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南方哪个省回族比较多?

栏目:古籍资讯发布:2023-08-04浏览:1收藏

在南方哪个省回族比较多?,第1张

12月22日至23日,南方回族古籍整理第八次协作会议在广州召开。来自安徽、福建、江西、湖北、湖南、云南、四川、贵州、重庆、海南、广西、广东等12省区的民族工作部门、古籍办、民研所的负责人和从事古籍工作的专家、教授共40余人参加。国家民委少数民族古籍整理研究室发来贺电。广东省人民政府副秘书长江海燕出席开幕式并代表省人民政府致辞。广东省民族宗教委领导温兰子主任、黄德才、罗木生、李秀英副主任参加开幕式。海南省政协副主席、南方回族古籍整理协作小组组长、南方回族古籍丛书编委会主任林安彬作了一年来工作情况报告。广东省民族宗教委副主任黄德才介绍了广东省回族古籍整理工作进展情况和经验。广东省民族研究所介绍了主编协作项目南方回族古籍丛书之六《中国南方回族社会团体资料选编》一书中的做法、经验和的做法、经验和今后整理资料和编辑中值得注意的几点建议,并传达了《中国少数民族古籍总目提要回族卷》编篡方案。贵州省民委古籍办介绍了下一个协作项目南方回族古籍丛书之七《中国南方回族清真寺资料选编》一书的初步编辑方案。

本次会议还评议了由广东省民族研究所主编的《中国南方回族社会团体资料选编》一书,讨论了《中国南方回族清真寺资料选编》和《中国少数民族古籍总目提要回族卷》的编篡方案。各省区代表对已出版的《中国南方回族社会团体资料选编》一书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对《中国南方回族清真寺资料选编》编辑初步方案,原则上同意。对编篡《中国少数民族古籍总目提要回族卷》的目的、意义、指导思想、收录范围、完成时间有了一个初步的了解,并提出了一些好意见。这次会议的召开,将进一步促进南方回族古籍整理工作的全面开展。

全祖望上承清初黄宗羲经世致用之学,勤奋攻读,博通经史,为清代浙东史学名家。全祖望尤多留意于南宋和晚明文献,虽贫病而著述不辍。他37岁时三笺《困学纪闻》,42岁时补辑《宋元学案》,45岁至48岁的晚年仍朝夕不倦地七校《水经注》。临终前还自编文集。全祖望生活的时代,整个社会弥漫着一股空疏不实的学风,清初稽古洽闻之士,至康熙中叶凋零殆尽。鉴于当时学人多从事帖括之业或词章之学的弊病,他发出“求其原原本本,确有所折衷而心得之者,未之有也”(《鲒埼亭集·翰林院编修赠学士长洲何公墓碑铭》)的感叹。这一时期程朱理学占据学术主流,但那些自命为朱学的人,议论迂阔陈腐,只知“奉章句传注而墨守之,不敢一字出于其外”,结果形成“朱学反自此而晦”(《鲒埼亭集外编·横溪南山书院记》,以下书名省略)的局面。而社会上流行的陆王心学,则往往“高谈性命,直入禅障,束书不观,其稍平者则为学究,皆无根之徒耳”(《外编·甬上证人书院记》)。全祖望试图扭转这种学术风气,严厉批评宋元以来“门户之病,最足锢人”的弊端(《外编·杜洲六先生书院记》),确立了学贵自得、融会百家的治学宗旨。

全祖望学贵自得、融会百家的思想有着丰富的内涵,堪称其一生的学术总结。他特别反对一味拾人牙慧、步人后尘,或墨守一家、囿于成说,从而失去自己独立思考的品性和学术创新空间的做法,赞誉元代吴澄的学术兼收朱熹、张载、吕祖谦、陆九渊之长,治学不墨守一家,而是“以求自得,不随声依响以为苟同”(《外编·城北镜川书院记》)。在他看来,自得之学当是汲取百家之所长,再经过自己悉心揣摩、加以融会,从而获得属于自己的真知。全祖望高度评价明代黄润玉的学术成就,将其与明代大儒陈献章相提并论。清初黄宗羲曾评价陈献章的学术“要归于自得”(《明儒学案·师说》)。在全祖望看来,黄润玉治学同样是“皆其心之所自得,而非浮虚剽袭之言”(《外编·黄南山先生传家集序》)。黄润玉“所以为朱学之羽翼者,正不在苟同也”(《外编·横溪南山书院记》)。全祖望还赞许宋代史蒙卿治学虽以程朱理学为宗主,却能够“独探微言,正非墨守《集传》、《章句》、《或问》诸书以为苟同者”(《外编·甬东静清书院记》)。可见自得之学、融会百家是全祖望治学所追求的一种很高的境界,其中闪耀着不立门户、不定一尊的思想光辉,充分表现出对前贤的尊重与继承。

全祖望把自己所主张的自得之学与两种虚假的“自得之学”区别开来,并对它们进行了批判。其一,脱离真知的“自得”。他指出:“正献之言有曰:‘学贵自得,心明则本立。’是其入门也。又曰:‘精思而得之,兢业以守之。’是其全力也。槐堂弟子多守前说,以为究竟,是以稍有所见,即以为道在是,而一往蹈空,流于狂禅。”(《外编·城南书院记》)这种“稍有所见,即以为道在是”的“自得”,实质是蹈虚空言,被全祖望斥为游谈无根之学。他引宋元之际王柏之言,对这种“自得”的实质与危害作了深刻揭露,指出“孟子之所谓自得,欲自然得于深造之余,而无强探力索之病,非有脱落先儒之说,必有超然独立之见也。举世误认自得之意,纷纷新奇之论,为害不少”(《宋元学案·北山四先生学案》)。其二,以他人之见矜为“自得”。宋代昆山卫湜荟萃百家,纂成《礼记集说》一百六十卷。是书采撷广泛,但作者不置一语于其中。对此,卫湜自己坦言:“他人著书,惟恐不出于己。予之此编,惟恐不出于人。”全祖望对这种诚实态度倍加赞许,认为是“至哉言乎!世之狗偷獭祭以成书,矜为自得,或墨守一家坚辟之学者,其亦可以已矣夫”(《外编·跋卫栎斋礼记集说》),给那些以掠人之美为“自得”的无耻之徒敲响了警钟。

针对以上两种积弊,全祖望提出“躬行”实践的主张。他认为既然有蹈空虚说之存在,则“论人之学,当观其行,不徒以其言”(《外编·碧止杨文元公书院记》),强调不能仅据其人之言而论其学,应当在实践中对其学说进行考察。自得之学,必须验之于躬行,“苟非验之躬行,诚无以审其实得焉与否”(《外编·石坡书院记》)。通过躬行实践,则狂禅之自得就不攻自破了。这种精神,渗透在全祖望一生的学术实践之中。他为黄宗羲辑补《宋元学案》,堪称是贯彻其学术宗旨的典范。全祖望对《宋元学案》的续修工作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在内容上有所增补。《宋元学案》共有91个学案,其中属于全祖望增补的共计32个,凡33卷,约占全书所立案卷的三分之一。经他增补之后,宋元学术的主流与支流均得到充分反映,学术思想发展的面貌更为全面。二是对黄宗羲的原本加以“修定”、“次定”、“补定”,考订其中的失误。全祖望不为黄宗羲的失误隐讳,明确地指出原书中存在的不足,在各学案中不存门户之见,客观叙述各家各派学术利弊得失,达到了融会百家的目的。三是完善了学案体例。全祖望将史“表”运用到学案体裁之中,每一学案内先立《学案表》以揭明学术源流,这是一个创举;同时增订并精心撰写《序录》,概括评价各派学术。他在对待各学派的态度上比黄宗羲更为开放,持论往往较黄宗羲更为博大平恕。经过全祖望续修的《宋元学案》,不仅成为中国学术史著作成熟的标志,而且反映出融会诸说、不定一尊、注重独创的治学精神,深为学者所推崇。除此之外,全祖望七校《水经注》、三笺《困学纪闻》的学术实践,也是对其学贵自得、融会百家治学思想的最好注解。正因为如此,全祖望对于清代学术风气的转变所起的作用至为关键,而他的思想认识以及学术见解,对于今天的学者治学也不失为一种有益的借鉴和启示。

全祖望写了不少传记散文。碑铭如《忠介钱公第二碑铭》、《二曲先生窆石文》、《亭林先生神道表》、《梨洲先生神道碑文》、《前侍郎桐城方公神道碑铭》、《厉樊榭墓碣铭》等,是记叙清代重要人物和学术文艺的重要文章。传论如《庄太常传》、《陈同甫论》、《明庄烈帝论》,记序如《浦阳江记》、《梨洲先生思旧录序》,简帖如《心丧剳子答鄞令》,以及其身后门人所编文集《外编》中的《初查白先生墓表》、《梅花岭记》、《华氏忠烈合状》、《屠董二君子合状》、《江浙两大狱记》等文,也都不是寻常之作。但全祖望某些持论也有偏激之处。他的文章不拘成法。有人讥其对古文粗识藩篱,叙述不中律度(谭献《复堂日记》)等等,其实是忽视内容、过于推敲形式的批评。全祖望的诗歌多注意评骘人物,表彰忠义,但嫌议论过多,笔较质直。

全祖望著述的整理出版,是全祖望研究的另一项基础性工作。民国时期,商务印书馆出版四库丛刊本《鲒琦亭集》、《鲒琦亭诗集》,前者收其《文集》内外编88卷及《经史问答》10卷。清刻本的影印出版,为研究全祖望提供了方便。

2000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全祖望集汇校集注》。此书由谢国桢发其端,朱铸禹集前人校注之功,收录全祖望大部分著述,分三册装订,是全祖望著作的集大成。当然这么大的集子,疏漏也在所难免,辛德勇的《全祖望<经史问答>万氏刻本缀语——兼谈上海古籍出版社本<全祖望集汇校集注>》(《书品》2004年5、6期)和胡伟的《<鲒琦亭集>校读札记》(南京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6年),都对该书的失误提出批评,胡文校出其标点、文字讹误61处。有关全祖望著作的选本和注本,尚有黄云眉的《鲒琦亭文集选注》(齐鲁书社1982年)、詹海云的《全祖望<鲒埼亭集>校注》(台北鼎文书局2003年),以及《全祖望校<水经注>稿本合编》(中华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6年)和《宋元学案》(民国时期有中华书局《四部备要》本,今有1986年中华书局校点本)。

对于全祖望著述成书、流布过程的考辩,最主要、最全面的研究文章是蒋天枢《全谢山先生著述考》(《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第7卷第1、2号,1933年),此文全面考察全祖望所有著作及其流布过程,指出全祖望计有《公车征士录》、《读易别录》、《困学纪闻三笺》、《句馀土音》、《续甬上耆旧诗集》、《宋元学案》、《汉书地理志稽疑》、《七校水经注》、《经史问答》、《鲒埯亭集》、《鲒埼亭集诗集》、《鲒埼亭集外编》、《甬上望族表》、《孔子弟子姓名表》以及伪书《年华录》共15种,另外尚有存目之书数种。此后王永健《评传》、黄云眉《鲒埼亭集选注·前言》、谢国桢《清代卓越的史学家全祖望》、子微《全祖望及其著作》(《古籍整理与研究》第五期,中华书局1980年10月第1版)、詹海云博士论文《全祖望学术思想研究》第五章等文,也对全祖望的著作情况作了介绍和考证。因为全祖望的《鲒埼亭集》在杭世骏处滞留多年,所以引起一段公案。刘孔伏《<鲒埼亭集>内外编之由来》(《广西师范学院学报》1986年4月)认为,董秉纯两次整理文集,才形成了内外编,指出谢国桢“仿明遗民而分内外集”、黄云眉“杭世骏惧祸”两说欠妥。

全祖望曾七校《水经注》。在《胡适全集》中,有许多讨论全祖望《水经注》五校本、七校本的文字。但是胡适疑心太重,假设过于大胆,他先是认为全祖望七校本为伪作,贬低全祖望的治学态度和郦学成就,后来发现天津图书馆藏的五校本,又撰文承认了七校本的真实性,引起了一些无谓的考证与讨论,谢忠岳的《全祖望·水经注·胡适·天津图书馆》一文对此有具体评说(《图书馆工作与研究》1996年5期)。除胡适外,王国维、陈桥驿、吴天任等人也都对全祖望校《水经注》的贡献有评论。

此外,全祖望还整理完成了黄宗羲的未竟稿《宋元学案》。自乾隆十一年开始,全祖望历时九载,补写改订黄氏原书,又增立学案32个。卢钟锋的《论<宋元学案>的编纂、体例特点和历史地位》(《史学史研究》1986年2期)、陈祖武的《<宋元学案>纂修拾遗》(《中国史研究》1994年4期)、林久贵的《(宋元学案)的作者及成书经过述论》(《黄冈师专学报》1998年8月)、仓修良、吕建楚的《全祖望和<宋元学案>》(《史学月刊》1986年第2期)、陈其泰的《<宋元学案>的编撰与成就》(《史学史研究》1990年3期)、吴光的《<宋元学案>成书经过、编纂人员与版本存佚考》(杭州师范学院学报2008年1月第1期)及《评传》等文章,都对全祖望增补《宋元学案》的贡献作了高度评价。

  广西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地方,除汉族外,还有壮族、苗族、侗族、仫佬族、毛南族、回族、京族、彝族、水族、仡佬族共11个少数民族。这些民族,除回族以外,历来以本民族语为主要交际工具。其中壮族、彝族、侗族、水族、苗族、京族、瑶族等都有自己的古文字,有些文字至今在民间流传。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贯彻民族团结和民族平等政策,尊重少数民族意愿,帮助少数民族创制文字。广西从50年代起,开展了大规模的壮语、瑶语等语言的调查研究,先后制订了拉丁字母形式的《壮文方案》和《瑶文方案》,并在广西壮族聚居地区和瑶族聚居地区进行推广实验。此外,进行文字推广实验的还有苗文(主要在融水苗族自治县)和侗文(主要在三江侗族自治县)。1957年11月29日,周恩来总理主持召开的政务院第63次全体会议批准了《壮文方案》(草案),并批准在壮族地区推行使用。

  壮族是我国南部一个古老的民族,早在原始社会末期,奴隶社会初期就开始形成民族,并在长期的劳动实践中形成自己的语言文字。唐宋时期,壮族民间开始出现了以分块汉字构成的方块壮字,又称土俗字。虽然历代统治者不予承认,但它却是壮族民间用来记录民族、故事、传说等的一种工具,一直流传到现在。新中国成立后,中央有关部门组成民族语言调查队,会同广西语言文字工作者,从1952年开始到壮族聚居的四十多个县进行壮语方言调查,研究拼音壮文。1956年春,确定了以北部方言为基础方言、以武鸣双桥语音为标准语音、以拉丁字母为书写符号的壮族文字方案。1957年11月,国务院批准了《壮文方案》。

  四十年来壮语文事业的发展可分为两个时期。一是从1955年实验推行到“文革”前。这一时期壮文在壮族地区已有了广泛的影响,壮族聚居的各地、市、县建立了壮文推行工作机构,建立了区、地、市、县壮文学校52所,先后培训了40000多名壮文骨干,参加学习壮文的群众达290多万人,出版壮文图书250多种,发行1000多万册,为壮语文事业打下了一定的社会基础和群众基础。二是自治区党委于1980年5月决定恢复使用壮文至今的十几年,这是壮语文事业不断提高、发展的时期。自治区党委明确提出“要积极稳步,有计划、有步骤地在壮族地区农村、学校、机关逐步推行使用壮文”的方针和“搞好重点,逐步铺开”的做法,壮语文工作走上了新的历程:逐步恢复了壮语文工作领导机构和专业机构;壮文进学校工作纳入大教育轨道,壮汉双语文教学管理体系初步形成;壮语文的翻译、出版、新闻、广播、影视、古籍整理和学术研究、交流取得很大成绩;各类壮语文专业人才不断成长;壮语文工作进一步得到尊重和保障。

  广西的侗文推行实验工作主要在三江侗族自治县进行。三江位于广西北部,与贵州、湖南两省的侗区相连,侗族为该县的主体民族。侗文试行始于1958年冬,当时三江县民族语文学校先后办过三期侗文班,培养学员120人。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贵州、湖南两省先后恢复了侗文实验推行工作。1987年10月,三江县恢复侗文实验推行工作。1987年冬至今,共办侗文班44个,培训1331人。1988年5月《广西民族报》开辟了“侗文专栏”。

  都安瑶族自治县聚居着瑶、壮、汉、水、毛难、仫佬等13个民族,总人口625万,其中瑶族人口135959人,占全县总人口的218%。都安的瑶族是“布努瑶”支系,也称“东努”、“努努”(即“人”)。

  1958年,在完成了全国瑶族语言普查的基础上,语言学家和语文工作者创制了一套《瑶文方案》,但这套方案因种种原因而搁置。1982年7月,部分在京的瑶族学者和瑶族干部根据瑶族地区发展需要,重新草创了一套以广西金秀瑶族自治县长洞乡镇中村的盘瑶勉话为标准音点、以勉方言为基础方言、采用拉丁字母形式的《瑶文方案》。这套方案先后在广西的金秀、田林、贺县进行了教学实验。根据实验结果,1984年4月对《瑶文方案》进行了修订。1985年中央民族学院民语系招收瑶语大专班,为瑶文实验工作培养专门人才。1987年2月28日,自治区对瑶文推行使用问题做出决定:“继续进行实验,暂不推广。”

  环江毛难族自治县位于广西西北部。境内居住着12个民族,其中毛难族人口为55274人(全国毛难族人口71000人),占全县总人口的166%。毛难族有本民族的语言,毛难语属汉藏语系壮侗语族水语支,与侗语、仡佬语、水语比较接近;没有本民族的文字,通用汉文。

  (2)民族语言文字规范化、标准化及信息处理情况

  民族语言文字规范化、标准化方面,修订了《壮文方案》、《壮文规范条例》(初稿)、《壮语文概要》,编写、修订出版了《汉壮词汇》、《壮汉词汇》、《壮语词典》、《壮语新词术语汇编》、《壮语方言土语音系》、《壮语通用词与方言代表点词汇对照汇编》等近二十种工具书,正在编纂的还有与美国世界少数民族语文研究院合作进行的大型工具书《壮汉词典》。

  信息处理方面,1990年12月,广西区民族古籍办公室与广西科学院计算中心共同组成“古壮文课题组”,开始了“古壮文处理系统”的研制。1993年12月25日,“古壮文处理系统”在北京通过技术鉴定。目前,自治区民语委正在建立壮语文资料库,把各种壮语资料汇集起来,按标准词汇、方言词汇、成语、谚语、俗语、新词术语等储存起来,便于根据不同用途来调取语文材料,并按需要进行分析。这项工作对壮语文的规范化、标准化和信息处理将会起到更大的促进作用

  

  壮族

  壮语

  壮族主要分布在广西、云南、广东、湖南、贵州、四川等省区。以广西最多。1990年人口1548万。使用壮语,属汉藏语系中壮侗语族壮傣语支。原称僮语。主要分布于中国广西壮族自治区和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分南部和北部两个方言(每个方言又各分几个土语)。北部方言分布很广,使用人数占壮族人口的70%,北部方言无送气声母,南部方言有送气声母。壮语除单纯声母还有腭化、唇化声母;有 6个元音韵母和9个韵尾。单元音韵母都是长元音,带韵尾时有长短元音的对立。有6个舒声调和2个促声调,促音调往往又因元音长短的不同而有不同的调值。壮语没有词形变化。词序和虚词是表达语法意义的主要手段。名词的修饰语一般在名词后面,只有数量修饰语(“—”除外)在被修饰语的前面,指示词都在句子的最后面。句子中主语在谓语前面,宾语和补语都在动词后面。在没有正式通行的文字以前,壮族人使用一种类似汉字的方块壮字来记录民歌、人名和地名等,但这种方块壮字没有经过系统整理,各地不尽一致。1955年创制了以拉丁字母为基础的拼音文字,1981年修改后全部采用拉丁字母。

  苗族

  苗语属汉藏语系苗瑶语族苗语支。由于长期辗转迁徙,彼此离散隔绝,苗族中形成很多方言和土语。建国后,经过语言专家调查研究,把苗语分为东部(湘西)方言、中部(黔东)方言和西部川黔滇)方言。境内苗语属西部方言的滇东北次方言。

  苗语语汇丰富,随着感情的变化,语调悠扬,拖腔较多,刚接触苗族的外族人都感到苗语说中有唱。苗语词汇中,同类物的词汇含有一个共同的词素,如蛇、蚯蚓、虫等词汇,都共用“逼”的词素,即逼囊­——蛇,逼将——蚯蚓,逼刚——虫;再如汉语的桃、李、梨、花椒等词,用苗语表达则要加一个“果”作词头,即“果桃”、“果李”、“果梨”、“果花椒”。语法上,主语在谓语前,宾语在动词谓语后;名词受形容词修饰时,形容词的位置移到名词后边,如汉语说“黑牛”、“黄玉米”,苗语则说“牛黑”、“玉米黄”;定语和中心语倒置,如汉语说“书包”、“牛角”,苗语则说“包书”、“角牛”;称谓与汉语也不同,如汉语的“公婆”、“父母”、“兄妹”、“夫妻”等称呼,苗语则称“婆公”、“婆母”、“母父”、“妹兄”、“妻夫”。

  20世纪初,由英籍牧师与苗族、汉族知识分子根据苗族语言发音特点,设计了一套拼写苗族滇东北次方言的字母,翻译出版了《新约全书》和传教用的小册子。这种文字由一个大写字母和小写字母组成,大写字母表示声母,小写字母表示韵母。1981年,云南省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工作指导委员会、楚雄彝族自治州和昆明市的苗、汉专家学者、知识分子对老苗文进行改进完善。1984年设计制作苗文铜模,出版了《苗文扫盲试用课本》第一册。禄劝参加编写、云南民族出版社出版的《苗文扫盲课本》第二册、《苗文数学扫盲课本》第一册已出版,并办了两期苗文师资培训班。

  境内苗族民间口头文学有诗歌、歌谣、传说、寓言、谚语以及机智人物故事和爱.情故事。音乐有声乐、器乐。芦笙舞是苗族人民最喜爱的舞蹈,舞蹈庄重、活泼奔放,舞蹈语汇形象、丰富,杂技性、技巧性较强,可以自吹自舞,也可以群舞。

  麻纺、蜡染、挑花、刺绣是苗族妇女传统的工艺。

  侗族

  侗族的语言文字

  侗族有自己的语言,属汉藏语系壮侗语族侗水语支,分南、北两个方言。南、北两个方言又各分三个土语区。侗语以侗文的标准音贵州榕江话为代表,声母有32个,韵母有56个,声调舒声9个,促声6个。由于声调多,词汇丰富,所以侗语是一种“富于音乐性的语言”。

  过去,侗家人没有与自己语言相适应的文字。1958年根据自愿的原则,国家帮助侗族创造了文字。侗文采取了拉丁字母的形式,受到人民群众的欢迎。侗文的产生,标志着侗族文化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侗文的推行,对促进侗族文化的发展起着积极作用。虽然,侗文从创制推行以来,其间经历了曲折的道路,但是实践证实,侗文对保存、继续、发扬侗族传统的优秀文化,学习汉语文,吸收先进民族的科学文化,都起着事半功倍的作用。

  彝族

  彝族文字

  彝文,汉文史志称它为文(字)、韪书;凉山彝族称彝文为muosu-bburma,读为“诺苏(彝族)补玛(文字)”,“补玛”有文字之义,还有图案、图象之义。说明彝文起源于象形符号,在初创阶段是象形表意文字 。

  但近现代以来,凉山彝文已经演变成表音的音节文字了。一个彝文单字表示一个彝语音节,同这个字或音 同、音近的若干个字均可视为该音节的重文别体,都可用以表达语音相同、相近的词或词素。根据编成的凉山彝文字汇,凉山彝文共有18 000个,平均每个音节有15个字。这就是规范彝文推行前凉山彝文的实际性质和用法。

  彝文在解放前的凉山彝族社会里一直得到经常的使用,表现在:一是彝文书写的历史文化和文学作品一直在民间广为流传;二是彝文宗教祭奠经典一直在祭司毕摩中间世代传授;三是民间书信等一直使用彝文;四是地方政府向彝民发布的布告、土司衙门对下的公文等一直使用彝文。

  此外,英国传教士曾在云南、贵州两省传教期间创制了拉丁字母式的彝语拼音文字 ,翻译出版了基督教圣经,在部分彝族信教徒中教学和流传过。据说还有人创制过“汉文注音字母”式的彝文。这两种所谓的彝文都未传到凉山。

  解放后,对彝语文的使用、研究和完善工作取得了非常大成绩。在使用方面,从自治州(区)成立时开始,州政府即规定各级政权机关的名牌、布告、印章均采用彝、汉两种文字同时使用。并把彝语文作为彝族农村必不可少的宣传、工作语文。在研究方面,首先是由中科院和凉山彝语文工作者,通过大量的调查研究后,制定了凉山彝语拼音文字方案。继之又在四川省民委彝文工作组的主持下,在搜集整理的基础上,编制了彝文常用字表、彝文字汇。以后又对彝文常用字表进行修订,形成了彝文规范字表,并进一步制订了彝文规范方案,1980年经国务院批准,在凉山州和四川彝族地区推行。规范彝文推行后对彝区教育、新闻、出版、翻译、文学事业起了明显的促进作用。

  水族的语言文字

  水族语言

  水族有自己的民族语言,水语是一种有声调的单音节语言,音节组成跟汉语、拉萨藏语、壮语、苗语基本一致,句子的格式也和汉语相仿,属汉藏语系壮侗语族侗台语支。

  分布在不同地区的水族,尽管在语音和词汇上稍有差异,但都可以用水语交谈,没有障碍,不存在方言差别,只有少量不同土语。大致有三个土语区,即三洞土语、阳安土语和潘洞土语。

  水语结构中,语言方面较为复杂,声母有70多个,韵母有50多个,是壮侗语族中声韵母较多的一个语种。

  水语中的基本词汇以单音节为主,非凡是最常用的核心词汇,多数是单音节的,复音节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词,数景较少。复合方式组成的固有词合成词,相当丰富。

  水语的句子格局基本属于“主语——述语——宾语”类型。这种句子,词的秩序,水语跟汉语完全相同。只是表示修饰关系、领属关系时,水语和汉语的词序相反。如“布红”、“树大”、“家我”、“哥哥你”,还有指示词、方位词也颠倒,如“本书这”、“座山那”、“里家”、“上水”等等。数量名组合也有“俩他兄妹”等。

  水族语法特点,一般都按词的先后顺序组成词、词组和句子,名词的修饰语除数量词外,一般都放在名词之后。句子一般主语在前,谓语在后,宾语和补语在动词之后。

  由于水、汉两族人民长期交往,水语吸收了不少汉语借词。汉语借词来自不同的时代,因之有老借词和新借词之分。

  南北朝(公元五世纪)以后,汉语中出现大批量词,侗台语受汉语影响,也出现了量词。较早的汉语借词,一般都是日常生活、生产劳动、社会习俗等方面语词。有的已成为水语的基本词库,能够派生新词。新的汉语借词主要是1949年以后,吸收进来政治、经济、文化、科学、技术等方面的新词术语。在杂居地区和城镇,或赶场互市,社会交往越来越频繁,文化教育的普及和提高,水族青年出生、上学都接触汉族学校,学汉字说汉语,活动范围不断扩大,因此水族中能操汉语,以及其他民族语言的人,越来越多。语言词汇也越加丰富。

  水族文字

  水族有自己的古老文字,水语称为“泐虽”(le Suì)le即字、书,Suì即水族。意思是水字、水书。水书有400多个单字。是水族先民创造的固有文化,流传至今,成为研究水族社会历史和哲学思想的重要资料。

  水书造字主要为象形、会意、指事和假借四种,笔划画迹接近方块汉字,而字体则兼有多种形式的非凡文字。以象形字占多数,抓住事物的主要特征,然后运用简单的构图来表示。由于水字没有统一的刻本,没有在政治、法律上形成统治地位,全凭手写誊写抄寻,转辗传抄,日子久了,流传广了,免不了产生不少变异,出现变体字和异体字,产生古体、今体和异体等不同字形。

  水书

  水书包括天干、地支、八卦、天象、时令节气、鸟兽鱼虫、身体五官、率属称谓、数目方位等,这种文字在都匀和三都县的地方志中都有记载。形态十分古老,酷似殷商甲骨文、全文,又似古籀小篆,有的则认为出自易经、洛书,有的则认为由汉象形字演供而来。

  早期抄本中的水文,用竹尖蘸墨汁书写,近时抄本已用毛笔书写,有的是图画象形,有些是楷书的颠倒、斜置或反写。有的鬼师们还专写一些保密文字,被称为“反书”和“秘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由我国著名文物鉴定家、书法家启功教授所题。启功先生曾任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顾问、中国书法家协会名誉主席、中国文史馆馆长、国家文物鉴定会主任委员等职。启功书法博师古人,典雅挺秀,自成体格,深受海内外收藏家欢迎。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坐落于山水秀丽的桂林,社徽以书籍的局部为图案主体,造型上稍似桂林市的标志性景——象鼻山。将书籍概念和桂林地方特色结合在一起,既有鲜明的地域识别又有突出的创业特征。图案线条简洁,直线为主,曲线求变,既有力度,又显灵活。活泼的绿色为主色调,感觉积极,有朝气。

根据上述职责,自治区新闻出版广电局设20个内设机构。

(一)办公室。

督查、督办本局重要工作部署和重要事项的贯彻落实;负责文电、机要、档案、信息、会务、值班等机关日常运转工作;承担政务公开、政府信息公开、新闻发布、保密、信访、建议提案办理、政务信息化和机关财务等工作;监管、指导系统内网站及信息系统安全工作;指导机关后勤服务工作。

(二)政策法制处(改革办公室)。

负责起草新闻出版广播影视和著作权管理的地方性法规及自治区人民政府规章草案;

承担规范性文件和重大行政决策的调研及合法性审查工作;承担重大行政处罚听证、行政复议、行政应诉和行政执法监督等工作;负责普法工作和涉外法律事务;拟订全区新闻出版广播影视领域重大改革措施,指导、协调推进有关体制机制改革工作。

(三)公共服务处。

拟订全区新闻出版广播影视基本公共服务政策和保障标准,协调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和城乡一体化发展;组织、协调、实施重大公益工程,对老少边穷地区进行扶助,指导监督相关重点基础设施建设;承担对口支援、救灾、扶贫及新农村建设等方面工作。

(四)综合处(行政审批办公室)。

组织、协调行政审批工作,负责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拟订行政许可的实施办法,承办相关行政许可事项;负责政务中心新闻出版广电窗口的管理工作;指导全区新闻出版广电部门行政审批工作。

(五)宣传管理处。

承担全区广播电视宣传和播出的指导、监管工作,指导、协调全区性广播电视宣传活动;指导、监管理论文献片、纪录片、电视动画片的制作与播出;具体指导广西人民广播电台(广西对外广播电台)、广西电视台的重大宣传工作。

(六)新闻报刊处。

承担全区报纸(报社)、期刊(期刊社)、连续性内部资料性(报刊型)出版物(编印单位)出版活动的监督管理;负责国内报刊社设在我区分支机构和记者站的监督管理工作;组织对报纸、期刊内容的审读和舆情分析工作;负责全区新闻单位记者证的审核、发放和管理工作;组织查处重大新闻违法活动。

(七)**电视剧管理处。

承担全区**电视剧制作、发行、放映单位和业务的监督管理;组织对**(含**动画片、**纪录片)、国产电视剧、引进电视剧和对外合拍电视剧(含动画片)的内容进行审查;指导、协调全区性重大**活动和公益**放映活动;指导城乡**院建设、**技术应用工作;负责对国外人员参与制作国产电视剧进行审查。

(八)出版管理处(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办公室)。

承担全区图书、音像、电子出版单位和出版活动的监督管理工作;组织对图书、音像制品、电子出版物及图书型内部资料性出版物内容和质量进行监管;组织指导重要文件文献、重点出版物和教科书的出版工作;组织对图书、音像制品、电子出版物的审读审听审看工作;承担书号、版号及出版物条码管理工作;承担全区古籍整理出版规划的组织协调工作;查处或组织查处图书、音像、电子出版单位的违规行为。

(九)传媒机构管理处。

承担全区广播电视播出机构和业务、广播电视节目制作机构、广播电视节目传送、有线电视付费频道、移动电视业务的监督管理工作;指导和监督管理广播电视广告播放;监督管理全区卫星电视接收设施、境外广播电视节目的引进和播出及境外卫星电视节目的落地与接收;查处或组织查处上述业务的违规行为。

(十)印刷复制处。

承担全区印刷、复制单位和业务的监督管理工作,组织查处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负责印刷复制行业标准的监督实施,承担印刷复制品的质量监督管理工作;组织指导重要文件文献、重点出版物和教科书的印制,指导内部资料性出版物的印刷管理工作;负责区内只读类光盘设备投产验收工作职责;推动印刷业转型升级及新兴印刷业发展。

(十一)网络视听节目管理处。 

承担全区网络视听节目服务、广播电视视频点播、公共视听载体播放广播影视节目内容和业务的监督管理工作;指导网络视听节目服务工作。

(十二)发行管理处。

承担全区出版物发行单位和业务的监督管理工作;组织指导重要文件文献、重点出版物和教科书发行工作,负责音像制品、电子出版物批发、零售、出租、放映活动的监管;推动发行业转型升级和创新发展;负责全民阅读活动的相关工作。

(十三)数字出版处。

承担全区数字出版内容、产业和活动的监督管理工作,对网络文学、网络书刊和开办手机书刊、手机文学业务进行监督管理;对网络游戏的网上出版进行前置审核报批。

(十四)反非法和违禁出版物处(自治区“扫黄打非”工作小组办公室)。

拟订“扫黄打非”工作规划、计划并组织实施;组织、指导、协调全区“扫黄打非”工作,组织、协调查处、督办非法和违禁出版传播活动的大案要案;指导全区非法出版物的鉴定工作;承担自治区“扫黄打非”工作小组的日常工作。

(十五)版权管理处。

承担自治区人民政府享有著作权作品的管理和使用工作,对作品的著作权登记和法定许可使用进行管理;负责著作权涉外管理的有关工作;组织查处著作权领域重大违法违规行为;协调全区版权产业建设与发展,指导版权产业基地和区域性特色版权产业群建设;组织推进软件正版化工作。

(十六)科技处。

拟订全区新闻出版及印刷业、广播影视及视听类新媒体科技发展规划、政策并组织实施;负责组织开展全区新闻出版广播影视行业的科技创新工作;拟订全区广播影视传输覆盖网和监测监管网的规划;推进三网融合;负责广播影视安全播出的监督管理和技术保障工作;负责广播影视质量技术监督、监测和计量检测工作。

(十七)规划财务处。

负责拟订全区新闻出版广播影视事业产业发展规划并组织实施;承担局机关和直属单位财务管理工作,负责预决算、内部审计工作和各类专项资金监管;负责基本建设项目及资金规划安排、政府采购和国有资产管理工作;承担全区新闻出版广播影视统计工作。

(十八)对外合作处。

承担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组织实施工作,协调推动全区新闻出版广播影视“走出去”工作,组织开展全区新闻出版广播影视和著作权的对外及港澳台交流与合作;承办政府间文化协定中有关新闻出版广播影视项目在我区的执行工作;指导国(境)外出版物、广播电视节目来桂展销展播和进口的管理工作,组织、推动出版物、广播影视节目出国(境)展销展播和出口。

(十九)人事处。

承担局机关和直属单位的干部人事管理、机构编制、劳动工资工作;拟订全区新闻出版广播影视行业人才队伍建设规划并组织实施;负责从业人员教育培训、职(执)业资格管理和职业技能鉴定以及职称评审等有关工作。

(二十)保卫处。

拟订全区新闻出版广播影视有关安全制度和处置重大突发事件预案并组织实施;指导、协调全区新闻出版广播影视系统安全保卫工作和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保护工作;指导、管理局机关和广西人民广播电台(广西对外广播电台)、广西电视台等重点单位和核心机密、要害部门的安全保卫工作。

机关党委。

负责局机关和驻邕直属单位的党群工作。

离退休人员工作处。

负责局机关离退休人员工作,指导直属单位的离退休人员工作。

吉林大学古籍所

东北师大古籍所

黑龙江大学古籍所

大连大学文学院古籍所

南开大学古籍与文化研究所

南开大学地方文献研究室

天津师大古文献研究所

河北大学古籍所

北京大学中国古文献研究中心

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

北京师范大学古籍与传统文化研究院

中国政法大学法律古籍整理研究所

中央民族大学古籍所

山东大学文史哲研究院古典文献研究所

山东师大古籍所

内蒙古师范大学蒙古学古籍文献研究所

陕西师大古籍所

西北大学古籍所

陕西省社会科学院古籍研究所

兰州大学古籍所

西北师大古籍所

宁夏大学西夏学研究中心古籍所

新疆大学中亚文化研究所古籍整理研究室

四川大学古籍所

西南大学汉语言文献研究所

云南大学西南古籍研究所

云南省历史文献研究所

南京大学古典文献研究所

盐城师范学院古籍整理研究所

复旦大学古籍所

华东师大古籍所

上海师大古籍所

华东政法古籍所

厦门大学古籍所

福建师大古籍所

浙江大学古籍所

安徽大学古籍所

安徽师大古籍所

南昌大学赣文化与古籍研究所

郑州大学古籍所

武汉大学古籍所

湖北大学古籍所

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献研究所

中山大学中国古文献研究所

暨南大学中国文化史籍研究所

广西大学古籍所

嗯,都是百度来的,有些可能已经合并在某些专门研究中心里面了。还有很多大学设有中国古典文献学专业,挂靠在文史科系。

第一届中国古文献学奖学金获将者名单

博士生:壹等奖(空缺)

贰等奖:刘钊(吉林大学古籍研究所)

叁等奖:乔治忠(南开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硕士生:壹等奖:(空缺)

贰等奖:王承略(山东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三等奖:李德山(东北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卢新宁(北京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顾宏义(华东师大古籍整理研究所)

孙智昌(北京师大古籍整理研究所)

王七一(陕西师大古籍整理研究所)

本科生:壹等奖:刘宁(北京大学)

贰等奖:张爽(杭州大学) 顾永新(北京大学)庞剑峰

(南京师范大学)

叁等奖;徐进(北京大学) 徐萍(南京师范大学)

丁斌(南京师范大学)柳明晔(杭州大学)

博士生

一等奖(空缺)

二等奖 刘钊吉林大学古籍研究所,1959年生,现吉林大学博导

三等奖 乔治忠南开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1949年生,现南开大学博导 第二届中国古文献学奖学金获奖名单

博士生

一等奖 王云路(杭州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二等奖 廖名春(吉林大学古籍研究所)

三等奖 邵毅平(复旦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硕士生

一等奖 空缺

二等奖 胡长青(山东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陈晓兰(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

三等奖 杨海峥(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

张小乐(山东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陈 晓(杭州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本科生

一等奖 空缺

二等奖 伍皓(北京大学古典文献专业)

胡必强(南京师大古典文献专业)

许铭(上海师大古典文献专业)

三等奖 徐昕(南京师大古典文献专业)

戴萤(南京师大古典文献专业)

戴海峰(北京大学古典文献专业)

李海燕(北京大学古典文献专业)

竺嘉政(上海师大古典文献专业)

博士生

一等奖 王云路 杭州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1959年生,现浙江大学博导

二等奖 廖名春 吉林大学古籍研究所,1956年生,现清华大学博导

三等奖 邵毅平 复旦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1957年生,现复旦大学博导 第五届古文献学奖学金评审会及获奖情况

第五届中国古文献学奖金学评审会于1998年5月14至16日在北京举行,全国高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小组成员黄天骥(召集人)、孙钦善、严佐之、李修生、赵伯雄、费振刚、袁世硕、黄永年、龚延明出席会议,裘锡圭(召集人)、范能船、葛兆光、曾枣庄因事请假。会议经过严格评议,用无记名投票方式产生了博士生、硕士生、本科生获奖学生名单。

博士生 一等奖(空缺)

二等奖 宫云维杭州大学

李无未 吉林大学

李敏辞北京大学

三等奖 白于蓝 吉林大学

徐光星 杭州大学

张玉春北京大学

硕士生 一等奖 (空缺)

二等奖 祝建平 上海师范大学

杨新勋 北京师范大学

沈林 西南师范大学

三等奖 李成甲 陕西师范大学

王鸿雁 南开大学

黄安靖 华东师范大学

魏鸿 北京师范大学

王小红 四川联合大学

本科生 一等奖(空缺)

二等奖 李二民 北京大学

乐怡 上海师范大学

金素芳 杭州大学

黎广基 南京师范大学

三等奖 薄 茹 北京大学

刘 汾 上海师范大学

孟滢滢 上海师范大学

马月华 北京大学

黄 芳 杭州大学

杨 波 南京师范大学

叶纪勇 杭州大学

博士生

一等奖(空缺)

二等奖 宫云维 杭州大学,1964年生,现浙江工业大学博导

李无未吉林大学,1960年生,现吉林大学博导

李敏辞北京大学,1957年生,现北京师范大学副教授

三等奖 白于蓝 吉林大学,1970年生,现华东师范大学博导

徐光星 杭州大学,1967年生,现浙江中医学院博导

张玉春 北京大学,1952年生,现暨南大学博导 第六届中国古文献学奖学金评奖会议举行

第六届中国古文献学奖学金评奖会议于2000年5月24日至25日在杭州举行,经与会专家组成员公正、认真的评审,共评选出博士生6名,硕士生9名,本科生13名,共28名获奖同学。具体名单如下:

第六届中国古文献学奖学金获奖名单

博士生:

一等奖 陈剑北京大学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

二等奖 王承略山东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李润强 浙江大学人文学院古籍整理研究所

三等奖 冯胜君吉林大学古籍研究所

王德华浙江大学人文学院古籍整理研究所

陈业新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献研究所

硕士生:

一等奖 谷 建 北京大学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

二等奖 甘 露 西南师范大学汉语言文献研究所

李二民 北京大学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

胡新华 武汉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三等奖 李伟平 华东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陈美慧 南开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潘艺蓉 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中国文化典籍系

杨 阳 西南师范大学汉语言文献研究所

罗 绛 北京大学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

本科生:

一等奖 黎广基 南京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文献学系

二等奖 夏凌霞 南京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文献学系

刘 勇 浙江大学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

王 剑 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中国文化典籍系

三等奖 笪珪如 南京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文献学系

吴冰妮 北京大学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

周美勤 浙江大学人文学院古籍整理研究所

王杏林 浙江大学人文学院古籍整理研究所

孟滢滢 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中国文化典籍系

孙 励 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中国文化典籍系

丁晓珉 南京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文献学系

丁 元 北京大学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

薄 茹 北京大学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

博士生:

一等奖 陈 剑 北京大学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1972年生,现复旦大学硕导

二等奖 王承略 山东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1966年生,现山东大学博导

李润强 浙江大学人文学院古籍整理研究所,1969年生,现西北师范大学教授

三等奖 冯胜君 吉林大学古籍研究所,1970年生,现吉林大学博导

王德华 浙江大学人文学院古籍整理研究所,1965年生,现浙江大学教授

陈业新 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献研究所,1967年生,现上海交通大学副教授 第七届“中国古文献学奖学金”评选结果揭晓

“中国古文献学奖学金”是全国高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1990年开始设立的全国性古文献学奖学金,奖励对象为古委会系统25家教学科研单位二年级以上的优秀博士生、硕士生和本科生。奖学金每两年评选一次,第七届评选活动2002年4月26日至27日在北京大学举行。评奖委员会议由裘锡圭、黄天骥教授主持,参加会议的评奖委员有方一新、朱易安、黄永年、董洪利、裘锡圭教授,古委会主任安平秋教授、古委会秘书长杨忠教授、副秘书长曹亦冰研究员出席了会议。此届评选活动,共有十九家教学科研单位推荐了20名博士生,44名博士生,40名本科生。经过评奖委员会正认真的评议,最后以无记名投票的方式,评选出28名获奖同学,名单如下:

博士生

一等奖:董珊 北京大学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

二等奖:(空缺)

三等奖:李畅然 北京大学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

张治三 浙江大学汉语史研究中心

何华珍 浙江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王文晖 复旦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杜海军 华东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硕士生

一等奖:(空缺)

二等奖:张福海 北京大学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

李峻岫 北京大学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

朱大星 浙江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三等奖:周焕卿 西北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李勤合 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献研究所

王仕举 华东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马 燕 南京大学古典文献研究所

叶 菲 浙江大学汉语史研究中心

本科生

一等奖:(空缺)

二等奖:汤鸣鸿 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文献学系

刘小琴 北京大学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

陈舟楫 浙江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

杨英姿 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三等奖:孙婷婷 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文献学系

程大炜 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文献学系

辛晓娟 北京大学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

程佳羽 北京大学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

曾 波 浙江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

赵 庸 浙江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

冯凌蓉 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陆醒薇 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王雅婷 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笪珪如 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文献学系

博士生

一等奖 董珊北京大学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 现北京大学副教授

二等奖 (空缺)

三等奖 李畅然 北京大学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1974年生,现北京大学助理研究员

张治三 浙江大学汉语史研究中心

何华珍 浙江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1963年生,现浙江财经大学教授

王文晖复旦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1969年生,现复旦大学硕导

杜海军 华东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1957年生,现广西师范大学教授 浙江大学

2000级 李玲玲 第八届“中国古文献学奖学金”三等奖

2004年4月 2001级 刘旭锦 第八届“中国古文献学奖学金”二等奖

2004年4月2001级 焦磊 第八届“中国古文献学奖学金”三等奖

博士生

二等奖 王华宝南京师范大学,1965年生,现凤凰出版社编审。

许全胜 华东师范大学,现上海图书馆工作。

三等奖 陈文源暨南大学,1964年生,现暨南大学硕导。 第九届中国古文献学奖学金获奖名单(2006年,部分)

浙江大学:

2003级 邱进春 第九届“中国古文献学奖学金”博士生二等奖

2002级 周玉瑶 第九届“中国古文献学奖学金”二等奖

2006年4月2002级 盛林忠 第九届“中国古文献学奖学金”三等奖

2006年4月2003级 来敏毓 第九届“中国古文献学奖学金”二等奖

2006年4月2003级 李月嬿 第九届“中国古文献学奖学金”三等奖

北京师范大学:

博士生 三等奖 史丽君

硕士生 二等奖 李吉光

博士生

二等奖:于淑健 南京师范大学,1965年生,现江苏经贸职业技术学院副教授,浙江大学博士后。

三等奖 程水龙 华东师范大学,1968年生,现中国计量学院副教授。

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研究生王雪玲获得博士生三等奖,硕士研究生李志杰获得硕士生三等奖。 王雪玲陕西师范大学,1965年生,现陕西师范大学硕导

南京大学:丁延峰,1963年10月生,男,山东聊城人,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博士生二等奖 第十届中国古文献学奖学金获奖名单

南京师范大学:周录祥 博士二等奖(一等奖空缺)

复旦大学:叶晔 博士二等奖(一等奖空缺)

华中师范大学:肖海燕 博士三等奖

陕西师范大学:2005级硕士研究生樊波获硕士奖学金一等奖;

2006级博士研究生陈玺获博士生二等奖

北京师范大学:2006级硕士研究生刘炳瑞硕士组二等奖

上海师范大学:2004级方姗本科生中唯一的最高奖一等奖

虞俊洁、王燕红、季文婷、季怡菁获得本科生三等奖

刘丽获得硕士生三等奖 第十一届中国古文献学奖学金获奖名单

北京大学:博士生陈文龙、硕士生聂溦萌获奖

北京师范大学: 博士生: 三等奖:袁敏 硕士生: 二等奖:王振华 三等奖:施贤明

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古籍所刘万华(导师曹旭)获博士生三等奖,李丽静(导师徐时仪)获硕士生二等奖,朱韵洁、顾毓敏获本科生二等奖,骆芸婷、黄丹艺、赵珏、邵琪恩获本科生三等奖

南京师范大学:博士生一项(苏芃),硕士生一项以及本科生五项。本科生获奖名单中,张沛林和张学谦同学获本科生二等奖,高中正、臧永杰、宋雨婷同学获三等奖。

华中师范大学:博士生涂耀威二等奖、硕士生陈冬冬二等奖

陕西师范大学:硕士生杨清虎二等奖

山东大学:硕士生宁莉莉三等奖

西北师范大学:硕士生王燕飞三等奖 博士生

一等奖

张文 北京大学

二等奖

鄢国盛 南开大学

汤志波 复旦大学

王华权 上海师范大学

李春桃 吉林大学

秦桦林 浙江大学

三等奖

马昕 北京大学

仇利萍 四川大学

施贤明 北京师范大学

赵庶洋 南京大学

和继全 西南大学

陈锦春 山东大学

杨勇军 华东师范大学

陈冬冬 华中师范大学

郭万青 南京师范大学

王宣标 中山大学

硕士生

一等奖

潘牧天 上海师范大学

二等奖

潘妍艳 北京大学

于洪涛 吉林大学

罗志 陕西师范大学

赵永磊 南开大学

李振聚 山东大学

潘超 浙江大学

张崇依 南京师范大学

三等奖

罗琴 北京师范大学

周敏 南京大学

赵成杰 东北师范大学

汪舒旋 四川大学

赵庆淼 南开大学

蔡燕梅 复旦大学

郭洪义 西南大学

瞿林江 南京师范大学

尉侯凯 华中师范大学 博士生

一等奖

郭桂坤 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

吴 柱 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献研究所

二等奖

都轶伦 北京大学中国古文献研究中心

王传龙 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古典文献专业

李开升 复旦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白军鹏 吉林大学古籍研究所

孙晓磊 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文献学系

黄沚清 浙江大学古籍研究所

三等奖

杜春雷 北京师范大学古籍与传统文化研究院

李轶伦 南京大学古典文献研究所

何 灿 山东大学古典文献研究所

贾灿灿 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张 卉 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李广宽 武汉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王燕飞 西北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马克冬 西南大学汉语言文献研究所

赵铁锌 中山大学中国古文献研究所

硕士生

一等奖

侯印国 南京大学古典文献研究所

虞思徵 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二等奖

韦胤宗 北京大学中国古文献研究中心

关鹏飞 北京师范大学古籍与传统文化研究院

林振岳 复旦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王晓娟 山东大学古典文献研究所

马 琛 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沈 畅 西北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三等奖

张 婷 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献研究所

赵 凯 吉林大学古籍研究所

杨大卫 暨南大学中国文化史籍研究所

刘 洋 南京大学古典文献研究所

郭超颖 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文献学系

张晓永 陕西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丁雅诵 武汉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谢 坤 西南大学汉语言文献研究所

周丹杰 中山大学中国古文献研究所

本科生

一等奖

王诗雨 北京大学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

董方奇 上海师范大学文化典籍系

二等奖

庞若愚 北京大学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

王 建 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文献学系

侯 婕 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文献学系

向晓露 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古典文献专业

胡晨光 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古典文献专业

张峥毅 上海师范大学文化典籍系

刘 佳 浙江大学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

三等奖

高虹飞 北京大学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

李凌云 北京大学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

翟迈云 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文献学系

张佳梅 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文献学系

王雨非 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文献学系

王思桐 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古典文献专业

高 星 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古典文献专业

石冰洁 上海师范大学文化典籍系

任建行 上海师范大学文化典籍系

胡晶晶 上海师范大学文化典籍系

戚圆圆 浙江大学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

林青荻 浙江大学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

壮族,旧称僮(zhuàng)族,是中国人口最多的一个少数民族,民族语言为壮语,属汉藏语系壮侗语族壮傣语支。

壮族源于先秦秦汉时期汉族史籍所记载的居住在岭南地区的“西瓯”、“骆越”等,在全国的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中均有壮族分布,主要聚居在南方,范围东起广东省连山壮族瑶族自治县,西至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北达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从江县,南抵北部湾。广西壮族自治区是壮族的主要分布区。

1965年10月12日,根据当时的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的提议,并征得壮族人民的同意,由国务院正式批准,把僮族的“僮”改为强壮的“壮”字。根据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统计,壮族总人口数为16926381人

壮族是南方地区的土著民族,秦汉以前处于独立发展的历史阶段,秦汉以后一直处于中央王朝的治理之下,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深受中央政府统治政策和汉族社会文化的影响,并且这种影响随着中央王朝统治力的逐步深入和汉族移入人口的增多而不断加强。由于受影响的地区差异性较大,新中国成立前壮族的社会政治制度和社会结构呈现出多样性的特点。

在汉壮杂居的壮族东部等地区,壮族社会发展受汉族的影响较大,与汉族处于相近的发展状态,其社会政治制度处于封建地主制度的发展阶段。而在壮族聚居的广西西部和云南文山州地区,唐宋以来主要处于壮族土官(土司)的统治之下,处于封建农奴制的发展阶段,其社会政治制度较为特殊。

土司制

土官(土司)辖区之内,土官掌握着全部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大权,并设置有权力机构进行统治。这些权力机构的设置因土司官职高低、辖地大小及经济实力的不同而有所不同。在那些辖地较大、社会经济发展较好的土州、土县,其土官衙门一般都设有文武职官。各土州、土县还设有监狱,由土官衙门管辖。

土官衙门之下,还分立区、段、亭、哨、都、路、屯、堡、坡、镇、甲、方等建置,有土目、甲目、哨正、保正、头人、总方等所谓外官,负责清查奸细,听理诉讼,组练壮丁,征收租税等工作。这些构成了土官地区的乡村权力系统。土官通过这些组织机构,将其势力深入到辖地内的各村各户,对人民实行统治。

明代中叶以后,土官(土司)制度日益显得落后腐朽,土官的统治也越来越残暴,他们不仅为封建中央王朝所不满,也为壮族人民所厌弃,“改土归流”成为历史的必然。经过清代前期至民国时期长达二百余年的改土归流,西部壮族地区终于全面摧毁了已经不能适应当地社会发展的封建农奴制度,地主经济获得了全面的发展。壮族的社会组织结构,近代以来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汉族文化影响的加深,发生了较大的变化。

宗族

壮族历来有聚族而居的习俗,古代壮族的大姓莫氏、黄氏、侬氏、韦氏、覃氏、罗氏、岑氏、蒙氏、闭氏、甘氏等,都是在原来氏族制基础上演变而成的,并长期聚族而居,所谓“举洞纯一姓者”是也。受到汉族文化的影响,一些壮族地区的宗族组织和宗族文化比较发达,建有祠堂,立有族规,并修有族谱。在同姓同族聚居的壮族村落中,三代以内的父系亲属称为房族,三代以外的称为门族或宗族,而房、门、宗族总称为家族。同宗族禁止通婚。宗族内部关系依靠族长、族产、祠堂、族规进行维系。族长一般由男性担任,一些地方是自然形成的,一些地方则由直系血缘的长子继承。族长的职责一般是管理宗祠和宗族的共同财产,组织和主持祭祀及其他公共活动,调解族人内部纠纷,主持家产继承和对外交涉等。20世纪50年代后,由于时代的影响,壮族地区的宗祠多已破废荒圮,有的改为他用,宗族活动逐渐减弱或停止,宗族势力对壮族村民生活的影响也日渐减弱,但近年来一些地区出现了宗族活动复起的趋势。

在宗族势力和宗族文化不发达的壮族地区,还有另一种形式的村社管理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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