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庭坚： (1045－1105)，字鲁直，自号山谷道人，晚号涪翁，又称豫章黄先生，洪州分宁（今江西修水，豫章、洪州为南昌旧称）人。北宋诗人、词人、书法家，为盛极一时的江西诗派开山三宗之一。

诉衷情

一波才动万波随 蓑笠一钩丝。锦鳞正在深处 千尺也须垂。

吞又吐 信还疑 上钩迟。水寒江静 满目青山 载月明归。

牧童诗

骑牛远远过前村，短笛横吹隔陇闻。

多少长安名利客，机关用尽不如君。

病起荆江亭即事

翰墨场中老伏波，菩提坊里病维摩。

近人积水无鸥鹭，时有归牛浮鼻过。

闭门觅句陈无己，对客挥毫秦少游。

正字不知温饱未，西风吹泪古藤州。

王充道送水仙花五十支

凌波仙子生尘袜，水上轻盈步微月。

是谁招此断肠魂，种作寒花寄愁绝。

含香体素欲倾城，山矾是弟梅是兄。

坐对真成被花恼，出门一笑大江横。

欧阳修（1007～1072）北宋政治家、文学家。唐宋八大家之一。字永叔，号醉翁，晚号六一居士。吉州永丰（今属江西）人。

欧阳修幼年丧父，在寡母抚育下读书。仁宗天圣八年（1030）进士。庆历三年（1043），范仲淹、韩琦、富弼等人推行“庆历新政”，欧阳修参与革新，提出了改革吏治、军事、贡举法等主张。庆历五年，范、韩、富等相继被贬，欧阳修也被贬为滁州（今安徽滁州）太守。以后，又知扬州、颍州（今安徽阜阳）、应天府（今河南商丘）。至和元年（1054）八月，奉诏入京，与宋祁同修《新唐书》。嘉佑二年（1057）二月，欧阳修以翰林学士身份主持进士考试，提倡平实的文风，录取了苏轼、苏辙、曾巩等人。这对北宋文风的转变很有影响。嘉佑五年（1060），欧阳修拜枢密副使。次年任参知政事。以后，又相继任刑部尚书、兵部尚书等职。神宗熙宁二年（1069），王安石实行新法。欧阳修对青苗法曾表异议，且未执行。熙宁四年（1071）六月，以太子少师的身份辞职，居颍州。卒谥文忠。

欧阳修是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领袖。他的文学成就以散文最高，影响也最大。他继承了韩愈古文运动的精神，在散文理论上，提出文以明道的主张。他取韩愈“文从字顺”的精神，大力提倡简而有法和流畅自然的文风，反对浮靡雕琢和怪僻晦涩。他不仅能够从实际出发，提出平实的散文理论，而且自己又以造诣很高的创作实绩，起了示范作用。

蝶恋花

宋•欧阳修

庭院深深深几许，②

杨柳堆烟，③

帘幕无重数。

玉勒雕鞍游冶处，④

楼高不见章台路。⑤

雨横风狂三月暮，

门掩黄昏，

无计留春住。

泪眼问花花不语，

乱红飞过秋千去。⑥

②几许：多少。 ③堆烟：形容杨柳浓密。 ④玉勒：玉制的马衔。雕鞍：精雕的马鞍。游冶处：指歌楼妓院。 ⑤章台：汉长安街名。古代以章台为歌妓聚居之地。 ⑥乱红：落花。

赏析点拨：

此词写暮春闺怨，最突出的特点是通过环境描写来暗示和烘托人物思绪，曲折有致地表现了生活在幽闭状态下的贵族**难以言明的内心隐痛。“庭院”深深，“帘幕”重重，更兼“杨柳堆烟”，写出了**生活的环境的阴森、幽遂及与外界隔绝的特点，表现了女主人公身心两方面都受到的压抑与禁锢。叠用三个“深”字，写出其遭封锁，形同囚居之苦，不但暗示了女主人公的孤身独处，而且有心事深沉、怨恨莫诉之感。因此，李清照称赏不已，曾拟其语作“庭院深深”数阕。显然，女主人公的物质生活是优裕的。但她精神上的极度苦闷，也是不言自明的。“玉勒雕鞍”以下诸句，逐层深入地展示了现实的凄风苦雨对其芳心的无情蹂躏：情人薄幸，冶游不归；春光将逝，年华如水。篇末“泪眼问花”，实即含泪自问。花不语，也非回避答案，“乱花飞过秋千去”，比语言更清楚地昭示了她面临的命运。在泪光莹莹之中，花如人，人如花，最后花、人莫辨，同样难以避免被抛掷遗弃而沦落的命运。

采桑子•欧阳修

残霞夕照西湖好，花坞苹汀。十顷波平，野岸无人舟自横。西南月上浮云散，轩槛凉生。莲芰香清，水面风来酒面醒。

此词描绘颖州西湖波平十顷、莲芰香清的美景，表达了词人寄情山水的志趣。全词即景抒情，词风清疏峻洁，意境清淡平和，给人以极高的艺术享受。 “残霞夕照”是天将晚而未晚、日已落而尚未落尽的时候。“夕阳无限好”，古往今来不知有多少诗人歌咏过这一转瞬即逝的黄金时刻。欧阳修没有直写景物的美，而是说“霞”已“残”，可见已没有“熔金”、“合璧”那样绚丽的色彩了。但这时的西湖，作者却觉得“好”。好就好在“花坞苹汀”。在残霞夕照下所看到的是种在花池里的花，长在水边或小洲上的苹草，无一字道及情，但情却寓于景中了。“十顷波平”，正是欧阳修在另一首《采桑子》里写的 “无风水面琉璃滑”。波平如镜，而且这“镜面”浩渺无边。“野岸无人舟自横”，这句出自韦应物《滁州西涧》诗“野渡无人舟自横”。作者改“渡”为 “岸”，说明“舟自横”是由于当日的游湖活动结束了，因此这“无人”而“自横”的“舟”，就更衬托出了此刻“野岸”的幽静沉寂。

欧公在此词中借啸傲湖山而试图忘记仕途的坎坷不平，表达了视富贵如浮云的情趣。词中用语平实却极有表现力。

浣溪沙

一曲新词酒一杯， 去年天气旧亭台。

夕阳西下几时回？ 无可奈何花落去，

似曾相识燕归来。 小园香径独徘徊。

赏析：此词虽含伤春惜时之意，却实为感慨抒怀之情。 词之上片绾合今昔，叠印时空，重在思昔；下片则巧借眼前景物，着重写今日的感伤。全词语言圆转流利，通俗晓畅，清丽自然，意蕴深沉，启人神智，耐人寻味。词中对宇宙人生的深思，给人以哲理性的启迪和美的艺术享受。

起句“一曲新词酒一杯，去年天气旧亭台。”写对酒听歌的现境。从复叠错综的句式、轻快流利的语 调中可以体味出，词人在面对现境时，开始是怀着轻 松喜悦的感情，带着潇洒安闲的意态的。但边听边饮，这现境却又不期然而然地触发对“去年”所历类似境界的追忆：也是和今年一样的暮春天气，面对的也是和眼前一样的楼台亭阁，一样的清歌美酒。然而，在似乎一切依旧的表象下又分明感觉到有的东西已经起了难以逆转的变化，这便是悠悠流逝的岁月和与此相关的一系列人事。于是词人不由得从心底涌出这样的喟叹：“夕阳西下几时回？”夕阳西下，是眼前景。但词人由此触发的，却是对美好景物情事的流连，对时光流逝的怅惘，以及对美好事物重现的微茫的希望。

“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一联工巧而浑成、流利而含蓄，在用虚字构成工整的对仗、唱叹传神方面表现出词人的巧思深情，也是这首词出名的原因。但更值得玩味的倒是这一联所含的意蓄。花的凋落，春的消逝，时光的流逝，都是不可抗拒的自然规律，虽然惋惜流连也无济于事，所以说“无可奈何”，这一句承上“夕阳西下”；然而在这暮春天气中，所感受到的并不只是无可奈何的凋衰消逝，而是还有令人欣慰的重现，那翩翩归来的燕子不就象是去年曾在此处安巢的旧时相识吗？这一句应上“几时回”。花落、燕归虽也是眼前景，但一经与“无可奈何”、“似曾相识”相联系，它们的内涵便变得非常广泛，带有美好事物的象征意味。在惋惜与欣慰的交织中，蕴含着某种生活哲理：一切必然要消逝的美好事物都无法阻止其消逝，但在消逝的同时仍然有美好事物的再现，生活不会因消逝而变得一片虚无。只不过这种重现毕竟不等于美好事物的原封不动地重现，它只是“似曾相识”罢了。

此词之所以脍炙人口，广为传诵，其根本的原因在于情中有思。词中似乎于无意间描写司空见惯的现象，却有哲理的意味，启迪人们从更高层次思索宇宙人生问题。词中涉及到时间永恒而人生有限这样深广的意念，却表现得十分含蓄。

蝶恋花

槛菊愁烟兰泣露， 罗幕轻寒， 燕子双飞去。

明月不谙离恨苦， 斜光到晓穿朱户。

昨夜西风凋碧树， 独上高楼， 望见天涯路。

欲寄彩笺兼尺素， 山长水阔知何处！

赏析：此为晏殊写闺思的名篇。词之上片运用移情于景的手法，选取眼前的景物，注入主人公的感情，点出离恨；下片承离恨而来，通过高楼独望把主人公望眼欲穿的神态生动地表现出来。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把此词“昨夜西风”三句和欧阳修、辛弃疾的词句 一起比作治学的三种境界，足见本词之负盛名。全词深婉中见含蓄，广远中有蕴涵。

起句写秋晓庭圃中的景物。菊花笼罩着一层轻烟薄雾，看上去似乎在脉脉含愁；兰花上沾有露珠，看起来又象在默默饮泣。兰和菊本就含有某种象喻色彩（象喻品格的幽洁），这里用“愁烟”、“泣露”将它们人格化，将主观感情移于客观景物，透露女主人 公自己的哀愁。“愁”、“泣”二字，刻画痕迹较显，与大晏词珠圆玉润的语言风格有所不同，但在借外物抒写心情、渲染气氛、塑造主人公形象方面自有其作用。

次句“罗幕轻寒，燕子双飞去。”写新秋清晨，罗幕之间荡漾着一缕轻寒，燕子双双穿过帘幕飞走了。这两种现象之间本不一定存在联系，但在充满哀愁、对节候特别敏感的主人公眼中，那燕子似乎是因为不耐罗幕轻寒而飞去。这里，与其说是写燕子的感觉，不如说是写帘幕中人的感受，而且不只是在生理上感到初秋的轻寒，而且在心理上也荡漾着因孤孑凄凄而引起的

寒意。燕的双飞，更反托出人的孤独。这两句纯写客观物象，表情非常微婉含蓄。接下来两句“明月不谙离恨苦，斜光到晓穿朱户。”从今晨回溯昨夜，明点“离恨”，情感也从隐微转为强烈。明月本是无知的自然物，它不了解离恨之苦，而只顾光照朱户，原很自然；既如此，似乎不应怨恨它，但却偏要怨。这种仿佛是无理的埋怨，却有力地表现了女主人公在离恨的煎熬中对月彻夜无眠的情景和外界事物所引起的怅触。

“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 过片承上“到晓”，折回写今晨登高望远。“独上”应上“离恨”，反照“双飞”，而“望尽天涯”正从一夜无眠生出，脉理细密。“西风凋碧树”，不仅是登楼即目所见，而且包含有昨夜通宵不寐卧听西风落叶的回忆。碧树因一夜西风而尽凋，足见西风之劲厉肃杀，“凋”字正传出这一自然界的显著变化给予主人公的强烈感受。景既萧索，人又孤独，在几乎言尽的情况下，作者又出人意料地展现

踏莎行

小径红稀， 芳郊绿遍。 高台树色阴阴见。

春风不解禁杨花， 蒙蒙乱扑行人面。

翠叶藏莺， 珠帘隔燕。 炉香静逐游丝转。

一场愁梦酒醒时， 斜阳却照深深院。

赏析：此词描绘暮春景色，上片写郊外景，下片写院内景，最后以“斜阳却照深深院”作结，流露出淡淡的哀愁。

起首三句描绘一幅具有典型特征的芳郊春暮图：小路两旁，花儿已经稀疏，只间或看到星星点点的几瓣残红；放眼一望只见绿色已经漫山遍野；高台附近，树木繁茂成荫，一片幽深。“红稀”、“绿遍”、“ 树色阴阴”，标志着春天已经消逝，暮春气息很浓。三句所写虽系眼前静景，但“稀” “遍” “见”这几个词却显示了事物发展的进程和动态。从“小径”、“芳郊”、“高台”的顺序看，也有移步换形之感。

“春风不解禁杨花，蒙蒙乱扑行人面。”所写的杨花扑面，也是暮春典型景色。但词人描绘这一景象时，却注入了自己的主观感情，写成春风不懂得约束杨花，以致让它漫天飞舞，乱扑行人之面。这一方面暗示已经无计留春，只好听任杨花飘舞送春归去；另一方面又突出了杨花的无拘无束和活跃的生命力。这里虽写暮春景色，却无衰颓情调，富有生趣。“蒙蒙”、“乱扑”，极富动态感。“行人”二字，点醒以上所写，都是词人郊行所见。

过片“翠叶藏莺，珠帘隔燕”两句，分写室外与室内，一承上，一启下，转接自然。上句说翠绿的树叶已经长得很茂密，藏得住黄莺的身影，与上片“树色阴阴”相应；下句说燕子为朱帘所隔，不得进入室内，引出下面对室内景象的描写。着“藏”、“隔”二字，生动地写出了初夏嘉树繁阴之景与永昼闲静之状。

“炉香静逐游丝转”写在如此闲静的室内，香炉里的香烟，袅袅上升，和飘荡的游丝纠结、缭绕，逐渐融合在一起，分不清孰为香烟，孰为游丝了。“逐”、“转”二字，表面上是写动态，实际上却反托出整个室内的寂静。“逐”上着一“静”字，境界顿出。

结拍“一场愁梦酒醒时，斜阳却照深深院。”跳开一笔，写到日暮酒醒梦觉之时，原来词人午间小饮，酒困入睡，等到一觉醒来，已是日暮时分，西斜的夕阳正照着这深深的朱门院落。这里点明“愁梦”，说明梦境与春愁有关。梦醒后斜阳仍照深院，遂生初夏日长难以消遣之意。前人评此词写景流丽，重其精神，不重其形迹。

晏殊诗词的特点

他是闲雅情思的词人。因为他身居高位，他是宰相，经常表现一些高雅的主题，使他的诗词并不是俚俗语言，而是更多的以精约洗练的笔触来表达某种生命的感触。他是一种以少总多的一种古典的传统，比如他著名的写景的句子，“昨夜西风调碧树”和“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

晏殊的词经常是一种意象式的，他常引唐诗入词。比如，“情只似春杨柳，占断可怜时候”，这样的句子，以写多情，写愁，抽象的感情很难写，他就用了一个春杨柳，所以他对后来影响很大，大家读秦观的词，无边丝雨细如潮，写这个愁，他就用丝雨表达，所以总的来说这是一种唐诗的意向的方式。

晏殊的身世经历，就决定了他的词作的内涵的闲雅情思，手法的硬瘦，也就同时局限了词人的视野，那晏殊的词的题材比较狭窄，他绝不会有东坡词的惊涛骇浪，他更多的写一些什么庆佳会，祝延长，什么祝寿酒宴的作品，这样的一些应酬之作，另外他即使是写景物，我发现他经常重复，他也的最多的就是燕子，无情一去云中燕，有意归来梁上燕，罗幕轻寒，燕子双飞去，无可奈何花落去，似岑相识燕归来，又回来了，很多的燕子，那后边这两句本身就是诗句，那么诗词都不分了，从这点上来说，是不是也可以看出晏殊以诗为词这样的特点，同时晏殊的词喜欢写花，写草，写梅花，写细雨，写落幕，写愁绪，细草愁烟，幽花怯露等等。

晏殊富贵显达的身世与他诗词风格的关系

由于晏殊的才华出众，使他很顺利地获得了高官厚禄，但我在他的诗词中经常可以感受到他的悲伤与无奈。其实，晏殊正是一位敏锐的诗人，所以他的身世虽达，而他的诗词中所流露的一份“无常”的伤感，却是与其他不达的诗人同样真实也同样深切的。在他的伤感中，可以体会到一种旷达的怀抱。

晏殊的一首与其风格不太相符的作品

山亭柳

家住西秦，赌博艺随身。花柳上，斗尖新。

偶学念奴声调，有时高遏行云。蜀锦缠头无数，不负辛勤。

数年来往咸京道，残杯冷炙谩消魂。衷肠事，托何人。

若有知音见采，不辞遍唱《阳春》。一曲当筵落泪，重掩罗巾。

晏殊诗词的风格，一向都表现得平静圆融，而这首词却偏偏写的声情激越，感慨悲凉。晏殊在遇到挫折时，往往会表现出他的另一面的刚峻的性格，而且极为激动。在这之后就会觉得这首诗表现出的感慨激越不但并非例外，而且正是必然的意中之事。这首风格例外的作品，不但不能使晏殊的理性的诗人的基础动摇，而且反更多了一层有力的证明。

曾巩（1019-1083），字子固，建昌军南丰（今属江西）人。后居临川（今江西抚州西）。自称“家世为儒”，

《胡使》诗云：

南粟鳞鳞多送北，北兵林林长备胡。胡使一来大梁下，塞头弯弓士如无。折冲素恃将与相，大策合副艰难须。还来里闾索穷骨，斗食尺衣皆北输。中原相观双失色，胡骑日肥妖气粗。九州四海尽帝有，何不用胡藩北隅？

这样的言语，在曾巩的论政之文中不曾有过。"斗食尺衣皆北输“，"胡骑日肥妖气粗“，这是对北宋朝廷刮民髓赍盗粮的苟安政策的生动概括。剥夺百姓的衣食，养肥入侵的军马。这是十分令人痛心的事，曾巩循循儒者，于此也不能不慨乎言之。

曾巩还有《追租》一诗，其中有句云："赤日万里灼“，"禾黍死硗确“。"饥羸乞分寸，斯须死笞缚“。"公卿饱天禄“，"每肆诛求虐“。这是说天旱民饥，而官方不恤。曾巩在这里颇有为民请命之意。最后说："试起望遗村，霾风振墟落“，面对民间疾苦，曾巩是无能为力的。

曾巩一生，历任地方官职，鞠躬尽瘁，似乎没有什么抱怨。几次上书，皆以侍亲为言。但在诗中，有时也微露不满。

又如《人情》诗云：

人情当面蔽山丘，谁可论心向白头！天禄阁非真学士，玉麟符是假诸侯。诗书落落成孤论，耕钓依依忆旧游。早晚抽簪江海去，笑将风月上扁舟。

在这样一些诗里，曾巩流露了更真切的情感。曾巩不是诗人，但在诗里却更体现了他的"全人“。

咏柳

乱条犹未变初黄，倚得东风势便狂。

解把飞花蒙日月，不知天地有清霜。

这首诗把柳絮飞花的景色写得十分生动。柳絮在东风相助之下，狂飘乱舞，铺天盖地，似乎整个世界都是它的了。抓住了事物的特色。使之性格化了，使人看到一个得志便猖狂的形象。

①倚--仗恃，依靠。狂--猖狂。这两句形容柳树在春天绿得很快：柳条似乎还没有发黄，但趁着东风吹暖，一下子便飞快地变绿了。②解把--解得，懂得。飞花--柳絮。③这两句的意思是：不要只看到柳絮飞扬，遮天蔽日，要知道还有清霜临降、柳叶飘零的时候啊！曾巩的《咏柳》是哲理诗,借柳鞭挞了得志便猖狂的小人。

《城南》曾巩

雨过横塘水满堤，乱山高下路东西。一番桃李花开尽，惟有青青草色齐。

《城南》所写：春雨迅猛，池塘水满，遥望群山，高低不齐，东边西侧，山路崎岖，热热闹闹地开了一阵的桃花和李花，此刻已开过时了，只见眼前春草萋萋，碧绿一片。诗人通过桃花、李花容易凋谢雨小草青色长久相对比，暗示料这样的一个哲理：桃花、李花虽然美丽，生命力却弱小；青草虽然朴素无华，生命力却很强大。 这也许就是《城南》一诗的诗意吧？

西楼

海浪如云去却回，北风吹起数声雷。

朱楼四面钩疏箔，卧看千山急雨来。

此诗题为《西楼》，其实只是写了从楼上望到的一场暴雨。前两句写雨前风起云涌，雷声骤起，预示暴雨即将来临。诗人于是高高挂起了四周的窗帘，躺下身来卧观群山急雨。

陶渊明又名潜，字元亮，号五柳先生，寻阳柴桑（今江西九江附近）人。

陶渊明生活在晋宋易代之际十分复杂的政治环境之中。他的曾祖父陶侃曾任晋朝的大司马；祖父做过太守，父亲大概官职更低一些而且在陶渊明幼年就去世了。在重视门阀的社会里，陶家的地位无法与王、谢等士族相比，但又不同于寒门。陶侃出身寒微，被讥为“小人”，又被视为有篡位野心之人。可以想见，他的后人在政治上的处境是相当尴尬的。

年幼时，家庭衰微，八岁丧父，十二岁母病逝，与母妹三人度日。孤儿寡母，多在外祖父孟嘉家里生活。孟嘉是当代名士，“行不苟合，年无夸矜，未尝有喜愠之容。好酣酒，逾多不乱；至于忘怀得意，傍若无人。”（《晋故征西大将军长史孟府君传》）渊明“存心处世，颇多追仿其外祖辈者。”（逮钦立语）日后，他的个性、修养，都很有外祖父的遗风。外祖父家里藏书多，给他提供了阅读古籍和了解历史的条件，在学者以《庄》《老》为宗而黜《六经》的两晋时代，他不仅像一般的士大夫那样学了《老子》《庄子》，而且还学了儒家的《六经》和文、史以及神话之类的“异书”。时代思潮和家庭环境的影响，使他接受了儒家和道家两种不同的思想，培养了“猛志逸四海”和“性本爱丘山”的两种不同的志趣。

辞彭泽令，是陶渊明一生前后两期的分界线。此前，他不断在官僚与隐士这两种社会角色中做选择，隐居时想出仕，出仕时要归隐，心情很矛盾。此后他坚定了隐居的决心，一直过着隐居躬耕的生活，但心情仍不平静：“日月掷人去，有志不获骋。念此怀悲凄，终晓不能静。”（《杂诗》其二）他在诗里一再描写隐居的快乐，表示隐居的决心，如“且共欢此饮，吾驾不可回”（《饮酒》其九）；

“托身已得所，千载不相违”（《饮酒》其四）。这固然是他真实的感受，但也可以视为他坚定自己决心的一种方法。在后期他并非没有再度出仕的机会，但是他拒绝了。晋朝末年曾征他为著作佐郎，不就。刘裕篡晋建立宋朝，他更厌倦了政治，在《述酒》诗里隐晦地表达了他对此事的想法。到了晚年他贫病交加，

“江州刺史檀道济往候之，偃卧瘠馁有日矣。道济谓曰：‘贤者处世，天下无道则隐，有道则至。今子生文明之世，奈何自苦如此？’对曰：‘潜也何敢望贤，志不及也。’道济馈以粱肉，麾而去之。”（萧统《陶渊明传》）宋文帝元嘉四年去世前写了一篇《自祭文》，文章最后说：“人生实难，死如之何？呜呼哀哉！” 这成为他的绝笔。

《归园田居五首》

其一∶

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误落尘网中，一去十三年。

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开荒南野际，抱拙归园田。

方宅十馀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

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

户庭无尘杂，虚室有馀闲。久在樊笼�，复得返自然。

其二∶

野外罕人事，穷巷寡轮鞅。白日掩荆扉，虚室绝尘想。

时复墟曲中，披草共来往。相见无杂言，但道桑麻长。

桑麻日已长，我土日已广。常恐霜霰至，零落同草莽。

其三∶

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

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

其四∶

久去山泽游，浪莽林野娱。试携子侄辈，披榛步荒墟。

徘徊丘陇间，依依昔人居。井灶有遗处，桑竹残朽株。

借问采薪者，此人皆焉如？薪者向我言∶“死殁无复馀”。

“一世异朝市”，此语真不虚！人生似幻化，终当归空无。

其五∶

怅恨独策还，崎岖历榛曲。山涧清且浅，遇以濯吾足。

漉我新熟酒，双鸡招近局。日入室中暗，荆薪代明烛。

欢来苦夕短，已复至天旭。

杨万里（1127—1206）字廷秀，号诚斋，吉水（今属江西）人，他幼时家境清寒，绍兴二十四年（1154）进士，历任太常博士、宝谟阁直学士等职，韩侂胄当政时，因政见不合，隐居十五年不出，最后忧愤成疾而终。有《诚斋集》。

杨万里的诗歌创作大体上经历了从模仿、过渡到自成一体的过程。绍兴三十二年以前，他是学江西派风格的，这诗作后来被他烧掉了。此后到淳熙四年（1177），是他诗风转变时期。在这一时期中，他一方面向张浚、张栻学习和切磋理学的奥旨，同时把从日常生活中体验与领会理致的见解挪移到文学创作中来。

他在《题唐德明建一斋》诗中说：“平生刺头钻故纸，晚知此道无多子。从渠散漫汗牛书，笑倚江枫弄江水。”这种蔑视书本而重视日常生活的态度成为他诗风转变的契机。现存《江湖集》的七百多首诗中，既有学陈师道五律、王安石七绝及唐人绝句的，同时也出现了一些风趣轻快的小诗，如：

泉眼无声惜细流，树阴照水爱晴柔。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小池》）

梅子留酸软齿牙，芭蕉分绿与窗纱。日长睡起无情思，闲看儿童捉柳花。（《闲居初夏午睡起二绝句》之一）

“诚斋体”的形成，不仅是重视从大自然和日常生活中获取新颖生动素材，还要求具有透脱的胸怀与哲理的思考；诗人在热情地投入自然万物与日常生活，与之打成一片而彼此交融的同时，又必须跳出来冷静理智地观照与领悟其中所涵蕴的人生哲理，这样写成的诗，才不仅有自然与生活的盎然生机，而且富于理趣，像下面几首诗：

莫言下岭便无难，赚得行人错喜欢。正入乱山圈子里，一山放出一山拦。（《过松源晨炊漆公店六首》之五）

春迹无痕可得寻，不将诗眼看春心。莺边杨柳鸥边草，一日青来一日深。（《过杨二渡》之一）

碧酒时倾一两杯，船门才闭又还开。好山万皱无人见，都被斜阳拈出来。（《舟过谢潭三首》之三）

杨万里的诗较少反映广阔的社会生活，但这类诗虽为数不多，其中也有些是写得比较好的。如《悯农》“已分忍饥度残岁，更堪岁里闰添长”，写出了农民艰难度日的困苦；而《初入淮河四绝句》写他出使金国时所见所思，也能引发读者丰富的感想，如第三首：

两岸舟船各背驰，波痕交涉亦难为。只余鸥鹭无拘管，北去南来自在飞。

从总体上说，机智活泼、风趣自然是杨万里诗的显著长处，但他的诗同时也很少表现尖锐的、深重的人生感受（在这一点上，他还不如黄庭坚），因此大多取材细琐，缺乏雄大的气魄。

初夏睡起

梅子流酸溅齿牙，芭蕉分绿上窗纱。

日长睡起无情思，闲看儿童捉柳花。

读严子陵传

客星何补汉中兴，空有清风冷似冰。

早遣阿瞒移汉鼎，人间何处有严陵！

过杨村

石桥两畔好人烟，匹似诸村别一川。

杨柳荫中新酒店，葡萄架下小渔船。

红红白白花临水，碧碧黄黄麦际天。

政尔清和还在道，为谁辛苦不归田？

江南，意为长江以南地区。狭义上即现在长江流域下游南岸的浙江、苏南及上海地区。广义上还包括江西北部地区、安徽南部长江以南的地区。

又号吴越、江东、江左。江南是中华文明的发源地之一，有杭州、南京等古都，以及历史文化名城如苏州、绍兴、宁波、无锡、徽州等，历史上长期是东亚乃至世界最庞大的城市群以及经济中心，数次庇佑中华文明正朔。

江南作为地理概念与关中和河洛呼应，对中国和东亚的历史发展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在先秦时期，史书中已经存在江南的说法。《吴越春秋》：“周元王使人赐勾践,已受命号去,还江南”。

《尔雅·释地篇第九》写道：“江南曰扬州。”“江南”在成书于秦、汉以前的古籍之中属于扬州之地。

在不同历史时期，江南的文学意象不尽相同。江南最早出现在先秦两汉时期。在东周时期是以吴国、越国等诸侯国所在的长江中下游，即今上海、浙江北部、江苏南部、安徽东南部、江西东北部等长江中下游以南部分地区。

昌）；江南西路包括袁州（宜春）、吉州（吉安）、江州（九江）、虔州（赣州）。

元朝开始的官修地理志中，“江南”一词还有被用于行政区划。明代袁可立在苏州为推官，史官在评价他的政绩时称呼道，明 董其昌《节寰袁公行状》：“神君讫威讫富之誉，（袁可立）为江南冠矣！”

清朝初期，江南省即如今江苏、安徽的统称，两江总督指的便是江南省与江西省，但文化意义上的“小江南”越来越明确地特指传统的江浙地区。

代表城市

南京、苏州、无锡、常州、镇江、湖州、杭州、绍兴、嘉兴、上海、宁波、扬州、南通、芜湖、宣城、黄山、马鞍山、池州、铜陵、安庆、九江、上饶、景德镇等。

扩展资料：

文化上的江南

文化上的江南是江南的重要概念。在地域文化上，江南文化常与吴越文化高度关联。

泰伯所建之句吴古都梅里被认为是江南吴文化的源地（无锡），最早的都城建立在今无锡市的梅村一带，于春秋时期迁都至姑苏城（今苏州），之后吴文化和越文化、楚文化存在颇多交融，汉末东吴都金陵（南京），囊括了吴、楚、越广大地区，南朝时期，中华文化繁盛，江南文化名扬海外，佛教文化大放异彩。

东晋，南朝（宋，齐，梁，陈）首都建康（南京）语言（古代吴语）为基础的“金陵雅言”作为中华正朔，成为中国汉语的源头，更东传日本变作吴音。江南文化也在变迁，如姑苏（苏州）又称吴都，东吴首都建业（南京），金陵（南京）又称吴京，后来的扬吴政权仍建都南京。

江南建筑

江南园林是以开池筑山为主的自然式风景山水园林，兴盛于宋明清。以苏州、扬州、南京、无锡、常州、湖州、上海、嘉兴、杭州等地为主，其中又以苏州、扬州最具有代表性，有“杭州以湖山胜,苏州以市肆胜,扬州以园林胜”的赞誉，而当今留存的私家园林则以苏州为最多。 徽派建筑是徽州一带影响深远的建筑风格。

地形地貌

相对于北方而言，江南地区的地形地貌最明显的特征就是多丘陵多平原和多水。江南地处长江中下游平原、江南丘陵，地形上呈南高北低之势，其北部地势平坦，以平原、丘陵为主，南部则分布有一些山地；另外除了降水丰富以外，江南地区还拥有长江和钱塘江两大水系，两者通过运河相互连通。

江南地区河道棋布、湖泊众多，有中国著名的三大淡水湖，即江西的鄱阳湖和湖南的洞庭湖、江浙两省的太湖。在长期的开发过程中，又兴修了大量的水利工程使之相互勾连，如伍子胥开胥溪、夫差开凿邗沟与江南运河等等，所以历来就享有“水乡泽国”的美誉。

在这样的气候和地形地貌下形成的江南自然地理有着和北方显著的不同

参考资料：

史学八大家指的是：

1、左丘明:春秋时鲁国人，著有《左传》，编年体史书创始人。

春秋末期史学家。鲁国人(今山东肥城人)。姓丘名明，因其父任左史官，故称左丘明。曾任鲁太史，与孔子同时或略早于孔子。双目失明，故后人亦称盲左。相传曾著《春秋左氏传》（或称 《左氏春秋》，简称《左传》），多以史实解释《春秋》，起自鲁隐公元年（前722年），迄于鲁哀公二十七年（前468年），以记事为主，兼载言论，叙述详明，文字生动简洁，全面反映了当时的社会历史面貌，既是重要的儒家经典，又是我国第一部完整的编年体史书，在文学上也有很高的成就。又著《国语》，分别记载西周末年至春秋时期（约前967年--前453年）周王室及鲁齐晋郑楚吴越诸国史实，偏重记述君臣言论，为我国最早的国别体史书。

左丘明（约公元前502年-约公元前451年）,姓丘，名明(一说复姓左丘，名明，），春秋末期鲁国人。 左丘明知识渊博，品德高尚，孔子言与其同耻。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 汉代太史司马迁称其为“鲁君子 ”。

关于左丘明的故里，为现今的山东省肥城市石横镇东衡鱼村（春秋时鲁国都君庄）。为炎帝后裔，左丘明博览天文、地理、文学、历史等大量古籍，学识渊博。任鲁国左史官，在任时尽职尽责，德才兼备，为时人所崇拜。左丘亦编修国史，日夜操劳，历时30余年，一部纵贯200余年、18万余字的《春秋左氏传》定稿。

其历史、文学、科技、军事价值不可估量，为历代史学家和文人所推崇。他还撰写了历史名著《国语》，与《春秋左氏传》成为珠联璧合的历史文化巨著。公元前451年，左丘明病逝，葬于东衡鱼村东北处。647（唐贞观二十一年）李世民封左丘明为“经师”，墓前建石坊。1530年（明嘉靖九年）明世宗封左丘明为“先儒”。1642年（明崇祯十五年）朱由俭封左丘明为“先贤”。1725年（清雍正三年）为避孔子名讳，奉旨“丘”旁加“阝”改为邱氏，今石横邱氏皆为左丘明之后人。

根据存世的刘向《别录》佚文“左丘明授曾申”，以及陆德明《经典释文序录》所记“左丘明作《传》以授曾申”等史料判断，可知左丘明的出生年代约与孔子晚年弟子曾参及曹恤等人大致相当。即左丘明在年龄上应为孔子的孙子辈，而约生于鲁定公在位的中期；而据《左传》、《国语》二书对于历史人物的称呼来看，可知左丘明应当卒于鲁元公在位时期。即公元前五世纪晚期。

左丘明是中国传统史学的创始人，有《左氏春秋》和《国语》两部史学巨著。

2、司马迁:西汉人，作《史记》，首创正史纪传体。

司马迁(公元前145年-公元前90年)，字子长，夏阳(今陕西韩城南)人，一说龙门(今山西河津)人。中国西汉伟大的史学家、文学家、思想家。司马谈之子，任太史令，因替李陵败降之事辩解而受宫刑，后任中书令。发奋继续完成所著史籍，被后世尊称为史迁、太史公、历史之父。

司马迁早年受学于孔安国、董仲舒，漫游各地，了解风俗，采集传闻。初任郎中，奉使西南。元封三年(前108)任太史令，继承父业，著述历史。他以其"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识创作了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原名《太史公书》)。被公认为是中国史书的典范，该书记载了从上古传说中的黄帝时期，到汉武帝元狩元年，长达3000多年的历史，是"二十五史"之首，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3、班固:东汉人，著《汉书》，开创断代史体例。

班固(32年-92年)，字孟坚，扶风安陵(今陕西咸阳东北)人，东汉著名史学家、文学家。

班固出身儒学世家，其父班彪、伯父班嗣，皆为当时著名学者。在父祖的熏陶下，班固九岁即能属文，诵诗赋，十六岁入太学，博览群书，于儒家经典及历史无不精通。建武三十年(54年)，班彪过世，班固从京城迁回老家居住，开始在班彪《史记后传》的基础上，撰写《汉书》，前后历时二十余年，于建初中基本修成。汉和帝永元元年(89年)，大将军窦宪率军北伐匈奴，班固随军出征，任中护军，行中郎将，参议军机大事，大败北单于后撰下著名的《封燕然山铭》。后窦宪因擅权被杀，班固受株连，死于狱中，时年六十一岁。

班固一生著述颇丰。作为史学家，《汉书》是继《史记》之后中国古代又一部重要史书，"前四史"之一;作为辞赋家，班固是"汉赋四大家"之一，《两都赋》开创了京都赋的范例，列入《文选》第一篇;同时，班固还是经学理论家，他编辑撰成的《白虎通义》，集当时经学之大成，使谶纬神学理论化、法典化。

4、刘知几:唐代人，编著《史通》，我国第一个史学批评家。

刘知几(661年-721年)，字子玄，彭城(今江苏徐州)人。唐高宗永隆元年(680年)举进士。武则天长安二年(702年)开始担任史官，撰起居注，历任著作佐郎、左史、著作郎、秘书少监、太子左庶子、左散骑常侍等职，兼修国史。

长安三年与朱敬则等撰《唐书》八十卷，神龙(705年~707年)时与徐坚等撰《武后实录》。玄宗先天元年(712年)，与谱学家柳冲等改修《氏族志》，至开元二年(714年)撰成《姓族系录》二百卷，四年与吴兢撰成《睿宗实录》二十卷，重修《则天实录》三十卷、《中宗实录》二十卷。

5、杜佑:唐代人，著有《通典》，为我国第一个记叙典章制度的通史。

杜佑(735年-812年)，字君卿，京兆万年(今陕西西安)人，唐代政治家、史学家。

杜佑出身于京兆杜氏，历任济南参军、剡县县丞、润州司法参军、主客员外郎、抚州刺史、容管经略使、江淮水陆转运使、户部侍郎、饶州刺史、岭南节度使、淮南节度使等职。

贞元十九年(803年)，杜佑升任司空、同平章事。后又进拜司徒、度支盐铁使，封岐国公。元和七年(812年)，杜佑以太保之职致仕，不久病逝，追赠太傅，谥号安简。

杜佑曾用三十六年撰成二百卷《通典》，创立史书编纂的新体裁，开创中国史学史的先河。

6、司马光:北宋人，编成《资治通鉴》，为编年史第一部巨著。

司马光(1019年11月17日-1086年)，字君实，号迂叟，汉族，陕州夏县(今山西夏县)涑水乡人 ，世称涑水先生。北宋政治家、史学家、文学家。历仕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四朝，卒赠太师、温国公，谥文正，为人温良谦恭、刚正不阿;做事用功刻苦、勤奋。以"日力不足，继之以夜"自诩，其人格堪称儒学教化下的典范，历来受人景仰。

宋仁宗时中进士，英宗时进龙图阁直学士。宋神宗时，反对王安石施行变法，朝廷内外有许多人反对，司马光就是其中之一。王安石变法以后，司马光离开朝廷十五年，主持编纂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编年体通史《资治通鉴》。生平著作甚多，主要有史学巨著《资治通鉴》、《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稽古录》、《涑水记闻》、《潜虚》等。

7、袁枢:宋代人，著《通鉴纪事本未》，创立了纪事本未的体裁。

袁枢（1131～1205），中国南宋史学家。字机仲。建州建安（福建建瓯）人。幼年就能赋诗，很有抱负，在故乡南桥上曾题诗：“玉龙倒悬过寒潭，人在云霄天地间。借问是谁题柱去，茂陵词客到长安。”

“17岁进杭州太学，20岁以“修身与写赋”参加国子监考试。后又参加礼部考试，得词赋科第一。孝宗隆兴元年(1163年)中进士。孝宗隆兴元年(1163年)中进士。初任温州判官、兴化军教授。乾道七年（1171），为礼部试官，出为严州教授。其后历任太府丞、兼国史院编修官、权工部郎官兼吏部郎官、吏部员外郎、大理少卿，出知常德府、江陵府等职。喜读《资治通鉴》，苦其浩博，乃著《通鉴纪事本末》42卷，因其文总括为239事，独立成篇，起讫了然，为中国第一部纪事本末体史学著作。创造纪事本末这一新的写史体例，兼有纪传、编年二者优点，使“数千年事迹经纬明析”，对后世影响极大，明清两代多有仿作。

8、顾炎武:明清学者，著有《天下郡国利病书》等。

顾炎武（1613年7月15日—1682年2月15日），南直隶苏州府昆山人，著名思想家、史学家、语言学家，与黄宗羲、王夫之并称为明末清初三大儒。本名绛，字忠清；南都败后，因为仰慕文天祥学生王炎午的为人，所以改名炎武，字宁人，亦自署蒋山佣，学者尊为亭林先生。明季诸生，青年时发愤为经世致用之学，并参加昆山抗清义军，败后漫游南北，曾十谒明陵，晚岁卒于曲沃。学问渊博，于国家典制、郡邑掌故、天文仪象、河漕、兵农及经史百家、音韵训诂之学，都有研究。晚年治经重考证，开清代朴学风气。

起源

据查，明初朱右将以上八位散文家的文章编成《八先生文集》，八大家之名始于此。明中叶唐顺之所纂的《文编》，仅取唐宋八位散文家的文章，其它作家的文章一律不收。这为唐宋八大家名称的定型和流传起了一定的作用。以后不久，推崇唐顺之的茅坤根据朱、唐的编法选了八家的文章，辑为《唐宋八大家文钞》，唐宋八大家之称遂固定下来。

唐宋八大家乃主持唐家古文运动的中心人物，他们提倡散文，反对骈文，给予当时和后世的文坛以深远的影响。

人物

韩愈（768－824）

字退之，世称韩昌黎，河南人，唐代杰出的文学家、思想家，古文运动的领袖，”唐宋八大家”之首，在中国散文发展史上地位崇高，苏东坡称赞他为”文起八代之衰”。他的文章气势宏大、豪逸奔放、曲折多姿、新奇简劲、逻辑严整、融会古今，无论是议论、叙事或抒情，都形成独特的风格，达到前人不曾达到的高度。

柳宗元(773-819)

字子厚，祖籍河东，世称柳河东，生于长安，贞元初年进士,官监察御史。顺宗时,王叔文执政,他任礼部员外郎,锐意推行政治改革。不久,王叔文失败,他也被贬为永州司马,迁柳州刺史。在南方凡十四年,死于柳州。唐代著名的思想家和杰出的文学家。 作为唐代古文运动倡导者和唐宋八大家之一，柳宗元反对六朝以来笼罩文坛的绮靡浮艳文风，提倡质朴流畅的散文。著有《柳河东集》四十五卷,《外集》二卷。

欧阳修(1007－1072）

字永叔，祖籍江南西路吉州永丰县(今属江西)号”醉翁”、”六一居士”，杰出博学的散文家，宋代散文革新运动的卓越领导�，唐宋八大家之一。由於忧国忧民，刚正直言，欧阳修宦海升沉，历尽艰辛，但是创作却”愈穷则愈工”。他取韩愈”文从字顺”的精神，极力反对浮靡雕琢、怪僻晦涩的”时文”，提倡简而有法、流畅自然的风格，作品内涵深广，形式多样，语言精致，富情韵美和音乐性。许多名篇，如《醉翁亭记》、《秋声赋》等，已千古传扬。

三苏

苏洵，字明允，号老泉,眉州眉山人。苏洵和他儿子苏轼、苏辙被合称为“三苏”。他的散文主要是史论和政，他继承了《孟子》和韩愈的议论文传统，形成自己的雄健风格，语言明畅，理反复辨析，很有战国纵横家的色彩；有时不免带有诡辨气息，是其短处。著有《嘉佑集》。

苏轼（1037－1101），字子瞻，一字和仲,号东坡居士，生於四川眉山。北宋大文学家、书画家,有多方面的创作才能,在诗、词、散文、书画等方面取得了独到的成就。世称苏东坡。

苏辙(1039－1112)，字子由，一字同叔，号栾城，晚号颍滨遗老，四川眉山人。他在父兄的熏陶和影响下，自幼博览群书，抱负宏伟。宋徽宗继位，他遇赦北归，寓居颍昌，闭门谢客，潜心著述，过了十二年闲适而孤独的生活。政和二年病逝，终年七十四岁。著有《栾城集》、《栾城后集》。

王安石（1021－1086）

字介甫，号半山，曾封荆国公，后人称王荆公，谥文，又称王文公。抚州临川（今江西抚州）人。北宋著名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中国散文史上著名的“唐代八大家”之一。他的散文峭直简洁、富於哲理、笔力豪悍、气势逼人、词锋犀利、议论风生，开创并发展了说理透辟、论证严谨、逻辑周密、表达清晰、熔�事和议论於一炉的独特散文文体。

曾巩(1019-1083)

字子固，建昌军南丰县人(属今江西)，宋代新古文运动的重要骨干，唐宋八大家之一。“十二岁能文，语已惊人”的曾巩，资质警敏聪慧；成年后，因文才出众，备受当时文坛领袖欧阳修赏识。曾巩有浓厚的儒家思想，主张先道后文，极重视作家的道德修养。他的学术和文章，生前已传誉遐迩，身后更盛名不衰。曾巩散文作品甚丰，尤长於议论和记叙。他的议论文立论精策，不枝不蔓，纡徐曲折，从容敦厚；记叙文则思玫明晰,俯仰尽意，精练生动，耐人寻味。

李白为什么没有成为唐宋八大家呢

历史上所说的唐宋八大家，是唐宋时期八大散文代表作家的合称，即唐代的韩愈、柳宗元和宋代的欧阳修、三苏、王安石、曾巩。

最初将这八个作家的散文作品编选在一起刊行的是明初朱后的《八先生文集》，后来唐顺之在《文编》一书中也选录了这八个唐宋作家的作品。明朝中叶古文家茅坤在前者的基础上加以整理和编选，取名《唐宋八大家文钞》，共160卷。“唐宋八大家”从此得名。

由于这八位作家的文学观点比较接近，都主张实用，反对骈体，他们的散文创作都取得了很高的成就，因而“唐宋八大家”一经提出，便为后人普遍接受，成为文学史上的专有名词。给予当时和后世的文坛以深远的影响。

李白的诗歌今存990多首。有大量的政治抒情诗，充分表现了诗人非凡的抱负，奔放的激情，豪侠的气概，也集中代表了盛唐诗歌昂扬奋发的典型音调。李白有强烈的自我意识，多次以大鹏自比，李白的诗歌的题材是多种多样的。为中华诗坛第一人。

至于称号的归属,评论文学家是看他到底在哪种文学形式上的贡献最大、成就最高。李白的诗歌成就最大，他当然也有散文作品如《春夜宴桃李园》、《与韩荆州书》等但成就有限，不如诗歌为人称道。像苏东坡就可以在诗、词、文、书法、绘画、甚至烹调方面称为家，是因为他在这些领域都有建树和贡献。

因此李白,杜甫并不在唐宋八大家之列</CD>

回答者：zhaomoyang - 初学弟子 一级 10-18 21:28

韩愈、柳宗元、欧阳修、苏轼、苏询、苏辙、曾巩、王安石

回答者：龙教教主 - 试用期 一级 10-19 13:01

唐代的韩愈、柳宗元和宋代的欧阳修、三苏（苏洵、苏轼、苏辙）、王安石、曾巩。

回答者：爱庚_13只 - 试用期 一级 10-21 21:51

苏轼、苏辙、苏洵、韩愈、柳宗元、欧阳修、曾巩、王安石

回答者：灭世神婴 - 魔法师 四级 10-28 12:42

所谓唐宋八大家,是指唐代韩愈、柳宗元,宋代欧阳修、曾巩、王安石、苏洵、苏轼、苏辙。

回答者：453095545 - 试用期 一级 10-28 19:51

唐宋八大家是唐宋时期八大散文代表作家的合称，即唐代的韩愈、柳宗元和宋代的欧阳修、三苏（苏洵、苏轼、苏辙）、王安石、曾巩。

韩愈（768－824）

字退之，世称韩昌黎，河南人，唐代杰出的文学家、思想家，古文运动的领袖，”唐宋八大家”之首，在中国散文发展史上地位崇高，苏东坡称赞他为”文起八代之衰”。他的文章气势宏大、豪逸奔放、曲折多姿、新奇简劲、逻辑严整、融会古今，无论是议论、叙事或抒情，都形成独特的风格，达到前人不曾达到的高度。

柳宗元(773-819)

字子厚，祖籍河东，世称柳河东，生于长安，贞元初年进士,官监察御史。顺宗时,王叔文执政,他任礼部员外郎,锐意推行政治改革。不久,王叔文失败,他也被贬为永州司马,迁柳州刺史。在南方凡十四年,死于柳州。唐代著名的思想家和杰出的文学家。作为唐代古文运动倡导者和唐宋八大家之一，柳宗元反对六朝以来笼罩文坛的绮靡浮艳文风，提倡质朴流畅的散文。著有《柳河东集》四十五卷,《外集》二卷。

欧阳修(1007－1072）

字永叔，祖籍江南西路吉州永丰县(今属江西)号”醉翁”、”六一居士”，杰出博学的散文家，宋代散文革新运动的卓越领导�，唐宋八大家之一。由於忧国忧民，刚正直言，欧阳修宦海升沉，历尽艰辛，但是创作却”愈穷则愈工”。他取韩愈”文从字顺”的精神，极力反对浮靡雕琢、怪僻晦涩的”时文”，提倡简而有法、流畅自然的风格，作品内涵深广，形式多样，语言精致，富情韵美和音乐性。许多名篇，如《醉翁亭记》、《秋声赋》等，已千古传扬。

三苏

苏洵，字明允，号老泉,眉州眉山人。苏洵和他儿子苏轼、苏辙被合称为“三苏”。他的散文主要是史论和政，他继承了《孟子》和韩愈的议论文传统，形成自己的雄健风格，语言明畅，理反复辨析，很有战国纵横家的色彩；有时不免带有诡辨气息，是其短处。著有《嘉佑集》。

苏轼（1037－1101），字子瞻，一字和仲,号东坡居士，生於四川眉山。北宋大文学家、书画家,有多方面的创作才能,在诗、词、散文、书画等方面取得了独到的成就。世称苏东坡。

苏辙(1039－1112)，字子由，一字同叔，号栾城，晚号颖滨遗老，四川眉山人。他在父兄的熏陶和影响下，自幼博览群书，抱负宏伟。宋徽宗继位，他遇赦北归，寓居颖昌，闭门谢客，潜心著述，过了十二年闲适而孤独的生活。政和二年病逝，终年七十四岁。著有《栾城集》、《栾城后集》。

王安石（1021－1086）

字介甫，号半山，曾封荆国公，后人称王荆公，谥文，又称王文公。抚州临川（今江西抚州）人。北宋著名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中国散文史上著名的“唐代八大家”之一。他的散文峭直简洁、富於哲理、笔力豪悍、气势逼人、词锋犀利、议论风生，开创并发展了说理透辟、论证严谨、逻辑周密、表达清晰、熔�事和议论於一炉的独特散文文体。

曾巩(1019-1083)

字子固，建昌军南丰县人(属今江西)，宋代新古文运动的重要骨干，唐宋八大家之一。“十二岁能文，语已惊人”的曾巩，资质警敏聪慧；成年后，因文才出众，备受当时文坛领袖欧阳修赏识。曾巩有浓厚的儒家思想，主张先道后文，极重视作家的道德修养。他的学术和文章，生前已传誉遐迩，身后更盛名不衰。曾巩散文作品甚丰，尤长於议论和记叙。他的议论文立论精策，不枝不蔓，纡徐曲折，从容敦厚；记叙文则思玫明晰,俯仰尽意，精练生动，耐人寻味。

唐宋八大家是唐宋时期八大散文代表作家的合称，即唐代的韩愈、柳宗元和宋代的欧阳修、苏洵、苏轼、苏辙(苏洵是苏轼苏辙的父亲，苏轼是苏辙的哥哥）、王安石、曾巩。 (分为唐二家和宋六家)

编辑本段名称的起源

据查，明初朱右将以上八位散文家的文章编成《八先生文集》，八大家之名始于此。明中叶唐顺之所纂的《文编》，仅取唐宋八位散文家的文章，其它作家的文章一律不收。这为唐宋八大家名称的定型和流传起了一定的作用。以后不久，推崇唐顺之的茅坤根据朱、唐的编法选了八家的文章，辑为《唐宋八大家文钞》，唐宋八大家之称遂固定下来。

唐宋八大家乃主持唐家古文运动的中心人物，他们提倡散文，反对骈文，给予当时和后世的文坛以深远的影响。

编辑本段韩愈（768－824）

韩愈，字退之，世称韩昌黎，河阳（今河南省孟州市）人，祖籍河北昌黎，世称韩昌黎。，唐代杰出的文学家、思想家，古文运动的领袖，”唐宋八大家”之首，在中国散文发展史上地位崇高，苏东坡称赞他为”文起八代之衰”。他在科名和仕途上屡受挫折，思想倾向复古。他在政治上反对藩镇割据，维护唐王朝统一。在思想上提倡儒家正统思想，批判佛老思想。他领导了唐代反骈文的“古文运动”，反对华而不实的形式主义文风。他提出的文道合一、气盛言宜、务去陈言、文从字顺等散文的写作理论，对后人很有指导意义。他的文章气势宏大、豪逸奔放、曲折多姿、新奇简劲、逻辑严整、融会古今，无论是议论、叙事或抒情，都形成独特的风格，达到前人不曾达到的高度。他的作品都收在《昌黎先生集》里。

编辑本段柳宗元(773-819)

柳宗元，字子厚，祖籍河东，世称柳河东，生于长安，贞元初年进士,官监察御史。顺宗时,王叔文执政,他任礼部员外郎,锐意推行政治改革。不久,王叔文失败,他也被贬为永州司马,迁柳州刺史。在南方凡十四年,死于柳州。唐代著名的思想家和杰出的文学家。 作为唐代古文运动倡导者和唐宋八大家之一，柳宗元反对六朝以来笼罩文坛的绮靡浮艳文风，提倡质朴流畅的散文。著有《柳河东集》四十五卷,《外集》二卷。

编辑本段欧阳修(1007－1072）

欧阳修(1007～1072年)，北宋时期政治家、文学家、史学家和诗人。字永叔，号醉翁、六一居士，吉安永丰（今属江西）人，汉族人，自称庐陵人，因吉州原属庐陵郡,出生于绵州（今四川绵阳）。天圣进士。仁宗时，累擢知制诰、翰林学士；英宗，官至枢密副使、参知政事；神宗朝，迁兵部尚书，以太子少师致仕。卒谥文忠。其于政治和文学方面都主张革新，既是范仲淹庆历新政的支持者，也是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领导者。又喜奖掖后进，苏轼父子及曾巩、王安石皆出其门下。创作实绩亦灿然可观，诗、词、散文均为一时之冠。散文说理畅达，抒情委婉，为“唐宋八大家”之一；诗风与散文近似，重气势而能流畅自然；其词深婉清丽，承袭南唐余风。曾与宋祁合修《新唐书》，并独撰《新五代史》。又喜收集金石文字，编为《集古录》。有《欧阳文忠公文集》。诗歌《踏莎行》。

欧阳修死后葬于开封新郑（今河南新郑），新郑市辛店镇欧阳诗村现有欧阳修陵园，是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另今绵阳南郊亦有其祠堂，名曰六一堂。本文选其《朋党论》、《五代史令官传序》、《醉翁亭记》、《秋声赋》、《祭石曼卿文》、《卖油翁》六篇；选其词《采桑子（群芳过后西湖好）、《诉衷情（清晨帘幕卷秋霜）》、《踏莎行（候馆残梅）、《生杳子（去年元月时）》、《朝中措（平山栏槛倚晴空）》、《蝶恋花（家庭院深深几许）》六首；先其诗《戏答元珍》和《画眉鸟》二首。

编辑本段苏洵(1009—1066)

个人简介

姓名：苏洵 字明允 号老泉

性别：男

生卒年：1009—1066

所属朝代：宋代

所属文学时期：宋代文学

所属流派：三苏 唐宋八大家

代表作品：权书 衡论

生平介绍

北宋散文家。汉族，与其子苏轼、苏辙合称“三苏”,均被列入“唐宋八大家”。字明允，号老泉。眉州眉山（今属四川）人。应试不举，经韩琦荐任秘书省校书郎、文安县主簿。长于散文，尤擅政论，议论明畅，笔势雄健。有《嘉佑集》。亦有一女，名唤小妹，人称苏小妹。

据说27岁才发愤读书，经过十多年的闭门苦读,学业大进。仁宗嘉佑元年(1056),他带领苏轼、苏辙到汴京，谒翰林学士欧阳修。欧阳修很赞赏他的《权书》、《衡论》、《几策》等文章，认为可与贾谊、刘向相媲美，于是向朝廷推荐。一时公卿士大夫争相传诵，文名因而大盛。嘉佑三年，仁宗召他到舍人院参加考试，他推托有病，不肯应诏。嘉佑五年，任为秘书省校书郎。后与陈州项城（今属河南）县令姚□同修礼书《太常因革礼》。书成不久，即去世，追赠光禄寺丞。

苏洵是有政治抱负的人。他说他作文的主要目的是“言当世之要”，是为了“施之于今”。在《衡论》和《上皇帝书》等重要议论文中，他提出了一整套政治革新的主张。他认为,要治理好国家,必须“审势”、“定所尚”。他主张“尚威”，加强吏治，破苟且之心和怠惰之气，激发天下人的进取心，使宋王朝振兴。由于苏洵比较了解社会实际，又善于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以古为鉴，因此，他的政论文中尽管不免有迂阔偏颇之论，但不少观点还是切中时弊的。

曾巩说苏洵“颇喜言兵”。苏洵的《权书》10篇、《几策》中的《审敌》篇、《衡论》中的《御将》和《兵制》篇,还有《上韩枢密书》、《制敌》和《上皇帝书》，都论述了军事问题。在著名的《六国论》中，他认为六国破灭，弊在贿秦。实际上是借古讽今，指责宋王朝的屈辱政策。《审敌》更进一步揭露这种贿敌政策的实质是残民。《兵制》提出了改革兵制、恢复武举、信用才将等主张。《权书》系统地研究战略战术问题。在《项籍》中，他指出项籍不能乘胜直捣咸阳的战略错误。他还强调避实击虚、以强攻弱、善用奇兵和疑兵、打速决战、突击取胜等战略战术原则。

苏洵的抒情散文不多,但也不乏优秀的篇章。在《送石昌言使北引》中，他希望出使契丹的友人石昌言不畏强暴,藐视敌人,写得有气势。《张益州画像记》记叙张方平治理益州的事迹，塑造了一个宽政爱民的封建官吏形象。《木假山记》借物抒怀，赞美一种巍然自立、刚直不阿的精神。

苏洵的散文论点鲜明，论据有力，语言锋利，纵横恣肆，具有雄辩的说服力。欧阳修称赞他“博辩宏伟”，“纵横上下,出入驰骤，必造于深微而后止”(《故霸州文安县主簿苏君墓志铭》);曾巩也评论他的文章“指事析理，引物托喻”，“烦能不乱，肆能不流”（《苏明允哀词》），这些说法都是比较中肯的。艺术风格以雄奇为主，而又富于变化。一部分文章又以曲折多变、纡徐宛转见长。苏洵在《上田枢密书》中也自评其文兼得“诗人之优柔，骚人之清深，孟、韩之温淳，迁、固之雄刚，孙、吴之简切”。他的文章语言古朴简劲、凝炼隽永；但有时又能铺陈排比,尤善作形象生动的妙喻,如《仲兄字文甫说》，以风水相激比喻自然成文的一段描写，即是一例。

苏洵论文，见解亦多精辟。他反对浮艳怪涩的时文，提倡学习古文；强调文章要“得乎吾心”，写“胸中之言”；主张文章应“有为而作”，“言必中当世之过”。他还探讨了不同文体的共同要求和不同写法。他特别善于从比较中品评各家散文的风格和艺术特色，例如《上欧阳内翰第一书》对孟子、韩愈和欧阳修文章的评论就很精当。

苏洵作诗不多,擅写五古,质朴苍劲。宋人叶梦得评其诗“精深有味,语不徒发,正类其文”(《石林诗话》)。其《欧阳永叔白兔》、《忆山送人》、《颜书》、《答二任》、《送吴待制中复知潭州二首》等都不失为佳作，但总的成就远逊于散文。

苏洵著作,宋代以多种版本流行,原本大都散佚，今存者有北宋刊《类编增广老苏先生大全文集》残卷。通行本有《四部丛刊》影宋钞本、《嘉佑集》15卷。

部分作品

「云兴于山」

云兴于山，霿霿为雾。匪山不仁，天实不顾。山川我享，为我百诉。岂不畏天，哀此下土。班班鸤鸠，谷谷晨号。天乎未雨，余不告劳。谁为山川，不如羽毛。

「有骥在野」

有骥在野，百过不呻。子不我良，岂无他人。絷我于厩，乃不我驾。遇我不终，不如在野。秃毛于霜，寄肉于狼。宁彼我伤，人不我顾？无子我忘。

「有触者犊」

有触者犊，再棰不却。为子已触，安所置角？天实畀我，子欲已我。恶我所为，盍夺我有？子欲不触，盍索之笠？

「朝日载升」

朝日载升，薨薨伊氓。于室有绩，于野有耕。于途有商，于边有征。天生斯民，相养以宁。嗟我何为？踽踽无营。初孰与我，今孰主我？我将往问，安所处我？

「我客至止」

我客至止，我迎于门。来升我堂，来饮我尊。羞鳖不时，詈我不勤。求我何多，请辞不能。客谓主人：唯子我然。求子之多，责子之深，期子于贤。

「颜书四十韵」

任君北方来，手出《邠州碑》。为是鲁公写，遗我我不辞。鲁公实豪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