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堂集》是研究早期禅宗史的珍贵资料。

关于禅宗的传法世系，《楞伽师资记》推求那跋陀罗为初祖，菩提达摩为二世，下以神秀为七世。神会坚持南宗为正统，达摩为中国禅宗初祖，主张自达摩——慧可——僧璨——道信——弘忍——惠能六代一脉相承。唐智炬的《宝林传》以印度自迦叶传至狮子比丘为二十四世，继为婆舍斯多，不如蜜多，般若多罗至菩提达摩为二十八世。《祖堂集》和永明延寿《宗镜录》继承此说，又为宋道元《景德传灯录》和契嵩《传法正宗记》所依用，成为禅宗的正统说。

《祖堂集》是研究禅宗在朝鲜传播的珍贵资料。

《祖堂集》中收录海东禅师有云岳陈田寺元寂禅师（道义）、东国桐里和尚（慧禅师）、东国实相和尚（洪直禅师）、东国慧目山和尚（玄昱禅师）、溟州窟山故通晓大师、嵩严山圣住寺故两朝国师（无染）、海东双峰和尚、五冠山顺之和尚、福清和尚等。

道义禅师，唐德宗建中五年（784年）人唐，在唐37年，参见西堂智藏、百丈怀海，于穆宗长庆元年（821年）返国，为海东迦智山第一祖。慧祖师，元和九年（814年）人唐，谒智藏于冀公山，并至西州浮沙寺披寻大藏三年，开成四年（839年）还至新罗，在桐里山太安寺大开禅化。洪直禅师，为海东实相山第一祖。无染禅师，蒲州麻谷山宝彻的法嗣，于长庆元年（821年）随国使王子昕人唐，诣南山至相寺听讲《华严经》，又至洛阳佛光寺问道于如满，又诣蒲州参宝彻，受传心印。会昌五年（N5年）归国，大阐宗风、门弟子二千人，为圣山住派。玄昱禅师，长庆四年（824年）人唐，开成二年（837年）归国，住慧目山高达寺。顺之禅师，于大中十二年（858年）随国使泛海人唐，参仰山得法而归，为新罗国沩仰宗的初传。

《祖堂集》是研究泉州佛教史的珍贵资料。

《祖堂集》所记泉州禅僧有雪峰、涌泉、化度、招庆等13人，为研究禅宗在泉州的发展提供珍贵资料。

笼统地说，文化是一种社会现象，是人们长期创造形成的产物，同时又是一种历史现象，是社会历史的积淀物。

确切地说，文化是凝结在物质之中又游离于物质之外的，能够被传承的国家或民族的历史、地理、风土人情、传统习俗、生活方式、文学艺术、行为规范、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等，是人类之间进行交流的普遍认可的一种能够传承的意识形态。

狭义的文化是指人们普遍的社会习惯，如衣食住行、风俗习惯、生活方式、行为规范等。

参考资料：

http://baikebaiducom/linkurl=ZniLa7TfIoWBH8xnEsXzyVaZtxFl76k6Kz9jXWasn-xmyKY1sYu2C5gJF6hhJpwznEHQam8-tOG6GUqb1ykYxCTVRsywqwh0L2kXGWLfnFy

佛法东渐美利坚：美国有代表性的华人佛教寺院

编辑：管理员 来源：佛教在线 时间：2007-5-17 浏览次数：481

南普陀在线5月17日消息 在美国的佛教寺院中，华人寺院占有很大的比重。不过，一般的华人寺院规模较小，或处在一幢大楼中间的某一层，非常不起眼；或局促于小巷之中的一室二室，非国内的名山大寺甚至小庙可比。如果说美国有代表性的、规模较大的华人寺院，则非洛杉矶的西来寺、纽约的庄严寺和加利福尼亚的万佛城莫属。

1976年，星云大师代表中国佛教会率团出访美国，传播大乘佛法。此后，美国的佛教友人及信徒陆续来台湾参访佛光山，并力邀大师前往美国建寺弘法。1978年，因缘成熟，大师的弟子慈庄、依航两位法师先行前往筹备相关事宜，并将未来的弘法道场取名为“西来寺”，寓以“大法西来”之意。不久，星云大师赴美勘察建筑寺院用地。同时，接受美国东方大学颁发荣誉博士学位。同年八月，大师会同国际知名人士东方大学校长越南天恩博士、美国普鲁典博士、迈克律师、德国阿难达比丘、西藏格尔深喇嘛、英国蒲如丁医生、日本中坞清先生、香港了知法师、阿根廷王正国居士、马来西亚吴美云居士等人以推动国际佛教发展为宗旨，共同发起组织“国际佛教促进会”，会议一致推选星云为会长。

西来寺占地十五英亩，建筑面积十万两千四百三十二平方英尺。该寺耗资三千万美圆，将传统与现代有机地结合起来，采用世界各地的建筑材料，如台湾的佛像、钟鼓和琉璃瓦，意大利的红宝石地砖，中国大陆的花岗石丹墀，韩国的钢骨，日本的庄严佛具，其它材料采自美国本土，可以说是结合世界因缘而建成的庄严佛教道场。西来寺内的主体建筑有大雄宝殿、五圣殿、寮房、禅堂、藏经楼及怀恩堂等。

西来大学建于1991年，位于洛杉矶县东部的罗斯密市，占地四万多平方米，是星云大师创办的高等学府。该校设有工商管理系、宗教系、推广教育系、英语系，并设有世界佛学研究院、佛教心理学及咨询研究中心和少数族裔及小企业研究中心，各系分设学士、硕士和博士课程，并招国际学生。学校拥有现代化大学应有的先进教学设备和宿舍条件，交通便利，环境优美幽静。从该大学到洛山矶著名景点，如盖蒂美术馆、杭顿艺术馆、好莱坞、环球影城、迪斯尼等等交通非常便捷，学生们除了沉浸在安全宁静的读书空间之外，又可愉悦地享受各类型的多元文化工程。去年七月，该校经过努力已正式被批准为美国西部大学联盟的准会员，有望在两年内成为正式成员，这是该校为争取办成美国一流大学而迈出关键性的一步。

纽约的庄严寺是由沈家桢居士发心在美国创立的第二座寺院。该寺占地125英亩，距离纽约市区约一小时车程。1981年动工，在一片荒山野岭中开辟庄严的佛教道场，历经十数年的努力，万佛绕毗卢大佛殿、观音殿、印光楼、太虚斋、和如纪念图书馆等殿堂次第落成。成为美国华人寺院中最有影响者之一。

大佛殿采用唐代建筑风格，悬壁式设计，整座殿堂没有支柱，非常宽敞明亮，很有特点。殿内正中供奉着三十七英尺高的毗卢遮那佛像，为西半球第一大佛。围绕毗卢佛座的是十二尊菩萨。菩萨周围排列有万尊小佛像，并配有两幅巨大的壁画：一幅长104英尺、高八英尺，画中描绘出阿弥陀佛的极乐世界；另一幅是长144英尺、高八英尺的五百罗汉图，非常壮观。

落成于1985年的观音殿，是著名华人建筑师设计的，也是唐代式样。殿内供奉着出土于明朝的彩色瓷观音像，是目前世界上仅存的最大的瓷观音像，极为珍贵。每年由美国佛教会主办的佛学夏令营、药师法会、观音法会、佛七等佛事活动，都在观音殿内举办。

为纪念沈夫人居和如居士，沈家桢将原先成立的图书馆命名为“和如纪念图书馆”。现馆内收有藏书70000多册，绝大多数与佛教有关，有巴利文、梵文、蒙古文、中文、日文、韩文、越南文、法文、德文等语种。馆内还购有敦煌古籍（微缩胶卷）以及藏文经典等，可供社会各界人士使用。

此外，庄严寺还有千莲台、太虚斋、印光楼等建筑，均各有特色。

在美国又一座最有代表性的寺院，是位于加利福尼亚达摩镇的万佛城。占地488英亩，是美国最大的佛教寺院，创立者为住持宣化上人。该寺院严持日中一食、衣不离体的家风，除此之外，万佛城自一九七四年初建以来，还有重视佛教教育和翻译经典两大特征。

重视佛教教育是基于宣化上人培养佛教后续人才的深刻理念，经过多年的努力，如今万佛城已拥有一般僧伽居士训练班、小学、中学、大学四级系统的教育机构，成为美国佛教界这方面的典型寺院。

僧伽居士训练班创办于1982年。学期四年，主要课程为佛教经、律、论与其它宗教的选修科目，同时特别注重实行清净的丛林生活。僧伽训练班培训出家学员，修学以戒律为重点，并参与佛教法务的训练，使之在学业期满后，在寺院里担任各类职务，从事弘法利生的工作，做到依持戒律修行，续佛慧命。居士训练班是培养在家居士的，修学内容主要为：在佛教团体或社会生活中，尽守本分，做到护法与修行两不误，并以自己的言行去影响所在学校、医院、大学、公司、社团等的同事、朋友等，以致于自利利他。

建于1974年的育良小学，除采用一般的教材之外，又将中国传统道德思想的《三字经》、《弟子规》（中英文版）等书作为学生必须熟读的科目，学习为人处事的道理，使儿童在潜移默化中接受教育。该小学为学生提供纯洁的环境与中英双语教学，逐渐为当地的市民所接受，二十多年来，附近许多小区的家长送自己的子女来此就读。校内还增添了各个年级的游戏及体育设备，让学生的身心得到全面健康的成长。

培德中学是宣化上人在1976年设立的中学。男女两校，校训是“不争、不贪、不求、不自私、不自利、不打妄语”，充满佛教的精神。该中学的课程参照加州一般标准之外，还将中文作为第二语言，并设佛学与打坐课程，而且在校内一律素食，强调教育是教导学生明理，而不是追求名利，正如宣化上人所说：“教育学生不是一天两天就能教他们明白，需要有长远心，来教他们怎样做好人，怎样把人格的基础立好。而不是教育学生怎样得到好的工作，多赚一些钱，自己来享受。……教育学生怎样学习仁义道德，将来到社会服务，无论到哪个岗位上，都能本着仁义道德去做事，决不同流合污，不做损人利己的行为。”

由于培德中学实行独特的教育，训练学生的定力与思想深度，因而在申请大学时，成为非常有利的条件。毕业生中已有多人进入史坦福大学、柏克莱大学与麻省理工学院等名校就读大学部或研究所。1999年培德中学的校友组织“法界佛教青年会”，共同探讨人生真理，也经常返校辅导在校学弟学妹，并协助中小学生开办暑期班，或担任万佛城男女学校的义务教师，回馈母校。

万佛城最高的教育机构是法界佛教大学（Dharma Realm Buddhist University）。该校创办于1976年，以仁义道德为宗旨，慈悲普度为目标。不但要传授专业知识，同时更注重培养人品德行，以净化心灵而开启自性本具的智慧与慈悲，充分发挥每个人最大的潜在能力。

法界佛教大学经加州政府注册立案，可发学生签证，设有佛学研究与修持、佛经翻译与语文研究、佛学教育、中国语文研究等科系的学士、硕士课程，并授予学位。课程包括戒律、佛学、佛教哲学、佛教史、比较宗教学、佛教与西方哲学、心理学、语文（如中文、英文、梵文、日文、越南文等），还有《论语》、《孟子》、《老子》、《大学》、《易经》以及中国书法、绘画、太极拳等。无论出家人还是在家人都可以申请入学，经济能力不足者，还可以申请奖学金。

此外，法界佛教大学还积极开展与其它大学的交流活动。每年春、秋两季，位于加州北端的汉堡大学有数十名学生前来大学参访，并利用周末体验万佛城的道场生活，作思想与心灵上的沟通与交流。柏克莱大学、旧金山州立大学等对佛学有兴趣的学生，也会定期来此参加大学的研讨课程，并学习素食、打坐与太极拳，以得到不同的身心体验。

为使世界上更多的人能了解佛法的真谛，宣化上人曾发愿将佛教三藏十二部全部译成英文，故于1973年在旧金山成立国际译经学院，后迁至万佛城与法界大学合并。至今，已有上百卷佛经以及宣化法师的相关注释被陆续翻译成英文、法文、西班牙文、越南文等，为佛法在西方的传播，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人物生平

清雍正十三年乙卯（1735年），段玉裁出生于江苏省金坛西门外大坝头村，有一姐二弟一妹，父亲虽为塾师，但收入微薄。由于父亲常年在外执教，家务全由母亲史氏操劳。全家人衣着粗布，常年是大麦粥糊口，很少吃上白米饭，家境非常清贫。

乾隆一十三年（1748年），十三岁补诸生，曾至扬州安定书院就读。

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二十五岁中举人，任国子监教习，入都会试，屡不中。经人介绍，段玉裁在京就教职，获读顾炎武的《音学五书》，有意于音韵之学，遂边教边做学问，历时约10年。在京时，师事戴震，并结识了钱大昕、邵晋涵、姚鼐等学者。返里后，又得与刘台拱、汪中、金榜等人相交。

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吏部铨授贵州玉屏县知县，两年后，调到四川省，先后任富顺、南溪和巫山县知事，仕宦期间，均携《六书音韵表》于身边，每每处理完公家事务至深更半夜，经常置灯于笼中，或以口气嘘物取暖，编著、修改文章。经10年，他以父母年迈多病、自身有疾为由，辞官归故里，卜居苏州枫桥，潜心著述和藏书，时年仅47岁。

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二次入都，得识王念孙、王引之父子，商讨音韵、训诂，颇为契合。

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移居苏州阊门外之枝园。出身寒素的段玉裁，毕生铭记“不耕砚田无乐，不撑铁骨莫支”的祖训，一生以著述为乐事，他克服重重困难，潜心注释《说文》。

乾隆五十九年（1794年）的四月，不幸跌坏了右腿，从此成为残疾之人。当时的段玉裁曾对友人说，“《说文注》三年必有可成。可谓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段氏坏足，《说文注》成。”其后健康每况愈下，盖春夏秋三季多不适，而春季尤甚，疮烂疥烦，两眼昏花，心脉甚虚，稍用心则夜间不能安宿，又左臂疼痛不可耐。此时段玉裁最为担心的事，是注释《说文》能否完成，他曾对友人说，他身体旧病如故，担心《说文注》难成，加上精力不足。假如完成后死了，就很欣慰了。到段玉裁注释《说文》完成时，他对自己的学生说，他如春蚕一般，茧织成了，只待等死矣。

经过三十多年的时间完成的《说文解字注》30卷。嘉庆二十年（1815年）五月《说文解字注》全书刻成，为将此书刻成付印，他用去了全部积蓄。

嘉庆二十年乙亥（1815年），9月8日在贫病交加之中去世，卒年八十一。

主要成就 学术成果

哲学思想

实事求是是乾嘉学派学人的共同旗帜和人生信仰。段玉裁是戴震的大弟子，他虽未能像他的老师那样写出一系列哲学著作，但在学术理想、路线方面基本遵循了戴震所开创的皖派学术风格，并有其独 献，特别是他在古典语文学研究中所贯彻的追求真知的精神，与戴震是相通的。他说：“凡著书者，将以求其是而已，非将以求胜于前人而要名也。将以求胜于前人而要名，则吾斯未信，而欲天下后世信之，无是理也。虽然，吾非以要名，吾非以求胜于人而诚求其是，则其书之成，宜必可信矣。”

在哲学立场上，段玉裁也继承了戴震反宋儒的观点，坚持“阴阳气化即道”、“必于物上求理”，反对“执意见以为理”。他在《十经斋记》一文中说：“余自幼时读四子书注中语，信之惟恐不笃也，即壮乃疑焉。既而熟读六经、孔孟之言，以核之四子书注中之言，乃知其言心、言理、言性、言道，皆与六经、孔孟之言大异。六经言理在于物，而宋儒谓理具于心，谓性即理；六经言道即阴阳，而宋儒言阴阳非道，有理以生阴阳，乃谓之道。言之愈精而愈难持循，致使人执意见以为理，碍于政事。”而戴震在《孟子字义疏证》一书中，就反复批评宋儒视理为得于天而具于心的观点，认为宋儒执意见以祸国殃民，甚至造成“以理杀人”的恶果。

段玉裁在“求真”学术理念的支撑下，批评王应麟著《困学纪闻》和顾炎武著《日知录》的著书方法，认为这种著书方法有两种弊端，一是好为异说，二是剿说雷同，中无所得，仅邀名而已。王应麟与顾炎武都以博学著称，而顾炎武的《音学五书》还曾接引段玉裁进入古典语言学。但段玉裁受戴震影响，领悟为学真谛，不再博学以夸能，而是以追求真知与十分之见为人生信仰。他说：“闻之东原师曰：知十而皆非真知，不若知一之为真知也。洞彻其本末，剖其是非，核诸群书而无碍，反之吾心而帖然，一字一句之安妥，亦天地位，万物育之气象也。久能所说，皆得诸真知，故近以自娱娱亲，远以娱人，涣然冰释，怡然理顺，其传世行后无疑也。”

不仅如此，段玉裁还认为，通过追求真知的活动，上可以神交古人，下可以神交后人，使人的生命存在超越时间限制，进入永恒的境界：“夫人有心得之处、超乎古人者，必恨古人不我见，抑余以为古人有言有为，未尝不思后人处此必有善于我者，未尝不恨后之人不可见也。”在追求真知的活动中寻求短暂生命的永恒意义，这一价值理想说明，乾嘉学者的学术活动并不仅仅是外在的政治压迫的结果，他们在考据学中找到了精神寄托。

段玉裁并未简单重复老师的观点，而是在“求是”的问题上发展了戴震的学说。他认为“追求真是”是一个历史过程，从原则上说后代胜于前代，后人通过研究不得已要与前人不同，是追求真理的一般规律所致，并非有意难为前人。他说：“著书者，固以天下后世信从真是之为幸，而非以天下后世信从未必真是之为幸。左氏非不乐公羊、谷梁之后出，杜氏非不乐刘炫辈之后出，朱子在今，必深幸诋议之有人。夫君子求为可信，不求人之信。求其真是，而亦不敢自必为真是。此真是之所以日出也。”与戴震所说的“十分之见”的自信相比，段玉裁更明白“真是”不易得，而且伴随着时代的发展、学术研究的深入，“真是”也在不断发展。

经学研究

在“经学”研究方面，段玉裁没有写出系统的哲学著作，但他通过对《春秋》、《左传》、《大学》等经典文本中的具体字义、句子的辨析，尤其是对明世宗继统问题的系统研究，阐发了其政治伦理思想，也提出过一些突破传统经学思想的主张。晚年的段玉裁在写《十经斋记》一文时，对于训诂、名物、制度、民情物理四者三致其意，而且自称“不敢以老自懈”。段玉裁对于名物、训诂、制度的研究，主要表现出“求是”精神，而对于“民情物理”的关心，则表达了“求道”的理想。

段氏博大精深的小学是段氏经学的方法论支撑。清初顾炎武在回答什么是经学问题时曾说：“理学，经学也。”就是“舍经学即无理学”，同样，我们也可以说，舍小学即无经学。段氏小学为解经服务，小学是治经的工具。段氏小学伟岸，经学成就亦因此富厚。经学史在段玉裁那里，实在是围绕群经的语学工具逻辑应用史，经学史是经书传注史。

《周礼汉读考》（1794年）对读经的语言逻辑指要。段玉裁《周礼汉读考》最重要的贡献是，为读懂《周礼》提出了汉代人注释《周礼》的体例：《周礼汉读考序》提出的“汉注正读”三式。段说：“汉作注，于字发疑正读，其例有三：一曰读如、读若；二曰读为、读曰；三曰当为。”这段文字，同样见于《说文段注》“读”字下，正可看做独立之古代语学移置于经学用作辞例。读如、读若：“拟其音也”，是用来拟比同音字、近音字的。读为、读曰：主要是用来指明意义的变化。当为：段说：“字误、声误而正之，皆谓之当为。”

《尚书》学领域建功勋。清初声讨伪古文《尚书》是有思想启蒙意义的，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称之为“诚思想界之一大解放”。《尚书》为十三经之一，十三经为封建社会正统指导思想，揭露《尚书》伪作，当然是对封建统治思想的冲击。乾隆年间段玉裁研核今古文《尚书》，为揭梅赜伪作的余绪，意义不凡。

自然科学与读经。段玉裁十分重视自然科学入经，章炳麟《检论清儒》曾说段玉裁以“十三经”为少，“宜增《大戴礼记》、《国语》、《史记》、《汉书》、《资治通鉴》，及《说文解字》、《周髀算经》、《九章算术》，皆保氏书数之遗，集是八家，为二十一经”，这样，段氏所增八经中有两经是数学书，足见段氏说经对自然科学的重视。

还有一点也很值得注意，就是段玉裁对今文经的包容态度。段玉裁曾特别要他的外孙龚自珍向古文经学者程瑶田学习。后来今文经学家龚自珍写成《明良论》四篇，揭露清代官僚政治的腐败，段玉裁80岁时读到此文，盛赞其“切中今病”，“髦（出类拔萃）矣！犹见此才而死，吾不恨（遗憾）矣。”

语言文字学

段玉裁主要继承、深化并细化了戴震的语言学研究，在声音与意义的关系、经典中“本字”的考订、 注经原则的发明等古典语文学方面，成就突出。

段玉裁一生最重要的学术成就在语言文字学，主要成果集中在《说文解字注》一书中。“注释”是古人著书立说的重要体裁，如果说东汉许慎《说文解字》重在经汉字字形揭示汉字的本义，清代段玉裁则重在用传世文献揭示汉语词的引申义。我们今天讲段注在词义学、词汇学上的贡献，主要是以段注引申义为基础的。段注把古今的字形、字音、字义都贯通起来，因而更显得体大思精。

段注的另一个重要贡献，就是把九千多个汉字安置于新的古音韵系统，一一标明各字的韵部。附于段注书后的《六书音韵表》就是九千多字的位置系统，即上古韵部系统。段玉裁古韵学成就可以归纳成两个方面：一是提出了一系列古音学的原理，成为古音理论的集大成者，特别是开辟了从谐声偏旁入手来研究古韵分部的新途径和新的方法系统。二是分上古韵六类十七部，超迈前人，启导后来。段玉裁、戴震论韵十五年成为学术史上的佳话。经过研讨，在上古“支、脂、之”三韵部分立问题上，双方达成共识。但在上古真部与文部的分立问题上，戴始终没有接受段的意见，今天，上古真、文分部已成定论，段是正确的。

段注的再一个重要贡献是，除了指出《说文》各部首内相关汉字之间的意义联系，使许慎《说文》变得井井有序，“如一篇文字”以外，还就全书范围内意义相关字不断勾稽指示，使之组合类化。

段玉裁高足弟子之中，长洲徐c、嘉兴沈涛、女婿仁和龚丽正（龚自珍之父）较为知名，长洲陈奂尤其得其学识真传。

个人著述

文字训诂

段玉裁博览群书，著述宏富，由经学以治小学。在小学范围内，又从音韵以治文字训诂。根基充实，深得体要。所著有《六书音均表》、《诗经小学》、《古文尚书撰异》、《周礼汉读考》、《仪礼汉读考》、《汲古阁说文订》、《说文解字注》及《经韵楼集》等书。《六书音韵表》在顾炎武《音学五书》和江永(1681～1762)《古韵标准》的基础上剖析加密，分古韵为17部，在古韵学上是一部划时代的著作。中国当代语言学家周祖谟认为此书“在古韵学上是一部划时代的著作”。

《说文解字注》积30余年的功力写成，体大思精，为前所未有。他先为《说文解字读》，每字之下博引群书，详注出处，晚年才删去繁文，简约成《说文解字注》。嘉庆二十年（1815年）五月全书刻成，风行一时，大为学者所称赞，《说文》之学也由此而盛。

《说文》段注的主要特点是：①比勘二徐（徐铉、徐锴）本，刊正传写和刻本的谬误。②阐明许书著作的体例。③引证经传古籍，解释许说，推求许说所本。④在许慎训解之外，说明字义的引申和变迁；指出字有古今，义也有古今。⑤阐发音与义之间的关系，根据谐声声符说明音义相通之理。与同时学者桂馥、朱骏声、王筠并称《说文》四大家。

段玉裁注《说文》的成就极大。他不仅贯串全书，详加注释，把《说文》在考订文字、声音、训诂三方面的真实价值阐发无遗，而且创通许多研究词义的方法，对汉语训诂学的发展开拓了新的内容和新的门径。尽管书中不免有偏执武断之处，可是其中精粹之处终不可没。

文献整理

段玉裁不但在整理文献的实践中作出了不朽的业绩，同时他总结实践经验，又提出很多卓越的见解，诸如“改字”问题、误校问题、分别作者之是非与本子之是非等，卓识宏议，发人之所未发，至今为学者所称道。关于“改字”问题，总的说来，他是主张“勇改”的，认为当改则改，知错不改反而会留下后果。但是他同时又反对妄改、擅改，因为妄改、擅改会造成更恶劣甚至难以挽回的后果。甘苦有得之言，发人深省！段玉裁校书不迷信古本，而是主张依靠自己的学识，善加判断。他分析经书的“疏”与“经注”本来都是各自单行的，各家所守的“经注”以及单行的“疏”受授不同，其字其说龃龉者多，自《十三经》合刊注疏音释，学者能够识别其源流同异的并不多。在这样复杂的情况下，仅仅依靠古本来校勘经书的文字，已不能够解决问题，最后只有凭借自己的学识作出抉择。《十三经注疏·释文校勘记序》指出：“顾自唐以来，而徒沾沾于宋本，抑末也。”可见段玉裁不独鄙视俗本为不足据，就是通常以为的精善宋本，也亦去其积误而探其义理以定是非，这就恐怕不是一般人所能做到的了。他认为校勘者必须具备深厚的学力和扎实的基本功。段玉裁在校勘方面的绝诣，有很多校例已为当代发现的敦煌写本、阜阳汉简所证实，不能不令人叹服。其所著《古文尚书撰异》勘正今本误字甚多，当时无别本可参，仅凭理校，今与敦煌写本对校，每多合者。王重民《敦煌古籍叙录》云：曾以《尚书》残卷《益稷》、《禹贡》两例“持与段氏《撰异》对读”，其中段氏所定“脞字从肉”、“繇字不从草”等例，“今照此写本，段君之言为定谳矣”。又如段玉裁在《诗经小学》中判断《诗经墓门》“夫也不良，歌以讯之”的“讯”为“谇”之误，安徽阜阳汉墓出土的《诗经》竹简正作“歌以谇之”，证实了他的判断完全正确。

家富藏书

与段玉裁同时的知名学者和藏书家如顾广圻、卢文、臧镛、顾之逵等，均有藏书和校书之记载。有藏书处“晚翠轩”、“经韵楼”等，藏书印有“玉裁校正”、“平江段氏晚翠轩藏书”、“经韵楼”等。著述宏富，有《古文尚书撰异》、《毛诗小学》、《周礼汉读考》、《汲古阁说文订》、《六书音韵表》、《经韵楼集》等30余种700余卷。

史籍记载

《清史稿·列传二百六十八·儒林二》

人物轶事

不撑铁骨莫支贫

段玉裁可考之远祖叫段百三。百三本北宋河南人，靖康之变，随宋南渡，遂卜居金坛。此后日就月将，十五世，生有段武，这个人就是段玉裁的曾祖。段玉裁的祖父名叫段文。段家大概从段文时起，开始定居在金坛县的大坝头村。在这个农家里，从段武到段文，父子二人却都是邑庠生，也就是县学的生员，亦即秀才。段文生段世续，即段玉裁的父亲。段世续字得莘，得莘和他祖、父一样，也是秀才，所不同的是他是个邑廪生。廪生每月由官府供给粮米，由有关部门供应鱼肉。段家祖孙三代都是读书人，因此，在当时的金坛，段家是属于书香门第的一族。

在科举盛行的年代里，学而优则仕，年青人要想改变自己终生被束缚在土地上的命运，就只能走读书这条路。而在封建社会里，利禄所系，儿孙走科举之路是每个家庭的最大愿望，只要生活条件稍有可能，谁都会这样做的。段家祖上自然不能例外。可惜的是在段玉裁以前，段家的读书人在进取的路上拼搏，到头来也只争到个秀才而已，举族之中没有一个中举者。秀才不中举，又惜着自己的满肚子学问，那就只好走村塾师这条路，因此，从段玉裁祖父开始。不中举之后，就都作了村塾师。村塾师的地位低卑自是不待言的了，但在知识的占有上却胜过普通的耕种人家，这种占有使他有条件课子，致令书香门祚不衰。但是和有些书香门第不同，段家并不是良田万顷的富户，只是普通的耕读人家。段家先人有句家训，叫作“不撑铁骨莫支贫”。

师恩不忘

清朝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流落在北京的段玉裁不是去逢迎达官贵人，而是仰慕当时的经学大师戴震的学问，恭敬地拜他为师。当时他穷困潦倒，时日难度，但仍不放弃学习，戴震深受感动，并将自己一年酬金的一半借给段玉裁，帮他度过难关。段玉裁对恩师的雪中送炭十分感谢，就是到了80岁高龄，每一提到戴震时，立即毕恭毕敬地垂手而立，而且每逢初一、十五必定要庄重诵读戴震的手札。

笔耕不辍

俗话说，十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段玉裁作为乾隆盛世的县官退休回乡时，带回了72箱子沉甸甸的宝贝，一下子让人红了眼。当天夜里，十几个强盗即来洗劫一空。可是，第二天，他们又原物奉还。原来，强盗们发现箱内全是书，都被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举人感动了。

段玉裁辞官回家后，闭门谢客，继续撰写《说文解字注》一书。他对考证每个字的形、音、义，一丝不苟。有一次为了几个字要考证清楚，时值寒冬腊月，他骑着毛驴晓行夜宿到杭州，来回花了一个多月的时间，终于把几个难解的字弄清楚了。他在著书时，为了弄清麦子开花的情况，他曾请教过老农，并待到麦子开花之时，深夜亲自掌灯到麦田里去观察，一直等到五更时分，麦子开花了。他把这一观察的结果概括为：“花开两瓣，花色微黄，开而仍含，中挺一须，须头黄蕊出瓣外，夜开朝精英”，可见他治学之严谨。

人物评价

中国当代语言学家周祖谟：在古韵学上是一部划时代的著作。

清小学家王念孙：千七百年来无此作矣。

王念孙：若膺死，天下无读书人矣！

章太炎评：其言闳达，为雅儒所不能论。

殷孟伦（《段玉裁和他的〈说文解字注〉》）：段注“说文”的问世，标志着中国语言的研究已进人近代语言的革命阶段，是一个划时代的里程碑。

香港中文大学教授黄耀遥憾斡癫檬且晃怀时代、具有现代语言学视野的清代学者。他的《说文解字注》不单是为古书作注，而是通过疏解，直接分析当时行用的语言，他的成果更对现代语文工作有指导意义。

中国训诂学研究会会长 ：段玉裁秉承孔子所开创的儒学传统，信而好古，守道不渝，终身学习。他以经学为体，小学为用，数十年致力于音韵、文字、训诂之学，著作《说文解字注》，述而不作，使《说文注》一举而为研治经史之学的训诂要典和研究古文字学的必备参考书。

光明网 （《段玉裁的学术成就及其现代转换》）：段玉裁是我国清代著名学者，他在文字学、训诂学、音韵学等方面有着十分深厚的研究功底和学术素养，为继承和发展汉语言文字学作出了重要贡献。尤其是段玉裁为之倾注大量心血浇灌而成的《说文解字注》，可以说代表了中国古代文字学研究的最高峰，被后辈学人推崇为著名的“段注”。

后世纪念

段玉裁纪念馆

段玉裁纪念馆位于江苏省金坛市城南风景区，占地15000平方米，是一座仿清式的古建筑，砖木结构，四合院布局。于1985年10月25日开馆。

段玉裁纪念馆门楼上悬挂著名书法家舒同书写的“段玉裁纪念馆”匾额。大门内宽阔的庭院，地面是绿茵茵的草坪。穿过庭院就是纪念大厅，其厅飞檐画栋，古色古香。正厅门上挂着书法家沙孟海书写的“朴学宗师”的金字大匾。大厅正中是段玉裁的半身石膏塑像，气势庄严。两边墙上挂着名人字画。两侧是厢房和长廊，厢房里陈列着段玉裁的有关著作、生平和年表。

常州段玉裁墓

常州段玉裁墓，在常州金坛花山乡大坝头村。墓区四周以青砖砌作护墙，墓门前石砌九级，连接甬道为出入口。两旁刻有楹联："砚田乐事千秋业，铁骨家风七品官"。墓区正中为段玉裁墓，东侧为段母墓，西为金坛县人民 、中国训诂学会新立重修墓碑记。现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

藏族人曾在历史上使用姓，据《西藏王统记》记载西藏历史上曾有四大姓氏。另外，史书记载，直贡地区有“琼热”姓氏，达隆地区有“斯”姓氏，萨迦地区有 “昆”姓氏，还有法王姓氏，光明神姓氏，王族姓氏等六大姓氏。

敦煌古籍里记载吐蕃时期各大臣等达官显贵也有姓氏。总之，藏民族的姓氏大致由六大或四大姓氏演变而来的。历史上，尤其是一些大学者都乐于在自己的名字前加上姓氏。如：努·桑吉耶西、索·霞甲琼乃等，努、索都是其姓氏。

现在藏族人很少用姓氏，对此说法不少，可很难定论。但是，现今很多地方有不少藏族人在自己的名字前或父母给孩子的名字前加汉族姓氏的习惯，如；张达瓦、王益西等。

扩展资料：

七世纪以后，印度佛教在西藏盛行，一切都被染上佛教的色彩，人们的名字也喜欢请活佛来起。要是一个人出家当僧人，不管他年岁有多大，一律要重新经寺院堪布剃度，取法名，从此俗名便取消了。

一个僧人或活佛，上升到上层僧职，他的名字便要加上僧职或封号，例如：堪布·伦珠涛凯。堪布是个僧职。活佛的名字前面，一般应加上寺院或家族的名字。

中国***新闻网——藏族人的人名和称呼方式

　　一、只限於列子八篇集释校说内所徵引之姓氏。

　二、略依其生卒年次排列，生卒年有可考者亦为注出。

　沈括(1030-1094)梦溪笔谈

　王观国宋人学林

　顾炎武(1613-1682)唐韵正

　黄生(1622-)字诂义府

　何琇樵香小记

　惠栋(1697-1785)松崖笔记

　卢文弨(1717-1795)群书拾补钟山札记

　钱大昕(1728-1815)十架斋养新录

　毕沅(1730-1797)吕氏春秋新校正、山海经新校正

　段玉裁(1735-1815)经韵楼集、说文解字注

　任大椿(1738-1789)列子释文考异

　汪中(1744-1794)经义知新记、旧学蓄疑

　王念孙(1744-1833)读书杂志、广雅疏证

　沈赤然(1745-1816)寄傲轩随笔

　梁玉绳(1745-1819)吕子校补、续补

　梁履绳(1748-1793)有校说见吕子校补

　刘台拱(1751-1805)荀子补注从王念孙读书杂志录出

　孔广森(1752-1786)大戴礼记注

　郝懿行(1757-1825)荀子补注

　牟庭(1759-1832)雪泥书屋杂志

　庄逵吉(1760-1813)有校说见所刻淮南子

　王绍兰(1760-1835)说文段注订补

　秦恩复(1760-1843)有校说，见所刻列子卢重玄注

　严可均(1762-1843)铁桥漫稿

　焦循(1763-1820)易馀蘥录

　洪颐煊(1765-1837)读书丛录

　王引之(1766-1734)经传释词

　汪莱(1768-1813)列子卢注考证附见秦恩复列子刻本

　朱王存(1769-1850)小万卷斋文稿

　黄承吉(1771-1842)字诂义府合考

　沈钦韩(1775-1831)汉书疏证

　俞正燮(1775-1840)癸巳存稿

　梁章钜(1775-1849)退庵随笔

　钱绎方言笺疏

　江有诰(-1851)先秦韵读

　宋翔凤(1776-1860)小尔雅训纂

　冯登府(1783-1841)三家诗异文疏证

　许櫣(1786-1862)读说文记

　朱骏声(1788-1858)说文通训定声

　沈涛交翠轩笔记、铜熨斗斋随笔

　蘇时学爻山笔话

　光聪谐有不为斋随笔

　徐时栋(1814-1873)烟屿楼读书志

　蒋超伯道光二十五年(1845)会试会元南漘楛语

　俞樾(1821-1906)诸子平议

　王先谦(1842-1917)荀子集解、庄子集解

　郭庆藩(1844-1897)庄子集释

　孙诒让(1848-1908)札迻、墨子闲诂

　皮锡瑞(1850-1908)今文尚书考证

　陶鸿庆(1860-1918)读列子札记

　奚侗庄子补注

　梁启超(1873-1928)某氏转录手批本，现藏於北京大学图书馆

　吴闓生(1877-1948)文史甄微稿本

　曾广源戴东原转语释补

　胡怀琛列子张湛注补正载1934年大陆杂志2卷8期

　马叙伦(1884-1970)庄子义证、读书续记

　王重民(1902-1975)列子校释、敦煌古籍叙录

　许维遹(1904-1951)有校说抄示

　刘武庄子集解内篇补正

　王叔岷列子补正

　岑仲勉两周文史论丛

　又称仲父曰者，杨树达教授于其所读书笺识之校说也。

2011年2月28日傍晚，随着最后一班载客的过江索道到达终点站，29岁零两个月的嘉陵江索道，终于和山城重庆告别。

索道运营的最后一天，12万人带着对嘉陵江索道的记忆、怀念、体验等各种心情，来到索道运营处，买上一张票，从此岸驶向彼岸，以这种方式和这位老朋友说再见。坐索道的乘客，多数都是带着对索道的特殊感情来的。在嘉陵江索道站台的一面墙上，很多乘客用贴纸写上了自己对索道的怀念，然后一张一张地贴上墙。其中一名市民表示："生在江边，长在江边的人，怎么能对索道没有感情呢？"还有市民建议，修建交通历史博物馆，把告别城市舞台的电车、缆车、车渡等都纳入其中，供大家追寻山城的回忆。

运用指南

酒绿灯红，车水马龙--城市，注定与繁华共生。然而，当北京的古城墙转眼成灰，当重庆的索道成为山城人的记忆，是否会有人呐喊：繁华，成了城市与文化了断的利刃！此素材适用于"拆迁""文化记忆""敬畏文化""尊重与责任""良知""传承"等相关的话题、材料和命题作文。

角度一阐述与"文化与责任""传承"等相关的话题。抚过兵马俑，才能感知一个朝代的兴衰荣辱；走过四合院，才会理解北京的味道；划过西塘，才能体会东方明珠由内而外的魅力。一个真正的城市，有其特有的标志，而这些标志不仅是文化，更是一种责任--我们，作为炎黄子孙的一分子，完全有理由，有义务去传播与传承！

角度二城市文化被毁的背后是利欲熏心。许许多多的人走进圆明园的废墟时都悲愤不已，看到敦煌古籍的灰烬时都扼腕叹息。可是为什么，当我们看到那些还能挽回的古迹被碾碎在挖土机下时，却无动于衷？相反，贪婪的人却将这些文化通通变成了肮脏的金钱。所谓的开发，不过是将城市最具意义的建筑变为摩天大楼，然后以世俗的眼光对其大肆吹捧；所谓的资源利用，不过是将一群群古迹变成废墟，然后装潢为城市的"象征"。

角度三阐述与"良知""责任"等相关的话题。真正的良知，真正的责任，应该像朱丽娅o希尔一样，为了保护一棵红杉树免遭厄运，在树上生活了738天；应该像青岛 一样，将老舍故居修复并成立专题博物馆；更应该像国家文物局局长单霁翔说的一样，去发掘自己城市的文化底蕴，并且加以保护。我们需要民族文化，我们需要自己的记号，宁做最独特的玉石，不做满天繁星中的一颗。

角度四拆迁不应是城市的悲歌。我们相信经典在人们心中永远不会拆迁，那是一座丰碑，丰碑是不倒的！面对北京日新月异的变化，舒乙先生说，如果绝大部分的胡同和四合院都消逝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幢幢高楼大厦，还能找到北京三千多年建城史和一千多年建都史吗？是啊，当一座城市的根被活生生地拔掉，这样的城市还具有生命吗？充其量只是一座繁华的躯壳！

一曲悲歌，在古迹的灰烬中唱出，在空虚的城市回响，一个"拆"字，拆下了几代人的回忆，丢弃了几千年传承的责任，我们的良知应该苏醒，在感叹痛心后，更应用行动，带着满满的责任，肩并肩站成一座围墙，守住那些过去的记忆。

段玉裁《广雅疏证注序》译文：

小学（说语言学有点大，从学科分类的角度讲，对译为汉语言文字学也许好些）有形音义三个方面的内容，三者相互推求，举出其中之一可以得知另外两个。

形音义都各自有古今之别，六个因素相互推求，举出其中之一可以得知另外五个。古今这对概念，并非有固定的指称。

如果以三代为古，那么相对的汉代就是今；以汉魏晋为古，那么唐宋之后就是今。圣人造字（这里的字是广义的概念，实际上包括了语言中的词而言），先有意义然后为这个意义制定声音（也就是先有所指然后为此所指确定能指的形式），制定了声音之后就创制形体。

读书人考证一个字，依据字形来得知其读音，通过读音来得知其意义。学习经典没有比得知意义更为重要的，而得知意义的方法没有比知晓读音更为确切的了。

《周礼》列出的六书，指事、象形、形声、会意这四个，是关于形体方面的。

转注和假借两个，驾驭形体，是关于音义方面的。三代小学的著作没有流传。现在保存字书（形体方面的著作），以《说文》为首，《玉篇》等之后的次之。

韵书（音韵书籍）以《广韵》为首，《集韵》等之后的次之。辞典（词义训释的书籍）以《尔雅》为首，《方言》《释名》《广雅》等之后的书次之。

《尔雅》《方言》《释名》《广雅》，讲的都是转注假借的条目。意义从属于形体，这就是转注（段玉裁认为所谓“建类一首，同义相受”就是说用同部首的字互训）；意义从属于声音，这就是假借（因为假借是因为声音相近而发生的）。

出处：

原书为《广雅疏证》，成书於乾隆六十年，由王念孙所写。《广雅疏证》是一部系统整理、阐述《广雅》的著作。

实际上，《广雅疏证》乃是王念孙借《广雅》一书以畅述其音韵、文字、训诂之学识的集大成之作，更是清代语言学史上成就较高的小学要籍。

后由清代文字训诂学家、经学家段玉裁注序。

扩展资料：

段玉裁的文献整理成就：

段玉裁不但在整理文献的实践中作出了不朽的业绩，同时他总结实践经验，又提出很多卓越的见解，诸如“改字”问题、误校问题、分别作者之是非与本子之是非等，卓识宏议，发人之所未发，至今为学者所称道。

关于“改字”问题，总的说来，他是主张“勇改”的，认为当改则改，知错不改反而会留下后果。但是他同时又反对妄改、擅改，因为妄改、擅改会造成更恶劣甚至难以挽回的后果。

甘苦有得之言，发人深省！段玉裁校书不迷信古本，而是主张依靠自己的学识，善加判断。他分析经书的“疏”与“经注”本来都是各自单行的，各家所守的“经注”以及单行的“疏”受授不同，其字其说龃龉者多。

自《十三经》合刊注疏音释，学者能够识别其源流同异的并不多。在这样复杂的情况下，仅仅依靠古本来校勘经书的文字，已不能够解决问题，最后只有凭借自己的学识作出抉择。《十三经注疏·释文校勘记序》指出：“顾自唐以来，而徒沾沾于宋本，抑末也。”

可见段玉裁不独鄙视俗本为不足据，就是通常以为的精善宋本，也亦去其积误而探其义理以定是非，这就恐怕不是一般人所能做到的了。

他认为校勘者必须具备深厚的学力和扎实的基本功。段玉裁在校勘方面的绝诣，有很多校例已为当代发现的敦煌写本、阜阳汉简所证实，不能不令人叹服。

其所著《古文尚书撰异》勘正今本误字甚多，当时无别本可参，仅凭理校，今与敦煌写本对校，每多合者。

王重民《敦煌古籍叙录》云：曾以《尚书》残卷《益稷》、《禹贡》两例“持与段氏《撰异》对读”，其中段氏所定“脞字从肉”、“繇字不从草”等例。

“今照此写本，段君之言为定谳矣”。又如段玉裁在《诗经小学》中判断《诗经墓门》“夫也不良，歌以讯之”的“讯”为“谇”之误，安徽阜阳汉墓出土的《诗经》竹简正作“歌以谇之”，证实了他的判断完全正确。 

-广雅疏证

-段玉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