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里国，又作“古里佛”，是位于南亚次大陆西南部的一个古代王国，曾为马拉巴尔地区的一部分，其境在今印度西南部喀拉拉邦的科泽科德（Kozhikode）一带，为古代印度洋海上的交通要冲。这个出现于公元十三世纪的古国频频出现在中国古籍之中，宋时称作南毗国（Namburi），元时称作“古里佛”，明时称作“古里”，而在摩洛哥旅行家伊本·白图泰的游纪中称作卡里卡特（Kalicut），有时也作公鸡堡垒（Cock Fort）

古里与西方

明弘治十一年（1498）5月，瓦斯科·达·伽马带领葡萄牙贸易代表团于卡里卡特北部18公里处的Kappad登陆，当地的统治者和达·伽马谈判从阿拉伯过来的贸易路线时，起了剧烈的冲突，扎莫林派出了一支由八十艘战船和一千五百人组成的舰队，最后达·伽马让步，以一封模拟两可的海路权信件为协谈条件，并拒绝留下他船上的物品做为抵押。达·伽马在卡里卡特留下了几位葡萄牙水手，做为三班故里日后贸易的联络人，但是这些葡萄牙籍联络人后来都被谋杀了。

　　明弘治十五年（1502）2月12日，达·伽马率领二十艘军舰再度从葡萄牙出发，准备用葡萄牙的军事力量来巩固新开的航线。当达·伽马抵达卡里卡特时，他的船队已扩编到二十九艘，很快征服了该地，并掠夺了大量的贵重商品。

　　明嘉靖三年（1524），达·伽马在印度已有“武力至上的问题调停者”的称呼，他派遣了更多军舰到东非和西印度，年底的12月24日达·伽马在当地过逝，被火化后埋在印度柯钦的圣法兰西斯教堂，至1539年才被运回葡萄牙，重葬在维第格拉。

　　明嘉靖七至十七年（1528～1538），古里国的统治者在同葡萄牙人争夺香料贸易主导权的战争中连续两次战败，葡萄牙人在科泽科德修筑了堡垒。

　　明嘉靖十九年（1540），葡萄牙人对香料贸易的独占权得到最后承认，

　　明隆庆五年（1571），当地国王破坏了葡萄牙人的堡垒。

　　明万历十六年（1588），葡萄牙人再次赢得了战争，重新获得了在科泽科德驻扎的权利。

　　明万历二十八年（1600），葡萄牙人和国王的军队一起镇压了当地海军将领Kunjali的叛乱。

　　明万历四十一年（1613），耶稣教传教士Godiho de Eredia曾看见郑和在古里所立的石碑，并予以记载。　

　　清康熙二至三年（1663～1664），古里国联合荷兰人在取得了对葡萄牙人的最后的胜利，从而摆脱了葡萄牙人的控制。

　　清康熙三年（1664），英国人在科泽科德开设了一个商业据点。

　　清康熙三十七年（1698），法国人在科泽科德开设了一个商业据点。

　　清乾隆三十一年（1766），印度迈索尔的穆斯林统治者海德尔·阿里率领军队攻占并破坏了科泽科德，古里国最后一代统治者在自己的宫殿内自杀。

编辑本段

史籍记载

明史

　　古里，西洋大国。西滨大海，南距柯枝国，北距狼奴儿国，东七百里距坎巴国。自柯枝舟行三日可至，自锡兰山十日可至，诸蕃要会也。

　　永乐元年命中官尹庆奉诏抚谕其国，赉以彩币。其酋沙米的喜遣使从庆入朝，贡方物。三年达南京，封为国王，赐印诰及文绮诸物，遂比年入贡。郑和亦数使其国。十三年偕柯枝、南渤利、甘巴里、满剌加诸国入贡。十四年又偕爪哇、满剌加、占城、锡兰山、木骨都束、溜山、南渤利、不剌哇、阿丹、苏门答剌、麻木、剌撒、忽鲁谟斯、柯枝、南巫里、沙里湾泥、彭亨诸国入贡。是时，诸蕃使臣充斥于廷，以古里大国，序其使者于首。十七年偕满剌加十七国来贡。十九年又偕忽鲁谟斯等国入贡。二十一年复偕忽鲁谟斯等国，遣使千二百人入贡。时帝方出塞，敕皇太子曰：“天时向寒，贡使即令礼官宴劳，给赐遣还。其以土物来市者，官酬其直。”宣德八年，其王比里麻遣使偕苏门答剌等国使臣入贡。其使入留都下，正统元年乃命附爪哇贡舟西还。自是不复至。

　　其国，山多地瘠，有谷无麦。俗甚淳，行者让道，道不拾遗。人分五等，如柯枝，其敬浮屠、凿井灌佛亦如之。每旦，王及臣民取牛粪调水涂壁及地，又煅为灰抹额及股，谓为敬佛。国中半崇回教，建礼拜寺数十处。七日一礼，男女斋沐谢事。午时拜天于寺，未时乃散。王老不传子而传甥，无甥则传弟，无弟则传于国之有德者。国事皆决于二将领，以回回人为之。刑无鞭笞，轻者断手足，重者罚金珠，尤重者夷族没产。鞫狱不承，则置其手指沸汤中，三日不烂即免罪。免罪者，将领导以鼓乐，送还家，亲戚致贺。

　　富家多植椰子树至数千。其嫩者浆可饮，亦可酿酒，老者可作油、糖，亦可作饭。干可构屋，叶可代瓦，壳可制杯，穰可索綯，煅为灰可镶金。其他蔬果、畜产，多类中国。所贡物有宝石、珊瑚珠、琉璃瓶、琉璃枕、宝铁刀、拂郎双刃刀、金系腰、阿思模达涂儿气、龙涎香、苏合油、花毡单、伯兰布、苾布之属。柯枝，或言即古盘盘国。宋、梁、隋、唐皆入贡。自小葛兰西北行，顺风一日夜可至。

　　永乐元年，遣中官尹庆赍诏抚谕其国，赐以销金帐幔、织金文绮、彩帛及华盖。六年复命郑和使其国。九年，王可亦里遣使入贡。十年，郑和再使其国，连二岁入贡。其使者请赐印诰，封其国中之山。帝遣郑和赍印赐其王，因撰碑文，命勒石山上。其词曰：王化与天地流通，凡覆载之内、举纳于甄陶者，体造化之仁也。盖天下无二理，生民无二心，忧戚喜乐之同情，安逸饱暖之同欲，奚有间于遐迩哉。任君民之寄者，当尽子民之道。《诗》云“邦畿千里，惟民所止，肇域彼四海”。《书》云“东渐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声教，讫于四海。”朕君临天下，抚治华夷，一视同仁，无间彼此。推古圣帝明王之道，以合乎天地之心。远邦异域，咸使各得其所，闻风向化者，争恐后也。

岛夷志略

　　古里佛，当巨海之要冲，去僧加剌密迩，亦西洋诸马头也。山横而田瘠，宜种麦。每岁藉乌爹米至。行者让路，道不拾遗，俗稍近古。其法至坦谨，盗一牛，酋以牛头为准，失主仍以犯人家产籍没而戮之。官场居深山中，海濵为市，以通贸易。地产胡椒，亚于下里，人间居有仓廪贮之。每播荷三百七十五斤，税收十分之二，以下次加张叶皮、桑布、蔷薇水、波罗蜜、孩儿茶。其珊瑚、真珠、乳香诸等货，皆由甘理、佛朗来也。去货与小具喃国同。畜好马，自西极来，故以舶载至此国，每疋互易，动金钱千百，或至四十千为率，否则番人议其国空乏也。

瀛涯胜览

　　即西洋大国。从柯枝国港口开船，往西北行，三日方到。其国边海，山之东有五七百里，远通坎巴夷国；西临大海；南连柯枝国界；北边相接狠奴儿地面。西洋大国正此地也。永乐五年，朝廷命正使太监郑和等赍诏敕赐其国王诰命银印给赐，升赏各头目品级冠带，统领大宝船到彼，起建碑庭，立石云：「其国去中国十万余里，民物咸若熙皡同风，刻石于兹永示万世。」

　　国王系南昆人，崇信佛敎，尊敬象牛。国人内有五等：回回人、南昆人、哲地人、革令人、木瓜人。其国王国人皆不食牛肉，大头目是回回人，皆不食猪肉。先是王与回回人誓定，尔不食牛，我不食猪，互相禁忌，至今尚然。王以铜铸佛像，名乃纳儿，起造佛殿，以铜铸瓦而盖佛座。傍掘井，每日侵晨，王至汲水浴佛，拜讫，令人收取黄牛净粪，用水调於铜盆如糊，遍擦殿内地面墙壁。且命头目幷富家，每早亦涂擦牛混粪。又将牛粪烧成白灰，研细，用好布为小袋盛灰，常带在身，每日侵晨洗面毕，取牛粪灰调水，搽涂其额，幷两股间各三次，为敬佛敬牛之诚。传云：昔有一圣人名某些立敎化，人人知其是真天人，皆钦从，以後圣人同往他所，令其弟名撒没嚟掌管敎人，其弟心起矫妄，铸一金犊，曰：「此是圣主，凡叩之则有灵验。」敎人听命，崇敬其金牛，曰：「常粪金，人得金」，心爱而忘天道，皆以牛为真主。後某些圣人回还，见众人被弟撒没嚟惑坏圣道，遂废其牛，而欲罪其弟，其弟骑一大象遁去。後人思之，悬望其还，且如月初，则言月中必至。及至月中，又言月尽必至。至今望之不绝。南昆人敬象牛，由此故也。

　　王有大头目二人，掌管国事，俱是回回人，国中大半皆奉回回敎门。礼拜寺有二三十处，七日一次行礼拜。至日，举家斋浴，诸事不干，巳午时，大小男子到寺礼拜，至未时方散回家，才做买卖，干理家事。人甚诚信，状貌济楚标致。其二大头目受中国朝廷升赏，若宝船到彼，全凭二人主为买卖，王差头目幷哲地未讷几计书算于官府牙人来会，领船大人议择某日打价，至日，先将带去锦绮等物，逐一议价已定，随写合同价数，彼此收执。其头目哲地卽与内官大人众手相拿。其牙人则言某月某日於众手中拍一掌已定，或贵或贱，再不悔改。然後哲地富户才将宝石珍珠跚瑚等物来看议价，非一日能定，快则一月，缓则二三月，若价钱较议已定，如买一主珍珠等物，该价若干，是原经手颈目未讷几计算，该还紵丝等物若干，照原打手之货交还，毫釐无改，彼之算法无算盘，只以两手、两脚幷二十指计算，毫釐无差，甚异于常。

　　王以六成金铸钱行使，名吧南，每个径面官寸三分八釐，面底有纹，重官秤一分。又以银为钱，名搭儿，每个约重三釐，零用此钱。衡法每番秤一钱，该官秤八分，每番秤一两，计十六钱，该官秤一两二钱八分。番秤二十两为一斤，该官秤一斤九两六钱。其番秤名番剌失，秤之权钉定於衡末，称准则活动於衡中，提起平为定盘，星称物则移准向前，随物轻重而进退之。止可秤十斤，该官秤十六斤，秤香货之类，二百斤番秤为一播荷，该官秤三百二十斤，若称胡椒，二百五十斤为一播荷，该官秤四百斤。凡称一应巨细货物，多用天平对较。其量法，官铸铜为升行使，番名党戛黎，每升该官升一升六合。

　　西洋布本国名撦黎布，出於邻境坎巴夷等处。每疋阔四尺五寸，长二丈五尺，卖彼处金钱八个或十个。国人亦将蚕丝练染各色，织间道花手巾，阔四五尺，长一丈二三尺，每条卖金钱一百个。胡椒山乡住人置园多种。到十月间，椒熟采摘晒乾而卖，自有收椒大户来收，上官库收贮。若有买者，官与发买，见数计算税钱纳官。每胡椒一播荷，卖金钱二百个，其哲地多收买下各色宝石珍珠，幷做下跚硼珠等物，各处番船到彼，国王亦差头目幷写字人等眼同而卖，就取税钱纳官。

　　富家多种椰子树，或一千株或二千三千株，为产业。其椰子有十般使用：嫩者有浆甚甜，奸契，可酿酒；老者椰肉打油，做糖做饭吃；外包之穰，打索，造船；椰壳为碗，为杯，又好烧灰打箱金银细巧生活；树好造屋，叶好盖屋。蔬菜有芥菜、生姜、萝卜、胡荽、葱、蒜、葫芦、茄子、菜瓜、东瓜四时皆有。又有一等小瓜，如指大，长二寸许，如靑瓜之味，其葱紫皮，如蒜，大头小叶，称斤而卖。波罗蜜、芭蕉子广有卖者。木别子树高十余丈，结子如绿柿样，内包其子三四十个，熟则自落。其蝙蝠如鹰之大，都在此树上倒挂而歇。米红白皆有。麦大小俱无。其面皆从别处贩来卖。鸡鸭广有，无鹅。羊脚高灰色，如驴驹子之样。水牛不甚大。黄牛有三四百斤者，人不食其肉，止食其乳酪，人无酥油不吃饭。其牛养至老死卽埋之。各色海鱼其价极贱。山中鹿兔亦有卖者。人家多养孔雀，其他禽鸟则有乌鸦、苍鹰、鹭鸶、燕子，其余别样大小禽鸟，则并无有。

　　国人亦会弹唱，以葫芦壳为乐器，红铜丝为弦，唱番歌相和而弹，音韵堪听。民俗婚丧之礼，锁俚人、回回人各依自家本等体例不同。其王位不传於子而传於外甥。传甥止论女腹所生为嫡族。其王若无姊妹，传之於弟。若无弟，逊与有德之人。世代相仍如此。王法无鞭笞之刑，罪轻者截手断足，重则罚金诛戮。甚则抄没灭族。人有犯法者，拘之到官，卽伏其罪，若事情或有冤枉不伏者，则於王前或大头目前置一铁锅，盛油四五斤，煎滚，先以树叶投试爆弹有声，遂令其人以右手二指煠於油内片时，待焦方起，用布包裹封记，监留在官，二三日後聚众开封视之，若手烂溃，其事不枉，卽加以刑，若手如旧不损，则释之，头目人等以鼓乐礼送此人回家，诸亲邻友馈礼相贺，饮酒作乐以相庆，此事最为奇异。

　　使回之日，其国王欲进贡，用好赤金五十两，令番匠抽如发细金丝，结绾成片，以各色宝石大珍珠厢成宝带一条，差头目乃邦进奉中国。

　经学典籍的主体——“十三经”

　　经学研究的核心是被历代儒者奉为经典的“十三经”，宋明理学虽以《大学》《中庸》《论语》《孟子》 等“四书”为重，但《大学》《中庸》终归是《礼记》中的篇章，《论语》《孟子》也在“十三经”之内，因而经学的主要典籍仍为“十三经”所包括。两千余年的 经学史，大致是围绕着这十三部经书的确立、考订、阐发和注解不断延深、反复纠辩、曲折发展的。十三部经书是经部典籍的主体，其他浩繁的经部书籍，都是由此 而派生的著述。因此，了解“十三经”是把握经部典籍的关键。“十三经”中各经的大致情况如下：

　　《周易》

　　全文 24000余字，原称《易》，又称《易经》，本是占筮书，后被儒家奉为讲究哲理的经典。相传古代占卜用的易书本有三种：一种是夏代的易，叫《连山》；一种 是商代的易，叫《归藏》；一种是周代的易，就是现存的《周易》。前两种已经失传，而《周易》则流传至今。《周易》中用‘—’和‘——’两个最基本的符号代 表阳和阴；把这两种符号迭列三层，如三（乾）、三（坤）等，可以形成八种组合形式，称为八卦；用八卦的卦象两两重迭，又能组合成六十四卦；六十四卦每卦又 有六爻。六十四卦每卦有卦辞，每爻有爻辞，分别阐述各卦各爻的意义，卦辞和爻辞是《周易》的经文。许多研究《周易》的学者认为卦辞、爻辞是西周初年的作 品，因为它所记的内容有殷商祖先的故事，也有周初的史实，但无后代任何色彩。

　　除卦辞、爻辞外，还有《彖传》上下、《文言》《系辞》上下、《说卦》《序卦》《象》上下、《杂卦》等解释经文的传，合称“十翼”。十翼的作者并非一人，而且也不是作于同一时代。十翼对《周易》经文的解释未必都能符合原意，因此不能依赖它们去理解正文。

　　研究《周易》的“易学”历来有两派，一派重象数，卜筮灾异，如汉代的易学；一派重义理，阐发思想，如三国时王弼的易学。

　　《尚书》

　全文2500余字，原称为《书》，是夏、商、周时代一些历史文献和传说资料的汇编，后来成为儒家宣扬二帝、三王及周公、孔子治道的圣典。《尚书》的内容 有所谓今文、古文之分。今文《尚书》为西汉初山东伏生所传，共28篇。西汉中期以后，又多次发现用周秦六国文字书写的古文《尚书》。古文《尚书》在汉朝未 能立于学官，以致西晋以后全部散失，现今只能看到它的篇目名称。

　　东晋时，豫章内史梅赜根据一些散逸的《尚书》文字编撰成所谓古文《尚 书》25篇，后人称之为“伪古文《尚书》”。他又吸收了原今文《尚书》，将其离析为33篇，两者拼凑，以符合刘向、郑玄校注的古文《尚书》58篇之数，向 朝廷呈献。梅赜所献的古文《尚书》，收在如今通行的《十三经注疏》本中，它实际上是由今文《尚书》和伪古文《尚书》合并的。因此，现传《尚书》，只有今文 才是真本，古文则是梅氏伪造的。《十三经注疏》中还有梅赜伪造的《尚书孔氏传》13卷，说是西汉孔安国解释《尚书》之作。梅氏编选的这些伪书，直到清代阎 若璩作《古文尚书疏证》时才被彻底揭穿。古代对《尚书》的研究，除了《十三经注疏》中的注疏外，宋代蔡沈的《书集传》也是《尚书》研究的重要成果。

　　《诗经》

　全文39000余字，原称《诗》，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分“风”“雅”“颂”三类，其中有庙堂之诗，卿大夫之诗，也有民歌，时代从西周到春秋中 叶。春秋战国时，诸子各家都曾习《诗》用《诗》，但各家相比，以儒家对《诗》的整理水平最高，传授最成系统，《诗》渐渐成为儒家专门的经典。《诗经》在汉 代有齐、鲁、韩、毛四家传授，前三家属于今文诗学，立于学官，但至魏晋以后逐渐衰亡。毛亨、毛苌所传的毛《诗》属于古文诗学，流传至今，共310篇，其中 六篇仅存篇名而无诗文。历代《诗经》学研究的成就，除《十三经注疏》中的毛传、郑笺、孔颖达正义外，南宋朱熹的《诗集传》，清代陈奂的《毛诗传疏》、马瑞 辰的《毛诗传笺通释》、姚际恒的《诗经通论》、王先谦的《三家义疏集》等，成就也较突出。

　　《仪礼》

　　全文 57000余字，原称《礼》，汉代又称《士礼》、《礼经》，晋代以后称《仪礼》，它是现存最早记载古代礼仪的书。《仪礼》成书于东周时期，但书中所载的各 种典礼仪式，应在此书之前就存在了。孔子办私学时，通过对古礼的整理编辑形成了《礼》的教材，礼是孔子讲学的重要课程，也是儒学的重要内容。

　西汉初，由鲁高堂生传下《仪礼》17篇，在西汉中分为大戴（戴德）、小戴（戴圣）、庆普三家礼学，它们都属于今文经学，立于学官。1959年在甘肃武威 发掘出汉代抄在木简上的《士礼》多篇，属庆普传本，为研究《仪礼》提供了重要的参考。流传至今的《仪礼》是由东汉郑玄注释的刘向《别录》本，其篇目与西汉 学官的《仪礼》相同，都是17篇，包括士冠礼、昏礼、士相见礼、乡饮酒礼、乡射礼、燕礼、大射礼、聘礼、公食大夫礼、觐礼、丧服礼、士丧礼、既夕礼、士虞 礼、特牲馈食礼、少牢馈食礼、有司彻等。另据《汉书·艺文志》记载，又有《礼古经》56篇，是古文《礼经》，其中有17篇与今文《礼经》基本相同，另外 39篇汉代称为《逸礼》，已经失传。《仪礼》研究，除《十三经注疏》中的郑注、贾疏外，南宋朱熹的《仪礼经传通释》、清人张尔岐的《仪礼郑注句读》、凌廷 堪的《礼经释例》、胡培晕的《仪礼正义》，都是较重要的著作。

　　《礼记》

　　全文99000余字，又名《小戴礼记》。 先秦礼学家们传习《礼》的同时，也传授一些相关的参考资料，这种资料叫作“记”，是对《礼》的内容进行解释、说明和补充。西汉时《礼经》立于学官，礼学博 士在讲《礼经》时也选用一些“记”作为辅助教材。东汉中期，注讲《礼经》的“记”只存两种：一是戴德选辑的85篇本《大戴礼记》；二是戴圣所编的49篇本 《小戴札记》。郑玄为《小戴礼记》作注，于是传习它的人越来越多，影响越来越大，这就是流传至今的《礼记》。由于郑玄也给《仪礼》《周礼》作注，所以三书 并称“三礼”。

　　东汉以后，《礼记》的地位逐步上升，这是由于《仪礼》仅仅记载了一些礼仪制度，而《礼记》则更多地论述了这些典礼制度 的意义和作用，从理论上阐述了儒家的“礼治”思想，更利于统治者发挥和利用。于是到了唐代，《礼记》从原来经传的地位升格为正经，并代替《仪礼》进入唐代 “五经”。

　　《礼记》作为一部儒学杂编，内容很庞杂。有不少内容是专门说明《仪礼》的，如《冠义》《昏义》等，这些篇章探讨了制礼的深 义，是研究儒家礼治思想的重要依据；有些篇章谈到儒家对国家、社会制度的设想，如《王制》《礼运》；有的篇章讲人生哲学和道德修养，如《大学》《中庸》和 《儒行》；有的篇章借孔子之名阐述儒家理论，如《仲尼燕居》《孔子闲居》等；还有讲教育的《学记》，讲音乐的《乐记》。此外，有不少篇章是杂记各种礼制、 礼仪规则及丧服丧事的。除《十三经注疏》中对《礼记》的郑注、孔疏外，注释《礼记》较有名的著作还有宋代卫湜的《礼记集说》，清代朱彬的《礼记训纂》、孙 希旦的《礼记集解》。

　　《周礼》

　　全文45000余字，原名《周官》，西汉末年刘歆将它改名为《周礼》。这是一部记 述政治制度的书，由战国时期的儒者以周王室及春秋各国的官制为基础，并根据儒家的政治理论，设计了一套理想化的制度作为全书内容。《周礼》分天官冢宰、地 官司徒、春官宗伯、夏官司马、秋官司寇、冬官司空六部分，其中“冬官司空”已亡佚，汉人用先秦古籍《考工记》补入。全书记载300多种职官，并对其职掌作 了介绍，其中有不少内容是周代政治制度的如实记录，因此《周礼》仍是研究古制的重要典籍。

　　据《汉书·河间献王刘德传》记载，西汉景帝时，河间献王在民间搜集到古本《周官》，因此《周礼》属于古文经书，汉末立于学官。《周礼》除《十三经注疏》中的郑注和贾疏外，清代孙诒让的《周礼正义》是研究此书的重要著作。

　　《春秋》及三传

　“春秋”曾作为东周各国国史的通称，现存《春秋经》是东周时鲁国国史的专称。它记载了鲁隐公元年（前722）至鲁哀公十四年（前481）共244年的鲁 国历史。孔子曾对《春秋》进行修订和整理，列为“六经”之一，作为在私学传授历史知识的教材。《春秋》经文对史事的介绍十分简短，全书不过16000余 字，所以分别出现了一些解释《春秋》的“传”。

　　据《汉书·艺文志》记载，西汉解释《春秋》的有五家，即左氏、公羊、觳梁、邹氏、夹 氏。但邹氏无师，夹氏无书，实际上产生重大影响的是《左传》《公羊传》和《姅梁传》。《左传》是一部独立的史著，在司马迁《史记》中称为《左氏春秋》，东 汉班固作《汉书》才使用《春秋左氏传》的名称。在汉代尊经的情况下，它和《公羊传》《觳梁传》一起被视为解释《春秋》的传。事实上，《左传》是参考《春 秋》经而作的史著，并不单为解释《春秋》。西汉时，《左传》作为古文经，一直在民间流传，未立于学官，刘歆“治《左氏》，引传文以解经”（《汉书·刘歆 传》），并力争将《左传》立于学官，遭到今文经博士的反对，理由之一就是它不传《春秋》。西晋杜预作《春秋经传集解》后，才将《左传》拆开附于《春秋》各 条经文之下，合为一书。两书合并后，可看出《左传》编年起于鲁隐公元年（前722），终于鲁悼公四年（前464），比《春秋》经多出17年。合并后的《春 秋左氏传》中还有不少“无经之传”，则原《春秋》不载而《左传》有文。以隐公元年为例，经有七条，都有“传”；“传”有14条，其中7条是“无经之传”。

　在《春秋》三传中，《左传》以叙事为主，而《公羊传》、《姅梁传》则以释经为主，叙事极少，因此后两传不能作为史书，而只能作为纯粹的经书来读。汉代 《公羊传》和《觳梁传》都立于学官，属今文经，汉代以后儒者常利用此两传发挥自己的政治观点，因此这两部经传，特别是《公羊传》，在经学史、思想史上也具 有很大影响。

　　《论语》

　　这是一部记载孔子和他少数学生的言论行事的书。“论语”一词，最早见于《礼记·坊记》，说 明《论语》在西汉以前就已流行。按照《汉书·艺文志》的记载，《论语》是在孔子身后由他的弟子或再传弟子将平时的记录汇纂成书的。它在西汉时还被看作是 传、记一类著作，只作为经书的辅翼。东汉以后才作为正式经书列入“七经”。《论语》全书12000余字，分20篇，书中保存了孔子大部分丰富的思想内容， 是研究孔子及孔门弟子的必读书。西汉流行的《论语》有古《论》、齐《论》、鲁《论》三家，前者属于古文经学，后两者属今文经学。自汉代开始，《论语》就受 到高度的重视，历代研究著述层出不穷，较重要的研究著作有《十三经注疏》中的何晏集解和邢禺疏，还有南宋朱熹的《论语集注》，清代刘宝楠、刘恭冕的《论语 正义》。

　　《孟子》

　　这是一部孟轲言论行事、包括他和门人弟子相互问答的记录。《孟子》一书主要由孟子的门人万章、 公孙丑两人所记，孟子本人亲自润色过，成书于战国晚期。全书34000余字，分梁惠王、公孙丑、滕文公、离娄、万章、告子、尽心七篇，每篇又分上下。班固 《汉书·艺文志》著录“《孟子》，凡十一篇”。东汉应劭《风俗通义·穷通篇》说：“孟子著书十一篇，七篇为中，四篇为外。”与应劭同时的赵岐认为外书四篇 文义肤浅，怀疑是后世伪作，因此他作《孟子章句》只作内书七篇。后来，赵岐作注的七篇流传下来，而外书四篇则逐渐亡佚了。在汉代，《孟子》同《论语》一 样，仅被看作是传、记类著作，直到宋代，才被作为经书列入“十三经”之中，《孟子》一书是最后进入“十三经”的。它反映了孟子系统的哲学思想和社会历史 观，其中“民为贵，君为轻，社稷次之”的重民思想非常可贵，而明太祖朱元璋则对此极为不满，他下令删节《孟子》中有关重民内容的章节85条，书称《孟子节 文》，并不准士人学习这些删掉的内容。

　　对《孟子》的研究从汉代就已开始，《十三经注疏》中赵岐的章句和孙爽的正义是重要成果。此外，清代焦循的《孟子正义》则被推为清代注《孟》书中最高水平的著作。

　　《孝经》

　　今传《孝经》1700余字，分18章，是“十三经”中最短的一部。基本内容是讲上自天子、下至庶人等各类人如何行孝，由讲孝进而劝忠。《孝经》在东汉时被列入“七经”之一，历代统治者都非常重视。

　　经学者考证，发现《孝经》的内容有些是抄袭《左传》《孟子》《荀子》的。又根据《吕氏春秋·察微篇》中引《孝经》之文，可知《孝经》成书于战国末期。汉代曾有古文《孝经》，但在南北朝时亡佚。

　　《尔雅》

　《尔雅》是“十三经”中较特殊的典籍，实际上它本身不是“经”，其内容并无经义可言，只是一部古代训诂资料的汇编。唐文宗开成年间石刻“十二经”，才把 它上升为“经”的地位。后世经学家只是利用它的训诂知识来解释经书。《尔雅》共19篇，全文10900余字，从它所涉及的文献和利用的制度、史实来看，它 不是一人一时之作，而是杂采几代诸家的训诂材料汇编起来的。此书在战国时期初具规模，汉代经典传注发达起来后，经过增补才成为现在的状况。除《十三经注 疏》中的郭注、邢疏外，清代又有两部研究《尔雅》的重要著作，郝懿行的《尔雅义疏》重在对郭注的证实和补充，邵晋涵的《尔雅正义》则从经学的角度对《尔 雅》进行发挥。

　　经学的解经典籍

　　经学中的正经仅13部，总计字数不过65万，一部《十三经注疏》才416卷，而历 代解经典籍的数量则要超出数百倍。仅据《四库全书总目》与《贩书偶记》正续编收载的经部典籍就有3900余部，近5万卷，这是大致流存且经著录的经部书 籍，未见著录者当不止此数，历代散失的经学典籍更无法统计。因此，绝大多数的经学著述都是解经典籍。

　　古代解经典籍的体例最为多样，居 各种典籍之冠。一部儒家“正经”，经过历代学者以各种体例和形式的注解、发挥，产生几百部乃至近干部著作，是不足为奇的。我国注经典籍繁富的体例，在唐以 前就基本齐备了，据《隋书·经籍志》记载，传、故、笺、注、说、微、通、章句、条例、集注、集解、集释、集义、音、解、解说、解谊、通解、疏、讲疏、义 疏、训、释、撰等著作体例在当时都已出现，唐以后基本沿习，少有改变。

　　传“传”有传述之意。据说《周易》中十篇解释经文的文字，就是 孔子写的传，因此又称《易大传》，这是注释正经最早的传。后世采用“传”这一体例注解经书的著述极多，就一部经书来说，由于注解的角度不同，各种传的内容 差别也很大。如《春秋左传》主要在于论证本事；而《春秋公羊传》、《春秋毂梁传》则主要在于阐述经义。传的形式也有多样，有的是照经文一字一句解释的，如 《毛诗诂训传》；有的是杂引他说，借经义以证事理的，如《韩诗外传》。

　　注“注”的本义是用水灌注，使之畅通。引申为对古书中难解字句加以解释、疏通。东汉郑玄曾遍注群经，今存尚有《仪礼注》、《周礼注》、《礼记注》。这种体例经郑玄推扬光大，成为后来最常见的一种解释、疏通文义的形式，经部中以“注”而称的典籍也较多。

　说“说”是释讲的意思，大致以阐说大义为主。“说”的体例起源也很早，据《汉书·艺文志》著录，《易》有《五鹿充宗略说》，《书》有《欧阳说义》， 《诗》有《鲁说》《韩说》，《论语》有《齐说》《鲁夏侯说》《燕传说》，《孝经》有《长孙氏说》《江氏说》。清人惠世奇撰《礼说》，不载经文，但按经文顺 序编列，对古音古义疏通说明。

　　笺“笺”是表识的意思，这种体例由郑玄首创。郑玄治《诗》尊崇《毛传》，如《毛传》有隐晦不清之处，便 记下自己的见解，标识其旁，成为“笺”。在郑玄《毛诗笺》之后，以“笺”解经的著述历代不绝，仅清代就有胡永珙的《毛诗后笺》，会钊的《周官注疏小笺》， 万斯大的《礼记偶笺》，俞樾的《礼记异文笺》，刘逢禄的《公羊何氏解诂笺》，赵坦的《春秋异文笺》，潘维城的《论语古注集笺》等。

　　解 “解”是剖析解释的意思。“解”这种体例起源很早，春秋战国时诸子著作中就有解，如《韩非子》中的《解老》，便是解释《老子》的名篇。后人沿用这一体例来 解经，或称“解谊”，或称“解诂”，如东汉服虔的《春秋左传解谊》，贾逵的《周官解诂》《左氏传解诂》，保存至今的是何休的《春秋公羊解诂》。

　疏“疏”即疏通之意。这种体例最早起于南北朝时的“义疏”，梁朝皇侃在《论语义疏》的序中分析其特点是“引取众说，以示广闻”。到唐代，对于汉人的经 解，唐人看起来已不甚明了，于是出现“疏”这种新的注解形式，疏不仅给正文作注释，而且还给前人的注解作注释，形成了经、注、疏三个层次。一般来说，疏不 违反注的意思，所谓“疏不破注”。唐代官修的义疏称为“正义”，如孔颖达的《五经正义》及后来的《七经正义》。私人的注释之作仍称“疏”，如贾公彦的《周 礼疏》、《仪礼疏》。

　　章句“章句”主要是分析经文的章节，盛行于西汉，为经师讲经所习用。先秦古籍，整篇直述，既不分章，也不断句， 后来儒生进行分章断句，在分章断句中也表述了对内容的理解，汉人的“章句”保存至今的有赵岐的《孟子章句》，可以从中看出章句的特点。这种著作体例后代也 有所沿用，如南宋朱熹的《大学章句》《中庸章句》都很著名；清代则有焦循的《易章句》，任启礼的《礼记章句》等。

　　集解“集解”这种体 例是汇集诸家之说来进行注释。《十三经注疏》中的何晏《论语集解》、范宁《春秋姅梁传集解》是这种体例的代表作，而杜预的《春秋左传集解》则不属这种体 例，其注释仍是杜氏一家之言。集众家之说荟萃一处的方法，不仅有集解，还有集说、集注、集讲、集要、集意、集传等等，被广泛运用于各种注释领域之中，数量 甚多。以“集传”而言，宋代较有名的著述就有朱熹的《诗集传》、蔡沈的《书集传》、苏辙的《春秋集传》等。

　　丰富的解经典籍是随着经学 的发展逐步积累起来的。春秋时只有“六经”。战国以后，儒家著述中解释“六经”大义的传、记开始兴起，《周易》的彖辞、象辞等“十翼”就是《易传》； 《礼》所附的“记”以及《春秋》各传，都是早期的解经著作，只是到了汉代才升格为“正经”。西汉时经学家所写的传、注等，以阐述经义为主，如《尚书大 传》、《韩诗外传》、《春秋繁露》等。但这时有些解经著作则开始出现了繁琐的弊病，东汉桓谭在《新论》中就记载说，《书经》大师秦延君竟然用十多万字来解 释“尧典”两字的含义，这种流弊在以后的解经著述中时有出现。东汉以后，注经典籍逐渐转向通训诂、究名物的方向，主要是解释字义和考证名物制度，发展了章 句训诂之学，出现了像许慎、马融、郑玄等有名的注经学者。流传至今的有《毛诗传》《三礼注》《公羊传解诂》《孟子注》等，后世称为古注。

　魏晋以后，随着音韵学的发展，解经典籍中的音注著作大量增加，晋代的徐邈对“五经”都作了音训，成为当时诸经音注的典范。为经书作音注声训的传统，到唐 代有进一步的发展，出现了一批为经文注音的解经典籍，其中陆德明的《经典释文》成就最大，他的音训做到音与义结合，注一不同的音，即表达一种不同的解释。 全书36卷，搜采汉魏以来凡230余家而遍注群经，“十三经”中仅缺《孟子》，是因为唐时《孟子》还未进入“正经”。后来宋儒刊刻《十三经注疏》时，将 《经典释文》内容散于各经注释中，称为“陆德明音义”。

　　宋代注经典籍的数量迅增。在南宋时，经学学者将汉以来注解“十三经”的一批重 要解经典籍确定下来，刊成封建时代通行的《十三经注疏》。这套注疏典籍中，古注除《孝经》为唐明皇所注外，汉人与魏晋人各居其半，义疏部分是由唐宋人完成 的。大体而言，其内容注多宗汉，疏多宗唐，倾向于训诂名物的汉学，与当时理学诸儒注经的方式迥异。宋儒的解经典籍虽然进入《十三经注疏》者很少，但有不少 著述的成就是为历代学者公认的。例如，《易》注方面，程颐的《易传》、朱熹的《周易本义》皆有新意，尤以程颐的《易传》为清代朴学大师顾炎武所推崇。《尚 书》注方面，蔡沈的《书集传》、宋末元初金履祥的《尚书表注》不亚于《伪孔传》和孔颖达的“正义”，后来学者多所利用。《诗》注，则有欧阳修的《毛诗本 义》，往往能探本诗人之旨。《三礼》方面，朱熹晚年所作的《仪礼经传通解》，就《仪礼》分章分节，眉目清楚，并引《礼记》内容进行注解，溯本追源。朱熹的 《论语集解》和《孟子集解》，虽然重在义理的阐发，但词句简明，便于初学，可与何晏的《论语集解》、赵岐的《孟子章句》配合起来阅读。明代的解经典籍虽然 数量不少，但多承宋学，未能有突破性的进展。

　　清代解经典籍成就辉煌，不仅数量多，而且在许多经学领域的研究超越了汉唐。择要而言，首 先是在对经书的辨伪上意义重大。清代学者万斯同的《周礼辨非》、《仪礼商》，阎若璩的《尚书古文疏证》，惠栋的《古文尚书考》，胡渭的《易图明辨》，都是 当时疑经辨伪的力作。特别是《古文尚书疏证》一书，引经据典，共列128条，一一陈述《古文尚书》的矛盾，彻底揭穿东晋梅颐对《古文尚书》和《尚书孔传》 的伪造，使遗留千年的问题成为定案。其次，清儒的解经典籍几乎遍注群经，“十三经”中除《礼记》和《毂梁传》外，每部经书皆有数种新注新疏，这些著述对经 文经义的考证和注释，在吸收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达到全新水平。清末学者章炳麟曾对清人解经典籍加以研究，从中选出一批著作定为“群经新疏”，颇有代表性 意义。其所列举：《易经》有惠栋《周易述》，江藩、李松林《周易补述》，张惠言《周易侯氏义》；《尚书》有江声《尚书集注音疏》，孙星衍《尚书今古文注 疏》；《诗经》有陈奂《毛诗传疏》；《周礼》有孙诒让《周礼正义》；《仪礼》有胡培晕《仪礼正义》；《左传》有刘文淇《左传正义》；《公羊》有陈立《公羊 义疏》；《论语》有刘宝楠《论语正义》；《孟子》有焦循《孟子正义》；《孝经》有皮锡瑞《孝经注疏》；《尔雅》有邵晋涵《尔雅正义》、郝懿行《尔雅义 疏》。这些著述可以大致反映清代经学研究的水平。此外，清人还对经书注释典籍作了大量的整理工作，康熙年间由纳兰性德刊刻的《通志堂经解》1860卷，由 徐乾学、何烽主编，编者收集了唐、宋、元、明人关于《易》《书》《诗》《春秋》《三礼》《孝经》《论语》《孟子》等解经典籍146种，其中尤以宋元诸儒著 述居多，收罗宏富，颇多罕见之本。此外，清儒还对当代的解经著作进行总结，如阮元所编《皇清经解》和王先谦所编《皇清经解续编》。

机械家王诏；民间水利家白英；文学家谢榛；戏曲家李开先；散曲家冯惟敏；著名诗人、文学家李攀龙；抗倭名将、军事家戚继光；书画家邢侗；学者焦_；文学家、诗人于慎行；散曲作家刘效祖；名医毕荩臣；

清朝有：文学家、药学家王象晋；戏曲作家、文学家丁耀亢；著名天文学家、数学家薛凤祚；历史学家傅以渐；经济学家张尔岐；诗人宋琬；史学家马马肃；文学家田雯；诗人曹贞吉；史学家张昭潜；著名文学家蒲松龄；戏曲作家孔尚任；书法、绘画家潘伍云；诗人赵执信；书画篆刻艺术家高凤翰；医学家黄元御；书法家刘墉；地方志学家李文藻；学者孔继汾；儒医孔继_；学者孔继涵；经济学家、训诂学家郝懿行；民间名中医綦沣；文字学家王_友；著名金石学家、校勘学家和书法家许瀚；文学鉴藏家、古钱币学家李佐贤；金石学家陈介祺；医学家蔡玉珂；教育学家武训；著名金石文学家，甲骨文的发现者王懿荣；艺术家孙中新；藏书家杨以增；著名学者和古籍编纂家马国瀚；金石学家吴式芬；针灸名医杨作质；兵器制造专家丁守存；名医臧应詹；史学家、书法家吴浔源。

字书。14卷。中国明代梅膺祚编。膺祚字诞生，宣城（今属安徽）人。此书依据楷体，将《说文解字》部首简化为 214部。按子、丑等地支分为12集。部首和各部中字，又按笔画多少顺序排列。共收 33179字。除古书中常用字外，还收有许多俗字；收僻字不多。注音先列反切，后注直音。解释字义通俗易懂。其编排体例，即偏旁分部检字法,一直为后世《正字通》、《康熙字典》等所遵循，成为中国字典、词典主要编排方式之一。此书为明代至清初最为通行之字典，《康熙字典》出，遂隐没不显，《四库全书总目》且不为著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