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学习古文的三本经典古书

谈自学古文字 李学勤 李学勤先生，北京人，生于1933年，是我国著名的古文字研究专家，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研究员、西北大学 教授。

主要著作有《殷代地理简论》、《中国青铜器的奥秘》（英文版）等。 案头这封长信，是远方一位青年教师寄来的。

信中谈到他在十年浩劫期间失去了读书机会，但由于爱好篆刻，经常接触古文字，逐渐对古文字学发生兴趣，连同古文字产生的历史时代，也想深入研究。他迫切希望能根据业余自学的特点，告诉他怎样着手学古文字学，拟定一个系统学习的计划。

这样的信，近年我陆续收到过好多。写信的青年朋友，有文物考古界、艺术界的新同志，也有文史学科的教师或学生。

每当我披读信里充满热情的文句，总是思绪萦回，沉浸于回忆之中。 我学习古文字，就是自学出身的。

曾有人传说我得力于家学，这与事实不符。我的家庭是知识分子，却与古文字这一行无关，我在清华念书也没有学过与此有联系的课目。

作为被古文字的“神秘感”牢牢吸引的年轻学生，我所仰赖的只有北京图书馆。巍峨的馆门，存衣处，目录箱，等候取书的长椅，阅览厅的净案明窗，至今追想，犹历历如新。

不分寒暑，晨昏，奔走于文津街上的生涯，直到1952年，我去考古研究所参加编《殷虚文字缀合》，才告结束。这样一段经历，使我对有志自学古文字的青年朋友倍觉亲切。

中国的古文字学有悠久的历史渊源，然而出于种种原因，又是一门罕人问津的冷僻学科，过去甚至被称为“绝学”。建国以来，随着考古工作的繁荣开展，新发现古文字材料层出不穷，古文字学的实用价值日益显著。

但是这门学科的研究力量仍很薄弱，同摆在面前的繁重任务很不相称。这种形势，限制了古文字学本身的发展，也不利于考古学和整个古代历史文化的研究。

能看到不少年轻同志愿意学这个冷门，是多么令人高兴的事。 根据亲身经历的甘苦，我觉得有义务告诉大家，自学古文字学实在是很难的。

今天的古文字学，已非历史上的小学、金石学可比，它介乎考古学、古代史、语言学、文献学之间，和这几门学问都有密切联系。因此，学古文字学，需要相当广博的基础知识。

这是困难之—。古文字学的研究对象大都是珍贵文物，分散各地，有些不易见到。

就连著录，一般也是印数甚少，价格昂贵，在图书馆列于善本。有关论著多较专门，缺乏有新水平并用现代语言编写的概论性书籍。

这是困难之二。所以，有些自学者虽然努力，或不得门径，或缺乏必需的条件，成效不多，徒费精神，实在令人惋惜。

这么讲，意思绝不是要泼冷水。难学，不等于不能学，而是需要更大的决心和毅力。

荀子有云：“真积力久则入，学至乎没而后止也。”应该成为我们的座右铭。

自学，自然比不上有导师可随时请益，不过俗话说：“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即便学有良师，功夫还得自己去做。

导师的可贵，最要紧的是指点治学的方向方法，避免弯路错路。我们自学，更必须注重学习的方法和途径。

不妨通过前辈古文字学家的论著，仔细体会他们所运用的方法，所走的路数，吸取其中的丰富经验。假如走的路子错了，再想改正，便得用许多时间和气力，这种教训，我们见过得也有不少。

那位教师问我怎样系统学古文字，依我看，可以有两种学法，因人而异。 对于以古文字研究为终身职志的人，我建议最好从《说文》入手，先学秦汉文字，如秦简、秦刻石、汉简、汉碑，以后再上溯两周金文，最后学甲骨文等商代文字。

记得二十多年前，陈梦家先生讲过这样的学习法，我当时颇不以为然，事经多年，才认识到这样学能对古文字源流演变，文字形音义及其所以然，均有透彻了解，奠定古文学知识的深厚基础。表面看似乎迂缓，实则事半功倍。

《说文》一书，现在看来固然有很多时代局限，但仍不失为研究古文字的出发点。汉儒所见古籍，所闻师说，不少是后人无法直接接触的。

许慎号称“五经无双”，《说文》集汉代文字学知识大成，清人注解《说文》更有重要成果。开始学古文字，不可不读《说文》，但不要单看大徐本本文（如最近影印的一字一行本），应当兼读注释。

大家喜欢读段玉裁《说文解字注》，这是对的。如果觉得段注卷帙浩繁，一时读不完，建议先读王筠的《说文句读》，比较简明。

此外，徐灏的《说文解字注笺》，对读段注很有帮助。至于丁福保编纂的《说文解字诂林》，汇集众书，便于检索，不能作为阅读之用。

上 面说的自下而上，循序渐进的学习法，需时较多，只适用于专门研究这一学科的同志。如果出于工作要求，或本人兴趣，一开始就学甲骨文或金文，也无不可。

比如，先读郭老《卜辞通纂》、《两周金文辞大系》，容庚《商周彝器通考》，陈梦家《殷虚卜辞综述》和《西周铜器断代》（《考古学报》1955—1956年连载），及《金文编》、正续《甲骨文编》等，都是很好的。我起初就是先学甲骨和战国文字的，到六十年代不得不补学青铜器，说明不管先学什么，想要在古文字学范围内有所建树，还得认识古文字发展的全过程。

借用武术家一句话说，叫做“及其至，则一也”。 有些自学者担心古文字难记，以致把精力全用在摹写《说文》篆字或《。

辛弃疾：“我要用词写尽天下的贼,用剑杀尽天下的贼”。这句话是成语“大材小用”典故中的一句话，没有古籍原文。

成语出处：

宋·陆游《送辛幼安殿撰造朝》诗：“大材小用古所叹，管仲萧何实流亚。”

成语典故：

南宋著名爱国词人辛弃疾，父亲在他童年就去世，由祖父 抚养成人。辛弃疾曾拜当时著名的田园诗人刘瞻为师，并和党怀英 两人是刘瞻最得意的学生。有一次，刘瞻问他们两人道：“孔子曾经要学生谈各人的志向，我也问问你们将来准备干什么” 党怀英回答说：“读书为了做官，为了取得功名，光宗耀祖。我一 定要到朝廷里去做大官；如果做不了官，就回家隐居，学老师的样子写田园诗。” 刘瞻听了很高兴，连连称好，认为他的志向很高洁。辛弃疾却回 答说：“我不想做官，我要用词写尽天下的贼，用剑杀尽天下的贼!” 刘瞻听了大吃一惊，要辛弃疾今后不要再说这样荒唐的话。此 后，辛、党两人的生活道路截然不同：辛弃疾英勇地投身到抗金的民 族战场上去，以爱国词人著称于世；而党怀英则混迹于金人统治集 团，为金人作了一些帮闲乃至帮凶的工作。金人南侵后，辛弃疾组织了两千多人的队伍在故乡起义。后来， 又率领队伍投奔济南府农民耿京组织的起义军。不久，起义军接受 朝廷任命，与朝廷的军队配合作战，打击南侵的金军。 但由于投降派的排挤和打击，辛弃疾后来曾长期闲居在江西上 饶一带。1203年春，才被任命为绍兴府知府兼浙江东路安抚使。这一 年，辛弃疾已经六十四岁了。 绍兴西郊有一处地方叫三山，当时著名的爱国诗人陆游就在那 里闲居。陆游比辛弃疾大十五岁，当时快八十岁了，他的爱国诗句早 已为辛弃疾所景仰，因此辛弃疾到任不久，就去拜访了这位前辈，两 人一起议论国家大事，相见恨晚。陆游听了辛弃疾对形势的分析和 统一、全国的设想，觉得他是一个很有才能的人，希望他在事业上取 得成功。次年春天，宋宁宗降下圣旨，要辛弃疾到京城临安去，征询他对 北伐金国的意见。”辛弃疾把这件事告诉陆游，陆游觉得这是辛弃疾 施展自己才能的好机会，为他感到高兴。 为了鼓励辛弃疾发挥自己的才能，陆游特地写了一首长诗赠给 他。诗中写道，“辛弃疾是古代大政治家、军事家管仲、萧何一流的人 物，现在当浙江东路安抚使，实在是把大的材料用在小处；鼓励他为 恢复中原而努力，千万不要因为受到排挤不得志而介意。 六十六岁那年，这位始终是被大材小用的爱国英雄，终于在忧 愤中去世。

转载《后冷战时代》（写的不错，对当今世界局势分析的透彻)

《后冷战时代》

冷战是西方精英主义者的“底线反弹”，是西方以扩军备战方式为名，行内部思想整肃和认识统一之实，以挽救西方基于丛林法则的精英主义制度。

冷战在表面上表现为东西方关系，而后冷战在实质上是南北关系。冷战在表面上被安排为发展权和优先权的争夺，而后冷战是对世界上多数人口生存权的威胁。冷战被西方刻意包装为意识形态分歧，而后冷战则是基于西方追求排他性的资源分配地位所引发的深刻矛盾。冷战根据西方的说法是以和平的制度竞赛收场，而后冷战根据美国的安排，越来越指向核战争和种族灭绝，按美国最着名策士亨廷顿的说法是“文明冲突”。

总而言之，冷战是西方白人民兵在守势下的“以攻代守”，而后冷战则是西方特别是美国结束守势转为彻底的攻势，经济全球化就是服务于把丛林法则从一国推广到全球尺度，在全世界范围内建立起一个统一的利益金字塔，目的在于把处于边缘生存状态上世界绝大多数人口，再把他们向毁灭的悬崖推进一步。

中国就是美国实现其全球目标的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门槛和限制力量，这既不取决于中国政府的主观意愿和政策选择，也和中国所选择的社会经济政治制度无关，而是由13亿中国人民的生存权和发展权所客观决定的。

一、50年后对冷战的回顾　　

冷战是西方白人种族主义者蓄意发动的“攘外以安其内”的内部思想清洗运动，其目标有三个：压制和清洗西方社会内部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怀疑和否定思潮，对外推销并协助确立以现代化和民主为意识形态标志的精英主义；以资源和经济军事方面的优势拖苏东集团进入常规军备竞赛增加其经济困难；扶持一些没有普遍意义的发展典型如四小龙，最终促使中国这样国家也进行精英主义制度建立的改革开放。中国改革开放以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和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结果促使世界市场上同类产品价格的竞争性下降，极大地有利于西方在国际市场上顺利实现和扩大其垄断利润，强化了西方国家在国际市场上以垄断价格对竞争性价格的交换和输入机制，这无疑也构成西方的冷战重要成就之一。

1、清除内部威胁是冷战的首要目的

　　迄今为止仍然没有充分的证据表明，苏联曾经有足够的意愿和实力对西方构成过严重威胁，现实中对西方社会制度的严重威胁，来自西方内部知识精英和民众对西方基本社会制度的深刻反省。西方以外在威胁为借口，营造战争恐怖，并以此为手段梳理精英和民众思想，西方在外部进行与社会主义阵营的对抗，主要是为了服务于内部思想整肃的需要。

美国和西方主导冷战的产生，具有两个方面的目的：一是追求打跨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并把苏联拖入军备竞赛之中去；二是在国内以战争恐怖对待因反省大战已经达到怀疑西方根本制度的知识精英。前一个目标是表，后一个目标是里，因为苏联始终没有发展起足以威胁西方社会的军事力量，也没有适当证据表明苏联有威胁西方的足够意愿；但是西方社会内部的精英和民众阶层，对西方精英主义制度的普遍怀疑和深刻反省，却足以导致西方社会根本制度的崩溃和颠覆。这两个目的一是对内一是对外，对内目标居于主要地位，按照毛泽东在1946年的说法，美国主导发动冷战的目的是要“进攻美国人民”；对外需要完成的任务是需要树立垄断资本的国际优势地位，这两个目标都是为了维持西方资本家对整个世界（包括国内与国外）的统治地位。

由于对西方根本制度被抛弃的深刻担心，西方精英主义者产生强烈的“底线反弹”情绪，使用了一切可以采取的手段来挽救资本主义制度。马歇尔计划就极极端地违背了美国的极端现世主义原则，扶持竞争者的根本目的在于挽救垂死的资本主义制度；而扩军备战与麦卡锡清洗的目的，同样在于以国家安全受到威胁为理由，来执行清除思想上的反对派之实。

2、对西方精英主义制度的根本威胁力量在于西方内部　　

在一战后的1919年3月，英国首相劳合·乔治在一份秘密备忘录中写道“在反对战前形势的工人中间，存在着一种不仅是不满，而且是愤怒和反抗的强烈意识。所有现存的政治、社会和经济方面的秩序都受到欧洲各地广大人民的怀疑。”而到1931年的大萧条时期，这种情绪更加高涨，并且扩散到精英阶层中去，汤因比指出“1931年这一年因一显着特征而不同于‘战后’前几年，也不同于‘战前’前几年。1931年，世界各地所有的人都在认真地思考并坦率地议论着西方的社会制度也许会失败和不再起作用的可能性”。

到了1945年二战之后，这种反思有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这种高度因为苏联战胜纳粹（88％的德军伤亡是苏军取得的战果）的巨大威望而更加放大。即便是最最自私的美国白人种族主义者也看到问题的严重性，破天荒地对欧洲竞争者进行输血治疗。而欧洲虚弱正是美国培植的德国法西斯的功劳和最初追求的效果，由于这种良好效果所产生的负面效应——对西方根本制度的深刻反省，使得美国再也无法无动于衷——因为欧洲精英主义制度面临瓦解的危险。这种危险迫使美国资本家阶层不得不进行“马歇尔计划”，目的是要拯救资本主义制度出水火。

同时，西方进行思想清洗也是非常积极的，在两次世界大战前后，思想清洗最典型地表现在美国法西斯的“麦卡锡清洗”和德国法西斯两次对***进行的大屠杀上。由于西方的雇佣制度所提供的特殊便利，麦卡锡清洗虽然在表面上不如德国纳粹那么血腥，但是在思想清洗效果上更为成功和彻底。1970年哈佛和麻省理工学院的学生，想要找一个研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人，与萨缪尔逊做对手进行理论辨析，找来找去竟然一个人都找不到，最后只找到一个乔姆斯基（语言哲学家，带左翼倾向）来代替。

3、苏联作为冷战对手的颟顸无知　　

在名义上苏联是冷战的另一方，但是苏联从来没有找到正确的应对方法与应对尺度，被动地按照西方设定的轨道，卷入一场不知己不知彼的军备竞赛。苏联热衷于稳定东欧边界这个没有任何实质意义和实质威胁的既得利益，热衷于取得一个没有任何实质性意义的西方法理承认，热衷于在防御态势下搞进攻性军事部署，参与以短击长的常规和核军备竞赛，结果坠入西方的彀中——按照西方主导的轨道和西方的强项竞争。

冷战的关键实际上在于精英阶层的走向，因为精英阶层是喜欢实现优势地位的，在整体上是支持精英主义制度的。美国的艾奇逊1949年就把中国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在中国的“民主的个人主义者”身上；毛泽东在会见美国记者路易斯·安娜·斯特朗时一针见血地指出：在美国压服中间地带之前是谈不到进攻苏联的，发动冷战的目的首先是进攻美国人民，1953年美国的麦卡锡运动就成了毛泽东预言的绝妙注脚。毛泽东的“东风压倒西风”论断，就是针对当时西方精英阶层普遍对精英主义制度的深刻反省而言的，冷战的发动者着名的白人民兵丘吉尔、杜鲁门对这一点就更加明确了，只有宣扬“全民国家全民党”的赫鲁晓夫这个蠢材懵然无知。苏联的解体和冷战失败实际上在赫鲁晓夫时代就已经开始了，甚至还可以追溯到斯大林“技术决定一切，干部决定一切”上去，不过最后是在戈尔巴乔夫和耶利钦手上趋于大成而已。

西方宣称冷战以苏联的失败而告终，这并非偶然，这是西方以“有虞备不虞者胜”的结果。苏联的错误还在于单纯注重武备而错误地放弃思想资源的利用，而西方的最后胜利的取得，则是来自第三世界国家精英主义者的追随，和苏东精英对人民利益的背叛。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特别是出口导向型经济政策，在客观上也是有利于西方实现其冷战目标的，不仅加强了西方的垄断地位，恶化了第三世界国家的贸易条件，强化了第三世界国家在国际分工中的边缘化地位，而且中国市场对西方工业垄断资本实施不设防的全方位开放，还大大扩展了西方垄断企业的活动地盘。

4、冷战胜利的标志和起决定性作用的因素　　

冷战胜利的决定性标志是：

西方社会内部对精英主义制度的怀疑和否定情绪的消失。这个事件的标志是美国的里根和英国的撒切尔的上台，以及新自由主义主义经济政策的得势。苏东的解体和转向只是冷战战果的扩大，是精英主义制度在本地精英的努力配合下，占领了更多地盘卷入了更多的人口。

冷战胜利的关键在于精英阶层在总体上忠于精英主义，不管是在第三世界还是第一世界，而且是从前对立的集团内部的精英主义者，进行的建立精英主义制度的努力，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而苏东的解体和转向，不是什么资本主义制度魅力的竞争，更不是经济效率的竞赛，而是精英主义者热衷于建立精英优先的社会制度。

和1930年代的资本主义大萧条相比，社会主义国家的所谓经济困难不是不能克服的，也不是没有解决出路的，但是资本家阶层愿意挽救资本主义制度出水火，哪怕是把世界拖入世界大战也在所不惜；苏联的高层精英却非常乐意借机完成社会制度向精英主义制度转变。一项美国机构主持的民意调查表明，只有19％的普通民众愿意苏联制度的资本主义化，相反76％的苏共权力阶层和知识精英，却赞同跑步进入资本主义的“休克疗法”。

由于冷战时代的长期努力，西方的知识精英与政权的结合过程也同时完成，在冷战结束的同时，西方的知识精英已经完全忘记了当初对大战的反省，迫不及待地宣称“历史终结”。在大战之后西方知识精英基于人类良知，对大战进行的反省和对西方根本制度的怀疑，今天在西方已经被典型的麦卡锡腔调，界说为“苏联的同情者”。

由于苏东的解体和转向，中国进入改革开放，垄断资本在世界上的领地迅速扩展到全球范围，西方的对外目标也同时实现。而且由于计算机技术的进步，西方得以在技术垄断的基础之上获得空前的世界市场垄断地位，战后的西方主导国际贸易的基础，迅速由战前的“剪刀差”向垄断价格对竞争性价格的南北贸易关系转移。正是在这个过程中，西方实现了空前的富裕和发达。整个世界的社会思潮在这个过程中，再一次象19世纪末期那样，出现了一次世界性的向右转。在19世纪末期的世界性思潮向右转的过程中，恩格斯的关门弟子考茨基和伯恩斯坦成为现代修正主义的鼻祖。

二、从冷战时代到后冷战时代的转换　　

1、由冷战到后冷战转换的资源因素与技术因素　　

以垄断价格对竞争性价格的国际贸易秩序的建立，除了西方世界的主导之外，第三世界国家普遍把现代化作为一个国家不可动摇的努力目标，实际上是这个过程得以顺利完成的另一个主要原因。第三世界国家在工业化和发展的早期，只能是从自身具有优势的劳动密集型和资源密集性产品入手，使得第三世界国家的出口产品结构雷同，在国际市场上形成相互竞争的态势。同时由于工业化在全世界的普及，使得对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规模和贸易规模都空前扩大，西方从而也得到空前规模的“高价格”产品输出市场，同时相应获取空前的垄断利润。正是在垄断利润的支持之下，西方得以在全球确立非常优越的资源利用地位，使得其经济规模完全不受本国的经济资源限制，成为全世界的高价格产品供应中心和资源消耗中心。

西方以垄断价格主导了大部分的世界资源，而苏联企业在这个过程中并没有分到一杯羹。正是因为这个原因，苏联参与军备竞赛成为一个沉重的负担，而西方却实现了富裕和发达。因为苏联企业从设立目标和经营方式，都无法从世界市场上捞到足够的垄断利润，这从老大哥对中国的真诚技术援助中就可以看到；相反西方企业却成功建立起遍布全球的垄断利益输入关系，通过国际市场体系集中利用全世界的资源来与苏联集团抗衡。

正是因为冷战过程的深入，需要全世界的资源被动员起来，第三世界国家的工业化过程对自然资源开发利用的程度也大为上升，美国为了不使自身孤立，对盟友的扶持和拉拢（如马歇尔计划）也使得富裕的阶层迅速扩大，这一切都使得全球人对自然的关系出现巨大的恶化，今天的富裕和发达即使限定在目前的狭小范围之内，相对应的自然资源也显得无法支撑。

同时二战之后智能技术的发展使得人对自然资源的加工利用，将有可能不再依赖对工人的剥削，如原来认为难以实现自动化的摘棉花、挤牛奶等作业过程，现在也已经实现了自动化。因此对于维持富裕生活而言，迫切的问题除了加强剥削之外，减少对有限地球资源分享的人口数量成了一个更为根本的问题，富人和穷人的和平共处已经受到深刻的质疑，这就是美国策士的“文明冲突论”之所以产生的根本原因。

从理论上讲，减少富裕人口比减少穷人更有效，但是富人目前都是美国的盟友，根据过去时代设立的敌对关系国家都是第三世界国家，所以惯性发展的结果是针对以前的被包装成意识形态敌人的那些国家。由于中国人口基数庞大，目前已经是世界第二大能源消费国，工业品就产量而言也是居于世界第二位，而且中国的人均能源消费还只有世界人均水平的1／2，看起来中国已经具备进一步开发利用自然资源的技术能力和决心，中国已经是而且将会是世界上资源消费增加最快的地区。中国在20年的改革开放的发展历程中，已经显着改变了世界市场上的劳动密集型产品的供求关系，已经促成了劳动密集型产品价格在世界市场上急剧下降，下一步极有可能的发展趋势就是一步一步地突破西方的技术垄断，削减西方基于技术垄断和企业规模而建立起来的世界性垄断地位，因此中国既是威胁西方资源分配地位的国家，也是可能威胁西方垄断利润的最大潜在对手。

由于中国人口规模巨大，西方垄断价格利益集团接受中国作为正式成员的可能性是没有的。目前西方七国人口不倒7亿，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29个成员国总人口也仅仅占世界人口的1／5，垄断价格集团中的受益人口与被垄断价格剥削的受损人口比例为1∶4，虽然第三世界国家人均劳动生产率水平低下，但是这种剥削的成果还是很显着的。如果中国庞大人口加入这个特殊集团，那么受益人口与受损人口之比迅速下降到不足1∶2，这样垄断价格能够实现的利益就非常有限，甚至成为毫无意义之举。所以梦想中国的富裕发达，梦想中国在知识经济上有突破，在世界市场上赚取所谓“高附加值”（实质上就是垄断利润）是非常幼稚的幻想。和平竞争与技术进步带来中国现代化，以改变中国在世界资源分配上的不利地位的想法是不切实际的，美国把中国作为头号敌人（或者称为战略竞争对手，实质意义一样），就是打算使用武力来中断中国的发展进程，防止中国的发展改变美国获取垄断利润的企业地位，动摇美国世界资源分配上的优势地位。

1、《七略》的六分法，把天下图书分为：六艺略、诸子略、诗赋略、兵书略、术数略、方技略。

文学在诗赋略。

2、《四库全书》的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法，部下有类，类下有属。全书共4部44类66属。

文学在集部。

二、《汉书·艺文志》沿用了《七略》的六分法，具体为：

（一）六艺略，著录易、诗、书、礼、乐、春秋、论语、孝经、小学九类图书，这些都是儒家经典或与儒家经典有关的著作，它们被安排在最突出的位置，单独为一略，体现了汉武帝罢黜百家之后，儒家经典在政治上和学术上的指导作用；

（二）诸子略，著录儒、道、阴阳、法、名、墨、纵横、杂、农、小说等十家著作，西汉去古未远，诸子书保存颇多，而西汉后期虽尊儒学，但对诸家学说基本上还是兼收并蓄的，不象后世那样极端，所以诸子列第二大类；

（三）诗赋略，著录了屈原赋之属、陆贾赋之属、孙卿赋之属、杂赋、歌诗五类文学作品；

（四）兵书略，著录了兵权谋、兵形势、阴阳、兵技巧四类军事文献，包括了战略思想、战术技巧各个方面；

（五）术数略，著录了天文、历谱、五行、蓍龟、杂占、形法六类图书。

（六）方技略，著录了医经、经方、房中、神仙四类著作，大体上是医学、科学及方士、巫术两方面的杂拌。

以上六略三十八类，共著录了当时可以看到的五百九十六家，一万三千二百六十九卷图书。

　　刘:公元76年-公元88年在位，明帝第五子，性情仁厚宽容，儒雅好学。在位13年，施行宽仁政策，废除明帝时的酷刑，使吏治清明，安定边陲。在文 化学术方面有很大成就，与明帝同创了一个“明章盛世”。公元88年病逝，终年33岁，死后葬于敬陵（今洛阳东南）。谥号孝章皇帝，庙号肃宗。> >　汉章帝刘是汉明帝刘庄的第五个儿子，生母为贾贵人，因为马皇后没有儿子，贾贵人是马皇后同母异父的姐姐，加上刘小时候就被马皇后收养，因此就以马家为外戚。> >公元60年，4岁的刘被立为太子，公元75年，明帝刘庄因病去世，刘即皇帝位，时年19岁。章帝即位后，，注重农桑，兴修水利，减轻徭役， 实行“与民休息”，并且“好儒术”，使得汉朝经济、文化在这一时期大大发展。此时政治清明，经济繁荣，思想也比较活跃，出现了王充等思想家。章帝还两度派 出使西域，使得西域地区重新称藩于汉，与汉明帝共称“明章盛世”。> >　◆外戚专权埋祸根> >　章帝过于放纵外戚，导致 汉和帝时期外戚专权，直接导致了东汉的覆亡。东汉光武、明帝两朝，鉴于篡权的教训，不允许外戚干预朝政。明帝马皇后的兄弟马廖、马防、马光，在明帝朝 虽都是官员，但马廖是虎贲中郎将，马防、马光是黄门侍郎，官位都不高。而刘一即位，就越级提拔马廖为卫尉，马防为中郎将，马光为越骑校尉。马氏兄弟升迁 后趾高气扬，得意忘形，许多官员争相趋附。　刘想为舅舅们封侯拜爵，马太后坚决不许。马太后是名将马援的女儿，自幼好读书，明事理，严于律己，是汉代名 后。> >　公元77年，一些官僚为讨好马氏兄弟，又上书请求封马氏兄弟为侯，马太后下诏免议。刘亲自向马太后面请，马太后和颜悦色地劝说 刘，让他考虑安顿百姓，不要再提为外戚封侯的事情，刘俯首受教，唯唯而出。马太后让三兄弟辞去职位，以特进解职还家。　公元78年，马太后去世。> >同年，刘册立了原大司徒窦融的曾孙女为皇后，外戚窦氏的权力迅速发展起来。在后宫里，妃嫔们也展开了微妙的斗争。窦皇后虽然得到了皇帝的宠爱，但她没 有儿子，宋贵人有个儿子叫刘庆，被立为皇太子；窦皇后设计让宫女作证诬告宋贵人姐妹作蛊害人，命小黄门审问宋贵人姐妹，逼她们自杀，使刘废黜了刘 庆，将梁贵人的儿子刘肇立为皇太子。接着，窦皇后诬陷梁贵人的父亲，让他死在狱中，使梁贵人姐妹忧郁而死，使刘肇成了自己的儿子。　朝中外戚集团也为实际 的政治和经济利益开始争斗。> >　由于马太后的去世，马氏兄弟在宫中失去内援，往日聚集在马氏门下的官员和清客渐渐离去。章帝又十分宠爱窦 皇后，窦氏借机说马氏腹诽、奢侈，使刘下令，让马氏兄弟回自己的封地。随着马氏的没落，窦氏外戚的地位陡升起来。窦皇后的哥哥窦宪被任命为侍中、虎贲中 郎将，弟弟窦笃被封为黄门侍郎。窦氏兄弟出入宫禁，赏赐累积，广交宾客。第五伦上书要求刘约束窦氏，防患于未然，刘不予重视，置之不理，更使窦氏横行 跋扈，甚至欺凌刘氏诸王、公主以及前朝皇后阴、马诸家。> >　窦氏的恶性膨胀，最终因窦宪以极低的价格强买沁水公主的园田引起了刘的重 视。一日，刘命窦宪同出巡游，路过沁水公主的园田。刘故意问:“公主园田今属谁家？”窦宪支支吾吾，不敢正视。回到宫中，刘痛斥窦宪:“朕看你有些 能力，又是皇后的亲戚，才让你办些事，你如果嚣张无法，我杀你还不容易吗？真是如同杀一只鸡！”窦宪慌忙伏地请罪，窦氏的势力才有所收敛。> >为了重建光武、明帝两朝约束外戚的政策，刘调铁面无私、刚正不阿的周纡进京担任洛阳令。周纡上任就命令署吏通报京师豪强的名单，并严申禁令，声明不论 谁犯法，都严惩不饶。一天黄昏，黄门侍郎窦笃出宫回家，路过止轩亭，亭长要求检验。窦笃的仆人推开亭长，亭长拔剑大喝，要求通名并解释晚上通过的原因。窦 笃报名后才准放行。第二天，窦笃弹劾周纡纵吏横行，辱骂贵戚，窦皇后也在刘面前哭诉。刘碍于皇后情面，将周纡逮捕候审。周纡在审判时理直气壮，依法痛 斥窦氏恶行，廷尉实录向刘汇报。刘命令将周纡释放，暂免去他的洛阳令。但因刘对他的忠直很了解，因此不久又任命他为御史中丞。> >　刘对外戚专权有所警惕，但他又优柔寡断，下不了决心狠狠处理，最终没能削弱外戚的势力。> >　◆通西域，定边陲> >汉章帝刘在外交上有很大的贡献，为东汉鼎盛的社会局面做了很好的铺垫。经营西域、维护丝路是明帝时期开始的，班超奉命出使西域，使西域的各国归服，朝 廷在西域建立了都护府。不过，这个地方仍然不断发生战乱，局势并不是很稳定。刘刚即位时，焉耆、龟兹、车师等联合北匈奴，攻打汉朝的军政驻地，形势一度 吃紧。刘派兵西进，解救了边疆的危机。　对于是否继续经营西域，刘，大臣也有争议，最终刘听从校书郎杨终的建议，选择放弃西域，让滞留西域 的班超等人回国。班超住在疏勒国，奉诏后收拾行装，准备返回。因为西域人民爱戴和尊敬他，班超也依依不舍。疏勒国的人民听说他要回国，都惶恐不安，因为班 超对付匈奴有办法。疏勒都尉流泪满面，对天长叹:“汉朝使节弃我而去，我国必定被匈奴所灭，与其日后死，不如今日死，魂魄还能随着汉朝使节，送他东归。” 说完之后，引刀自刎。班超因王命在身，只好东行。班超到了于阗国，百姓拦道迎接，但一听说他要东归，都失声痛哭，抱着马腿，不让他离开。班超只好留下来， 同时上书请求留守西域。刘同意了班超的请求。班超在西域团结各族人民，有效地遏制了北匈奴的侵扰。西域各国除龟兹外，都愿意臣服汉朝。> >公元83年，班超上书求援，征服龟兹，实现“断匈奴右臂”的战略意图。刘支持班超的计划，征集吏士前往支援。平陵人徐干自告奋勇到朝中上书，愿意去西 域立功，刘任命他为假司马，徐干率领一千多人组成的远征军西去驰援班超，并和班超一起击败了反汉的疏勒都尉番辰。在西域诸国中，乌孙的势力最强大，班超 请求刘派使者慰问乌孙国王。刘同意了班超的请求，派使臣前往乌孙慰问。乌孙国王很高兴，在公元85年派使者回访汉朝，表示友好。> >　 在西域，由于得到了乌孙的支持，刘很满意，他提升班超为将兵长史，授予他代表东汉 在西域行事的权力。由于东汉 同西域保持了密切的联系，特别是乌 孙的内附，班超在西域的威望大增，西域诸国都愿意接受班超的节制，这样就为以后东汉 再次打通同西域的密切交往铺平了道路。> >　◆宽政疏刑，匡正经学> >史称刘忠厚仁慈，轻徭薄赋，是东汉贤君。他的政令刑法都比较宽疏，但他的宽疏也不是都建立在原则之上。按制度，官员贪污要禁锢三世，就是三代人都不能 做官，刘废除了这项制度。而他对官员和贵族的赏赐，往往超过规定的限额，这就造成国家财政的困难，而这些负担最后还是转加在了百姓头上。　刘的一些政 令刑法也不是建立在事实基础上的，而是出于灾祥谶语之学。> >　公元76年，兖、豫、徐等州发生旱灾，饥民遍野。刘一方面调集国库中的粮 食紧急救援饥饿中的人民，一方面召集群臣商讨解决办法。按照当时人民的看法，水旱荒年是阴阳不调，而这又与政事有关。司徒鲍昱痛陈时弊:“前些年因为楚王 刘英之狱，许多人被牵连，那其中大概有一半以上都是冤枉的。那些被判了刑的人远离家乡，骨肉分离，死了灵魂也得不到安息。这就导致阴阳失调，水旱成灾。现 在不如赦免这些刑徒，解除监禁，让他们回家和亲人团聚，这样也许能制造祥和之气，让上天降下甘露，解除旱情，免除百姓痛苦。”尚书陈宠也上书说:“治理国 家就如同调整琴瑟的弦一样，弦调得太紧会崩断，刑法太严会激起人民的不满，建议陛下应进一步宽缓刑法。”　刘听从了他们的建议，大赦天下，宽缓刑法。> >因为相信谶语迷信，刘亲自主持整顿经学。公元79年，刘接受了杨终的建议，亲自在白虎观召集将、大夫、博士、郎官和儒士开会，叫他们在太学里研究 《春秋》、《谷梁传》、《尚书》、《诗经》、《易经》等古籍，让各家把分歧尽量讲出来，集中各家智慧，甄别其中的异同，当然也不尽求一律，议定五经异同， 最后由他来判断是非。这次会议讨论后由班固整理成书，命名为《白虎通》。白虎观会议以及《白虎通》所标榜的“正经义”一方面是用谶语来正经学，利用政治使 谶语迷信合法化，具有和经书一样崇高的地位，另一方面是利用官方意志来正经学，更好地为封建统治者服务。因此，《白虎通》成为把儒学思想法典化的著作。　 这本书就是传至今天的《白虎通义》。这部书除了古籍的研究成果外，还吸收了阴阳五行和谶纬之学，对董仲舒以来与神秘哲学的进一步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 响。> >　另外，刘在历法、科学方面也有很高的建树。刘本人在书法上就有很高的造诣，他擅长草书，据说，已达到出神入化的境界，他的书法作品被历代擅长书法者所珍爱，人们称之为“章草”。

　　忆古思今

　　中国历史悠久，史籍浩如烟海，历史内容丰富多彩，历史人物风姿万千。我们中华民族有一部令子子孙孙为之骄傲、为之神往的历史。当然，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对于每一个人来说，面对悠久而丰富的历史，究竟怎样去了解它、认识它并从中获得教益，受到启迪与鼓舞？这就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了。看来，怎样读史，确是值得认真思考、认真研究的。依我的肤浅看法，首先是了解和认识最基本的历史事实和历史过程，其次是着眼于从历史中获得思想上的启示。这种启示，一是可以通过对历史事实和历史过程的认识而获得，一是可以从历代史学家对历史和史学的评论中去发掘。这两个方面都很重要，而对于后一个方面我们似乎还有许多事情可做，还有许多问题需要进一步去深入思考。

　　中国历史上每一个有责任感的、有成就的史学家，都会以他们的心血凝聚起来的思想，留给后人许多有益的启示。对此，我首先想到的自然是太史公司马迁。司马迁写的《太史公书》--后人称作《史记》，一方面展示了他那时的一部辉煌的中国通史，一方面凝聚了他对史学和历史的深刻的理解与认识。2000多年来，赞叹它、研究它的人不绝于时，证明它有巨大的魅力和不朽的地位。对于这样一部宏伟的历史著作所展示的历史长卷来说，在历史运动中的个人，都扮演着怎样的角色呢？这些角色和他们所活动的历史舞台及其背景，对今天的人们有些什么样的重要启示呢？对于这样的问题，不同时代的人都会有他那个时代的思想范围内的一些认识，而从不同角度看问题的人也会有属于他那个领域或视角范围内的一些认识，这是一部说不尽的"史家之绝唱"。尽管如此，在太史公的深邃的思想领域中，必有一些最根本的、对不同时代的不同的人们来说都是十分重要的思想观念。

　　比方说，人们为什么要学习历史？人们应该用什么方法或态度对待历史和现实的关系？这是有关社会公众同历史学之关系的最根本的问题，直至今天，还不断有人提出类似的问题来。其实，关于这个问题，太史公早已作了精辟的回答。他写道："居今之世，志古之道，所以自镜也，未必尽同。帝王者各殊礼而异务，要以成功为统纪，岂可绲乎？"（《史记-高祖功臣侯者年表》序）这几句话是非常深刻、非常重要的。第一，他指出现实中的人们之所以要了解历史、认识历史，是把历史作为现实的一面镜子来看待，加以对照，作为借鉴，既不是把历史与现实等同起来，也不是要现实去模仿历史，二者是不应当混同的。这是明确地指出了古今的联系和区别：因有联系，故可"自镜"；因有区别，故"未必尽同"。第二，他指出了以往帝王"各殊礼而异务"，他们的制度、政策往往是不同的，但都是要达到治理国家的根本目的。可见"自镜"决不是混同古今。这两点，很辩证地阐明了"居今之士"何以要"志古之道"。可见，拒绝历史经验，是愚昧的；生搬硬套历史经验，也是不高明的。

　　又如，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是否有自身的法则（即今天我们所说的规律）？如果有的话，人们认识这种法则有什么意义？这是人们学习历史、研究历史一个带根本性质的问题，而首先是认识历史之本质属性的一个带根本性的问题。应当坦率地承认，这也是千百年来人们为之争论不休的问题之一。这个问题，太史公司马迁也触及到了。他从对社会经济生活的考察中，得到了如下的认识故待农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此宁有政教发征期会哉？（《史记·货殖列传》序）这是把耕种、开采、加工、交换，以及交换中的贵贱变化等人们的分工及相互关系，视为符合于"道"的自然现象。太史公在讲到类似的经济现象时还说："事变多故而亦反是。是以物盛则衰，时极而转，一质一文，终始之变也。"又说："无异故云，事势之流，相激使然，曷足怪焉。"（《史记-平准书》后论）他认识到：事物发展到极盛就会转向衰落，有利的客观形势发展到了顶头也会转向不利的方面，这是各种事物之间的相互影响、冲突而造成的，是没有什么值得奇怪的。显然，人们能够认识到这一点，其重要意义不仅在于对过往历史有一个大致正确的看法，而且还在于对现实的历史运动和未来的历史前景，会有比较清醒的认识和比较客观的态度。

　　再如，历史运动主要是由人的活动组成的；离开了人的活动也无从讨论人类社会历史运动的各种问题。那末，作为一个个体的人，究竟应当在历史活动中扮演什么角色呢？这不仅涉及到人对自身生命价值的认识，还涉及到作为个体的人在社会生活、历史运动中所具有的价值。历史上的思想家、教育家们对此有种种说法，都给人以有益的启迪。他们所论大多是理性的阐说，这无疑能够提高人们的认识，丰富人们的精神世界。在这方面，太史公从史学家的角度，冷静地观察那些经过历史潮流汹涌澎湃冲刷之后（如大浪淘沙之后），仍然没有逝去的历史人物，并对他们的精神世界、社会活动进行分析和综合，从而提出了撰写历史人物的基本原则；这原则既是太史公评价历史人物的标准，又是他告诫后人如何做人的准则。太史公在综论他为《史记》作人物列传时是这样说的："扶义倜傥，不令己失时，立功名于天下，作七十列传。"（《史记-太史公自序》）" 扶义倜傥"，主要是讲德行、风采；"不令己失时"，是讲善于把握时机、机遇；"立功名于天下"，是讲以天下为己任的事功目标。显然，在太史公看来，他所要写进《史记》的历史人物，一般都是属于这种类型的人。然而，太史公却又并不是用绝对的观点来对待这个准则的；他的史笔之下，也活画出一些世侩小人，而正因为有这些人的存在，才更衬托出那些写入历史书的杰出人物的真正本色。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所谓"扶义倜傥"等等，这正是太史公所希望于后人的，后人应以为"自镜"，做一个正派的、适应历史潮流的、有益于天下的人。

　　太史公

　　司马迁的《史记》一书，留给后人许多启示；这些启示大多同具体的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结合在一起，这是《史记》之所以受到后人传诵、崇敬的主要原因。这里所举出的三个方面的启示，着重于人们为什么要重视历史、认识历史、记住历史上的经验教训，历史演进的法则何在，在历史演进中人应当有什么作为等问题。这些问题，不仅在司马迁时代，在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是带有根本性质的问题；就是在当今，也仍然是带有根本性质的问题。总起来说，任何时代的人们，在认识与处理历史与现实的关系上，在对待史学与社会及人生的关系上，都可以从《史记》中得到必要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