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尊者讳：古代避讳的一种，是指古人在取名或者说话时，避开能代表尊者的字或号。

“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此语出自《春秋公羊传·闵公元年》，这是孔子编纂删定《春秋》时的原则和态度。这一态度是儒家“礼”文化的体现。

《百家姓》是一本关于中文姓氏的书，成书于北宋初。原收集姓氏411个，后增补到504个，其中单姓444个，复姓60个。 《百家姓》、《三字经》与《千字文》并称“三百千”，是中国古代幼儿的启蒙读物。“赵钱孙李”成为《百家姓》前四姓是因为百家姓形成于宋朝的吴越钱塘地区，故而宋朝的赵氏、吴越国国王钱氏、吴越国王钱俶正妃孙氏以及南唐国王李氏成为百家姓前四位。 2013年4月14日，中华伏羲文化研究会华夏姓氏源流研究中心通过综合分析，发布当今中国最新版“百家姓”排行榜。根据研究，“百家姓”排名前三位的王、李、张是中国最大群体的姓氏。此次研究发现，中国的王、李、张三姓分别有9500多万人、9300多万人和9000万人，三姓人群约占中国总人口的21%。最新版百家姓排行榜中：王姓成中国第一大姓。

发展史

姓氏的起源可以追溯到人类原始社会的母系氏族制度时期，所以中国的许多最早的姓氏都是女字旁或底，如姚姓。姓是作为区分氏族的特定标志符号，如部落的名称或部落首领的名字。传说黄帝住姬水之滨，以姬为姓；炎帝居姜水之旁，以姜为姓。皇天以大禹治水有功，赐姓为姒。此外，部落首领之子亦可得姓。黄帝有二十五子，得姓者十四人，为姬、酉、祁、己、滕、任、荀、葴、僖、姞、儇、依十二姓，其中有四人分属二姓。祝融之后，为己、董、彭、秃、妘、曹、斟、芈等八姓，史称祝融八姓。

随著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母系氏族制度过渡到父系氏族制度，氏族制度逐渐被阶级社会制度所替代，赐土以命氏的治理国家的方法、手段便产生了。氏的出现是人类历史的脚步在迈进阶级社会。姓和氏，是人类进步的两个阶段，是文明的产物。

夏、商时期，贵族皆有姓氏。姓的分支为氏，意思相当于家或族。夏王室为姒姓，另有霸主昆吾为己姓，己姓中有苏、顾、温、董、豢龙等氏。商王室为殷姓，另有霸主大彭、豕韦为彭姓。商代还有条氏、徐氏、萧氏等十三个姓。

周代是中国姓氏大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姓氏制度见于记载者较多。周王朝中，周王所封建的 百家姓 各诸侯国之君和卿大夫有同姓和异姓的区别。到东周春秋时，可考的有姒、子、风、嬴、己、任、祁、芊、曹、董、姜、偃、归、曼、熊、隗、漆、允等二十二姓。百家姓的排名只是名义上的，虽然有字面上的这么多姓。因为某些姓氏虽然在字面上不同，实际上部分姓是从某姓衍生出来的，比如姚姓，据2004年在湖南零陵召开的全球华人公祭舜帝大会上的最新统计，由姚姓衍生出的姓氏达60个之多，如陈、王、胡、孙、虞、田、袁、车、陆等姓氏，流布于世界40多个国家和地区。五帝之一的舜有生于姚地（今河南濮阳范县），便以姚为姓，其后子孙便以地为氏，称为姚氏。因舜帝居姚地，有子孙以姚为姓，称为姚氏。舜在当帝之前，有搬到妫河边居住，他们的子孙有留在妫河边居住的，便以妫为姓。舜帝登帝位后，仁德荣耀，有子孙以帝名舜为姓，禹封皇舜长子商均于虞，至始祖四十三世孙妫满封于陈，官拜陶正，谥胡公，其子孙或以国号陈称姓，或以官号改称陶唐氏，或以谥号胡称姓，或以尊讳满称姓，演变至汉朝，姚氏衍生出：妫、舜、虞、陈、胡、田、袁、王、孙、陆、车等六十种，繁姓同根，异氏同源，是一家亲。在中华姓氏中，妫、陈、田、姚、胡五姓同根同源，其血缘先祖同为舜帝姚氏。郑樵《通志·氏族略》言："虞有二姓，曰姚曰妫。因姚墟之生而姓姚，因妫水之居而姓妫。"因而史称妫、陈、田、姚、胡为"妫汭五姓"。

虽然周代贵族有姓，但只有女子才称姓，未婚女子如齐姜、宋子，齐、宋为国名，姜、子为姓。已出嫁女子，如江芊、栾祁，江、栾为夫家国、氏名，芊、祁为女子本人的姓。当时有同姓不婚的习俗，故称贵族女子的姓以示与夫家之姓有所区别。

周代实行宗法制，有大、小宗之别。一个氏的建立表示一个小宗从大宗（氏）分裂出来，另立门户。建立侯国要经周王认可，卿大夫立新家要得到君主允许，称之为“胙之土而命之氏”。

古人有个禁忌习俗，就是不能直呼皇帝、长辈、圣人的名字。写文章或书时，遇到与上述人物同名的文字，只好用其他文字或其他方法代替。这种习俗起源很早。根据公羊传年的记载，春秋年孔子著作的一个重要原则是“讳为尊者，亲为贤者”。后来经过长时间的适用，这种习俗不仅要求禁忌的场所越来越多，而且很多朝代的皇帝都规定了禁忌的范围和方法，使人们不得不遵守，否则会受到惩罚甚至斩首。于是，禁忌就成了一种法律，人们不得不高度重视。

比如秦始皇的名字叫嬴政，“正月”改成了“端月”；东汉光武帝名刘秀，“秀才”改为“冒菜”；唐太宗以民为名，唐人以“戴”字代“师”，以“”字代“民”，而“观世音”字略称“观音”，“民布”字改称“户布”。乾隆的圣旨里不允许有“五福”二字，是为了避开顺治皇帝福临的名字。有时候我们甚至要避开皇后的名字，比如吕后的山鸡。朝臣遇到野鸡，都要改成“野鸡”。另一个例子是唐代诗人杜甫，他的父亲名叫杜宪。杜甫为了避讳“仙”字，一生写诗，却从未在诗中使用过“仙”字。他妈妈叫海棠，杜集没有海棠诗，也没有妈妈的名字。再比如苏轼祖父的名字“许”，意思是“许”字是忌讳的，所以苏洵没有写“许”字，把写的地方改成了“殷”。苏洵的儿子苏轼也没有用“许”字代替。

那么，中国历史上有多少地址和人物因为忌讳而改名？从乐奎目前的情况来看，可谓数不胜数。下面挑选一些知名人士，和大家聊聊已经改名或者已经改名的地址和人物！

1滁州荆州

秦始皇的父亲名叫子楚，于是将楚国原来的疆域“楚”改为“荆”，滁州改为荆州，完整记载于史记秦始皇本纪年。这种法律有依据吗？原来“楚”是一种灌木的名字，在南方江汉谷的山区很常见。可以做柴火等用途，人离不开它。古有“楚”谓之“荆”。这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荆楚大地”。

广州周帆、广陵江都

据公元隋书地理志年的记载，为了避开皇帝的禁忌，几十个带有“广”字的城市名称被一下子改了，其中就包括广州，广州被改名为。此外，广饶县改为东海县，广安县改为延安县，广都县改为双流县，光华县改为河池县，广灵改为江都等。也许杨光的名声不太好，有些城市在未来又恢复了原来的名字。

3包括国家国家。

如果说只是回避了“广”字，那么在就要忌讳得多。他不仅回避“是”，甚至连看起来像“是”的“括”字也回避。卷二六云:“滁州，原名阔州，建立于唐德宗，因其名宜避，宜处士见星之异，故改滁州。今之俗误为‘处’之‘处’。”

4玄武门神武门

说起玄武门，我们第一反应是唐初为了继承权而发生的血淋淋的宫廷变故——玄武门政变。毫无疑问，这个大门开启了李世民的帝王生涯。影视古装剧中经常出现“玄武门”这个词。不是，在热门剧闻见后录第30集，周宁海告诉华妃，“皇上和皇后的护卫已经在玄武门外了。”但是这部电视剧里出现了“玄武门”这个词，在当时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康熙年间重修玄武门时，玄武门被改为神武门，因为叶璇二字是康熙皇帝叶璇名字的禁忌。雍正朝谁说“玄武门”，谁就是犯了大忌，应该严惩。

5和兴嘉兴

三国时，武黄龙三年，菰米在全县诞生。统治者以为嘉禾，于是改郡县名为和兴。后来孙权立三子孙鹤为太子，不仅避“和”字，而且谐音“和”，甄_传云：“五年正月，立其子何为太子，特赦令，改合兴为嘉兴。”

6淳化县正仪县蒙山县

唐宪宗和李淳也需要避免同音词。说，“丁伟，改贵州淳化县为华牧县；蒙准郡只是郡。”

北宋太平天国元年，宋太宗赵光义“浮光烛影”称帝，改正仪县为蒙山县。

然而，赵光义是合理的，允许同音异义词存在。将儋州宜川县改为宜川县，常州宜兴县，郴州宜章县改为戎州宜章县、宜宾县。

7衡山常山

汉文帝名叫刘恒。他做了皇帝以后，不仅把_娥改名为嫦娥，还把春秋战国时期齐国的右臣田横改名为田昌，把衡山改名为常山。

8建业建康

公元229年，三国大帝孙权建都今南京，改秣陵为建业。西太康三年，晋武帝司马燕改建业为建业。西建兴元年，之孙司马晔即位，即晋帝，因讳，改建业为建康。

至于建康后来怎么变成现在的“南京”，那是明朝的事。后来建康城改名江宁，中间又改回建康。朱元璋称帝时，称应天府。明太祖朱棣迁都北京后，将南京改名为“驻京”。南京的真实名称是在明英宗正统年间。

9孝昌县孝感县

在50年代期间，李，唐庄皇帝，即位。因为祖父名叫郭昶，他根据董永卖身埋父、范翔文北、孟宗哭笋等孝子惊天动地的故事，将孝昌县改为孝感县。现在湖北省孝感市下辖孝昌区。

10安康汉阴、遂安县广德县、宝安县东关县

在古代，不仅要避讳帝王、名人，还要避讳恶人，也就是我们所说的“避讳”。唐肃宗最看不起反派安禄山，恨他姓安，把当时所有的城名都换成了“安”字，所以一口气换了几十个城名。按第二卷三国志吴主传二，改安康为汉阴，安化为顺化，同安为桐城，遂安为广德，宝安为东莞，安昌为宜昌。有的不仅改原话，连谐音都改了。

11王昭君王明军

晋武帝司马燕取代魏后，追授其父为文帝。为避讳，当时的书籍会将“赵”改为“明”。有“赵、叶”的解释。所以中国四大美女之一的王昭君，出嫁于西汉，也被称为“明君”、“费明”。后人也用这个说法。比如杜甫七律旧唐书宪宗纪上有“万重岭谷近荆门，光夫人生于斯长于斯的村庄”这句话，而这个“费明”指的就是王昭君

12唐玄宗唐黄明

我们知道，皇帝死后会有庙号和谥号，但实际上很少有人因为自己的忌讳而称皇帝谥号。例如，梨园唐玄宗李隆基的庙号是玄宗，谥号是明。到了清代，因为禁止避讳唐康熙、唐玄宗的叶璇这个名字，所以常被称为唐黄明，这在当时是不得已而为之。

13王王充、韩济。

唐太宗称帝，改观音为观音，改称王，割据者

据说后人也因为上面的改名闹出了不少大笑话：唐代历史学家杜佑在举例年的王石崇中写“王充”，“师”字中间换了一个空格。唐人写说文解字，在韩擒虎写汉纪后加了一个空格。后人不知道这是抄写或临摹时忌讳所致，于是在刻书时擅自去掉了空格，成了

更有甚者，为避“虎”字，当时的习语“不入虎穴”改为“不入虎穴”，“画虎不画狗”改为“画龙不画狗”。“老虎”呢？只能叫“刀锋”！

刘知几刘志轩刘子源

唐代著名史学家刘知几在世时，因“己”字与唐玄宗的“己”字读音相同，其字在著作中被称为“”而非其名。但到了清朝，需要避讳康熙皇帝叶璇，所以刘知几在清朝改名为“刘子源”。这种变化给人们阅读古籍造成了很多障碍。

15快车快通

车是汉初韩信的幕僚，在韩信死后成为宰相的座上宾。据说东汉末年的蒯良、蒯越都是他的后代。在刘彻统治期间，他改名为蒯通。:“蒯通为武帝所讳。”石鼓注：“本名车，后世史家一直追书交流。”

16薛道元薛原沈雪

南齐大将薛道元，因避讳齐王萧道成的名讳，去掉了“道”字，只称薛原。然而，当它在唐朝从0755年到79000年被编辑时，它被重新命名为沈雪，因为它避免了唐高祖唐元的名字。

17齐桓公齐威公

北时期，因钦宗封为桓，在宋代改称齐威公。

从上面的例子中，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地址和字符在改名后一直在使用，有些随着时间的推移恢复到了原来的名字，有些两者都用。而且，除了安史之乱的“安”字是“忌讳”之外，其余的都是“忌讳”。“尊讳”是禁忌的主流。至于“忌讳”，大多是杀人不吉利的词，很少用在地名中。所以史书中很少有因为“忌讳”而改名的称呼或人物。

另外，古代也有很多人因为忌讳而改姓，最经典的就是秋。清朝雍正年间，因为推崇儒家思想和孔子思想，要求凡有“秋”字的书都要少写，姓秋的干脆改成“秋”字。同样，庄姓因避讳汉高祖刘庄而改为燕；姬姓改为周;在唐宪宗和春丽等地，傅春雨为避讳而改姓山雨。

因忌讳而改名，不仅涉及地名和人名，还涉及食物和水果。比如名扬豫时，山药改名为“薯药”，到了宋代，因名扬蜀，薯药改为沿用至今的名称：山药。再比如五代十国的国王钱云，他把石榴改成了“金樱桃”，因为“钱”和“石榴”谐音。与乾元同时代的杨行密占领扬州时，当地人怕得罪他，就把蜂蜜改成了蜂糖。如果在古籍中看到樱花或者蜂蜜，应该知道是石榴和蜂蜜。

[摘要]中国历史源远流长，“避讳”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一个独特的现象。中国古代的“避讳”，源自于原始社会时期古老的禁忌，雏形萌发于西周，经过岁月的积淀，逐渐转变为特有的“避讳”，并在历朝历代有着不同程度的侧重点，最终形成独有的中国“避讳”风俗。“避讳”的对象、范围、方式和规则都极其复杂。“避讳”风俗作为中国文化中一个独有现象，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来看，在当今中国社会仍然有很大影响力。

[关键词]避讳;禁忌;封建文化;传统文化

“避讳”的起源和形成原因

(1)“避讳”的含义

“避讳”是中国古代文化中一个特有的现象。“避讳”中的“讳”，就是指“回避不能说”的意思。为什么不能说呢因为在中国古代，或者说中国封建社会，君主或者尊者、长者为了维护甚至是神化自己的形象，提示自己的地位，要求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回避的内容，而且在古代社会，人们敬鬼神，他们认为直呼名讳是十分不吉利的，会带来不详之事，所以要用一些专门的词等等来代替，从而达到回避的目的。

所谓“避讳”，在现代，最直接的意思就是指为了回避某些事情或者某方面，有可能是物，也有可能是人。而在中国古代社会，主要是为了表示对君主或者长辈的尊敬，避免直呼其名，而用相同意义或是相同读音的字来代替，也有在其本字上进行修改，多写或少写一笔，由此来进行回避。通常情况下，需要“避讳”的就是君主和长辈的名字，其字或者号不用“避讳”。因此在中国古代，有时人们为了表达尊敬，尤其是文人雅士之间，常常互相称呼字或号，一般不直呼其名。

“避讳”这一现象出现的较早，但是“避讳”一词出现的较晚，直到汉代，王充在其著作《论衡》中第一次提出“避讳”一词，在这一时期，“避讳”主要有两个意思，一个就是我们最直观的理解，也就是“回避”的意思;其次就是规避君主、长辈等亲人的名讳。

(2)“避讳”的起源和形成原因

关于“避讳”风俗的起源和发展过程，大体说来，在中国古代社会中，“避讳”主要从原始禁忌发展而来，而在原始禁忌中，这种“避讳”主要由心理暗示发展而来。作为尊者，他们认为自己相对于其他人拥有较高的社会地位，那么作为自己代称的名字不应该随便出现在书面上和口语上，由此就成为“避讳”，继而成为一种避讳风俗。“避讳”从何而来，一般史学家们普遍认为“避讳”起源于周代，但真正形成制度是在秦代。“避讳是中国特有之风俗，源远而流长。《左传》、《礼记》、《孟子》等书就有避讳之记载，但在整个先秦时期发展很缓慢。秦统一六国之后，帝王的地位急剧提高，避讳才逐步兴盛起来。秦始皇第一次在全国实行统一的避讳。秦始皇名政，全国不得用政及其同音字，正月改称端月。”《尚书》则是最早有“避讳”相关记载的古籍文献，从这里我们就不难发现，“避讳”在中国的发展历程源远流长。

“避讳”起源于古老的原始禁忌。“在生产力水平低下、科学不发达的时代，语言往往被赋予一种超人的魔力，人们以为语言与自然现象之间存在着某种潜在的联系，语言可以给人类带来幸福或灾祸，语言禁忌遂源由此而生。有了禁忌，就要回避，于是出现了避讳。”这种原始禁忌在古人的社会生活中有着重要意义，它不仅仅是古人精神世界的升华与发展，更与现代社会中的法律有着异曲同工之效，禁忌在一定程度上起着规范社会秩序的作用。禁忌也是古人认识社会的方式，这是一种和我们现代思维完全不同的思维方式。在我们看来，一株花包括花的花瓣、茎、枝、叶等等，然而在古人看来，花瓣可能就代表了整株花，并且在古人的认知中，花本身也是有思想有精神世界的，而花瓣可能就相当于人的大脑，承载着花的精神。这么说来可能会有虚幻，但在古人的精神世界中，这是真是存在的。因为独特的思想方式才造就了独特的禁忌，他们认为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做了什么事会怎么样，亦或为了避免某件事的发生，要如何做，最终发展成为“避讳”风俗。

因我们一般认为原始禁忌来源于四个方面，一是对大自然的崇拜和畏惧，因为在原始社会，生产力水平低下，人们不能理解种种自然现象的产生，所以会产生原始的自然崇拜。其次是对欲望的克制。同样的在过去，人们认为欲望的产生是不好的现象，所以需要克制欲望，达到清心寡欲的状态。再次就是对宗教仪式的恪守，在原始社会乃至到后来的封建社会，禁忌总是与宗教有着很大联系。尤其是在原始社会，各种神灵、自然崇拜充斥，形成一整套规范的仪式，这些仪式规范着人们的生活、生产方式。最后就是对以往教训的总结，人们在生活生产活动中会犯错，这些错误有时会带来很严重的后果，古人为了避免再次出现这种状况，会总结生产、生活经验，从而在社会环境恶劣的原始社会更好地生活。

在中国古代社会，“避讳”最主要的承担者是帝王，也就是君主。作为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的最高权威，尤其是随着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的发展，君主的权威不断增强。一方面为了显示所谓的皇家权威，皇帝的名讳不可以随便出现在人们口语之中，这是对帝王的不敬，如果再上升到一个高度，帝王作为国家的代表，这是对国家的不敬。这在以儒家思想为正统社会主流思想的封建社会是不允许存在的。另一方面，中国古代社会，由于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限制以及科学发展水平的限制，社会上充斥着敬鬼神的思想，封建君主通常自幼接受儒家正统教育，他们的思想中也有着鬼神之说。封建君主在想着治理国家的同时，也会担心自己的王位是否稳固，除去外在原因，他们往往也会联想到一些“避讳”，认为自己的名讳不能随便出现，需要规避，否则是不吉利的，不利于统治国家，通俗一点说，就是担心自己的王位不保。

中国“避讳”风俗从形成到发展，总的说来是起源于周代，在秦朝正式成为一种制度，在唐宋之期尤为兴盛，而到了清代，随着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的进一步发展，统治者尤其看中“避讳”，使得避讳风俗进一步发展，更加完善。我们所熟知的“文字狱”也是“避讳”的一种，清代“文字狱”之重，对后世影响深远。到了现代，在人们的生活中仍然充斥着各种“避讳”，比如在沿海地带的渔民，他们一般比较“避讳”跟“翻”谐音的字词，认为这个读音会使他们在海上作业时翻船，带来生命危险。

四书：亦称四子书，即《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五经：《诗》、《书》、《礼》、《易》、《春秋》。指儒家经典。我觉得你要问的应该是儒家，墨家，道家，法家和兵家。儒家儒家的创始人是孔子，其理论的核心是“仁”，而体现仁的制度或行为的准则是“礼”。战国中期儒家学派的代表人物是孟子，孟子宣扬“仁政”，认为“民贵君轻”，主张“法先王”。儒家的代表人物还有荀子，他赞扬富国强兵的制度或政策，尤其赞扬秦国。墨家墨家学派创始人是墨子，他的主张和儒家是针锋相对的。他主张“尚贤”，反对世卿世禄制度，要求打破旧的等级观念；主张“非攻”，要求有一个安定的政治局面，反对互相侵犯；他提出“兼爱”的理论，对卑贱的人也要给予平等的地位，当然这在当时只能是一种幻想。道家道家学派的创始人是老子，反映他思想的书为《老子》，又名《道德经》。《老子》一书提出了祸福相依等朴素的辩证法观点。老子主张“无为而治”，倡导“小国寡民”的理想境界。道家在战国时期的代表人物是庄周，他著有《庄子》一书。庄子认为宇宙万物的本源叫做“道”。事物万变无常，没有什么是非标准；他还认为要想社会安定太平，除非把一切都毁灭，还说人生只是一场大梦。法家法家学派代表新兴地主阶级的利益。早期代表人物有李悝、吴起、商鞅、慎到、申不害等人，后期法家韩非是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理论集大成者。韩非出身于韩国的贵族家庭，《韩非子》一书是他总结前期法家思想的成果。韩非提出了“法”、“术”、“势”相结合的法治理论，认为“法”是根本，“术”是政治斗争的策略手段，“势”是君王的地位和权力，只有将这三者结合起来，才能建立起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韩非曾为秦所用，他的学说也成为秦代的官学，对秦始皇统一中国、巩固政权起了积极作用。兵家：兵家的鼻祖是春秋晚期的杰出军事家孙武，当时著名的兵书有《孙子兵法》《孙膑兵法》，兵家的代表有项羽龙且蒙恬章邯范增等。

代称法就是用另外一个名称替代本名称，以体现尊重和忌讳。历代君王在死后都要上庙号、谥号，就是为了不用其本名而用庙号、谥号称呼，以体现尊重。例如汉朝提到高祖，就是刘邦；提到世祖，就是刘秀，这是庙号。这种代称流传后世，连大臣、名士也都使用，例如包文正，指包拯；林和靖，指林逋。前者是包拯从朝廷得到的官谥，后者是林逋从民间得到的私谥。除了避名，还有讳象。例如忌讳死亡现象，就把君主的死亡叫做崩、薨，把尊者的死亡叫做逝、故，平民的死亡叫做殁、夭。忌讳生理排泄，而称为如厕、出恭。随着一些代称的普及，人们也觉得不雅，例如觉得大、小便不雅，改为“上洗手间”。

在阅读古籍时，必须了解那些常见的代称。例如“岐黄”代指医术，而实际来自于岐伯和黄帝的合称。黄帝又是轩辕氏的代称。在三皇五帝和夏商时代，似乎人们还没有形成避讳的习惯，所以黄帝只能算是轩辕氏的尊称。夏朝君王有太康、有少康，商朝君王有太丁、有沃丁，有中壬、有外壬，起名完全没有避讳。只有到了周朝，形成了完整的礼仪制度，开始有了避讳。姬昌谥号文王、姬发谥号武王、姬诵谥号成王、……推广到诸侯国，也有齐桓公、晋文公之代称，其实就是姜小白、姬重耳。

秦汉以来，为了避讳，代称越来越多。例如孔丘，他的代称就有仲尼（字）、夫子（尊称）、孔子（尊称）、至圣（尊号）、文宣王（封号）、大成至圣先师（封号）……明清以后，封建专制变本加厉，一些与帝王名姓冲突的物名、地名遭到篡改，甚至出现了不许杀猪（因明朝国姓朱，与猪同音）、因为“清风不识字，何故乱翻书”诗句掉脑袋的现象（因为被怀疑讥讽清王朝）。避讳现象走向了反人性、反理性的极端。 凡遇到需要避讳的字，就改用与之意义相同或相近的字，叫做改字法。所避之字称为讳字。改字之例，秦汉典籍常见。司马迁撰《史记》，为了避秦庄襄王子楚之名讳，遂改“楚”为“荆”。汉高祖刘邦，《汉书》为避其讳，遂改“邦”为“国”。至隋唐，改字之风日盛。如唐高祖名渊，故杨上善《太素》改 “太渊”(针灸穴位名)为“太泉”。唐高宗名治，故刘禹锡《刘宾客文集》卷六《鉴药》改“治身”为“理身”。不但字须改，甚至连偏旁也要避讳。唐太宗名世民，除了“世”改为“代”，从“世”之字亦改为从“曳”，故《太素》注文“飧泄”改作“飧洩”。到了宋代，避讳的范围更加扩大。不仅当代君主要避讳，而且中华民族始祖轩辕氏也在避讳之列。以后，又连及孔子、老子，其名字也要避讳。到了政和八年(公元1118年)，宋徽宗更把与皇帝相关的称号都当作避讳字来禁用：先是禁用“君”、“皇”、“圣”三字作为名字，而后又扩充到“不许以龙、天、君、玉、帝、上、圣、皇等字为名字”（见清·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卷七）。

避讳风气的变本加厉，又累及音同或音近的字。秦汉之前，避讳制度较为粗疏，礼制明文规定不讳嫌名。所谓不讳嫌名，是指可以不回避与君主或尊长的名字音同或相近的字。而六朝以后，避讳制度逐渐严格，连嫌名也须兼讳。如东晋简文帝名昱，故改“育阳县”为“云阳县”。唐高祖祖父名虎，唐修《晋书》称南朝梁·沈约先人沈浒为沈仲高。又据陆游《老学庵笔记》载，宋代田登做州官，自讳其名，州中皆谓“灯”为“火”。上元节放灯，州吏贴出榜文云：“本州依例放火三日。”民谚“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即本乎此。这些都是避嫌名的实例。 凡遇到需要避讳的字，就在原字基础上缺漏笔画，多为最后的一二笔，叫做缺笔法。这是产生于唐代的一种方式。

上述几种方法，在同一朝代也可以同时使用。例如清代医籍中，有把“玄参”、“玄明粉”等改称“元参”、“元明粉”的，也有把“玄”字写成缺笔的，并不一律对待。

遇到需要避讳时候，直接空字的情况并不常见，因为会给别人理解带来很大的麻烦。

所以一般都是采取少笔画或者改字代替。避讳当然是这一朝代所有的皇帝。所以为了让大家不会产生太严重的方便，越靠后的朝代，皇帝的名字都采用非常用字，有的有常用字，还会登基后改名。

不过需要提醒的是，一般人都会误会将年号当成避讳的对象，事实上，年号是不用避讳的，是专门用来代替皇帝称呼的。需要避讳的是皇帝的真正的名字。

举例来说，比如康熙，康熙是无需避讳的，避讳是玄烨二字。

明代没有“玄”字御讳，

比如唐玄宗，在明朝时就称唐玄宗，

清朝为避讳康熙之名（玄烨），故多称其为唐明皇。从此开始避“玄”字御讳

至于“在明朝的书上本该写玄，都改成了元”，这就更奇怪了，明朝为了避朱元璋的讳，将“元宝”都改称为“通宝”了；“元”字是一定要避讳的。

所以，这类书可能是明朝之后的再印刷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