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宋代的中国文学作品种类繁多，派别林立，随着社会发展变得非常繁盛。虽然唐朝早期能以诗被誉为中国文学的高峰，但宋代却能够以词创造另一个高峰。宋代文学人才辈出，有宋代议论先驱梅尧臣，大文豪苏轼，行为疯狂的米芾，首位著名女词人李清照等等。虽然词始于南梁，但到了宋代却大受欢迎，成了宋代文学的主要体裁。政治家范仲淹，理学家欧阳修，书法家黄庭坚，领军文人辛弃疾都是以词著名。

宋朝文学主要涵盖了宋代的词、诗、散文、话本小说、戏曲剧本等等，其中词的创作成就最高，诗、散文次之，话本小说又次之。宋朝的文学作品在北宋初期禀承了晚唐风格，用词浮艳，常作唱和酬答之用。随着王禹偁关注民生，朝廷又偏重儒学，文学作家开始注重儒家说教功能，但成就不高。直到欧阳修带起的第二次古文运动，文人才以平实的语言来创作，加上内容多反映生活时弊，雅俗共赏，文学创作进入了高峰期。当时的各种文体，互相影响，有破有立，而且派别林立，题材众多，并受到儒释道的影响，文坛有长足的发展。话本小说与戏曲就在这个时期不断冒起。南宋偏安江南后，文人多以作品抒发爱国情怀。可是南宋末期出现因循风气，结束了宋朝文学的发展道路。

宋朝是一个诗歌的国度。宋朝诗歌是一个巨大的宝库。里面有各个方面的知识财富。但这个宝库，我们认知开发的极少。宋朝的诗歌是唐朝诗歌的延续、再发展与突破。宋朝的诗人更广泛、诗篇更丰富。诗歌的种类、形式在宋朝达到丰富。宋诗创作数量空前丰盛。北京大学正在编纂《全宋诗》，据初步统计所收作者不下九千人，为《全唐诗》的四倍。《全宋词》辑录，共收词人一千三百余家，词章近两万首。孔凡礼《全宋词补辑》，又增收词人百家，词作四百多篇 。

宋代多高产诗人，陆游自谓“六十年间万首诗”。陆游现留存诗篇九千三百多首。杨万里写过两万多首。但只留存的一小部分。南宋四大家之一的尤袤留下的诗篇就更少了。那么多伟大的诗人写了那么多首诗歌，我们更多的人只能有机会读到他们几首诗，可以说连皮毛都没接触，别说体会他们的精骨了。宋诗反映社会视野较前有所拓展，切入生活力度有所深化。宋与唐的时代气象与氛围不同，诗家又勇于创新，因而形成与“唐音”殊异的“宋调”。宋词作为新兴的合乐诗体，既可传诵于文士案头，又能流播于乐人歌喉，强化了它的娱乐性和传播力，拥有众多接受群体 。 词是曲子词之简称，它承袭汉魏乐府，受到外来音乐影响，是一种既可合乐歌唱又有独特体制的诗歌体。词本来可以配合音乐，譬如苏轼的《东坡乐府》、姜夔词集《白石道人歌曲》、柳永词集《乐章集》、黄山谷的《山谷琴趣外编》。词的产生不迟于唐代。唐代的音乐分为雅乐、清乐、宴乐。雅乐是指《诗经》所配的音乐，先有诗才有音乐。清乐则是六朝乐府诗所配的音乐。宴乐则从西域传入中国，以琵琶四弦的二十八调为主，表达力强，词就是配合宴乐来创作。到了宋代，词人便根据乐曲的旋律和节奏求填上歌词。

自从中唐废除租庸调，以缴纳货币来取代，促使南北贸易发达，非地主的势力大增，导致中上阶层广泛追求豪华欢乐、奢侈享受。随着政治中心不断南移，南方新都市陆续兴起。官场新贵带来了新生活型态，促进了休闲娱乐的发展，舞台、歌榭、艺场、伎坊大量涌现。这样歌妓成为宋词传播与发展的媒介。

宋词发展蓬勃，收录在《全宋词》中的词人多达一千三百多家，作品有一万九千九百余首。另外，宋代词人别集大量出现，譬如柳永的《乐章集》、苏轼的《东坡乐府》、秦观的《淮海词》、周邦彦的《清真集》、辛弃疾的《稼轩词》、姜夔的《白石首人歌曲》。这些别集都因为宋朝成熟的刻印技术得到广泛的传播，增强了文学创作上的交流。

随着宋王朝采用重文抑武，国家长期处于积弱的地位。另一方面，思想上呈现出儒、释、道三家合流的趋向。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宋词在题材、手法、风格经历了一个转型的过程。北宋前期，主要词人有晏殊父子、欧阳修、范仲淹、柳永等人。其中，晏殊、欧阳修带领着第二次古文运动，扫除深奥难明的词汇，以自然流畅语言来创作，说理畅达。他们禀承南唐柔软绮丽词风，抒情委婉。范仲淹突破了晏、欧风格，豪放悲壮，柳永则自创新调，以长调慢词代替小令，加入草根格调。北宋中期，最主要的词人是苏轼。他以诗为词，打破了词体的题材的局限，在婉约词家之外另立豪放一派，南宋的爱国词派与辛派词人也受到他的影响。北宋后期，主要词人有秦观、黄庭坚、贺铸、周邦彦等。周邦彦被推崇为“集大成者”，因为他注重音律，风格醇雅，章法缜密，用词精丽，造就了后来的格律词派。

南宋前期，主要词人有张元干、张孝祥、朱敦儒、李清照等。当面对国难的时候，他们除了保持苏轼的豪放词风，还注入了鲜明的时代特色，内容多为慷慨悲壮、沉郁苍凉。词坛中比较突出的是女词人李清照，其词化俗为雅，清婉疏淡，语言功力甚深，风格自然清新。南宋中期，主要词人则有辛弃疾、陈亮、刘过、姜夔等。辛弃疾开创了爱国词派，以散文为词，突破了词体，增加了艺术的表现；而且题材广泛，内容丰富，以报国与失意为主调；时而沉郁、时而明快，但仍以豪放为主，成为稼轩体。姜夔精通音律，能自行度曲，格律谨严，风格清空，意境幽冷，脱离了江西派，别竖一格。南宋后期，词坛出现了两大流派。一派是稼轩派，主要人物有刘克庄、刘辰翁、文天祥等，作品情调沉痛悲郁，豪迈粗犷。另一派是白石派，重要词家有吴文英、周密、王沂孙、张炎等，他们以姜夔为正统，重视音律技巧，内容凄凉哀怨。

著名词人

①晏殊

晏殊一生得意，他的作品多是娱宾遣兴之作，有的描写男欢女爱，有的是抒写离情别恨，内容较为贫弱，但他摆脱花间派的脂粉气息，改以温润秀洁的方式写男女恋情，以雍容典雅的手法写富贵气象，以精炼语言捕捉刹那光景，而且融入一些哲理体悟，展现深邃的内心世界与士大夫的气象，显示了由注重音律转向注重士大夫哲理的转化。晏殊传世的作品有《珠玉词》、《浣溪沙》（一曲新词酒一杯）、《蝶恋花》（槛菊愁 烟兰泣露）、《破阵子》（燕子来时新社）。

②欧阳修

欧阳修与晏殊并称“晏欧”。他的词也大多写男女情事、相思离别，处处表现出作者风流蕴藉的一面。但是欧阳也突破了传统创作的范围，以词歌咏自然风光，如《采桑子》十首，以清新笔触描绘颍州西湖；他也以词抒发个人潇洒放达的情怀，如《朝中措》（平山栏槛倚晴空）；他还向民歌学习，创作了两套分咏十二月节气的《渔家傲》“鼓子词”。其他作品更表明志向，有《六一词》、《醉翁琴趣外编》等等。

他摒弃了花间词派的浮华之气，词风十分清丽，往往以豪迈的风格抒发深远沉郁的意像，情真意浓。他常利用外在的景物描写内心，非常细致地展现情感世界，层次多变，手法曲折，意味深长。欧阳修还能吸收通俗生动的口语，以俗为雅，改变了审美标准。他的代表词作有《踏莎行》（候馆梅残）、《蝶恋花》（庭院深深深几许）、《采桑子》（群芳过后西湖好）等等。 宋诗方面则受到唐诗的巨大影响，北宋初期，主要沿袭中晚唐诗风余韵，大致可归为三体。最初是效法白居易诗风的白体诗，主要诗人是李昉、徐铉、王禹偁等，其中王禹偁特别关注民生疾苦，风格通俗，暗示了宋诗发展的新方向。白体诗后，流行了以贾岛、姚合为正统的晚唐体，主要诗人有林逋、潘阆、寇准等。除了白体和晚唐体，另一派就是推崇李商隐的西昆体，代表人物有杨亿、刘筠、钱惟演，西昆体注重采用典故，风格雍容华贵，可是缺乏思想内容，不能反映时代精神。北宋中期，随着第二次古文运动，欧阳修、王安石、苏轼等开创了宋诗的新局面。他们既扫除了西昆体绮丽浮艳的习风，又确立了宋诗散文化和议论化的标准。随后有王安石、苏轼等人和应。王安石的早期作品注重民生，精于议论，晚年则讲求技巧，诗律精严。苏轼作品题材丰富，风格多样，大大开拓了宋诗境界。北宋后期，主要诗人有苏门四学士和陈师道，他们虽然继承苏轼诗风，但审美方面却趋向分流。其中黄庭坚与陈师道对后来的江西诗派产生了重大影响。

南宋前期，江西诗派形成并壮大，代表人物有陈与义、吕本中等，但墨守成规，创作不足，南渡以后诗风才渐渐改变。南宋中期，诗坛出现“中兴四大家”－杨万里、范成大、尤袤和陆游。其中陆游是南宋最为杰出的诗人，他取材广泛，诗风悲壮，意境宏大，不拘一格。江西诗派逐步淡出了诗坛后，出现了反对江西诗派、取经晚唐的永嘉四灵与江湖诗派。永嘉四灵专攻五律，取材狭窄，雕琢琐碎。江湖诗派格局较四灵更为开阔，题材也更为广泛，整体风格偏重细巧，未脱晚唐旧习。

白体诗

白体诗是指宋初的一批诗人模仿白居易所作的诗。宋初朝廷善待文人，提倡酬唱，促使馆阁唱酬成风，并且汇编许多唱酬诗集，如《二李唱和集》、《禁林宴会集》、《翰林酬唱集》等等。这些诗人模仿白居易与元稹、刘禹锡等人互相唱和的近体诗，集中描写闲适生活，言词浅白，手法清雅，显然与五代诗风一脉相承。[5]

当初王禹偁也被宋人当作白体诗人。可是，他的诗风与李昉、徐铉的风格有异。虽然他自小学习白体诗，又多写唱和诗，但他更重视白居易的讽谕诗。当他居住在商州时，他学习了白居易新乐府诗的创作精神，利用自己作品来反映社会现实。充满关心疾苦的诗篇有《畲田词》、《秋霖二首》、《乌啄疮驴歌》等。《感流亡》的“老翁与病妪，头鬓皆皤然。呱呱三儿泣，惸惸一夫鳏”描写感染疾病的不幸，“襁负且乞丐，冻馁复险艰。惟愁大雨雪，僵死山谷间”以对他们深表同情。其中他联想到自己：“我闻斯人语，倚户独长叹：尔为流亡客，我为冗散官。”，来表达自己的同理心，可见有别于无病呻吟之作。[5]

与白居易的创作历程相反，王禹偁早年多写闲适诗，而晚年多写讽谕诗。他自编的《小畜集》就是收录讽谕诗，表现出自省意识，摆脱了白体诗人的群体，慢慢进而学习杜甫风格。总的来说，王禹偁的诗浅白流畅，语言自然，情感含蓄，优雅古朴，别树一帜。[5]

晚唐体

晚唐体本来是指唐末年诗歌体裁，以七绝五律为主。[6]到了宋代则以贾岛、姚合为正统。它的特色主要在苦吟锻炼和造语成就，不用典故，以景咏物，以清深闲雅为高，以清浅纤微为下品。[6]主要诗人有宋初九僧、林逋、潘阆、寇准等。[5]

根据司马光《温公续诗话》，宋初九僧是指剑南希昼，金华保暹，南越文兆，天台行肇，沃州简长，青城惟凤，淮南惠崇，江南宇昭，峨眉怀古，九名僧人。根据《宋诗纪事》内的《惟凤诗序》，知道这“九僧”各自生活不同地方，没有地域性。他们的作品被编辑成《九僧诗集》，因而得名。传世中的《九僧诗集》继承了反复推敲的苦吟精神，内容多为描写幽静的山林景色和隐逸生活，形式上侧重五律，作品中常有佳句，例如“虫迹穿幽穴，苔痕接断楼”，“磬断危杉月，灯残古塔霜”，“马放降来地，雕盘战后云”，“春生桂岭外，人在海门西”。[5] 在散文方面，著名代表有唐宋八大家中，宋代占了六位，包括欧阳修、苏洵、苏轼、苏辙、王安石、曾巩。他们各有风格，构成了宋朝散文的繁荣景像。其特色在于，内容写实，大部分是论政与论道的作品，当中带有忧患意识；风格平易自然；艺术表现手法，多以古论今，是结合实用与艺术的作品。宋初的作家多擅长骈体，以五代浮艳风格为特色。首先反对浮艳风格的是柳开，他矫正文弊，提倡恢复古文，推崇韩愈和柳宗元的作品，强调结合文统和道统，但他的创作辞涩言苦，缺乏艺术色彩。王禹偁则能够把理论和实践并重，力排浮华艰涩文风，利用文学作品反映民生与时弊。于是他们成为第二次古文运动的先驱。其后西昆体兴起，此派作家皆宗法李商隐的“四六”文，讲求辞采声韵，宏博典雅，浮靡文风再度泛滥。穆修、范仲淹、石介、尹洙等人猛烈抨击西昆体的弊病。直到欧阳修才真正彻底清扫浮靡风气，以精练语言，确立平易轻快的风格。曾巩文简古朴，王安石议论精警，苏洵能策善论，苏辙深醇温粹，苏轼更是贯通古今，挥洒自如，对北宋后期的作家影响深远。南宋散文发扬了北宋传统，胡铨、李纲、陈亮、陆游、辛弃疾等人的作品，强烈地展现现实主义和爱国精神。南宋末年，文天祥、谢翱等人的作品，充满了民族气节。最后以悲壮雄劲的高潮结束了两宋散文的历程。

著名散文作家

①王禹偁

王禹偁为宋代散文理论和新文风奠定了基础。当初他对五代的浮华文风十分不满，主张以韩愈和柳宗元为榜样。他强调古文要“传道明心”。可是他所指的“道”并非柳开所讲的儒家道统之“道”，而是指民生和时弊，而他所谓的“心”只是指自己对政治的见解和内心感受。他还要求文章平易畅达，反对用词艰涩。因此，他的散文平易近人，风格古雅简淡，自然明快，艺术性较高，而且处处反映现实和社会，鲜明地体现儒学和注重教化的思想，既能直陈时弊，发表政见，又表达坎坷命途，内容非常充实，紧紧地结合了古文与时政。他禀承了韩愈、柳宗元、欧阳修、苏轼，无论从理论与实践都为第二次古文运动做了榜样。王禹偁的著名作品有《待漏院记》，当中以生动语言描写有贤德的、奸恶的、没才干的宰相在上朝前的心态，既有赞扬又有指责，有义正严词，却又带点讽刺，手法非常突出。在《唐河店妪传》，王禹偁写边境老妇以自己的机智扑杀外敌，后来议论边防政务，制定策略，切中时弊。在《黄州新建小竹楼记》中，结合骈文散文，既保留古文的流畅，骈体的对称，铿锵的音调，更描写出贬谪生涯的感慨。[8]可见，王禹偁独树一帜，为后来的诗文改革开辟了一条广阔的道路。

②范仲淹

范仲淹曾大力推动“庆历新政”和诗文革新运动。他以政治改革的立场上反对西昆体，要求文章内容要反映实际利于教化，情感要激昂，语言要浅白。他的政论文透彻精辟，逻辑严谨，而其他作品都能寄景言情，结合叙事议论，风格清新。著名作品有《范文正公文集》、《岳阳楼记》、《桐庐郡严先生祠堂记》。 话本是表演说话艺人的讲稿。 说话源自隋唐时讲历史故事与变文的通俗文学。话本里有话、诗、词、评，是用白话写成的小说或者“市人小说” 。由于宋朝工商业繁荣，市民对娱乐的需求增加，造就了大量的听众，促使说话流行。根据周密的《武林旧事》，宋代话本可分为下列四家，说小说的有52人，讲历史的有23人，说经的有17人，说合生的只1人。四家之中，以小说及讲历史的最为普遍。小说又叫银字儿，内容以灵怪、传奇、公案为主。讲史的只说不唱，只讲述一些历史故事。说经是由唐朝俗讲演变而来，内容以宗教故事为主。 话本以诗词作为故事的引子与总结，中间用韵文加以渲染，在引人入胜的地方分回断开，奠定了元明清的短篇小说、长篇小说的基本模式。譬如《大宋宣和遗事》就是后来《水浒传》的蓝本 ，而《大唐三藏取经诗话》为《西游记》提供了创作的根据。

《典籍里的中国》拍摄的目的是让更多的年轻人关注中国历史。

我始终认为什么时候中国的文化产业不在整天盯着四书五经，四大名著，唐诗宋词搞来搞去才是真正的成长，老祖宗的东西固然好，但不免有股旧时代的腐味。新时代的中国文化产业，如果依旧一味沉醉在老祖宗的东西里无法自拔，再把古时的东西拿出来嚼烂了也只不过是茴的四种写法，再多也是无用。

相比每天拿着所谓的传统文化消费来消费去，既然怀念古代，那也没见到谁愿意过和古代人一模一样的生活，这么歌颂古代，也不见得守孝三年，沐浴更衣。

各位媒体，还是找找有什么新东西可以拿出来搞搞吧，中国文化绝对不仅仅是形式上的那几本古籍，那几件古董，那几首古诗词。找找中国文化真正的家国情怀，真正的处世哲学来挖挖吧。

看来我是被批判的最惨的啊，原因就是我不喜欢这个节目。

所以在你眼里，只要是传统就是优秀的是吗？

只要是古人的就是智慧是吗？

三纲五常，天圆地方这些都是古人的“智慧”啊。

如果古人的一切都是正确的，为什么我们还要用新文化运动去推翻呢？

古代典籍千千万万，你就能证明古籍里的东西都适合现代社会吗？

所谓的创新就是把古籍里的故事在电视上演一遍吗？

你们在乎过真正的中华文明的内核其实是鲁迅先生所说的国民性吗？

你们不知道，你们只觉得中国文化那些代表古代贵族文化的士大夫写的酸臭文章。

看看你们脚下的土地吧！

中华文化之所以千年不断，不是这几部古籍的功劳。功劳属于在这片大地上留下汗水，留下鲜血的万千普通百姓。

因为鲁迅是最彻底的发扬中国民族文化本来精神的人物,说他是民族魂,半点没有错。

从表面上看，似乎鲁迅确实是一个对中国文化进行全盘否定的人，翻开鲁迅全集，鲁迅痛诋中国文化的言辞随处可见。但如果一个人真能够把鲁迅全集仔细读个五六遍，就可以发现事实并非如有些人所表面想象的那样，甚至可能正好相反

问题的关键在于究竟什么才是中国的文化

在有些人的理解中中国的文化只有丑陋肮脏的孔孟之道,只有那种儒家的奴才文化。所以鲁迅对孔孟之道的抨击，鲁迅对吃人文化的抨击就成了鲁迅对中国文化彻底否定的证据

但事实上，墨子就不是中国的文化么他比孔子伟大的多！韩非子就不是中国的文化么庄子就不是中国的文化么同样抨击孔孟的汉朝的唯物主义者王充就不是中国的文化么明朝公然提倡人要自私的李贽就不是中国的文化么提出君为天下之大害的黄宗羲就不是中国的文化么？

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在满清统治下就阉割成孔子的奴才文化，才是真正令人痛心,，而鲁迅对这种被阉割过的中国文化的抨击恰恰是对中国文化的拯救而不是摧毁

中国自先秦开始的文化一直是提倡海纳百川,有容乃大,而不是排斥异己,闭关自守,中国一向是善于从别的民族吸取有价值的东西然后经过改造融入自己文化的血脉,而不是象满清那样封闭僵化

佛教本来是印度的，但到了中国,经过改造就成了中国文化的一部分,唐玄奘西天取经,舍身求法的故事一直被中国人传诵，到了明朝，更是被写成西游记,难道说这不是中国的文化

中国文化一向是开放的，而不是封闭的,而有些人硬要把被满清阉割后那种封闭的奴才文化当成是中国文化本身,把对这种文化的抨击当成是对中国文化的污蔑，实在是和满清的思维和民国时期的某些鼓吹孔孟之道的军阀一鼻孔出气

鲁迅所抨击的中国文化也正是被满清和其走狗和其后继者所阉割后的奴才文化，吃人文化，侍奉主子的文化，而在内心深处，鲁迅对中国文化的赤子之心从来也没有改变过，他的中国文化功底几乎是所有参与新文化运动的学者中最扎实最深厚的，如果说他真是厌恶和鄙视中国文化，那还会如此么？

其实要了解鲁迅的思想，《文化偏至论》是必须要仔细读的，《文化偏至论》中的核心思想终鲁迅一生也没有改变

鲁迅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编的收入有《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说》的文集《坟》的题记中说“这样生涩的东西，倘是别人的，我恐怕不免要劝他“割爱”，但自己却总还想将这存留下来，而且也并不“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非”④，愈老就愈进步。”

明确的说他自己并不“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非”，也就是依然认为里面表达的观点是正确的

那么鲁迅在文化偏至论中究竟表达的是什么观点呢？

“中国既以自尊大昭闻天下，善诋諆者，或谓之顽固；且将抱守残阙，以底于灭亡。近世人士，稍稍耳新学之语，则亦引以为愧，翻然思变，言非同西方之理弗道，事非合西方之术弗行，挖击旧物，惟恐不力，曰将以革前缪而图富强也。间尝论之：昔者帝轩辕氏之戡蚩尤②而定居于华土也，典章文物，于以权舆，有苗裔之繁衍于兹，则更改张皇，益臻美大。其蠢蠢于四方者，胥蕞尔小蛮夷耳，厥种之所创成，无一足为中国法，是故化成发达，咸出于己而无取乎人。降及周秦，西方有希腊罗马起，艺文思理，灿然可观，顾以道路之艰，波涛之恶，交通梗塞，未能择其善者以为师资。洎元明时，虽有一二景教父师③，以教理暨历算质学于中国，而其道非盛。故迄于海禁既开，皙人踵至④之顷，中国之在天下，见夫四夷之则效上国，革面来宾者有之；或野心怒发，狡焉思逞者有之；若其文化昭明，诚足以相上下者，盖未之有也。屹然出中央而无校雠⑤，则其益自尊大，宝自有而傲睨万物，固人情所宜然，亦非甚背于理极者矣”

这段话的意思就是中国文明自古发达，自尊自大傲睨万物，也是理之常情

他质疑“后有学于殊域者，近不知中国之情，远复不察欧美之实，以所拾尘芥，罗列人前，谓钩爪锯牙，为国家首事，又引文明之语，用以自文，征印度波兰⑦，作之前鉴。夫以力角盈绌者，于文野亦何关？远之则罗马之于东西戈尔⑧，迩之则中国之于蒙古女真，此程度之离距为何如，决之不待智者。然其胜负之数，果奈何矣？

他抨击

“ 顾若而人者，当其号召张皇，盖蔑弗托近世文明为后盾，有佛戾⒁其说者起，辄谥之曰野人，谓为辱国害群，罪当甚于流放。”

而提出问题“第不知彼所谓文明者，将已立准则，慎施去取，指善美而可行诸中国之文明乎，抑成事旧章，咸弃捐不顾，独指西方文化而为言乎？

最后鲁迅得出的结论是“

明哲之士，必洞达世界之大势，权衡校量，去其偏颇，得其神明，施之国中，翕合无间。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取今复古，别立新宗，人生意义，致之深邃，则国人之自觉至，个性张，沙聚之邦，由是转为人国。人国既建，乃始雄厉无前，屹然独见于天下，更何有于肤浅凡庸之事物哉？顾今者翻然思变，历岁已多，青年之所思惟，大都归罪恶于古之文物，甚或斥言文为蛮野，鄙思想为简陋，风发浡起，皇皇焉欲进欧西之物而代之，而于适所言十九世纪末之思潮，乃漠然不一措意。凡所张主，惟质为多，取其质犹可也，更按其实，则又质之至伪而偏，无所可用。虽不为将来立计，仅图救今日之阽危，而其术其心，违戾亦已甚矣。况乎凡造言任事者，又复有假改革公名，而阴以遂其私欲者哉？今敢问号称志士者曰，将以富有为文明欤，则犹太遗黎，性长居积，欧人之善贾者，莫与比伦，然其民之遭遇何如矣？将以路矿为文明欤，则五十年来非澳二洲，莫不兴铁路矿事，顾此二洲土著之文化何如矣？将以众治为文明欤，则西班牙波陀牙(48)二国，立宪且久，顾其国之情状又何如矣？若曰惟物质为文化之基也，则列机括(49)，陈粮食，遂足以雄长天下欤？曰惟多数得是非之正也，则以一人与众禺处，其亦将木居而�食欤(50)？此虽妇竖，必否之矣。然欧美之强，莫不以是炫天下者，则根柢在人，而此特现象之末，本原深而难见，荣华昭而易识也。是故将生存两间，角逐列国是务，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若其道术，乃必尊个性而张精神。假不如是，槁丧且不俟夫一世。夫中国在昔，本尚物质而疾天才矣，先王之泽，日以殄绝，逮蒙外力，乃退然不可自存。而辁才小慧之徒，则又号召张皇，重杀之以物质而囿之以多数，个人之性，剥夺无余。往者为本体自发之偏枯，今则获以交通传来之新疫，二患交伐，而中国之沉沦遂以益速矣。呜呼，眷念方来，亦已焉哉！“

显然鲁迅希望的是中国“弗失固有之血脉，取今复古，别立新宗，人生意义，致之深邃，则国人之自觉至，个性张，沙聚之邦，由是转为人国。人国既建，乃始雄厉无前，屹然独见于天下”

而把那些对中国固有文化全盘否定，主张全盘照搬西方文化的人称为辁才小慧之徒，至伪而偏。

那么为什么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及以后一段时期，鲁迅却反而自己也开始了对中国文化的全盘否定彻底抨击呢？

鲁迅之所以对一段时期内中国文化进行全面的否定，彻底的抨击，更主要的还是愤激于中国文化被那些统治者，满清走狗，军阀用来作为维护他们僵化丑恶统治的工具，中国文化已经根本被这些人所玷污，所以他才毫不留情，对所谓的中国的文化进行的全面抨击，而他所抨击的也正如我前面所说是“被满清和其走狗和其后继者所阉割后的奴才文化，吃人文化，侍奉主子的文化”

要理解鲁迅这种似乎表里不一，前后矛盾的言论，可以看一下鲁迅写《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这篇文章中他说

“所以古代有许多人受了很大的冤枉。例如嵇阮的罪名，一向说他们毁坏礼教。但据我个人的意见，这判断是错的。魏晋时代，崇尚礼教的看来似乎很不错，而实在是毁坏礼教，不信礼教的。表面上毁坏礼教者，实则倒是承认礼教，太相信礼教。因为魏晋时代所谓崇尚礼教，是用以自利，那崇奉也不过偶然崇奉，如曹操杀孔融，司马懿杀嵇康，都是因为他们和不孝有关，但实在曹操司马懿何尝是著名的孝子，不过将这个名义，加罪于反对自己的人罢了。于是老实人以为如此利用，亵渎了礼教，不平之极，无计可施，激而变成不谈礼教，不信礼教，甚至于反对礼教。－－但其实不过是态度，至于他们的本心，恐怕倒是相信礼教，当作宝贝，比曹操司马懿们要迂执得多。现在说一个容易明白的比喻罢，譬如有一个军阀，在北方－－在广东的人所谓北方和我常说的北方的界限有些不同，我常称山东山西直栗河南之类为北方－－那军阀从前是压迫民党的，后来北伐军势力一大，他便挂起青天白日旗，说自己已经信仰三民主义了，是总理的信徒。这样还不够，他还要做总理的纪念周。这时候，真的三民主义的信徒，去呢，不去呢？不去，他那里就可以说你反对三民主义，定罪，杀人。但既然在他的势力之下，没有别法，真的总理的信徒，倒会不谈三民主义，或者听人假惺惺的谈起来就皱眉，好象反对三民主义模样。所以我想，魏晋时所谓反对礼教的人，有许多大约也如此。他们倒是迂夫子，将礼教当作宝贝看待的。”

这段话鲁迅说的是古人，其实也在说他自己，我们完全可以代入一下，来说鲁迅自己

“鲁迅的罪名，一向说他鼓吹取消中国文化。但据我个人的意见，这判断是错的。满清时代以及民国时代，崇尚中国文化的看来似乎很不错，而实在是毁坏中国文化，不信中国文化的。表面上毁坏中国文化者，实则倒是承认中国文化，太相信中国文化。因为满清时代所谓崇尚中国文化，是用以自利，那崇奉也不过偶然崇奉，如康熙雍正乾隆制造文字狱，清末镇压太平天国，其中一部份都是打着维护中国的文化伦理纲常为旗号，但实在满清何尝特别厚爱中国文化，不过是把中国文化阉割成奴才侍奉主子的文化，阉割成吃人文化，然后加罪于反对自己的人罢了。于是老实人以为如此利用，亵渎了中国文化，不平之极，无计可施，激而变成不谈中国文化，不信中国文化，甚至于反对中国文化。－－但其实不过是态度，至于他们的本心，恐怕倒是相信中国文化，当作宝贝，比满清的走狗和遗民们要迂执得多”

当然从另一方面说鲁迅也是痛心于“中国一向就少有失败的英雄，少有韧性的反抗，少有敢单身鏖战的武人，少有敢抚哭叛徒的吊客；见胜兆则纷纷聚集，见败兆则纷纷逃亡。战具比我们精利的欧美人，战具未必比我们精利的匈奴蒙古满洲人，都如入无人之境。“土崩瓦解”这四个字，真是形容得有自知之明。”

出于这样的缘故，他对中国国民性的抨击，与其说是对中国文化的痛恨，还不如说是他从骨子里散发出来对中国的热爱，如果没有这种热爱，那早就麻木不仁了，还会痛心于“战具比我们精利的欧美人，战具未必比我们精利的匈奴蒙古满洲人，都如入无人之境”吗？

至于中国文化对待鲁迅的真正的影响，鲁迅对待中国的文化的态度，其实还是可以在鲁迅一些文章的字里行间以及他的一些小说中到蛛丝马迹的

比如鲁迅在《写在<坟>后面》一文中说他自己

“就是思想上，也何尝不中些庄周韩非〔4〕的毒，时而很随便，时而很峻急。孔孟的书我读得最早，最熟，然而倒似乎和我不相干。”

被许多人看成是中国文化的代表的孔孟，在鲁迅看来，恰恰和他是不相干的，而庄周韩非的影响对他反而要大的多，尽管鲁迅这里所说的影响是消极的影响，但也可以看出鲁迅心目中的中国文化究竟是什么了？总之绝对不是和他不相干的孔孟。

而且中国文化对待鲁迅全是消极影响么，肯定也不是，至少墨子和大禹始终是鲁迅推崇的中国古人，在任何地方，你都不会看见鲁迅对这两个人有过任何不敬之辞，相反任何对这两个人的亵渎之辞，鲁迅几乎都是马上奋袂而起进行反驳和攻击的

鲁迅非常崇敬的古人不多,但大禹肯定在其中,墨子也肯定在其中，在鲁迅看来，正是大禹墨子这样的人物是中国民族的脊梁,才是真正中国文化的代表，他对孔孟的猛烈抨击，并不是否定中国的民族文化本身，恰恰是还原中国民族文化的本来面目,中国的文化本来经过满清的阉割已经彻底论为一种奴才文化，而鲁迅的作用正是彻底摧毁被满清阉割后的奴才文化，而还原中国文化真正的面目,他赞颂的是中国有骨气的人物,赞颂的是那些硬骨头的人物,鲁迅对方孝孺,对那些中国历史中宁折不弯的人物一向是赞颂有加,即便这些人的思想他并不接受,而对满清篡改古籍,使人们觉得中国历史上似乎都是些没有骨气的人的行经深恶痛绝

鲁迅在《病后杂谈之余——关于“舒愤懑”》一文中说

“但俞正燮的歌颂清朝功德，却不能不说是当然的事。他生于乾隆四十年，到他壮年以至晚年的时候，·文·字·狱·的·血·迹·已·经·消·失，满洲人的凶焰已经缓和，·愚·民·政·策·早·已·集·了·大·成，·剩·下·的·就·

只·有“·功·德”·了。那时的禁书，我想他都未必看见。现在不说别的，单看雍正乾隆两朝的对于中国人著作的手段，就足够令人惊心动魄。·全·毁，·抽·毁，·剜·去·之·类·也·且·不·说，最阴险的是删改了古书的内容。乾隆朝的纂修《四库全书》，是许多人颂为一代之盛业的，但他们却不但捣乱了古书的格式，还修改了古人的文章；不但藏之内廷，还颁之文风较盛之处，使天下士子阅读·永·不·会·觉·得·我·们·中·国·的·作·者·里·面，·也·曾·经·有·过·很·有·些·骨·气·的·人。（这两句，奉官命改为“永远看不出底细

来。”

“清朝不惟自掩其凶残，还要替金人来掩饰他们的凶残。据此一条，可见俞正燮入金朝于仁君之列，是不确的了，他们不过是一扫宋朝的主奴之分，一律都作为奴隶，而自己则是主子。“

很显然鲁迅所批判的，所攻击的就是被满清阉割凌迟后的中国文化，他所做的恰恰是恢复中国文化之本来面目

。

认为鲁迅是民族虚无主义的人可以去了解一下鲁迅对顾颉刚的态度，鲁迅为什么如此敌视顾颉刚,恰恰就是因为顾颉刚考证什么大禹是一条虫的民族虚无主义的态度触怒了他

其实能够真正比较全面的反映鲁迅心中的中国文化的是《故事新编》

《故事新编》一书能最充分的说明鲁迅对待中国文化的态度,故事新编中的故事都是古人的故事，而这些人才是鲁迅真正所认可的中国文化,

鲁迅在《理水》中就对说禹是一条虫的说法进行了辛辣讽刺

“

“禹来治水，一定不成功，如果他是鲧的儿子的话，”一个拿拄杖的学者说。“我曾经搜集了许多王公大臣和豪富人家的家谱，很下过一番研究工夫，得到一个结论：阔人的子孙都是阔人，坏人的子孙都是坏人——这就叫作‘遗传’。所以，鲧不成功，他的儿子禹一定

也不会成功，因为愚人是生不出聪明人来的！”

“这这些些都是费话，”又一个学者吃吃的说，立刻把鼻尖胀得通红。“你们是受了谣言的骗的。其实并没有所谓禹，‘禹’是一条虫，虫虫会治水的吗？我看鲧也没有的，鲧’是一条鱼，鱼鱼会治水水水的吗？”他说到这里，把两脚一蹬，显得非常用劲“

其实《故事新编》很有意思，《采薇》说的是叔齐,伯夷,抛开这两个人迂腐的思想不说，鲁迅所歌颂的正是这两个人不苟且，不敷衍，宁可为自己信念而死,也决不自欺欺人的偷生,而讽刺的是他结尾说的那样一些人“听到这故事的人们，临末都深深的叹一口气，不知怎的，连自己的肩膀也觉得轻松不少了。即使有时还会想起伯夷叔齐来，但恍恍忽忽，好像看见他们蹲在石壁下，正在张开白胡子的大口，拚命的吃鹿肉。“

《铸剑》歌颂的是中国自古就有的刺客反抗独夫暴君的传统文化，这个故事基本内核完全是忠实按照古书里的故事,但里面鲁迅自己编写的歌倒是起了点题的作用

哈哈爱兮爱乎爱乎！

爱兮血兮兮谁乎独无。

民萌冥行兮一夫壶卢。

彼用百头颅，千头颅兮用万头颅！

我用一头颅兮而无万夫。

爱一头颅兮血乎呜呼！

血乎呜呼兮呜呼阿呼，

（“民萌”在鲁迅全集里似乎没有注释，但我记得这个词应该是出自墨子吧，似乎意思是说君主和人民的关系，君主是人民和他订下契约，让他来治理好国家的，如果这个君主不行，那就应该换一个人来，似乎是墨子里用来给君下定义的时候出现的概念，但是好象其他地方也有这个词语，用google搜索一下发现贾谊有过解释

“夫民之为言也，暝也；萌之为言也，盲也。故惟上之所扶而以之，民无不化也。故曰：民萌。民萌哉，直言其意而为之名也。夫民者，贤、不肖之材也，贤、不肖皆具焉。故贤人得焉，不肖者伏焉；技能输焉，忠信饰焉。故民者积愚也。（《大政》）”）

这种中国文化中的反抗的精神和复仇的精神，鲁迅在《女吊》中则更加明确的提出来

“大概是明末的王思任说的罢：‘会稽乃报仇雪耻之乡，非藏垢纳污之地！’这对于我们绍兴人很有光彩，我也很喜欢听到，或引用这两句话。”（王思任（1574—1646）字季重，浙江山阴（今绍兴）人，明末官九江佥事。弘光元年（1645）清兵破南京，明朝宰相马士英逃往浙江，王思任在骂他的信中说：“叛兵至则束手无措，强敌来则缩颈先逃……且欲求奔吾越；夫越乃报仇雪耻之国，非藏垢纳污之地也。”鲁王监国于绍兴，思任曾为礼部尚书，不久，绍兴城破，绝食而死。著有《文饭小品》等。）

“被压迫者即使没有报复的毒心，也决无被报复的恐惧，只有明明暗暗，吸血吃肉的凶手或其帮闲们，这才赠人以“犯而勿校”或“勿念旧恶”的格言“

《非攻》的故事则完全是按照墨子上的记载，里面人物的一言一行都可以在相关的历史记载上找到，鲁迅似乎就是把他们翻译成白话，

比如

“公孙高辞让了一通之后，眼睛看着席子〔5〕的破洞，和气的问道：

“先生是主张非战的？”

“不错！”墨子说。

“那么，君子就不斗么？”

“是的！”墨子说。

“猪狗尚且要斗，何况人……”

“唉唉，你们儒者，说话称着尧舜，做事却要学猪狗，可怜，可怜！”〔6〕墨子说

着，站了起来，匆匆的跑到厨下去了，一面说：“你不懂我的意思……”

《奔月》说的是后羿，《出关》说的是老子,《补天》说的是女娲，《起死》说的庄子

看了故事新遍，基本可以明白鲁迅心目中的中国文化究竟是什么，总而言之绝对不是那种被满清阉割了的奴才主子文化，吃人文化，绝对不是什么孔孟之道 。故事新编里埋头苦干的人，拚命硬干的人，为民请命的人，舍身求法的人基本上都得到了体现

在《中国人失去了自信力了吗？》鲁迅更直露更明白的的表达了他对中国人，中国文化的信心

“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拚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5〕，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

积毁可销骨，空留纸上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