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公元前19世纪，中国古人的开始了对地震的记载。《竹书纪年》写道：“夏帝发七年（公元前1831年）泰山震。”这是世界上最早的地震记载，距今已有3800多年了。在公元前780年（周幽王二年），我国已开始详细描述地震。当年陕西发生一次大地震，《诗经》上作了详尽的描述，其大意是：闪闪的电光，轰轰的雷鸣，这种不祥的描象，多么叫人不能安宁。千百条河流在沸腾，巍峨的山顶在塌崩，高岸变成了低谷，深谷变成了丘陵。《春秋》、《国语》和《左传》等先秦古籍中都有关于地震的记述，保存了不少古老地震记录。从汉代开始，地震就作为灾异记入各断代史的“五行志”中了。宋元以后地方志发达起来，地震也被作为灾异记入志中，地震史料大大增加。除了这些官修的正史，方志外，许多私人写的笔记、杂录、小说和诗文集中也有地震的记载，而且往往附有生动的描述。历代的一些“类书”，如宋代编的《太平御览》、清代编的《古今图书集成》等，还按分类收集了不少地震资料。此外，碑文中也有历史地震的记载。

没有copy完，你自己看吧

http://blogtomcom/wencaifeng/article/3158html

在我国3000多年的历史资料中，记载的地震至少有近万次，其中破坏性地震近3000次，8级以上特大地震约18次。这些记载的时间之久远，内容之详尽，都是举世无双的，是世界上最悠久、最完整的地震历史资料。但是就是这么多的震灾也给古代人们带了巨大的损失。在这里选取具有典型性的地震进行分析，以明我国古代的地震对人们生命财产的破坏和人们在抗震过程中取得的重大进步。

两汉的震灾——天灾与人祸交织的腰斩王朝

两汉时期(公元前206年——公元220年)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自然灾害的群发期，有的学者将其称之为“两汉宇宙期”。其重要表征就是地震频率明显增多。邓云特在《中国救荒史》中说:“秦汉四百四十年中，灾害发生了三百七十五次之多。计旱灾八十一次，水灾七十六次，地震六十八次。”据《史记·秦始皇本纪》，秦始皇时期共发生两次地震,分别在秦王嬴政十五年(公元前232年)和十七年(公元前230年),都在秦统一中国之前。因此,邓云特所统计的68次地震皆在两汉时期。另据王会安、闻黎明主编的《中国地震历史资料汇编》第一卷中的统计数字，两汉时期共发生地震118次,平均不到四年就发生一次,足见两汉时期地震之频繁。

在这些众多的地震中，较为严重的是以下几次。公元前70年6月1日，在山东的诸城昌乐一带发生了7级的大地震，当时的《汉书·五行志》中记载“宣帝本始四年郡国四十九地震，或山崩水出。北海邪坏祖宗庙城廓，杀六千余人”。143年10月后，在甘肃甘谷西发生了7级的地震，伤亡惨重，在《后汉书·五行志》中记载“建康元年正月，凉州部郡六地震，从去年九月以来至四月，凡百八十地震，山谷饬裂，坏败城寺，伤害人物”。180年秋，甘肃高台西发生了75级的地震，损害极大，根据《后汉书·灵帝纪》记载“灵帝光和三年秋-四年春酒泉表氏地百八十动,涌水出,城中官寺民舍皆顿,县易处,更筑城郭”。

两汉时期的地震发生有着鲜明的特点，首先地震的次数东汉较西汉大为增加，区域以长江以北为主。在68次地震中，其中西汉(含新莽天凤三年)17次，占地震总数的1/4;东汉51次，占总数的3/4，次数明显增多。尤其是和帝、安帝、顺帝和桓帝时期，地震更为频繁。从地震发生的区域范围来看，绝大多数是在以黄河中下游为中心的北方地区。长安、洛阳作为两汉的都城，是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人口比较集中，地震造成的危害较大，对地震的记载自然就十分详细。在68次地震中，其中京师地区就达42次，占总数的61%以上，有些年份中记载只有地震两字，并未指出具体地点，但一般来说，凡此“往往为国都之事”。而江南及其他地区记载极少，但并不说明这些地区在这一时期就未发生过地震，只不过是没有被人记载下来而起。

叠溪海子－－1933年地震遗址

再者，伴随地震这一主灾害,还连锁发生着一系列次生灾害。根据自然灾害发生的规律,往往具有群发性的特征。两汉时期地震后主要的次生灾害有以下几种:(1)地震引起山崩。这是伴随地震产生的最主要的次生灾害。如高后二年,“地震，羌道、武都道山崩。”文帝元年,“齐楚地震，二十九山同日崩”。宣帝本始四年,“郡国四十九地震，或山崩水出”。(2)地震引起地表水激荡。因“地震震动破坏了地震现场的地下水水平面，使一些地方地下水上升涌出地面，多则泛滥成灾”。如文帝元年,“大水溃出”。安帝元初六年,“京都、郡国四十二地震”,“涌水”。汉顺帝建康元年,“京师及太原、雁北地震，三郡水涌地裂”。汉桓帝建和四年,“夏四月，京师地震。郡国六地裂，水涌井溢。”汉灵帝光和三年秋至四年年春，酒泉表氏地百八十动,“涌水出”。(3)地震引起河道壅塞。如汉成帝河平三年，“犍为地震。雍江水,水逆流。”(4)地震引起海啸。汉灵帝建宁四年,“地震,海水溢”。熹平二年,“北海地震。东莱、北海海水溢。”(5)地震引起疫病爆发。景帝后元二年,“地震。民大疫死,棺贵,至秋止。”地震之后的疫病流行,使民众大量死亡,以至棺材也为之涨价。这些伴随地震产生的次生灾害,其危害程度有时甚至超过地震本身,尤其是几种灾害相互作用,其破坏性更大。汉元帝时的京房曾说:“今陛下即位已来，日月失明，星辰逆行，山崩泉，地震石陨，夏霜冬雷,春凋秋荣,陨霜不杀,水旱螟螽,民人饥疫。”

最后，地震对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和生存条件都造成巨大的损失。首先是造成人员的大量伤亡。其中伤亡人数比较多的地震有：高后二年地震,“杀七百六十人”。宣帝本始四年,郡国四十九地震,“杀六千余人”。成帝绥和二年地震,“杀四百一十五人”。其次，对人民的生存环境造成极大的破坏。因地震及伴随而来的山崩地裂、水灾泛滥等灾害对自然环境造成极大的破坏，严重地威胁到人们的生存。如汉元帝建昭四年,“蓝田地震,山崩,拥灞水。安阳(陵)岸崩。壅泾水，泾水逆流”。汉灵帝光和三年秋至四年春，酒泉表氏一带多次发生地震，导致地表水涌出，泛滥成灾，使城中的官衙和民房全部倒塌，以致不得不“县易处，更筑城郭”。再次是对人民的家庭私有财产造成重大损失。两汉时期,因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限制，居民的房屋多为土木结构，抗震能力极差，一旦稍有震动，就房倒屋塌，人民流离失所。如汉惠帝二年,“地震陇西，压四百余家。”汉成帝绥和二年,“地震，自京师至北边郡国三十余坏城廓”。汉安帝元初六年,“京都、郡国四十二地震……坏败城郭、民室屋”。汉顺帝永和三年,“京师及金城、陇西地震……室屋多坏”。损失都十分惨重。

康熙罪己诏——英明皇帝震灾后的补救措施

康熙十八年的北京大地震，首先是地域的特殊性，北京作为当时的政治问黄中心，人口众多，各种建筑物也是数不胜数，在这样的地区里面发生地震造成的伤害必然是非常的惨重，再者这次地震是该地区自有文字记载以来最大的一次地震，最后处于康乾盛世的时代，面对着这样的一次大地震，作为统治者和百姓是怎么进行震后救灾的，都具有很强的代表性。

康熙十八年北京大地震的震级为 8级，震中烈度为十一，震中在今北京、平谷、河北三河一带，“东至辽宁之沈阳，西至河南之安阳，凡数千里，而三河、平谷最惨”。地震所及范围至河北、山西、陕西、辽宁、山东、河南等省，共计 200 多个县市， 最远记录达 700 百多公里。

康熙十八年七月二十八日庚申巳时，从京城的东方的地下发出响声，顷刻之间，只见尘沙飞扬，黑雾弥漫，不见天日。而地面上的人们也被震得东倒西歪，如同坐在船上一半，随后，私下里巨声响起，地面上的所有的东西都在震动，动物到处的乱窜，人们更是无头脑的乱跑，但是已经迈不开步了，这场爆发力极强的地震给京师及周围的州县带来深重劫难。蓟州地区，根据史料记载“地内声响如奔车，如急雷，天昏地暗，房屋倒塌无数，压死人畜甚多，地裂深沟，缝涌黑水甚臭，日夜之间频震，人不敢家居”。宛平县城也没有逃过此劫，“一响摧塌五城门，城中裂碎万间屋。万七千人屋下死，骨肉泥糊知是谁？……西门向北有劈面酸风乱滚之黄沙，东门至南有扑鼻膻水泛滥之黑沟”。良乡县倒塌瓦房10余间，土房40余间；损伤土房、瓦房近百间；街道震裂，水涌高三四尺。二十九日、三十日复大震，良乡、通县等城俱陷，裂地成渠，黄黑水溢出，黑气蔽天。作为震中之一的三河县的惨状更是无法描述，当时的县令对此作了详细的记录，“四远有声，俨如数十万军马飒沓而至”，“有骑驴道中者，随裂而堕，了无形影”，“扶伤出抚循，茫然不得街巷故道，但见土砾成丘， 尸骸枕籍，……号哭呻吟，耳不忍闻，目不忍睹。” 突如其来的地震灾难使得北京地区顿时陷入生存危机的严 重深渊。地震强烈的破坏力使地表建筑遭到极大损毁，“城垣坍 毁无数，自宫殿以及官廨、民居，十倒七八”。据统计，仅仅京城即倒房一万二千七百九十二间，坏房一万八千二十二间，死人民四百八十五名。

京城也是震中之一，很多的建筑物遭到了严重的损坏，据统 计，仅仅京城即倒房一万二千七百九十二间，坏房一万八千二十二间，死人民四百八十五名。)京城的各宫殿、城 楼、寺院、庙宇、会馆等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宫殿类如养 心殿、永寿宫、乾清宫、慈宁宫、武英殿、保和殿等；寺院、庙宇、塔阁类如长椿寺、文昌阁、善果庙、广济寺、白塔等；会馆类如京师芜湖会馆、都门南陵会馆、都门云龙会馆、襄 陵会馆、中州会馆、华州会馆等。除了为数众多的老百姓在这次地震中死去外，还有很多的官员也死在了这次地震中，包括内阁学士王敷政、大学士勒得宏、掌春坊右庶子翰林侍读庄炯生、原任总理河道工部尚书王光裕。

康熙十八年地震记载

面对着如此严重的灾情，当时的统治者采取了正确的救灾措施，这显示了康熙皇帝的英明之处。首先，他发了“罪己诏”，言道：“朕御极以来，孜孜以求，期于上合天心，下安黎庶……地忽大震，皆因朕功不德，政治未协，大小臣工弗能恪共职业，以致阴阳不和，灾异示儆。” 他还遣官告祭天坛，并数次率诸王、 文武官员诣天坛亲行祈祷。这些形式在客观上也促使了整个统治阶级关心民情。接着，康熙又令户部和工部拨款震灾，由于 地震房屋倾倒而无力修葺者，旗人每间给银四两，民间房屋则每间给银二两。地震中有死亡人口的家庭，不能棺殓者，每人给银二两。还有，对于受灾地区的百姓，减免赋税，以利赈灾，并且发放粮食，解决灾后饥荒问题。最后，除了官方的赈灾之外，民间也是互相帮助，成为重要的补充手段了。

参考资料：

http://blogtomcom/wencaifeng/article/3158html

采用的是后天八卦方位。此来源于后天八卦图，古人是以一个相对不动的点为坐标，即北极星，这就好比人站在北极星的位置看地球，所以就形成了左东右西，上南下北。后天八卦图是专门研究星球的，而先天八卦图是研究宇宙空间的，因为在太空中重力是零，没有上下左右之分，所以先天八卦图也就没有上下左右之别。

《水经注》是古代中国地理名著，共四十卷。作者是北魏晚期的郦道元。 《水经注》因注《水经》而得名，《水经》一书约一万余字，《唐六典·注》说其“引天下之水，百三十七”。《水经注》看似为《水经》之注，实则以《水经》为纲，详细记载了一千多条大小河流及有关的历史遗迹、人物掌故、神话传说等，是中国古代最全面、最系统的综合性地理著作。该书还记录了不少碑刻墨迹和渔歌民谣，文笔绚烂，语言清丽，具有较高的文学价值。由于书中所引用的大量文献中很多散失了，所以《水经注》保存了许多资料，对研究中国古代的历史、地理有很多的参考价值。

《山海经》是中华民族最古老的奇书之一。

《山海经》

《山海经》是先秦古籍，是一部富于神话传说的最古老的地理书。它主要记述古代地理、物产、神话、巫术、宗教等，也包括历史、医药、民俗、民族等方面的内容。除此之外，《山海经》还以流水账方式记载了一些奇怪的事件，对这些事件至今仍然存在较大的争论。全书18篇，约31000字。五藏山经5篇、海外经4篇、海内经5篇、大荒经4篇。《汉书·艺文志》作13篇，未把大荒经和海内经计算在内。全书内容，以五藏山经5篇和海外经4篇做为一组；海内经4篇作为一组；而大荒经5篇以及书末海内经1篇又作为一组。每组的组织结构，自具首尾，前后贯串，有纲有目。五藏山经的一组，依南、西、北、东、中的方位次序分篇，每篇又分若干节，前一节和后一节又用有关联的语句相承接，使篇节间的关系表现的非常清楚。

该书按照地区不按时间把这些事物一一记录。所记事物大部分由南开始，然后向西，再向北，最后到达大陆（九州）中部。九州四围被东海、西海、南海、北海所包围。古代中国也一直把《山海经》作历史看待，是中国各代史家的必备参考书，由于该书成书年代久远，连司马迁写《史记》时也认为：“至《禹本纪》，《山海经》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之也。”

古籍中的昆仑山就是现在的昆仑山脉吗？昆仑山只有一处还是有几处？昆仑山究竟在何地？昆仑这个区域实在是太神秘了，以至它的确切位置成了一个千古之谜。为此，歧说纷出，聚讼不断。

在《山海经》和《淮南子》中，昆仑山是黄河的源头，盛产玉石。因此古往今来许多人都联系黄河源头来确定昆仑山的位置，并以出产玉石作为旁证。

最早确定昆仑山位置的是汉武帝。张骞“凿空”西域，了解到一些西北地理知识，回来报告黄河源头就在于阗（即今新疆和田附近），但他以为昆仑山还应在更西边的地方。以后汉武帝不断派使者到西域各国。《史记。大宛列传》说：“汉使穷河源，河源出于阗。其山多玉石，采来”。于是，武帝断然拍板定案：昆仑即于阗的南山。此说一出和者甚众。我们今天地图上的“昆仑山脉”便由此得名。

但是，历代地理学者们对这个说法并不以为然，只是因为有了这一说，必要时姑且沿用而已。与武帝同时代的司马迁就认为于阗南山够不上高峻美丽的条件，不是昆仑山。班固在《汉书。西域传》中对于阗南山也仍叫南山，绝口不提汉武帝说的“昆仑”两字。后来有的学者则认为于阗并不是黄河的源头，从昆仑和黄河的联系上排斥了武帝的昆仑说。

《山海经》曾提到“海内昆仑之虚”。为《山海经》作注的东晋郭璞就此指出：“言海内者，明海外复有昆仑。”清朝的郝懿行在注《山海经》时继承了郭的说法，提出有大昆仑和小昆仑之分。由于古籍记载的问题，又由于对黄河源头看法的不一致，很自然地，在一些人的心目中，就有了几处昆仑山。

清人陶保廉在《辛卯侍行记》一书中总计前人诸说，指出昆仑山共有七处：“一在海外，一在西宁，一在肃州，一、在新疆，一在青海西南，一在卫藏之北，一在北印度。”近几十年来，学者们渐渐趋向昆仑一元说。但是说法仍然不一。

岑仲勉针对陶保廉的统计，通过考订，得出结论：“海外、新疆、卫藏及北印之四昆仑，皆即古昆仑。非名称如一，地点亦未有异。西宁、肃州两昆仑者、古昆仑之东支，……唯青海之昆仑、则因真河源发现而层化。由是言之，昆仑之广义，实一元也。”岑认为古代昆仑是泛指现在的帕米尔高原、喜马拉雅山脉、昆仑山脉以及青海地区的一些山脉。

吕思勉综合《禹贡》、《说文解字》、《十六国春秋》等资料，指出汉武帝之前人们以为的黄河源头是在今札陵泊、鄂陵泊处，昆仑山应是酒泉的南山（也就是在个祁连山附近）。至于把于阗当作河源并以此来确定昆仑山，那是汉武帝时君臣们的“自误”。

顾颉刚则以为在《山海经）中昆仑山只有一处。他说：“许多人不了解《山海经》有整体性，受了它分篇的名词的蒙蔽，以为在图和经里，这几个昆仑山不在一处，便说‘海内昆仑’怎样，‘海外昆仑’怎样，这是大误。”并指出昆仑山和黄河源头“可以不发生必然的连带关系”，但他也没确定昆仑山究在何处。

他说昆仑山或在甘肃，或在青海，或在新疆，三处都有点像，但又不完全像。值得注意的是顾颉刚从神话传说的传播这个角度试图解释这一现象。古籍中记载的昆仑山究竟在何地，时至今日未有定论。或许昆仑山和神话传说联系在一起，使我们不能指出它的确切位置。因此，昆仑山位置的千古之谜，看来要结合神话学等学科才能有一个较为完满的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