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像石棺是一种采用线刻、浮雕或镂雕等雕刻技法，将图像或文字雕刻在石棺上的一种装饰艺术。在文物考古学的分类中一般把它归于画像石类，学术界称其为画像石棺。由于不属于平面绘画艺术范围，因此，美术史学家称其为“中国早期的雕刻”。

中国画像石棺从公元前二世纪启蒙发展至公元十三世纪，历经一千五百多年的历史发展演变，在这漫长的岁月中，其艺术风格、雕刻技术也发生了一系列重大变化，这些变化反映了中国美术发展史的一个侧面，其独特的风格和精湛的技艺赢得了世界雕塑史的一席之地。折射出中国古代民间艺术家所独有的审美情趣和审美观念，其独特的艺术魅力，使其成为一门独立的研究学科。

汉代画像石棺，除少数部分是出土于砖室墓外，其他普遍存于汉代崖墓之中，特别是在四川地区。画像石棺按其所反映的内容可以分为五个类型：一是反映日常生产、生活等现实世界的场景；二是反映历史故事、烈女孝子等题材内容；三是反映未来世界，即理想中的天堂仙界的生活场景；四是各类动物、怪兽、仙巫传说或图腾；五是几何纹、花卉等装饰性图案。

一、西汉石棺石椁艺术

从文献以及考古发现看，以石为棺(椁)的葬制其实很早就已经在一些地区流行。晋人常璩在《华阳国志・蜀志》中记载有：“周失纲纪，蜀先称王。有蜀侯蚕丛，其目纵，始称王。死，作石棺石椁，国人从之，故俗以石棺椁为纵目人冢也。”说明商周之际在蜀地就有石棺石椁之葬制。吉林辽源市东辽县平岗镇共安村出土的两具商周石棺，更进一步证实石棺这种葬制至商周时已较为成熟，但这一时期的石棺石椁由于出土数量不多，且基本上没有雕刻纹饰，作为一种艺术表现形式还处于萌芽状态。

到了西汉，中国画像石棺作为一门装饰艺术，才真正开始起步和发展。西汉早期的画像石棺，在纹饰风格上，表现为简单的门阙、穿璧、常青树、楼堂人物等内容。这一时期的石椁数量较少，主要见于山东邹城龙水、滕州庄里西、临沭曹庄、临沂庆云山等汉代墓地。如现藏于临沂市博物馆的一具石椁，为1984年临沂市册山乡庆云山南坡出土，石椁两挡头和两壁，用阴线雕刻，其中的西侧画像分为三格，中间刻一屋宇，垂幛悬挂，屋内两人相斗，左者持戟冲刺，右者执刀、盾抵御，屋外两侧各植一株常青树。左右两边皆刻玉璧纹，璧间饰不规则的多边纹、三角形纹(图1)。而石椁南壁挡头四周边饰阴线刻菱形纹、三角纹。中间刻两人，戴长冠，着长袍，腰佩长剑，相对而立，作交谈状(图2)。

西汉晚期，石椁墓的分布范围明显扩大，发现数量急剧增多，覆盖了整个苏、鲁、豫、皖交界地区，四川(重庆)地区也有部分出土。题材内容也逐步扩展，不仅刻画社会生活方面的内容，如狩猎、出行、乐舞等图像增多，神仙、怪兽等内容也开始出现，尤以西王母、伏羲、女娲等的图像引人注目，还出现了历史人物图像，如老子、伯乐相马等历史故事与传说。总体内容不仅如此，单个石椁墓的图像比早期的墓也丰富了许多。山东邹城卧虎山、兖州农机学校、微山县微山岛、金乡香城蝈堆、江苏沛县栖山等地发现的石椁墓是其中的代表。这一时期的石椁画像无论是雕刻技法，还是题材内容都呈现出发展的趋势，并演变为画像石室墓。

例如，藏于济宁市汉任城王墓管理所的济宁市肖王庄一号石椁，长272厘米，宽90厘米，高86厘米，棺椁四周雕刻有乐舞、谒见、凯旋、双阙、和车马等图案，内容丰富，雕刻手法古朴，表现了死者对生的眷恋，希望将生前的奢华生活带到未来世界(图3、图4、图5)。

山东邹城博物馆所藏的郭里镇出土石椁，题材内容丰富，阴线雕刻有豫让二刺赵襄子等历史传说，有雷公、雨师、风婆、西王母等神仙人物，还有建筑、人物、制车、射猎、建鼓、百戏等日常生产生活，这些图案无不洋溢着浓郁的生活气息和神仙思想(图6、图7、图8)。

总之，由于现存于世的西汉时期的石棺石椁数量不多，能提供的信息有限，但我们也能从这些图案纹饰上窥见西汉古朴的石棺雕刻艺术，简洁的线条，古拙的装饰表现手法，为后来的东汉石棺艺术的大发展和繁荣奠定了基础。

二、东汉石棺石函艺术

东汉是画像石棺艺术发展的高峰，与西汉时期多由石板组合而成的石椁相比，东汉的石棺大都是以整石凿成，应是真正意义上的石棺。从发现和出土的数量来看，东汉也是最多的，基本上占据已发现石棺石椁的一半左右；而从分布情况看，东汉石棺主要集中分布在西南地区，特别是四川和重庆地区的河流沿线一带。

庄园经济的发展，以及平民化的出现，造就了东汉多姿多彩的画像石棺艺术。由于是就地取材，还有部分与崖体相连而“伴生”的石函，即崖棺。这些石函、石棺，大多是材质酥松的砂岩，这与川渝地区的地质结构有关，这种红色的砂岩分布广泛，利于开凿雕刻，使这类葬具的普遍使用成为可能。

东汉时期，厚葬之风愈演愈烈，原始的道教思想、神仙思想和奢靡享乐主义充斥着人们的日常生活，也反映在丧葬习俗上。从石棺的内容来看，涵盖了东汉社会的各个方面。

1　神仙人物及图腾崇拜

在佛教还没有传入时，当时的原始宗教崇拜，主要还是对自然图腾的一种崇拜，这一类主要体现在代表日神与月神的人首蛇身的伏羲女娲、坐在龙虎座上能使人长生不老的仙界西王母、各种祥瑞的珍禽异兽，以及代表方位镇守四方和避邪的四灵等。

伏羲女娲和西王母的艺术形象，是东汉时期石棺石函的主要题材内容。1972年，郫县竹瓦铺东汉砖石墓出土的一号石棺后挡，上刻人首蛇身两尾相交的伏羲女娲，左边的伏羲手执日轮，轮中有金乌；右边的女娲，手执月轮，轮中有桂树、蟾蜍(图9)。而二号石棺的前挡阴线雕刻坐在龙虎座上的西王母，头戴胜，饰灵芝，构图简洁饱满(图10)。

现藏于新津县文物管理所的四号棺，为2000年9月在新津县邓双镇龙岩村出土。其前后挡上雕刻的人头鸟身羽蒙、天鹿和六博、师旷鼓琴，无不使人产生无限的遐思(图11、图12)，而四川博物院所藏的郫县二号石棺棺盖上，所雕刻的青龙白虎，动态十足，栩栩如生，是东汉石棺雕刻艺术的杰出代表(图13)。除主图为青龙白虎衔璧之外，棺盖上还雕刻有牛郎织女图，这是传说中的牛郎织女最早的实物的图案；牛郎头上戴冠，用力拉着牛，织女头上梳双髻，长袖飘飘，面向牛郎手执绕线板，真实生动地再现了当时夫唱妇随、男耕女织的农耕文化。

2　丰富多彩的现实世界的市井生活

在汉代，休养生息和轻徭薄赋的政策实施，使得庄园经济飞速发展，经济文化空前繁荣，谷物堆满粮仓。《汉书・食货志》记载：“汉兴……至武帝之初七十年间，国家亡事。非遇水旱，则民人给家足，都尽满，而府库余财，京师之钱累百钜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腐败不可食。”充分反映出汉代统治阶层穷奢极欲的生活画面。

从藏于乐山麻浩崖墓博物馆的一口石棺上，我 们清晰地看见人们席地而坐开怀畅饮，各类豪华车马来来往往，表现出富豪们日常出行前呼后拥的生活画面(图14)。而藏于四川博物院的郫县一、五号石棺“宴饮、杂耍、乐舞”图(图15、图16)和“曼衍角抵、水嬉”图(图17)更是将汉代的市井生活，用线刻的艺术表现形式推向了极致，难怪《后汉书・仲长统传》里描述：“豪人之家，连栋数百，膏田满野，奴婢千群。徒附万计……妖童美妾，填乎倚室，倡讴伎乐，列乎深堂。”东汉奢靡的生活程度由此可见一斑。另外，大量表现农业生产、渔猎、养老等题材内容的画像，也广泛见于这一时期的画像石棺上。

3　历史故事与传说

注重礼仪与孝道，反映了这一时期的思想文化。二十四孝的出现，以及烈女、孔子与老子等历史故事和传说故事的大量出现，都是这一思想的具体体现。

现藏于四川射洪县的一具东汉石棺，侧面雕刻有一幅“鲁秋胡戏妻和季扎挂剑”的故事(图18)：在一树下，一女子身着长裙，正躬腰采摘树上的果实，树腰挂一竹篮，其身后一头戴冠，身着长衣，腰佩长剑，牵着马的男人，伸手作调戏状；马后一树上挂着长剑，一男正躬身作揖。

1999年在合江县城出土的一具画像石棺，现藏于合江县汉代画像石棺博物馆(图19)，棺的一侧雕刻了“董永侍父”的故事，图中左边一大树下一执杖的老者坐在独轮车上，其前一人，手执一锄，右边刻一辎车，车旁一御者，正赶马车前行。而新津县邓双镇崖墓出土的石棺一侧，表现了汉武帝封方士栾大为“天道将军”的故事(图20)。图中六人，其中二人，体生长羽毛，是古籍中所记载的“羽衣”。左第三人为汉武帝，跟随其身后手上捧笏的二人为侍者，左起第四人为栾大。

“孔子问礼”在东汉画像石棺中也多有发现，现藏于四川博物院的画像石函和新津县的东汉画像石棺上都表现了这一题材(图21)。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孔子问礼”石函，早年台湾学者的文章里曾介绍过，说这件东西毁掉了。其实，该石函早年因偷盗搬运方便被戳断为三段，偷渡出境时被截下，有所损害，加之风化等原因，断裂成大小不等的7、8块，一直未修复示人。2009年四川博物院因新馆开馆陈列展览所需，对其进行了修复，这件文物才重新出现在世人面前。石函画面中的每个人物头顶上方都有人物的名字，整个图案分为三个故事情节，从左至右为：1孔子见老子：左侧有一执杖老者，榜题：“老子”，中间戴冠者向左侧老子问礼，榜题：“孔子”，孔子后方有戴冠执简者，榜题：“曾子”；2神农尝百草：左侧一人朝右方向上手执一草，榜题：“汝诵”，右侧有一人一手执杖，一手将草放入口中，榜题：“神农”；3内容不详：有二人相对牵手，左侧一人腰挂长剑，榜题：“郎麦少君”(已毁)；右边一宽袍戴冠者，榜题：“东海太守”。

烈女的出现是夫权思想下的产物，其从一而终的烈女故事，作为封建礼教禁锢了中国妇女千百年来对爱情和婚姻的幸福追求，梁高行是其中的代表，歌颂了梁寡妇，夫早死不嫁，有人求妾，高行挥刀割鼻自刑的故事。新津县邓双镇崖墓出土的十三号石棺既表现了这一题材内容(图22)。图右二人，较胖者右手执镜，左手持一把小刀，正欲挥刀割鼻自刑，此为梁高行，身后一妇人。图中的持节者为使者，其左的扛幡者为随从。

上述这些例证，从侧面反映了东汉推崇孝道礼教的社会风尚。

4　装饰纹样

东汉画像石棺的装饰纹样一般以配角出现，少部分石棺用装饰纹样作主图，图案主要是几何纹、联璧纹、柿蒂纹等，这类纹饰大多雕刻在石棺的棺盖上，起装饰作用。现藏于泸州博物馆的一具石棺棺盖上的纹饰(图23)，一头饰柿蒂纹，另一头饰青龙白虎。而合江县白来乡碾子榜村出土的一具藏于合江县汉代画像石棺博物馆石棺(图24)，整个画面均刻联璧纹饰，充分反映了当时人们对玉璧的重视与崇拜，而玉璧是礼天的，是地位与权力的象征。

三、结语

两汉时期的画像石棺，是中国雕塑史上的一朵奇葩，其中又以东汉时期的画像石棺艺术为最，其雕刻艺术粗犷豪放，充分展示了“汉八刀”简洁的雕塑艺术风格，反映了汉代雄浑大气、灵动自然的艺术风尚。难怪一代大文豪郭沫若也感叹汉代的画像石棺是“巨人米克郎吉乐，壁画犹传创世编”。

汉代画像石棺艺术的产生有其深厚的社会历史背景，东汉的政论家、文学家王符在其《潜夫论・浮奢篇》里对当时的社会风气有这样的描述：“生不极养，死乃崇丧，或至刻金缕玉。�梓鞭槽，良田造萤。黄壤致藏，多埋珍宝、偶人、车马。造起大�。广种松柏，庐舍祠堂，崇移上潜。”说明汉代厚葬之风的盛行，除了大量陪葬的物品外，还有对墓室的装饰，必然带动墓葬装饰上的攀比，加之一般民众的扩大化，在装饰上出现了不拘一格的形式内容，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汉代思想之活跃。同时，也让我们仿佛看到了当时人们的生死观，即对死的恐惧、生的渴望和眷念，而其留下的众多题材史料，为我们打开了一扇窗口，为今人研究那个时代的社会、历史、文化和艺术提供了难得的实物资料。

汉画像石，是汉代建筑、墓葬、碑刻上的一种石头材质的装饰画，有的时候也会出现在砖石混合的墓中，这种艺术兴起于西汉，盛行于东汉，三国两晋逐渐黯淡，此后完全销声匿迹，流行时间约三四百年，犹如历史上的一现昙花。

汉画像石为何没有像书画、篆刻、建筑等经典艺术一样流传下来。这背后的原因主要是两点。第一是人们的审美趋向变了，刻这种东西不适应新时代的口味；第二则是其工艺耗时费力，劳资靡费，逐渐被其他更廉价的艺术取代，即精神和经济这两个原因。

但是，汉画像石的内容非常博杂，全面反映出汉代的经济、文化、社会生活、神灵信仰，在没有书画等直观资料遗存的情况下，这种石刻能注释历史，是顺利解开2000年前古代生活密码的一块敲门砖，它非常重要。

山西离石是西河古郡郡治所在地，也是汉代王侯的食邑所在，曾经出土了东汉桓帝、灵帝时期的数百款画像石，与山东、徐州、陕西并称国内四大汉画像石珍藏地。据资料显示，自1923年起，吕梁地区先后14次发现了300多块汉画像石，其中不乏精品，如东汉晚期的马茂庄二号墓。

西汉时期，铁质工具逐渐取代铜器成为社会主流，开采石头也变得比以前便利的多，随着“沃野千里 谷稼殷厚 群羊塞道”富余生活的出现，也诞生了一大批技艺娴熟的石刻工匠，石刻工艺的革新是第一要素。

在汉代，从平民到君臣皇族，普遍认为人是能成仙得道的，淮南王服药，卢敖服金玉，汉武帝封禅，社会流行辟谷、断食，都认为这世间存在永恒的生存之法，既然在人世的时光已经结束，那么是不是在地下人也能够升天？所以汉墓中出现了海量的升天图、神兽图，就是他们真的相信自己死后是不朽的，这绝非儿戏。

两汉选取官员施行察举制，征召人才考察其孝道是关键指标，汉代的皇帝们也非常崇信孝道，表彰孝行，而儒家讲的“事死如事生”，也就是不能怠慢了先人，祭之以礼，务须虔诚。

最后一个原因就是厚葬的社会风气，这一点从汉墓的结构、材料、装饰、陪葬品上都有非常鲜明的体现。汉墓多用砖砌、石雕，内部随葬有海量的金玉器，也因此引来了无数盗墓贼的觊觎，那自然在装饰上也不能含糊，厚葬之风流行各地，已经到了需皇帝下诏令明文禁止的地步，花费之高昂，采用石刻装饰也就不足为奇。

随着我国对考古学的重视和考古科技的发展深化，考古学家发现了大量绘制成图像形式的伏羲女娲考古材料。这些考古材料地域分布广泛，不仅包括古中原地区的河南、陕西等地，山东、四川、江苏等地也有相应发现，而且艺术形式多样，包括壁画、帛画、砖画等。伏羲和女娲在汉画中大量出现，呈现出的独特规律和丰厚的艺术内涵的同时又蕴藏着深刻的社会思想。

一、伏羲女娲像分布现状及基本特征

全国各地发现的伏羲女娲像数量很多，据统计，在山东、四川、河南、江苏、陕北等地区有这类形象约近百幅。

山东地区：

1、沂南汉画像石墓墓门东侧支柱下面画像，上部在一巨人的怀抱中有二人首蛇尾之人，左边执规有髻者当为女娲，右边执矩戴冠者当为伏羲。

2、嘉祥县武梁祠西壁画像第二层，右端为伏羲女蜗交尾像，女娲举规，伏羲持矩，在其左边依次是祝融、农、黄帝、撷项、帝誉、尧、舜、禹、架等远古传说中的帝王。

3、临沂白庄汉画像石墓出土两幅人首蛇身画像，其一为执规，怀抱内有金乌和九尾狐的圆轮，是为伏羲；其二为执矩怀抱内有玉免和蟾蛛的圆轮，是为女娲。

四川地区：

1、成都市郊出土画像砖，两人首蛇身者，长尾有足，左边人伏羲，一手托内有阳乌的日轮，一手执规状物；右边为女娲，一手托内有蟾蛛和桂树的月轮，一手执矩状物，二人相对。

2、广汉城外出土画像砖，伏羲女娲皆人首蛇身，一举日轮，尾下有玄武；一举月轮，尾下有朱雀，二人以花纹相隔而头部相对。

3、江安画像石棺后档头刻二人首蛇身像，长尾相交，女娲在左一手托月轮，一手执乐器（似为排萧），伏羲在右一手托日轮，一手执便面。

河南地区：

1、洛阳卜千秋壁画墓墓顶平脊所绘升仙图中，一端绘女性人首蛇身者与蟾蛛和桂树月轮相处，一端绘男性人首蛇身者与阳乌日轮相处，是为伏羲女娲遥遥相对。

2、南阳唐河针织厂画像石墓，有一幅巨人怀抱两个人首蛇身像画面。人首蛇身者当为伏羲和女娲，皆手执芝草状物。

3、南阳画像石二人首蛇尾者位于画面两端，尾相交于中部，一端为双手托阳乌日轮，一端为双手托蟾赊月轮。

徐州地区：

1、十里铺汉画像石墓，后室支柱正面刻一人首蛇尾、双手捧日为伏羲像。

2、利国汉画像石墓，有一幅人首蛇尾画像，尾交三重，为伏羲女娲相对而立。

陕北地区：

米脂二号画像石墓，在门楣刻二人首蛇身像相对而立，手捧有金乌日轮者为伏羲，手捧有蟾赊月轮者为女娱。

以上所举诸例基本上代表了所存在伏羲女蜗形象的基本特征。这一对形象的存在形式基本是双体并列或双体交尾，其形体特征基本是人首蛇身，执捧在她们手中的附属物主要有规矩、日月、芝草等类。当然，由于艺术上的需要，各地汉画的制作者在某一细部的增减，都可能影响到这种形象的一致性，但只要主要特征未变，都可以归纳入本文所述的伏羲女蜗形象系列。

东汉王逸在为楚辞作注时曾讲道，“传言女娲人头蛇身，一日七十化”，其子王延寿更是在其著作《鲁灵光殿赋》直接写道：“伏羲鳞身，女娲蛇躯。”

至此，伏羲女娲像的特征可以分述如下：

在形象主体方面，各地的伏羲女娲像以一致性为主，表现为人首蛇身或蛇尾，各地伏羲女娲像在形象主体上呈现了以一致性为主的特征。在形象系统方面，各地的伏羲女娲像则表现出了较明显的地域性差异。根据实物比较，我们可以将伏羲女娲的形象系统概括为三大类型：规矩型、旧月型、芝草型；山东地区以规矩型为主；河南地区以芝草型为主；四川地区以日月型为主。其它如徐州和陕北的画像,目前所见多为捧日月或无附属物的形态。

值得一提的是，以汉代为界，此时出土的文物中伏羲和女娲一般都是同时出现，有尾部相交和不相交两种形态。而两汉之前的文物资料中，只有伏羲或只有女娲单独出现，而且在如《庄子》、 《楚辞》、 《山海经》等古籍中，都对伏羲或女娲进行了单独描绘，尚未出现二神同现的状况。因此，我们可以大胆推测，紧密缠连的伏羲和女娲图像是具有特殊含义的。

伏羲女娲图像意义探讨：共性与个性

伏羲女娲像分布区域广阔，各地的文化面貌和艺术气质差异很大，但仅仅是局部的，细微的变化，并不影响其“人首蛇身”这一显著特征的存在。这种形象主题的一致性特征应从民族文化的总构成中寻找根源即：一是对远古图腾的历史记录，二是对始祖的崇拜情怀。

在我国古早时期对图腾的崇拜中，曾经有过一段人兽同体的时期。大部分关于原始社会的资料可以很清楚地观察到这一点，如一些部落有龙蛇图腾崇拜的习惯。所以从这一点上看，可以将伏羲女娲的半人半蛇身看做是龙蛇图腾崇拜的延续或对龙蛇图腾崇拜的映射。汉画中的伏羲女娲图像，则是汉代将这种图腾延续并做到广为流传，直至唐朝还有诸如吐鲁番帛画的伏羲女娲像等的存在，由此可见龙蛇图腾的崇拜在中华民族文化中的重要地位我国民族文化中特有的始祖情怀，在伏羲女娲像中也有所体现。在汉画中，伏羲女娲都是被当做始祖神，如女娲黄土造人传说和以及出现较晚的伏羲女娲兄妹结合繁衍人类等内容，都很好地说明了伏羲女娲都是被当做繁衍人类的始祖神。和图腾崇拜一样，伏羲女娲形象主体的一致性也能从侧面说明他们在整个中华大地被推崇，也是对汉人“慎终追远”理念的表述。

通过伏羲女娲形象主体在各地区呈现的一致性特征，分析了图腾和始祖崇拜；而伏羲女娲在各个地区所表现出的明显差异，正是地域性的意念差异，在艺术作品中的表现。

（1）规矩型——山东地区规矩型的伏羲女娲形象系统正是以表现她们创造业绩为主的。

规和矩是两种创造型的工具，用规可以画出圆形，用矩可以画出方形。这也正与古人的“天圆地方”的认知相吻合。由此可以断定，执规持矩的伏羲女娲被古人当成是“规天矩地,创造万物”的始祖神。

伏羲在神话中称谓繁多，有显著的业绩。

《易·系辞》说“古者庖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结绳而为网罟，以败以渔，盖取诸离”。

“女娲为阴帝，佐虑戏治者也”《惟南子·览冥训》高诱注，她的主要功绩是补天和造人。

“俗说天地开辟，未有人民，女娲抟黄土作人。剧务力不暇供，乃引绳于泥中，举以为人，放富贵者，黄土人贫贱者，引絙人也。”

“往古之时，四极废，九州裂；天不兼覆，地不周载；火爁炎而不灭，水浩洋而不息；猛兽食颛民，鸷鸟攫老弱。于是女祸炼五色石以补苍天，断鳌足以立四极，杀黑龙以济冀州，积芦灰以止*水。”

从这些记载看，伏羲和女娲在神话中的地位是很高的，对人类世界有极其突出的贡献和创造性的发明，对人类秩序的形成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故而，她们作为始祖神是当之无愧的。把规和矩置在她们手中，正是为了表明创造的。《淮南子·天文训》中有太昊和少昊执规与矩而治春秋的话，这也可以说明规矩对于人类世界确有重大作用。

（2）日月型——四川地区日月型的伏羲女蜗形象系统确实表明了日神和月神的神性特征。

伏羲与日、女娲与月的关系只有在汉代才有明确的图像显示，可以认为这是伏羲为日神，女娲为月神的形象。关于日月神，文献中有羲和生日，常羲生月的记载。《山海经·大荒南经》“羲和者，帝俊之妻，生十日”。《大荒西经》“帝俊妻常仪生月十有二”。从表象看，日月与伏羲女娲似无关系，但现代一些学者已从深层意义上对此进行了研究。《诸神的起源》一书认为，伏羲女娲是颛顼系统中的日神和月神，直接从神话演变中确定她们的日月神地位。《神画主神研究》一书认为，日月“它和阴阳的契合，更成为汉代哲学中用以引伸的概念。同时它又附会了男女不同的性别，所以伏羲、女娲在其演化中逐渐和日月结合起来。”

上述两论，前者从神话史角度，后者从思想史角度同时肯定了伏羲女娲与日月的关系。从汉画像的表现手法看，阴阳思想在埋葬风俗中颇为盛行。日和月自身，伏羲和女娲自身以及日月和伏羲女娲的结合体都深受阴阳思想的影响。日和月所赐给人类的一切，使人类具有日月崇拜是不足为奇的，故汉代画像在广大地域内都有日神和月神的形象，也是汉人日月神崇拜的具体表现，只是在四川地区把这种崇拜推向了高峰。’

（3）芝草型——河南地区芝草型形象系统在南阳汉画中所具有长寿，不死，升仙的意义。

芝草在古代是被视为不死灵药的，东汉哲学家王充在其著作《论衡·验符篇》中写道: “芝草延年，仙者所食。”结合汉代的求医问药和奉信鬼神以求长生的社会风气来看，芝草型自然都是为了长生不老、羽化升仙。以南阳汉画为例，首次把神仙所用的芝草与伏羲女娲结合在一起。在这个地区的汉画中，芝草的用途极广，羽人执芝草飞升，珍禽异兽食以芝草。《抱朴子》对芝草是这样讲的“芝有石芝、木芝、草芝……服一升，得千岁”“青云芝……食之，令人寿干岁不老，能乘云通天，见鬼神”“黄龙芝……食一合，寿万年，令人光泽”“龙仙芝……服一株，则寿千岁”伏羲女娲是人类始祖神，具有庇护的功能将长生之物的芝草置其手中，又赋于她们保佑长寿的作用，这是南阳汉画像的一个创造。由探讨伏羲女娲像特征和意义表明，其所呈现的形象主体一致性，反映了中国广大区域内在信仰和民俗上的共性；其所呈现的形象系统的差异性，反映了各地区间在信仰和民俗上的个性。作这种解释，可能会使我们对汉画伏羲女娲像的认识更加清晰一些，对表现她们的意义理解得更透彻一些。

伏羲女娲执规矩象征意义探析

以题主所展示的为例，系属唐代伏羲女娲规矩图：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唐墓娟质或麻布质画。根据阿斯塔那唐墓考古报告，同期出土的此类绢画共数十件，这类画在墓室中用木钉钉在墓顶上，画面朝下。画中伏羲戴冠、居左，张左手执矩，矩上有墨斗，或右手持墨斗；女娲束高髻、居右、张右手执规，左手持剪刀状物。伏羲女娲人首蛇身，着胡服，腰相连，共着一裙，上身相拥，下尾盘曲相交多节成螺旋状。两人头上有圆轮，以象征日；尾下有月。画面四周遍布大小相同的圆圈，部分以线相连成星辰、北斗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