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药”名称的来源。在我国古代典籍中，传统药物多以“药”“毒”或“毒药”称谓表述。“中药”一词，最早记载于《神农本草经》，将药物按有毒无毒分为上、中、下三品。其中，“中药一百二十种为臣，主养性以应人，无毒、有毒，斟酌其宜。欲遏病补虚羸者，本中经”。此处“中药”是一种药物分类术语，是相对“上药”和“下药”而言的，专指无毒或有毒，既能补虚又能祛邪的中品药物。

　　“中药”一词的广泛应用，与外来药物（尤其是西方药学）的输入直接相关。早期传入的外来药物对我国传统药学的影响并不大，而且很快被收入历代本草之中，并赋予了中医药理论体系的特有内涵，丰富和发展了我国传统药学。如《新修本草》8至少收载有27种药材不是中国出产；《海药本草》9收录药物所注的产地大都是外国地名。

　　随着17—18世纪我国西学东渐速度的加快，西方医药输入日益增多。由于中西药之间有明显的差异，为便于区分，人们逐渐把中国传统药物称为“中药”。如，在清代末期“医士”考试试卷中出现过“中药”称谓；近代名医张锡纯10的《医学衷中参西录》中明确提出了“中药”与“西药”的概念及其二者差异。云：“盖西医用药在局部，是重在病之标也；中医用药求原因，是重在病之本也。究之标本原宜兼顾，若遇难治之证，以西药治其标，以中药治其本，则奏效必捷，而临证亦确有把握矣”。

一、中药的发展历史是什么

中药在中国古籍中通称“本草”。

中国最早的一部中药学专著是汉代的《神农本草经》，唐代由 颁布的《新修本草》是世界上最早的药典。世称《唐本草》。

明代李时珍的《本草纲目》，总结了16世纪以前的药物经验，对后世药物学的发展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汉朝以前中药随着文字的出现，药物知识也有了文字记载。

商代金文已有“药”字。《说文解字》训释为：“治病草，从草，乐声。”

西周的《诗经》及《山海经》中已经记载了120多种药物的产地、效用和治疗性能。春秋战国时期的《五十二病方》已载方280余首，所用药物达240余种。

长期以来人们习惯将本草作为中药的代名词。 本草一词始见于《汉书·平帝纪》。

到了西汉晚期已有“本草”一词来指称药学专著。现存最早的药学专著是《神农本草经》。

虽托“神农”之名，实非出于一时一人之手。有考证最后成书不晚于东汉末年（公元2世纪）。

魏晋南北朝时期汉末以来医家应用的药物种类日渐增多，本草著作的数量和种类也大大增加。 晋代葛洪《抱朴子》曾首载草药一词。

重要的本草著作首推完成于公元500年、梁陶弘景所撰《本草经集注》。南朝刘宋时期雷敩著《炮炙论》，收录了300种药物的炮制方法，是中国的第一部炮制专著。

隋唐时期隋唐时期，南北统一，经济文化日渐繁荣，医药学也有较大发展。 唐显庆四年（公元659年）朝廷颁行了由李绩、苏敬等主持编纂的《新修本草》（又称《唐本草》）。

载药844种，本书的完成依赖了国家的行政力量和人力物力，是中国第一部药典性本草；比公元1542年欧洲纽伦堡药典早出800余年。并在日本古书《延喜式》还有“凡医生皆读苏敬新修本草”的记载。

金元时期张元素所写的《医学启源》介绍了脏腑诸病用药心法，奠定了脏腑辨证用药理论。他在《珍珠囊》、《脏腑标本寒热虚实用药式》、《洁古刺诸痛法》中均倡导中药归经学说。

后来，李东垣的《用药法象》与王好古的《汤液本草》都是探讨药性。 明朝时期伟大的医药学家李时珍（1518-1593年）历时27年编成《本草纲目》（全书52卷，约200万言，收药1892种，附图1100多幅，附方11000余首）。

中华民国中华民国（1912~1949年）的建立，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统治，但是中国仍未改变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性质。加之国家连年战争，社会动荡，经济衰退，致使中国科技发展缓慢而不平衡，远远落后于欧美、日本等，失去了16世纪以前中国在世界科技上普遍领先地位。

在西方科技文化大量涌入的情况下，出现了中西药并存的局面。与此相应，社会和医药界对传统的中国医药逐渐有了“中医”、中药”之称，对现代西方医药也因此逐渐称为“西医”、西药”。

由于 采取废止中医的政策，阻碍了中医药的发展，因而引发了中医药界的普遍抗争。 在学术医药工作者奋发进取，尽管困难重重，本草学或中药学仍然有所发展。

据不完全统计，现存民国时期的中药专著有260多种，大多体例新颖、类型多样、注重实用。由于它们的论述范围、体例、用语等与传统本草有所不同，或为了通俗的原因，一般都不以本草命名。

其间综合性中药著作和讲义较多，内容多数偏于临床实用。前者以蒋玉柏《中国药物学集成》较有代表性。

该书有总论、各论两大部分。总论概述了中药有关基本理论知识；各论按功效分类，分别记述了400余种药物的别名、气味、形状、功用、制法、有毒无毒、用量、禁忌、处方等。

其体例和内容与前者基本相似，但更简明实用。如秦伯未《药物学讲》，分为发散、利尿、理气、理血、温热、寒凉药等12类加以介绍，如张山雷《本草正义》，属于传统药论性质。

该书结合个人用药体验论述了中药的药性、功用以及鉴别、炮制、煎煮法等，有较好的影响。 属于传统的地方本草亦有多种，以肖步丹《岭南采药录》、高宗岳《泰山药物志》较有特色，也丰富了药物的品种。

食疗本草有较大的进步，大多内容丰富、实用。如秦伯未《饮食指南），以传统、简要为特点；杨志一、沈仲圭《食物疗病常识》、陆观豹《食用本草学》，则多为经验之谈。

其他方面，如经曹炳章据清末郑肖岩所撰《伪药条辨》补订而成的《增订伪药条辨》，载药110种，就产地、形态、气味、主治等以论述或比较，为辨识药物真伪优劣提供了宝贵经验。杨华亭《药物图考》，摘引本草文献，对药物品种作了科学的考证，并附有图谱，有很大的参考价值。

炮制制药方面，如杨叔澄《中国制药学》、周复生《增订药业指南》，有关内容均较切合实际。当时的中药学著作，除了传统的表述外，还产生了中西药汇通之作。

汇通派医药学家，利用自然科学和西方医药学的某些成果，补充表达中药的基源、成分、功效及其药理等，或以中西药理互为解说；其间深浅、得失参差不齐。 在各种著作中，以郭望《汉药新觉》、温敬修《最新实验药物学》及阮其烃、王一仁、董克仁的《本草经新注）等较有代表性。

鉴于此期中药数量众多、知识广泛，对中药的学习与传播已有诸多不便，故不仅便读、歌括一类中药入门书籍不少，而且新产生了中药辞书。其中影响较大的是1935年陈存仁编著的《中国药学大。

二、我国历史上哪些朝代中医药发展最快

根据历代王朝对民族文化和经济发展所采取措施的不同，中 医药学的发展也各有差异。

综合有关资料和史籍考证，我国中医 药发展最快、最兴旺的是隋唐至两宋。唐自统一中国后，疆域广 阔，百姓安乐，经济不断发展，尤其农业发展迅速，对外交流亦日 趋频繁，中医药事业也得到了全面发展，且各种医药著作和药物 品种不断增加。

如唐显庆四年（公元659年），由长孙无忌（后因 武后篡权，长孙皇后被贬，故改李绩）偕苏敬等22人负责编修的 《新修本草》（亦称唐本草）。当时由 发动全国各地征询药物 形色、功效、产地等，具送中央，经采用之后，在全国发行的，是最 完整的一部药学专著。

此外还出现了《食疗本草》、《蜀本草》、《本 草拾遗》等大批本草著作。这时全国已发现的药物约达1 500余 种。

宋朝亦由于上层 的重视，开国后不久即诏刘翰、马志等9 人编修了《开宝本草》，由官方颁行全国。其后，接着出现了 4种 本草著作，篇幅和内容都较前有所增加。

这时全国药物总数已发 展到2 400余种。可以说此时已是我国药典学发展最鼎盛的时期。

只是后来由于上层 的腐败，宋朝的国势日坏一日，整个中医 药事业也跟着走了下坡路。 。

三、中医发展史

中医有着悠久的历史。

早在远古时代，我们的祖先在与大自然作斗争中就创造了原始医学。人们在寻找食物的过程中，发现某些食物能减轻或消除某些病症，这就是发现和应用中药的起源；在烘火取暖的基础上，发现用兽皮、树皮包上烧热的石块或沙土作局部取暖可消除某些病痛，通过反复实践和改进，逐渐产生了热熨法和灸法；在使用石器作为生产工具的过程中，发现人体某一部位受到刺伤后反能解除另一部位的病痛，从而创造了运用砭石、骨针治疗的方法，并在此基础上，逐渐发展为针刺疗法，进而形成了经络学说。

中医理论主要来源于对实践的总结，并在实践中不断得到充实和发展。早在两千多年前，中国现存最早的中医理论专著《黄帝内经》问世。

该书系统总结了在此之前的治疗经验和医学理论，结合当时的其他自然科学成就，运用朴素的唯物论和辨证法思想，对人体的解剖、生理、病理以及疾病的诊断、治疗与预防，做了比较全面的阐述，初步奠定了中医学的理论基础。《难经》是一部与《黄帝内经》相媲美的古典医籍，成书于汉之前，相传系秦越人所著。

其内容亦包括生理、病理、诊断、治疗等各方面，补充了《黄帝内经》之不足。 秦汉以来，内外交通日渐发达，少数民族地区的犀角、琥珀、羚羊角、麝香，以及南海的龙眼、荔枝核等，渐为内地医家所采用。

东南亚等地的药材也不断进入中国，从而丰富人们的药材知识。《神农本草经》就是当时流传下来的、中国现存最早的药物学专著。

它总结了汉以前人们的药物知识，载药365种，并记述了君、臣、佐、使、七情和合、四气五味等药物学理论。长期临床实践和现代科学研究证明：该书所载药效大多是正确的，如麻黄治喘，黄连治痢，海藻治瘿等。

公元三世纪，东汉著名医家张仲景在深入钻研《素问》、《针经》、《难经》等古典医籍的基础上，广泛采集众人的有效药方，并结合自己的临床经验，著成《伤寒杂病论》。该书以六经辨伤寒，以脏腑辨杂病，确立了中医学辨证施治的理论体系与治疗原则，为临床医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后世又将该书分为《伤寒论》和《金匮要略》。其中，《伤寒论》载方113首（实为112首，因其中的禹余粮丸有方无药），《金匮要略》载方262首，除去重复，两书实收剂269首，基本上概括了临床各科的常用方剂，被誉为“方书之祖”。

西晋医家皇甫谧（公元215~282）将《素问》、《针经》、《明堂孔穴针灸治要》三书的基本内容，进行重新归类编排，撰成《针灸甲乙经》12卷，128篇。该书为中国现存最早的一部针灸专书，其内容包括脏腑、经络、腧穴、病机、诊断、针刺手法、刺禁、腧穴主治等。

书中经过考查确定了当时的腧穴总数和穴位349个（包括单穴49个，双穴300个），论述了各部穴位的适应证与禁忌，总结了操作手法等，对世界针灸医学影响很大。公元701年日本 制定医药职令时规定，本书为医学士必修书。

公元610年，巢元方等人集体编写的《诸病源候论》，是中国现存最早的病因证候学专著。全书共50卷，分67门，载列证候1,700余条，分别论述了内、外、妇、儿、五官等各疾病的病因病理和症状。

其中对一些疾病的病因及发病原理已描述得比较详尽而科学。例如：对某些寄生虫的感染，已明确指出与饮食有关；认为绦虫病系吃不熟的肉类所致。

书中还记载了肠吻合术、人工流产、拔牙等手术，说明当时的外科手术已达到较高水平。隋唐时期，由于政治统一，经济文化繁荣，内外交通发达，外来药物日益增多，用药经验不断丰富，对药物学成就进一步总结已成为当时的客观需要。

公元657年唐 组织苏敬等二十余人集体编修本草，于公元659年完稿，名为《唐·新修本草》（又名《唐本草》）。这是中国古代由 颁行的第一部药典，也是世界上最早的国家药典。

它比欧州纽伦堡 公元1542年颁行的《纽伦堡药典》早883年。该书共54卷，包括本草、药图、图经三部分，载药850种，在国外影响较大。

公元713年，日本官方就以此书的传抄本规定为学医的必读课本。 唐代医家孙思邈（公元581~682）集毕生之精力，著成《备急千金要方》、《千金翼方》。

其中，《千金要方》分为30卷，合方论5,300首；《千金翼方》亦30卷，载方2,571首。二书还对临床各科、针灸、食疗、预防、养生等均有论述。

尤其在营养缺乏性疾病防治方面，成就突出。如认为瘿病（指甲状腺肿类疾病）是因人们久居山区，长期饮用一种不好的水所致，劝告人们不要久居这些地方；对夜盲病人，采用动物肝脏治疗等。

公元752年，王焘著成《外台秘要》，全书共40卷，1,104门（据今核实为1,048门），载方6,000余首，可谓集唐以前方书之大成。 宋代对中医教育比较重视。

宋 设立“太医局”，作为培养中医人材的最高机构。学生所学课程包括《素问》、《难经》、《伤寒论》和《诸病源候论》等。

教学方法也有很大改进，如针灸医官王惟一曾设计铸造铜人两具（公元1026年），精细刻制了十二经脉和354个穴位，作为针灸教学和考试医师之用。考试时，试官将铜人穴位注水，外用蜡封。

受试者如取穴正确，可针进水出。是这中国医学教育事业的。

四、中草药的历史文化

中药文化 底蕴丰富 说到中国的药文化，由于它有着数千年的悠久历史，所以其底蕴十分丰富。

然而，无论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对其丰富的文化内涵缺乏全面深刻的理解，故而导致某些误识。其根本原因就在于长期以来，我们对药文化的研究与宣传，力度很不够，长此以往，无疑对中药事业的继承、发展与推广是十分不利的。

这里，择其要者，略加论述，以飨读者。 有人说中药就是树皮，草根，这话说对了一部分。

中药离不开树皮，草根，如苦楝根皮，牡丹皮，茜草根，白茅根等均是中药，但不是所有的树皮，草根都是中药；中药主要起源于中国，除了植物药以外，动物药如蛇胆，熊胆，五步蛇，鹿茸，鹿角等，介壳类如珍珠，海蛤壳，矿物类如龙骨，磁石等，都是用来治病的中药。少数中药源于外国，如西洋参。

目前，随着对中药资源的开发和研究，许多民间药物也归入中药的范畴。所以，中药是以中医理论为基础，用于防治疾病的植物，动物矿物及其加工品，不论产于中国，外国均称中药。

中药有着独特的理论体系和应用形式，充分反映了我国自然资源及历史，文化等方面的特点。 其一，毒药非“毒” 追溯到远古神农时代，《淮南子·修务训》中这样记载：“神农……尝百草之滋味，水泉之甘苦，令民知所避就。

当此之时，一日而遇七十二毒。”由此，古代把所有治病的药物泛称“毒药”。

《素问·异法方宜论》说：“其病生于内，其治宜毒药。”在古人看来，是药三分毒，实际上是指药物的特性；后来才用以专指毒性较大的药物。

《医学问答》对此有解释：“夫药本毒药，故神农辨百草谓之‘尝毒'。药之治病，无非以毒拔毒，以毒解毒。”

医圣张仲景更有精辟之论：“药，谓草、木、虫、鱼、禽、兽之类，以能治病，皆谓之毒”，“大凡可避邪安正者，均可称之为毒药。”神农一日而遇七十二毒，是说他一日之中，辨别了 70余种药物的特性。

药之特性，用对了可以治病救人，用错了就会伤人害命。对中药，一言以敝之，就是用毒药治病。

神农尝百草的本草，是一种勇于探索的伟大义举，是一种舍生忘死的高尚行为。无怪对起步于先秦、成书于东汉、历经几百年、融汇了几代医药学家的辛勤劳动与智慧的第一部中药学巨著，作者们宁肯要隐去自己的姓名，而冠以“神农”之名——《神农本草经》，除了受托古之风的影响之外，恐怕也是对这位中华民族药物学的圣祖的一种纪念吧 ！ 由此不难看出，“毒药”一词的丰富文化内涵。

正是这毒药，为中华民族的繁衍生息、疗病保健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其二，四气疗疾 中药有“气”，“气”是什么？它能治病？我们的回答都是肯定的。

在《神农本草经》中说：“药又有寒、热、温、凉四气。” “疗寒以热药，疗热以寒药。”

药之“四气”便由此而来。中医药理论中说到“气”，居然有 27个义项。

这个“气”，不是 我们日常生活中的概念，而是特指“药性”。我们的先祖用寒、热、温、凉来诠释药的特性，比“毒”要具体、科学多了，这中药的补，不仅内容丰富，而且别具文化情趣。

有补气、补心、补血、补肾、补脾、补肝、补肺、补阴、补阳等等，与之相应的 方药有“补心丹、补肝散、补肺散、四物汤、归脾汤、补阴丸、补血荣筋丸、补中益气汤、四君子汤、杞菊地黄丸、六味地黄丸、百合固金汤、补阳还五汤、补肾磁石丸、补肺阿胶汤等等，有以上功能的单味药，不下数十种，举不胜举。此类补法多是补脏气。

这个“补”，是调理、增强的意思；这个“气”，是指生理功能，即用药物来调理增强五脏六腑的生理功能，使之发挥正常作用，充分体现中药对人体功能器官治本的作用。《神农本草经》中把药分为上、中、下三品 （即“类”），并说：“上药养命，中药养性，下药治病。”

又说：“上药……为君，主养命以应天”，“中药……为臣，主养性以应人”，“下药……为佐使，主治病以应地”。 所谓养命、养性，都是突出了中药调养人体的功效，从而保证机体、各个器官组织的功能正常，这就是许多人信奉中药的原因之一。

是中药学的进步，也是它的特色，这其中也充满了文化意味。中药的这种特性，被一一体现在每一味药中，因为它对于疗疾治病十分重要。

对于寒病就要用热性药，对于热病就要用寒性药，这里药性与病性是相逆的，所谓相反相成，这就是药文化的一种具体表现。若非如此，如果“以热益热 （用热药治热病，下句仿此），以寒增寒”，就会导致“精气内伤，不见（现）于外”，这是治疗上的严重失误 （《汉书·艺文志·文技略》）。

孙思邈在《大医精诚》中严肃地批判了那些“寒而冷之（是寒病，却用寒使病症更寒，下句仿此 ），热而温之”的医生，“是重加（即加重）其病”，必导致死亡。中医药学上称这种用药方法为“正治”，即常规治法。

还用一种“反治”，将在本文“其五”中有述。由此可见，运用药的“四气”来治病，是多么重要，许多服用过中药的人，或许对此知之甚少。

其三，药补趣话。 此外，还有味补。

《神农本草经》中说：“药有酸、咸、甘、苦、辛五味”。这五味对人体有何作用呢？在《素问·宣明五气篇》中讲得明白：“五味所入 （即进的器。

五、中医的起源及发展历程

原始社会人们观察周围生活环境，为了生存通过长期和疾病做斗争，总结了丰富的经验。

在战国时期百家争鸣，医家广泛吸取了百家之长，为治疗疾病所用，产生了大量理论书籍。医书因不会对统治者统治造成影响而被大量保存，但秦汉时期战争和汉朝统治者推行迷信进行思想控制，印刷技术限制，大量医书失传。

隋唐时期中医得到了长足发展。宋金元时期由于战争医书又大量失传，仅《黄帝内经》在宋朝就两度失传，后经多方努力在四川找到孤本才得以重新问世。

但由于战争外伤，脾胃等理论得以长足发展，元明清时期，瘟疫流行，温病学得到了长足发展。新中国成立后在党和国家***的关切下，中医书籍被重新整理，装订，改编，并大量印刷，各国热爱中医人士共同努力，中医理论引入现代科学技术进行深入研究，为中医发展有着巨大推动作用。

现在欧洲许多医学院都把中医理论作为必修课。未来中西医结合治疗疾病将是大趋势，人类最终能战胜疾病。

六、中药的历史有哪些资料

中药文化 底蕴丰富

说到中国的药文化，由于它有着数千年的悠久历史，所以其底蕴十分丰富。然而，无论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对其丰富的文化内涵缺乏全面深刻的理解，故而导致某些误识。其根本原因就在于长期以来，我们对药文化的研究与宣传，力度很不够，长此以往，无疑对中药事业的继承、发展与推广是十分不利的。中药在中国古籍中通称“本草”。我国最早的一部中药学专著是汉代的《神农本草经》，唐代由 颁布的《新修本草》是世界上最早的药典。明代李时珍的《本草纲目》，总结了16世纪以前的药物经验，对后世药物学的发展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编辑本段]概述

中药是在西方医学传入我国以后，人们对我国传统医药学的称呼，是与西医相对而言的。

中药按加工工艺分为中成药、中药材。中药主要起源于中国，除了植物药以外，动物药如蛇胆，熊胆，五步蛇，鹿茸，鹿角等；介壳类如珍珠，海蛤壳；矿物类如龙骨，磁石等都是用来治病的中药。少数中药源于外国，如西洋参。

目前，随着对中药资源的开发和研究，许多民间药物也归入中药的范畴。所以，中药是以中医理论为基础，用于防治疾病的植物，动物矿物及其加工品，不论产于中国，外国均称中药。中药有着独特的理论体系和应用形式，充分反映了我国自然资源及历史，文化等方面的特点。

[编辑本段]中药经典著作

《黄帝内经》《神农本草经》《本草纲目》本草纲目图书

本草纲目，吴普本草，本草经集注，本草衍义，汤液本草，饮膳正要，滇南本草，本草品汇精要，本草蒙筌，本草乘雅半偈，本草备要，

本经逢原，本草经解，本草从新，本草纲目拾遗，本草求真，本草述钩元，食鉴本草，本草撮要，本草择要纲目，得配本草，本草害利，本草分经，要药分剂，珍珠囊补遗药性赋。

七、中国医药发展历史

药行业与人的生命密切相关，只要生命不息，医药行业的发展就永不停止。由于人类在生存发展的过程中不断出现疑难顽症，促使医药业不断进行科学技术研究。因此，医药行业是一个不断向前的朝阳行业，永远没有成熟期；同时也是高技术、高投资、高风险、高收益的行业。

据测算，医疗保健产品的需求弹性系数为137，即生活水平提高1 个百分点，医疗消费水平增加137个百分点。

可见医疗消费水平的增长速度高于居民生活水平的增长速度。医药产品是直接面向消费者的终极产品，通过医院或医药商店转移到消费者手中，马上进入消费领域，因而直接受到居民医疗保健需要的影响，也即居民生活水准的提高会很快体现在对医药保健品需求的提高上，而且后者的提高大于前者，近两三年来保健品市场的迅速扩大即是一个例子。

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人口总数占全球的20%，预计到2000年中国人口将增长到13亿，2010年则将达到14亿；人口的自然增长和社会的逐步老龄化，使医药的需求量增大。特别是占80%的农村人口，目前仅享有20%的医疗卫生和药品资源，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和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的医疗保健意识不断增强，使农村医药市场具有根强的扩张潜力。从人均水平看，我国居民的医药消费水平仍处低位。1994年我国人均用药7美元，仅为日本的16%，法国的22%， 美国的23%，也远不及波兰、墨西哥、南非等国，在世界上处于低下水平，因此， 我国医药市场的增长速度必定高于国际医药市场的增长速度，尤其是随着居民医疗保健知识的丰富和医药商业的发展，市场对非处方药的需求会有很大增长。这是我国医药行业能够持续发展的基本背景。

广义的医药行业涉及化学药品、中（成）药、医疗器械、卫生材料、医药商贸等，在本文中所讨论的医药行业和上市公司主要指生产药品（包括中西药）的企业。

黄帝内经》

《黄帝内经》是我国传统医学四大经典著作之一（《黄帝内经》、《伤寒论》、《金匮要略》、《温病条辨》），也是第一部冠以中华民族先祖“黄帝”之名的传世巨著,是我国医学宝库中现存成书最早的一部医学典籍。是研究人的生理学、病理学、诊断学、治疗原则和药物学的医学巨著。在理论上建立了中医学上的“阴阳五行学说”、“脉象学说”“藏象学说”、“经络学说”、“病因学说”“病机学说”、“病症”、“诊法”、论治及“养生学”、“运气学”等学说。其医学理论是建立在我国古代哲学理论的基础之上的，反映了我国古代朴素主义辨证思想。

《黄帝内经》成书于大约2000年前的秦汉时期, 她的博大精深的科学阐述，不仅涉及医学，而且包罗天文学、地理学、哲学、人类学、社会学、军事学、数学、生态学等各项人类所获的科学成就。令人颇感惊讶的是，中华先祖们在《内经》里的一些深奥精辟的阐述，虽然早在2000年前，却揭示了许多现代科学正试图证实的与将要证实的成就。中国古代最著名的大医家张仲景、华佗、孙思邈、李时珍等均深受《内经》思想的熏陶和影响，无不刻苦研读之， 深得其精要，而终成我国历史上的一代名医。

《黄帝内经》作为祖国传统医学的理论思想基础及精髓，在中华民族近二千年繁衍生息的漫漫历史长河中，它的医学主导作用及贡献功不可没。 试想，大略700年前，欧洲鼠疫暴发， 有四分之一的欧洲人失去了宝贵的生命，而中国近两千年的历史中虽也有瘟疫流行， 但从未有过象欧洲一样惨痛的记录，中医药及《内经》的作用由此可以充分展示。所以说，中华民族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民族！中华文化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文化！我们每一位龙的传人都应为我们伟大的祖国医学而感到骄傲，为我们的杰出的祖先而感到自豪，并为沉睡了两百年的祖国中医的现代化及世界化而做一些诚挚的努力, 因为仅有极少数人的努力是不足以推动这个伟大的事业的！可以预见，只有当伟大的中医真正复兴的那一天才将是整个中华民族真正意义上复兴的那一天！

《黄帝内经》简称《内经》，原书18卷。其中9卷名《素问》；另外9卷无书名，汉晋时被称为《九卷》或《针经》，唐以后被称为《灵枢》，非一人一时之作，主要部分形成于战国至东汉时期。每部分各为81篇，共162篇《素问》主要论述了自然界变化的规律、人与自然的关系等；《灵枢》的核心内容`为脏腑经络学说。

《素问》，在汉魂、六朝、隋唐各代皆有不同传本。为张仲景、王叔和、孙思邈、王焘等在其著作中所引用。主要有：（1）齐梁间（公元6世纪）全元起注本，是最早的注本，但当时其中的第六卷已亡佚，实际只有八卷。这个传本先后被唐·王冰、宋·林亿等所引用，至南宋以后失传。（2）唐、王冰注本，唐·宝应元年（762），王冰以全元起注本为底本注《素问》，将已亡佚的第七卷，以自称得自其师秘藏的七篇“大论”补入，到北宋·嘉佑·治平（1057～1067）年间，设校正医书局，林亿等人在王冰注本的基础上进行校勘，定名为《重广补注黄帝内经素问》，雕版刊行，而定型。

《灵枢》，亦称《九卷》、《针经》、《九灵》、《九墟》等。汉魏以后，由于长期抄传出现多种不同名称的传本。唐·王冰所引用古本《针经》传本佚文与古本《灵枢》传本佚文基本相同，说明为一共同的祖本。但与南宋史崧发现的《灵枢》传本（即现存《灵枢》传本）则不尽相同。史载北宋有高丽献《针经》镂版刊行，今无书可证。至南宋初期。《灵枢》和《针经》各种传本均失传。绍兴二十五年（1155），史崧半其家藏《灵枢》九卷八十一篇重新校正，扩展为二十四卷，附加音释，镂版刊行。至此，《灵枢》传本基本定型，取代各种传本，而一再印行，流传至今。

《难经》

中医理论著作。原名《黄帝八十一难经》，3卷。原题秦越人撰，但据考证，该书是一部托名之作。约成书于东汉以前（一说在秦汉之际）。该书以问难的形式，亦即假设问答，解释疑难的体例予以编纂，故名为《难经》。内容包括脉诊、经络、脏腑、阴阳、病因、病理、营卫、俞穴，针刺等基础理论，同时也列述了一些病证。该书以基础理论为主，结合部分临床医学，在基础理论中更以脉诊、脏腑、经脉、俞穴为重点。其中1～22难论脉；23～29难论经络；30～47难论脏腑，48～61难论病；62～68难论俞穴；69～81难论针法。书中对命门和三焦的学术见解以及所论七冲门（消化道的7个冲要部位）和八会（脏、腑、筋、髓、血、骨、脉、气等精气会合处）等名目，丰富和发展了中医学的理论体系。该书还明确提出“伤寒有五”（包括中风、伤寒、湿温、热病、温病），并对五脏之积，泄痢等病多有阐发，为后世医家所重视。全书内容简扼，辨析精微，在中医学典籍中常与《内经》并提，被认为是最重要的古典医籍之一。有多种刊本和注释本。

张仲景《伤寒论》

《伤寒论》，是一部阐述多种外感疾病的专著。东汉张仲景撰于公元三世纪初。张仲景原著《伤寒杂病论》，在流传的过程中，经后人整理编纂将其中外感热病内容结集为《伤寒论》，另一部分主要论述内科杂病 。《伤寒论》全书共12卷，22篇，397法。除去重复之外共有药方112个。全书重点论述人体感受风寒之邪而引起的一系列病理变化及如何进行辩证施治的方法。他把病症分为太阳、阳明、少阳、太阴、厥阴、少阴六种，即所谓“六经”。根据人体抗病力的强弱，病势的进退缓急等方面的因素，将外感疾病演变过程中所表现的各种症候归纳出症候特点、病变部位、损及何脏何腑，以及寒热趋向、邪正盛衰等作为诊断治疗的依据。

张仲景《金匮要略》

汉代张仲景著述的《金匮要略》是中医经典古籍之一。也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诊治杂病的专著，是仲景创造辨证理论的代表作。古今医家对此书推崇备至，称之为方书之祖，医方之经、治疗杂病的典范。书名“金匮”，言其重要和珍贵之意，“要略”，言其简明扼要之意，表明本书内容精要，价值珍贵，应当慎重保藏和应用。

《金匮要略》妇人三篇，论述妇人妊娠、产后、杂病脉证并治，内容丰富。共有原文45条，载方40首，病种包括了经、带、胎、产、杂病。篇中对妇产科病的辩证论治严谨，治法、剂型多样，已具中医妇产科学的雏型，为后世妇产科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唐本草》亦称《唐新修本草》，有时简称《新修本草》，是唐高宗显庆四年（公元659年）编修成功的，由唐朝政府颁行，这是国家颁定药典的创始。它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药典，而外国最早的药典--牛伦药典是1546年由牛伦堡政府刊行的，经《唐本草》晚九个世纪，所以《唐本草》也是世界上最早的药典。

《新修本草》原指三部分文献而言，即《本草》、《药图》、《图经》三部分。据多数文献记载以上三部分共五十四卷；《本草》二十卷，《本草目录》一卷、《药图》二十五卷、《药图目录》一卷、《图经》七卷。《本草》部分是讲药物的性味、产地、采制、作用和主治等内容，《药图》是描绘药物的形态，《图经》是《药图》的说明文。《图经》和《药图》早已失传，无可考见。仅有《本草》这一部分，宋朝以后虽也不再流传，如今只有残卷本，但其内容绝大部分保留在后世本草中，仍为人们所重视，所以我们现丰所说的《新修本草》实际就单纯指《本草》这一部分内容而言。

《新修本草》本书共载药850种，比《本草经集注》增加药物114种。对每味药物的性味、产地、采收、功用和主治都作了详细介绍。在编纂体裁上有所创新，为了便于采药和用药时的正确辩认，除传统用文字记述的《本草》外，还首创详细绘画《药图》，且以《图经》加以说明的方式，后者约占全书三分之二的篇幅。

《新修本草》是一部以政府名义编纂的药典，是一部承前启后的巨大著作。此书的完成标志着我国药物学更向前发展。

李时珍《本草纲目》

《本草纲目》是伟大的医药学家李时珍（1518－1593年），以毕生精力，亲历实践，广收博采，实地考察，对本草学进行了全面的整理总结，历时27年编成。全书52卷，约200万言，收药1892种（新增374种），附图1100多幅，附方11000余首。是集我国16世纪以前药学成就之大成，在训诂、语言文字、历史、地理、植物、动物、矿物、冶金等方面也有突出成就。本书十七世纪末即传播，先后多种文字的译本，对世界自然科学也有举世公认的卓越贡献。

本草纲目

《本草纲目》共收录了中药一千八百三十二种，共五十二卷。

在药物解说方面，本草纲目包括八个部分：

释名，罗列典籍中药物的异名，并解说诸名的由来；

集解，集录诸家对该药产地、形态、栽培、采集等的论述；

修治，介绍该药的炮制法和保存法；

气味，介绍该药的药性；

主治，列举该药所能治的主要病症；

发明，阐明药理或记录前人和自己的心得体会；

正误，纠正过去本草书中的错误；

附方，介绍以药为主的各种验方及其主治。

李时珍根据古籍的记载和自己的亲身实践，对各种药物的名称、产地、气味、形态、栽培、采集、炮制等作了详细的介绍，并通过严密的考证，纠正了前人的一些错误。他在书中介绍和考证了许多来自南亚的药物，并广征佛书，给其中许多药物注出了梵文译名，这是十分难能可贵的。

吴鞠通《温病条辨》

吴塘，字鞠通，江苏淮阴人（1758-1863），清代著名医家。他19岁时父亲因病去世，他心中悲愤，以为“父病不知医，尚复何颜立天地间”，感到为人子而不懂得医学，就无法尽孝，于是他立志学医。4年后，他的侄儿患了喉疾，请了大夫以后，使用冰硼散吹喉，可病情反而加重了，又请来几位大夫，胡乱治了一番，竟然全身泛发黄疸而死。吴鞠通当时学医未成，深感锥心疾首，他的境遇竟与汉代张仲景感于宗族数百人死于伤寒而奋力钻研极其相似。吴鞠通发奋读书，精究医术，终成温病大家，是温病学派的最高成就。

他曾在北京检核《四库全书》，得见其中收载了吴又可的《温疫论》，深感其论述宏阔有力，发前人之所未发，极有创见，又合于实情，便仔细研究，受到了很大的启发。他对叶天士更是推崇，但认为叶氏的理论“多南方证，又立论甚简，但有医案散见于杂证之中，人多忽之而不深究。”于是他在继承了叶天士理论的基础上参古博今，结合临证经验，撰写了《温病条辨》5卷，对温热病学说做了进一步的发挥。

他认为温病有9种，吴又可所说的温疫是其中最具传染性的一种，除此之外，另外还有其他八种温病，可以从季节及疾病表现上加以区分，这是对于温病很完整的一种分类方法。书中创立了“三焦辨证”的学说，这是继叶天士发展了张仲景的六经辨证，创立卫气营血辨证方法之后，在中医理论和辨证方法上的又一创举。“三焦辨证”法：就是将人体“横向”地分为上、中、下三焦。上焦以心肺为主，中焦以脾胃为主，下焦包括肝、肾、大小肠及膀胱。由此创立了一种新的人体脏腑归类方法，此法十分适用于温热病体系的辨证和治疗，诊断明确，便于施治。而且确立了三焦的正常传变方式是由上而下的“顺传”途径，“温病由口鼻而入，鼻气通于肺，口气通于胃，肺病逆传则为心包，上焦病不治，则传中焦，胃与脾也；中焦病不治，则传下焦。始上焦，终下焦。”因而，由传变方式也就决定了治疗原则：“治上焦如羽，非轻不举；治中焦如衡，非降不安；治下焦如沤，非重不沉。”同时，吴氏对《伤寒论》的六经辨证，同样采取了积极采纳的态度，认为“伤寒六经由表入里，由浅入深，须横看；本节论三焦，由上及下，亦由浅入深，须竖看。”这些理论，虽然从立论方式和分析方法上有所不同，但实际上仍是对叶天士的卫气营血辨证法的继承，并对其进行了很大的发展，尤其是在对疾病变化的认识上，是可以权衡协调的，二者并无矛盾之处。同时，三焦辨证法也完善了叶天士卫气营血说的治疗法则。叶氏的《温热论》中没有收载足够的方剂，而吴鞠通的另一重大贡献，就是在《温病条辨》当中，为后人留下了许多优秀的实用方剂，象银翘散、桑菊饮、藿香正气散、清营汤、清宫汤、犀角地黄汤等等，都是后世医家极为常用的方剂。现在临床上使用的方子，《温病条辨》方占十之八九。

吴塘对中医学的贡献，在于对中医立法上的革新和理论上的完善，尤其对于温热性疾病的治疗，他对于理论的发挥和留下的诸多方剂，可以说使得中医的基本治法在外感病和热性病方面得到了进一步的完善。在划分中医“四大经典”的时候，有一种划法，就是将吴氏的《温病条辨》与汉代的《黄帝内经》、《伤寒论》和《神农本草经》并列为中医比读的“四大经典”。可见该书在中医理论发挥上的重大意义。吴鞠通，是中国医学史上不可多得的具有建设性的代表人物之一。

1 求一篇中医写的古文

张湛曰⑴：夫经方之难精⑵，由来尚矣⑶。

今病有内同而外异⑷，亦有内异而外同，故五脏六腑之盈虚，血脉荣卫之通塞⑸，固非耳目之所察，必先诊候以审之。而寸口关尺有浮沉弦紧之乱，腧穴流注⑹有高下浅深之差，肌肤筋骨有厚薄刚柔之异，唯用心精微者，始可与言于兹矣。

今以至精至微之事⑺，求之于至粗至浅之思，岂不殆哉！若盈而益之，虚而损之，通而彻之，塞而壅之，寒而冷之，热而温之，是重加其疾而望其生，吾见其死矣。故医方卜筮⑻，艺能之难精者也。

既非神授，何以得其幽微？世有愚者，读方三年，便谓天下无病可治；及治病三年，乃知天下无方可用。故学者必须博极医源，精勤不倦，不得道听途说，而言医道已了⑼，深自误哉。

2 医古文的内容简介

从编写大纲到最终完成本教材经过了数度寒暑。医古文是研究中医药古籍语言、文化现象的一门学科，是中医药类专业的基础课程。医古文教学的目的是通过古代医药文选和古汉语基础知识的讲授，使学生借助工具书能比较顺利地阅读中医药古籍。同时，通过医古文课的传授，使学生了解中医药文化，领悟中医药学的精髓，提高自身业务水平、人文素质和道德修养，为学好中医药学打下坚实的文化基础。医古文是含有医药学内容的古代文言文。为了读懂这方面的文言文，还要学习一些专业术语等与之密切相关的古代语言知识。因而医药学古文与之相关的古代语言知识便是医古文的主要内容。医古文是中医药学基础的基础。

本书分文选、基础知识及模拟试题3部分，每篇课文都有学习要点、注释、译文及供练习用的阅读材料。

3 形容"脑子有病"的文言文句子有什么

君有疾在腠理，不治将恐深

释义： 君王，您的皮肤间有点小病，不医治的话，恐怕要更厉害了；

出处： 《扁鹊见蔡桓公》节选自《韩非子·喻老》；

文章寓意

1、要及时医治，以免耽误病情。

2、要正视自己的缺点与错误，不能拒绝批评帮助，要防微杜渐。

3、要自我反省，自我批评，及时改正调整，修正自己。

4、善于批判主观猜忌，知道拒绝忠告的危害。

5、体现了中医“治未病”的思想

扁鹊进见蔡桓公，在桓公面前站着看了一会儿，扁鹊说：“您在肌肤纹理间有些小病，不医治恐怕会加重。”桓侯说：“我没有病。”扁鹊离开后，桓侯说：“医生喜欢给没有病的人治病来以来证明自己的功劳。” 过了十天，扁鹊又进见桓侯，说：“您的病在肌肉里，不及时医治将会更加严重。”桓侯不理睬。扁鹊离开后，桓侯又不高兴。 又过了十天，扁鹊又进见桓侯，说：“您的病在肠胃里了，不及时治疗将要更加严重。”桓侯又没有理睬。扁鹊离开后，桓侯又不高兴。 又过了十天，扁鹊远远的看见桓侯就转身跑了。桓侯特意派人问他，扁鹊说：“小病在皮肤纹理间，用热水焐和药物敷就可以治好；病在肌肉和皮肤里面，用针灸可以治好；病在肠胃里，用火剂汤可以治好；病在骨髓里，那是掌管性命的神的事情了，（医生）是没有办法医治的。现在病在骨髓里面，我因此不再请求为他治病了。” 又过了五天，桓侯身体疼痛，派人寻找扁鹊，扁鹊已经逃到秦国了。于是桓侯就病死了。

4 扁鹊治病的文言文

原发布者：度米文库

扁鹊治病文言文答案篇一：扁鹊治病文言文答案原文鲁公扈赵齐婴二人有疾，同请扁鹊求治。扁鹊治之。既同愈。谓公扈齐婴曰：汝曩之所疾，自外而干①府藏②者，固药石③之所已。今有偕生④之疾，与体偕长；今为汝攻之，何如？二人曰：愿先闻其验。扁鹊谓公扈曰：汝志强而气弱，故足于谋而寡于断。齐婴志弱而气强，故少于虑而伤于专。若换汝之心，则均于善矣。扁鹊遂饮二人毒酒，迷死三日，剖胸探心，易而置之；投以神药，既悟如初。二人辞归。于是公扈反齐婴之室，而有其妻子，妻子弗识。齐婴亦反公扈之室，有其妻子，妻子亦弗识。二室因相与讼，求辨于扁鹊。扁鹊辨其所由，讼乃已。（选自《列子汤问》）注释①干：冒犯，侵入。②府：同腑。藏：同脏，内脏。③药石：药物和针石。④偕生：与生俱来。译文鲁国的公扈和赵国的齐婴两人有病，一起去找名医扁鹊，求他给他们治疗。扁鹊就给他们治疗。两个人的病痊愈了以后，扁鹊对公扈和齐婴说你们先前的病从外侵入内脏，本来药物和针石就可以治愈的。你们现在有与生俱来的病，它和身体一起长；现在我给你们治疗，怎么样呢？两个人说：希望先听听我们的病症。扁鹊对公扈说：你的心志刚强而性格柔弱，计谋虽多，却缺乏决断；齐婴心志柔弱而性格坚强，缺乏计谋且又过于专断。如果对换你们的心，你们都能好了。扁鹊就给他们两个喝了毒酒，让他们昏迷了三天，接着剖开他们的胸膛，取出他们的心脏，再给他们对换了过来

中药文化 底蕴丰富

说到中国的药文化，由于它有着数千年的悠久历史，所以其底蕴十分丰富。

然而，无论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对其丰富的文化内涵缺乏全面深刻的理解，故而导致某些误识。

其根本原因就在于长期以来，我们对药文化的研究与宣传，力度很不够，长此以往，无疑对中药事业的继承、发展与推广是十分不利的。

这里，择其要者，略加论述，以飨读者。

在中国古籍中通称“本草”。

我国最早的一部中药学专著是汉代的《神农本草经》，唐代由 颁布的《新修本草》是世界上最早的药典。

明代李时珍的《本草纲目》，总结了16世纪以前的药物经验，对后世药物学的发展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中药按加工工艺分为中成药、中药材。

有人说中药就是树皮，草根，这话说对了一部分。

中药离不开树皮，草根，如苦楝根皮，牡丹皮，茜草根，白茅根等均是中药，但不是所有的树皮，草根都是中药；中药主要起源于中国，除了植物药以外，动物药如蛇胆，熊胆，五步蛇，鹿茸，鹿角等，介壳类如珍珠，海蛤壳，矿物类如龙骨，磁石等，都是用来治病的中药。

少数中药源于外国，如西洋参。

目前，随着对中药资源的开发和研究，许多民间药物也归入中药的范畴。

所以，中药是以中医理论为基础，用于防治疾病的植物，动物矿物及其加工品，不论产于中国，外国均称中药。

中药有着独特的理论体系和应用形式，充分反映了我国自然资源及历史，文化等方面的特点。

其一，毒药非“毒”

追溯到远古神农时代，《淮南子·修务训》中这样记载：“神农……尝百草之滋味，水泉之甘苦，令民知所避就。

当此之时，一日而遇七十二毒。

”由此，古代把所有治病的药物泛称“毒药”。

《素问·异法方宜论》说：“其病生于内，其治宜毒药。

”在古人看来，是药三分毒，实际上是指药物的特性；后来才用以专指毒性较大的药物。

《医学问答》对此有解释：“夫药本毒药，故神农辨百草谓之‘尝毒'。

药之治病，无非以毒拔毒，以毒解毒。

”医圣张仲景更有精辟之论：“药，谓草、木、虫、鱼、禽、兽之类，以能治病，皆谓之毒”，“大凡可避邪安正者，均可称之为毒药。

”神农一日而遇七十二毒，是说他一日之中，辨别了 70余种药物的特性。

药之特性，用对了可以治病救人，用错了就会伤人害命。

对中药，一言以敝之，就是用毒药治病。

神农尝百草的本草，是一种勇于探索的伟大义举，是一种舍生忘死的高尚行为。

无怪对起步于先秦、成书于东汉、历经几百年、融汇了几代医药学家的辛勤劳动与智慧的第一部中药学巨著，作者们宁肯要隐去自己的姓名，而冠以“神农”之名——《神农本草经》，除了受托古之风的影响之外，恐怕也是对这位中华民族药物学的圣祖的一种纪念吧 ! 由此不难看出，“毒药”一词的丰富文化内涵。

正是这毒药，为中华民族的繁衍生息、疗病保健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其二，四气疗疾

中药有“气”，“气”是什么？它能治病？我们的回答都是肯定的。

在《神农本草经》中说：“药又有寒、热、温、凉四气。

”“疗寒以热药，疗热以寒药。

”药之“四气”便由此而来。

中医药理论中说到“气”，居然有 27个义项。

这个“气”，不是我们日常生活中的概念，而是特指“药性”。

我们的先祖用寒、热、温、凉来诠释药的特性，比“毒”要具体、科学多了，这中药的补，不仅内容丰富，而且别具文化情趣。

有补气、补心、补血、补肾、补脾、补肝、补肺、补阴、补阳等等，与之相应的 方药有“补心丹、补肝散、补肺散、四物汤、归脾汤、补阴丸、补血荣筋丸、补中益气汤、四君子汤、杞菊地黄丸、六味地黄丸、百合固金汤、补阳还五汤、补肾磁石丸、补肺阿胶汤等等，有以上功能的单味药，不下数十种，举不胜举。

此类补法多是补脏气。

这个“补”，是调理、增强的意思；这个“气”，是指生理功能，即用药物来调理增强五脏六腑的生理功能，使之发挥正常作用，充分体现中药对人体功能器官治本的作用。

《神农本草经》中把药分为上、中、下三品 (即“类”)，并说：“上药养命，中药养性，下药治病。

”又说：“上药……为君，主养命以应天”，“中药……为臣，主养性以应人”，“下药……为佐使，主治病以应地”。

所谓养命、养性，都是突出了中药调养人体的功效，从而保证机体、各个器官组织的功能正常，这就是许多人信奉中药的原因之一。

这是中药学的进步，也是它的特色，这其中也充满了文化意味。

中药的这种特性，被一一体现在每一味药中，因为它对于疗疾治病十分重要。

对于寒病就要用热性药，对于热病就要用寒性药，这里药性与病性是相逆的，所谓相反相成，这就是药文化的一种具体表现。

若非如此，如果“以热益热 (用热药治热病，下句仿此)，以寒增寒”，就会导致“精气内伤，不见(现)于外”，这是治疗上的严重失误 (《汉书·艺文志·文技略》)。

孙思邈在《大医精诚》中严肃地批判了那些“寒而冷之(是寒病，却用寒使病症更寒，下句仿此 )，热而温之”的医生，“是重加(即加重)其病”，必导致死亡。

中医药学上称这种用药方法为“正治”，即常规治法。

还用一种“反治”，将在本文“其五”中有述。

由此可见，运用药的“四气”来治病，是多么重要，许多服用过中药的人，或许对此知之甚少。

其三，药补趣话

此外，还有味补。

《神农本草经》中说：“药有酸、咸、甘、苦、辛五味”。

这五味对人体有何作用呢？在《素问·宣明五气篇》中讲得明白：“五味所入 (即进的器官)：酸入肝、苦入心、甘入脾、辛入肺、咸入肾”。

可见药味不同，功效各异，原因是，酸味能收能涩，苦味能泄能燥，甘味能补能缓，辛味能散能行，咸味能软坚润下。

根据五味的药用功能与进入相应脏腑的情况，也可以发挥其“补” (或补养、或调理)的作用。

这些恐怕都是一般人并不熟知内涵。

更有出人意料的补，将在本文“其五”中有述。

其四，君臣佐使

君臣本是一个政治术语，古代天子、诸侯都称君，辅佐君者称为臣，君臣有着严格的等级之分。

古代药学家将它引入药物配伍组方中，成为方剂组成的基本原则。

早在西汉初年成书的《素问·至真要大论》中，岐伯回答黄帝关于“方制君臣”时说：“主病之谓君，佐君之谓臣，应臣之谓使”，《神农本草经》说：“药有君、臣、佐、使，以相宣欇”。

明代的何伯斋更进一步阐释说：“大抵药之治病，各有所主，主治者，君也；辅治者，臣也；与君药相反而相助者，佐也；引经使治病之药至病所者，使也”。

十分清楚地讲明了君、臣、佐、使之药的功能。

更详尽一点说，君药是针对主病或主证，起主要作用的药物，按需要可用一味或几味；臣药是辅助君药加强治疗主病或主证作用的药物，或者是对兼病或兼证起主要治疗作用的药物；佐药是辅助君臣药起治疗作用，或治疗次要症状，或消除 (减轻)君、臣药的毒性，或用于反佐药，使药是起引经或调和作用的药物。

以《伤寒论》中第一方“麻黄汤”为例，主治外感风寒的表实证。

君药——麻黄 (3两)，辛温，发汗解表以散风寒，宣发肺气以平喘逆。

臣药——桂枝 (2两)，辛甘温，温经和营，助麻黄发汗解表。

佐药——杏仁(70个)，苦温，降肺气助麻黄平喘。

使药——炙甘草(1两)，苦温，调和诸药又制约麻、桂发汗太过。

麻、桂、杏皆入肺，有引经之效，故不再用引经的使药。

麻黄、桂枝、杏仁、炙甘草的药性有有次，相互制约又相互补充，协调作用，形成一股强大的药力，去攻克外感风寒这一堡垒，临床疗效十分显著，成为千古名方、经方。

中药方剂的组成不是几种药物的简单组合，而是在丰富的临床实践基本上形成的一个有机的整体。

其中文化内涵的核心就是儒家所强调的“和”。

其五，药中哲理

中药自有它的药理，如前所述；还有它的哲理，常为人所忽视或不识。

我们知道，哲学是教人如何以更高层次认识事物、认识世界，并从中找出规律，以更好地指导我们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

这里仅就药中哲理略谈一二。

(一)药性有“阴阳”：“阴阳”本是中国古代哲学中的一个概念，它概括了天下万物相对的两种不同属性，大至宇宙天地，小至草木鱼虫的矛盾与对立、共性与个性，无不尽在其中。

这里仅择一些与自然、医药、人身有关的概念，以见一斑：天地、日月、男女、刚柔、动静、升降、生死、长消、寒热、正邪、益损、增减、气血、脏腑……《神农本草经》说：“药有阴阳配合，子母兄弟。

”后世医药学家多用“阴阳”来阐释药理。

金代医家李杲在《东垣十书·汤液本草》的“药类法象”一章中说道：“温凉寒热，四气是也。

温热者，天之阳也；凉寒者，天之阴也。

此乃天之阴阳也……辛甘淡酸苦咸，五味是也。

辛甘淡者，地之阳也；酸苦咸，地之阴也。

此乃地之阴阳也。

味之薄者，为阴中之阳，味薄则通，酸苦咸平是也；味之厚者，为阴中之阴，味厚则泄，酸苦咸寒是也。

气之厚者，为阳中之阳，气厚则发热，辛甘温热是也；气之薄者，为阳中之阴，气薄则发泄，辛甘淡平凉寒是也……气味辛甘发散为阳，酸甘涌泄为阴。

”通过阴阳，既阐释了药之特性，又阐明了药之功效，具有高度的概括性和规律性。

(二)治则有“反治”。

在其二中提到了“正治”，还有“反治”。

反治与正治相反，是当疾病出现假象，或大寒证、大热证时，对正治法发生格拒而采用的治法。

其中有“热因寒用”，是以热药来治疗真寒假热证，要佐以少量寒药，或热药凉服才发挥作用；有“寒因热用”，是指用寒凉药治真热假寒证，要佐以少量温热药，或寒药热饮才发挥作用。

这既体现了中医的辨证，又体现了用药的辩证法，具有很深的哲学内涵，这是中医药文化的独特之处。

(三)补益有哲理。

在其三中，讲到两方面的药补，金代医家张以正论补，颇具哲理，别树一帜。

1、他在《汗下吐三法该尽治病诠》一文中，从扶正祛邪的角度，按照中医五行理论，认为祛邪就是扶正，独出心裁，提出了与《素问》不同的“五补”：“辛补肝，咸补心，甘补肾，酸补脾，苦补肺”的观点。

以“辛”为例，辛味原本入肺，属金；肝属木，金能克木，所以用“辛补肝”(以下均仿此)。

张以正治病强调以祛邪为主，认为邪去正自安，偏重攻法，他所谓“补”，实际上已含有“攻治”的意味，后世称他为“攻下派”。

2、他在《补论》中，更是高论迭出：“予请为言补之法，大抵有余者损之，不足的补之，是则补之义也。

阳有余而阴不足，则当损阳而补阴；阴有余而阳不足，则当损阴而补阳”。

那么，具体如何补呢？他是这样阐述的：是热证，就用芒硝大黄一类的寒药，为了“损阳而补阴”；是寒证，就用干姜附子一类的热药，为了“损阴而补阳”。

他的结论语出惊人：“岂可以热药而云补乎哉？而寒药亦有补之义也。

”仅此二例便可以看出，这正是张从正所以能自成一家的超人之处。

其中的哲理和文化底蕴，需要我们细细品味，方解药文化之三昧。

(四)用药讲“中和”。

“中和”是儒家的哲学，认为能“致中和”，则无事不达于和谐的境界。

《说文》云：“……事之调适者谓之和。

”中和，用于药理之中，含义有三层：一是调和，以不同的因素适度配合，使之比例恰当，如厨师之烹调羹汤，含有方法的意思；二是和谐、均衡、统一的状态。

“和”是天下共行的大道。

孔子说：“君子和而不同。

”是说君子用自己的正确意见来纠正别人的错误意见，使一切做到恰到好处，却不肯盲目附和。

可见，君子是很懂得“和”的道理的，我们的古代医药家们就是这样的君子!杨伯峻在《论语注释》中形象地解释“和”：“和，如五味之调合，八音之和谐，一定要有水、火、酱、醋各种不同的材料才能调和滋味；一定要有高下、长短、疾徐各种不同的声调才能使乐曲和谐。

”君臣佐使之中，还有一个最佳组合的问题，这就是为什么麻黄汤中的几味药能达到最佳的辛温解表之效，而麻黄与细辛、羌活等辛温解表药物相配，却达不到这种效果的原因。

君臣之间，不但有相互协调(配合)的关系，还有相互制约的关系，晏子说：“君臣亦然。

君所谓可，而有否焉，臣献其否而成其可；君所谓否，而有何焉，臣献其可以去其否。

”意思是：君臣也是这样，不能君说可，臣也说可；君说否，臣也说否，这样“以水济水，谁能食之？若琴瑟之专一，谁能听之？”应当君说可，臣献其否成全可，反之亦然。

方药中的君臣，也是这样的道理。

从麻杏石甘汤，是治疗邪热壅肺的名方，用麻黄为君药，宣肺平喘，是“火郁发之”之义，但其性温，故配辛甘大寒之石膏为臣药，石膏既可清宣肺热，又可制约麻黄温性，使其去性存用，两者相配，肺郁解，肺热清，咳喘平，疗效可靠，深得配伍变通之妙，此可谓“臣献其可而去其否”之范例。

我想，中药方剂之所以有数千年的生命力，决不是偶然的，我们在本文中所提及的其二、其三、其四及其五的内容，在世界药学理论和文化中，都是独具特色、独一无二的。

它们不仅融汇了我们祖先在药学上的唯物辩证的睿智，而且形成了中药方剂必须遵循的圭臬，还具有极其丰厚的文化底蕴。

其六，用药有兵法

古人说：“用药如用兵，任医如任将。

”用兵用兵法上的战略和战术，而用药也是如此，不但要熟知药性，更要切中病机，有的放矢，才能达到治病的目的。

若说用药如用兵，就必须要了解它们的比拟中的联系：药有性属类别，兵有种类装备；药有轻用重用，兵有辅攻主攻；药有缓急攻补，兵有虚实强弱；药有配伍精良，兵有出奇制胜……清代名医徐大椿，不仅精通医术，而且深谙兵法，“舞刀夺槊、勾卒嬴越(布阵指挥作战)之法，靡不宣(广泛)究”，是这方面的代表人物，曾专著《用药如用兵论》，以讲述其中的道理。

他十分形象而透辟地论述道：对于循着六经传变的病邪，要预先占据它尚未侵袭的部位，就好比切断敌军的必经之路一样；对来势凶猛的病邪，要赶快守护那尚未致病的部位，就好比守卫我方险要的疆土一样；对挟带积食而造成的疾病，要首先消除积食，就好比敌方的辎车粮食已经烧毁一样；对新旧病的并发症，一定要防止新旧病邪会合，就好比切断敌方的内应一样……此外，还说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