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书五经》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儒家思想的核心载体，更是中国历史文化古籍中的宝典。儒家经典《四书五经》包含内容极其广泛、深刻，她在世界文化史、思想史上具有极高的地位。 《四书五经》翔实的记载了中华民族思想文化发展史上最活跃时期的政治、军事、外交、文化等方面的史实资料及影响中国文化几千年的孔孟重要哲学思想。历代科举选仕，试卷命题无他，必出自《四书五经》足见其对为官从政之道 、为人处世之道的重要程度。时至今日，《四书五经》所载内容及哲学思想仍对我们现代人具有积极的意义和极强的参考价值。 《四书五经》在社会规范，人际交流，社会文化等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其影响播于海内外，福荫子孙万代。《四书五经》之《大学》：《大学》原本是《礼记》中一篇，在南宋前从未单独刊印。传为孔子弟子曾参（前505—前434）作。自唐代韩愈、李翱维护道统而推崇《大学》（与《中庸》），至北宋二程百般褒奖宣扬，甚至称“《大学》，孔氏之遗书而初学入德之门也”，再到南宋朱熹继承二程思想，便把《大学》从《礼记》中抽出来，与《论语》、《孟子》、《中庸》并列，到朱熹撰《四书章句集注》时，便成了《四书》之一。按朱熹和宋代另一位著名学者程颐的看法，《大学》是孔子及其门徒留下来的遗书，是儒学的入门读物。所以，朱熹把它列为"四书"之首。 《四书五经》之《中庸》：《中庸》原来也是《礼记》中一篇，在南宋前从未单独刊印。一般认为它出于孔子的孙子子思（前483－前402）之手，《史记·孔子世家》称“子思作《中庸》”。自唐代韩愈、李翱维护道统而推崇《中庸》（与《大学》），至北宋二程百般褒奖宣扬，甚至认为《中庸》是“孔门传收授心法”，再到南宋朱熹继承二程思想，便把《中庸》从《礼记》中抽出来，与《论语》、《孟子》、《大学》并列，到朱熹撰《四书章句集注》时，便成了《四书》之一。从《中庸》和《孟子》的基本观点来看，也大体上相同的。不过，现存的《中庸》，已经经过秦代儒者的修改，大致写定于秦统一全国后不久。所以每篇方式已不同于《大学》，不是取正义开头的两个字为题，而是取文章的中心内容为题了。 《四书五经》之《论语》：《论语》是记载孔子及其学生言行的一部书。孔子（前551--前479），名丘，字仲尼，春秋时鲁国陬邑（今山东曲阜）人。儒家学派创始人，中国古代最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对中国思想文化的发展有极其深远的影响。《论语》成书于春秋战国之际，是孔子的学生及其再传学生所记录整理。《论语》是记载孔子及其学生言行的一部书。《论语》涉及哲学、政治、经济，教育、文艺等诸多方面，内容非常丰富，是儒学最主要的经典。在表达上，《论语》语言精炼而形象生动，是语录体散文的典范。在编排上，《论语》没有严格的编纂体例，每一条就是一章，集章为篇，篇、章之间并无紧密联系，只是大致归类，并有重复章节出现。到汉代时，有《鲁论语》（20篇）、《齐论语》（22篇）、《古文论语》（21篇）三种《论语》版本流传。东汉末年，郑玄以《鲁论语》为底本，参考《齐论语》和《古文论语》编校成一个新的本子，并加以注释。郑玄的注本流传后，《齐论语》和《古文论语》便逐渐亡佚了。以后各代注释《论语》的版本主要有：三国时魏国何晏《论语集解》，南北朝梁代皇侃《论语义疏》，宋代邢晏《论语注疏》、朱熹《论语集注》，清代刘宝楠《论语正义》等。 《四书五经》之《孟子》：《孟子》是记载孟子及其学生言行的一部书。孟子（约前372-前289），名轲，字子舆，战国中期邹国（今山东邹县东南人），离孔子的故乡曲阜不远。是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孔子学说的继承者。到南宋孝宗时，朱熹编《四书》列入了《孟子》，正式把《孟子》提到了非常高的地位。元、明以后又成为科举考试的内容，更是读书人的必读书了。 《孟子》是记载孟子及其学生言行的一部书。和孔子一样，孟子也曾带领学生游历魏、齐、宋、鲁、滕、薛等国，并一度担任过齐宣王的客卿。由于他的政治主张也与孔子的一样不被重用，所以便回到家乡聚徒讲学，与学生万章等人著书立说，“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赵岐在《孟子题辞》中把《孟子》与《论语》相比,认为《孟子》是“拟圣而作”。所以，尽管《汉书·艺文志》仅仅把《孟子》放在诸子略中，视为子书，但实际上在汉代人的心目中已经把它看作辅助“经书”的“传”书了。汉文帝把《论语》、《孝经》、《 孟子》、《尔雅》各置博士，便叫“传记博士”。到五代后蜀时，后蜀主孟昶命令人楷书十一经刻石，其中包括了《孟子》，这可能是《孟子》列入“经书”的开始。到南宋孝宗时，朱熹编《四书》列入了《孟子》，正式把《孟子》提到了非常高的地位。 二、五经——儒家本有六经，《诗经》、《尚书》、《仪礼》、《乐经》、《周易》、《春秋》。秦始皇"焚书坑儒"，据说经秦火一炬，《乐经》从此失传，东汉在此基础上加上《论语》、《孝经》，共七经；唐时加上《周礼》、《礼记》、《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尔雅》，共十二经；宋时加《孟子》，后有宋刻《十三经注疏》传世。《十三经》是儒家文化的基本著作，就传统观念而言，《易》、《诗》、《书》、《礼》、《春秋》谓之"经"，《左传》、《公羊传》、《谷梁传》属于《春秋经》之"传"，《礼记》、《孝经》、《论语》、《孟子》均为"记"，《尔雅》则是汉代经师的训诂之作。 《四书五经》中的《五经》是指： 《周易》、《尚书》、《诗经》、《礼记》、《左传》。 《四书五经》之《周易》：也称《易》、《易经》，列儒家经典之首。《周易》是占卜之书，其外层神秘，而内蕴的哲理至深至弘。作者应是筮官，经多人完成。内容广泛记录了西周社会各方面，包含史料价值、思想价值和文学价值。以前的人们对自然与人圣变幻规律的认识模式，从没有超越阴阳八卦的思维框架。相传龙马驮“河图”出现在黄河，上古圣人伏羲始作八卦；《史记》又称“盖文王拘，而演《周易》”（一说伏羲重卦，有说神农），并作爻辞（或谓周公）；后至春秋，又有孔圣作“十翼”之说，世称“人更三圣，世历三古”（《汉书·艺文志》）。《周易》包括《经》和《传》两部分。《经》文由六十四卦卦象及相应的卦名、卦辞、爻名、爻辞等组成。《传》一共七种十篇,有《彖》上下篇，《象》上下篇，《文言》、《系辞》上下篇，《说卦》，《杂卦》和《序卦》。古人把这十篇“传”合称“十翼”，意指“传”是附属于“经”的羽翼，即用来解说“经”的内容。 《四书五经》之《尚书》：古时称《书》、《书经》，至汉称《尚书》。“尚”便是指“上”，“上古”，该书是古代最早的一部历史文献汇编。记载上起传说中的尧舜时代，下至东周（春秋中期），约1500多年。基本内容是古代帝王的文告和君臣谈话内容的记录，这说明作者应是史官。《史记·孔子世家》称孔子“序《书传》，上纪唐虞之际，下至秦缪，编次其事”， 相传为孔子编定。《尚书》有两种传本，一种是《今文尚书》，一种是《古文尚书》，现通行的《十三经注疏》本，是今文尚书和伪古文尚书的合编。古时称赞人"饱读诗书"，"诗书"便是分别指《诗经》、《尚书》。 《四书五经》之《诗经》：先秦称《诗》，或《诗三百》，是中国第一本诗歌总集。汇集了从西周初年到春秋中期五百多年的诗歌三百零五篇（原三百十一篇），是西周初至春秋中期的诗歌总集。“古者《诗》三千余篇，及于孔子，去其重……”（《史记·孔子世家》），据传为孔子编定。《诗》分"风"、"雅"、"颂"三部分，"风"为土风歌谣，"雅"为西周王畿的正声雅乐，"颂"为上层社会宗庙祭祀的舞曲歌辞。此书广泛地反映了当时社会生活各方面，被誉为古代社会的人生百科全书，对后世影响深远。喜欢诗词的朋友，相信都有读过。 《四书五经》之《礼记》：战国到秦汉年间儒家学者解释说明经书《仪礼》的文章选集，“《礼记》只是解《仪礼》”（《朱子语类·卷八十七》），是一部儒家思想的资料汇编。《礼记》虽只是解说《仪礼》之书，但由于涉及面广，其影响乃超出了《周礼》、《仪礼》。《礼记》有两种传本，一种是戴德所编，有85篇，今存40篇，称《大戴礼》；另一种，也便是我们现在所见的《礼记》，是戴德其侄戴圣选编的四十九篇，称《小戴礼记》。 《四书五经》之《左传》：也称《左氏春秋》、《春秋古文》、《春秋左氏传》，古代编年体历史著作。《史记》称作者为春秋时左丘明，清代今文经学家认为系刘歆改编，近人又认为是战国初年人据各国史料编成（又有说是鲁国历代史管所写）。它的取材范围包括了王室档案，鲁史策书，诸侯国史等。记事基本以《春秋》鲁十二公为次序，内容包括诸侯国之间的聘问、会盟、征伐、婚丧、篡弑等，对后世史学文学都有重要影响。《左传》本不是儒家经典，但自从它立于学官，后来又附在《春秋》之后，就逐渐被儒者当成经典。 目录 《诗经》是我国优美文学的源头。 《尚书》包含大量中国人安身处世的依据和标准。 《礼记》是指礼仪、制度之类。 《易经》的哲学思想奠定了中国人的辩证思维。 《春秋》是世界上最早的编年体史书，其中"微言大义"的笔法成了著名的"春秋笔法"。 《大学》阐述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思想强调了品德教育的重要性。 《中庸》是极具辩证思想的处世之道。 《论语》充分地展现了孔子的思想，影响了整个东方文化的形成，有"半部论语治天下"之说。 《孟子》展现了孟子的思想。将儒家思想发扬光大。

《五经正义》系唐孔颖达等奉唐太宗李世民之命编撰，初名《五经义疏》，是具有代表性和权威性的儒家经典注释本。

古代经书流传到唐代时，因版本差异、传抄讹误等原因，存在着不少异字别文。而那些注经释义之作，又各持己见，多有歧意。解经者为了阐明自已的主张，往往不惜笔墨，详作解释，致使字多文繁，冗杂难读。贞观年间，唐太宗诏令中书侍郎颜师古校定五经文字，国子监祭酒孔颖达等撰写义疏，后改为正义。所谓正义，即对经书原有的注释再作注释，以统一异说，便于阅读。

《五经正义》历时近三十年而修成刊行。全书共一百八十卷。其中《周易正义》十四卷，《尚书正义》二十卷，《毛诗正义》四十卷，《礼记正义》七十卷，《春秋左传正义》二十六卷。《五经正义》所采用的旧注(即正注)，《周易》为魏王弼、晋韩康伯注，《尚书》为汉孔安国传，《诗经》为汉毛公传、郑玄笺，《礼记》用郑玄注，《左传》为晋杜预注。《五经正义》将经与注集而为一，分别注释。先释经，后释注，广征博引，采选众说，并对各派经学家的见解进行了协调折衷。

《五经正义》颁布之后，即作为官方的定本而被各界接受，—直处于独尊的地位。科举考试均以此书为依据。后来成为《十三经注疏》的组成部分。有关《五经正义》的索引，也见于《十三经索引》。

　1、最早的类书——皇览　　2、现存最早的类书——北堂书钞　　3、古代最大的百科全书——永乐大典　　4、现存最大的类书——古今图书集成　　5、最早的政书——政典　　6、现在最早的政书——通典　　7、现存编纂最早的断代政书——唐会要　　8、最早的丛书——儒学警悟　　9、最大的丛书——四库全书　　10、最早有内容提要的书目——别录　　11、第一部图书分类目录——七略　　12、现存最早的书目——汉书·艺文志　　13、最早的四部分类法目录——中经新簿　　14、第一部正式作用“经、史、子、集”名称区分部属的书目——隋书·经籍志　　15、现存最早的私家书目——郡斋读书志　　16、现存最早着录版本的书目——遂初堂书目　　17、现存第一部详记版本的书目——读书敏求记　　18、最早的丛书目录——汇刻书目　　19、最早的专录佛教译经的书目——汉录　　20、现存最早的佛经书目——出三藏记集　　21、现存最翔实的佛典目录——开元释教录　　22、第一部道经总目录——灵宝经目　　23、现在最大的一部经籍目录——经义考　　24、最大的一部史籍目录——医藏目录　　25、最大的一部史籍目录——史籍考　　26、最大的书目——四库全书总目　　27、最早的书后索引——本草万方针线　　28、最早的兵书——孙子兵法　　29、第一部有体系的学术思想史专着——明儒学案　　30、第一部汉译佛经——四十二章经　　31、现存最早的佛学论文集——弘明集　　32、第一部刻印的佛经总集——开宝藏　　33、现存最早的道教总集——太平经　　34、现存最早的道教经书总辑——正统道藏　　35、现存最早的编年史——春秋　　36、现存最早的编年体通史——竹书纪年　　37、最早的国别史——国语　　38、第一部纪传体史书——史记　　39、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汉书　　40、最大的一部编年体通史——资治通鉴　　41、第一部纪事本末体史书——通鉴纪事本末　　42、第一部历史学评论专着——史通　　43、第一部科学家传记汇编——畴人传　　44、第一部最大的藏书家传记汇编——藏书纪事诗　　45、现存最早研究金石文字的专着——集古录　　46、现存最早古器物图录专书——考古图　　47、现存最早集古器物大成的专书——宣和博古图　　48、现存最早钱币学专着——泉志　　49、最早的地理专着——禹贡　　50、第一部河道水系专着——水经　　51、第一部潮汐学史专着——海潮辑说　　52、现存最早的完整古地方志——华阳国志　　53、现存最早的全国总地方志专书——元和郡县志　　54、最早的地名辞典——历代地理志韵编今释　　55、现存最早的纸写书——（晋抄）三国志　　56、我国境内发现的最早的有确切日期的雕版书——（唐刻）金刚经　　57、国内现存最早的雕版印品——（唐刻）陀罗尼经咒　　58、现存最早的雕版历书——（唐乾符四年）历书　　59、现存最早泥活字印书——泥版试印初编　　60、现存最早的木活字印本——（西夏文）大方广佛华严经　　61、现存最早的铜活字本——宋诸臣奏议　　62、现存最早的套印绘画——南无释迦牟尼佛像　　63、现存最早的有文字的套印本——（元资福寺刻）金刚经注解　　64、第一部论述图书馆活动的专着——藏书纪要　　65、现存最早的写本围棋着作——棋经　　66、现存最早的刻本围棋着作——忘忧清乐集　　67、现存最早的象棋谱专书——梦入神机　　68、最早的字书——史籀　　69、第一部辑录甲骨文字的专书——铁云藏龟　　70、第一部研究甲骨文的专书——契文举要　　71、第一部词典——尔雅　　72、第一部字典——说文解字　　73、最早的韵书——声类　　74、现存最早的韵书——切韵　　75、最早的方言词典——方言　　76、古代收字最多的字典——康熙字典　　77、最早的神话故事集——山海经　　78、现存最早的神话小说集——搜神记　　79、第一部笔记小说集——世说新语　　80、现存最早的传奇小说——古镜记　　81、现存最早且最大的古代小说总集——太平广记　　82、现存最早刊刻的话本小说集——清平山堂话本　　83、第一部古典长篇章回小说——三国演义　　84、最早的小说丛书——古今说海　　85、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　　86、现存最早的文学批评单篇——典论论文　　87、现存最早的文学评论专着——文心雕龙

解读《史记》的史料来源

　《史记》内容的博大与其史料的来源是不无关系的。笔者在反复研读《史记》和相关研究沦著的基础上，认为《史记》的史料来源主要有如下四个方面 。

　 一、书籍

　元封三年司马迁任太史，至天汉三年遭李陵之祸，出狱后“为中书令，尊宠任职。”司马迁先后任太史公、中书令的特殊经历，使得他得以广泛地接触到各种文书档案，这在《史记》中有明显的反映。

　譬如，《高祖功臣侯者年表》记侯国国名、侯功、户数、始封年月日、益户、徙封、莞嗣、诛兔、侯第等，非常具体:《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载诸侯王的`始封、徙王、入朝、除国、诛灭、自杀、莞嗣、溢号等，详尽且系统:《惠景间侯者年表》、《建元以来侯者年表》、《建元以来王子侯者年表》诸篇，记载侯国基本情况，亦颇详明《惠景间侯者年表》云“太史公读列封至便侯”，“长沙王者，著《令甲》”。作者所读史料，都属于国家档案一类，《史记》王侯诸表，应是依据这类资料整理而成书籍。司马迁自幼受其父的影响，博览古籍经书，无所不读，可以说，凡汉代以前古书，如经书、国语、国策、楚汉春秋、诸子、骚赋等都是他写史的主要来源。《六国年表》序言云:“秦既得意，烧天下《诗》、《书》，诸侯史记尤甚，为其有所刺讥也。《诗》、《书》所以复见者，多藏人家，而史记独藏周室，以故灭。惜哉，惜哉!独有《秦记》，又不载日月，其文略不具。”

　从这段文字可知，诸侯史记也是司马迁着重阅读，获取史料的来源。秦火之后，诸侯史记基本上都己损失，但无疑这些资料对司马迁创创《史记》是至关重要的，故而司马迁曾专门外出寻求诸侯史记。据卫宏《汉旧仪》云:“司马迁父谈，世为太史，迁年十三，使乘传行天下，求古诸侯之史记。”’虽原始史料与现在《史记》中所记内容有所出入，但那都是经作者改写熔铸而致。资料来源于诸侯史记是确凿的，孙德谦曰:“《史记》本纪、世家，其间多有称‘我’者，如:《秦本纪》桓公三年‘晋败我一将’，昭襄王三十一年，‘楚人反我江南’，《吴世家》‘吴伐楚，楚败我师’，诸如此类，或以为史公删之未尽者，不知既用旧文，当留存之，有不必刊削者也。盖周时列国诸侯各有国史，一国之史言‘我’，所以别于人，故谓之‘我’者，为其国史之旧可见矣。”父司马迁在《史记》中载录各国事件时，常用第一人称代词“我”字，我们从中不难断定主方和客方，因而确定作者是依据哪国史记来写定这些文字的。

　在阅读诸侯史记之外，司马迁还广泛阅读了其它书籍，这在《史记》的许多篇章里都有明确的说明。如《三代世表》中说“余读《谍记》，皇帝以来皆有年数……于是以《五帝系谍》、《尚书》集世纪皇帝以来讫共和为世表。”:《管晏列传》中说:“吾读管氏《牧民》、《山高》、《乘马》、《轻重》、《九府》及《晏子春秋))"《司马攘直列传》中说“余读《司马兵法》，阂廓深远，虽三代征伐，未能竞其义”:《五帝本纪》中说“护观《春秋》、《国语))"《屈原贾生列传》中说“余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降》等等。

　 二、档案

　司马氏家族世为史官，司马谈曾任太史公，后来司马迁又继任父职《太史公自序》云:“(司马谈)卒三岁而迁为太史令，铀史记石室金之书”铀，是缀集的意思:石室、金，都是国家藏书之处太史一职，为司马迁充分利用国家图书资料提供了便利。因此，汉初档案如诏令救命、记功册，臣下百官的书奏议疏等都能见到，并且用作写史的资料。这一点，也可在《史记》中得到证明。如《高祖功臣侯者年表》中说“余读高祖侯功臣，察其首封，所以失之者”:《儒林列传》中说:“余读《功今》，至于广厉学官之路”等等。《随书·经籍志》云:“武帝置太史公，命天下计书，先上太史，副上相，开献书之路，置写书之官，外有太常、太史、博士之藏，内有延阁、广内、密室之府”《太史公自序》云:“百年之间，天下遗文古事靡不毕集太史公太史公仍父子相续纂其职。”秘府藏书丰富，司马迁可以自由翻阅查检，这是《史记》能够顺利撰写的一个重要前提。

　 三、游历

　为了著《史记》，其游历是极其丰富的《太史公自序》云:“二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疑，游于沉、湘:北涉注，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峰:厄困都、薛、彭城，过梁、楚以归。于是迁仕为郎中，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邓、竿、昆明，还报命”可见太史公游历范围之广。从《史记》各篇来看，太史公到过的地方也是非常多的。如《五帝本纪》中说“余尝西至岭蛔，北至琢鹿，东渐于海，南浮江淮”:《河渠书》中说:“余登庐山”:《魏公子列传》中说:“吾过大梁之墟”:《屈原贾生列传》中说:“余……适长沙”:《龟策列传》中说:“余至江南”:《伯夷列传》中说:“余登箕山”:《蒙恬列传》中说:“吾适北边……观蒙恬所为秦筑长城”;等等这些反映了他的足迹几乎遍布全国，同时也说明了他周游各地与’弓作《史记》的密切关系。

　王国维云:“史公足迹，殆遍宇内，所未至者，朝鲜、河西、岭南诸初郡耳。”耳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太史公的游历，获得了大量第一手资料，扩大了见闻范围，这为完成《史记》创作提供了有力的保证。

　 四、见闻

　《史记》中所载的一些内容，是作者亲身经历所得的材料司马迁所任太史公、中书令二职，地处枢要，侍从皇帝左右，有机会参与一些重大的事件。如《封禅书》载:“文成死明年，天子病鼎湖甚，巫医无所不至，不愈。游水发根言上郡有巫，病而鬼神下之……其事秘，世莫知也。”文中指出:神君之事极其秘密，“世莫知”，而作者却对神君的言沦，行动了如指掌，这其中的原因司马迁在《封禅书》的赞语中为我们作了解释:“太史公曰:余从巡驾天地诸神名山川而封禅焉。入寿宫侍祠神语，究观方士祠官之意，于是退而沦次自古以来用事于鬼神者，具见其表里。”据此可知《封禅书》所记载的内容也与作者亲历有着很大关系。

　此外，《史记》中所载的有些人物是与司马迁有过交往的。如《屈原贾生列传》云“贾生之孙二人至郡守，而贾嘉最好学，世其家，与余通书”:《张释之冯唐列传》云“(冯)遂字王孙，亦奇士，与余善”:《田叔列传》云“仁与余善，余故并沦之” 这些从见闻中得来的材料，不仅增加了史料来源，而且增强了《史记》内容的真实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