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义利之辩

鲁国有一道法律，如果鲁国人在外国见到同胞遭遇不幸，沦落为奴隶，只要能够把这些人赎回来帮助他们恢复自由，就可以从国家获得金钱的补偿和奖励。

孔子的学生子贡，把鲁国人从外国赎回来，但不向国家领取金钱。孔子说：“赐（端木赐，即子贡），你错了！圣人做的事，可用来改变民风世俗，教导可以传授给百姓，不仅仅是有利于自己的行为。

现在鲁国富的人少穷人多，向国家领取补偿金，对你没有任何损失；但不领取补偿金，鲁国就没有人再去赎回自己遇难的同胞了。”孔子的另一学生子路，救起一名溺水者，获救者为了表示感谢送了他一头牛，子路收下了。孔子高兴地说：“鲁国人从此一定会勇于救落水者了。”

2、孔子学琴

孔子在学习方面是很虚心，尤为刻苦。有一次孔子随师襄学鼓琴。曲名是《文王操》。

孔子苦苦地练了很多日子，师襄子说：“可以了。”孔子说：“我已经掌握了这个曲子的弹法，但未得其数。”又练了很多日子，师襄子又说：“可以了，你已于其数。”可是孔子仍说：“不可以，未得其志。”

又过了相当的时间，师襄子认为这回真的可以了，可是孔子仍然认为自己没有弹好这首乐曲。于是，孔子反复的钻研，体会琴曲的内涵，直到他看到文王的形象在乐曲中表现出来了，才罢休。

3、孔子相师

《史记》记载一日孔子子乘着一辆马车周游列国。来到一个地方，见有一孩子用土围成了一座“城”，坐在里面。孔子就问：“你看见马车为什么不躲开呀？”那孩子回答：“人们说您孔老先生上晓天文，下知地理，中通人情。

可是，今天我见您却并不怎么样。因为自古到今，只听说车子躲避城，哪有城躲避车子的道理呢？”孔子愣了一下，问：“你叫什么名字？”孩子答道：“我叫项橐。”孔子为了挽回面子，就想出了一连串问题来难项橐，但是都被项橐巧妙的化解。

孔子觉得这孩子知识渊博，连自己也辩不过他，只得长叹一声，俯下身子对项橐和蔼地说：“后生可畏，我当拜你为师。”回头对弟子们讲：“三人行必有我师矣。要不耻下问。”经孔子这一褒奖，项橐便名扬九州，震动朝野。

4、受困陈蔡

吴伐陈、楚救陈之际，楚昭王派人聘请孔子，孔子随即出发。陈、蔡大夫惧怕孔子为楚国所用，便将孔子围困在陈、蔡野外，孔子等人不得行，绝粮七日，许多弟子病倒不起。弟子中多有不快者，孔子仍旧讲诵不绝。后来派子贡至楚，楚昭王兴师迎接孔子。

5、藏书始祖

孔子于68岁返回鲁国，开始整理图书典籍。尤其是在晚年，主要精力是用在校勘、整理典籍方面，孔子是中国最早的图书整理者，相传他整理《诗经》、《尚书》等文献，并把鲁史官所记《春秋》加以删修，成为中国第一部编年体的历史著作。

孔子在整理文献中，创立了揭示文献“为之作序”、“言其作意”的目录学方法。为《诗》、《书》作序，或附于书后，或临于书首，或另出单行，这在揭示文献的内容上起重要作用。

孔子整理图书所定的《六艺》，对汉代刘向、刘歆父子在《别录》、《七略》书目分类上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孔子的学生子路曾向他提建议，“由闻周之征藏史有老聃者，免而归居。夫子欲藏书，则试往因矣”。孔子通过国家的藏书，了解了虞、夏、商、周四代的典章制度和历史。

他所收藏的图书主要以《诗》、《书》、《礼》、《乐》、《春秋》等。《公羊解诂》载孔子“使子夏等十四人救周史记，得百二十国宝书”，说明在编定《六经》时，广泛搜集各国典籍。故后，“所居堂弟子内，后世因庙藏孔子衣冠、琴、车、书。”

一、先秦至南北朝

武汉市古有夏汭、鄂渚之名。武汉地区考古发现的历史可以上溯距今6000年的新石器时代，1956年，湖北省博物馆对东湖之滨的放鹰台进行考古发掘，发现了石斧、石锛以及鱼叉等新石器时代遗存，经认定属于屈家岭文化。武汉最早的传说是关于大禹曾在此治水成功的故事，至今武汉汉阳江边的禹功矶上建有禹王庙。在黄陂区发现的距今约3500年前的盘龙城遗址，是迄今中国极少数已发现并保存完整的商朝古城之一，被认为是“武汉城市之根”，也是目前武汉拥有着比北京、西安等更为悠久的建城历史的考古依据。

春秋战国时代，武汉属于楚国范畴，留下了一些遗迹传说。《列子·汤问》所记载的俞伯牙与锺子期“高山流水遇知音”的典故就发生在这里。锺子期，名徽，楚国汉阳（今武汉蔡甸）人。至今，汉阳仍存有古代留下的古琴台、锺子期墓等建筑遗迹和“琴断口”等历史地名，武汉也因此被称为“知音”故里。

春秋战国至西汉时期，武汉新洲地区文化昌盛，成为儒家重地之一。《论语》载：“孔子周游列国至楚国时，使‘子路问津’于长沮、桀溺”。西汉时期有庶民在邾县（即新洲区）孔子山掘出一块石碑，上刻“孔子使子路问津处”八个秦隶大字，淮南王刘安遂就地建庙征召学士讲学，是为“问津书院”，被喻为“中国现存最古老的大学”，史上曾与岳麓书院、东林书院等齐名。

现代武汉的起源，是东汉末年军阀刘表命江夏太守黄祖在今汉阳月湖附近所建的“却月城”和东吴孙权于223年在今武昌蛇山所筑的“夏口城”。却月城是武汉市区内已知的最早城址。孙权筑夏口城时，在蛇山附近的城墙上修筑了一座瞭望塔，这便是后来举世闻名的黄鹤楼。

公元208年，在武昌附近的赤壁（今咸宁赤壁，一说在江夏区赤矶山）爆发了著名的赤壁之战，这是中国史上第一次在长江流域发生的大规模江河作战，也是武汉及其周边第一次发生了改变中国政治格局的事件。三国时期，当时的武昌（今鄂州）成为东吴政权的都城，孙权在此称帝，使武昌及其周边第一次成为中国割据政权的政治中心。南朝时，夏口城扩建为郢州城，成为郢州的治所。

二、隋至清中期

隋置江夏县和汉阳县，分别以武昌，汉阳为治所。唐时江夏和汉阳分别升为鄂州和沔州的州治，成为长江沿岸的商业重镇。期间，武汉经济文化逐步繁荣，成为文人墨客的汇聚之地，其中，位于武昌长江之滨黄鹄山巅的黄鹤楼被崔颢、李白、白居易、王维、刘禹锡、苏轼、陆游、黄庭坚等无数唐代乃至后代著名诗人吟诗颂赞，一时之间，使武昌成为中国南方的文化重镇之一，其中，崔颢所作“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

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和李白的“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使黄鹤楼名扬天下，而李白的另外一首“黄鹤楼中吹玉笛，江城五月落梅花。”更是使武汉从此拥有了“江城”的别称。

两宋时武昌属鄂州，汉阳汉口属汉阳郡。南宋时期，武昌再次成为中国仅次于首都地区之外的第二大政治军事据点，抗金英雄岳飞驻防鄂州（今武昌）8年，在此兴师伐金，因此岳飞也被朝廷封为“鄂王”，武汉也曾遍布“岳王庙”的遗迹。南宋诗人陆游在经过武昌时，写下“市邑雄富，列肆繁错，城外南市亦数里，虽钱塘、建康不能过，隐然一大都会也”来描写武昌的繁华。宋代武汉的制瓷业极为发达，经过发掘，在武昌城区马房山和岳家咀出土了灰陶四神砖以及灰陶十二生肖俑等，在市郊江夏区湖泗、梁子湖等地发现了宋代大型瓷窑群100多座。

元世祖至元十八年（1281年），武昌成为湖广行省的省治。湖广行省为全国10个行中书省之一，辖境包括今长江以南、湖南大部、湖北部分、广西、海南全省及贵州大部、广东雷州半岛、重庆东南部。这是武汉第一次成为一级行政单位的治所，也是武汉正式成为中国中南地区政治、军事、经济中心的开始。

明太祖朱元璋起兵攻克武昌时，第六子朱桢出生，因而在朱桢长大后被明太祖分封到武昌做楚王，武昌因此得到扩建，成为南方最大的城池之一。武昌一地继续成为湖北乃至中部地区的政治中心，明楚王之布政使司衙门驻武昌府。明代中后期，武汉的汉口崛起。

由于明成化年间汉水改道从龟山以北汇入长江，到嘉靖年间在汉水新河道北岸形成新兴的汉口镇，来自徽州、山西、陕西、江西等各帮商人纷纷前来经营，以盐、典当、米、木材、棉布、药材为六大行业，发展到上下二十里的规模，主要街道汉正街上起硚口，下到堤口（四官殿）。明末清前期，汉口与朱仙镇、景德镇、佛山镇同称天下“四大名镇”，被世人称为“楚中第一繁盛”，成为全中国水陆交通枢纽，享有“九省通衢”美誉，也因汉口扼长江、汉水两大水道咽喉，成为天下商贾聚集之地，历史上也被称为三大茶市和天下四聚之一。

三、晚清

具有“东方芝加哥”之称的老汉口

清代后期直至二十世纪初的武汉享有“东方芝加哥”的美誉，是中国第二大城市，也是中国主要几个经济、金融、工业、交通、文化中心之一。

19世纪中叶，中俄万里茶道源于汉口。从18世纪至20世纪初中叶，汉口一直是中国三大茶市之一。1900年汉口仅出口俄国就达39万担，占中国输出俄国茶叶的809%。由于茶叶贸易的带动，汉口也成为中国近代最大的农业轻工产品加工出口中心，被中外茶商称为“东方茶港”。

1862年英国人修建的江汉关大楼，现已改建为江汉关博物馆

1858年清朝与列强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天津条约》中增辟的11个通商口岸，包括汉口。1861年3月汉口正式开埠。由此，汉口开始了由传统商业市镇向近代国际大都市的转型。此后，汉口先后开辟了英、俄、法、德和日五国租界，40余个欧美国家在汉设立领事馆。

外国各路商人先后来汉通商，从此武汉的对外贸易大幅增长，贸易量稳居全国前四，成为全国四大港口之一，其中有40年对外贸易总额占全国外贸总额的10%左右，居全国第二位，呈现出了“驾乎津门，直逼沪上”的态势。随着汉口在商贸更趋国际化，大批外商在此兴修码头，设立银行，成立公司，极大提升了汉口的国际辐射能力。至清末，外商在汉开办的经营土洋货销售、金融、航运、房地产的洋行剧增。到1911年，汉口外国公司增至125家。就具体的实业经济而言，制茶是当时汉口最大的工业，出口占全国6成。

1889年，张之洞担任湖广总督。其执政期间，大力推行洋务运动，特别是兴建汉阳铁厂、湖北枪炮厂，使汉阳造成为闻名东亚的品牌，进一步刺激了武汉近代工业兴起和城市商品经济的发展，使武汉在原有以商贸金融为主要经济支柱的基础上拓展为近现代中国的工业发源地。他主持修建了京汉铁路，使武汉成为中国的南北交通枢纽，成为名副其实的九省通衢。他还兴办西式现代教育，创建了“两湖书院”、“自强学堂”等新式学堂，进一步推动武汉成为了中国的教育文化重镇。

1905年，张之洞修筑了后湖长堤，建成后堤内干涸土地10万亩，基本奠定了现代汉口作为国际大都市的城市轮廓。1907年，张之洞将后城城墙拆除，修建了上起硚口、下至江汉路的后城马路并成为汉口第一条近代马路，这条路也是民国时期中国各方政治势力在武汉地区角逐的主要舞台。

甲午战争后，中国开展“实业救国”运动。民族资本主义势力纷纷进驻中国最大经济、交通中心之一的汉口，大力发展民族经济，并进一步推动汉口等中国大城市向现代城市转型。1906年，宋炜臣等人在汉口创立了“既济水电股份有限公司”，是当时全国最大的民营公用水电企业。1909年，该公司为调节供水，在中山大道与江汉路交汇处修建了汉口水塔，成为当时武汉最高的建筑。

四、中华民国

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首义于武昌爆发，革命成功后，起义军宣布脱离清朝，建立军政府，成立中华民国，随后中国各省响应，清朝被推翻，中国2000多年的封建时代宣告结束，武汉成为改变中国命运的地方，于是每年十月十日的武昌起义纪念日，定为中华民国的国庆节。1912年1月，黎元洪成为临时总统兼湖北都督。

北洋军阀统治时期，武汉经济继续迅速发展，尤其是民族资本主义迅速崛起，民族资本势力在武汉兴建、扩建约600家工业企业。武汉持续作为中国主要的工业中心之一存在，但是工业的迅速崛起也带来工人阶级的迅速壮大和阶级矛盾的不断扩大，1923年2月，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爆发，这是中国工人运动第一次高潮中最有影响的事件。

随着中国北伐战争的推进，1926年9月，北伐军攻占汉口。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于1926年10月7日成立汉口市政府，刘文岛为汉口市第一任市长。1926年11月21日，国民政府迁都武汉，并决定将汉口、汉阳、武昌合并为一个城市，设为京兆区（首都），定名武汉，这也是武汉三镇首次在行政上统一于一个城市之内。次年3月24日，中华民国武汉国民政府正式成立。

同年，中国***中央机关也一起搬到武汉，武汉随即成为第一次国共合作的焦点所在，也成为了中国政治、军事中心。然而到了1927年7月15日，武汉国民政府头目汪精卫默许宁汉合流并发动七一五事变宣布制裁中国***后，中国***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武汉召开，8月7日***在汉口召开会议，提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确立了武装暴动反抗国民党统治的方针，第一次国共合作宣告失败。11月起，桂系军阀建立了在武汉的统治，直到1929年被蒋介石军攻克。

20世纪20年代直至抗日战争前夜，武汉城市规模急速扩大，到1936年末有民营近代工厂516家，人口超过120万。

1930年日本人绘制的武汉三镇地图

抗日战争初期，南京国民政府将武汉作为战时首都据此抵抗日军入侵，为国民政府内迁争取时间。1937年11月，国民政府行政院军事委员会等部门陆续迁至武汉，蒋介石来到武汉指挥全国抗战，中国***有关方面力量也陆续来到武汉，国共两党在武汉展开了第二次国共合作。武汉作为国民政府和国民党中央各重要机关的临时办公地点，成为中国政治、军事、文化中心。1938年6月，武汉会战打响，国民革命军经历大小战斗数百次，大大消耗了日军的有生力量，粉碎了日本三个月亡华的图谋，此战也是抗日战争战略防御阶段规模最大、时间最长、歼敌最多的一次战役，武汉也因此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焦点城市。

1938年6月，国民政府决定将武汉的各类工业、军事设施或内迁或破坏，武汉工业的损失达到70％。10月27日，武汉全境被日军占领，中国抗日战争全面进入战略相持阶段。1940年9月，日本扶植的汪精卫政府将武汉特别市改为汉口特别市，期间，武汉人口锐减，常有骚乱发生。1944年11月，美军为报复日军，对武汉进行轮番轰炸，武汉市区遭到严重破坏。

1949年5月1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入城部队进入汉口中山大道。

1945年9月，国民政府收复武汉后，将武昌和汉阳组建武昌市，汉口仍为直辖市。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成立武汉行营，白崇禧坐镇。1946年10月，仅管辖武昌地区的武昌市政府成立，汉阳市区划为汉阳县，1947年8月汉口成为中华民国行政院院辖市。1948年秋，白崇禧在武汉谋求划江而治，同时向武汉工商业募捐以备战。1949年5月16日至17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入了汉口市区、武昌市区和汉阳县，接管了武汉三镇。

五、中华人民共和国

1949年5月24日，武汉市人民政府成立。直到1954年6月以前，武汉是中央直辖市，并且是中南地区党政军机关所在地。1954年6月，武汉市被并入湖北省，并被改为湖北省省会。一五计划时期，武汉被确定为“重点城市”进行建设。根据中央“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指导思想，国家在武汉地区投资新建大型国营企业32个，奠定了武汉引以为傲的工业基础。

自此，武汉由“工商金融和近代工业中心”迅速的转变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工业基地，成为“共和国”的“长子”之一。到1956年，公有制经济在武汉取得了统治地位。1957年，武汉长江大桥建成通车。大桥联通京汉、粤汉铁路组成中国最重要的南北铁路干线——京广铁路，极大地促进了中国南北交流，也使武汉三镇从陆上连成一体，成为完整统一的武汉城区。

1965年开始的“三线建设”，武汉收获了一批国家级大项目，使武汉的经济地位更加稳固。从建国初期到改革开放初期，武汉经济规模长期位居全国第四位，仅次于北京、上海、天津，位居广州等市之前，武汉也成为计划经济时代全国三大工业中心、三大交通商业中心、三大教育中心之一。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至1974年，毛泽东曾48次下榻武汉东湖宾馆并主持国家政务，使武汉成为他自1949年以后除了中南海以外居住时间最长的地方，也使武汉成为北京之外的另一个国家政治中心。期间，在武汉召开了中国***八届六中全会等多次中央会议。

1975年，武昌县、汉阳县划归武汉市。1983年，新洲县、黄陂县划归武汉市。1984年5月2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正式批准武汉市为经济体制综合改革试点城市，实行计划单列。

1992年，邓小平同志“南巡谈话”的第一站来到武昌，指示武汉在原有的基础上，建成新的全国三大制造业中心、三大科技开发中心、三大金融贸易中心，在全国经济中起龙腰的作用，随后几年，武汉发展速度连年突破16%，经济总量一直保持全国前三甲，城市规模始终排名全国城市前列。

然而自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的20年间，由于国家奉行“非均衡发展战略”，中部、湖北和武汉成为“政策洼地”被不断边缘化。同时，武汉还是一个“重税区域”，自身结余极为有限，严重影响了武汉城市建设。至此，武汉逐渐被上海、广州、深圳等地区抛在了身后。此外，当时的湖北省委省政府对省内武汉“一城独大”的现状，提出“削峰填谷”政策，即平抑武汉的发展并将行政资源全部用于发展湖北其他城市，造成武汉经济进一步下滑，这种情况直至2001年湖北省委领导班子调整后才有改变。

随着中国经济由出口拉动向内需拉动转型，武汉的区位及科教优势被重新认定。2007年12月7日，国务院正式批准武汉城市圈为全国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2010年3月12日，国务院正式批复《武汉市城市总体规划》，重新确立了武汉市为中部地区中心城市。

2008年前后开始，湖北及武汉两级政府抓住国家经济环境变化的大势，全市经济大幅增长，并被认为是国内“唯一能够实现制造产业升级换代的城市”和中国发展速度最快的极少数城市之一，目前全市高新技术制造业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比重仅次于深圳等极少数城市，城市创新能力在全国排名第二，创业环境在中国大陆排名前十强。

武汉初步改变了传统印象中“重工业基地”的形象，变成一座新型经济城市。武汉城市功能日趋完善，硬件建设突飞猛进，城市面貌显著改善，对外来人口的吸附作用日渐增强，特别是备受年轻人青睐，年轻人口净增率现仅次于深圳排名全国第二，是近年来全国吸引外来人口最多的城市之一，亦是除北上广之外高级专业技术人才、海外留学生主要求职目的地之一，城市活力排名全球第七[26]。

2016年8月，中央正式批复同意武汉设立“自由贸易区”，武汉自贸区主要是落实中央关于中部地区有序承接产业转移、建设一批战略性新兴产业和高技术产业基地的要求，发挥其在实施中部崛起战略和推进长江经济带建设中的示范作用。2016年9月，中央正式印发《长江经济带发展规划纲要》，武汉被列为超大城市，提出发挥武汉核心作用，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内河经济带。2017年1月25日，国家发改委公布《关于支持武汉建设国家中心城市的复函》指出，武汉要加快建成“以全国经济中心、高水平科技创新中心、商贸物流中心和国际交往中心四大功能为支撑的国家中心城市”。

扩展资料：

武汉，简称“汉”，别称“江城”，是湖北省省会、中部六省唯一的副省级市和特大城市，中国中部地区的中心城市，长江经济带核心城市，全国重要的工业基地、科教基地和综合交通枢纽，也是中央军委武汉联勤保障基地驻所。全市下辖13个市辖区，总面积849441平方公里，2017年常住人口10914万人。

武汉地处江汉平原东部、长江中游。世界第三大河长江及其最大支流汉江横贯市境中央，将武汉中心城区一分为三，形成武汉三镇（武昌、汉口、汉阳）隔江鼎立的格局，市内江河纵横、湖港交织，水域面积占全市总面积的四分之一，构成了武汉滨江滨湖的水域生态环境。武汉有“九省通衢”之称，是中国内陆最大的水陆空交通枢纽、长江中游航运中心，其高铁网辐射大半个中国，是华中地区唯一可直航全球五大洲的城市。 

武汉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楚文化的重要发祥地，境内盘龙城遗址有3500年历史。春秋战国以来，武汉地区一直是中国南方的军事和商业重镇。清末洋务运动促进了武汉工业兴起和经济发展，使其成为近代中国重要的经济中心，被誉为"东方芝加哥"。武汉是中国民主革命的发祥地，武昌起义作为辛亥革命的开端，具有重要历史意义。 

2016年10月，中共中央发布的《长江经济带发展规划纲要》将武汉列为超大城市；同年12月，国家发改委明确要求武汉加快建成以全国经济中心、高水平科技创新中心、商贸物流中心和国际交往中心四大功能为支撑的国家中心城市。

参考资料：

你说孔子没喝过茶，孔子同意了吗

原创 大风 孔子茶文化节 2019-04-26

孔子是中华传统文化和思想的集大成者。孔子不仅是伟大的政治家、思想家、教育家，还是哲学家、易学家、军事谋略家、琴学家、诗人、中医养生家等。

孔子喜欢美食，提出食不厌精，脍不厌细；喜欢喝酒，传说尧帝千钟，孔子百觚，提出唯酒无量，不及乱。

孔子像 孔奇 作

但据现有文献资料，没有孔子如何喝茶的记载，也没有孔子对茶的论述。又有茶圣定义：“茶者，南方之嘉木也”。于是，有人断言：北方没有茶树，孔子没喝过茶。如果这样，茶岂不是道家与佛家的事了吗？

一、孔子时代，北方有茶树。

我国近代著名的气象学家、地理学家竺可桢，在其撰写的《中国茶叶历史资料选辑》，指出四五千年前黄河中下游地区气候湿热，所以关于上古时期这一地区有茶的传说是有可能的。后由于气温骤然变寒使茶绝迹。

根据记载和物证，至少唐代以前北方有茶树。《四库全书》中《封氏闻见录》卷六记载：“开元中，泰山灵岩寺有降魔师，大兴禅教。学禅，务于不寐，又不夕食，皆许其饮茶，人自怀挟，到处煮饮，从此转相仿效，遂成风俗。自邹、齐、沧、棣，渐至京邑，城市多开店铺，煎茶卖之，不问道俗，投钱取饮……”可见北方饮茶之兴盛。

《中国茶叶》1979年曾报道，1940年日本石川县茶叶组合副组长本山亮一来山东调查种茶的可能性，在津浦铁路沿线北纬36°以南的旷野中，发现一株唯一的大茶树，“粗有三抱，高达五丈余”。也可以佐证，在中原地区曾经出现过茶树。

可见，孔子时代北方有茶树，毫无疑义。

二、孔子家乡鲁国当时有茶树

在中国古籍《诗经》、《尚书》、《礼记》、《尔雅》等书中发现过十几则与荼有关的记载，尤其是在《左传》襄公十九年的记载中，发现当年鲁国季孙氏的蒲园中有六棵大茶树，在这里还享过六卿，即开过当时的国际会议。明版《兖州府志》又确认：“蒲园：在城东门外。季文子所树六槚(茶)处也“。孔子与季孙氏有很多交集，曾发出：“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的怒吼。作为鲁国风云人物的孔子，很可能饮过茶。

今日山东曲阜衍圣公府(孔府)后花园东北部有一棵树，多年来被人们称作“茶树”，每年将其叶采摘下来晒干后，府内上下饮用，可知孔子后裔多年来也有饮茶的习惯。

三、中国茶文化发源于北方，孔子必受影响，当有述而不作。

《茶经·七之事》中提到最前面的三个茶文化“形象代言人”：神农氏、鲁周公、齐相晏婴，均生活于北方，足见茶文化最早起源于北方。

晏婴任国相时，力行节俭，粗茶淡饭。《茶经》引文："婴相齐景公时，食脱粟之饭，炙三弋、五卵、茗菜而已。"作为美食家的孔子比晏子年少27岁，几近同一代人，无疑享用过茶。

四、孔子周游列国，有饮茶的佐证。

孔子的一生，很多在路上。《论语》记载："孔子自叶返蔡，见沮溺耦耕使子路问津"。《史记》记载："长沮、桀溺耦而耕，孔子以为隐者，使子路问津焉。"孔子使子路问津处，在今湖北新洲问津书院一带，这里有一套完整的孔子周游列国路经此地的行迹，如：讲经台、晒书场、孔埠、孔子河、孔叹桥、弦歌里、长沮冲、桀溺畈、坐石、喻茶亭，儒学资源十分丰厚。

问津书院自秦至今，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了，历代碑刻、摩崖石刻等遗存，及传记、传说可以相互佐证，自圆其说。喻茶亭因孔子在此饮茶而得名。喻有两种解释：一是与附近喻姓有关，一是比喻、喻理，孔子在此以茶论道。

五、孔子尊崇周公，倡导克己复礼，必定推行茶礼。

孔子，习周公者也。孔子年轻时就十分赞羡“周公之才之美”。直到晚年，还在惦念自己心目中的老师：“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

西周时期，贡茶制度开始兴起。东晋《华阳国志·巴志》记载：“周武王伐纣，实得巴蜀之师，著乎尚书。武王既克殷，以其宗姬于巴……鱼、盐、铜、铁、丹漆、茶、蜜……皆纳贡之。其果实之珍者，树有荔枝……园有芳蒻、香茗。”说的是周武王征伐商朝的战争之所以能取胜，重要的原因是得力于“巴蜀之师”的鼎力相助。周武王伐纣胜利后，分封诸侯，将其宗亲册封为巴王。按周制，诸侯朝觐必以其最珍贵的物产上贡天子，可见茶是当时最珍贵的礼品，它是我国古代贡茶制度的起源。贡茶随后再兴于东汉，从唐朝始作为一种制度沿袭下来，长达几千年。

《周礼·地官司徒》记载：“掌荼，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徒二十人。”该书还说：“掌荼：掌以时聚荼，以供丧事；征野疏材之物，以待邦事，凡畜聚之物。”从《周礼》的记载中，我们可以发现，此时茶已作祭祀之用。

西周贡茶、茶礼的兴起，周公功不可没。

陆羽在《茶经·六之饮》中说：“茶之为饮，发乎神农氏，闻于鲁周公。”至于为何“闻于鲁周公”，陆羽没有给予太多的解释，只是在《七之事》中录有：“周公《尔雅》：‘槚，苦荼’。”

如此而已，虽然史书上并没有鲁周公本人专门饮茶的记载，但陆羽还是将其与神农氏一起列为茶文化的发现者与推行者。

同样，即使史书中没有孔子专门饮茶的记载，我们也不能确认孔子没有喝过茶，并依此否定孔子与茶文化的关系。

再者，《茶经》未及孔子，但陆羽说孔子没有喝茶了吗？

引申阅读：孔颜乐处，将迎来一场文化盛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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