”这个成语比喻针对不同情况，采取不同方法处理问题。

　 4、讳疾忌医

　一次，扁鹊到了齐国。齐国国君田午热情地招待他。扁鹊见到田午，认真地对他说：“目前，您的肌表部位有疾病，要是不治，会发展蔓延下去。”

　田午是个很自信的人，他听后不以为然地说：“我没有病。待扁鹊退下后，他便对旁人说：“医生就是喜欢靠治疗没有病的人来炫耀自己的本领。我才不信呢！”

　过了五天，扁鹊去见田午，说：“您的病现在到了血脉，不治恐怕要加重了！”田午说：“我没有病！”脸上显露出厌烦和不高兴的神色。

　又过了五天。扁鹊再一次向田午提出忠告：“您的病现已深入到肠胃，再不治疗就不可收拾了！”这次，田午竟拂袖而去。

　再过了五天，扁鹊碰见田午，转身便走。田午感到纳闷，派人追上去询问其中的缘故。扁鹊回答说：“当初，国君的病仅在肌表，汤药和灸法可以治；在血脉，针刺可以治；在肠胃，药酒尚可治，现在病人骨髓，即便是传说中掌管生死簿的神也没法治，我更不敢主动请求医治了。”

　五天后，田午果然感到浑身不舒服，病情很快加重，他想起扁鹊，连忙派人去找，哪知扁鹊已经借故离去——中医认为：“病不许治者，病必不治，治之无功矣”。没几日，田午便死了。

　这个成语故事告诉我们：有了疾病，应该积极治疗，若讳疾忌医，到头来只会害自己。对待工作，学习中的缺点和错误也一样，应该及时发现，及时纠正。

5、因势利导

　《史记·孙子吴起列传》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战国时期，齐国有位名叫孙髌的大将，他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用兵如神。当时，魏国进攻韩国，韩向齐国求援。齐国便派田忌为将军，孙膑为军师，领兵攻魏。在战斗中，孙膑利用敌人骄傲狂妄、轻视齐军的心理，向田忌献策，他说：“善战者，因其势而利导之”，建议用逐日减灶的计策，伪装溃败逃跑，诱敌深入。田忌采纳了他的计谋。骄傲的魏军果然中计，大摇大摆地尾随齐军进入一个叫马陵的险恶地带。这时，早已埋伏好的齐兵万弩齐发，一举歼灭魏军。这便是历史上有名的“马陵之战”。

　孙膑利用敌人的骄傲心理，诱敌上当，所以取得战役的胜利。中医也很强调因势利导，要求医生根据患者体质、病位等因素而施治。

　早在二千多午前的中医古籍《内经》里就有“因其轻而扬之：因其重而减之：因其衰而彰之”、“其高者，因而越之；其下者，引而竭之”等治疗法则。这里的“轻”、“重”、“衰”、“高”、“下”等都是疾病的“势”，根据各种不同的情况采取相应的治疗措施，便是“因势利导”的体现。病在上部较轻浅的，宜轻扬宣散，清代医家吴鞠通常选用质地较轻、气味较薄的药，即“治上焦如羽，非轻不举”的治法。古人还根据“其高者，因而越之”的法则，创立吐法，主张服盐汤或用鹅毛刺激喉管引起呕吐，使病邪从上而出。再如，夏秋时令，误食腐败不洁之物，腹泻腹痛，医生亦常因势利导，让病人继续泻下秽臭之物，腹痛、腹泻亦渐好转，若此时止泻，逆其病势，反而有可能加重病情。

　孙膑讲的虽然是兵法，但与中医治病原理相通。难怪清代名医徐灵胎说：“用药如用兵”。他甚至还说：“孙武子十三篇，治病之法尽之矣”，认为中医的治疗思想贯穿在《孙子兵法》中。这话颇有几分道理。

6、因地制宜

　因地制宜，是指根据不同地域的具体情况，制订与之相应的措施。这个成语出自《吴越春秋·阖闾内传》：春秋末年，伍子胥逃到吴国，吴王很器重他。一次，吴王征询伍子胥有什么办法能使吴国强盛起来，伍子胥说：“要想使国家富强，应当由近及远，按计划分步骤做。首先要修好城市的防御工事，把城墙筑得既高又坚实；其次应加强战备，充实武库，同时还要发展农业。充实粮仓，以备战时之需”。吴王听了高兴地说：“你说得很对！修筑城防，充实武库，发展农业，都应因地制宜，不利用自然条件是办不好的。”

　这种“因地制宜”的措施果然使吴国很快强盛起来。无独有偶，十八世纪，法国的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也提出一项因地制宜、治理国家的政策，即“地理环境决定论”。他认为：土地膏腴，出产丰富，使人因生活富裕而柔弱怠惰，贪生怕死，这些地区的国家常是“单人统治的政体”；土地贫瘠和崎岖难行的多山国家，人民勤奋耐劳，生活俭朴，勇敢善战，他们不易被征服，常是“数人统治的政体”。他建议立法者考虑不同的地型环境、气候因素来制定恰当的法律。

　中医强调因地制宜治疗疾病。因为不同的地区所引起的疾病各不相同。在西北高原地区，气候寒冷，干燥少雨，当地人们依山陵而居，常处在寒风凛冽之中，多吃牛羊乳汁和动物骨肉，故体格健壮，不易感受外邪，其病多内伤；而东南地区。草原沼泽较多。地势低洼。温热多雨，人们的皮肤色黑，腠理疏松，多易致痈疡，或易致外感。因此，治疗时就应该根据地域不同，区别用药。如同为外感风寒，则西北严寒地区，用辛温发散药较重；而东南地区，用辛温发散药较轻，这就是因地制宜原则在中医学上的具体应用。

　《内经》专设《异法方宜论》一篇，讨论不同地域的人们易患的病种，以及病变和治法特点等。可见，古代中医学家十分重视因地制宜治疗疾病。

　 7、防微杜渐

　《后汉书·丁鸿列传》记载了一则故事：东汉和帝即位时仅十四岁，由于他年幼无能，便由窦太后执政，部份大权实际上落入窦太后的兄弟窦宪等人手中。他们为所欲为，密谋纂权。司徒丁鸿见到这种情况，便上书和帝，建议趁窦氏兄弟权势尚不大时，早加制止，以防后患。他在奏章里说：“‘杜渐防萌’则凶妖可灭。任何事情，在开始萌芽时容易制止，等到其发展壮大后再去消除，则十分困难。”和帝采纳了他的意见，并任命他为太尉兼卫尉，进驻南北二宫，同时罢掉窦宪的官。窦宪兄弟情知罪责难逃，便都自杀了，从而避免了一场可能发生的宫廷政变。

　在医学上，防微杜渐体现了预防为主的原则。中医十分重视早期诊治疾病。《内经》说：“善治者治皮毛，其次治肌肤，其次治筋脉，其次治六腑，其次治五脏”。任何疾病都有一个由浅入深的发展过程，高明的医生应该趁疾病轻浅的时候治疗，若疾病已到深重，会变得比较棘手。《内经》还生动地比喻说：“夫病已成而后药之，乱已成而后治之，譬犹渴而穿井，斗而铸锥，不亦晚乎！”因此，中医把一个医生是否能对疾病作出早期诊断和治疗当作判断这个医生医技是否高明的标准，提出“上工治末病”。上工，即高明的医生。

　这个成语故事启示我们：隐患要及时清除，以免酿生更大祸端；疾病应及早治疗，以免给机体带来更大的危害。

　　瘟疫在中国史料中早有记载。如《周礼•天官•冢宰》记载：“疾医掌养万民之疾病，四时皆有疠疾。”《吕氏春秋•季春纪》记载：“季春行夏令，则民多疾疫。”说明当时对温疫的认识已经达到了一定水平，认为温疫一年四季皆可发生，原因之一是由于时令之气的不正常，是由“非时之气”造成的。

　　现存最早的中医古籍《黄帝内经》也有记载。如《素问•刺法论》指出：“五疫之至，皆向染易，无问大小，病状相似……，正气存内，邪不可干，避其毒气。”《素问•本能病》篇：“厥阴不退位，即大风早举，时雨不降，湿令不化，民病温疫，疵废。风生，民病皆肢节痛、头目痛，伏热内烦，咽喉干引饮。”指出温疫具有传染性、流行性、临床表现相似、发病与气候有关等特点，并认为只要“正气存内”，就能“避其毒气”。

　　东汉时期的张仲景在其著作《伤寒杂病论》的序言中说“余宗族素多，向余二百。建安纪年（公元196年）以来，犹未十稔，其死亡者，三分有二，伤寒十居其七。感往昔之沦丧，伤横夭之莫救，乃勤求古训，博采众方。……”文中的“伤寒”，除了指外感热病外，还包括了当时的烈性传染病，可见当时温疫流行之猖獗。

　　曹植《说疫气》记载“建安二十二年（公元217年），疠气流行，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门而殪，或覆族而丧。或以为：疫者，鬼神所作。夫罹此者，悉被褐茹藿之子，荆室蓬户之人耳！若夫殿处鼎食之家，重貂累蓐之门，若是者鲜焉。此乃阴阳失位，寒暑错时，是故生疫，而愚民悬符厌之，亦可笑也。”描绘了当疫病流行的惨状，并明确指出：“疠气流行”，并非“鬼神所作”，而是“阴阳失位，寒暑错时”所致。

　　建安七子之一的王粲在《七哀诗》中也记载：“……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路有饥妇人，抱子弃草间。顾闻号泣声，挥涕独不还。‘未知身死处，何能两相完？’驱马弃之去，不忍听此言。……”是当时凄凉情景的真实写照。据史料记载，从汉桓帝刘志，至汉献帝刘协的七十余年中，记载有疫病流行17次。疫情连年，民不聊生，即使是士大夫们也未能幸免。如文学史上著名的“建安七子”中的徐干、陈琳、应玚、刘桢也一时俱逝。其惨状可见一斑。

　　晋朝葛洪《肘后备急方》对温疫也有论述，认为“伤寒、时行、温疫，三名同一种。……其年岁中有疠气兼挟鬼毒相注，名为温病。”并立“治瘴气疫疠温毒诸方”一章，记载了辟瘟疫药干散、老君神明白散、度瘴散、辟温病散等治疗、预防温疫的方剂。

　　隋朝巢元方《诸病源候论•疫疠病诸候》认为疫疠病“其病与时气、温、热等病相类，皆有一岁之内，节气不和，寒暑乖候，或有暴风疾雨，雾露不散，则民多疾疫。病无长少，率皆相似，如有鬼厉之气，故云疫疠病。”并认为岭南地区的青草瘴、黄芒瘴等瘴气也属疫疠病范围。并进一步指出：“此病皆因岁时不和，温凉失节，人感乖戾之气而生病，则病气转相染易，乃至灭门，延及外人，故须预服药及为法术以防之。”

　　唐朝孙思邈《千金要方•卷九•伤寒》立“辟温”一章，记载治疗温疫的方剂。

　　出于唐朝王冰以后的《素问》遗篇，认为温疫与五运六气变化异常有一定的关系，故有金疫、木疫、水疫、火疫、土疫“五疫”及“五疠”之称。说明古人已经意识到温疫的致病原因不同于一般的六*外邪，而是一种疫毒之气。

　　金代医家张从正《儒门事亲•卷一•立诸时气解利禁忌式三》：指出“又如正二三月，人气在上，瘟疫大作，必先头痛或骨节疼，与伤寒、时气、冒暑、风湿及中酒之人其状皆相类。慎勿便用巴豆大毒之药治之。……夫瘟疫在表不可下，况巴豆之丸乎。”对瘟疫的临床表现、治疗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元代医家朱丹溪《丹溪心法•卷一•温疫五》：“瘟疫众一般病者是，又谓天行时疫。治有三法：宜补，宜散，宜降。”总结了温疫的治疗方法。

　　明朝医家吴又可目睹当时疫病流行的惨状，在前人有关论述的基础上，对温疫进行深入细致的观察、探讨。其所著的《温疫论》是我国论述温疫的专著，对温疫进行了详细的论述。认为“温疫之为病，非风非寒非暑非湿，乃天地间别有一种异气所感。”指出温疫的致病因子是“异气”，又称“疫气”、“疠气”“戾气”等，是对温疫病因的创见。

　　吴氏认为戾气是物质性的，可采用药物制服。虽然戾气“无形可求，无象可见，况无声复无臭，何能得睹得闻”，但它是客观存在的物质，又进一步指出“物之可以制气者药物也。”

　　戾气是通过口鼻侵犯体内的。认为“邪从口鼻而入”，又感染戾气的方式，“有天受，有传染，所感虽殊，其病则一”。

　　而人体感受戾气之后，是否致病则决定于戾气的量、毒力与人体的抵抗力。指出“其感之深者，中而即发，感之浅者，而不胜正，未能顿发”；“其年气来之厉，不论强弱，正气稍衰者，触之即病”；“本气充满，邪不易入，本气适逢亏欠，呼吸之间，外邪因而乘之”。

　　戾气引起的疫病，有大流行性与散发性的不同表现。而戾气致病又有地区性与时间性的不同情况。此外，由于戾气的种类不同，所引起的疾病也不同，侵犯的脏器部位也不一。认为“……为病种种，是知气之不一也”。并且还指出人类的疫病和禽兽的瘟疫是由不同的戾气所引起的。

　　吴又可在《温疫论》中，还创制了不少独特的、行之有效的治疫方剂。《温疫论》是我国医学文献中论述急性传染病的一部划时代著作，至今仍可用来指导临床，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与现实意义。

　　清朝余师愚，著有《疫疹一得》。其在吴又可《温疫论》的基础上，认为疫疹的病因是疠气，指出“一人得病，传染一家，轻者十生八九，重者十存一二，合境之内，大率如斯。”并根据暑热疫的病证特点，创立“清瘟败毒饮”一方，以重用石膏为主，为温疫病的辨证论治开拓了新的境地。

　　综上所述，中医药学在与温疫长期的斗争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有一套较为完整的理论与临床治疗方法。应该充分发挥中医药治疗急性传染病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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