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古籍放在塑料袋里能起到一定的保护作用，但是不建议放入花椒。

古籍纸张老化毁损的原因主要是由内外两个因素起作用。

内在因素由古籍生成的时候就决定了，取决于纸张原材料和生产工艺以及墨迹材料的耐久性和固着性。传统工艺生产的宣纸可以长期保存，在敦煌莫高窟就出土过的唐代经页已有上千年历史，上面的字迹清晰可辨，故有纸寿千年的说法。

而外在的因素主要是纸张曝露在常规大气中受到氧气、空气污染物、湿度变化、霉菌、灰尘、紫外线和虫、鼠的危害。

组成纸张的有机材料如纤维素，半纤维素，木质素会在空气中氧化。同时现在空气污染严重，二氧化硫和二氧化氮等污染物含量较高，这些气体遇到纸张中的水分发生化学反应生成酸，酸对纸张具有很强烈的毁坏作用，有专业文献提及，曝露在3级污染空气中的书籍只要10天，纸张耐折度就会发生严重的下降。

国外的最新研究资料指出，古籍库房中的VOCs对书籍也有负面影响。花椒作为一种带有挥发性油脂有机物，不排除会释放出VOCs。

收藏或保存古籍的目的主要是其具有很好的历史文化价值，收藏价值和经济价值，而要实现上述价值的前提是文献的保存要好，用收藏界的行话来说就是品相要好。

建议，有条件的情况下，找到档案馆或图书馆，由他们文保部门工作人员负责进行真空包装处理。采用真空包装技术来保存纸质档案资料，可以在包装内部形成低氧环境，大多数微生物因缺氧不能生存，化学物理变化也得到延缓；同时隔绝外部环境因素的影响，防止纸张和字迹曝露在常规大气中受到氧气、空气污染物、湿度变化、霉菌、灰尘、紫外线和虫、鼠的危害，延长纸质档案资料的保存寿命。



据网上搜索知：语言学是以人类语言为研究对象的学科，探索范围包括语言的性质、功能、结构、运用和历史发展，以及其他与语言有关的问题。

语言学研究的对象是客观存在的语言事实，包括现代的语言和古代的语言。例如对《诗经》的研究中，不但可了解古人如何运用文字，运用语言叙事抒情，还可了解到许多现在已经消失或者不常接触的植物名、动物名、生产生活方式、重要的祭祀活动等等；面对一个词语或者成语，除了现今的意思和用法，还可以知道其来源、典故等。事实证明语言学的研究是引领人们了解历史，思考未来语言发展的明灯。

学科交叉研究法是把多种学科引进语言学，把语言学引进别的学科的指导方法。即立足语言学，与其他学科多向交流，吸取其他学科的研究成果和分析方法。科际交流，尤其表现在方法的借鉴与习得上。这个方法的特点是多种方法的相互渗透和融合，如融会语言学上的共时描写法、历时分析法、社会学上的社会调查法、阶层分析法，以及其他学科的统计法、历史研究法等等。这一研究方法的领域十分广阔。

夏朝是中国最早的具有国家形态的王朝，这是国内绝大多数历史及考古学者们所主张或承认的，而外国的一些学者是不承认的，甚至有否定的。这是为什么？

中国学者主张夏朝曾存在过，其根据是古人留下来的历史文献 以及田野考古成果的辅助证明 。

有些人以为中国历史学家盲目迷信《史记》和司马迁。其实，在中国现存的 更 早 的 文献中绝大多数都提到了夏朝或 大 禹 ， 一般都是夏商周三代并列的。司马迁 只是综合已经存在文献而已。

例如，《尚书》有不少篇说到夏朝和商朝，周朝人确认夏、商是“受天命”的正统朝代。 其中 《周书》产生的年代 在 西周初年，距夏朝不过数百年。 稍 晚 一 些的《春秋左传》中，夏商周三代是并列的，且提到夏朝及《夏书》的地方极多。也直接提到了夏朝君王（夏朝时称为“后”，商周称为王，以后称皇帝）的名字，如启、相、皋、孔甲、桀等。

更多的例子就不举了。更重要的是田野考古的成果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支持中国古文献的记载。按照记载，夏朝是商朝以前的王朝，其中心区在豫西 、 晋南等地，建立了国家，建有宫室，曾铸鼎为国家重器等。豫西二里头遗址，按 14 C测定为3900至3600年之前，其时代恰在商之前，确实开始建立了相当不小的宫室 和 宗庙，及道路及排水体系，其青铜铸造技术已经比再早一些年代的文化有了很大进展，开始铸造鼎、爵等礼器 ， 这和夏朝铸鼎的历史记录是符合的。从这些考古可以相当肯定的说，那时确实到达青铜时代、进入了文明社会、出现了国家，和文献记载相当符合。

虽然还没有田野考古证据直接证明二里头遗址就是夏朝的都城，但是，从年代上看，它确实 是 夏朝时期的文明遗址，也就是说，它明确的证明了，在文献中记载的夏朝的年代，中原地区确实已经进入了青铜时代,有了国家的出现，即使二里头不是夏朝都城，夏朝都城文明也不应比它差，甚至有更高的发展。

这样，按理性的考虑，确证当时的王朝名称为夏，或暂时不能确证或否定这一点，已经没有原则的差别了。不称其为夏，而称为，比如，中国第一王朝，也没质的差别。

这样，承认这时的王朝就是夏朝，或是另一个王朝，就成为对于中国古代史书记载的相信度问题了。从前面所讲，对于古史中的记载，应有相当程度的相信 。 有些外国学者不承认夏的存在 ，是什么原因 ？ 并不是因为他们治学更严谨。他们对中国古籍是不熟悉的，且不熟悉就容易产生偏见；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们囿于其经验。　　

他们在研究埃及、美索不达米亚等古代文明曾取得了极大成绩，其研究的基础是考古成果，及乎没有可依据的历史文字记载，所能看到的只是一些神话传说。当他们转过来看东亚文明时，不熟悉浩如烟海的汉字文献，很自然的他们也会以同样的心态来对待上古历史研究。

比如在我们看来，甲骨文的发现的重要贡献之一是证实了中国历史文献中关于商文明的记载，而在欧美学者看来，殷墟的发掘发现了一个新文明——商文明。“证实”和“发现”两个词，表征了学者对待中国历史记录的态度的区别 。

把中国古史等同于西方古代神话传说，是不合适的。 在《左传》之类历史书中神话传说之类 的成分是很弱 的。当史官们站在宫庭中，把他认为该记的都记录下来 ，可能还经过学者的编辑 而形成《春秋》，然后人们给它再作说明的过程，和编造神话有着根本的不同。不承认这种不同，把中国历史记录看作和神话传说一类，只能走上错误的研究路线。当然，我们不能肯定这些历史记录的细节上都准确，但是，在大关节上，如夏商周并列为三代这在事，是不能乱说的。

二十世纪中国最伟大的国学大师王国维提出“二重证据法”，即考古成果和文献并重。这在中国上古史学研究中起到极大的积极作用。而欧美学者则只能有一重证据——考古。

欧美的学者们对于自己的观点，通常是要坚持到最后的。我在国外曾和物理 学 方面的学者有所接触，他们确是这样。这不是坏事，但是，如果原来的观点并不正确，我们当然没必要因为他们坚持就盲从。

所以，不要迷信所谓“主流”。作为主流学者，他们曾认为水稻是从印度传过来的，中国文字是埃及象形文字的后代，中国青铜器铸造技术是从中亚传过来的等，现在来看这些都是错误的。其原因也很简单，因为他们接触中华古文化时，他们对于北非中亚的古文明已经研究了很长时间了，满脑子都是西方考古成就，当时中国又没有足够的田野考古成果，他们对于中国古文献的又是那样生疏，掌握起来又是那样困难，所以，他们得到这样的结论并没有什么奇怪的。

他们有权力坚持自己的观点，有权不去 下功夫 研究中国古代典籍。我们却完全没有必要盲从。

但是，迷信盲从外国人的总是有的。 有人 就在 没有任何证据 条件下， 硬说夏朝的存在是周人为了推翻殷商师出有名而编造的。这种说法真有些滑稽。如果当初根本没有夏朝，周人 凭空 捏造一个夏朝来哄殷商人，一定会起反作用的，殷商人对自己祖先有没有取代夏朝而成为中原共主当然是知道的，捏造其历史只能弄巧成拙。

统观中国历史 ，一群人为 推翻一个王朝时 ，不会 拿它曾推翻更早的王朝为理由的 （除非冒充更早一朝皇族后裔）。 因为 ， 如果 以此为理由， 按逻辑说,新建立的王朝就应该把统治权交给前面被推翻的王朝的后裔。比如，如果周推翻殷商 的原因 是因为殷商曾推翻夏，那么周在推翻商后，就应把统治权交给夏人后裔才最合逻辑。这样的事是不会发生的，编造一个夏朝的存在也就没有了理由。

有人举出疑古学派大师顾颉刚为不承认夏朝存撑腰。顾颉刚在早期确曾怀疑过夏是否存的，后来修正了自己的观点，不但承认夏朝曾存在，而且还对夏朝的都城及疆域进行过研究。 不轻信古书，但是，但在有了新发现的考古成果后，能据其修正自己的观念，这才是大学者应有风范。

一、流失文物概况

英法侵略者究竟抢走了圆明园多少宝物，由于园内的陈设及其帐目都一并被抢毁一空，所以已永远无法说清。以下资料或许可藉以管中窥豹。

清室史料表明，圆明园内当时仅陈列和库存的欧洲各式大小钟表即达441件，劫后幸存的只有一件大钟。

事后查缴被土匪抢走和侵略军“委弃道途”的一部分失散物件即达1197件，这充其量只不过是园内物件的千分之一二。

据当时《泰晤士报》一则通讯称：“据估计，被劫掠和被破坏的财产，总值超过600万镑”。实际上，被英法侵略军抢走和破坏的物件，有很大一部分实属无价之宝。

二、流失文物介绍

1、十二兽首

圆明园十二生肖兽首铜像原为圆明园海晏堂外的喷泉的一部分，是清乾隆年间的红铜铸像。

兽首由驻华耶稣会教士郎世宁设计，他以兽头人身的十二生肖代表一天的二十四小时，每座铜像轮流喷水，蔚为奇观。

1860年，十二生肖兽首被英法联军掠夺后流落四方，其中牛首、猴首、虎首、猪首铜像已回归中国，收藏在保利艺术博物馆；马首铜像于2007年被澳门商人何鸿燊购得后捐献国家。

鼠首与兔首由法国皮诺家族无偿捐赠中国，入藏国博；截至2013年5月，据可靠消息龙首在台湾收藏；蛇首、鸡首、狗首、羊首则下落不明。

2、《骏骨图》

《骏骨图》是元代画家龚开创作的一幅纸本墨笔画，描绘了一匹饥肠辘辘的马，它瘦骨嶙峋，几乎抬不起头来，但仍可从其如炬目光中感受到不屈精神。

《骏骨图》右上角钤有“淳化轩图书珍秘宝”印和“淳化轩”朱文长方印，说明此画原藏于圆明园淳化轩内。

咸丰十年（1860年）英法联军劫掠圆明园，此画被人从圆明园掠出，后辗转到了日本，被阿部房次郎（1868—1937）家族收藏。

阿部房次郎是20世纪初日本的纺织业巨子，他深受当时关西汉学家内藤湖南（1866—1934）及长尾雨山（1864—1942）的影响，从日本和中国搜购书画。

1937年5月，阿部房次郎因病去世，临终嘱托家人其收藏来于社会，当归之社会。

1943年，其长子阿部孝次郎将160余件中国古代书画，捐赠给大阪市立美术馆，成为该馆早期的馆藏支柱。此画至今还保存在日本大阪市立美术馆。

3、圆明园四十景图

乾隆元年（1736年）正月，弘历即传旨如意馆画师冷枚：按康熙朝绘制的避暑山庄三十六景图，为圆明园各“殿宇处所”起稿分景画样。其后不久又改令唐岱、沈源二人绘画。

由沈源画房舍，唐岱画土山树石。后来周鲲等人也参与了这套“圆明园大册”的绘制。起初这套图仅绘了33景。

乾隆六年增入方壶胜境、蓬岛瑶台和慈云普护3图，乾隆九年九月又增入鸿慈永祜、汇芳书院、洞天深处和月地云居4图，从而最终成为《圆明园四十景图》。

因为圆明园所有建筑均已无存，《圆明园四十景图》便成为后人领略圆明园盛期风貌的最直观最形象的珍贵史料，也可以称之为国宝。

咸丰十年（1860年），英法联军劫掠焚毁圆明三园，《圆明园四十景图》被法军上校杜潘（Du Pin）所得。

杜潘在回到法国后分别于1862年2月26日、27日、28日和3月1日在杜鲁欧拍卖行举行专场拍卖，其中就有这套《圆明园四十景图》。

4、金瓯永固杯

“金瓯永固杯”寓意大清的疆土、政权永固。“金瓯永固杯”是清代皇帝每年元旦举行开笔仪式时专用的酒杯。杯口边铸有“金瓯永固”、“乾隆年制”篆书。

根据清“内务府活计档”记载，乾隆对“金瓯永固杯”的制作十分重视，不仅要领用内库的黄金、珍珠、宝石等珍贵材料，而且在制作过程中的每道工序之前都要先精细地画图样呈览，直至皇帝十分满意方可。

根据华莱士典藏博物馆馆方资料显示：这对“金瓯永固杯”为法军上校杜潘（Du Pin）于1860 年从圆明园获得（著名《圆明园四十景图》就是此人从圆明园掠夺走的）。

5、《虞山林壑图》

《虞山林壑图》盖有“淳化轩”和“淳化轩图书珍秘宝”两方印章，并被收录于《石渠宝笈续编》淳化轩，证明其为圆明园淳化轩旧藏。

咸丰十年（1860年）圆明园遭劫掠，流散民间。此画一度被浙江宁绍道台顾文彬的过云楼收藏，后又被上海大收藏家谭敬(1911-1991)得到。

上海解放前夕，谭敬带着书画去了香港，任香港华商总会理事。因驾车出了事故，吃了一场人命官司，因此入狱服刑。

释保后预备出走澳门，为筹备资金，把手边的真品、精品都卖了，得款合当时金价600两。

人民网——学者：法国枫丹白露宫收藏3万多件圆明园文物

——十二兽首

——圆明园

首发：5月24日《新华每日电讯》草地周刊 作者：新华每日电讯记者董振国、黄耀滕 红水河流域发现的一只铜鼓，鼓面虽被磨损，字迹仍清晰可见，已经历20代人传承，现藏在广西东兰铜鼓民间收藏馆。　新华社记者 张爱林 摄 「 ”天上星星多，地上铜鼓多；星星和铜鼓，给我们安乐。”广西壮族至今传唱着这首世代流传的铜鼓歌。 在广西，每逢重要节日庆典、婚丧嫁娶等活动，壮族、瑶族、侗族、水族等少数民族都要敲打铜鼓。 铜鼓是中国古代南方少数民族及东南亚地区最具代表性的文物，史学界有「 ”北鼎南鼓”之说。据中国古代铜鼓研究会原理事长蒋廷瑜介绍，在两千多年的发展历程中，铜鼓与当地各民族的社会、经济、文化生活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形成独特的铜鼓文化。 「 ”铜鼓是中国与东南亚文化交流最有说服力的证据之一，就目前所知，越南、泰国、老挝、缅甸、柬埔寨、印尼、马来西亚、新加坡、文莱9国都曾经铸造或使用过铜鼓，有的国家、有些民族至今还在使用铜鼓。”蒋廷瑜说。 东南亚铜鼓文化历史悠久，铜鼓上的太阳纹、鸟纹、羽人纹等主要纹饰与中国南方铜鼓的纹饰十分相似或相同，说明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民族很早就已经有了交流和往来。 在新中国成立前漫长的历史时期，拥有铜鼓往往是权势的象征。近几年，随着国家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视和保护，铜鼓文化再度兴盛。在广西、贵州等西南地区，很多人家开始购买铜鼓摆放家中，遇有重大节日、喜庆家事，纷纷敲响铜鼓；作为一种民族乐器，铜鼓也开始进入校园，陶冶学生的艺术素养。 广西东兰县巴畴乡巴英村，少数民族同胞扛着铜鼓前去参加「 ”蚂拐节”活动。 新华社记者 陆波岸 摄 中国与东南亚古文化的共同载体 缅甸铜鼓历史悠久。唐朝刘恂的《岭表录异》中记载：「 ”贞元中，骠国进乐有玉螺铜鼓。” 骠国是古代缅甸骠人所建。史料记载，公元802年，骠国王派遣王子率领使团到访中国，在长安用铜鼓献乐。著名诗人白居易还为此专门写了一首《骠国乐》：「 ”玉螺一吹椎髻耸，铜鼓千击文身踊。” 越南是仅次于中国的第二大铜鼓国。越南清化省东山文化遗址出土的铜鼓，被专家认为是越南最早的铜鼓。14世纪，越南汉字手抄本《越甸幽灵集》《岭南摭怪》等书中，就曾出现与铜鼓有关的神话传说。 14世纪泰国古老著作《三界经》也提到铜鼓：「 ”锣鼓宣天，法螺号响，金钟丁当，铜鼓冬冬。”阿瑜陀耶王朝初期，波隆摩·戴莱洛迦纳颁布的《宫廷法》又一次提到铜鼓，把铜鼓作为宫廷乐器之一。 东盟十国中，除了菲律宾外，其他9个国家都有铜鼓。中国的铜鼓和流传于东南亚国家的铜鼓，在造型、式样、纹饰等特征上，有着很高的相似性。 1979年，日本学者今村启尔在《东京大学考古学研究室研究纪要》上发表《关于先Ⅰ型铜鼓》一文，提出了「 ”先黑格尔Ⅰ型铜鼓”的命题，这类铜鼓就是中国学者分类为最早铜鼓的「 ”万家坝型铜鼓”，在越南和泰国都有发现。部分学者认为，越南早期东山铜鼓就是在中国万家坝铜鼓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 年已八旬的蒋廷瑜是广西兴安县人，从事铜鼓研究30余年。他曾先后几次赴越南考察，通过对比铜鼓的造型、纹饰，发现东山铜鼓与中国石寨山型铜鼓和冷水冲型铜鼓相似：「 ”越南早期的东山铜鼓受到了万家坝铜鼓的影响，与中国的石寨山型铜鼓并行发展，同中有异。晚期越南的东山铜鼓则反过来影响了中国铜鼓的发展，创造了新型的冷水冲型铜鼓。这种早期文明交流互相促进，让铜鼓文化达到了一个巅峰。” 国内外学者对铜鼓有不同的分类，但无论是越南的黄下鼓、广昌鼓、河内鼓，老挝的乌汶鼓，柬埔寨的马德望鼓、托斯塔鼓，缅甸的巴栖鼓，还是泰国的知府鼓，这些不同国家不同时期的铜鼓都与中国某个时期某一类型的铜鼓相似。 近年来，中国—东盟友好关系快速发展，双方经贸和人文往来不断加深。中国—东盟博览会永久落户南宁。中国西南少数民族和东盟国家少数民族在语言文化上的相通性，为促进中国—东盟关系的长足发展、加深经贸文化往来，提供了文化相似、民心相通的基础。而铜鼓文化很好地印证了，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文化通过相互借鉴，可以相互影响、相互促进，共同繁荣。 广西民族博物馆陈列的铜鼓。新华社记者 陆波岸 摄 通天神物的传说与图腾崇拜 越南的神话传说中提到，古代一位首领出征打仗时，夜梦山神，请求携带铜鼓随军助战，最后在铜鼓声助威下，取得了胜利。 壮族始祖称布洛陀。壮语中，「 ”布洛陀”意为「 ”山里的老人”或「 ”无事不知晓的老人”。在壮族先民的口头文学中，布洛陀是创世神和道德神。传说布洛陀有开天地、定万物、取火、开红水河、造谷物、造牛、教养家禽、造屋、射太阳的功绩。 铜鼓也是布洛陀造的。布洛陀开了天和地、造了人后，就在天上安了家，但有时他会从天上飞下来，倾听人间心声，看看人间缺少什么，再由他来创造。 有一次，地上的人们说：「 ”大地上样样都好，就是缺少星星。”布洛陀说：「 ”对呀，地上应该有自己的星星。”于是布洛陀带领人们用三色泥做模，采来孔雀石，砍来青钢柴，烧石炼铜。三天三夜后，炼造出了两端大中间小，一端封顶一端空的物件。封顶的一端有一颗又大又亮的星星，周围还有一些小星星。 布洛陀用拳头照着大星星一敲，发出了「 ”抛曼抛奔”的声音。布洛陀对人们说：「 ”这些东西叫阿冉，它们就是地上的星星。” 壮语的「 ”阿冉”即铜鼓，而「 ”抛曼抛奔”就是壮语「 ”保寨保村”的谐音。传说自此以后，壮族就有了铜鼓，铜鼓歌也在壮族中世代流传。 瑶族传说中，铜鼓是始祖密洛陀派他的儿子制造的。布依族传说中，铜鼓是祖先布杰为了让布依族的老人死后能上十二层天成仙，牺牲自己从天神那里讨来的。广西那坡的彝族传说，铜鼓是他们的祖先波罗和罗里芬铸造的，每逢农历四月初十彝族的跳弓节，节日里唱的诗经《铜鼓王》叙述了这对夫妇铸造铜鼓的经历。 「 ”各少数民族都把铜鼓作为通天的神器，他们认为铜鼓声可以沟通天上的神。”蒋廷瑜说，在一些用铜鼓的少数民族地区，外族人不能敲打铜鼓，甚至不能触摸，否则会被视为对神的不敬。铜鼓是神物，也常用来镇宅安居，或作为祭祀活动中不可或缺的神器。 在广西红水河两岸的东兰、巴马、天峨、南丹等地的壮族村寨中，每年大年初一到二月初二前后，都要举行「 ”青蛙节”祭祀活动，祈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 ”青蛙节”在当地又叫「 ”蚂拐节”，敲打铜鼓是祭祀活动中的重要环节。 冷水冲型铜鼓、灵山型铜鼓、北流型铜鼓和西盟型铜鼓，基本都有青蛙或牛马立体装饰物伏在鼓面上。在冷水冲型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遵义型铜鼓虽然没有青蛙，仍在纹饰上保有青蛙爪的痕迹。在壮族传说中，青蛙是雷神的儿女，是沟通人间与雷神的使者。「 ”青蛙节”上跳青蛙舞、唱青蛙歌时敲铜鼓就是要告诉天上的雷神，人们在祭祀青蛙，也在表达对雷神的尊敬。 在使用西盟型铜鼓的云南西盟佤族地区，传说铜鼓是由高山中修炼成精的一对青蛙夫妇所生的子女所造。铜鼓上铸上青蛙，是为了纪念已经修炼成人的青蛙祖先。铜鼓上除了青蛙、牛马等立体装饰物，还有些云雷纹装饰，反映了少数民族把铜鼓作为通天的神物，希望通过敲打铜鼓祈求天神保佑，风调雨顺、稻作丰收，铜鼓也因此成为红水河两岸稻作民族崇拜的图腾。 充满着神话传说的铜鼓，真正的发源地是哪里又是如何从起源地进行扩散传播的 两千多年历史的不断演化 「 ”铜鼓云屯，欣赏了，壮家文化。中心处，一轮皎日，光芒四射。肖像周天辰十二，云波层迭纹多寡。边缘上，成对伏青蛙，服牛马。径寻丈，壮而大;径咫尺，精而雅。也并非一律千篇如卦。东汉马援曾此见，道光年号界其下。细思量，当是盖窖藏，鼓非也。” 1963年3月，著名历史学家郭沫若在南宁参观广西博物馆的铜鼓展览后，惊叹于铜鼓形态各异、制造精美的艺术风格，有感而发，写下这首《满江红》。 正史中对铜鼓的最早记录，源自南北朝时期的史学家范晔的《后汉书·马援传》：「 ”援好骑，善别名马，于交阯得骆越铜鼓，乃铸为马式，还上之。” 云南楚雄万家坝古墓中，最珍贵的出土文物是5件铜鼓，经「 ”碳14”测定，这些铜鼓所在的墓葬距今已有2700年左右，意味着春秋战国时代，最早的铜鼓已经出现。 「 ”这就确定了云南楚雄是铜鼓的发源地，为铜鼓起源地的争论做了结论。”蒋廷瑜说。 蒋廷瑜师从于我国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1964年从北京大学考古专业毕业。他回忆起与铜鼓初次「 ”见面”的经历：1962年1月，苏秉琦带着学生们到中国历史博物馆参观，在边疆少数民族文化陈列部分，蒋廷瑜第一次见到了铜鼓，而那面铜鼓正好是广西岑溪出土，这让他感到亲切，也因此与铜鼓结下了不解之缘。研究铜鼓30多年，蒋廷瑜主编或参与编写的铜鼓研究著作就超过20本。 「 ”铜鼓最初是用来煮饭的锅。”蒋廷瑜认为，铜鼓是从铜釜演化而来。釜主要用于煮饭烧菜，古人饭后把它翻过来敲击，以获取具有一定音乐效果的声响。随着时间的推移，铜釜逐渐演变成专用的击打乐器。「 ”万家坝出土的铜鼓，底部有火烧的痕迹可以印证这个观点。” 铜鼓如何从云南传到范围如此广大的地区蒋廷瑜认为，铜鼓主要是沿着河流进行传播。 在地理上，贯穿广西全境的红水河发源于云南省东部曲靖市的马雄山，在广西境内有众多支流。红水河最大的支流北盘江则流经云南和贵州，贵州境内的支流还有桑郎河、蒙江等。红水河下游是柳江—黔江—浔江—西江，最后经珠江汇入大海。铜鼓的发源地云南楚雄万家坝位于龙川江支流青龙西岸，龙川江是长江上游金沙江的一级支流。这些河流的分布，与铜鼓在全国只有云南、广西、广东、海南、贵州、四川、重庆、湖南和湖北9个省份出现相符。 在广西左江两百多公里沿岸的部分岩壁上，目前发现了60余处大型壁画。据考证，这些壁画是两千多年前生息繁衍于此的壮族先民古骆越人留下的。最著名的是广西宁明县的花山岩画。其断崖高270余米，南北长350余米，所画图像有1300多个，画中有人、船、马以及铜鼓等形象。这些岩画很可能记录了古代击铜鼓赛江神的活动。 在漫长的传播过程中，铜鼓的造型、形态、纹饰等不断发生变化。其功能也逐渐由煮饭铜釜、击打乐器，发展成统治阶级权力和财富的象征，最后为少数民族首领或贵族所独有，变成礼器和祭祀对象。 「 ”铜鼓虽然发源于云南，但却是在广西得到了发展和兴盛。”蒋廷瑜说，无论从铜鼓发现的数量、铜鼓的分布范围、民间的收藏力度、现在使用铜鼓的频率、资料的丰富性等，广西无疑是全国乃至世界之最。 失传的工艺和千年铜鼓的「 ”新生” 「 ”美国、日本、英国、越南、老挝、泰国等国家都有人在做铜鼓研究。中国铜鼓研究有些后劲不足，年轻人对研究铜鼓兴趣不是很大。”蒋廷瑜对此颇有忧虑，曾经广泛流行于全国多省份的铜鼓，如今只有在广西的桂西北和云南、贵州部分地区仍在使用。 学界对铜鼓的研究，国外比国内起步早。真正用现代科学的方法系统研究铜鼓的是奥地利学者弗朗西·黑格尔。19世纪末，他在汉学家夏德的帮助下，研究中文古籍，结合维也纳博物馆收藏的铜鼓和资料完成了著作《东南亚古代金属鼓》。 在越南，也早有铜鼓研究，甚至和中国颇有渊源。在日本，铜鼓也引起一些学者的研究兴趣。蒋廷瑜说，1995年应邀在日本考察时，就在东京大学见到铜鼓收藏。日本东京东南亚学会还曾举办「 ”考古学与铜鼓研究”会议和「 ”地域学的铜鼓研究”专题分会。一个没有铜鼓流传，民间也没有使用铜鼓习俗的国家却主办了铜鼓研究会议，这让蒋廷瑜颇为感慨。 在国外学者对铜鼓研究如火如荼、争论不休的时候，上世纪30年代，部分中国学者才意识到对铜鼓进行收集和研究的必要。新中国成立后，铜鼓的研究和收藏才迈入全新的发展阶段。 「 ”铜鼓在清朝道光时期，特别是鸦片战争后基本停止铸造了，相应地铜鼓铸造技艺也慢慢失传。”蒋廷瑜说，铸造铜鼓的工艺，至今无任何历史文献记载。铸造铜鼓的遗址尚在，但却未留下任何铸造模具。 上世纪50年代末，由于大炼钢铁，一些存世铜鼓遭到毁坏或破坏，铜鼓数量急剧下降，加上制造工艺的失传，让这个少数民族文化「 ”活化石”面临很大危机。 2006年5月，壮族铜鼓习俗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壮族的「 ”青蛙节”、南丹白裤瑶的「 ”铜鼓舞”、布依族的「 ”铜鼓十二调”等与铜鼓有关的习俗和节日，相继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在民间铜鼓爱好者的反复试验之下，铜鼓铸造又迎来了「 ”新生”。如今在广西的东兰县和环江毛南族自治县，都出现了制造铜鼓的工厂。 「 ”现在我们东兰几乎每个村都有铜鼓，有时候是村民自己购买，有时候是整个村子凑钱买。”东兰传承民间铜鼓厂的创办人罗明经说，近些年买铜鼓人的越来越多。东兰、南丹等县，逢年过节或是开业庆典、红白喜事，又恢复了敲打铜鼓的习惯。「 ”去年单是在东兰县，就卖了500套铜鼓，如果算上卖到云南、贵州的，大概有2000套。”一套铜鼓 有4面不同音调的鼓，这是桂西北地区常用的铜鼓搭配。 「 ”春节的时候，我这儿的铜鼓都脱销了。”另一家铜鼓厂的创办人牙运永说，原来作为礼品的铜鼓，现在大都卖给村民自用。 牙运永用12面大铜鼓现场演奏了一段乐曲，声音洪亮而激越，古代先民们敲铜鼓或欢庆起舞或祭天祈祷的场景仿佛浮现在眼前，千年鼓声在历史的时空中回荡，经久不绝。 往期文章 监制：易艳刚 | 责编：张慧 | 校对：赵岑

祖冲之是世界上第一位将圆周率准确地推算到小数点后七位数值的科学家，并将这一纪录在世界上保持了一千年之久。

　　在祖冲之以前，我国在数学方面已经达到世界先进水平，涌现出许多杰出的数学家和优秀的数学著作。早在原始社会末期，“龙山文化”的陶器上已经出现了各种几何图案。商朝时期，已经开始在数学运算中采用十进位制，这是世界上最早的进位制，它的采用大大方便了数学计算。春秋时代成书的《周易》，是世界上第一本研究排列组合的书。到了战国时代，百家争鸣，数学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出现了运用至今的“九九”乘法口诀；在几何学方面，已普遍地运用尺规作图，从而促进了几何学的发展。同时，在诸子百家的著作中，也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数学理论。例如：墨家学派的经典《墨子》中，有不少地方涉及到几何学上的一些基本问题，对此它都准确地定义，其准确程度与古代西方流行的欧几里德的《几何原本》不相上下。道家学派所著的《庄子》中，提出了极限理论，其中的著名例证：“有一根一尺长的棍子，每天截其一半，那永远也截不完”，至今仍被讲解数列极限所经常引用。

　　到了秦汉魏晋之际，随着封建经济的巨大发展，与之密切相关的数学也有了长足的进步，涌现了一大批的数学著作和知名的数学家。其中最主要的著作有《周髀算经》、《九章算术》和《海岛算经》。《周髀算经》成书的年代不晚于公元前一世纪，作者已经不知道了，东汉著名数学家赵君卿为之作过注，其主要成就在于提出了著名的“勾股定理”及采取了较为复杂的分数运算等方面。《九章算术》的成书年代同《周髀算经》大约同时，最初的作者是谁也已不知道了，许多数学家都对此书进行过增订删补，如西汉数学家张苍、耿寿昌、许商、杜忠等，三国时期著名数学家刘徽为之作了注。这部著作集先秦、秦汉时期数学优秀成果之大成，对以后中国古代数学产生了非常深刻的影响。全书分为方田（主要是计算田亩的方法）、少广（主要是开平方和开立方的方法）、商功（主要是计算各种体积，解决筑城、兴修水利等建筑工程中的实际问题）、粟米（主要是计算各种粮食间的换算方法）、差分（主要是等级式的计算方法）、均输（主要是计算征收和运输粮食的方法）、盈虚（主要是统计有关生产收入的问题）、勾股（主要是勾股定理的实际运用方法）等九章，共二百四十六个问题及每个问题的解法。这部书从数学成就上看，首先应该提到的是：其中记载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分数四则运算和比例算法。另外，书中记载的开平方和开立方的方法，实际上就是求解一元二次方程；而为解方程而联立方程组的解法，比欧洲同类算法早出一千五百多年。书中还在世界数学史上第一次提出了负数概念和正负数的加减法运算法则。《九章算术》不仅在中国数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它的影响还远及国外，朝鲜、日本都曾把《九章算术》作为教科书，其中的某些计算方法，还传到了印度、阿拉伯和欧洲。

　　《海岛算经》的作者是三国时期的刘徽。在这部书中，他主要讲述了利用标杆进行两次、三次及至四次测量来解决各种测量数学的问题，其在此方面的造诣之深，远远超越了当时的西方数学家。而这种测量数学，正是地图学的数学基础。

　　除了以是三部著作外，较为重要的数学著作还有《孙子算经》、《五曹算经》、《夏侯阳算经》等。

　　祖冲之经过刻苦钻研，继承和发展了前辈科学家的优秀成果。他对于圆周率的研究，就是他对于我国乃至世界的一个突出贡献。祖冲之对圆周率数值的精确推算值，用他的名字被命名为“祖冲之圆周率”，简称“祖率”。

　　什么是圆周率呢？圆有它的圆周和圆心，从圆周任意一点到圆心的距离称为半径，半径加倍就是直径。直径是一条经过圆心的线段，圆周是一条弧线，弧线是直线的多少倍，在数学上叫做圆周率。简单说，圆周率就是圆的周长与它直径之间的比，它是一个常数，用希腊字母“π”来表示。在天文历法方面和生产实践当中，凡是牵涉到圆的一切问题，都要使用圆周率来推算。

　　如何正确地推求圆周率的数值，是世界数学史上的一个重要课题。我国古代数学家们对这个问题十分重视，研究也很早。在《周髀算经》和《九章算术》中就提出径一周三的古率，定圆周率为三，即圆周长是直径长的三倍。此后，经过历代数学家的相继探索，推算出的圆周率数值日益精确。西汉末年刘歆在为王莽设计制作圆形铜斛（一种量器）的过程中，发现直径为一、圆周为三的古率过于粗略，经过进一步的推算，求得圆周率的数值为31547。东汉著名科学家张衡推算出的圆周率值为3162。三国时，数学家王蕃推算出的圆周率数值为3155。魏晋之际的著名数学家刘徽在为《九章算术》作注时创立了新的推算圆周率的方法——割圆术。他设圆的半径为1，把圆周六等分，作圆的内接正六边形，用勾股定理求出这个内接正六边形的周长；然后依次作内接十二边形，二十四边形……，至圆内接一百九十二边形时，得出它的边长和为6282048，而圆内接正多边形的边数越多，它的边长就越接近圆的实际周长，所以此时圆周率的值为边长除以2，其近似值为314；并且说明这个数值比圆周率实际数值要小一些。在割圆术中，刘徽已经认识到了现代数学中的极限概念。他所创立的割圆木，是探求圆周率数值的过程中的重大突破。后人为纪念刘徽的这一功绩，把他求得的圆周率数值称为“徽率”或称“徽术”。

　　刘徽以后，探求圆周率有成就的学者，先后有南朝时代的何承天，皮延 314。以上的科学家都为圆周率的研究推算做出了很大贡献，可是和祖冲之的圆周率比较起来，就逊色多了。

　　祖冲之认为自秦汉以至魏晋的数百年中研究圆周率成绩最大的学者是刘徽，但并未达到精确的程度，于是他进一步精益钻研，去探求更精确的数值。它研究和计算的结果，证明圆周率应该在31415926和31415927之间； 来表示。他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把圆周率的准确数值计算到小数点以后七位数字的人。直到一千年后，这个记录才被阿拉伯数学家阿尔·卡西和法国数学家维叶特所打破。祖冲之提出的“密率”，也是直到一千年以后，才由德国 称之为“安托尼兹率”，还有别有用心的人说祖冲之圆周率是在明朝末年西方数学传入中国后伪造的。这是有意的捏造。记载祖冲之对圆周率研究情况的古籍是成书于唐代的史书《隋书》，而现传的《隋书》有元朝大德丙午年（公元1306年）的刊本，其中就有和其他现传版本一样的关于祖冲之圆周率的记载，事在明朝末年前三百余年。而且还有不少明朝之前的数学家在自己的著作中引用过祖冲之的圆周率，这些事实都证明了祖冲之在圆周率研究方面卓越的成就。

　　那么，祖冲之是如何取得这样重大的科学成就呢？可以肯定，他的成就是建立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之上的。从当时的数学水平来看，祖冲之很可能是继承了刘徽所创立和首先使用的割圆术，并且加以发展，因此获得了超越前人的重大成就。在前面，我们提到割圆术时已经知道了这样的结论：圆内接正n边形的边数越多，各边长的总和就越接近圆周的实际长度。但因为它是内接的，又不可能把边数增加到无限多，所以边长总和永远小于圆周。

　　祖冲之按照刘徽的割圆术之法，设了一个直径为一丈的圆，在圆内切割计算。当他切割到圆的内接一百九十二边形时，得到了“徽率”的数值。但他没有满足，继续切割，作了三百八十四边形、七百六十八边形……一直切割到二万四千五百七十六边形，依次求出每个内接正多边形的边长。最后求得直径为一丈的圆，它的圆周长度在三丈一尺四寸一分五厘九毫二秒七忽到三丈一尺四寸一分五厘九毫二秒六忽之间，上面的那些长度单位我们现在已不再通用，但换句话说：如果圆的直径为1，那么圆周小于31415927、大 大不到千万分之一，它们的提出，大大方便了计算和实际应用。

　　要作出这样精密的计算，是一项极为细致而艰巨的脑力劳动。我们知道，在祖冲之那个时代，算盘还未出现，人们普遍使用的计算工具叫算筹，它是一根根几寸长的方形或扁形的小棍子，有竹、木、铁、玉等各种材料制成。通过对算筹的不同摆法，来表示各种数目，叫做筹算法。如果计算数字的位数越多，所需要摆放的面积就越大。用算筹来计算不象用笔，笔算可以留在纸上，而筹算每计算完一次就得重新摆动以进行新的计算；只能用笔记下计算结果，而无法得到较为直观的图形与算式。因此只要一有差错，比如算筹被碰偏了或者计算中出现了错误，就只能从头开始。要求得祖冲之圆周率的数值，就需要对九位有效数字的小数进行加、减、乘、除和开方运算等十多个步骤的计算，而每个步骤都要反复进行十几次，开方运算有50次，最后计算出的数字达到小数点后十六、七位。今天，即使用算盘和纸笔来完成这些计算，也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让我们想一想，在一千五百多年前的南朝时代，一位中年人在昏暗的油灯下，手中不停地算呀、记呀，还要经常地重新摆放数以万计的算筹，这是一件多么艰辛的事情，而且还需要日复一日地重复这种状态，一个人要是没有极大的毅力，是绝对完不成这项工作的。

　　这一光辉成就，也充分反映了我国古代数学高度发展的水平。祖冲之，不仅受到中国人民的敬仰，同时也受到世界各国科学界人士的推崇。1960年，苏联科学家们在研究了月球背面的照片以后，用世界上一些最有贡献的科学家的名字，来命名那上面的山谷，其中有一座环形山被命名为“祖冲之环形山”。

　　祖冲之在圆周率方面的研究，有着积极的现实意义，适应了当时生产实践的需要。他亲自研究过度量衡，并用最新的圆周率成果修正古代的量器容积的计算。

　　古代有一种量器叫做“ （釜）”，一般的是一尺深，外形呈圆柱状，那这种量器的容积有多大呢？要想求出这个数值，就要用到圆周率。祖冲之利用他的研究，求出了精确的数值。他还重新计算了汉朝刘歆所造的“律嘉量”（另一种量器，与上面提到的 都是类似于现在我们所用的“升”等量器，但它们都是圆柱体。），由于刘歆所用的计算方法和圆周率数值都不够准确，所以他所得到的容积值与实际数值有出入。祖冲之找到他的错误所在，利用“祖率”校正了数值。

　　以后，人们制造量器时就采用了祖冲之的“祖率”数值。　古代人最早是从太阳，从阴历十五的月亮得到圆的概念的，那么是什么人作出第一个圆的呢？

　　18000年前的山顶洞人用一种尖状的石器来钻孔，一面钻不透，再从另一面钻。石器的尖是圆心，它的宽度的一半就是半径，这样以同一个半径和圆心一圈圈地转就可以钻出一个圆的孔。

　　到了陶器时代，许多陶器都是圆的。圆的陶器是将泥土放在一个转盘上制成的。

　　6000年前，半坡人就已经会造圆形的房顶了。

　　古代人还发现圆的木头滚着走比较省劲。后来他们在搬运重物时，就把几段圆木垫在重物的下面滚着走，这样就比扛着走省劲得多。

　　大约在6000年前，美索不达米亚人，做出了世界上第一个轮子——圆的木轮。约在4000年前，人们将圆的木轮固定在木架上，这就成了最初的车子。

　　会作圆并且真正了解圆的性质，却是在2000多年前，是由我国的墨子给出圆的概念的：

　　“一中同长也。”意思是说，圆有一个圆心，圆心到圆周的长都相等。这个定义比希腊数学家欧几里得给圆下定义要早100年。

中国是一个自古以来就特别关注天文的国家，《周易》写到：“仰以观天文，俯以察地理”，说明在很久的时候中国人就开始研究天文了。实际上远在更为久远的尧帝时期，中国就已经开始了，《尚书·尧典》记载到：

“乃命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分命羲仲，宅嵎夷，曰暘谷。寅宾出日，平秩东作。”

不过这些天文学大多是以偏文学性的表述，期间还加有一些神秘主义，由于这些天文学知识跟生产实践和“王权”结合在一起，表现出一种难以理解的高深莫测，很多人并不承认那时候中国天文学的发展，认为这些只是“迷信”而已。直到湖南古墓当中发现了一本千年奇书，经过研究，让全世界都对中国古代的科技水平产生了惊讶，西方专家直呼：这不可能！

湖南的马王堆汉墓，是大家周所周知的一座著名古墓。1972年到1974年，考古专家在这里先后发掘了3座西汉时期的古墓，这座古墓发掘出了许多震惊世界的文物成果，比如著名的马王堆女尸，孤本《战国纵横家》，还有《养生方》，这些都是曾经不曾有发现过的，为研究我国古代的文化、科学、技术提供了充分的一手资料。

不为人知的是，在马王堆当中还发现了一本算命的奇书，叫做《五星占》。对于未知和命运的研究，是人类亘古以来的追求和向往，古人也不例外。古代占卜有多种方式，比如用草作为媒介占卜，用龟壳作为媒介占卜，以牛角为媒介进行占卜等等。占卜它本身是一件迷信活动，但是占卜牵涉到的许多知识却是有着科学价值的。

比如这本8000字左右的《五星占》，1973年底考古学家从马王堆墓里发现，它被写在了布帛上，所以也称《马王堆帛书五星占》。《五星占》虽然名义上是一本用来算命的占卜书，但是它的主要内容却是依托天文而展开的，所以我们又可以称它是一本天文学著作。《五星占》记载的古代天文学知识完全超出了现代人对古代天文学知识水平的理解。

《五星占》给出的金星会合周期为5844天，比如今测量的数值只大了048日，误差仅仅万分之几而已；《五星占》给出的木星会合周期为377天，比起现在来的数据也只差了1天左右；同时它给出的恒星周期为30年，比如现在的观测值2946年也只差了054年。这些数据无论是相对古代还是相对近代都是让人震惊的，因为西方同样的研究达到这样的精度远远晚《五星占》的成书时期。所以西方专家直呼：这不可能！

不仅如此，《五星占》还大量的记载了和当时的史实相关的天文学现象，为后人了解当时的社会现象和科学水平都提供了大量的证据。书中记载了从秦始皇元年（也就是公元前246年）到汉文帝三年（也就是公元前177年）70年的木星、土星、金星运行位置，并且用列表的方式对之进行详细的记录。可见当时人对科学研究的执着，朝代换代了2次（周朝变为秦朝，秦朝变为汉朝），而这项科学研究却并没有停止，真是为古人的追求真理的精神感到震撼！

古典语言学起源于古代中国、古代印度和古代希腊。在公元前5世纪到公元17世纪的西方古典语言学研究中，定性研究占主导地位，实证研究比较少。此阶段，对语言的研究集中于对“词法和句法范围内的个体语言研究”[3]。在研究某些语言现象时，研究者的哲学理念和主观分析占主导地位。这些研究方法似乎缺乏科学性，但是正是这些哲学理念促进了语言学理论的发展，加深了人们对语言这个交际工具的了解。

最初的希腊语法是通过辩论产生的，在对语言进行详细的观察和描述后，他们把语言分成若干句子，然后把词归类，进而探讨了人和自然以及自然界和人类语言的关系。中世纪出现的思辨语法（speculative grammar ）开始对句法进行探讨，并对词类的功能进行了描写。

与此相呼应的是我国“语文学”研究阶段，此阶段的研究方法基本上是定性研究。“中国文学家所从事的考据学作为方法论的总原则，用训诂、勘校和资料收集整理的方法对语言和历史进行考核和例证的归纳，从中得出结论，就是我们今天讲的定性研究。”[4]古典语言学时期的研究方法以规定为主，在推导的科学性和合理性方面略有不足。

2 历史比较语言学时期的研究方法

经过古典语言学时期的积累，19世纪语言学研究进入历史语言学和比较语言学时期。19世纪蓬勃发展的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深深地影响了语言学研究。语言学研究不再局限于辩论以及对具体句法和词类功能的描写。受哲学，生物学和人类学的影响，语言学的研究方法逐步“科学化，非宗教化和理性化”[5]。他们试图找出语言的原始结构并且认为人类的语言与生物体一样，有其谱系发展历程。基于这样一种设想，历史比较方法是此时期语言学研究采用较多的方法。很多学者通过对语言的实地调查，搜集了大量资料；系统地研究一种语言的总体结构，而不是具体的几个句子或词汇，来与另一种语言进行比较。通过系统的比较同一种语言的历时发展以及不同语言之间的异同，画出了语言的谱系分类。在收集了诸多语言的语料基础上，对这些语料进行对比分类，区分出语言的基本类型。

3 现代语言学时期的语言学研究方法

现代语言学时期即指在语言学的发展历史上从索绪尔的普通语言学理论到乔姆斯基1957年转换生成语法提出这样一段时间。经过19世纪历史比较语言学的发展，语言学的发展有了自己的理论和方法论基础。1916年《普通语言学教程》的发表标志着现代语言学的开端，描写的方法开始在语言学研究中占统治地位。索绪尔之后的布拉格学派、哥本哈根学派以及美国结构主义学派秉承了结构主义语言学的衣钵，对语言进行了较为细致的研究。布拉格学派侧重于语言功能的研究，对语音和音位进行了详细的描述和归类；哥本哈根学派则侧重于语言结构间相互关系的研究；美国结构主义学派采用分布和描写的方法对语言的句子进行了详细切分和描写。

4 当代语言学时期的研究方法

1957年，乔姆斯基《句法结构》的发表标志着语言学的研究进入当代语言学时期。乔姆斯基认为对语言学的研究不能局限于语言的表层结构，而应该专注于其深层结构。乔姆斯基试图采用形式化的方法推导人类大脑语言的产生机制，语言学的研究开始和数学及生物学联系起来。

乔姆斯基一反传统的以归纳为主的研究方法，其对语言机制的研究以演绎为主，所有的研究不是为了描写而是为了解释。他要“通过研究人类语言为人脑的特定结构建立一个解释性的理论模型”[1,p9]。基于构建理论模型的需要，他提出若干转换规则，在此规则上，各种有标记特征的词进行转换和推导。“语言的词汇好像公理系统的初始元”[1,p9]而后在这些初始元的基础上进行演算，进而形成公理。

乔姆斯基的转换生成语法理论不仅充分使用了数学和生物学的术语，而且系统运用了数学和生物学的研究方法，使语言学的研究更加科学化。“乔姆斯基的具体研究方法主

要有：比较归纳法、理想化的方法、形式化的方法。”[6]比较归纳法（comparison）首先对语言体系中同一句法构建现象进行比较，然后进行归纳。例如首先对谈话者的语言进行观察，而后概括出最简规则。如乔姆斯基通过对语言的观察提出了短语结构规则、转换规则、语素音位规则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