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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旧石器和新石器时期的宗教信仰及其在阶级社会中的残余形态。根据目前考古发掘的材料和古籍记载，主要有关于鬼魂崇拜的丧葬仪礼以及自然崇拜的种种表现。由于宗教考古尚待发展，古籍中有关宗教的专门记载也不多；中国原始宗教和古代宗教的分野和脉络，还是一个有待深入研究的课题。

丧葬仪礼与鬼魂崇拜　从考古发掘探明，旧石器时期中国的山顶洞人的遗骸周围，撒有含赤铁矿的红色粉末，并有钻孔的兽齿、石珠、骨坠等装饰品作为随葬物。从这些遗迹可推知，在2～3万年以前的原始社会中，已产生灵魂不死的观念和对鬼魂的崇拜。丧葬仪礼的繁简差别，反映了对鬼魂崇拜的不同程度。

史前遗迹　新石器早期，人们的鬼魂观念比较简单，墓葬也相应比较简陋。据考古发现，上海青浦县崧泽下层遗址墓葬，没有墓坑，在平地堆土掩埋，直身仰卧葬，随葬品很少；山东大汶口早期墓葬是竖穴小坑墓，随葬品亦少，以生产工具作随葬品的更是少见。特别是未见随葬品中有不通用于人间的物品，对尸体也没有采取特殊的处置。

新石器中、晚期以后，鬼魂观念渐趋复杂，葬法相应多样化。西安半坡村遗址中的小儿墓葬，均用瓮棺埋在居住区内，成人墓葬则都在沟外的共同墓地；有仰卧伸展葬、伏卧葬、屈肢葬，还有五例集团改葬的二次葬。甘肃临洮县城南寺史前墓葬中，有火葬后将骨灰盛在陶缸中埋葬的，还有一些合葬墓。河南新郑县裴李岗墓葬中，有些大墓里包括5～7个小墓坑，埋人最多者达42人。这一时期，一般都有固定的公共墓地，同一墓地的死者面部都朝同一方向。从上述事例推知，当时已有较复杂的鬼魂观念。面部的同一朝向，可能是为表明灵魂的去向。使用固定的公共墓地和大墓套小墓的葬法，可能是原始人觉得鬼魂在冥间仍维持着大小家族的关系。儿童和成人墓地分开，反映人们相信冥间也有年龄层次的分别。火葬是想使灵魂尽早摆脱尸体的羁绊。实行捡骨二次葬，可能是认为尸体腐烂以后，灵魂才能获得自由或转生。这个时期的随葬品明显增多，以劳动工具随葬者，屡见不鲜。裴李岗100座墓葬中，有随葬品者91座，大部分随葬品都是劳动工具；男性墓多为石刀、石斧，女性墓常有纺轮和石磨盘等。当时人们不仅认为人死后在冥间仍须劳动，而且也有男女分工的不同。在新石器时期的后期，如甘肃齐家文化墓葬中，有一男一女或一男二女同时合葬的，在齐家坪墓群中，甚至有8～13人的合葬墓；表明当时的鬼魂观念中，已存在男权的统治地位和主人对奴隶的奴役和压迫关系，因此出现了妻妾为夫殉葬、奴隶为主人殉葬的丧葬制度。

古籍记载　先秦及西汉的古籍中，有不少关于汉民族对鬼魂的认识和丧葬仪礼的记载。《礼记·祭法》称：“大凡生于万物、生于天地之间者皆曰命。万物死皆折。人死曰鬼。”认为鬼具有超人的能力和有善恶之分，并能祸福于人。《左传·昭公七年》载：“匹夫匹妇强死，其魂魄犹能凭依于人，以为*厉。”《礼记·檀弓上》则称鬼魂是“生有益于人，死不害于人”。基于这些观念而产生了种种仪礼，其中最被重视的是葬礼。特别重视墓地的方位和尸体的朝向。《礼记·檀弓下》记载：“葬于北方，北首，三代之达礼也。”这些内容，同考古发现基本相符，可认为是汉族祖先的葬礼习俗。《墨子·节葬》专门有关于非汉族的丧葬仪礼的记载：“昔者越之东有輆沐之国者，其长子生则解而食之，谓之宜弟。楚之南有啖人国者，其亲戚死，刳其肉而弃之，然后埋其骨乃成孝子。秦之西有仪渠之国者，其亲死，聚薪焚之，谓之登遐，然后成孝子。”上述处理尸体的方式，反映了当时的鬼魂观念和丧葬仪礼的多元性和复杂性。

随着社会生活和关系的变化和人类技能和活动能力的提高，一方面，人们观念中出现了作祟能力大、报复性强的恶鬼和厉鬼；另一方面，有些死者在世时的创造能力和英雄事迹被神化，结果被奉为祖神或神明，成为畏惧和崇拜的对象。因之，丧葬仪礼、祭鬼、赶鬼、避邪等活动日趋复杂并受到人们的重视。所以从商周以后就逐渐形成以招魂、报丧、哭灵、殓尸、殡尸、奠祭、出葬、丧期守孝等为主要内容的固定丧葬仪礼的程序以及“傩”、“大傩”、“追傩”等驱逐、镇压厉鬼的法术和携带、悬挂灵物或使用符咒避邪的巫术。

祖先崇拜　 源于鬼魂观念的祖先崇拜，开始只是将氏族始祖或历史上对本族有功勋的鬼魂作为崇拜对象。所谓“法施于民则祀之，以死勤事则祀之，以劳定国则祀之，能御大菑则祀之，能捍大患则祀之”（《礼记·祭法》）。同时由于重视血缘关系，人们观念中的一部分鬼魂成为氏族的祖神或保护神，作为长期固定的祭祀对象。通常一个家庭只祭祀其最亲近的祖先，如父祖，同时还参加几个家庭联合的祭祀祖先活动。随着氏族群体的瓦解，商周奴隶主贵族集团继承和垄断了氏族祖先的祭祀权，并利用它作为统治的精神工具。在统治范围扩大或改朝换代时，统治者都要想方设法证明他们与前代统治者或被他们征服的民族是同根同祖，崇拜同一祖先。据《礼记·祭法》称：“有虞氏噘黄帝而郊喾，祖颛顼而宗尧；夏后氏亦噘黄帝而郊鲧，祖颛顼而宗禹；殷人噘喾而郊冥，祖契而宗汤；周人噘喾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

自然崇拜 原始和远古时代，人们对与自己生活关系密切而又不可理解和不能驾驭的自然物和自然力，产生依赖与畏惧而对其进行崇拜。当时一般尚未形成明确的超自然体观念，但已开始有将自然物和自然力超自然化的倾向，将其作为具有生命和意志的神灵加以崇拜。随着人们抽象能力的增强，又逐渐形成独立于具体自然物和自然力的神灵观念。崇拜的对象愈来愈多，山岳河川、风雨雷电、动物、植物以至日月星辰诸天体。

风雨中国农牧业发展较早，雨水对农牧业的影响极大，雨神素为人们所重视。殷墟卜辞中，有关求雨和卜雨的卜辞所占比重最大。殷人求雨，有把人或牲礼架在柴上焚烧献祭的，也有向雨神献舞求雨的。《左传》等古籍还有“焚巫”、“暴□”或主祭者自焚以求雨的记载。对雨的崇拜，后来转变为崇拜众多被认为具有施雨能力的雨师、神龙等，其中求神龙施雨最为普遍。民间求雨的祭祀，多以神龙为对象。

远古人们对风的形成和它对自然界的影响，感到既神秘又恐怖，从而产生有关风神本体和神力的种种幻想。如认为东西南北四方来风，分别有四个风神主宰；殷墟甲骨文里对四方风神各有专名，《山海经》里也有类似记载。关于兴风的神力来源也有种种神话传说，有的把这种神力归于某种鸟类，如□、爰居，有的认为某山谷为能刮风的神灵，如《山海经》中所说的“令丘之山”的“中谷”和“旄山之尾”的“育遗”之谷，以及《淮南子·览冥训》中所说的凤凰暮宿的风穴等。西汉以前，民间有杀犬祭风神的习俗。《尔雅·释天》有“祭风曰磔”之说。郭璞注：“今俗当道中磔狗，云以止风。”秦代雍地有风神庙，王者要祭祀风神报其功。

雷电　古人对雷声抱有恐惧感，但不把它当做恶神，而认为它是主持人间正义，对恶人行刑的善神。《山海经·海内东经》说：“雷泽有雷神，龙身而人头，鼓其腹，在吴西。”《淮南子·地形训》说:“雷泽有神，龙身人首，鼓腹而熙。”这种较原始的雷神形象富有浓烈的直观幻想性，可能是看到雷鸣时的闪电似龙，雷雨交加的现象又与龙能作雨的观念相联系，所以幻想出龙身的雷神；幻想雷神居水泽之中，名其居处为雷泽。后雷神更为拟人化，被称为雷公。《论衡·雷虚篇》谓西汉时“图画之工，图雷之状，累累如连鼓之形；又图一人，若力士之容，谓之雷公，使之左手引连鼓，右手推椎，若击之状。其意以为雷声隆隆者，连鼓相扣击之〔音〕也”。这里的雷公，已不是人首龙身，而是一个大力士；也不是雷神鼓腹而生雷声，而是扣击连鼓而“隆隆者”。春秋战国时另有一说：雷鸣时要衣冠正、行止合礼，不然要激起天怒遭殃。《礼记·月令》说:“先于电三日，奋不铎以令兆民曰：‘雷将发声，如有不戒容止者，生子不备，必有凶灾’。”

社祀与土地神　中国土地神崇拜的发展可分为三阶段：①原始的土地崇拜，人们直接向土地献祭；②土地神拟人化，逐渐由自然神向社会神过渡；③各地域的“土地公”，被认作地主和管理者，主要具有社会属性而非自然属性的神性。

古籍中记载的“社祀”，是原始土地自然崇拜的一种形式。《史记·封禅书》称:“自禹兴而修社祀，……郊社所从来尚矣。”修社祀或许在夏代初期，当时把土地作为直接礼拜的对象。至殷商、西周初期，祭土地神时仍采用将牲礼埋入地内，或将酒、牲血、人血灌入地里的原始祭法。

西周后期，土地神逐渐由自然神向社会神转化。禹、后土、句龙、犁等传说中的人物被当做土地神崇拜。但这个时期的土地神，人们认为主要还是自然神，对之崇拜，希望能在农业生产中得到收益。春秋战国后，土地神的社会属性逐渐增强，并且因祭主的地位不同而分了等级；后又进一步分化为各有管辖范围的众多土地公。礼拜的对象是被称为社主的一土堆。“社者，土地之主，土地广博，不可遍敬，故封土以为社而祀之”(《孝经》)。到西周后期，才把对农业有贡献的传说人物奉为社主来崇拜。其后随着土地神人神化的发展，社神变为管理各地区的社会神，最后发展为许许多多的各地土地公──福德正神，被认为生前有德者死后方可充任。社祭成为民间最重要的祭祀。

山岳河川　 古时有许多关于大山、名山神秘化的传说。这些山被认为能赋予人以生命力或某种灵性而被崇拜。除昆仑外，泰山、衡山、华山、恒山、嵩山最被崇敬，称之为五岳之神，古代帝王要去巡祭或派员去祭祀。据《史记·封禅书》记载，除五岳外，全国还有数十座大山被神化，帝王亲自前往祭祀，或由官方修建山神庙。殷墟卜辞和《山海经》中提到的祭山神的方式，还有“□”和“瘗”等，因山高，祭品要燔燎才能达于山神，因取财于山岳地下，所以还要将祭品埋入地下作为还报。

河川因与人类生活、生产关系密切而受到崇拜。原始社会各部族崇拜其居住地附近的河川。国家形成以后，逐渐转变为由帝王或诸侯祭祀天下的名川大河，而民间主要仍循旧俗祭祀其居住区的河神。商部族早期所祭祀的主要是其居住区域的黄河、洹水(安阳河)、商水（漳水）、洧水等大小河流。祭礼相当隆重，用牛羊为牲礼，有时也用人祭。祭河神主要用“沉”或“浮”，即将祭品沉于河底或放在水上漂流。周朝以后，统治疆域扩大，形成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诸侯祭其疆内山川之习。后来各条河流都有特定人物为河神，如冯夷被奉为黄河河伯，上帝之子湘君被奉为湘江江神等。

植物崇拜　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①将农作植物神秘化而作为自然神进行崇拜，后来随着自然神的拟人化而成为农业祭祀上的神主；②崇拜某些植物的特性，相信这些特性具有某种神秘力量，而用于巫术活动方面。

最初，稷是和稻、黍、麦、菽一起受崇拜的谷类植物之一，但因稷的种植最为广泛，历史最长，被推居“五谷之长”。进而成为五谷神的代表，变成谷类综合神，最后加以人神化，上升为农业之神。传说中的人物，如后稷、农、柱、周弃等，被奉祀为稷神神主。稷神是古代祭祀的重要对象之一，与土地神并称为“社稷”。为了农业丰收，每年都要举行祭礼。据《左传·襄公七年》记载：“夫郊祀后稷，以祈农事也。是故启蛰而郊，郊而后耕。”这种农业祭祀和始耕仪式，源于原始宗教播种祭。根据《礼记·月令》记载，除郊祭外，每当麦、黍、谷、麻、稻等各种农作物收获时，还要进行“尝”祭，作为答谢。

古人相信某些植物如桃木、苕、棘等具有驱赶魔鬼和避除凶邪的灵性，如《礼记·檀弓下》称“以巫祝桃□执戈，(鬼)恶之也”，《左传·昭公四年》也有“桃弧棘矢，以除其灾”等语。此外，《山海经》记载韭、迷谷，薰草等“佩之不迷”、“服之媚于人”，则多少带有巫术的性质。同时与这些植物本身的形状、气味等特性有关，如菖蒲似剑，桃木坚韧，棘有尖刺，姜、韭有强烈的特殊气味等。

动物崇拜　有三个特点：①被神化崇拜的动物种类，主要是狩猎和豢养的马、牛、羊、猪、犬，以及人们惧怕的虎豹等猛兽。《山海经》描述的古神形状多和这些动物有联系；②崇拜龙、凤、麟、龟为“四灵”。龙、凤、麟是人们想像中的吉祥动物，被认为是各类动物之王，所谓“鱼鲔从龙”、“百鸟从凤”、“兽从麟”，具有统御各类动物的神秘力量，龟被认为能“知天道”，预知人的利害祸福。“四灵”还被推崇为仁政和道德的化身，被视为“仁兽”、“瑞兽”、“德兽”；③动物图腾崇拜表现不明显。殷周以后，古籍中就看不到典型的有关动物图腾崇拜的记载。这可能是由于中国远古未发生图腾崇拜或图腾崇拜消亡较早。但有些学者根据古籍记载的神话人物的“感生说”（如契母简狄，感吞燕卵而生契）、“降生说”（如天命玄鸟，降而生商），以及以动物为姓氏或作官制（如黄帝号有熊氏，少□以鸟名官）等为例证，认为古代曾盛行过图腾崇拜；根据有些学者的实地调查，在中国西南地区的少数民族中，近世尚有动物图腾崇拜的遗迹。这个问题尚有待进一步研究。

天体崇拜　将日月星辰诸天体直接作为崇拜对象或将其视为神灵或神灵之居所而加以崇拜。殷商时有拜日的风习。殷契中有“王宾日”、“出日”、“入日”等甲骨文，这些刻辞被认为是殷王朝夕迎送日神的记录。《书·尧典》有“寅宾出日”、“寅饯纳日”的记载，可见迎送太阳的礼拜仪式由来久远，非始于殷商。西周以后，统治者在统祭天上诸神时，太阳神占有主神的地位，所谓“郊之祭也，迎长日之至也，大报天而主日也”（《礼记·郊特牲》）。原始时代崇拜日神，主要是感谢太阳赐给人间光明，并给人定方位的便利，所谓“祭日于坛，祭月于坎，以别幽明，以利上下，祭日于东，祭月于西，以别内外，以端其位”(《礼记·祭义》)，反映了日崇拜的自然崇拜性质。农业成了主要的社会生产行业后，太阳被认为是决定农产品丰歉的主宰。殷商时期，对日食怀着恐惧心理，并被认为不祥之兆；若发生日食就要进行占卜，祭告祖先保□。

古籍中多有猜测月中情形的记载，但对月的神性和月神的神力的渲染却很少，也不以月食为灾异。虽因其在黑夜发光和有规律的盈亏现象而受到崇拜，但由于其对人类生活影响不大，其神格不高，祭礼也不隆重。在对天体诸神进行统祭时，被放在配角的地位。

至于祭星的记载更为简单。星辰崇拜在原始宗教中不占重要地位。但在古代出现天上最高神──上帝出现以后，巫祝们将许多社会现象和星体的光度色泽、运行轨道、各星之间的位置等联系在一起，进行神秘的解释，而形成众多星神和神话，使星辰超出其自然特性而变成了具有某种社会职能和支配某种自然现象的神。如“箕星主八风，毕星主戈猎”等。《史记·天官书》中的许多星辰，都被附加了这类神性。另一方面，世间的社会结构被搬到天上，群星成了上帝的臣属，一些星体变成有能力满足人间某种欲望的神而受到奉祀。《史记·天官书》记载的群星，其神格和神性都已被纳入上帝神统而不具有自然崇拜的性质。星体运行和光泽变化等自然现象也被用于征兆占卜，形成了占星术，成为古代占卜中一个重要种类。

　　司马迁家族世代掌管太史的官职，修史是家族的事业。他写《史记》前，是中国封建时代空前绝后的漫游者，他在父亲的要求下，从二十岁开始曾作为期两年的漫游，司马迁的漫游，是一次实地考察。他亲自采访，获得了许多第一手材料，保证了日后写《史记》的真实性、科学性。

　　司马迁因李陵事件而蒙受人生灾祸。他因为替李陵辩护，汉武帝震怒，司马迁下狱。他想到了接受死亡甚至有自杀的念头。但他毅然接受宫刑，在死刑与宫刑之间选择。为了著述的理想，司马迁忍辱含诟，隐忍苟活，选择了辱没祖先和个人人格的宫刑。生前人所不耻，死后光耀千古，成为一个另类的英雄。

　　自从司马迁写完《报任安书》之后，人们便再也不知道他的消息了，历史的记载在这里留下了一页空白，后人只能从零星的、甚至是互相矛盾的传说中去揣测他的结局。司马迁死了，在《史记》完成之后，悄然无声地离开人世了。他以生命的终结，换来了《史记》的诞生；他的死留下一个历史之谜，他的著作却矗立起一块历史的丰碑。

　　（全文）

　　司马迁是汉武帝时期的一位执掌天时星历，记录、搜集保存典籍文献的一个史官。史官无权无势，无名无利，他因罪得罪了汉武帝，在死刑和宫刑之间他选择了一个男人最为耻辱的宫刑，包羞忍耻活了下来。后来呢，他又充当了本应该由太监来充当的一个官，也就是中书令。当中书令的时候，他为官又不能推贤进士，也就是说并不是个好官。但是就是这位司马迁，撰写了中华文化史上一部宏伟的巨著《史记》。这部《史记》影响了，并且继续影响着中国文化和社会生活，司马迁是不是一位英雄？如何评价他的人格？司马迁有着怎样的传奇的人生？他对中华民族的贡献究竟在哪里呢？这就是我们今天要探讨的问题，我们将沿着司马迁生命的轨迹走进这位历史文化名人的精神世界，来解读两千多年前的一个历史之谜。

　　我想分四个问题讲一讲，第一个问题谈的是二十漫游，二十岁的一次漫游。司马迁字子长，生于公元前145年，出生地在龙门，也就是今天的陕西省韩城县。据司马迁自己说，他少年时期曾经“耕牧河山之阳”，也就是说他儿童时期曾经在家乡从事过一些农业劳动。后来他的父亲司马谈到长安做了太史令，司马迁随父亲也到了长安，在父亲的指导下，他刻苦读书，打下了深厚的文化基础，他拜了很多名师做老师。司马迁的家族，就是他这个家族，世代都是史官，而作为史官，他有责任来记载帝王圣贤的言行，也有责任来搜集整理天下的遗文古事，更有责任通过叙事论人而为当时的统治者提供借鉴。那么他的父亲司马谈就有志于整理中华民族数千年历史，试图撰写一部规模空前的史著。就是写一部史书，从他父亲开始就已有这么一个理想，他的父亲做太史令之后，就开始搜集阅读史料，为修史做准备。但是司马谈感到自己年事已高，要独立地修成一部史著，无论是时间、无论是精力，还是才学知识都还不够，所以司马谈寄厚望于他的儿子司马迁，希望他能够早日参与其事，最终实现这样一个宏愿。

　　于是，他让儿子在读万卷书的基础上，开始行万里路，他要求他儿子来进行一次为期两年多的一次全国的漫游。所以我这里要介绍司马迁的漫游，于是司马迁从20岁开始，就做了一次漫游，司马迁是为写《史记》做准备的一次实地考察，他亲自采访，获得了许多第一手材料，保证了《史记》的真实性和科学性。那么他这个漫游，也是《史记》实录精神的一种具体体现。

　　我举几个例子，比如说他漫游到汨罗江畔，在汨罗江畔，在当年屈原投江自沉的地方，他高声朗诵着屈原的诗，他痛哭流涕，所以他写《屈原列传》写得那么有感情，他是亲自去考察过，他是在学习屈原的基础上来写屈原的。比方说，在韩信的故乡淮阴，他也搜集了许多有关韩信的故事，你比如说他亲自去问别人，说当年韩信受胯下之辱，这大家知道，这个典故，韩信为什么能够受胯下之辱而不发怒？而不愿意去做出非法的事来，忍了。韩信那么高的个子，从一个流氓两个腿之间爬过去，如果按照他的个性，一刀就把他杀了。但是如果把他杀了，后来还能够建功立业吗？韩信后来帮助刘邦推翻了秦王朝，建立了西汉，封王封个侯，回了故乡，韩信自己说，如果当初我把你杀了，我就没后来的建功立业，所以小不忍则乱大谋。

　　再比如说在曲阜他去瞻仰了孔子的墓，还和孔子故乡的一些儒生在一起揽衣挽袖、一步一揖，学骑马、学射箭，学行古礼，以此表达他对孔子的纪念，高山仰止，对孔子的纪念。

　　再比如讲，在孟尝君的故乡薛城，他走乡串巷，考察民风，而且他考察这个地方的民风跟当年孟尝君好客养士有什么关系，所以他走一路、考察一路，可以这样说，司马迁在漫游的旅程中，不放过任何一个了解历史的人，不放过任何一个存留于人们口碑上的故事，获得了许许多多从古籍当中所得不到的历史材料，同时他深入民间，广泛地接触了人民群众的生活，使得他对社会，对人生的观察、认识逐渐深入。

　　此外他遍历名山大川，饱览了祖国山河的壮美，陶冶了性情，从而也提高了他的文学的表现力，所以我要讲司马迁这的这次漫游，正是司马迁走向成功的极为坚实的一步，是非常典型的所谓读万卷书，行万里路。

　　第二件事情，就是李陵之祸。就是司马迁因为受李陵事件的影响，而被下到牢里边去了，所谓“李陵之祸”。司马迁22岁漫游回来以后，22岁就开始做官，但是做的是一个郎中，郎中是什么，就是“掌守门户，出充车骑”，就是皇帝的一个侍从。一直到38岁的时候，他才继承他父亲的职位，就是他父亲去世以后，他继承了父亲的职位做了太史令。从做太史令那天开始，他就开始《史记》的资料准备和撰写工作，38岁一直当太史令，然后就开始写《史记》。

　　正当司马迁专心著述，专心写《史记》的时候，巨大的灾难降临到他的头上，我刚才讲了，一部文学史，就是文人的辛酸史，文人的不幸才给我们文学史上留下了这么伟大的作品。在汉武帝天汉二年，也就是公元前99年，司马迁47岁。这一年的秋天，匈奴发动了对汉朝的进攻，汉武帝就任命他的宠妃，李夫人的哥哥，李广利为主帅去抗击匈奴，而要李陵，李陵是什么人物呢？就是汉代另外一个很有名的人物飞将军李广的孙子，李陵这个人心劲很高，他提出来，我带一支军队，五千人，我要横行匈奴。名将之后很有气魄，汉武帝看他如此有勇气，于是就给他五千精兵，这五千精兵都是五千荆楚壮士，非常勇敢、非常能打仗，李陵开到前线去，到前线去以后，跟匈奴打仗，连打了几仗，连打连胜，消灭了几倍于他的匈奴敌人。

　　当李陵打胜仗的消息不断传到朝廷的时候，汉武帝非常高兴。看着汉武帝高兴，那么周围大臣都纷纷祝贺汉武帝，哎呀！陛下得此良将，李陵不愧是名将之后，都恭贺汉武帝。但李陵毕竟带的是五千人，寡不敌众，而且后来匈奴以为这就是汉朝的主力军，整个匈奴把军队都拉来对付李陵，最后李陵终于敌众我寡，打了几次仗以后，最后战败被俘了。李陵被俘虏之后，汉武帝非常生气，挫败了我大汉王朝的军威，挫动了我的国威，很恼火，很生气，而这些大臣朝廷大臣们，看着汉武帝生气，于是又转过来纷纷来咒骂李陵，说李陵本来就不是个好东西，李陵本来就不是个好人，就纷纷骂李陵。

　　结果有一次在朝廷议事的时候，史官不是陪侍在旁边吗？汉武帝就问司马迁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司马迁就说了一番话，是替李陵辩护，好！这就惹恼了汉武帝，于是司马迁被定了一个什么罪呢？“诬罔主上”。就是攻击诬蔑咒骂皇上，于是把司马迁打入大牢，司马迁这样得罪了汉武帝，开始司马迁并没有定为死罪，大概过了将近一年，半年多到一年的时间，一直没有李陵消息，汉武帝就想派人打听李陵被俘虏以后，究竟是投降了？还是现在情况怎么样呢？就派一个人叫公孙敖到匈奴去打听李陵的消息，公孙敖在匈奴那个地方转了几个月，始终没有得到李陵的准确的消息，到底李陵现在怎么样了？是死了？还是活了？是投降了？还是干什么去了？不知道。后来听信一个传言，说李陵正在某处帮助匈奴训练军队，他得不到别的准确消息，于是带着这个消息回来告诉汉武帝，说李陵在那里帮助匈奴训练军队，汉武帝大怒，这就是叛徒，你被俘虏还不说，你现在帮助匈奴训练军队打我们，于是李陵被诛灭九族，那么司马迁就被定为死罪。司马迁是为李陵辩护，因此我的结论是：在李陵事件当中，司马迁只是尽到了一个史官直言的职责。司马迁如果不说话什么都没有，皇上问我，我不说，或者跟其他大臣一样，也把李陵骂一通，他什么事都没有，他不过是尽到了一个史官坦诚说自己意见，也许这个意见可能错，但是这个史官该说真话，所以坦诚直言的职责，他因此而蒙冤下狱，甚至被判了死刑，死罪，那么这正是封建统治者的专横。

　　关于司马迁生平第三件事情，就是“痛下蚕室”，司马迁以诬罔主上而被定为死罪，那么按照汉朝的刑法呢，死罪犯人有两种方法可以免死：一就是缴纳五十万钱，二是接受宫刑。司马迁作为史官，家境清贫，再加上下到死牢里面去，人们逃避惟恐不及，谁还去资助他钱呢？就算借得到钱，也没有人敢借给他，自己拿不出来，也没有人借，所以无法筹措那五十万。因此，司马迁要想活命，只能接受宫刑，什么叫宫刑呢？宫刑就是施刑于男人的下身，而且接受这种刑法的人，他畏冷怕风，随时都有生命危险，因此在施刑的牢房当中必须保暖，就好像民间养蚕的屋子一样，所以，受宫刑也叫下蚕室。司马迁对此事来说，去死和接受宫刑更容易接受的是什么？是死。司马迁并不怕死，因为他知道，死有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这是他自己的话了，那么他认为，即使是奴隶，即使是婢妾在受到侮辱的时候，也知道以死来摆脱，何况我司马迁。自己是一个深明是非的史官，我难道不懂得羞辱的活着比死还可耻吗？难道还怕死吗？但是司马迁不能够选择死，这是因为他不能让《史记》的写作半途而废，因为这是继承祖业实现父亲遗愿的大事，如果自己死去，他将以何种面目去见九泉下的先人呢？而作为一位史官，没有留下半点文字，如何向后人交代？再说，如果他选择自杀，或者是被杀，人们并不会把他看做是殉节，而只会认为他智尽无能，或者是罪大恶极，死有余辜。在这种情况下死，那就是轻于鸿毛了。那么惟一的选择就是接受宫刑，在这时候司马迁想到了，古代的周文王、孔子、屈原、孙膑、吕不韦、韩非子等这样一些圣贤，他们都是在逆境当中坚韧不拔，最后都完成了轰动天下的文化巨著。于是司马迁为了保存自己以完成撰写《史记》的大业，决定自请宫刑，减死一等，我愿意接受宫刑，免死。

　　司马迁终于被处以宫刑，他前后在狱中呆了三年，他隐忍苟活，在狱中还坚持写《史记》，大概是在汉武帝太始元年，也就是公元前96年，司马迁50岁的时候，他出狱了，47岁被打到牢中，50岁出狱，出了狱以后做了中书令，中书令的职务是“领赞尚书，出入奏事”，什么意思呢？就是把各部的尚书有什么表，有什么奏章呈现给皇上，把皇上有什么圣旨，旨意，传达给大臣们。但这个职务一般是由宦官来担任的，现在司马迁担任这个职务，也就是说汉武帝实际上把他看作一个宦官，实际上是以一个宦官的身份在朝廷做官。司马迁是为了做官活下来的吗？不是！所以他对中书令，对朝廷的事务没有兴趣，出狱以后的司马迁，须发脱落、形容枯槁、弱不禁风，他经常是精神恍惚，他自己在《报任安书》里边这样写到，他说我“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所如往”，他说我动不动人精神恍惚，不知道怎么回事，或者走着走着，哎呀！我怎么走到这儿来了，人处在一种恍惚状态，心里面经常忍受着痛苦的煎熬和无限的愤恨。他想到他受宫刑，想到是作为一个男人接受最耻辱的刑罚，侮辱祖先，所以这是奇耻大辱。“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什么意思？想到我司马迁受了这种刑罚，我一想到冷汗直冒，经常是汗湿衣裳，衣裳都湿透了。可以看到此时司马迁这种精神状态，而且由于古代这种被阉割的人，历来被人们所鄙视，为人所不耻，所以司马迁被视作是“无行之人”。常常遭到诽谤和中伤，他的好朋友任安也不理解他，任安写信给他，劝他要谨慎地待人接物，要以推举贤能引荐人才为己任，实际上是委婉地批评他，你做官不谨慎，你做官不推举贤能，你不引荐人才，你是个默默无语，没有什么创见，没有什么创新，没有什么主见的中书令。连朋友都不理解他，其实出狱之后，司马迁在精神上是十分痛苦的，我们刚才讲到，经常是恍恍惚惚的，经常走着走着不知道走到这个地方来干什么。但是一提到《史记》，一写《史记》他清醒了，只有一个伟大的理想支持着他，那就是著书的事业，可以说司马迁为《史记》而活着，为《史记》而奋斗。

　　在汉武帝太始四年，也就是公元前93年11月，司马迁给他的朋友任安写了一封信，这就是著名的《报任安书》，在这封信里面他详细地申诉了自己对李陵事件的看法，以及接受宫刑前后的心态。他为什么接受这个刑罚，接受这个刑罚之后，他又是一种什么心态，也就是我刚才讲这些，也是这封信里面他跟他朋友诉说的。而且在这封信里面，最后他郑重的宣布《史记》一百三十篇完成了。

　　司马迁用生命写成的《史记》原来准备是藏之名山，传之其人，也就是司马迁原来写《史记》，并不是要公开，这个书准备藏之名山的，特别在他写书过程中遭受那么多经历，那么多挫折，那么多磨难，所以这部书他是准备藏之名山，这是司马迁在《报任安书》里面说的，那么司马迁《史记》写成之后，他传给谁了呢？在司马迁死后，他的家人把《史记》转移藏匿在他女儿家中，现在的人所看到的史料很少谈到司马迁的亲属，关于司马迁的材料很少，一个就是《报任安书》，再就是《史记》有个《太史公自序》，再就是后来《汉书》上有个《司马迁传》，《司马迁传》基本上是抄他的《太史公自序》，所以司马迁的直接史料是非常少的。但是司马迁有一个女儿，而且女儿所嫁的丈夫，叫杨敞，这是有史可据的，杨敞在汉昭帝时期，还曾经官至宰相。杨敞有两个儿子，也就是司马迁的女儿给杨家生了两个儿子，大儿子名叫杨忠，小儿子名叫杨恽。杨恽呢，自幼聪颖好学，他的母亲也就是司马迁的女儿把自己珍藏着的并且深爱着的这个《史记》，拿出来给他读。杨恽初读此书，便被书中的内容吸引住了，爱不释手，一字字、一篇篇，非常用心地把它读完了。杨恽成年之后，还把它读了好几遍，每读一遍总是热泪盈眶，扼腕叹息。在汉宣帝的时候，杨恽被封为平通侯，那么这时候他看到当时朝政清明，想到他的外祖父司马迁这部巨著正是重见天日的时候，于是上书汉宣帝，把《史记》献了出来，从此天下人得以共读这部伟大的史著。

　　一部《史记》经历了多少磨难多少坎坷，司马迁《史记》完成了，完成之后呢？历史上再也找不到司马迁的消息，司马迁是怎么死的呢？这就是我谈的第四个问题，神秘之死。自从司马迁写完《报任安书》之后，人们便再也不知道他的消息，历史的记载在这里留下了一页空白，后人只能从一些零星的，甚至互相有些矛盾的一些传说当中，一些不完全的资料当中，去揣测司马迁后来的结局。我搜集些资料，我认为司马迁后来结局有四种可能。第一、司马迁可能是自杀身亡。《史记》完稿之后，生命对于司马迁而言，已经无足轻重了，特别是受宫刑之后，人们对他所谓贪生怕死的误解该是洗刷时候了。我司马迁是不是个贪生怕死的人，那么基于这些，他可能自杀，我是从《报任安书》分析出来的。也就是说，司马迁有自杀的这种意图，从《报任安书》里面已经可以透露出不少信息了，你们想一想，司马迁当时给任安写信的时候，当时任安在狱中，后来任安被处死了，司马迁给任安回信，任安写信给司马迁，是在下狱之前，他一直没有时间给他回信，后来任安在狱中，要把汉武帝杀了的时候，他匆忙写这封信给他，写那么长，为什么写这么长，任安因为受了一个案子的牵连，正在狱中羁押在牢中，而且随时可能行刑处斩，司马迁为什么要对一个快要死的人，写下如此长篇，而又悲愤激昂的书信呢？他又为什么要在信中反复诉说自己忍受不了腐刑之后的这种耻辱呢？他又为什么要选择这样一个时机和对象来宣告《史记》一百三十篇完成呢？他又为什么在信中大谈“人故有一死，死有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而且在信里面说，“要死之日，然后是非乃定”。他说一个人生前你不要说我是和非，人生的是非留在身后，一个人等死后的若干年，人们才能给他论定是非，那就是说我司马迁究竟是个什么人，留待后人评价，现在你们怎么攻击我，怎么瞧不起我都可以，死后你们来看我是个什么人。我这个信把我的心情、我的想法、事实经过，我都讲清楚了，所以《报任安书》也许就是一封遗书。

　　第二种可能，司马迁受任安这个案子的牵连，被汉武帝下令腰斩于市。当时宫廷里面有一场斗争，那么任安牵涉进去了，而当司马迁辗转托人把他的《报任安书》送到狱中以后，任安已经被腰斩了。任安腰斩以后，狱吏在抄检狱室的时候发现了司马迁的信，于是便呈奏给汉武帝，信里面是非常愤慨地表达对汉武帝的不满，那么汉武帝读罢，看到信里面那么多怨愤之词，勃然大怒，再加上有人趁机诬告司马迁和任安是同党，他们俩是好朋友嘛，于是汉武帝便下令把司马迁打入天牢，随后腰斩于市。那么这样看来，似乎是《报任安书》惹的祸，其实司马迁何以不知道《报任安书》会带来什么结果呢，司马迁并非不知道任安作为死囚犯，可能终生读不到这封信，司马迁也并非不知道这封信可能成为一封公开信，因为自己在信中所发泄的不满会招致灾祸，这点司马迁是非常清楚的。但是他不能不说，因为当他完成了《史记》的伟大的著述以后，灾祸对于他而言已经是无足轻重了，况且他选择这样一个与他患难与共的朋友写信的这种方式，选择给朋友写信，而且向世人公布《史记》的完成，这本身就是一种抗争，也是对朋友甚至对朋友死后的灵魂是一种极大的安慰。

　　第三种可能司马迁再次下狱之后，随同长安狱中的罪犯，无辜地被集体处死的，这是怎么回事呢？据《汉书·宣帝纪》记载，当《报任安书》被汉武帝知道之后，汉武帝看到信中有很多怨言，于是便下诏把司马迁逮捕了，并且叫御史台论罪，就是说并没有判死罪、论罪。就在论他的罪这个期间，不久汉武帝病重，那么有巫师就给他算风水，然后巫师告诉汉武帝，说长安监狱当中有天子气冲撞了圣上，究竟是谁呢？不知道，于是汉武帝下令把狱中所有的囚犯，无论轻重一律处死。这是历史上有记载的，曾经一次把长安城的犯人全部杀了，所以司马迁就这样集体地无辜地被杀了，一代史家就这样死于非命，这是第三种可能。

　　第四种可能司马迁寿终正寝，其实关于司马迁是被杀，史料还不能够充分地予以证实，说司马迁是自杀，也不过是一种推测。在史料不足的情况下，我们还只能够把他看成是正常病故，司马迁大概活了60岁，司马迁死了，在《史记》完成之后，他悄然无声地离开人世了，他以生命的终结换来了《史记》的诞生，他的死留下一个历史之谜，他的著作却竖立起一块历史的丰碑。

二十八宿是中国古代所创星区划分体系的主要组成部分，古人把沿黄道、赤道附近的星象，划分成二十八个大小不等的部分，每一部分叫做一宿，合称二十八宿，又名二十八舍或二十八星。

最初是古人为比较日、月、金、木、水、火、土的运动而选择的二十八个星官，作为观测时的标记。“宿”的意思和黄道十二宫的“宫”类似，表示日月五星所在的位置。到了唐代，二十八宿成为二十八个天区的主体，这些天区仍以二十八宿的名称为名称，和三垣的情况不同，作为天区，二十八宿主要是为了区划星官的归属。二十八宿从角宿开始，自西向东排列，与日、月视运动的方向相同：

东方七宿：角、亢、氐、房、心、尾、萁；

北方七宿：斗、牛（牵牛）、女（须女）、虚、危、室（营室）、壁（东壁）；

西方七宿：奎、娄、胃、昴、毕、觜、参；

南方七宿：井（东井）、鬼（舆鬼）、柳、星（七星）、张、翼、轸。

1995年10月，尼雅遗址学术考察队在新疆和田地区，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考古排查活动，试图寻找更多有价值的古代遗迹。他们的首要搜索目标，正是位于新疆和田地区民丰县附近的尼雅遗址。

尼雅遗址是1959年由考古专家们发现的一座遗址，据鉴定考证，发现该遗址为一座汉晋时期的精绝国遗址，因其地理位置位于尼雅村附近，专家们便将其称为“尼雅遗址”。现今的尼雅遗址内部，发现有房屋、场院、墓地、佛塔、佛寺果园、畜圈等遗址，出土大量陶器、木器、金属器、石器等等，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同时也是著名的历史文化类人文风景旅游区。

经过几个月来的搜寻探索，尼雅遗址学术考察队仍无重大所获。可正当大家都感觉灰心丧气时，一个新的发现令所有人都眼前一亮。在发掘过程中，考古人员挖开了一座不起眼的古墓，该座墓葬是一座夫妻合葬墓，从墓中出土的文物，以及衣冠华美程度来看，二人都属于西汉时期的贵族阶层。值得一提的是，当墓葬棺椁被打开后，考古专家们发现男尸的右臂上，绑着一块色彩明艳的织锦。织锦的色彩缤纷艳丽，上面还绣有不少字迹。专家们怀着激动的心情，通过娴熟的手法，最终将彩色织锦护臂完整取下，送到实验室中进行下一步研究。

通过考古专家们的研究，发现该织锦呈圆角长方形状，长度为185厘米，宽度为125厘米，周边饰有白绢镶边，分别长约21厘米、宽15厘米。织锦质地细腻轻薄，色彩斑斓交织有度，其上织有八个篆体汉字，曰“五星出东方利中国”。但考古学家们很快就发现这个护臂上的文字并不完整。

专家们通过织锦护臂的材质等推出墓主所处的朝代，无法推出其中发生了什么历史事件。很快专家们便有了新的思路——这或许只是半句话，墓中应该还有另外的半句。

但是找到另外的半句，似乎对考古学家们来说是大海捞针，经过推算，专家们确定这块布来自汉朝。这就使得专家们更加的疑惑了，因为汉朝的服饰大多数都是以暗色为主，很少有如此绚丽的颜色。

而且在布上面还画有麻雀、太阳、独角兽等等奇怪的图案，这是喜庆的象征，这其中一定还有其他的内涵。

正在专家们反复推敲时，传来了一个惊人的好消息：剩余的一部分文字在同一个墓中被发现了，就在女尸的裤子上。这台裤子花纹与材质用的都是与护臂同款的，是汉朝的精品。

经修复，发现了后面还有13个字。专家们将这其中的21个字拼凑完整，果然有了重大的发现。经还原，墓主想要表达完整的内容是："五星出东方利中国，讨南羌，四夷服，单于降，与天无极"。

这下就真相大白了，这是汉朝的一场战争。

千年前的战争画面一下子浮现在了专家们的面前。公元前25年，汉朝统治者英勇善战，不断地扩大自己的领土面积，很多少数民族无力反抗，只能屈服于汉朝的管制。

而这一切差点有了反转，同一年，南羌突然逆反，突如其来的逆反让西汉措手不及。面对如此突兀的情况，将军赵充国主动申请平定战乱。但是赵充国在当时已经是一位年岁过高的老将，汉宣帝并不敢轻易将这个重任交给赵充国。

处于形式的危机，汉宣帝决定让会占卜的钦天鉴，命其对形式进行预测。在观察天象后，钦天鉴和皇帝说了一句话："五星出东方，中国大利，蛮夷大败。太白出高，用兵深入敢战者吉，弗敢战者凶。"大概意思是赵充国英勇无畏，是这场战争的首要人选，并且由他出战，必定会平定战乱。

汉宣帝听从了钦天鉴的建议，命赵充国出战。果不其然，没过多久赵充国便大败蛮夷凯旋而归。于是汉宣帝举国同庆，这件事也被记载了下来。

墓中的主人是皇室贵族，亲身经历了这件事，十分的喜悦，便将这件事记载在了一块布上，一部分记在了妻子的裤子上。一块小小的织锦护臂，让我们对汉朝的历史有了更深刻、更全面的认识。

每一件古物都有它的价值，每一件古物也有它的存在的意义。织锦护臂不仅彰显了西汉丝织工艺的魅力，同时还将传统的爱国情结传递到了今天。

古人们的智慧使我们佩服，钦天鉴通过观察行星得出的结论虽然没有科学依据，但是却鼓舞了人心，让朝廷中的战士们认为这场战争势在必得，取得胜利也成了必然。

这一点在《汉书·赵充国传》就记载了过一场西汉讨伐西羌的战争，古代“中国”都是有着地域概念，指中原、中土，至于五星，是古代占辞术语，指五大行星，即：水、火、木、金、土。在古代是：岁星、荧惑星、填星、太白星和辰星，这从织锦五种颜色也可以分辨出来，在秦汉时期，最常用的是“青赤黄白黑”而织锦用了“青赤黄白绿”，可能是因为黑色不够靓丽采用绿色。

“五星出东方”就是五大行星同时出现，可能是“五星连珠”，由于五大行星围绕太阳公转时间不同，它们交汇概率十分小，而古人以观天象占卜，这种特殊异象也是被赋予了意义。

“五星出东方”织锦护臂的出现，重现了当时汉王朝的强大，诠释了华夏民族当年无比辉煌的历史。不仅如此，它作为一件最早出现“中国”两个字的丝织品，完整无误明确了“中国”的定义，称其是我国一级国宝，完全是实至名归。

美国学者班大为，在他研究中国五星聚的论文当中，就推算出了下一次五星聚会，时间是在2040年，伴随着这一天到来，中国很有可能会再次走向繁荣富强。

但到了那一天，科学家将在一次对于“五星出东方利中国”所蕴含的历史文化有更深刻、更全面的理解。

中国五大神兽是哪些

中国五大神兽分别是黄龙，青龙，白虎，朱雀，玄武。上古先民将天地分为东西南北中五方，其中每一方对应一种神兽，前四种人尽皆知，它们分别是：左青龙，右白虎，南朱雀、北玄武。但第五种神兽却鲜有人知，甚至到了汉代的时候，世人对于五神兽的说法便逐渐流传为四方神兽了。张衡在他的《灵宪》中感叹道：黄龙轩辕於中，则是轩辕一星，与苍龙、白虎、朱雀、元武四兽为五矣。世之言星者，惟知四兽，而不知黄龙，是求之未尽也。中神兽黄龙，时至东汉，便已经成了鲜为人知的存在。

1、黄龙在中，属土，追随黄帝轩辕。

古云黄帝乘黄龙而去（一说化黄龙飞升），《史记·天官书》言:“轩辕，黄龙体”。按照古籍记载，黄帝及大禹可能都是黄龙的化身，《归藏·启筮》说鲧、“化为黄龙”。大禹之母是“修巳”，修巳的意思就是一条长蛇。《山海经·海内经》郭注引《启筮》云“鲧死三岁不腐，剖之以吴刀，化为黄龙”，是前承《吕氏春秋》而又加三岁不腐，化为黄龙云云。

2、青龙在东，属木，追随人王伏羲。

苍龙，东方七宿，亦名青龙，苍龙的东方七宿——角、亢、氐、房、心、尾、箕。青龙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是四象之一，青龙代表的方位是东，左，于五行属木。《巫咸占》曰：五星入二十八宿宫，中外宫同。表春季。在四方的神灵中，根据《白虎通义》云：“其神勾芒者，物之始生，其精青龙。”

3、白虎在西，属金，追随白帝少昊。

在先秦星宿观念中，白虎被视作西方七宿化成的神兽，四灵、四象之一，汉代五行学说兴起，四象合于五行，西方白虎又多了象征五行中金行的意义。而五行又与五常合一，所以毛苌注《诗》曰：“白虎玄文，不食生物，有至信之德。”

4、朱雀在南，属火，追随炎帝祝融。

朱雀，《三辅黄图》所谓的“天之四灵”之一，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四象之一，代表的方位是南，于五行属火。《巫咸占》曰：朱雀天神，王者须祀，则其道昌，天下兴。井、贵、柳、星、张、翼、轸为其七宿。很多人将其认为是凤凰或是凤凰的一种，但实际上朱雀与凤凰存在极大的不同，且作为天之四灵与四方星宿之一的朱雀比礼记四灵之一的凤凰更加尊贵。

5、玄武在北，属水，追随玄帝颛顼。

《楚辞·远游》注云：“玄武，北方神名”。《史记天官书》说：“北宫玄武、虚、危”。《重修纬书集成》卷六《河图》：“北方黑帝，神名叶光纪，精为玄武”。龟在古代是长寿和不死的象征，并能导引行气，《史记·龟策列传》载云：“南方老人用龟支床足，行二十余岁，老人死，移床，龟尚不死。龟能行气导引”。

东方七宿

古人将黄道附近的星空划分成若干个区域，称之为二十八宿，又将这二十八宿按方位及季节和四象联系起来。张衡在《灵宪》中有一番描述：“苍龙连蜷于左，白虎猛据于右，朱雀奋翼于前，灵龟圈首于后。”下面结合二十八宿在天空中的位置对宿名作一介绍。

1 东官苍龙

东方七宿包括：角，亢，氐，房，心，尾，箕。

角，就是龙角。在现代的星座组织系统中，角宿属于室女座，其中较亮的角宿一和角宿二分别是一等和三等星，现代称它们为室女alpha及室女zeta。黄道就在这两颗星之间穿过，因此日月和行星常会在这两颗星附近经过，古籍上称角二星为天关或天门，也是这个原因。亢，就是龙的咽喉。《尔雅 释鸟》上云：“亢，鸟咙”，注称：“亢即咽，俗作吭。”亢宿也属于室女座，但较角宿小，其中的星也较暗弱，多为四等以下。南京地区四月下旬，室女座在晚上9时前后位于东南方的半空中。氐，《说文》：“氐，至也；从氏，下著-，-，地也。”。《尔雅 释天》：“天根，氐也。”注称：“角，亢下系于氐，若木之有根。”因此氐可理解为龙的前足。氐宿属于天秤座，其中的氐宿一（天秤sigma），氐宿三（天秤beta）和氐宿四（天秤alpha）都是二至三等的较亮星，这三颗星构成了一个等腰三角形，顶点的氐宿四就落在黄道上。房是胸房。《史记 天官书》：“房为府，天驷也。”府通腑。《尔雅 释天》：“天驷，房也。”注称：“龙为天马，故房四星谓之天驷。”房宿属于天蝎座，房四星就是蝎子的头，它们都是二，三等的较亮星（天蝎beta，delta，pi，rho）。心是龙心。心星，即著名的心宿二（天蝎alpha），古代称之为火，大火，或商星。它是一颗红巨星，呈红色，是一等星。心宿也属于天蝎座，心宿三星组成了蝎子的躯干。尾即龙尾，《左传》：“童谣云‘丙之晨，龙尾伏辰’”，注称：“龙尾者，尾星也。日月之会曰辰，日在尾，故尾星伏不见。”尾宿也属于天蝎座，正是蝎子的尾巴，由八九颗较亮的星组成，其中位于蝎子尾巴尖端的天蝎lambda亮于二等。箕，顾名思义，其形像簸箕。《诗 小雅》：“维南有箕，不可以簸扬。”指的便是它。箕宿属于人马座，箕宿四星（人马gamma，delta，epsilon，eta）组成一个四边形，形状有如簸箕。在南京地区，以上的氐房心尾箕五宿，凌晨时相继出现在南方的半空中。

东方苍龙七宿：

角宿：

有星二，属室女座(α,ζ)，角宿一(Spica, αVir)即此座 α，一等星，色白。史记天官书：『左角 李，右角将。』星经：『角二星为天门。』又 云：『左角为天田，右角为天门，中间名天关 。』观象玩占：『角二星为天关，苍龙角也， 一曰维首、天陈、天相、天田，金星也。』

亢宿：

有星四，皆室女座中三等星(κ,ι,φ,λ)，礼月令： 『仲夏之月，昏．亢中』

氐宿：

有星四，均属天秤座(α,η,γ,βZubenescham)，氐宿一(Zubenelgenubi, αLib)即天秤座 α，礼月令：『季冬之月，旦，氐中。』尔雅 释天：『天根氐也』注：『角亢下系于氐，若 木之有根』星经：『氐四星为天宿宫，一名天根，二名天 府，木星。』

房宿：

有星四，即天蝎座之π，ρ，δ，β(Graffias, βSco)， 房宿三西名为Dschubba，晋书天文 志：『房四星为明堂，天子布政之宫也。』

心宿：

有星三，即天蝎座σ，α，τ。又名 三星，诗唐风绸缪：『三星在天』朱传：『三 星，心也，在天昏始见于东方，建辰之月也。 』刘瑾曰：『心宿之象，三星鼎立，故因谓之三星，然凡三星者，非止心之一宿，而知此诗 为指心宿者，盖春秋之初，辰月末，日在毕， 昏时，日沦地之酉位，而心宿始见于地之东方 ，此诗，男女既过仲春之月而得成婚，故适见 心宿也。』心宿二亦名天王或大 火，西名Antares，一等星色赤，诗豳风七月：『七月流火 』即指此星．礼月令：『季夏之月，昏，火中 』左传襄公九年『心为大火』星经：『心三星 ，中天王，前为太子，后为庶子，火星也，一名大火，二名大辰，三名鹑火。』心宿又名商星，左传昭公元年『迁阏伯于商丘，主辰，商人是因，故辰为商星。』注：『辰，大火也。』

尾宿：

有星九，均属天蝎座，礼月令：『孟春 之月，旦，尾中。』左传僖公五年：『龙尾伏 辰』注：『龙尾，尾星也。』观象玩占：『尾九 星苍龙尾也，一曰析木。』

箕宿：

有星四，均属人马座，亦名南箕，诗小 雅大东：『维南有箕，不可以簸扬。』疏：『 二十八宿连四方为名者，惟箕斗井壁四星而已 ，箕斗并在南方之时，箕在南而斗在北，故言 南箕北斗。』史记天官书：『箕为敖客，曰口 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