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文、诗、词、曲、赋、民族音乐、民族戏剧、曲艺、国画、书法、对联、灯谜、射覆、酒令、歇后语、成语等；

传统节日（均按农历）有：正月初一春节（农历新年）、正月十五元宵节、四月五日清明节、五月五日端午节、七月七七夕节、八月十五中秋节、腊月三十除夕以及各种民俗等；

包括传统历法在内的中国古代自然科学以及生活在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各地区、各少数民族的传统文化也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

中国文化主要可以归纳为三种:1宗法文化 2农业文化 3血缘文化

这三种文化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并且随着历史的演变它们之间相互渗透作用越来越紧密例如:在封建社会的大家庭里面,血缘关系十分重要,特别强调辈分和地位的等级差距,因此十分重视家族家规,它们在一定程度上甚至比国家的一些制度更具有凝聚力和威信,在鲁迅先生的小说里我们常常可以看见宗法文化对封建统治和人们思想产生的影响;我国自古以来直至今日还是一个农业大国,正所谓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以农业为主的经济形态必然会产生与之相适应的文化制度。

简要地说就是：

中国传统文化是指居住在中国地域内的中华民族及其祖先所创造的、为中华民族世世代代所继承发展的、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历史悠久、内涵博大精深、传统优良的文化。

它有四种形式的文化内容： 物质、行为、制度、精神（四种文化形式的具体表现

古琴，又称瑶琴、玉琴、七弦琴，是中国传统拨弦乐器，有三千年以上历史，属于八音中的丝。古琴音域宽广，音色深沉，余音悠远。琴曲存世3360多首，琴谱130多部，琴歌300首。

据《史记》载，琴的出现不晚于尧舜时期。而考古发现则没有这么早，1978年在随州擂鼓墩曾侯乙墓出土的十弦琴,属战国早期的琴。但在湖北枣阳郭家庙曹门湾墓区出土的一张春秋早期的琴，距今2700年左右。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方勤称，为目前所知最早，将我国有实物佐证的琴史提前约300年。

古琴谱最早是用文字来记录的，也就是文字谱。文字谱是用文字记述古琴弹奏指法、弦序和音位的一种记谱法。我国现存唯一的文字谱是《碣石调·幽兰》，它由六朝梁代丘明传谱，原谱则是唐人手抄的卷子。由于文字谱过于繁复，使用不便，经唐代琴家曹柔减化，发展成为减字谱。

世界上最早的笛子

我国考古工作者在闻名于世的母系氏族公社繁荣阶段的典型遗址河姆渡，先后出土了一百六十多件珍贵的骨笛，这是目前发现的世界上最早的笛子。

这批笛子多用禽骨制作而成，长约6——10厘米，直径在1厘米左右。大部分都是横开2个音孔，也有1孔和3孔的。有的骨笛的管腔内还插入一截小骨棒，可以抽动，吹起来能发出清脆的声音。现在新疆塔吉克族还流传着一种叫“那依”的笛子，和这种笛子十分相像。“那依”是用兀鹰的翅膀骨制成的，一头粗，一头细，细的一头横开了一个音孔。尤其令人惊叹的是，河姆渡出土的这批骨笛中，竟有一支是横开一个吹孔、六个音孔的骨笛，这几乎和今天的竹笛一模一样了。

河姆渡骨笛的出土，引起了国内外有关专家的兴趣和关注，不少专家在专门研究它。我国天津的刘士钺在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令人瞩目。刘士钺是位残疾人，可他毅力惊人，自学成才。他用英文撰写的论文《中国浙江河姆渡骨笛》，在德国汉诺市举行的第三届国际音乐考古会上被宣读后，受到中外专家的高度评价。他在法国发表的有关中国骨笛的论文，也受到一致赞赏。刘士钺因研究河姆渡骨笛成就突出，已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聘请为国际民间音乐委员会的第一位中国委员。

刘士钺在他的论文中指出，中国骨笛的产生要比世界其它国家早3000年。而且7000年前就能制作一个吹孔、六个音孔、具有现代横笛雏形的骨笛，确实了不起。

著名的笛子演奏家赵松庭1987年曾在杭州大学做过一次《笛艺纵谈》的学术报告。他说中国骨笛产生于生活，我们祖先在食鸟兽肉、吸骨髓时，发现管状骨可以发出声音，于是逐渐将它发展成为了笛子。会上，被誉为“水乡神笛”的赵松庭的弟子蒋国基还用仿制的骨笛作了演奏，其声音高昂脆亮，十分动听。

浙江省余姚市有位年轻的教师陆洲，采用4公斤以上的公鸡腿骨，将骨髓抽干、洗净，用砂纸打磨光滑，然后挖孔，仿制成造型逼真、音色优美的骨笛。陆洲还创作了反映7000年前河姆渡人民劳动生活的骨笛独奏曲《河姆追溯》。在1986年文化部举办的全国民间音乐舞蹈比赛中，陆洲用他的仿古骨笛演奏了《河姆追溯》一曲，获得成功。演奏和作曲双双获奖。香港的音乐家张向华先生，用陆洲赠给他的骨笛和《演奏方法》在香港的一次音乐会上做了演出，结果轰动全场，被誉为是“整个音乐会上最受欢迎的节目”。

提到曾侯乙墓，恐怕最为声名远扬的文物应当就是曾侯乙编钟了吧。编钟很可能最早由铙（音同挠）发展而来，铙又被称为执钟，其形制很像倒放的编钟（甬钟）。商代晚期出现了编组铜铙，比如妇好墓中出土的5枚编组铜铙。及至西周时期，出现了编钟，并在周朝进入兴盛，按形制可分为镈钟、甬钟和钮钟，在曾侯乙墓编钟中均有体现。

甬钟由舞部、钲部、篆部、鼓部，枚和铣组成。位于甬钟最上端的舞部上立有甬柱，这是甬钟的特点。西周时期的甬钟五音缺商，据说是为了表现西周对殷商的否定。与甬钟不同，钮钟的舞部上端为长方形数环钮，其合瓦形的构造可以实现“一钟两音”的效果。甬钟是将甬柱直接插入铜木结构的横梁上，而钮钟则是悬挂在横梁上。镈钟也有环钮，但与其他编钟不同的是表面绘纹极多，且口缘平，可以单独悬挂在钟悬上，故而又称之为“特钟”。

编钟一般而言都遵循这样的规律：编钟越小，音调越高，音量也越小；编钟越大，音调越低，音量也越大。曾侯乙墓出土编钟为三层，最上层为三组钮钟，共19件，中下两层为甬钟，楚王赠镈在也在下层，共45件。三层编钟均按照钟体大小、音调高低的顺序排列，以“L”形的曲悬摆放。

当年发掘墓葬过程中，墓室均被泡在积水中，抽水机抽了好长时间。随着水位下降，墓室也渐渐揭开面纱，L形编钟铜木架在两千多年后终于再次呈现在世人面前。除了个别编钟外，大部分编钟都依然悬挂在铜木架上，65件编钟，数量如此之多，体积如此之庞大，为世间罕有。

考古人员在万余件文物中发现大量刻有“曾侯乙”名字铭文的青铜器，按照惯例，可以认定墓主人即为曾侯乙，但史籍几乎没有关于曾侯乙的记载，无法确切知道其生活的年代。然而曾侯乙编钟中有一件镈钟却帮助考古人员确定了曾侯乙生活年代，此钟即为楚王赠镈。

楚王赠镈上刻有铭文：“隹（唯）王五十又六祀，返自西（阳），楚王酓（熊）章乍（作）曾侯乙宗彝，（奠）之于西阳，其永（持）用享。”楚王五十六年，王（楚惠王熊章）特铸造镈钟作为祭奠曾侯乙的礼器，从西阳送到曾国，希望曾侯乙永远持有使用它。通过“王五十六又祀”铭文，确定其年为公元前433年，曾侯乙应该是在这一年去世，或者更早些日子。

先秦时期，一国诸侯为另一国诸侯铸造宗彝极为少见，到目前为止，也只在曾侯乙墓中发现了这一件楚王赠镈，可见楚随两国关系之亲密。或许，将这件镈钟背后的随楚关系再往前推两代楚王，我们就好理解为什么楚王会在曾侯去世时赠送镈钟给他了。

楚惠王祖父楚平王当年听信费无极谗言，杀害了楚国忠臣伍奢及其长子伍尚，次子伍员（字子胥）逃往吴国。伍子胥发誓报仇雪恨，将专诸推荐给吴国公子光，后来专诸用鱼肠剑成功刺杀吴王僚，助公子光成为吴国国君，是为吴王阖闾。之后，伍子胥又举荐孙武为吴国军师，助吴国建立其强大的军事力量。

伍子胥帮助吴国强盛起来后，兴兵伐楚，接连五战即占领了楚国郢都，几乎将楚国覆灭。此时楚平王已死了十年，伍子胥仍不放过，挖出平王尸体，鞭尸三百以报杀父兄之仇。平王之子昭王逃往随国，随侯拒绝向吴国交出楚昭王。此时，前往秦国求援的楚国大臣申包胥已得到秦国的出兵支持，吴国遂退兵。

自此以后，楚随两国关系就不再寻常，昭王去世后，子章继位，是为楚惠王。为表未忘随国收留昭王之恩，惠王得知曾侯乙去世后，便送镈钟以表达感恩之心，并将继续与随国保持世代友好的关系。

不过，悬挂在编钟架上的楚王赠镈只是礼器，并不作为演奏的乐器。曾侯乙编钟令世人惊叹的还远不止这些，比如绝迹两千年的“一钟双音”在曾侯乙编钟上的重现。所谓“一钟双音”指的是一个编钟可以敲击出两种不同的音，铸造这样的编钟需要极高的青铜器铸造水平，在经济上也是划算的。原本一件编钟只能敲出一个音，能敲出两个音的编钟就意味着能够减少稀缺的青铜资源的消耗。

然而，随着青铜器时代的衰退，“一钟两音”的铸造技术也渐渐失传，仅存于古籍记载之中。宋徽宗时期，徽宗有感于全国音律混乱情况，下令铸造大晟钟作为定音之器，不过这些钟也并不具备“一钟双音”效果。清乾隆皇帝也曾用黄金铸造了十六件圆形编钟，作为定音之器。

两千多年来，无人知晓如何实现“一钟双音”，直到曾侯乙墓编钟的出现，人们才重新了解“一钟双音”。早在宋朝时期，沈括在其《梦溪笔谈》中论述编钟作为乐器的原因时写到：盖钟圆则声长，扁则声短。声短则节，声长则曲，节短处声皆相乱，不成音律。所以作为乐器的钟都是扁的，圆钟则无法演奏，西方的钟几乎都为圆形，所以并不能用来演奏。

曾侯乙墓编钟合瓦形的构造才是决定它能实现“一钟双音”的重要原因，敲击正鼓与敲击侧鼓会产生不同的振动，这种振动又经过了精确的工艺处理，使之产生的两种音互不影响。当年参与曾侯乙编钟研究的王湘在曾侯乙发掘前刚发表了关于“一钟双音”实现的理论研究，很多人对他的研究结果持有怀疑态度，而恰好出现的曾侯乙编钟却给了他的研究结果以最强有力的支撑。

编钟为青铜乐器中的重器，货真价实的重器，比如曾侯乙编钟总重达两千五百多公斤，由两千多公斤中的铜木架支撑。前文已有介绍，除了编钟外，曾侯乙墓还出了众多土琴、瑟、编磬、丝竹乐器等。

何谓“乐”，《礼记•乐记》曰：“乐者，音之所由生也，其本在人心之感于物也。”儒家将乐分为三个不同层次：声、音、乐。所谓“声”，就是没有节奏、旋律的声音；音有节奏与旋律，生自人心，“感于物而动，故形于声。”；“比音而乐之，及干戚羽旄，谓之乐”，乐由音生，本质上来说依然是源自人心对于事物的感想所发。

不过音与乐似乎看起来是一样的，但事实上只有“德音”才能称之为乐，也就是说音是乐的充分不必要条件。《礼记•乐记》：“夫乐者，与音相近而不同”，“凡音者，生于人心者也；乐者，通伦理者也。是故知声而不知音者，禽兽是也；知音而不知乐者，众庶是也。唯君子为能知乐。”所以，只有合于道的音才能称之为乐。

如何才是合于道的音？声被赋予了节奏旋律就能成为音（声成文，谓之音），音若合于德，才能成为乐，谓之“德音”。魏文侯问子夏说，“吾端冕而听古乐，则唯恐卧。听郑卫之音，则不知倦，何也？”子夏回答，郑卫之音虽是流行，但五音皆乱，这是乱世之音，与乐相差甚远。古乐“始奏以文，复乱以武，治乱以相，讯疾以雅”，所以常被君子称道，而“郑音好滥*志，宋音燕女溺志，卫音趋数烦志，齐音敖辟乔志”，此四音均有害于德，所以祭祀时也不会演奏它们。

“声音之道，与政通矣”，从《诗经》说起，周朝设有专门采集各地诗歌的官职，采风的官员将各地反映民风政德的诗歌记录下来，早期的诗是用来唱的常识恐怕也不必再多说明了吧。一开始，乐就与政建立了不可分割的关系。

故而通过欣赏某地的乐就能知晓这个地方的政是如何（政治与政并非同义），原因有二：其一，作为万民之主的诸侯国君喜欢听什么样的音乐，也会直接影响民风。因国君提倡而盛行的乐曲必然也会长期影响百姓的情趣所向，所以人民表现出来的性情也正是受了乐的长期熏陶而成。其二，乐生于人心而感于物。“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国家处于如何境地，就有什么的乐产生，故而观音知政。

先秦时代，礼乐关系大体为：“礼为主，乐为辅；以礼为体，乐为用”。“礼乐”通常同时出现。，前文有述：“乐者，天地之和也；礼者，天地之序也。”礼“天地之序”性质决定了它相较于乐更具有强制性，表现为礼制；而乐则相对温和，并不具有强制性。乐从人心而发，出自内里，而礼则是加之于人的外在的规章制度。

“乐者为同，礼者为异”。礼制规定了万物之间存在着高低贵贱的等级差别，而乐则体现了万物之间的谐和。人致力于乐则能调节心灵，极致则和悦，这是内在；致力于礼则调节行为举止，极致则恭顺，这是外在。故而致力于礼乐的推广，既能提高个人修养也能实现对国家的有效治理。

作为地处南方江汉之间的姬姓诸侯国，曾国虽难免受到南方蛮夷文化的影响，但始终以周室为尊，曾侯乙墓中也处处体现周文化的影子，比如对龙的崇尚，甚至曾侯乙的名“乙”也是因字形像龙而用此字为名的。

当我尚是中学生时，我对曾侯乙墓的了解也仅限于出土了数量庞大的青铜器文物，是近数十年来最为重大的考古发现之一，与马王堆汉墓齐名。然而当我第一次亲眼见到曾侯乙编钟时，我才知道那些青铜编钟并非只是物件，凝聚其上的还有源远流长的华夏文明，这种文明直至今日依然未曾断绝。

古书上 的情殇 牵动多少的柔肠是什么歌？

这首歌是 赵方婧 (wimi)/音阙诗听 演唱的 《离人殇》 ，以下是歌词：

离人殇 - 赵方婧 (wimi)/音阙诗听

词：empty

曲：empty

风卷彤云浪

大漠浩瀚金戈唱

军行万里荒

铮铮铁马踏残阳

翠色暮雨茫

耳听昨日烟波荡

笛声透凉

一轮残月托故乡

弯弯月亮

让谁又挂肚牵肠

谁家姑娘

等她的情郎

一抹红妆

掩盖岁月的沧桑

一把黄土湮灭了希望

古书上 的情殇

牵动多少的柔肠

手揽故事泛黄落下泪两行

借时光 到过往

多想改写那苍凉

奈何古来男儿志在沙场

风卷彤云浪

大漠浩瀚金戈唱

军行万里荒

铮铮铁马踏残阳

翠色暮雨茫

耳听昨日烟波荡

笛声透凉

一轮残月托故乡

弯弯月亮

让谁又挂肚牵肠

谁家姑娘

等她的情郎

一抹红妆

掩盖岁月的沧桑

一把黄土湮灭了希望

古书上 的情殇

牵动多少的柔肠

手揽故事泛黄落下泪两行

借时光 到过往

多想改写那苍凉

奈何古来男儿志在沙场

古书上 的情殇

牵动多少的柔肠

手揽故事泛黄落下泪两行

借时光 到过往

多想改写那苍凉

奈何古来男儿志在沙场

精彩歌评：

微风也暖：古时情殇

多是儿女因征战隔万里

两情相合却只天各一方

自是纸短情长

男儿为报志而执剑走天涯

女子相思意长柔肠断空闺

心柔：如果你碰巧是个男生（女生就更好了），又遇见了这条评论，那就点个赞，加个好友吧，毕竟这个世界，大家都是靠那仅存的一点温柔活下去的啊。开心点，没什么好在意的，反正我们，谁也别想活着离开这个世界。陌生人，嗯，我喜欢你，想和你聊天，你好哇，这里清影吖

第十二根风筝线：你说十年凄凉，思君难忘；后来阑珊灯火，音讯杳茫，不许相思比梦长

你说十年凄凉，存以微光；后来西湖残雪，诗经泛黄，不许相思比梦长

你说十年凄凉，落寞成殇；后来尘灰满面，长白风霜，不许相思比梦长

你说十年凄凉，浅吟低唱；后来暗衣灰烬，不晓存亡，不许相思比梦长

你说十年凄凉，长夜未央；后来青铜门外，杨柳宫墙，不许相思比梦长

你说十年凄凉，执念断肠；后来言罢散场，泪下千行，不许相思比梦长

《飘零久_i》

楚国又称荆、荆楚，是春秋战国时期的诸侯国，位于长江流域，大概包括现在的湖南、湖北、江西、安徽等省份。《史记·楚世家》中记载，周成王时期，册封楚人的部落首领熊绎为子爵，建立楚国。

楚国幅员辽阔，物产富饶，国力强盛，华夏文明和蛮夷文化在这里交融汇合，因而诞生了辉煌灿烂的楚文化。而其中最为瞩目的就是楚国的音乐——高山流水，清响绝尘，是中国传统民族音乐的典范和奠基。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楚国故地的考古发掘层出不穷，特别是九连墩战国古墓群和随县擂鼓墩古墓的发现，出土的楚国乐器和文献表明当时楚国的音乐已经站在了世界的巅峰。

楚国音乐遗世独立，独步世界，有着独特的发展和兴盛历程

楚国的巫文化对音乐艺术的产生和发展起到至关重要的影响作用。《楚辞章句》："楚国沅湘之间，其俗信鬼好祠（信奉鬼神而又喜好举行祭祀），其祠必作歌乐鼓舞（祭祀时一定要有鼓乐、歌舞助兴），以乐诸神"。

楚国尚巫，在楚国人的心目中，巫既统治神界掌握神权，又兼管人间精通。巫文化造就了楚国人对于自然神灵的虔诚膜拜与浓烈的浪漫情怀。

楚国人认为神与人民都存在于现世当中，人民之中"精爽不携贰"，"又能齐肃哀正"的就是神明降临的象征，这类人就被称为"巫"他们既能上通天意，祷告、占卜，又能惠及凡人，治病去灾。

巫风与神话必然造就艺术思维的萌芽，而音乐就是最初的艺术形态，音乐对于楚国人的精神生活有着深远的影响。

楚国音乐萌芽早、发展快、品类全，可谓独步天下。早在西周时期，楚国就有了音乐的萌芽，有楚公家钟和楚公逆钟等乐器可以作为实证。文献记载楚国大夫伍举规劝谏楚灵王切勿沉湎于声色犬马时，就以"金石匏竹"来指代八音。

这就说明当时的楚国音乐已经"土（埙）、木（筑，梆子）、金（钟）、石（磬）、革（鼓）、丝（琴、瑟）、匏（笙）、竹（篪）"八音俱全。在八音之中楚国人对"钟"可谓情有独钟，王公贵族和权贵阶层无不以钟乐陪葬来向后世宣告自己高雅的品位素养和高贵显赫的家世。

春秋时期，楚国政府已经专门设置乐官，来掌管祭祀鼓乐相关的国家事务。例如有人世代传袭"泠人"也就是乐官这一职位。古籍文献当中泠人、乐尹、乐师扈子等都是指以司乐为职的乐官。在专业乐官的管理下，楚国的音乐水平得到持续而稳定的发展。

轰动世界的曾侯乙墓，解开了楚国音乐尘封千年的光辉历史

1978年发现的曾侯乙墓，较为全面地折射出楚国音乐的水平，古代的"八音"，曾侯乙墓出土的有六类，即金、石、革、丝、、竹等，共计一百二十四件。这些出土遗物展示了曾侯乙乐队的庞大阵容，更证明楚国音乐的发达强盛。

曾侯乙编钟是我国迄今出土的先秦编钟中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意义也最重要。其中的镈钟不仅音质优雅，而且还保留有宝贵的铭文，记载了这件变种是楚惠王五十六年所制，是宗庙对曾侯乙进行祭奠和享祀的专用礼器。

除了钟磬，曾侯乙墓还出土了其他乐器，如五弦琴、十弦琴、排箫、瑟和篪等等。这些都是十分古老的楚国乐器，有些只能在古代典籍上找到，例如排箫，在楚国被称为"参差"。

《九歌·湘君》中提到"望夫君兮未来，吹参差兮谁思。"墓中出土的实物是由十数根长度不一的小竹管组成的，为后世的音乐研究提供了宝贵的资料。然而还有些乐器失传已久，甚至连名字都无处考证，实在是一件憾事。

例如乐器篪。关于它的模样和构造，郭璞注《尔雅·释乐》记载："以竹为之，长尺四寸，围三寸，一孔上出……横吹之。" 更值得一提的是梁架的装饰。承托横梁的是六具精致的铜人，他们也是我国考古首次发现的铜人。

铜人身着长袍，束有腰带和佩剑，造型庄重沉穆。与饰有蟠螭的横梁相互辉映，使得整个编钟梁架更加雄伟多姿，突出了其极为隆重宝贵的地位。

楚国音乐是中国传统民族音乐的起源，对后世的民乐发展起到了奠基的作用，"阳春白雪"与"下里巴人"。春秋战国时期，各个民族和部落之间不断融合交汇，楚国作为南方最重要的民族融合中心，开始潜移默化地汲取别族音乐文化的养分。

《文选·宋玉对楚王问》中提到"客有歌于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通俗歌曲），国中属而和者数千人（受众群体广泛）。其为阳阿、薤露（较为高雅的乐曲），国中属而和者数百人（人数逐渐减少）。

其为阳春、白雪（最为高雅的音乐），国中属而和者不过数十人（受众寥寥无几）。是其曲弥高，其和弥寡。"这就表现出了楚国音乐民族性融合性的特点，是中国传统民族音乐的起源。

《下里巴人》是各民族杂居地区耳熟能详的通俗流行歌曲，唱起来载歌载舞，场面热闹。而《阳春白雪》等歌曲，难度较大、曲调高雅，只有少数人能够演唱。这种情况非常真实地反映了楚国作为音乐之邦，夷夏并存，百花齐放，雅俗共赏，和而不同。正是楚国人这种开阔的胸襟和华夏一体的融合精神，为后世的民乐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从专业的音乐乐理方面来说，楚国音乐独占鳌头。80年代春秋楚墓出土的四套青铜编钟，开创性地增加了"徵"和"商"两个音，使得全部乐音都可以奏响七声音阶。

曾侯乙基的乐律用语共有54个，其中36个是传统乐律学中从未出现过的，属于新的乐理发现。也就是说早在2400年前楚国就有了自己的民族音乐表达方法。《楚辞·招魂》中记载了楚国八音齐鸣的恢弘场景："陈钟按鼓，竽瑟狂会…宫庭震惊…"。

楚国人甚至具有超前意识地建造了地下音乐厅——地室来迎接尊贵的宾客，陈设巨大的钟和鼓。待客人举步登堂之时，奏响乐声，钟鼓齐鸣，给人以震撼之感。

楚国音乐是中国传统民族音乐的集大成者，高山流水，世代典范

高山流水的典故在中国可谓是妇孺皆知，子期伯牙，千古知音。绝尘清响，世代典范。高山流水，最早见于《列子·汤问》。楚国郢都人伯牙，任晋国上大夫，他年幼时曾拜高人为师学习琴艺，精通音律。

一天他返回楚国探亲，来到长江与汉水汇合之地，夜晚泊舟大别山下。面对大好河山，明月清风，伯牙不禁思绪万千，于是焚香鼓琴，聊以排遣。这时恰好楚人钟子期从此地路过，他只是一个樵夫，但据传是乐尹钟建的后人。

他听到琴声不禁倾倒。伯牙善于操琴，子期善于倾听。伯牙心中想着高山的形象而弹奏，子期就回应:"峨峨兮若泰山!"想着流水的形态而弹奏，子期回应:"洋洋兮若江河!"伯牙所念，子期必得之。

所谓知音就是如此。伯牙精神顿时焕然，与子期结为至交好友，并约定明年再见共同切磋音乐，不料不久之后子期就染病去世。来年伯牙没有等到子期，黯然神伤，感慨今生再无知音，于是摔琴绝声，从此不再操琴。

伯牙与子期的知己之谊成为世代传诵的佳话，古曲《高山流水》，也成为了中国传统音乐美学的不朽经典。君子之交淡如水，音乐与人格同样都要追求高雅纯粹的至高境界。

此外，"诗"、"歌"同宗，楚国音乐还催生了屈骚文学这一绚丽辉煌的文化奇葩。《楚辞》文采张扬、瑰丽奇谲，充满了对原始神秘力量和自然生命力的热情歌颂和向往，并且具有浓重的巫性崇敬印记。

在此后的数千年历史长河当中，这种诗意化的泛巫意识形态始终存在于中国传统艺术思维的发展中，并深刻影响着后世的音乐艺术发展。

楚国八百年，楚国人一路走出蛮荒荆棘，高歌阔步，发展壮大，创造了光辉灿烂而又充满独特魅力的楚文化。楚文化的鼎盛期，几乎蔓延席卷了半个中国，如风行草偃影响着整个华夏文明。

其中最为突出的就是楚国的音乐。绝尘清响，高山流水。如今楚国音乐文化中那些鲜为人知的珍贵遗产重新得到考古发现，它们所代表的正是中国传统民族音乐的奠基和典范，激励我们后人去开创崭新的未来。

笛子的历史

黄帝时期，即距今大约4000多年前，黄河流域生长着大量竹子，开始选竹为材料制笛，《史记》记载：“黄帝使伶伦伐竹于昆豀、斩而作笛，吹作凤鸣”，以竹为村料是笛制的一大进步，一者竹比骨振动性好，发音清脆；二者竹便于加工。秦汉时期已有了七孔竹笛，并发明了两头笛，蔡邕、荀勖、梁武帝都曾制作十二律笛，即一笛一律。

笛在古代称为“篴”。到了汉代，许慎的《说文解字》有：“笛，七孔，竹筩也”的记载。

1978年，从湖北随县曾侯乙墓出土了两支竹篪，从湖南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了两支竹笛，出土的篪和古籍中记载的汉篪，除长度略有出入外，其他形制完全相同；出土的笛除与记载相同外，并在墓内的竹筒上写有篪的字样，显然是古代竹笛，古代的篪和笛非常相似，历来有人篪、笛不分，说成是同一乐器，实际是有区别的。从出土篪、笛可以看出：篪， 6孔，闭口，能奏五声加一变化音，全身髹（xiū）漆；笛，7孔，开口，能奏七声加两个变化音，不髹漆。战国时，篪是祭神或宴亭时演奏的主要旋律乐器之一，笛也非常流行，屈原学生宋玉的《笛赋》中也曾讲到当时南方的笛，与今日之笛已十分相像。

笛在汉代前多指竖吹笛，秦汉以来，笛已成为竖吹的箫和横吹的笛的共同名称，并延续了很长时期。汉武帝时，张骞通西域后传入横笛，亦称“横吹”。它在汉代的鼓吹乐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湖南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两支竹笛，都属横吹类的笛乐器。

北朝时，笛子不仅极为普遍，而且有所发展，形制、长短、粗细变化较大。到了北周和隋代，开始有了“横笛”之名。隋朝后期，出现了能演奏半音阶的十孔笛。

从唐代起，笛子还有大横吹和小横吹的区别。同时，竖吹的篪才被称为箫，横吹则称之为笛。唐朝吕才，制“尺八”，竖吹，并传入日本；在古都奈良的正仓院中，珍藏着我国盛唐时期制作的4支横笛。其中有牙和雕石横笛各一支，竹质的两支，它们长短不同，但都开有7个椭圆形音孔。刘系作七星管笛，蒙膜助声，是为笛加膜的第一人。

在晋时已有竖笛，吹头加一木头，使气从缝隙中通过，射向两哨孔边陵发音。

宋笛制多样，有叉手笛、龙颈笛、十一孔的小横吹、九孔的大横笛、七孔玉笛等等。

元朝以后笛子与现在类似，由于戏曲的蓬勃发展，笛子成为很多剧种的伴奏乐器，并按伴奏剧种不同分为两类：梆笛和曲笛。

20世纪六十年代，赵松庭发明排笛，将2至4根不同调的笛子扎在一起，音域可扩大三个八度以上，音乐富于变化，易于演奏。

笛子是中国广为流传的吹奏乐器，因为是用天然竹材制成，所以也称为"竹笛"。

笛子由一根竹管做成，里面去节，在管身上开有一个吹孔、一个膜孔、六个音孔。吹孔是笛子的第一个孔，气流由此吹入，使管内空气振动而发音。膜孔是笛子的第二个孔，专用来贴笛膜，笛膜多用芦苇膜或竹膜做成，笛膜经气流振动，便发出清脆而圆润的乐音。

笛子虽然短小简单，但它却有七千年的历史。大约在四千五百多年前的时候，笛子由骨制改为竹制。在公元前1世纪末汉武帝时，笛子称为"横吹",它在当时的鼓吹乐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从7世纪开始，笛子又有了改进，增加了膜孔，使它的表现力有了很大的发展，并且演奏技术也发展到相当高的水平。到了10世纪，随着宋词元曲的崛起，笛子成了伴奏吟词唱曲的主要乐器，在民间戏曲以及少数民族剧种的乐队里，笛子也是不可缺少的乐器。

笛子的表现力非常丰富，它既能演奏悠长、高亢的旋律，又能表现辽阔、宽广的情调，同时也可以奏出欢快华丽的舞曲和婉转优美的小调。然而，笛子的表现力不仅仅在于优美的旋律，它还能表现大自然的各种声音。比如模仿各种鸟叫等。

笛子不但演奏技巧丰富，而且它的品种也多种多样，有曲笛、梆笛、定调笛、加键笛、玉屏笛、七孔笛、十一孔笛等，并形成了风格迥异的南北两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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