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十大古都有哪些?谁被用的时间更久?
中国的十大古都,分别是北京、西安、南京、洛阳、开封、杭州、安阳、大同、商丘、郑州。
一、洛阳。洛阳是建都最悠久的古都。有夏、商、周、魏晋南北朝以及隋唐等朝代建都的历史。洛阳这座古城可谓是历史悠久,有着5000多年的历史被称为十三朝古都。
二、西安。西安建都的历史仅次于洛阳,也有这一千年的历史了。西安不仅是中国的十大古都之一,也是世界的四大文明古都之一古称为“长安”。在这里不仅可以见到秦兵马俑,也可以领略到西安这座古都的悠久历史。
三、北京。有着900多年的建都历史,北京可以排到第三名。主要建都的朝代,有辽、金、元、明清。被我们所熟知的清朝入主中原后,把北京作为国都向呈现给我们出紫金城这座宏伟的建筑,也带来了更为璀璨的文化。
四、开封。主要建筑的朝代有春秋战国时期的魏国以及五代、辽、北宋金等。古称汴州、东京。当时的开封城还是十分繁华的,经济文化都得到了快速的发展。
五、南京。主要的朝代有东晋、南唐、太平天国以及中华民国。在中国历史上南京这座古都尤为重要。也被称作“金陵”,是中华文化重要的发祥地之一。
六、安阳。主要建都的朝代有商朝、曹魏、东晋北齐等。有着500年的建都历史,是中国的文字之都,在这里可以看到中国早期文化的魅力对后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七、杭州。主要的建都朝代有南宋。在南宋时,杭州被称作"临安",也是吴越文化的发祥地。杭州的文化底蕴也是非常深厚。
八、大同。古称“平城”。在历史上,也是兵家必争之地,在地里环境上作为中原的保障发生过很多次战役。
九、郑州。被称五朝古都,华夏文明的起源地。如今也是河南省的省会城市。
十、商丘。三朝五帝的建都之地,属于汉粱文化的中心,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
长安属于雍州 ,许昌属于豫州 ,洛阳属于司州。
洛阳市有5000多年文明史、4000多年城市史、1500多年建都史。远在五六十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已有先民在洛阳繁衍生息,禹划九州,河洛属古豫州。洛阳是华夏文明的发祥地之一、丝绸之路的东方起点,隋唐大运河的中心,历史上先后有十多个王朝在洛阳建都。
长安是十三朝古都,是中国历史上建都朝代最多,建都时间最长,影响力最大的都城,居中国四大古都之首,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中华民族的摇篮,中华文化的杰出代表,隋唐时期世界最大的城市。
许昌地处中原,历史悠久,是华夏文化的重要发祥地。许昌古文化旅游资源有史前文化系列、汉文化系列、三国文化系列、寺庙建筑文化系列、钧瓷文化系列等。
扩展资料:
长安作为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长达千余年,先后有21个王朝和政权建都于此,是十三朝古都。
在建都长安的诸多朝代中,周、秦、汉朝、隋朝和唐朝都是中国历史上的强盛时代,当时的长安已成为国际性大都市。长安在公元前195年-公元25年、公元580年-公元904年的两段时间里是世界上最大的都市。
著名的丝绸之路西汉时期就是以长安为起点。唐代长安城下属有万年县和长安县取万年长安之意。长安为中国四大古都之首,同时也是与雅典、罗马和开罗齐名的世界四大古都之一。
-洛阳
-许昌 (河南省地级市)
-长安
“洛阳地脉花最宜、牡丹尤为天下奇。”中国是牡丹的故乡,洛阳又是中国牡丹的发祥地之一。洛阳牡丹以花大色艳、富丽端庄名扬天下。她始于晋、兴于隋,盛于唐,极盛于宋。自隋唐以后,洛阳牡丹在四川天彭、江苏盐城、浙江杭州、安徽毫川、山东曹州、广东韶关等地相继引种栽培,如今已遍布长城内外、大江南北。洛阳牡丹已溶入了中国牡丹的花海之中,并且香飘海外。公元724年,中国牡丹传入日本;公元1330至1850年引入法国;公元1656年荷兰开始引种;公元1789年英国引进中国牡丹,培育出100多个园艺品种;美国在公元1826至1830年也开始引进。
新中国成立以以来,洛阳市人民政府十分重视牡丹的恢复与发展工作,先后建立了各种牡丹生产管理机构以及牡丹栽培基地,并组织园林科技人员收集失散品种,扩大繁殖,改良栽培技术,开展新品种培育、高接换头及嫁接繁育、扦插繁殖、盆栽及盆景制作、促成栽培和抑制(延后)栽培技术研究工作,获得了百余项国际、国家、省部级、科技、展出成果奖。洛现有牡丹品种462个。种植面积约140公顷,约200余万株。1982年洛阳市人大常委会通过决议,正式命名牡丹为洛阳“市花”,并决定每年4月15日至25日举办洛阳牡丹花会。“以花为媒,广交朋友、发展经济、振兴洛阳”的方针得到了更好的贯彻落实。洛阳牡丹也更加闻名于世。洛阳牡丹伴随着时代的脚步远涉重洋,进入了20个多国家和地区,成为连接名国人民友谊的纽带和桥梁。牡丹文化牡丹,是中国固有的特产花卉,有数千年的自然生长和两千多年的人工栽培历史。其花大、形美、色艳、香浓,为历代人们所称颂,具有很高的观赏和药用价值,自秦汉时以药植物载人《神农本草经》始,散于历代各种古籍者,不乏其文。形成了色括植物学、园艺学、药物学、地理学、文学、艺术、民俗学等多学科在内的牡丹文化学,它是中华民族文化和民俗学的一组成部分,是中华民族文化完整机体的一个细胞,透过它,可以洞察中华民族文化的一般特征,这就是“文化全息”现象。 隋代,隋炀帝(公元605-618)时“辟地周二百里为西苑……,昭天下境内所有鸟兽草木驿至京师(今河南洛阳)……。易州(今河北易县)进二十箱牡丹”。《隋志素问篇》中说道:“清明次五时牡丹华。”这又足以说明牡丹作观赏植物则规模更大。
唐代(公元618-907)牡丹栽培开始繁盛起来。开元中盛于长安。传说当时洛阳有个叫宋单父的善于种花,应唐玄宗李隆基之召,到骊山种了一万多本,颜色不相同(《龙城录》)。李白“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拂槛露华浓。若非群玉山头见,会向瑶台月下逢。”等三首“清平调”就是歌咏几种不同颜色牡丹的。“庭前芍药妖无格,池上芙蓉静少情。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刘禹锡:“赏牡丹”)“帝城春欲暮,喧喧车马度;共道牡丹时,相随买花去。贵贱无常价,酬值看花数:灼灼百朵红,戋戋步束素。……家家习为俗,人人迷不悟。……”(白居易:“买花”)从以上这些诗篇可以看出当时帝都长安裁培牡丹的盛况。这时,牡丹不但颜色种类多了,而且还出现了一些新奇变异和重瓣现象。“兴唐寺有牡丹一窠,元和中着花一千二百朵,其色有正晕、倒晕、浅红、浅紫、紫白、白檀等,独无深红,又有花叶中无抹心者,重台花者,其花面七、八寸。”(《酉阳杂俎》)“穆宗皇帝殿前种千叶牡丹,花始开香气袭人,一朵千叶,大而且红。”(《杜阳杂俎》)。这也说明了,我国早在公元九世纪,便已经有了重瓣牡丹。
宋代(公元960-1279年),中国牡丹栽培中心,由唐之长安而转移到了洛阳,牡丹的品种更多,栽培技术更加系统、完善。并出现了一批理论专著,对牡丹的研究有了很大的提高。这一时期的著作有欧阳修的《洛阳牡丹记》;周师厚的《鄞江周氏洛阳牡丹记》、《洛阳花木记》;张峋的《洛阳花谱》等等。记述了牡丹的栽培管理,总结出一整套较为完整的成熟经验。欧阳修说:大抵洛人家家有花,而少大树,盖其不接则不佳。
北宋末年,战乱不断,洛阳牡丹开始衰退,陈州牡丹取而代之,张邦基撰《陈州牡丹记》云:“洛阳牡丹之品见于花谱,然未若陈州牡丹之盛且多也。圆户花如种黍粟,动以顷计。”
南宋时,牡丹栽培中心南移,由北方洛阳移向南方的天彭(今四川省彭州市)、成都、杭州等地。天彭裁培的牡丹,为蜀中第一,号称“小西京”。诗人陆游在蜀中做官,亲往游赏,并撰《天彭牡丹谱》(1178年)。宋室南渡后,洛阳花事衰微,杭州却得到发展,出现一些新奇品种,如‘重台九新淡紫牡丹’、白花青缘牡丹’等。
元代,是中国牡丹发展的低潮时期,长安、洛阳等地能见到的好品种已屈指可数,品种退化,重瓣品种难得一见,因有“千叶独难遇,亦犹千人为英,万人为杰,尤世纪不恒有者”(姚燧《序牡丹》)之叹!
明代(公元1368-1644年),牡丹的栽培的中心,转移到了安徽亳州。夏之臣《评亳州牡丹》云:“吾亳州牡丹,年来浸盛,娇容三变,尤在季孟之间。等此而上,有天香一品,石榴红,胜娇容,宫红袍,琉璃贯珠,新红种种不一,杂红最后出,品种难得。又有大黄一种,轻腻可爱,不减三变。佛顶青为白色第一。大抵红花以花子红,银红、桃红为上。”又云:“草堂数武之步,种莳殆偏,率以两色并作一丛,红白异状,错综其间,又以平头紫,庆天香,先春红三色插入其花丛,间集而成文章,“他时盛开灿然若锦”。此时开中国插花技术之先河。
牡丹作为观赏植物始自南北朝时期,文献多有记载。刘赛客《嘉记录》说:“北齐杨子华有画牡丹”,牡丹既已入画,其作为观赏的对象已确切无疑。谢康乐更具体指出种植的具体情况:“永嘉水际竹间多牡丹。”(《太平御览》)近代生物学先驱达尔文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写的《动植物在家养情况下的变异》一书中说,牡丹在中国已经栽培了一千四百年“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推到一千四百年前,那是公元五世纪,即南北朝初年,和中国牡丹的栽植历史大体相属。解放后,牡丹种植有长足地发展,牡丹文化被人逐渐重视,出现了大批牡丹研究工作者和专家。 牡丹文化兼容多门科学,其构成非常广泛,它包括哲学、宗教、文学、艺术、教育、风俗、民情等所有文化领域。牡丹文化中所提供的文化信息,可以反映出民族文化的基本概貌,符合宇宙间的“全息律”。牡丹文化是民族文化的一部分,与其他类型的文化相比,牡丹文化有其:(一)较浓重的生物学特点
(二)较浓重的药物学特点
(三)较浓重的园艺学特点
(四)较浓重的美学特点
(五)较浓重的文学特点
(六)较浓重的乡土气息
(七)浓重的富贵之感
(八)浓重的人生回味
(九)浓重的生活恿气
(十)浓重的旅游氛围等特点。 隋炀帝杨广即位(640年),建都洛阳并辟西苑。隋炀帝好奇花、奇石,曾三下江南搜寻。并派人将各地收集到的牡丹种植在西苑中。据王应麟《海山记》记载:“隋帝辟地二百为西苑,诏天下进花卉。易州进二十箱牡丹,有红、红、飞来红、袁家红、醉颜红、云红、天外红、一拂黄、延安黄、先春红、颤风矫等名贵品种。”在皇家园林中,大量地种植牡丹,可见隋炀帝对牡丹的喜好。
杨贵妃尤好牡丹。唐开元年,宫廷内,开始重视牡丹,并在兴庆池东沉香亭前,骊山行宫处,栽植数种红紫、浅红、通白等色牡丹。花初开,杨贵妃带众宫女游赏花间,如醉如痴,《开元花本记》中载:“杨国忠以贵妃专宠,上赐以要芍药(即牡丹)数本,植于家。”这里“专宠”两字即道出杨贵妃对牡丹珍爱的程度。
武则天是我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唐代著名的政治家。并州文水县人。在历史上曾有武则天贬牡丹到洛阳的传说,将武则天描写成一个暴君。其实不然,她是一个极富感情的人,并且尤好牡丹。据舒元舆《牡丹赋》说:“天后之乡,西河也,精舍下有牡丹,其花特异,天后(则天)上苑之有缺,因命移植焉。”这正说明了武则天的家乡,早就种有许多牡丹,而且品种“特异”,已超过京城许多品种,因此,将家乡的珍稀品种移到都城来。
后来,武则天在洛阳建立武周神都时将长安的一些牡丹带到洛阳来,是合乎常理的事。
传说牡丹,又名“焦骨牡丹”,这个名字的由来与武则天有关。唐时,一个冰封大地的寒冷天气,武则天到后苑游玩,只见天寒地冻,百花雕谢,万物萧条,心里十分懊恼:若一夜之间,百花齐放,该多好,以我堂堂武则天之威,想那百花岂敢违旨!想到这,她面对百花下诏令道:“明朝游上苑,火速报春知,花须连夜发,莫待晓风催!”。
武则天诏令一出,百花仙子惊慌失措,聚集一堂商量对策。有的说:“这寒冬腊月要我们开花,不合时令,怎办到有的说:“武后的圣旨怎么违背呢不然,一定会落个悲惨的下场;”众花仙默然,她们都目睹过武则天“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种种行为,怎么办呢第二天,一场大雪纷纷扬扬从天而降,尽管狂风呼啸,滴水成冰,但众花仙还是不敢违命。只见后苑中,五颜六色的花朵真的顶风冒雪,绽开了花蕊。武则天目睹此情此景,高兴极了,突然,一片荒凉的花圃映入眼帘,武则天的脸一下子沉了下来“这是什么花怎敢违背朕的圣旨”大家一看,原来全是牡丹花。武则天闻听大怒:“马上把这些胆大包天的牡丹逐出京城,贬到洛阳去:”谁知,这些牡丹到洛阳,随便埋入土中,马上就长出绿叶,开出花朵娇艳无比。武则天闻讯,气急败坏,派人即刻赶赴洛阳,要一把将牡丹花全部烧死。无情的大火映红了天空,棵棵牡丹在大火中痛苦地挣扎,呻吟,然而,人们却惊奇发现,牡丹虽枝干已焦黑,但那盛开的花朵却更加夺目。牡丹花就这样获得了“焦骨牡丹”的称号,牡丹仙子也以其凛然正气,被众花仙拥戴为“百花之王”。从此以后,牡丹就在洛阳生根开花,名甲天下。
周师厚,字敦夫,鄞(今浙江省鄞县)人。皇进士,官至荆湖南路转运判官。周师厚于神宗熙宁3月路过洛阳,“精蓝名圃,赏及牡丹”。元丰四年,又一次来到洛阳时,他看到李德裕《平泉花木记》、欧阳修《洛阳牡丹记》以及范仲淹的花谱,就按照这些文字记载,在洛阳各处寻讨不同的花品,元丰五年二月写成《洛阳牡丹记》。
欧阳修与牡丹欧阳修,字永叔,自号醉翁,晚号六一居士,卢陵(今江西吉安市)人。他善散文、诗词,被誉为唐宋八大家之一。他在洛阳作推官时,发现“洛阳之俗,大抵好花,春时,城中无贵贱皆插花。花开时士庶竞为遨游。”这时的洛阳城无论民家,还是官员院,遍植牡丹日盛于世。欧公大为感动,于是遍访民间,将洛阳牡丹的历史、栽培、品种,以及风俗民情作了详尽的考察,写成了我国第一部牡丹专著《洛阳牡丹记》。
陆游,字务观,号放翁,越州山阴(今绍兴)人。宋代杰出的诗人、史学家、书法家、爱国将领、民族英雄。他在四川彭县的丹景山及当地民间,称“牡丹在中州,洛阳为第一,在蜀,天彭为第一。天彭之花,皆不详其所自出。”“大抵花品近百种”。后来,他著了一本《天彭牡丹谱》。
刘禹锡,字梦得,洛阳人,祖籍中山(河北定县),曾任洛阳太子宾客,又称刘宾客。唐代伟大的诗人。在他众多的诗中,有许多赞美牡丹的,其中以《赏牡丹》驰名天下:庭前芍药妖无格,池上芙蕖净少情。唯在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卞氏大参公与牡丹卞氏大参公,号济之,苏州枫桥人,宋代官陕西参知政事。为官清正廉洁,深得民心。宋末,元人入侵,南宋败亡,乃隐退姑苏城,后来为避世乱,全家迁至盐城东溟镇(今便仓镇),并携红、白两株牡丹栽于家中。这就是现在的“枯枝牡丹”。
据《盐城县志》、《卞氏家谱》记载:“卞氏始祖何取二色牡丹之意,而在植花明志,取红者,以示报国赤诚忠心,取其白者,以示为官清正廉洁。”宋单父与牡丹宋单父,字仲儒,唐代开元时,洛阳人,植牡丹名家,尝植牡丹千种,红白斗色。被皇上召至骊山,植牡丹万株,其品种各不相同。皇上赐金千两。宫廷人皆称他为花师。
慈禧,清代皇后,自幼受民族传统文化的薰陶,非常喜欢牡丹。在故宫御花园中和其它园林园中种了许多牡丹,就在她“垂帘听政”时,曾将牡丹定为国花。
查理达尔文是英国的博物学家,进化论者,他曾对中国牡丹的演化过程(从野生到家养)作了认真的研究,并把中国以人工培育牡丹的例证写入他的巨著《物种起源》里,作为他生物进化论学说的论据。
牡丹之所以深得国人喜爱,原因在于它花色艳丽,总是给人带来一种雍容华贵的视觉感受。牡丹最早为人所知是基于它的药用价值,后来人们因见它具有较高的观赏价值,于是便开始将其引至家中种植。家养牡丹的栽培历史大约开始于南北朝,经由这个时期的初步发展之后隋朝时期牡丹数量开始日渐增加,与此同时它的种植范围也开始扩大。
野生牡丹原本主要生长于长江流域与黄河流域的山岭地带,其中处于黄河中下游的洛阳自是也是早早便开始引种牡丹。尤其是隋朝在隋炀帝登基之后还曾迁都至洛阳,而牡丹也因观赏价值高而被引种至皇家园林之中。根据《海山记》这一古籍的记载可知,隋炀帝曾专门开辟出一处足足两百里大的西苑来种植天下各类奇花异草。当时一处名为易州的地方为此进贡了二十箱的牡丹,其中包括飞来红、一拂黄等品种。
经由隋朝时期的发展之后,随后而至的唐朝因为国力强盛,经济繁荣而又进一步促进了牡丹的发展。唐朝自高宗时期开始便以洛阳为东都,待武则天登基之后洛阳更是直接被提升为了国都,也称神都。基于这样的地位,洛阳也是获得了非常快的发展,所以连带着赏花风气也十分兴盛,而拥有“国色天香”之名誉的牡丹自是赏花主力之一。这也使得当时十分繁华的洛阳城内园圃林立,城内百姓几乎每年每户皆有种植牡丹。
牡丹除了拥有“国色天香”这一美称之外,它还被视为“花中之王”。牡丹本就颇具观赏价值,后又经由千余年的人工栽培,其花色也是越发多样化,同时也更具观赏性。因为牡丹花大而艳,所以显得雍容华贵,故而人们也将牡丹花比作“富贵花”。时至今日,牡丹依旧深受人们喜爱,为此很多人都希望能够将牡丹定为中国国花。
洛阳作为最负盛名的牡丹种植地,自古以来便被誉为“千年帝都,牡丹花城”。洛阳牡丹之所以能够闻名于世,是因为洛阳的气候、土壤均非常适宜牡丹的种植。洛阳这个地方无寒冬酷暑,再加上土壤也十分肥沃,所以种植于洛阳的牡丹总是长得又大又艳。北宋欧阳修就曾有过“洛阳地脉花最宜,牡丹尤为天下奇”这样的评价。
文字是华夏先民的重大发明之一,包含了深层次的哲学和儒学思想,是华夏民族宝贵的文化财富。几千年来,汉字不仅为中华民族大家庭服务,而且在世界的文化交流与传播中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在人类文明史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我们都知道,中国历史上有九个朝代的帝王以洛阳作为国都,历经数千年的盛衰,历史遗留下来浩如烟海的珍贵文物遭受了无情的浩劫。在当今的经济大潮中,人们对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国民素质教育的重视程度还相对不够,对河洛大地的文字类文物的收集、整理和研究工作十分薄弱,洛阳金石文字博物馆就是在这样的大环境中应运而生的。
洛阳金石文字博物馆成立于2012年3月,是继中国文字博物馆后唯一一家由民营资本创建的文字博物馆,主要从事文字类文物的收藏、保护、研究、展示和交流,现有文字类文物及标本2000余件,涵盖了中华文明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历史地域。博物馆运营初期面积为620平方米,其中展馆面积220平方米,库房面积400平方米。展馆内采用实物资料和图文解说等形式,展示各门类古代文字标本及实物270余件,布展内容大体按照汉字史的序次排列,主要以汉代、魏晋、隋唐、宋元等成熟期文字为主。
洛阳金石文字博物馆的藏品主要有以下几类:刻文砖铭、削文瓦铭、碑刻及金石学史料等。
洛阳金石文字博物馆所藏的刻文砖铭以东汉砖铭为主,其刻写年代大致在永平至熹平年间(58-178年),属于东汉早中期。这时期正是隶书从古隶向八分书体过渡并趋于成熟的时期,东汉砖铭虽不能代表这一时期隶书书法全貌,但从中可以窥探到这一时期书法的演变过程。
东汉砖铭系以汉代素面废弃城砖为材质,以某种利器自右向左单刀刻成,文字内有的还可以见到填有朱砂。东汉砖铭均为单刀刻写,这种刻法使砖文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笔墨韵味,形成了一种刚劲秀挺、质朴自然的金石味。这些未经书写直接刻写的砖文,使得刻刀的灵活性增强,不受拘束随意运转,十分生动地体现了一种自然气韵。有的砖铭不按文字书写笔顺去刻写,而是将文字同方向的笔顺刻写完以后,再刻写另外方向的笔画;有的砖铭由于所用砖体的形状十分不规则,砖铭的刻写就砖体随意运刀,使砖面砖文布局丰满而又富于变化;有的砖铭由于刻写者不计算砖面大小与刻写字数,致使砖文前松后紧或前紧后松;有些砖铭方整挺劲、抑扬使转的刻写,使人们好像感受到明清流派印章的刀法在这里已初露端倪、一脉相承,富有自然情趣。
东汉砖铭的刻文均为隶书,多数保持了东汉隶书扁平的特点,与当时碑刻上的隶书不同,它没有蚕头燕尾的变化,也无明显的波磔用笔,更不具备像《熹平石经》、《礼器碑》、《曹全碑》等那种左右规矩、法度森严的风貌,这是一种既不同于汉代碑刻又不同于简牍帛书的隶书书体,是一种纯使用的、未加修饰的书法风貌,其唯一的书写意识就是从简,这也是形成这些砖铭天真质朴、自然洒脱的重要原因。
洛阳金石文字博物馆所藏的削文瓦铭以洛阳北魏削文瓦铭为主,其刻写年代在北魏迁都洛阳期间,属于北魏中晚期。北魏削文瓦铭是在未干的瓦坯上刻划文字后再烧制,由于瓦坯柔软,可以运笔自如,与同时期的石刻墓砖、造像题记等相比,更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的书法风貌。
北魏削文瓦铭文字书法可分为刻文书法和印文书法:印文书法有隶书和篆书两种,隶书印文字迹粗略,篆书印文工整秀丽,两者差异较大;刻文书法有隶书、楷书、行书、草书等多种不同风格的书体,其中有行笔如行云流水极为流畅的,也有行笔如学童为之极为生拙的,在同一瓦片上,所书文字字体大小和笔画粗细还不一致,字体书法和笔画深浅亦不相同。
北魏削文瓦铭文字书法与洛阳出土北魏墓志、造像题记等文字书法大相径庭,人们对墓志、造像题记的研究比较多,但作为一批反映北魏民间书法的珍贵实物资料,对其研究还不够深入,未能得到书法界、学术界的重视。
东汉最好的碑刻《熹平石经》在洛阳,曹魏最好的碑刻《三体石经》在洛阳,西晋最好的碑刻《辟雍碑》在洛阳,北魏最好的造像题记《龙门二十品》在洛阳。唐代的洛阳作为中国的文化中心,是文人墨客聚集之地,大量珍贵的碑刻文字也留在了洛阳,这些文字就是洛阳文化之都的灵魂。目前洛阳金石文字博物馆碑刻类藏品主要以北朝墓志、唐代墓志为主,这些墓志记载了古人形形色色的社会活动,为研究数个朝代的文治武功提供了难得的实物资料,是证史、纠史、补史的重要佐证,既可以视为一部石刻历史,又可以称得上古人档案馆,同时也是研究中国古代翰墨文章、书法艺术的资料宝库。
研究金石文字有四重意义:一是利用金石文字考证历史;二是利用金石文字考释文字;三是利用金石文字校订古籍;四是利用金石文字探讨书法。故收藏金石学史料就成了洛阳金石文字博物馆的又一项重要任务。
(责编:魏佩)
丽景门是中国历史上 最为典型、最为优秀的城门,最早始建于隋代,据《唐两京城坊考》记载,东都皇城西面有两门,南曰丽景门,北月宣辉门。是洛阳古城的西大门。自从代表夏、商、周三朝王权的九鼎置于洛阳后,这个古代称为“天中”的洛阳,(中国一名即由此而来)就成为历朝历代必争之地,英雄、枭雄竞相表演。隋唐时代,丽景门内是朝廷诸省(内侍省、门下省、殿中省等)、府(左、右卫率府,左、右御卫府等)、卫(左、右监门卫,左、右威武卫等)、堂(东、西朝堂等)、馆(四方馆等)、局(尚辇局等)、台(司隶台、御史台等)、寺(太府寺、光禄寺等)的办公场所,另有内坊,左、右春坊等供官员居住。丽景门内右侧为大社,是百官及万民祭祀土神和谷神的地方。由隋唐至宋,各代所设的官衙名称不尽相同,但所设省、府、台、卫等大抵如此。1945年,日本侵略者在丽景门缴枪投降,解放洛阳时,其它城门都攻破,唯有丽景门久攻不下,国民党被围自动投降,丽景门城楼屡经毁败、屡经修复,所以,宋代大历史学家司马光说:“若问古今兴废事,请君只看洛阳城”。据《河洛民风》记载:丽景门长期以来是百官及万民祭祀神的地方,祈福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富贵吉祥,合家平安。这说明丽景门的兴盛繁荣、经久不衰是和它所处的地理位置有密切关系的。 今日的丽景门是由洛阳市政府投资三千多万元于2002年在原址新建的,占地面积一万八千余平方米,城门楼共分四层,钢筋混凝土结构,2004年竣工。整个工程由城门楼、瓮城、箭楼、城墙和丽景桥(古时为吊桥),护城河等部分组成,其城垣高厚,月城宏阔,重门叠关,上干浮云,气势磅礴,成为洛阳老城历史文化古城街区的龙头。其规模之宏大在河南古建筑中居于首位,成为洛阳古城历史文化最具特色的标志,是为中原第一楼,古都第一门。新建后的丽景门被评为洛阳市新八大景。
在对我国进行了数月的抽样调查并测量了超过6亿人口之后,我国有关部门发布了一份报告,名为中国居民营养与慢性病状况报告,报告指出,中国成年男性的平均身高为1697cm,女性的身高为1580cm,与2015年相比,男女平均身高分别增加了12厘米和08厘米,随着我国营养水平的提高,这一数字将继续增加,近年来,我国发展迅速,人民生活大大改善,大多数儿童在成长过程中不再缺乏营养食品,例如肉,蛋,牛奶等,因此他们的身高会慢慢升高,但是,对历史更感兴趣的读者可能会发现,在各种古籍,历史书籍,浪漫史和小说中,古人都称其为七尺长的人,如果按当前标尺的长度测量,则为23米以上,而三国演义中著名的关羽则是9尺长,超过3米。
古代的生产力与现在完全不同,许多古代人经常饥饿,其营养水平与现代完全无法比拟,关羽本人出生于微末,但如今已经发展到了非巨人主义无法企及的地步,这种现象的高度显然是异常的,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自然是古代度量衡与现代度量衡有很大的不同,我们经常谈论度量衡,但是可能有很多人对这三个词度量衡的含义不甚了解,体积是指体积,确切地说,应该是体积,平衡是指体重,在古代,有重量单位,例如石头,每斤,两斤等,最后的度是指长度,在汉代,使用简单十进制转换关系为1引=10英尺=100英尺=1000英寸=10000点,但是只知道转换关系,仍然不知道具体长度,在汉朝建国之后,基本使用秦朝制度,即所谓的汉承秦制。
其中也包括度量衡,根据童方胜的文物和秦胜在史书中的记录,考古学家计算出秦朝的一只脚长为232厘米,如果根据该长度计算,则武圣关羽的高度为2088cm,尽管这个高度仍然令人惊讶,但它已经在可接受的范围内,毕竟,这是对秦朝的量度,仍然缺乏直接的证据来证明东汉时期汉朝统治者的身长,直到后来,考古学家才在河南洛阳挖掘了汉恒帝刘志的坟墓,并在坟墓中发现了两个汉族统治者,这个奥秘得以彻底解决,这两个尺子,一个是普通的木尺,另一个是金铜尺,两个尺子的长度约为23厘米,其中铜尺为231厘米,它们保存得比较好,可以用作汉统治者的直接证据,通过这个汉尺,我们可以知道关羽的身高大约是2077cm,这个高度还是很恐怖的,一个7英尺高的人的身高是1617。
所以可以将其与当时的营养水平进行比较时间适合,但是小说中提到的九英尺可能只是视觉上的近似值,而不是特定的高度,罗冠中也有可能刻意写出如此高大的形象,以展现关羽的英勇,毕竟,三国志中没有关羽身高的直接描述,取而代之的是,他称关羽的哥哥刘备友为长七尺五寸,根据描述,它的高度约为173cm,而刘备主要是朝着关羽抬头,可以看出,关羽的身高必须在18米以上,在人均16米的时代,这也是一个完美的姿势,雄伟,然而,关羽不仅以其正直坚定的姿态而著称,还被誉为武侠圣人,更重要的是,他以其精湛的武术和杰出的忠诚度而受到尊敬,因此,尽管我们了解到我国的人的身高已达到17米,但没有达到这个高度的看官老爷们也不必灰心丧气,真正有权力的人仍然在于知识,素质和性情等内部因素,这是我们每个人都应追求的方向。
本文2023-08-19 08:58:18发表“古籍资讯”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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