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突出的表现当然是朱元璋废除丞相制度

但是说实话，明朝的君主专制也就朱元璋和他儿子朱棣时期比较强大，到了朱棣的孙子(明宣宗朱瞻基)时期，虽然也是个明君，但实在是没有他爷爷和曾祖那样旺盛的精力，管不过来了

所以自明宣宗开始，内阁大学士的权利逐渐增强，内阁首辅成为了实际上的宰相，甚至权利更大了，因为以前的六部直接对皇帝负责，丞相只是辅助皇帝处理政事，但明宣宗放权之后，六部则成了对内阁负责，内阁对皇帝负责了。

内阁的票拟权力大增，这也是明朝中后期宦官专权的根结之一—内阁权利太大，皇帝只能启用太监，用“朱批”对抗“票拟”，而皇帝的精力毕竟有限，再加上昏君的不作为，因此间接掌握“朱批”的司礼监秉笔太监往往权利很大，这也是宦官专权的主要阵地

可以说，从明宣宗开始，朱元璋废除丞相制度的初衷完全被废弃了，再次倒退回皇权和相权的制衡之中——当然了，遇上正德和嘉靖这两位脱线的主，相权还是先天上弱势的

到了明朝末年，权利几乎都掌握在官僚阶级手中，这也是崇祯这样勤俭的皇帝17年仍然无法强国最终落个自尽梅山的下场的主要原因——皇帝的命令根本出不了京城，就算把官员全换了，换上来的还是那样，积重难返，再加上内忧外困，亡国就很自然了

下面是史学大家钱穆的，嫌钱穆的太长可直接搜《离虚君共和只差一步之遥 ——明代的票拟制度》

乙、明代内阁制度

然无论如何，在明代，一切事，总之是皇帝最后总其成。但皇帝一人当然管不尽这许多事，因此我们就得讲一讲皇帝的秘书处。明代皇帝的秘书处，当时称为内阁。秘书便是内阁大学士。因为皇帝在宫里办公，他需要几个秘书帮他忙，这些人的办公地点在中极、建极、文华、武英四殿，还有文渊阁、东阁两阁。这些处都在内廷，所以这些人就称为内阁学士或内阁大学士。内阁学士原本的官阶只五品，而六部尚书是二品，可见内阁学士在朝廷上地位并不高。上朝排班，大学士的朝位班次也在尚书的下面。今且说这些大学士做些什么事情呢？在太祖时，内阁学士不过像是皇帝的顾问，遇皇帝有不清楚的事，可以随时问他们，听他们意见，做皇帝之参考。奏章批答，从前是宰相的事，现在是皇帝的事。皇帝不能一一亲自动笔，便口授大学士写出，这所谓“传旨当笔”。由皇帝吩咐下来，这事怎样办，那事怎样批，他们只照皇帝意见写下。所以照理，大学士不过是皇帝的私人秘书，政治大权还是在皇帝，不在大学士。

据当时统计，自洪武十七年九月十四日至二十一日，先后八日间，内外诸司送到皇宫里的奏章，共有一千一百六十件。每件奏章里，有讲一件事的，也有讲两三件事的，共计有三千二百九十一件事。此因中国地方大，一切事集中到中央，中央政府所当预闻的事当然多。远从秦始皇帝时，早已把天平秤着公文，兀自天天看到深夜不得息，何况到明代？那时，西方还没有现代像样的英、法诸国。西班牙、葡萄牙这些小国家，不论疆土那么小，政治规模也简单得可怜。这当然不能与中国比。试问当时偌大一个国家，件件事要经皇帝批核，这当然很困难。我们试看北平故宫，前面三大殿，是朝会之所，后面如乾清宫等，由皇帝住宿。他天天要到前面来办公，距离既相当远，北平之气候九月就结冰，次年二三月才解冻，早上天气尤其冷。而中国政府传统习惯，会议上朝，总要在日出前，早上天不亮就朝会，皇帝也须黎明即起，等到太阳出来便散会了。一般做官人，多半住宫城外，远的如前门外骡马市大街等处。早上跑进皇宫有很远的一段路，骑着一匹马，带着一个仆人，掌一盏灯笼，四更五更就要去。到了紫禁城，还得下马，仍准骑马的只有少数几个人。一律须先到朝房，静候皇帝上朝。皇帝出来，天还没大亮，遇到天气寒冷，那时也没有近代的防寒设备。火炉很简陋，生些炭火，不过摆摆样子而已。明制一天有三次朝，称早朝、午朝、晚朝，如实则皇帝要三次出面见群臣及民众。明制常朝有两种：一叫御殿，一叫御门。御殿又称内朝，是在大殿内朝会议事。御门是到奉天门，就在阳台上，让老百姓也可以见面说话。现在西方国家有什么大集会，还有在阳台上讲话的风气，我们称这是一种民主政治的精神，其实清朝故宫的午门，就是与被皇帝和民众见面的阳台，不过这种制度清朝没有行，但明朝却有。皇帝一天要上朝三次，多少的麻烦。明太祖是开国皇帝，天下是他打来的，以前他是皇觉寺和尚，扫地挑水也干过，他有这样精力，可以做独裁的皇帝。明成祖也还是亲手打天下，他是封出去的王，从北京打到南京来篡了皇位，他也有精力可以亲裁庶务。再下去的儿孙，生长在深宫，精力逐代萎缩，便不能这样做。甚至不能天天出来上朝见群臣。今天不上朝，明天事情就接不上。事情接不上，不能叫文武百官在那里老等着，也不能群臣们说了话，皇帝无辞可答。后来皇帝便只有偷懒，把政权交付与内阁，阁权慢慢地重起来。

不过阁权虽重，而他们的官阶还是低，仍只五品，因此通常内阁大学士都由尚书兼，这样一来，内阁学士地位虽不高，尚书地位是高的。同时也和宋代般，他们都有经筵讲官。经筵讲官，是教皇帝或太子读书的，那是皇室的老师。由曾任这些官职的人来兼内阁大学士，自然和皇帝关系是既尊且亲了。所以明代的大学士（皇帝私人秘书）以六部尚书（政府行政长官）和曾任经筵讲官（皇帝的老师）的来兼任，他们的地位就尊严了。然而明朝大学士的官衔，却始终是某部尚书兼某殿（阁）大学士，譬如兵部尚书兼武英殿大学士之类，他的本官还是尚书，大学士还是一兼职。直到明代亡国，大学士还是一个五品官。不过上朝时，他以尚书身份而兼大学士，已经是站在其他尚书的前面了。然照制度正轨论，他之所以尊，尊在其本官，不尊在其兼职。所以明代内阁大学士，就官制论，绝对不能和汉唐宋时代的宰相地位相比论。

然而明代大学士，他在官职上的地位虽然低，他在政府里的权任却很高。因为一切奏章，政事，看详批答，都要经他们手。太祖、成祖时代，皇帝自己处决事情，口头吩咐大学士代笔，大学士自然只如一秘书。后来皇帝年轻不懂事，事事要谘询大学士意见。而且皇帝因于自己不懂事，也怕和大学士们时常见面，内外一应章奏，现由大学士看过，拿一张小签条，写出他们意见，附贴在公事上，送进宫里，在由皇帝细阅决定，这在当时叫做“条旨”，就是向皇帝分条贡献意见的意思。又称“票拟”，是说用一个小条子（即票）拟具意见，送皇帝斟酌。待皇帝自己看过，拿这条自撕了，亲用红笔批下，名为“批红”，亦称“朱批”。批好拿出去，这便是正式的谕旨。在唐代，一切政令由宰相拟定，送皇帝画敕。在宋代，是宰相向皇帝上箚子，先得皇帝同意或批改，再正式拟旨。现在明代，则一切诏令，皆出皇帝亲旨，大学士只替皇帝私人帮忙，全部责任在皇帝。而皇帝失职，却并无办法，算只有给事中有时可以封驳。给事中究竟是太小的官位，哪能拗得过皇帝。所以明代制度，可以说是由皇帝独裁了。不过碰到大事情，皇帝还是要到文华殿、武英殿来同那批大学士当面商量，只小事情不重要的，由内阁写了条子送进皇宫给皇帝慢慢地批。

但我们应知明代的天下，将近三百年之久，最初是皇帝亲自在内阁，后来有些皇帝不常到内阁，由内阁条旨票拟送进去批。甚至有几个皇帝则长久不管事，因不管事而更不能管事，就变成怕见大臣了。于是经年累月，不再到内阁，一切公事都要送进宫里去。最有名的就是万历皇帝明神宗，他做了几十年皇帝，有二十几年没有上过朝，政府里大臣都没有见过他一面。当时人传说他抽大烟，真假不知，不过这也很可能。自宪宗成化以后，到熹宗天启，前后一百六十七年，皇帝也都没有召见过大臣。但我们也不能尽怪这些皇帝的不好，因他们精力、智力有限，天天困在深宫，而要处决一应国家大事，这何等的不容易。无怪他们要怕事偷懒，避不上朝。我们只该怪明太祖订下那制度的不好。即是废宰相而由皇帝来独裁政事，那一制度确实在要不得。

现在再说皇帝和内阁日常不见面，于是皇帝和内阁中间的接触，就多出一重太监上下其手的机会。皇帝有事交付与太监，再由太监交给内阁。内阁有事，也同样送太监，再由太监上呈与皇帝。这样，太监就慢慢地弄了权。甚至皇帝嫌麻烦，自己不批公事，私下叫太监批。批红的实权，落到太监手里，太监变成了真皇帝，掌握政府一切最高最后的决定权。遇到太监懒批的，便把来当作包鱼包肉的废纸用。这种黑暗腐败，在历史上，只有明代有。太监领袖称司礼监，明代政制最坏时，私礼监便是真宰相，而且是真皇帝。当初太祖定制，一面废去宰相，一面却也预防到太监预闻政事的可能。故在洪武十七年，铸了一块“内臣不得干预政事”的铁牌，挂在宫门里。可见太祖心里尽明白，废了宰相，由皇帝来独裁，太监接近皇帝，易于得弄权。正如汉武帝把相权揽在宫里，也预知嗣皇帝幼小，容易招致皇太后预政，所以要先把母后赐死。这些可有之流害，他们也是想到的，然而明太祖规定不准立宰相，这是他后人遵守了，始终没有敢违背。至于不准太监干预政事，他后人却没有遵守。明代太监预政，就比任何朝代干预得厉害。这哪里是太祖始料所及呢？

在这种情形下，外面弄得没办法，内阁学士若真要做点事，也必须先勾结太监。因为内阁见不着皇帝面，非结合太监，一切政事便透不上最高层。明代有名内阁大学士张居正，这是近人所推中国历史上大政治家之一个，但他也只能结合太监，才能揽实权。在神宗万历还没有做皇帝时，张居正就是神宗的师傅。神宗做了皇帝，张居正是当朝皇帝老师，而且又是内阁大学士。然而先生见不到学生面，大学士照政制论，是无法主持政令的。于是张居正只有同司礼监勾结，他才能舒展抱负，来策动当时的政事。但当时朝臣大家都反对张居正，说他不像前朝宰相，不是政府正式的行政首长，不该弄权专政。这批评实在也不错。当时尚书六部才是政府最高行政长官，他们只须听命于皇帝，并不须听命于内阁。若内阁和六部发生意见，六部可以说：你不是宰相，不是大臣，不该管我们的事。不该管的事而管，不该揽的权而揽，此是权臣，非大臣。权臣弄权与大臣当权，在中国传统政治观点上是大有分别的。大臣是在当时的制度上有他正当的地位的。在中国传统制度下，宰相无事不该问，无权不该把。他不问事，不当权，是失职，是无能。并非宰相，而问事揽权，是奸臣，是权臣。权臣弄权，这是违反国法的，也是违反政治上的传统道德的。然而明代的制度，则根本没有一个正式的宰相。六部尚书乃及七卿九卿，始是名正言顺的大臣。当时反对张居正的人，他们心里想：部（六部）院（都察院）长官，分理国事，只受皇帝节制，你做内阁大学士，只是皇帝私人顾问，你在皇帝面前，“从容论思”是你的责任，你不该借着这一点关系正式出面来干涉部院，那是你越权。因为张居正要管事，所以他要各衙门奏章公事每样备两份，一份送内阁，一份送六科给事中。这又是他不对。给事中虽官阶低，但在当时政制法理上，一切文件，该他过目，这是不错的。内阁则并无必须预闻之职权，只皇帝私下要他预闻才预闻。所以当时人反对张居正，张居正市没有理由答辩的。他于是只有向皇帝去辞职，他说他“所处者危地，所理者皇上之事，所代者皇上之言”，这几句话，丝毫也不错。然试问当时何尝有一道正式命令叫张居正代理皇帝呢？依照中国政治传统，皇帝不该干预宰相的事，此在讲汉、唐、宋三代政制时，已详细述及了。现在是内阁不得干预皇帝的权，就明论明，是不错的，张居正也无法自辩。现在我们不了解当时这情形，总认为张居正是一大政治家，他能主张讲法治，其实他本身就已违法了，而且违反了当时国家的大本大法呀。该皇帝管的事，他来管，那岂非不法之至吗？若张居正在汉唐宋三代，那是一好宰相。依明代制度论，张居正是一内阁学士，不是政府中最高领袖，不得以内阁学士而擅自做宰相，这是明代政制上最大的法理，也是明代之所以异于汉唐宋传统的。张居正要以相体自居，他一死，他家就被抄了。虽然他在明代有很大的建树，但当时清议，并不讲他好话，这就因为认他是一个权臣，非大臣。这不是专就他功业言，而是由他在政府之地位上的正义言。此刻我们要提倡法治，却又来推尊张居正，这正为不了解明代政治制度。当知明代的政治制度，早和汉、唐、宋传统有了很大的变化。张居正并未能先把当时制度改正，却在当时制度下曲折谋求事功，至少他是为目的不择手段，在政治影响上有利弊不相抵的所在呀！我们以上的说法，只就制度与法理论，不从事业和居心论。至少在当时那些反对派的意见是如此。我们详细讲述这一层，正为阐明制度如何牵制着人事，而明代此项制度之要不得，也就即此更可论定了。

子、清代的军机处

到雍正时，又在内阁之外另添一军机处。清宫里的文华殿、武英殿，这是内阁学士办事的地方。雍正又在三大殿背后，另设一个军机处，这就是所谓的南书房，这只是一所很小的屋子。最初皇帝为要保持军事机密，有许多事不经内阁，径由南书房军机处发出。后来变成习惯，政府实际重要政令，都在军机处，不再在内阁。顾名思义，内阁还像是文治，而军机处则明明是一种军事统治的名称。既然最高法令均属于军机，当然只能说它是军事统治了。不过军机处的军机大臣，也是由内阁大臣里挑选出来的，在内阁大臣里挑几个出来到南书房协同皇帝办事，如是，皇帝可以不再到文华殿武英殿商量政事，而只在军机处秘议。所以实际上清代的军机处，也就等于如明朝般，皇帝不出宫来办事，只在里面找几个私人商量。不过清代皇帝比较地聪明，他们鉴于明代太监当权而招亡国之祸的覆辙，所以不在里面找太监，而向外面调大臣。但从制度讲，二者间还是一样。太监也罢，军机大臣也罢，反正都只算是皇帝的私人秘书，算不得朝廷的大臣。我们上次讲，张居正第一不应有权径下政府最高的命令；第二不应要人报皇帝的公事也报他一份。一个首长和其秘书，只算是同一个机关。张居正要人家把公事一份送皇帝，一份送内阁，这便是不合理。倘使张居正正名定义是宰相，那些公文又只要送宰相，不须再送到皇帝。所以从制度论，张居正的办法终是讲不通。清代军机处向六部尚书大臣及各省督抚直接下命令，这些发出的命令还是皇帝的。因为政府最高出命权属于皇帝，军机处不过是皇帝御用的秘书，实实在在只是皇帝的一个“南书房”。

清代政府发布最高命令的手续，又是非常不合理。他的最高命令称上谕，上谕又分为两种：一种是明发上谕，一种是寄信上谕。明发上谕都是比较不关紧要的事，譬如皇帝出外巡幸，上陵，经筵，救荒，以及中央政府尚书，侍郎，地方政府总兵知府以上的升降，以及晓谕中外诸事，都由内阁拟好，皇帝看过，再由内阁交到六部，这是中国向来的惯例。寄信上谕是清代特有的，不按上述程序，而直接由皇帝军机处寄给受命令的人。譬如给江苏巡抚的上谕，直接寄给巡抚，旁人谁也不知道。或者要交给吏部尚书的，也是直接寄信给吏部尚书，此外无人得知的。开始时，或因军事机密，才用这办法，后来凡是紧要的事，差不多都用寄信上谕发出了。这种上谕，由军机处拟给皇帝看，皇帝看过以后，封来盖起一个印，这个印叫“办理军机处”，这是说办理军机的地方。什么人在那里办理呢？这当然是皇帝了。这个印一盖，谁也不能看。譬如是有关经济财政问题的，送给江苏巡抚，连户部大臣也不能看。若是有关军事的，送给两广总督，兵部尚书也不能看。在办理军机处的人，就叫军机大臣，名义上是大臣，照制度法理讲，并不是大臣，因为他是皇帝御用的，而不是政府的正式最高行政首长啊。这种上谕封好，办理军机处的印盖了，就交给兵部尚书，并部尚书并不能拆看，只要他加一个封袋，直接发给受命令的人。如是则一切事情，全国中外各长官，都直接向皇帝发生关系，其他旁人全都不知道。这不是全国政治，都变成秘密不再公开了！秘密政治这当然只能说是一种法术，而不能说是一种制度呀！

直到现在，还有传刻的雍正朱批上谕，这在清代政治上是一种了不得的圣旨。雍正是有名能专制的。他的上一代是康熙。在中国历史上，康熙也算是一个好皇帝，至于雍正便太专制了。我们现在看他的朱批上谕，就可以看出清代皇帝是如何般统治中国的。在当时，全国各地地方长官一切活动他都知道，大概全国各地，都有他私派的特务人员的。因此许多人的私生活，连家人父子亲戚的琐碎事，都瞒不过他。一切奏章，他都详细批。他虽精明，同时又独裁，但他有他的精力，他有他的聪明，中外事，无论大小，旁人还不知道，他已经知道了。从前做皇帝，外面送给皇帝的公事，先送到六部，皇帝拿出来的公事，六部也一定得先看。因为政治该公开，而六部尚书是全国的行政首长呀。这在明代还是如此的。那时大官的任用还有廷推，小官的任用则只经过吏部。事关教育，则一定要经礼部的。不能说皇帝私下决定了，不再给政府行政长官预闻就可办。这绝不能说是一种制度，也不能说它是习惯法，只该说它是法术。为什么？因为这是纯粹出之于私心的。而私心则绝不能形成出制度。

有这一点看来，清代比明代更独裁。明代还是在制度之下由皇帝来当宰相。宰相废了，而宰相的职权则由皇帝兼。只是宰相做错了，须负责。皇帝做错了，可以不负责。除此一分别以外，明代制度还是和过去大体相似的。清代就更超越了这限度。我们曾讲过，唐宋诸代的诏敕，宰相一定要盖章，没有宰相的章，就不成为诏书。为什么皇帝下诏书一定要宰相盖章呢？这就是一种制度了。为什么皇帝的诏书不能给旁人看，而要直接送出呢？这就是一种法术了。这里的分别很简单，换句话说：一个是公的，有理由的，一个是私的，没有理由的。清代那种私心的政治，又怎样能做得下去呢？这就因为皇帝背后有全部满洲人撑腰。一个皇帝要独裁，他背后定要有一部分人强力支持他，他才能真独裁。任何一个独裁者，都有拥护他独裁的一个特定的集团。我们此刻说皇帝独裁，我们也要看是哪个力量在帮助他独裁，拥护他独裁。中国历史从秦以后，历代皇帝的背后就没有这样一个固定的力量。贵族吧，军人吧，资产阶级把，都没有。若说皇帝利用读书人，读书人在拥护皇帝，可是读书人拥护皇帝比较是公的。因为读书人不是皇帝的私势力。而且读书人也不是一个固定的集团。中国历史上只有元和清，皇帝后面有整批蒙古人和满洲人帮忙。其他各代，大体说，是全国的读书人——有全国民众中间受过教育经过考试的人来帮政府忙，这不能说是不公道。有人认为这便是“封建社会”了，这真是胡说。读书人不就是封建。反过来说，皇帝或政府，存心培植读书人，也并不是私心。并不如元清两代，存心扶护蒙古人和满洲人。这种政治当然是私心的。因为其是私心的，所以一切表现都不成为制度，而只是法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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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虚君共和只差一步之遥 ——明代的票拟制度 清 史 论 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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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祝总斌先生《试论我国封建君主专制权力发展的总趋势》一文中关于明代政治的论述）

明朝的太监权利为何那么大？归根到底是因为朱元璋废除丞相制度，并设立内阁和东厂锦衣卫等特务机构，用来监视文武百官。而在其他朝代，丞相能够把控权力，也就没有太监什么事啦。明朝根据历朝历代得出的教训是所有篡权的都是文官和武官。因此，明朝把君主的权力最大化并废除宰相制度，由此使得太监从幕后走到了台前，成了影响朝廷的权势。

明朝宦官的最高职位只有有两个，分别是司礼监秉笔太监和司礼监掌印太监。前者只是代替皇帝朱批，充当皇帝秘书，在起草的文件上写''同意''或者''不同意'';后者只是是掌管大印，在朱批的文件上盖印，并发回内阁施行。

当皇帝怠政而内阁又不被信任时，司礼监两个宦官的权利就很大了。皇帝如果不处理内阁文件，就是司礼监代替皇帝来处理，那么执行皇权的就是司礼监的秉笔和掌印太监啦。如果太监能够身兼秉笔和掌印太监两职位，那他就是皇帝。比如魏忠贤。

但是明朝的宦官是没有兵权的。他们只能披红和盖印，并没有调动军队的权利，尤其是调动禁军。从这一方面皇帝也不傻，兵权还是在自己手里握着的，偶尔让宦官代自己处理处理政务;然而，明朝的军队调动并不是写个文件就能行的，宦官本身不带兵，要以皇权调动军队是需要非常复杂的程序的，而程序的执行者是文官，而文官怎么会不听宦官指挥。

而唐朝的宦官却可以废立皇帝。是原因唐朝的宦官可以募兵和带兵，可以参与军政，军令和军需，明代的宦官只有御马监的太监可以参与军政和军需，想要造反的军令却无法参与。所以说，朱元璋深感唐朝的宦官之祸，特意对宦官进行了制度限制。

明朝宦官的权力是皇权的衍生，其权利来自于皇权，但从制度上又无法取代皇权。

　　雍正帝对先帝康熙“天下大权，惟一人操之。不可旁落”的政治主张颇为赞同，并学到了许多从政思想和方法，推陈出新地建起了一个以他为核心的政治体系。他一面肯定先皇对外宣称“永遵成宪”，“不放稍有更张”，另一面却部分否定，暗地里改弦更张，从而实现权力的和平过渡和保持国家的长期稳定。雍正初政伊始，便施行了密折“信访”制，形成了一个比较严密的信访渠道，十三年的实践证明对清雍正朝政起到了极大的历史作用。归纳为下列十点：

　　（一）官员间相互牵制，彼此监视。传统的封建政治，尊卑统属，督察参劫，均有规定，而雍正则出间道，混乱上下秩序，使他们互相监视，只对皇帝个人负责。密折奏事之权并非所有臣子都享有，也不依官员品阶高低而定，被皇帝所宠信才是必要条件，因此一个衙门里的最高长官也许不能直接给皇帝密奏报告，而其下僚却能密折上奏。这种设计的妙处即让所有臣子彼此猜忌互相监视、牵制，他们为保住禄位，唯一的就是对皇帝个人效忠到底。雍正还通过密折朱批，对群臣挑拨离间，分化瓦解，让他们相互监视。雍正二年十一月，在湖南巡抚王朝恩奏折中朱批：“即隆科多、年羹尧亦不能致汝祸福也，二人就曾在朕前奏汝不可用。”雍正二年十二月，在河道总督齐苏勒奏折中朱批：“隆科多止论尔操守平常，而年羹尧前岁数奏你不能料理河务。”雍正三年二月在云贵总督高其倬奏折中朱批：年羹尧曾“奏你不称云贵总督之职”，“若有与你作梗为难，只管密以奏闻”。在雍正麾下互相告密被视为他们职责之一。在给皇帝的奏折内附奏机密要事，主要是揭发一些贪官污吏的不法行为以及民情动向等等，这些密事只有皇帝一人知道，从而使官员们处于相互监督、彼此牵制的境况。如广东文武官员都在相互监视中，如下图。人人自危，严防了官欲的恶性膨胀和腐败行为，同时也使政权牢牢控制在皇帝手中。

　　（二）督抚等大员不能擅权。康熙年间，省巡抚要革职县令是常事，到雍正年间则不同，山东有一个县令，得罪了地方巡抚，这个巡抚就想革除县令，就给雍正上奏折，言此人不称职，请求皇上免去他的县令之职。前两份奏折就依他，雍正收到第三份奏折时，勃然大怒，就朱批：“他究竟与尔有何仇隙，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县令不就是在你母亲祝寿时只给你送了一双鞋吗？现降你三级，我升他三级！雍正对群臣不称旨之举，滥发天威，严责痛斥，不留余地。在广州左翼副都统吴如泽奏折上朱批：“胡说，看你有些疯癫。”在甘肃巡抚石文焯奏折上朱批：“无耻之极，难为你如何下笔书此一折。”在陕西巡抚西琳奏折上朱批：“汝扪心自问，何为立于天地间也，满洲大臣官员之不廉无耻见小之愚风，再不能改革，朕实不解。朕闻此奏各处访问，你虽无大贪之处，小取挟私之事，不可枚举。总言福量浅薄，担荷不起朕恩，满洲为面着汝等畜类不如，良心丧尽之人坏尽矣!” 雍正朱批御旨常常出现“混账”、“糊涂”、“狗彘”、“恶种”、“愚顽”、“卑鄙”、“滥小人”、“厚颜无耻”、“可笑之极”、“岂有此理”、“庸愚下流”、“草率孟浪”、“禽兽木石”、“朽木粪土”等激言骂语。雍正五年、六年，退职的原礼科给事中、山西学政陈沂震，原翰林院侍讲、江西乡试主考官、山西学政廖赓谟，被人告发放考时贪赃受贿，雍正命前者出银一二十万两助修吴淞江；命后者出银八万两疏浚苏淞河道，另出银二万两送直隶正定府助修城墙。雍正十年，河南学政俞鸿图被人告发“纳贿营私”，资财累万，雍正断然将其处以斩刑。雍正通过密折“信访”资源，掌握了臣工的“软肋”和一些罪证，大小官员战战兢兢、朝不保夕，对雍正更加敬畏。雍正通过密折“信访”渠道，洞悉、掌控全局，即使是一些封疆大吏，也不敢专权擅权，兢守职权。

　　（三）人人存戒心，不敢妄为，恐暗中被检举。对于百官臣僚来说，朱批密折的存在可时时给他们以震慑作用。每个官员上奏皇帝时，密折内容和朱批都不为外人所知，因此，官员间相互牵制，彼此监视，每个官员都必须对自己的言行时时反省，真正做到清正廉明，才能保证自己的官爵俸禄，以至人人存戒心，不敢妄为。雍正要求亲信和非亲信、了解或不甚了解的官员都互相监督。文员武官、上下级之间、中央派员和地方官员交互进行。文武不同途，这样互察已出了正常的范围。上级监督下级，本是应有职责；但密访密奏，不是正常考核。由此，一省大小官员均在互相监督之中。将军和总督可以密报提督、巡抚；提督、巡抚对总督，也要按皇帝的要求提供所需要的情报。封建政治尊卑统属，督察参劾均有定制，而雍正却随心所欲地混乱上下次序。一方面皇权得到了最大限度的巩固，另一方面臣子们却处于恐被暗中检举的境地中。通过密折“信访”渠道，雍正帝把整个官僚机构紧紧把握在自己手中，只要他大笔一挥，百官就得围着他团团转，使自己成为全面官僚机构运行的轴心。

　　（四）露章有所瞻顾，不敢直言，但密折中无此顾虑。上密折是特权，权力即义务，臣子们密奏的内容千殊万别，上自军国重务，下至身边琐事，无所不包。要求各级官员都应当遵循密折制，鼓励他们每日上一道密折，要事无巨细，详略得当。雍正在密折上做朱批，对所言正确，他即采纳推广，说之不妥，便把折子扣压，并不将其批转给朝臣，这样就能使官臣们放言无忌，不心存疑虑了。雍正用密折“信访”渠道，广采舆论、时加访察和乾纲独断，执政制策用人决策时就会更加符合民意和执政实际。

　　（五）有所兴革，君臣间预先私下协议，不率尔具题，有缓冲余地。如有所兴革，君臣间可以通过朱批密折私下预先协议，不率尔具题，在立法用人之前，留下了缓冲余地。对雍正帝而言，朱批密折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雍正元年，拟擢贵州布政使毛文铨为巡抚，咨询云贵总督高其倬，高复奏：“(毛)老成谨饬”，“历任多在边省， 颇悉夷土情形。贵州省小，多苗情之事，可以办理”。毛遂擢为巡抚。但皇帝并不放心，一再向贵州威宁镇总兵官石礼哈打听：“毛文铨居官如何之处，据实奏闻。”“毛向日居心行事，并近来吏治如何之处，据实折奏以闻。”石与毛有隙，复奏：“抚臣毛文铨是事事怀疑，时时猜忌，近日臣闻得毛文铨悖理之事甚多。毛文铨在云南布政司任，前督抚臣俱贪婪不堪，毛文铨身为方伯大员，并不能自主规模，惟随声附和而已。所办军需亦不能无冒销之弊。”三年六月毛文铨陛见，雍正面试后，顿然改观，以为毛甚为干练，与舆论之恶评异。遂将毛文铨调任福建巡抚。此例证明：雍正考察臣僚必广采舆论，对于人物的品评和使用，非固定不易，认为操守、习气会随时而变，应不断观察、考核；为先私下协议留下缓冲余地，但雍正最后有时则独排众论，乾纲独断，定下决心。

　　（六）以朱批为教育工具，藉此训诲，亲近教化臣民。雍正对臣子时而无微不至、无所不至，“凡请外用大臣陛辞，朕不忍别，至于落泪者，惟卿一人耳”，“好生养着，不知你吃酒否？若饮可戒之！”专制王朝，“君让臣死臣不得不死”，而捧读这样深情款款的上谕，做臣子的哪有不感激涕零誓死效忠的？雍正六年六月，田文镜上密折云：所辖河南府孟津县居民翟世有，拾得陕西棉花商人秦泰银一百七十两，归还原主，并不收谢。田的折奏获朱批：“小民慕义乃属可嘉可喜之事，有旨谕部矣。”不久特颁上谕嘉奖：此“风俗休美之明征，国家实在之祥瑞也，朕心深为嘉悦。”一个多月后田文镜复折奏，卖面贫人陈怀金、拾得江南羊客王盛银二十四两八钱，全数送还，力辞酬谢云云。朱批又称赞：“细民美行叠见豫省，诚所谓瑞事也。另旨谕部。”此后，各地长官相继效尤，如七年九月，署理直隶天津总兵官管承泽折奏：文安县居民卢尚义妻梁氏，拾得银六两五钱，交还失主。雍正特谕内阁，命赏米、布定，并给匾额，以施良淑。雍正利用臣工奏折作为宣传载体，即使用是鸡毛蒜皮大之事，也作朱批，以此训导臣工教化民众。他深信自己亲口面谕或朱批，会对臣工万民起到莫大的启发、鼓舞、教育作用。

　　（七）臣工得朱批之鼓励，益自激励上进。一是给皇帝上密折是一种特权，更是一种荣誉。现存最早的奏折是康熙三十二年的奏折。当时有资格上奏的只是由中央派到地方上的常设官员，他们大多是皇帝家臣。如江宁、苏州织造什么的。终康熙一朝密奏者只有百余人。而雍正朝却多达1100多名，逐步扩大到各省督抚、藩、臬、提、镇等。何等官职才有资格密奏，谁也说不清。与其说依品级，不如说视与皇帝的关系而定。到了雍正后期，甚至连知府、同知副将等一些微职也可特许准奏。有密折专奏权的不一定是大员,有高官显贵,也有微末、芥子之官,星星点点遍布全国,分不清谁拥有这种权力。谁要是卖弄或暴露自己拥有密折权,密折权很快就会被雍正剥夺掉。二是对所密奏之事，能得到朱批中称赞和鼓励，更是一种荣幸和荣耀。雍正善于抓住臣工们的心态，对重要的臣工和要事给予很高警觉和关注的同时，在密折上御批一段关怀、鼓励和赞语，让臣工们对雍正心存感动和感激，更加卖力孝忠于雍正。雍正通过密折朱批，对群臣极尽笼络之能事。曾对宠臣鄂尔泰朱批道：“默祝上苍厚土、圣祖神明，令我鄂尔泰多福多寿多男子，平安如意。”“朕实含泪观之。卿实可为朕之知己，卿若见不透，信不及，亦不能如此行，亦不敢如此行页。朕实嘉悦而庆幸焉。”对宠臣田文镜朱批道：“卿之是即朕之是，卿之非即朕之非，其间有何区别？”对其它官员也透着亲近。如在湖广岳常道杨晏奏折上朱批：“是何言欤为？如何教朕料理起你家务来了，如此撒娇儿使不得，你弟兄们共商量速完结好，可惜你们功名与朕恩典。”在山东登州总兵官黄元骥奏折上朱批：“知道了，你去年来少觉有点老景，打起精神来做官，若以年老废弛，使不得。”在宣化总兵官李如柏奏折上朱批：“朕安，闻你吃酒任性，若如此，大负朕恩，自暴自弃矣，当惜自身，可惜下半世功名人品。”这样的朱批对人臣来说能不对皇帝忠心耿耿，更加鞭策自己职守敬业、努力上进？

　　（八）人才之登进、防黜，藉密折预作安排。雍正朝的密折不但用来陈事，还用来荐人。于官员的登用、陟黜极为留意，他曾一再透露：“朕惟治天下之道，首重用人。”雍正考察地方的吏治，着重点是对地方的官吏的考察。他给官员授权，允许越境奏事；可以越级监视，上下牵制，这种方法使雍正了解了很多的情况。诸如地方政事的好坏，官员中谁认真负责，谁搪塞敷衍。也使为官者人人震慑，不敢轻蹈法网。但是，雍正很讲究体制，他不允许下级超越职权。他一再告诫臣子：“今许汝密折奏事，切毋籍此挟制上司，而失属官之体。”雍正的亲政也让人惊叹。秦始皇一天要看420斤书，时为竹简书。康熙也很勤政，但雍正留下来的朱批谕旨来看，县令以上的官员就任时他都要亲自面见训谕，并把对臣子印象分九等：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但这等级不交存礼部，不存个人档，只作印象而已。待下次在谕时再作比对。这说明雍正通过密折和面考，对人才之登进和考察更加注重。

　　（九）自奏折中可窥知臣工之居心。雍正情报网监控的主要对象是臣子。雍正以为用人得宜则地方获治，此乃敷政宁人的根本。因而他对官员要不时体访，防其改节，窥知臣心。广州提督王绍绪系宠臣鄂尔泰所荐，雍正也曾予以“明敏稳妥”的考语，但他疑惑王绍绪“偏于养柔，恐不能克胜现任”，因此命广州将军石礼哈“留心探听，便中据实奏闻”。石礼哈对王绍绪不错，说他：“念念不忘圣恩，志洁行清，勤于办事”。雍正仍不放心，再向两广总督、署理广东巡抚调查，直到再一次证实王绍绪操守极好，这才罢休。为了一名提督的任用，他不惜劳动众人。又如傅泰，不但监视王绍绪，还访察过广东布政使王士俊、广东按察使娄俨。照此说傅泰所得的宠信应该是很高的，但是，傅泰又何尝不受他人监视？从《朱批谕旨》可知，王士俊和广东总督郝玉麟都负有密报傅泰行止的使命，目的考知臣工之居心。雍正常勉励大小官员：“为人只要清晨出门时抬头望天，至晚归寝时以手扪心，自得为人之道矣。”天，即是天子，即是雍正，雍正极具威慑力地要求大小官员每一件事，都要抬头看天，扪心自问，是不是忠于雍正。在这样险境丛生、祸福莫卜的环境中，大小官员诚惶诚恐、人人自危，纷纷以谨慎自励、以雍正奴才自居，不敢错言一句话，错行一步路。

　　（十）广耳目，周见闻，洞悉庶务。官僚王云锦元旦在家里与亲朋好友打叶子牌，不知怎么丢了一张。第二天上朝，雍正询问他新年假期做了些什么。他从实回奏，雍正点头称是，说他细事不欺君，不愧为状元郎，随手从袖中把那张丢失的叶子牌掏了出来，王云锦惊骇有加五体投地。雍正用耳目以获取真实情况其手段是非常厉害的。探究雍正密折“信访”制的施行，起因有三端：一是政体上的原因。清代以族国立制，皇帝是臣子的最高主子，家臣效忠主子是天经地义的事；所以，官员以取得与皇帝进行私人通信的资格为荣。二是受当时的政治形势所迫，这是直接的原因。康熙朝的储位之争在雍正初年的延续，造成了雍正了解民间动向的迫切性，也增加了他严格控制官僚们思想行为的自觉性。三是集权的需要，这是最本质的原因。“君主专政时代，人君深居九重，与外界隔阂，政事则委诸大臣，但又恐所托非人，为非作歹，贻误苍生，甚或生觊觎之心，危及江山，因此不得不广布尔目，以周知庶务，通达下情。”高高在上的皇帝并非高枕无忧。在他们的潜意识中都有一种危机感，生怕臣子不忠，生怕佞臣篡权，对每一点星星之火都要防微杜渐，随时扑灭，以免失去控制，形成燎原之势。历代的特务机关都是在这种情形下产生的，最有名的当推明代的“厂卫”，其荼毒臣民的残酷和恐怖令人谈虎色变。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公开的任用特务，不得人心，且目标太大，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但下情不能不周知，耳目不能没有。有此殷鉴，雍正所建立的情报网特别是密折“信访”制度，才有更多的创意。

爱新觉罗·溥任

爱新觉罗·溥任（1918年9月—2015年4月10日），又名金友之，满族，第二代醇亲王爱新觉罗·载沣之子，清朝末代皇帝爱新觉罗·溥仪的堂弟（本则异母弟）。

溥任1918年9月生于北京什刹海北岸摄政王府，母亲是载沣的侧福晋邓佳氏。1947年他创办北京竞业小学，至1988年退休。曾任政协北京市第七、八、九届委员。退休后致力于清史研究，发表了《晚清皇子生活与读书习武》《纳兰性德与〈通志堂集〉》《清季王府于饮食医疗偏见》《醇亲王府回忆》等文，还整理了其父载沣的《使德日记》等。

2015年4月10日下午三点五十六分去世，享年96岁。

中文名：爱新觉罗·溥任

别名：金友之

国籍：中国

民族：满族

出生地：北京什刹海北岸摄政王府

出生日期：1918年9月21日

逝世日期：2015年4月10日

职业：政协委员，北京市文史研究馆馆员，北京新源西里小学名誉校长

主要成就：北京市第七、八、九届政协委员

创办北京竞业小学

代表作品：《晚清皇子生活与读书习武》《醇亲王府回忆》

性别：男

人物生平

爱新觉罗·溥任，又名金友之，爱新觉罗·溥仪的四弟，生于北京什刹海北岸醇亲王府（今宋庆龄北京故居），生前居住在北京后海南锣鼓巷胡同边的蓑衣胡同2号院，一处平房院落内。有妻金瑜庭（1971年病逝）、张茂滢（1975年续娶，已去世）。与前妻共有三子二女，分别为长子金毓嶂、二子金毓_、大女儿金毓琨、二女儿金毓_、幼子金毓岚。

自幼学习旧学（旧时的历史文学）、书画。未随溥仪出任满洲国“执政”，而在1947年，在其父亲醇亲王载沣的支持下，利用醇亲王府旧宅开办北京竞业小学，并自任校长，父亲载沣任董事长，妹妹当老师。过后将学校赠于政府，自己仅以一名教书匠的身份继续为学校服务，直到1988年方才退职。其大半生都奉献给了教育事业。退休后的溥任投入研究清史。1918年，溥任出生在北京后海北岸的醇亲王府。在清末几十年里，醇王府显赫非常，先后出了两个皇帝。一个是溥任的二伯父光绪帝载_，一个是溥任的大哥宣统帝溥仪。在宣统王朝溥任的父亲载沣是监国摄政王。溥任是醇亲王府的第三代传人。

1911年12月6日溥任的父亲辞去监国摄政王位，退归王府。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成立，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1912年2月12日皇太后隆裕率宣统皇帝退位，至此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绵延268年的大清帝国结束了。

“9·18”以后，溥任曾陪同父亲以私人身份去过一次东北，看溥仪和溥杰。亲眼看见他们处处受制于日本人和任凭关东军飞扬跋扈的样子，载沣很痛心。他对溥任说，当人家的儿皇帝有什么好处？连石敬瑭都不如。后来他装病不吃东西，溥仪怕出事，只得让他们回北京。

历史是沉重的。绝非如影视中“戏说”的那样稀奇古怪、荒诞不经。第一代醇亲王奕_五十大寿时，曾做了一面桦木镜。镜面上他手书“有镜之名无其用，吾人鉴之宜自重”。这是他一生涉险政治漩涡的真实感受，他堂名“九思”，自号“退潜”，时时自警，如履薄冰。这一点第二代醇亲王载沣领悟较深。他每日读书，不涉政局。

1947年溥任先生利用后海府里的空房子，办了个竞业小学，是私立的，靠变卖家里的东西维持。载沣是董事长，溥任是校长，老师不来他就代课，学校办得很有起色，最多时有200多个学生。

解放前夕，国民党军队进驻王府正宅，特务机关也看中了这座幽深的王府，里面秘设了监狱。全家住在花园里，载沣病重只能坐轮椅活动，里里外外全靠20多岁的溥任。大哥二哥自伪满洲国覆灭后生死不知，解放大军势如破竹围困北京势态不详，而每日艰难不安的生活又受到府内军、特务的骚扰，困苦可知。“那真是度日如年的日子！”溥老回忆说。

1949年1月30日北京和平解放，盘踞府里的军队特务一扫而光。王府又恢复了往日的宁静，然而卧病在床的载沣心里总不轻松。全家赖以生存的王府产业会不会被人民政府没收，一家老小今后的生活怎么办？

答案出人意外，又令全家皆大欢喜。当时的市领导请示了中央，醇王府作为载沣的私产，政府可以出钱收购，以解当时办公用房短缺之急。

1949年10月，载沣让溥任出面将王府出售给高级工业学校，年底全家迁到东城魏家胡同一个挺大的宅院。

1951年3月，遵父命，溥任把王府的金印、银册等珍贵文物40多件和《廿四史》等七千多册图书献给文化部文物局。还陆续把府藏的一大批图书献给北京大学、北京图书馆等单位。载沣还率先废除了王府沿袭多年的繁文缛礼，欣然同意七女韫欢（金志坚）与一个平民的自由恋爱，并派溥任作代表出席了韫欢和她爱人乔宏志的集体婚礼。

主要著作

发表了《晚清皇子生活与读书习武》《纳兰性德与〈通志堂集〉》《清季王府于饮食医疗偏见》《醇亲王府回忆》等文，还整理了其父载沣的《使德日记》等。

人物轶事

在北京鼓楼大街一条幽静的小巷里，有一座老式的四合院，前后两个小院的房子看上去都显得破败而陈旧，置身其中，很容易使人想起一个王朝渐渐远去的背影。在经历了数次搬迁之后，爱新觉罗·溥任先生最终把家安顿在了这里，他已经在这里生活几十年了，院内草木丛茂，他并未刻意修剪，而是任其由着天性生长，倒也别有一番情趣。他和老伴住在里院的正屋里，屋内显得有些拥挤，几个硕大的书柜最为醒目，里面插满了各种版本的史书。书房的墙壁上端端正正挂着其祖父的治家名言，写字台旁挂着他早年用传统笔法所画的一幅山水画，笔清墨润，不染俗尘。由于溥任先生的特殊身份，他的行踪和生活情况格外引人关注。他曾3次东渡日本，并赴韩国、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国参加书画展览和文化交流活动。在国外，溥任的书法和山水画颇受观众好评。他曾同妻子一起赴香港游览，香港的多家新闻媒介报道了他们的行踪，一家电视台还专门邀请他们去做直播节目，在当地引起不小的轰动，许多人求他写字作画，尽管他执意不收报酬，但还是得到了一笔不菲的回报，回来后不久，他就将这笔钱捐给了希望工程；同时，溥任向国家捐献出大量文物，更体现了赤诚的爱国之心。1951年，他先后3次分别向文化部文物管理局和北京图书馆等单位捐献了“醇亲王宝”金印和镀金册、铜镜、八音盒等珍贵文物共28件及《二十四史》等古籍7121册、清朱批谕旨14包和孙中山照片、载沣照片等大量文物，文化部向他颁发了奖状予以嘉奖。1982年，他和溥杰向承德市博物馆捐献了清帝康熙、咸丰的御笔书法、慈禧太后书法等文物。1983年他们又向中国历史博物馆捐献了乾隆御题澄泥砚、清宫皇帝画像和末代皇帝溥仪的书法等文物。1997年他向北京市文史研究馆捐献了《清史稿》《十一朝东华录》等古今版本图书211册。1998年再一次向西城区档案馆捐献了图书。

在资助公益事业方面，溥任更是不遗余力，曾分别向希望工程、灾区人民和民族中小学捐款捐物，为促进民族团结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作出了突出的贡献。1991年他和溥杰一道将书画款10000元捐献给北京郊区檀营满蒙小学。同年，安徽、江苏等省遭受了严重的洪涝灾害，溥任又向灾区人民捐赠5000元。1994年，他和二哥溥杰合作的书画在日本售出得60万日元，回国后全部捐献给青少年发展基金会，为建立我国“救助贫困地区失学少年基金”首开先河。1996年，他作为市政协委员赴密云县视察民族教育，当即向古北口满回民族小学捐款。该校特聘溥任为名誉校长，并将此款设立“友之奖学金”，奖给品学兼优、家庭困难的学生；1998年再次向古北口满回民族小学捐赠10万元。1996年6月，他应邀赴韩国举办书画展，行前置装仅用300元人民币买了一套廉价西服，回国后却把在国外出售书画的钱全部捐献，溥任热心祖国民族教育事业的高风亮节实为罕见。

溥任年逾八秩，淡泊名利，甘守清寒。他所居住的几间旧平房，年久失修，夏天漏雨，本来可以将书画所得用来修缮，他却将大量款项捐献给公益事业，宁愿同老伴靠本来不丰的退休金节俭度日。

他参加文史馆的活动，本来可以报销出租车费，可他总是尽量骑自行车，以便节省开支。平日所用是花5元钱买来的旧式书包，穿的是花30元钱买来的处理夹克衫。他的这种俭以律己、厚心以济众的好品德使周围的人深为感动。

人物逝世

2015年4月10日下午3时，97岁的溥任因病在南锣鼓巷旧宅去世。4月16日上午10时，爱新觉罗·溥任的遗体告别仪式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上百名爱新觉罗家族成员到现场悼念。

人物评价

溥任先生的晚年生活原本是十分平静而淡泊的，但也时常被一些麻烦事所困扰。经常有一些不负责任的作者写歪曲历史的作品以及冒充清室后裔的行骗者，为了维护家族和亲人的名誉，他都进行了坚决的驳斥和纠正，还历史本来面目。像1991年台湾冒出了3个溥任，国内外一些新闻媒介纷纷误导，4个溥任真假难辨。当时在北京的溥杰、溥任兄弟几人用无可辩驳的事实通过台湾《中国时报》揭穿了假冒者的嘴脸。曾经浙江还出了一个叫溥儇的人，冒充是清室后裔，他说他是清末摄政王的庶出之子。一时海内外十几家报刊对溥儇“王子”身世进行了报道。经溥杰、溥任二人联名向中央反映并公开发表讲话和文章，终于使政治骗子曝了光。有人大肆炒作他的大哥溥仪先生晚年的婚姻生活，书中充满了对溥仪先生的人格尊严的践踏，溥任先生愤慨地说：“我的大哥溥仪作为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皇帝，其功过是非可以任人评说，当然也可以严谨的态度批评，但个人隐私不应当大肆宣扬。这样做既有违公序良俗，也是对溥仪作为一个公民名誉权的侵害。我们近亲属也受到了极大的伤害。”

广州有一位爱新觉罗·州迪，穿黄袍蓄长辫，以皇族后人自居。2007年，州迪回辽宁抚顺拜祭先祖，期间在北京拜访了溥任先生。溥任和州迪的父亲有一面之缘。当时溥任居住在北京的一座四合院里，年事已高，深居简出，谢绝探望。回忆当时见面的情景，溥任一见州迪一身清装打扮，劈头就劝他：“不要眷恋清朝，不要搞特殊化，改去清装，做回一个寻常百姓。”

溥任先生是一个讷于言而敏于行的人，一向为人正直、纯朴。北京市人民政府授予他“第四届首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称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