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唐西域记》是唐代高僧玄奘游学印度归国后写的关于中亚和南亚历史地理的名著。但此书长期以来，在国内却很少有人进行系统的整理研究，更没有一个比较完善的点校本和注释本。而在国外，特别是西欧和日本，早已有好几种不同的译注本和大量的研究论着发表。因此，解放以来，整理出一个完善的《大唐西域记》校注本，是许多学者的共同愿望。

最早提出整理《大唐西域记》的是北京大学历史系的向达。一九五八年，向先生拟定了一个《中外交通史籍丛刊》计划，共收录古籍四十二种，准备陆续整理出来交中华书局出版。所列的第二种书，就是《大唐西域记》。

一九五九年四月，金灿然收到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主任金兆梓的一封信，信中说到：

“日前章丹枫（即章巽）、范祥雍两同志交来整理《大唐西域记》计划一份，我已略读一遍，似与尊意尚为相符。章、范两同志并面称志在超过国际水平，不仅赶上国际水平也。……”（摘自中华书局业务档案卷，下文所引未注明出处的材料，均摘自业务档案卷。）

于是金灿然便决定接受章、范二人约稿，并把他们拟的《西域记》整理计划打印出来，分别向各大专院校及研究单位、专家征求意见，很快便得到了各方面的支持。1959年底，又将章、范两先生的《西域记》校注本列入组稿计划，并预定于一九六二年发稿。

一九六一年一月间，北大历史系又提出了一个整理《大唐西域记》的计划。

一九六二年，《蛮书校注》等书陆续出版，向达在一九六二年五月给中华书局写了一个报告，提出了要搞影印本、简注本、详注本三种本子。但向达在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因病去世。

一九七六年下半年，中华书局整理出版的“二十四史”工作接近尾声的时候，整理《大唐西域记》又重新被摆到日程上来。

一九七七年又开始筹备工作。北京确定了张广达、耿世民、蒋忠新。他们都是专攻中亚和南亚历史、语言的中年学者，而且都愿意为整理《西域记》而贡献自己的力量。同时就拟定整理计划，借调杨廷福、张毅二同志来中华书局，并请张广达、耿世民、杨廷福三人写出卷一，二的部分样稿，广泛征求意见。又请傅振伦、姚鉴二同志分别收集西、日文有关《西域记》资料，编成一本《西域记研究资料索引》。

一九七八年八月十八日，在北大东语系，由季羡林主持召开了《西域记》第一次工作会议，有孙毓棠、朱杰勤、宿白、张广达、杨廷福、张毅、耿世民、蒋忠新、趟守俨参加。会上决定了由范祥雍先生在上海单独负责标点校勘，由季先生在北京主持注释工作，具体分工如下：耿世民负责新疆部分，张广达负责苏联中亚及阿富汗部分，朱杰勤及张毅、蒋忠新负责印度部分，杨廷福负责原书三篇序及佛教名词、辞语部分，蒋忠新查对全书梵文，宿白负责全书插图照片（后因困难较多，没有进行），章巽负责绘制详细地图（后章先生因眼睛不便，也没有进行），季羡林最后负责修订定稿和撰写前言。

会上并根据卷一、二的样稿具体讨论了注释的标准和要求。还讨论了关于向达过去整理《西域记》的成果尽量了解和吸取的问题。会上决定由宿白、张广达、杨廷福到北京大学图书馆查阅馆藏向先生的全部图书、手稿及资料。在那裹查阅了几天，仅发现《西域记》金陵刻经处本上有向达在书的天头上写的许多校勘记。现新校注本中，凡是向达的校勘可参考的地方，都在校勘记中一一作了说明。

一九八○年底，各人分工写的初稿先后写出来了，范先生的标点校勘也完成了，借调的同志也返回原单位。在此期间，中华书局将向先生“文革”前未能出版的《大唐西域记古本三种》影印出版了，周连宽先生的《大唐西域记史地研究丛稿》也加工发稿。接着又花了半年多时间，将《西域记校注》初稿整理删补，统一体例，并将分散的校勘、注释和正文剪接连贯起来。

一九八一年下半年，粗具规模的《大唐西域记校注》初稿送季羡林审阅。季羡林进行阅读修改，而且还亲自改写了不少注释条目。如长达三千字的《四吠陀论》的注释，就是他全部改写的。他还亲自查阅了注释的引文，发现大部分的引书，都有问题，又请王邦维同志将全部中外引书的引文核对一遍。

一九八三年七月，经季羡林审定后的修改稿，交回编辑部。一九八三年十二月发稿。至此，六十三万字的校注本完成。《大唐西域记校注》是这部重要史籍的中国第一个比较全面的校注本。

　　20世纪以来的《洛阳伽蓝记》研究，在其作者身世、文本笺注、文体特征、史学价值、人文地理及文学成就等方面均获得了较为丰富的成果。但与南北朝的其他专书研究相比，其研究状况相对滞后，它在北朝史学、中古佛学、中古文学、语言学、中外文化交流史以及宗教建筑等课题上的研究价值和研究空间仍需大力开拓和进一步深化。［关键词］20世纪；《洛阳伽蓝记》研究；回顾；展望《洛阳伽蓝记》是我国历史上一部以记载佛寺为纲、具有文化与文学价值的历史地理名著，是与《水经注》、《颜氏家训》相齐名的北朝三部杰作之一，一直为世人所瞩目。它既有优美之文笔，更有丰富的内涵、珍稀的史料，在历史、文学、地理、佛教、交通等方面都具有较高的价值，是北朝文献中极其珍贵的精品。本文试图对20世纪以来《洛阳伽蓝记》（以下简称《伽蓝记》）研究作一回顾，并展望《伽蓝记》的研究前景。一、《伽蓝记》研究综述近百年的《伽蓝记》研究，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1949年以前的近50年为第一阶段，此阶段的研究重在校勘、注释与考证，为后来的研究积累了一定基础；第二阶段从20世纪50年代初至70年代末，此时期出现了几个重要的《伽蓝记》整理和校注的本子，但国内由于受政治因素的影响和制约，《伽蓝记》研究显得沉寂、低迷，一些观点也较为偏颇；第三阶段从20世纪80年代至今，由于学术思想得到解放，研究成果不断增多，研究视野和思路不断拓宽，取得的成绩较为显著。自《伽蓝记》问世流传1000余年来，在学术史上一直没有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偶有涉猎者，只是著录、序跋、题识，略记其概，缺乏一个整理的善本。直至近代，《伽蓝记》方为国内外学者所关注。因此《伽蓝记》研究第一阶段的近50年，学者多在校勘版本、训解文字、考案史实和注释笺疏等方面用力，这些对《伽蓝记》的研究可谓具有筚路蓝缕之功。20世纪上半叶，较早对《伽蓝记》进行校勘和整理的，是1915年唐晏所撰的《洛阳伽蓝记钩沉》。1930年张宗祥综合诸家版本，作《洛阳伽蓝记合校》。1937年，周延年撰《洛阳伽蓝记注》，这是对《伽蓝记》全面加以诠解的第一个注释本。其后屠敬山撰写《伽蓝记》注及校勘记各五卷，惜稿本于赴蒙古途中被盗贼劫去。由于受到西方学术思想和研究方法的影响，一些学者开始撰写有系统的《伽蓝记》专题论文。如1939年陈寅恪在《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8本第2分册发表的《读＜洛阳伽蓝记＞书后》，1943年孙次舟在《金陵女大集刊》第一辑发表的《洛阳伽蓝记子注释例》，1944年郑骞为纪念周作人60岁诞辰撰写的《洛阳伽蓝记丛考》等。从20世纪50年代初至70年代末，《伽蓝记》在整理和校注方面取得了重大的突破，周祖谟《洛阳伽蓝记校释》（科学出版社，1958）和范祥雍《洛阳伽蓝记校注》（古典文学出版社，1958）是两种已有广泛影响的《伽蓝记》校注本。在研究论文方面，黄公渚在《文史哲》1956年11期刊出了《＜洛阳伽蓝记＞的现实意义》，该文分七个部分论述了《洛阳伽蓝记》及其作者的思想，是一篇较有深度而又全面的论文。范祥雍《洛阳伽蓝记校注·序》用了20 000多字，从五个方面介绍和评论杨街之及其所著《洛阳伽蓝记》，是继黄公渚之后《伽蓝记》研究的一部力作。1960年1月31日，罗根泽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洛阳伽蓝记）试论》，论述了北魏建佛寺的意义以及杨街之写作《洛阳伽蓝记》的目的。由于受左倾思想的限制，此时期对《伽蓝记》的评价不高，如社科院编文学史认为“书中也常常表现出杨街之的一些落后思想”，“写佛像流泪等迷信故事也很多”。“新时期”以来的20多年里，《伽蓝记》研究逐渐得到人们的关注，各种专题论文纷纷涌现，研究视角呈现出多样化，研究内容也逐渐丰富起来。在这些论文中，对以下几个问题的探讨尤为引人注目：（1）《伽蓝记》的作者姓氏、籍贯和生平问题；（2）杨街之的思想与《伽蓝记》的创作主旨；（3）《伽蓝记》版本、笺注及文体问题；（4）《伽蓝记》的史学和文化史价值；（5）《伽蓝记》的建筑和园林艺术研究；（6）《伽蓝记》的文学成就；（7）《伽蓝记》的中古语言学价值。在这些众多的论文中，罗晃潮《＜洛阳伽蓝记＞版本考述》（《文献》1986年第1辑）对《伽蓝记》流传的不同版本系统作了清晰的梳理；李晓明《（洛阳伽蓝记＞的特点》（《史学史研究》1994年3期），从史学的角度探讨了《伽蓝记》的特点和价值；曹虹《＜洛阳伽蓝记＞新探》（《文学遗产》1995年4期），从新的视角作了探索，指出：“作者面对的这一片佛教建筑，既是一种宗教景观；又是一种更为广泛的人文景观。”范子烨《（洛阳伽蓝记＞的体例渊源及其与名僧“格义”的关系》（《北方论丛》1996年5期）对《伽蓝记》文体的形成及文化渊源进行了深入研究；曹道衡《关于杨街之和＜洛阳伽蓝记＞的几个问题》（《文学遗产》2001年3期）对《伽蓝记》及其作者生平思想等六个问题作了精审考证和论述；等等。这些论文均能自出机杼，别立新意，把《伽蓝记》研究引向深入。台港地区及国外日本、欧美等国家的《伽蓝记》研究也取得了不可忽视的成绩。在港台地区，有几种《伽蓝记》整理版本很值得注意，如徐高阮精校的《重刊洛阳伽蓝记》（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之四十二，1960），田素兰的《洛阳伽蓝记校注》（台湾师范大学国文研究所集刊，1972），香港中文大学杨勇的《洛阳伽蓝记校笺》（台北：正文书局，1982）。此外，徐高阮的《＜洛阳伽蓝记＞补注体例辨》（史语所集刊22本，1950）、王伊同的《诠释（洛阳伽蓝记）志余》（《清华学报》1983年12月第15卷）、詹秀惠的《＜洛阳伽蓝记＞的作者与成书年代》（《国立中央大学文学院院刊》第1期，1983年6月）、林文月的《（洛阳伽蓝记）的冷笔与热笔》（《台大中文学报》第l期，1985年11月）等论文在学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这些研究成果与祖国大陆的成果相映成辉，构成20世纪《伽蓝记》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国外，《伽蓝记》至少有三种版本：日本学者入矢义高译注的《洛阳伽蓝记》（平凡社，1974），英国W。J。F。Jenner译注的Memories 0f Loyang：Yang Hsiian——chih and the Lost Capital（493—534）（Oxford：ClarendonPress，1981）、美国华裔学者王伊同的译本A Record of Buddhist Monasteries in Lo——yang（PrincetonUniversity Press，1984），显示出国际汉学界对此书亦颇为重视。二、《伽蓝记》研究的热点问题（一）《伽蓝记》作者姓氏、籍贯和生平的研究杨街之虽因著《伽蓝记》而名传后世，但正史中无传，人们只能靠历代书目著录和《广弘明集》中极简略的小传等零散的记载来研究其姓氏、籍贯和生平等问题。从隋唐以来的各种著作所记看，街之的姓有“杨”、“阳”、“羊”三种写法。究竟衙之为何姓？历来就有争论。但争论者一般弃置“羊”姓不论，多主“杨”姓或“阳”姓。主“杨”姓一派者自《四库提要》始，认为：“刘知几《史通》作羊街之，晁公武《读书志》亦同，然《隋志》亦作杨，与今本合，疑《史通》误也。”其后清人李文田、今人余嘉锡、范祥雍、刘跃进、詹秀惠等倾向“杨”姓说。主“阳”姓一派者最早出自周延年《杨街之事实考》：“详考《北史》及《魏书》杨氏达者无北平籍，……则北平之阳氏以文章传家，已可概见。街之若果为阳姓，其为休之之弟及族昆弟，必无疑矣。”郑骞、黄公渚、周祖谟、王仲辇、范子烨等力主“阳”姓。街之的籍贯，据唐释道宣《广弘明集》卷六《辨惑篇》说是“北平人”。但《魏书·地形志》载，北魏时有两个“北平郡”：一属平州，一属定州。主“杨”姓说者，大多认为街之属定州之北平；主“阳”姓说者，则多认为应属于平州之北平。街之的生平，周祖谟《杨衙之事实考》和范祥雍《杨街之传略》记述最为翔实，一般认为，衙之曾任过奉朝请、期城太守、抚军府司马和秘书监四个官职。而曹道衡据北魏史实考证，街之任秘书监一职很不可信。（二）《伽蓝记》创作主旨与文体的讨论《伽蓝记》的创作主旨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寄托怀念故国的情思，二是街之对待佛教的态度。第一个主旨从《伽蓝记》序中可以明显看出，毫无疑义。而人们对《伽蓝记》的佛教态度，则争议颇大。一种意见认为街之著《伽蓝记》的宗旨是为了排佛。如侯外庐《中国思想通史》认为：“杨街之的《洛阳伽蓝记》，为公认的反佛的激烈文献。”黄公渚《（洛阳伽蓝记）的现实意义》、范祥雍《洛阳伽蓝记校注·序》均赞同侯说。当代学者范子烨则提出街之当为天师教道徒，他撰写《伽蓝记》“同时为了给自己尊奉的道教鸣不平”。另一种意见认为《伽蓝记》并没有反佛的宗旨。如罗根泽《＜洛阳伽蓝记＞试论》认为“忠于拓拔王朝和对佛教的尊信”是《伽蓝记》的一个重要内容。曹道衡《关于杨街之和（洛阳伽蓝记）的几个问题》持相似观点，认为《伽蓝记》“并不反佛，而是反对王公贵族的奢靡”。《伽蓝记》的文体是20世纪以来《伽蓝记》研究的一个重要问题。唐代刘知几《史通·补注篇》称此书的文体是“定彼榛梏，列为子注”，即杨街之著书时曾自为子注。大概到了宋朝，正文与子注混在一起，不复分别。四库馆臣不察，竞称“不知何时佚脱”。清代校勘学家顾广圻《洛阳伽蓝记跋》指出：“此书原用大小字分别书之。今一概连写，是混注入正文也。”此后许多学者致力于恢复《伽蓝记》原貌的工作。如吴若准《集证》，划分段落，区分正文与子注。然所定正文太简，注文过繁，恐距杨书原貌甚远。后唐晏作《钩沉》，在吴氏的基础上重新把正文与子注作了划分。吴氏《集证》本、唐晏《钩沉》本之后，周祖谟《校释》本、徐高阮《重刊》本，均致力于阐明杨书体例，再次详分子注，以期能尽量再现原书面目。（历史论文 ）杨勇《校笺》本综括前贤，后出转精，确定六条划分原则，正文子注区分更加科学合理。但也有学者主张在未找到更古的《伽蓝记》本子时不宜强行分别，如张宗祥《合校》书后跋纵论《伽蓝记》正文与子注不易区分的理由，其说颇允。范祥雍《校注》信从张说，不作正文子注的区分。关于《伽蓝记》文体的渊源，陈寅恪先生在《支愍度学说考》和《读（洛阳伽蓝记＞书后》二文中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发覆，认为此种新文体源于六朝时期的“合本子注”体佛学著作；同时，它也是当时学林流行的“合本子注”体著作的具体表现。范子烨《＜洛阳伽蓝记＞的体例渊源及其与名僧“格义”的关系》（《北方论丛））1996年5期）和《（洛阳伽蓝记＞的文体特征与中古佛学》（《文学遗产》1998年6期），在陈寅恪研究的基础上对《伽蓝记》文体的形成及其文化渊源作了更为深入的研究。（三）《伽蓝记》史学价值的探讨20世纪以来史学界对《伽蓝记》的史学价值作了较多的讨论。首先，在史学理论方面，台湾学者何寄澎《试论杨街之的历史精神》（《思与言》，1983年3月第20卷第6期）提出杨氏是在一份浓厚历史感的驱策下创作《伽蓝记》的，其撰作的真正目的乃是要传述一段“信史”。李晓明《（洛阳伽蓝记＞的特点》（《史学史研究》1994年3期），认为《伽蓝记》有以下几方面的史学特点和价值：（1）因地叙事，以地系史；（2）采取多样形式，寓褒贬于叙事之中；（3）广泛的史料来源和多方参证、勇于存疑的治史态度相结合；（4）丰硕的历史文学成就。王美秀《从质疑历史到争夺诠释权——以（洛阳伽蓝记）的历史论述为例》（《台大中文学报》，2002年11月第18期），指出杨街之身处中国民族激烈冲突的时代，在北魏长期汉化之后又遭遇所谓鲜卑化的文化逆流，其牵动的文化认同问题势难规避，此书显露的历史特质与此深有渊源。其次，《伽蓝记》在佛教史研究领域得到了人们的关注。如潘桂明《＜洛阳伽蓝记＞与北朝佛教》（《魏晋南北朝佛教史论文选集》，《中原文物》特刊，1985年）根据《伽蓝记》记载的有关佛教事迹，为我们勾画了佛教在北魏洛阳繁盛的图景。卢宁《由（洛阳伽蓝记＞看北魏的中原法化》（《法音》1998年12期）从《伽蓝记》保存的有关建筑园林、教法流播、民俗风情等大量宝贵资料分析，认为北魏统治者推行的汉化与佛教法化对中原地区产生过巨大影响。再次，人们对《伽蓝记》所反映的北魏社会经济、风俗民情、音乐艺术、中西文化交流等方面也多有探究。如黄公渚《（洛阳伽蓝记＞的现实意义》，从揭露统治者的丑恶、反映都市经济面貌、记录各阶层的动态和社会风尚等方面探讨了《伽蓝记》的社会现实意义。常新《＜洛阳伽蓝记）的社会文化史意义》（《江西社会科学》2006年8期）从社会文化史研究的角度，认为《伽蓝记》记述的北魏定都洛阳期间的政治、人物、风俗、掌故传闻及北魏和西域文化交流等，可以说是一部反映该时期社会生活的历史画卷。《伽蓝记》卷五作为南北朝时期中外交通与文化交流的珍贵文献，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研究和重视，如丁谦《宋云求经记地理考证》（载《浙江图书馆地学丛书》第二集，1915年）、张星娘《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六册《宋云、惠生》（中华书局，1979）、法国沙畹（E。Chvannes）《宋云行纪笺注》（载冯承钧译《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六编》，中华书局，1956）等均是这方面的突出成果。（四）《伽蓝记》的城建规划、建筑和园林艺术价值研究《伽蓝记》以佛寺为中心，记述北魏京城的建筑，次序整然，体例明晰，是研究北魏洛阳城市规划、建筑和园林艺术的重要资料。劳干《北魏洛阳城图的复原》《史语所集刊》20本上册，1948）以怀履光的测量图为前提，利用《伽蓝记》和《帝王世纪》、《续汉书》郡国志刘昭注引《晋元康地道记》等资料绘出了北魏洛阳城复原图。何炳棣《北魏洛阳城郭规划》（《庆祝李济先生七十岁论文集》，台北：清华学报社，1965年）根据《伽蓝记》的记载，确定了洛阳的规模和建置，提出北魏洛阳的坊里制不只是土地利用制度，而是根据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不同社会经济性能的全盘都市设计。孟凡人《北魏洛阳外郭城形制初探》（《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1982年4期）参照《伽蓝记》记载，结合墓志以及部分地区的实地考察，对洛阳外郭的形状、郭门、城墙和主要建筑布局等进行了探究。张金龙《北魏洛阳里坊制度探微》（《历史研究》1999年6期）结合《魏书》和《伽蓝记》记载，对学术界研究歧见较大、或未曾注意又关涉洛阳里坊制度认识的一些重要问题作了探索。薛瑞泽《读＜洛阳伽蓝记＞论北魏洛阳的寺院园林》（《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1年第2辑）认为北魏洛阳寺院园林的构成有两种形式，此时的寺院园林具有达官贵人园林的特色。此方面，日本学者亦用力颇多，如水野清一《洛都永宁寺解》（1939年初次发表，《中国的佛教美术》，1968）、森鹿三《关于北魏洛阳城的规模》（1952年初次发表，收入《东洋学研究》历史地理篇，1970）、服部克彦《北魏洛阳的社会与文化》（1965）和《续北魏洛阳的社会与文化》（1968）等均是以《伽蓝记》为主要史料的翘楚之作。（五）《伽蓝记》的文学成就研究《伽蓝记》在文学方面也有很高的成就，四库馆臣评“其文裱丽秀逸，烦而不厌，可与郦道元《水经注》肩随”。但由于传统的文学史研究多重南朝而轻北朝，《伽蓝记》亦因此沦为遗珠。直至20世纪80年代，《伽蓝记》的文学价值才逐渐得到学界较多关注。林文月《＜洛阳伽蓝记＞的冷笔与热笔》认为，杨街之以冷笔写空间，故条理井然，是《伽蓝记》极具研究价值处；以热笔写时间，故好恶分明，是杨街之有别于后世修史之枯淡处，冷热交织，遂令这部稀世珍贵的奇书呈现特殊面貌而永垂不朽。曹虹的《（洛阳伽蓝记＞新探》则认为，整体组织上的善于经纬，融史笔与文采于一炉的局部描述，是《伽蓝记》一书的不可多得之处。韩国学者成润淑《＜洛阳伽蓝记）的小说艺术研究》（《文史哲》1999年4期）在范祥雍研究的基础上对《伽蓝记》的小说史价值作了专题研究，认为《伽蓝记》已符合小说演进中的各种特质，不论从题材上还是从艺术手法，都已成为介乎六朝残丛小语与唐传奇之间的过渡形态。林晋士《（洛阳伽蓝记＞在文学史上之价值》（《屏东教育大学学报》2006年9月第25期）对《伽蓝记》文学史价值进行了全面研究，指出，《伽蓝记》不但在散文史和小说发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即从文学史料的角度而言，《伽蓝记》记载的古籍逸文与俗谚歌谣，也为后世的文学史研究者提供了重要的资料。20世纪以来，经过许多学者的艰苦工作，《伽蓝记》研究成果不断增多，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研究领域不断开阔，研究视野和思路不断拓宽。但是，还存在诸多问题，目前的《伽蓝记》研究只有零散的单篇论文出现在学术期刊上，有些论文还停留在概述和知识性介绍的水平，缺乏系统深入的理论研究。作为中国文学史上的一部传世名著，《伽蓝记》的研究状况与其本身的文学地位也是不相称的。它的研究程度远不能与南北朝时期《文心雕龙》、《诗品》、《世说新语》等专书研究相比，甚至与《水经注》相比，它的研究也显得冷落得多。展望21世纪的《伽蓝记》研究，它在北朝史学、中古佛学、中古文学、语言学、中外文化交流史以及宗教建筑等课题上的研究价值和研究空间仍需大力开拓和进一步深化。随着人们对《伽蓝记》的深入认识，21世纪的《伽蓝记》研究定会大放异彩，向世人展现其应有的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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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yoki sun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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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知乎

如果是一般的兴趣爱好者，不要求太专业的话。推荐：中华经典名著全本全注全译出的《战国策》(共2册)缪文远, 缪伟, 罗永莲等做的注译。出版社：中华书局；出版日期：2012年版。定价为：79元。平时各大网站（如卓越、当当）上的价格在6折至7折之间，特殊的日子（如双十一，双十二，开学季等）会降到5折左右（但不会低于4折）。

特点：简体中文，文白对照。方便文言文功底不深者阅读，对字词的解释也比较准确。

如果是特殊专业需求（如古代史、文献学、国学、古代文学等专业）或者古典文化狂热爱好者。那么本人强推这两本：

诸祖耿的《战国策集注汇考》，出版社：江苏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5年7月第1版。特点：繁体竖排，收集了各家注解加上诸祖耿其本人的注解。以前是研究《战国策》的学者所必不可少的注释版本。这个版本本人只收有电子版，并没有收藏此书。当然对市面上是否能过购置到不太清楚。《战国策集注汇考》这本书凤凰出版社还在2008年出版了简体字版本的，定价180元，平时应该120至150元之间就可以购置到了。（但是本人不喜凤凰出版社的这个版本。或许是因为是简体的吧。）

范祥雍整理汇编的《战国策笺证》，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特点：繁体竖排，同样收录了各家注解。另外也有作者的考证见解。这本书和上本诸祖耿所注疏的差异：a、所引的注疏部分不同（大部分一致）；b、作者自己的见解定有部分不同；c、两个作者《战国策》修订参照的版本不同。这本书的注疏应该是精审，专业学者必读，非专业者也可以看看。这个版本发行了精装和平装两个版本。精装定价：160元；平装定价：156元。这种书的入手价一般不会比定价低太多，平常价格一般在8折左右。如果看到6至7折且急需，就可以入手了。当然特殊的日子会比较便宜一些。本人的是在大约48折时入的，近几年应该没有这样的价格了。

这本书还有个中华书局出的精选版的，是选取《战国策》其中的内容，不推荐。

注意：国学经典内容往往难懂，往往学术水平不到的人对此注释会出现许多、重大失误。希望题主能找到一个适合自己的版本，在快乐中阅读。

当然如果题主认为这个价格还贵的话，推荐在网上找这本书满意注解的电子版本，然后打印应该会省三分之二的钱，笑~~

一

1958年秋天，我还是江西大学一年级的学生，傍晚和一位姓陈的同学在校园内散步，看见教务处又瘦又矮的处长对中文系戴眼镜的书记说：

“刘书记，上海和北京调了几位老师来支援我们学校，有两位将要分到你们系教书。”

“他们教哪几门课呢？”戴眼镜的书记问。

“一位姓戴的老师，来自北京外国语学院，教外国文学史。另一位是来自上海复旦大学的范祥雍老师，他可以教‘三古’。”教务处长讲到这里，蜡黄的脸上慢慢浮现出轻蔑的微笑，停了一刹那，又自问自答地说：“何谓三古呢？即古汉语、古代文学史和古典文学。”

戴眼镜的书记为了表示理解处长的幽默，脸上也露出轻蔑的微笑，心领神会地对处长点了点头。

写到这里，今天的读者也许会感到惊讶，大学党政官员谈到古汉语、古代文学史和古典文学时为什么会露出轻蔑的微笑呢？因为毛泽东在这时提倡“厚今薄古”，要批判“厚古薄今”，处长说的“三古”其潜台词就是这些都属应该受到批判的，没有太多意义的课程。

处长继续说：“范老师前两天就来报到了，还要了一个较大的房间。他说他带了许多参考书，明天下午运书的汽车会到，你们系要派两位同学帮范老师把书搬到他的房间里去。”

第二天下午，听到教师宿舍前有喇叭声，系干事叫我和另一位同学的名字，我们马上跑下楼替范老师把书从汽车上搬进了他的卧室。

我见到了站在汽车旁的范祥雍先生，他穿一套退了色，稍显宽大而不甚合身的蓝咔叽布的中山装，个子不高，头发稀疏，戴一副有许多圈圈的深度近视眼镜，脸上露出小心而又谦和的微笑，这种微笑似乎只有在盲人的脸上才看得到。当我们把书搬完之后，范先生说，“谢谢你们，由于我刚到学校不久，没有什么招待你们，真是抱歉得很。”

“学生给老师搬东西，理所应当，不用谢了。”我和另一位同学说完就回到寝室看书去了。

二

范先生给我们上的第一堂课是汉语史，他详细地介绍了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他一边说一边写板书，一会儿写篆字部首，一会儿用潇洒的苏轼体的楷书写解释，他的粉笔字写得漂亮极了。当时除了范先生讲的古汉语之外，还有政治理论，文艺理论和毛主席诗词等，这些课程由于课时多，内容大多相近，同学们都听得非常疲倦。而范先生的课，内容丰富而又新颖，条理非常清晰，上课时教室里鸦雀无声，同学们都聚精会神地做笔记。

由于范先生的课很受欢迎，同学们经常跑到他房间里坐一坐，帮助他打打开水，理理书籍，或向他请教一些问题。

1958年年底，学校组织干部到各处检查卫生，好的与不好的都要贴上一个小条。好的用红纸写有“清洁”二字，不合格的贴白纸条写上“不卫生”三个字。范先生的家里书籍特别多，到处堆放，很是凌乱。由于眼睛近视，书籍，家具上积有的灰尘，他看不清也没有清扫。检查组到他家看过之后，在他的门上贴了“不卫生”的白纸条。再过一两天就是元旦，学生给先生拜年时如看到门上有“不卫生”的小白条，范先生将会感到很难为情，他一生气便把那白纸条撕下来了，却不知被哪位告密者发现后告到教务处去了。还是那位又矮又瘦的处长，跑到范先生家训斥道：“范先生，你门上贴的白纸条，是学校卫生检查组贴的，怎么可以随便撕掉！？这么做，是违反学校纪律的，你必须把条子再贴上去！”

“我一个人在江西，视力又差……”先生一边嘀嘀咕咕一边委屈地用胶水把白条又重新贴到门上去了。为了对付教务处对先生的捉弄，我找了一张红纸作贺年卡，在纸上写了“祝贺老师新年健康愉快”，然后用它贴在白纸条上把“不卫生”三个字盖上了。不久又有人反映到教务处，不过这次处长倒没有再说什么，但碰到我时，他的脸立即就会垮下来。

三

同学们都喜欢听范先生讲课，尤其对他介绍的《说文解字》特别感兴趣，当时我还找了许多《说文解字》的注释本来阅读。期中考试时，我的古汉语课得了第一名。于是同学们便给我取了个外号，叫“说文迷”。

有一次和一群同学在说笑，其中一位对我说：“说文迷，我问你一个问题，你能回答吗？”

“你说。”我应声道。

“简化字，是不是根据六书设计出来的？”他问道。

“有可能。”我随口回答。

“那么简化字中的国家的‘国’是属哪一类字？”

我想了一下回答：“会意字！”

“你是怎么确定它是会意字的呢？”同学追问。

“国家的‘国’么，”我笑着说，“就是一个和外界隔绝，密不透风的包围圈，圈里面一个王，王的左边一颗痣。”我说完，大家哄的一声笑了起来。

过了几天，范先生突然叫我到他的卧室去一趟。我刚坐下来，常见的微笑在先生的脸上消逝了。他问：“听说你给同学解释简化字‘国’为会意字，有这回事没有？”

我看到老师少有的表情便紧张起来，只吞吞吐吐地回答：“我说过，是和同学开玩笑时说的。”

“开玩笑！”范先生用重音重复我的话，“你说得这么便当！昨天全系老师开会，刘书记通报了这件事，他说你的玩笑是反动言论，是阶级斗争的新动向！”然后先生严厉的谴责我：“你耍小聪明，胡编瞎扯，竟拿学术开玩笑，太不严肃了。”不一会儿，他又为我担心起来并警告说：“你这么胡闹将会闯下大祸的哟……”

经过反右运动以后的大学，告密成风。到这时我才知道我说的这句俏皮话竟被人告到系支部，系书记在老师和党团员同学间作了通报。我隐隐地感到同学对我已另眼相看了，平日和我友好的同学也都在回避我，生怕受到我的连累似的。我感到困惑而又惶恐，似乎突然变成异类了。

过了些日子，我才知道系书记因我的这句玩笑，还秘密动员同学揭发我的反动言行，并派员调查我的社会关系。

好在我那时只有十七八岁，没有什么言论可查，而我的父亲又是一位经过长征的高级干部，系总支书记与校长都对我还不错。他们只把我叫到办公室狠狠地臭骂一顿，然后要我避重就轻地写了一份检讨书，此事便被他们大事化小，让我滑过去了。

四

自从说了会意字闯祸之后，我吸取了教训，只读书很少讲话。但在那个强调阶级斗争的时代，我仍未幸免在大会上受到批判，一次是因丧失阶级立场，另一次是思想落后言论反动。

所谓丧失阶级立场是发生在校办农场。一个黄昏，我干完农活回到农场宿舍的途中，看见一青年老师把一担猪草放在路边喘息，他脸色苍白，额头上布满豆大的汗珠，我感到他病了，我虽不知道他的名字，但听说过他是中山大学调来的一位“右派”老师，我对他说：“天色不早了，你一定累了，我帮你挑一段路好不好？”他同意了。在夜幕降临前，我替他挑了一里多路然后放下来，让他自己挑进校办养猪场。

第二天上午，我就在农场草坪上召开的班会上受到揭发与批判，班长说我帮“右派”挑猪草，同情右派分子，丧失阶级立场，我以为当时没人看见便不承认。

“是右派分子自己向组织坦白交代的。”系书记气愤地说：“你丧失阶级立场，连右派都不如，右派知道要在改造中求进步，要向组织靠拢，你帮右派干活，还隐瞒错误，你落后到何等地步！”我没话说，只得硬着头皮认错作检讨。

另一次是说了错话。1960年上学期每天下午都开学习讨论会，讨论“第三次世界大战有没有可能避免”。系书记说道：“有帝国主义存在就有战争的温床，第三次世界大战一定会打起来，绝不可能避免。”书记的话显然是从他的上级那儿贩来的，他不仅如是说，而且还要每一个同学把他的话重复一遍。我对这种强迫学生听废话，然后又强迫学生说废话的所谓讨论会非常反感，便不愿吭气。挨到最后，还是被班长点名非要我发言不可。

我极不耐烦地说：“第三次世界大战，打了起来就没有可能避免，像现在没有打，就有可能避免。”

我刚说完，几位积极分子就跳起来用没有内容但十分凶狠的声音谴责我的所谓“反动言论”。

“我讲的是真话！”我为自己辩护道，“因为谁也没有规定具体时间，什么时候打起来才算作不能避免，过了一百年再打世界大战，在这个漫长的一百年里算避免了还是算没有避免？”由于我说了这些话，被系里划为必须拔掉的白旗，于是每天都要洗耳恭听别人的斥责，让积极分子们指着我的鼻子拔一拔。

后来我从别的教师那里得知系里也批判了范先生，因为他“瞒着”学校接受中华书局给予的校勘《大唐西域记》的任务，说他是只管自己搞个人名利，不重视思想改造，不重视教书的“白专老师”。

一天傍晚，我在校外碰见了先生，他一个人在路上行走，神色郁闷。他见到我便问：“听说你挨了批判？”

我说，“是的。”

“为什么？”

我把说世界大战可能避免的话告诉了他，他从鼻子里轻蔑地哼了一声。当我说到帮助生病的“右派”老师挑猪草，反被这位老师检举一事时，我委屈极了。

我说：“怎么也想不通，那位老师为什么要损害帮助过他的人？”

范先生沉思了半晌，然后说：“那位老师不仅在政治上被人整垮了，尤其可悲的是他的良心也被人整垮了。他立功心切，失去了善恶的标准，失去了判断是非的标准，所以才检举了你。”过了一会儿，范先生叹了一口气，忧伤地讲：“那位老师，年纪轻轻便被划为右派是多么不幸啊！但是你要知道，现实情况复杂，不幸的人也未必全都是好人啊……”

五

1959年下半年，学校提出教学要和实践相结合，教学要为工农兵服务。学校停课，范先生因视力差而没有下乡。我和几位同学由作家胡旷老师带队下到南昌近郊的一个模范公社麻丘人民公社去实习——替该社撰写公社史，歌颂社员们在大跃进中的所谓冲天干劲和辉煌的成就。我和另一位姓陈的同学一道经公社宣传部介绍找一户在40年代遇到荒年，曾把自己亲生儿子卖掉了的农民，据说他们两老现在过得非常富裕和幸福。在走了不 少弯路后，才找到了这一对老夫妻的家。我们一进村看到曾经卖掉儿子的那位老太婆正坐在门口晒太阳。我们说明来意之后，她睁大眼睛惊恐地看了我们一眼，黄得发亮的浮肿的脸上荡起一丝凄凉的微笑，然后摇摇头，仿佛有无尽的苦水既吞不下去也吐不出来的样子，随即便有气没力地耷下眼皮，一声不响地呆坐在原地。

过了一会儿，她的老伴从大食堂打饭回来，木头盆子里尽是些菜叶与菜根，偶然可见一两颗饭粒。老头把木盆往桌上一摔，指着木盆气愤地说：“这就是我们的中午饭。”当我们想请他谈谈往事时，他好像受到了侮辱似的，跳了起来说：“过去过荒年，卖孩子还能换点口粮。现在我有儿子到哪里去卖！我们饿得要死，哪有劲和你们扯这些废话，你们赶快滚吧！”我和姓陈的同学十分没趣，也十分难过地被老头轰走了。

回到公社，正碰见满面红光的书记罗全根，他正眉飞色舞地给一群参观者介绍情况，他说：“麻丘公社今年亩产粮食放卫星，不仅比历史上任何一个丰年都高，而且在全南昌县也数第一……”

书记走了以后，我和炊事员说起对书记的印象。

“你们的书记身体真棒，劲头也大。”我说。

“他的身体不棒，谁的棒？！”炊事员冷笑地望着我说，“他工作特别忙呗！隔三差五要吃一顿三凤羹补一补。”

“什么是三凤羹呢？”我问。

“就是把一只白毛乌骨鸡剖开，在鸡肚子里放一只鸽子，鸽子腹内包一只麻雀，再在麻雀肚子里塞一根人参，再用白线缝上蒸几个小时后再吃。”炊事员说。

我们正在农村作“实习”时，突然接到学校通知，要回校上课了，而且要连夜赶回。记得我曾走过两次夜路，第一次是在58年下半年全校同学都在南昌钢铁厂挖土，土方运完已是半夜，我赶回学校时沿路上都闪烁着灯光，有无数的小高炉在喷射着火焰，这是全民“大办钢铁、土法上马”的时代。我那时虽然十分疲倦，但心情舒畅。我呼吸着野外潮润而又冰凉的空气，望着远处闪烁着火光的小高炉，充满幻想，第一次感到我的贫穷落后的祖国明天就会富强起来，明天就会赶上世界上最先进的国家。

一年后，我这次走夜路返校时，幻想破灭了，心情与上次大不相同。这个夜晚没有月亮，沿着灰白色的河流筑起的大围堤往无边无际的黑暗中延伸，远处也看不见灯光，走过饥饿的村庄时，只见光秃秃的黑色树影，连狗的叫声都听不见了。我孤独地在围堤上行走，就像在一个枯死的没有生命的星球上行走一样，感到前所未有的孤独和恐慌。

六

从农村回来后，校园里也发生了变化。学生的口粮已由每月36斤减到了32斤，最后竟只有26斤。餐桌上除了发红的包心菜之外，再也没有其他的菜肴，菜碗里也难得见到一两滴油花。口粮越来越少，在食堂里排队打饭的同学们手上端着的饭碗却越来越大，就连身材窈窕的女同学也端着与她们形体极不相称的又笨又粗的大碗。这种情况的出现是不是因为同学们在心理上感觉用大碗装饭，口粮就会随之增多的！

同学们坐在一块，再也不谈论学习了，瘦弱的饥饿的脸上泛起虚幻的微笑，回味着1958年以前餐桌上丰盛的菜肴和不受定量限制的白米饭。早上起来同学们会相互看看，然后在对方的额头上按一按，或者在脸庞上压一压，看是否会下陷失去弹性，用以验证是否由于饥饿而得了可怕的浮肿病。

记得有一位同学谈到范先生因为视力差而躲过了下乡实习的日子时，他说：“范老夫子这时很可能关着房门读他的圣贤书，对外界发生的事情一点都不知道。”

另一位又说，“即使和他谈论，他也会漠不关心。他要专心致志地校阅他的古书。”

为此我便试着去看望先生，先生一见到我马上就问：“国家在政策上可能出了问题。城里的供应很紧，连肥皂火柴都买不到，乡下情况怎么样？”

我便把在乡下见到的饥饿的情景和他说了一遍。他似乎并不相信，因而怀疑地问：“是你自己见到的吗？”

“亲眼所见。”我说。

“有没有记录？”

“有。”我回答。

“你可不可以把记录拿给我来看一看？”

“可以。”我答道，并马上跑回寝室取来两本在麻丘公社所作的采访笔记交给了先生。

记得有一次，我远远地从窗外看见先生。他正在翻阅我的笔记，有时还摘下眼镜，贴近页面仔细查看。当我敲门进房，他便合上本子，望着我语重心长地说：“学生能够听老师讲课，还可以看老师的著作，所以学生找合意的老师很容易；而老师不可能全面考察学生，所以老师要找合意的学生就比学生找老师难得多了。”

他继续说：“我和你认识有两年了，自认为对你有点了解，所以我曾有意地教你研读古代文献，希望你将来能成为有建树的学者。现在看了你写的麻丘笔记，我放弃了这个想法，以为你现在应该写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这个极为罕见的时代。你要细心观察，心平气和地，准确客观地描写，千万不要夸张。你做好这项工作，将比研究整理中国古代文献更为重要、更有意义。”

到这时我才意识到范祥雍先生不仅是位勤奋的学者，而且也是关切祖国和人民命运的知识分子。

后来我隐约听到系书记竟逼着范先生改行，要他去教现代汉语和现代文学。我以为是因为范先生的课大受学生欢迎，他们看不惯而搞的恶作剧。

1960年7月，先生因师母生病请求学校联系调回上海，遭到学校拒绝后，便毅然辞职回家。他失去了工作后，靠变卖他收藏的善本书过活，再也没有回到江大。

七

大学毕业后，我被分配到景德镇陶瓷学院任教。“文化大革命”中，我坐在牛棚里写检查，常常会想起范先生。我佩服他有远见卓识，他如果不辞职，不离开学校，很可能难过“文革”这道鬼门关。后来，我又听说范先生即使失去了工作，赋闲在家，也未能幸免在“文革”中受到冲击，他的手稿和藏书被抢劫一空。一家五口被赶到一个不到十五平方米的小房间艰难度日。

“文化大革命”结束了，我从下放的农村调回陶瓷馆，从事古陶瓷方面的研究，并开始发表研究报告。粉碎“四人帮”后，我在《文物》、《考古》和《文史》杂志刊出过一些有影响的论文。范先生也看过这些出版物，并经常来信给予指导和鼓励。

与我的命运相似，先生的处境在这时也大有改善，被没收的手稿与丰富的藏书部分退还给了他，上海文史研究馆还聘请他为研究馆员。

1983年，我因发表了一篇考证蒋祁《陶记》著作年代的论文，受到海外同行的关注并获日本东方学会（亚洲与北非洲人文科学总会）之邀赴东京、京都等地讲演。路过上海时我拜访了先生。大劫过后，师生见面格外兴奋而又感慨。

先生笑着对我说：“你的考古文章我都看到了。现在又在做什么研究呢？”

我说：“整理古代陶瓷文献，想对宋代与陶瓷相关的赋税进行考证。”

先生笑了，他说：“你刚上大学的时候就想学训诂，鉴于江西的藏书少，我劝你不要做这门学问，现在过了二十年，你转了一个大圈，又回到了原来的起点，看来人的命运是多么难以琢磨啊……”

“你在‘文革’期间受到过冲击没有？”先生关切地问。

“蹲了好几年牛棚。”我答道。

“为什么？”

“还不是为了解释那个简化‘国’字而惹的祸，在当时学校里虽然没有怎么整我，系书记还是把检举信塞进了我的档案。”我说，“我的档案里有这份检举信，无论走到哪里，领导都会用异样的眼神看着我，我的身后似乎有一个幽灵紧紧跟随。每逢搞运动狠抓阶级斗争时，幽灵就会把我逼向死亡的边缘。毕业后，我虽然结了婚，但很久很久都不敢要小孩，因为生怕险遭不测，遗祸妻儿……”

“唉！”老师深深地叹了一口气，停了一会儿又关切地问，“你的这个案子后来怎么了结的呢？”

“谈不上了结。”我说，“档案中虽有检举信，但由于年深月久，专案组找不到证明人，我也没有承认有什么特别的恶意，他们无法作出结论，就这么拖下来了。”

“你过去在麻丘公社所作的一些记录还在吗？”老师若有所思地问。

“不在了。”我说，“说来话长，我的那几本记录和我写的一堆日记，在‘文革’期间被人家抄了出来，后来有朋友把它们抢回来交给了我，见到那堆东西，我浑身颤抖，丧魂失魄，同时又感到天地虽广，世界虽大，竟找不到安放我这几十本笔记的地方。我在极度的恐惧中，把它们全部都烧掉了。”

“多么可惜啊！”范先生紧皱着眉头说，“你没有继续记录当时的社会情景，也没有把麻丘笔记保留下来，这是研究那段历史的人的不幸；然而，你从事古陶瓷与陶瓷史研究，对你个人来说，却又是不幸之中的万幸！”

我没作声。

八

80年代后，我经常出国访问，几乎每次都从上海出境。在到达上海之前，总先写信通知先生的儿子——我的师弟范邦瑾，邦瑾弟总是高兴地把我将要到沪的消息转告他父亲，只要先生知道后，无论早上和晚上他每天都要问：“刘新园来了没有？”后来忙忙碌碌的儿子嫌他问得太多、太频繁，在我到达上海之前便不先把消息告诉他。

1993年，我从德国回来，路过上海。得悉美国著名学者何惠鉴先生致函邦瑾，聘请他赴美研究堪萨斯纳尔逊博物馆收藏的丰富的中国碑刻。那时范师母过世，先生的身体极差，双目几近失明，邦瑾不忍远离相依为命的老父，对赴美之事犹豫不决。而那时我正在他家，先生对我说：“我的身体越来越好了，视力也在渐渐地恢复，生活完全能够自理。”停了一会儿，又郑重其事地对我讲：“你无论如何要劝邦瑾赴美，千万不能放弃在美国研究和学习的机会。”分别时先生紧握着我的手，还不停地强调自己十分健康。我理解先生的所谓“健康”，实质上是让儿子安心远行而付出的一片“苦心”。当我回望先生，看见他站在楼梯口瘦弱的身影，向我挥手时，脸上浮现出来的我熟悉的笑容里流露出某种凄凉，这凄凉让我有种不祥的预感！

我从上海回到景德镇不久，就接到了邦瑾的电话，说他父亲突然病故。那时我正在考古发掘工地，无法抽身，因而没有参加先生的葬礼，待我把工作稍做交待赶到上海时，先生的丧事已经办妥。我见到邦瑾，他递给我一个手卷，说是他父亲留给我的纪念品。当我打开一看，原来是清代书法家何绍基晚年抄写《东坡志林》的一段手稿，虽然没盖章，但比常见的何字更朴素更美丽。显然是先生生前喜爱的艺术品。

现在先生已经过世20年了，2013年是他百岁冥寿。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范祥雍籍整理汇刊》等十一种（其中有多种曾获得国家奖项），《养勇斋诗钞》三百余首，学术论文十余篇。可又有谁知道，其中近百万字的著作都是他在失去工作，没有收入的情况下撰写而成的。可以说这份嘉惠后学的遗产是开放在地狱中的花朵。

2013年3月28日 夜

于美国密歇根州Grosse Pointe

《左传》在史学中的地位被评论为继《尚书》、《春秋》之后，开《史记》、《汉书》之先河的重要典籍。《经学通论·春秋》评论说：左氏叙事之工，文采之富，即以史论，亦当在司马迁、班固之上，不必依傍经书，可以独有千古。

  《左传》代表了先秦史学和文学的最高成就，是研究先秦历史和春秋时期历史的重要文献，对后世的史学产生了很大影响，特别是对确立编年体史书的地位起了很大作用。

  由于它具有强烈的儒家思想倾向，强调等级秩序与宗法伦理，重视长幼尊卑之别，同时也表现出“民本”思想，因此也是研究先秦儒家思想的重要历史资料。

  《左传》是一部集大成式的史学巨著。不仅是历史著作，也是一部非常优秀的文学著作，长于记述战争，故有人称之为“相砍书”（相斫书），又善于刻画人物，重视记录辞令。其声律兼有诗歌之美，言辞婉转，情理深入，描写入微，是中国最为优秀的史书之一。

  《左传》受到学界重视是在魏晋时期，先后有服虔、杜预为其作注解，以后成为研究《春秋》的重要典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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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策》一书反映了战国时代的社会风貌，当时士人的精神风貌，不仅是一部历史著作，也是一部非常好的历史散文。它作为一部反映战国历史的历史资料，比较客观地记录了当时的一些重大历史事件，是战国历史的生动写照。它详细地记录了当时纵横家的言论和事迹，展示了这些人的精神风貌和思想才干，另外也记录了一些义勇志士的人生风采。

  《战国策》的文学成就也非常突出，在中国文学史上，它标志着中国古代散文发展的一个新时期，文学性非常突出，尤其在人物形象地刻画，语言文字的运用，寓言故事等方面具有非常鲜明的艺术特色。 

  《战国策》的思想内容比较复杂，主体上体现了纵横家的思想倾向，同时也反映出了战国时期思想活跃，文化多元的历史特点。《战国策》的政治观比较进步，最突出的是体现了重视人才的政治思想。 

  《战国策》一书对司马迁的《史记》的纪传体的形成，具有很大影响。《战国策》历来为研究者称赞其文学价值，但是对它的思想却是众说纷纭。这是由于该书与后世的儒家思想不符，过于追逐名利。而且过于夸大纵横家的历史作用，降低了史学价值。 

  研究参考书目

  • 熊宪光，《战国策研究与选译》，重庆出版社，1988年 ISBN 753660020 

  • 孟庆祥，《战国策译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6年 统一书号：10093•701 

  • 王守谦，《战国策全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 ISBN 722102444 

  • 朱友华，《战国策选译》，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 

  • 赵丕杰，《战国策选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年 

  • 蓝开祥，《战国策名篇赏析》，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1年 

  • 何建章，《战国策注释》，中华书局，1990年 ISBN 710100622 

  • 何 晋，《战国策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 ISBN 730105101

  · 范祥雍，《战国策笺证》，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 ISBN 7-5325-4329-3

  《战国策》是汇编而成的历史著作，作者不明。其中所包含的资料，主要出于战国时代，包括策士的著作和史臣的记载，汇集成书，当在秦统一以后。原来的书名不确定，西汉刘向考订整理后，定名为《战国策》。总共三十三篇，按国别记述，计有东周一、西周一、秦五、齐六、楚四、赵四、魏四、韩三、燕三、宋、卫合为一、中山一。记事年代大致上接《春秋》，下迄秦统一。以策士的游说活动为中心，反映出这一时期各国政治、外交的情状。全书没有系统完整的体例，都是相互独立的单篇。

诗经《七月》、庄子《逍遥游》、韩愈的《柳子厚墓志铭》、柳宗元的《石渠记》等等。

应该熟读的篇目，不再一一列举了，给你一个书目：

-- 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生阅读书目

一 先秦两汉书目

十三经注疏 阮元 中华书局1957年用四部备要本重印 全四十册

中华书局1982年用原世界书局缩印本影印全二册

四书章句集注 四部备要本

论语译注 杨伯峻 中华书局1981年修订重印

论语新解 钱穆

孟子译注 兰州大学中文系 中华书局1660年版

孟子正义 焦循

墨子闲诂 孙诒让 中华书局1954年重印

老子本义 魏源 中华书局1955年重印

老子校诂 马敍伦 中华书局1974年版

重订老子正诂 高亨 中华书局1959年版

老子校释 朱谦之 龙门书局1958年版

中华书局1963年新一版

老子新译 任继愈 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

庄子解 王夫之 中华书局1981年重印

庄子集释 郭庆藩 中华书局1978年重印

列子集释 杨伯峻 龙门联合书局1958年版

中华书局1979年版

管子集校 郭沫若、闻一多、许维遹 科学出版社1956年版

荀子集解 王先谦

韩非子集释 陈奇猷 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58年版

韩非子集释补 陈奇猷 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61年版

吕氏春秋集释 许维遹 古籍刊行社

春秋左传集解 杜预注 孔颖达疏 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

春秋左传注 杨伯峻 中华书局1981年版

左传译文 沈玉成 中华书局1981年版

春秋左氏传旧注疏证 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科学出版社1958年版

国语韦昭注二十一卷 顾广圻 四部丛刊影印本

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新校点本

战国策高诱注三十三卷（宋）姚宏校正续注 士礼居仿宋刻本 武昌局翻刻本

顾广圻校 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新校点本

诗三家义集疏 王先谦

毛诗正义 孔颖达 见十三经注疏

诗集传 朱熹 上海古籍1980年版

诗经通论 姚际恒 中华书局1958年版

诗义会通 吴闓生 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59年版

诗选与校笺 闻一多 收入《闻一多全集》选刊之四

诗经选 余冠英 人民文学出版社1956年版

诗经选译（增补本） 余冠英 人民文学出版社1960年版

诗经今注 高亨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版

诗经与周代社会研究 孙作云 中华书局1979年重印

诗三百篇探故 朱东润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

诗经韵读 王力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

诗经研究论文集 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

楚辞章句 楚辞补注 王逸注 洪兴祖补注 中华书局1957年用四部备要本重印

楚辞集注 朱熹 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

楚辞通释 王夫之 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重印

山带阁注楚辞 蒋骥 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58年版

屈原赋注十卷 通释两卷 戴震 万有文库第一集

楚辞书目五种 姜亮夫 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61年版

屈原赋校注 姜亮夫 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

屈赋通笺 刘永济 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年版

屈赋新编 谭介甫 中华书局1978年版

离骚纂义 游国恩 楚辞注疏长编第一编 中华书局1981年版

离骚语义疏解 王泗原 上海文艺联合出版社1954年版

诗人屈原及其作品研究 林庚 上海古籍1981年重印

天问论笺 林庚 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

楚辞论文集 游国恩 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

楚辞论文集 蒋天枢 陜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楚辞韵读 王力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

楚辞选 马茂元 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1980年重印

楚辞研究论文集 作家出版社1957年版

中国古代神话 袁珂

山海经笺疏 郝懿行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影印

先秦散文选注 罗根泽

汉魏六朝散文选 陈钟凡

盐铁论校注 王利器 古典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

论衡集解 刘盼遂 中华书局1959年版

潜夫论笺 汪继培 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

中华书局1979年版

贾谊集 人民文学出版社1976年版

晁错集注释 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

枚叔集 汉魏六朝名家集初刻本

司马长卿集 汉魏六朝名家集初刻本

扬子云集 汉魏六朝名家集初刻本

张河间集 汉魏六朝名家集初刻本

蔡中郎集 四部备要本

史记 司马迁

汉书 班固

后汉书 范晔

史记三家注 史记集解 裴駰

史记索引 司马贞

史记正义 张守节

汉书补注 王先谦 商务印书馆1959年重印

汉书管窥 杨树达 科学出版社1955年版

后汉书补注 惠栋

后汉书集解 王先谦 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

淮南子高诱注 《诸子集成》中华书局本 世界书局本 第七册

说苑 刘向 四部丛刊影印明钞宋本

新序 刘向 四部丛刊影印明刻本

文选李善注（有关部分） 中华书局1977年缩印本

文选六臣注（有关部分） 四部丛刊影宋本

古诗十九首集释 隋树森 中华书局1955年版

玉台新咏（有关部分） 文学古籍刊行社影印明寒山赵氏刊本1958年重印

乐府诗集（有关部分） 郭茂倩 中华书局1979年点校本

古诗源（有关部分） 沈德潜 中华书局1977年重印本

古诗纪（有关部分） 冯惟讷

全汉三国晋南北朝诗（有关部分） 丁福保 中华书局1959年版

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有关部分） 逯钦立 中华书局1983年版

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有关部分） 严可均 中华书局1965年重印

先秦文学史参考资料 北大中文系 中华书局

两汉文学史参考资料 北大中文系 中华书局

中国历代诗歌选（有关部分） 林庚、冯沅君

中国文学史参考资料简编（上） 北大中文系

-- 作者：tecdai

-- 发布时间：2004-3-2 19:30:58

-- 二 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书目

孔北海集评注 孙至诚 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

孔少府集 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本

曹操集 中华书局1959年版

魏武帝魏文帝诗注 黄节 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

曹子建诗注 黄节 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