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千年前，有一个小诸侯王，叫做“曾国”（现如今的湖北随州一带）。而这一领国的君王叫“乙”，后代都称他“曾侯乙”。或许是这一领国确实过小，阅览史籍，有关曾侯乙的记叙屈指可数。但是没事儿，这根本不危害他发烧级粉丝的头衔～～1978年，当曾侯乙的陵墓被开启时，考古学家难掩兴奋。从他的墓中，出土文物了很多乐器，编钟、编磬、鼓、瑟、笙、箫、篪…… 而这种乐器中的C位，毫无疑问是曾侯乙编钟。

知名的考古学家邹衡老先生曾说过这样一句话：“哪些可以意味着我国？ 我认为无外乎二者，一是秦始皇兵马俑，二是曾侯乙编钟。”即使在水中泡浸了几千年，曾侯乙编钟仍然能传出规范的音乐符号。与众不同物理学构造使曾侯乙编钟产生了“一钟双音”状况。每一个钟一锤两音，2个乐调互相不影响，而它的音区也是跨了五个半八度。要了解，被称作“酉洋乐器之首”电子琴在贝多芬那时候也就五个八度，而在漫长的春秋战国时代，这套编钟就已经具有了如此宽阔的音区，确实强大！

依据墓中不计其数的随葬品乐器，考古学家曾推测曾侯乙乐队的经营规模下不来三十三人。三十三人是什么定义？这俨然是一个中小型的交响乐队。尽管与齐宣王动则300人的乐队比下去，曾侯乙乐队的数量要少得多。但齐宣王爱的是单一乐器的齐奏，“鱼目混珠”的南郭先生因而得到混在在其中。而曾侯乙追求完美的则是八音和睦，每一种乐器都需要充分发挥自己的功效。繁杂的多乐句、移调的曲子，或互相配合，或你进我出，“滥竽”在曾侯乙的乐队中难以有滥竽充数的机遇。二者对比，诠释的难度系数，韵律的胜负，显而易见。

设想一下几千年前的曾侯城堡，箫筝琴瑟和鸣已到位，虎座凤鼓已架好，金漆雕木的编钟架子上钟磬齐悬……大家不清楚这一在历史上优越感非常低的小小的曾国君王，怎样在烽火连天的东汉夹缝求生，更没法了解曾侯乙是否一个良好的艺术家，但人们却能从音韵齐备的乐器中觉察到他对歌曲的沉迷。很有可能在粉丝曾侯乙来看，生和死，名与利，春秋时期的是是非非，都抵不过编钟一响，钟磬绕梁～

曾侯乙墓为我国古代战国初期曾国国君乙的墓葬。墓坑开凿于红砾岩中，为多边形竖穴墓，内置木椁，椁外填充木炭及青膏泥，其上为夯土。

曾侯乙墓墓葬坑和陪葬坑的形制，集中体现了战国初期殡葬制度的变化，在我国殡葬文化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曾侯乙墓呈“卜”字形，墓坑为多边形岩坑竖穴木椁墓。无墓道，也无台阶，呈南北向。

整个椁室由底板、墙板、盖板共171根巨型长方木铺垫垒迭而成，使用成材楠木达500立方米。曾侯乙青铜架楠木彩绘主棺重达7000千克，椁内分作为东、中、北、西4室。

曾侯乙墓棺由内棺和外棺组成。外棺是由青铜框架构成，框架由青铜浇铸而成，经过精确的隼接，主要起支撑作用。这些框架设计合理，制作精致。

内棺外面饰有彩绘门窗及守卫的神兽武士。

在东西南北的方位中，东方是太阳升起的地方，因而古人认为东为贵，于是，墓主居最大的东室。

中室放置随葬的礼乐器；北室放置兵器及车马器等；西室置殉人共13个，各配木棺，均为13岁至25岁的女性。

棺室上部及周围填有厚厚的木炭，是用来防潮的。木炭之上盖有一层半米厚的梓木方材，梓木上填有十多米厚的青膏泥黄褐土，这种土具有很强的密封作用。褐土上面密密排列着分别重达数吨的石条，叫做封顶石。再往上是厚厚的堆土层。

曾侯乙墓有陪葬坑共5处，位于曾侯乙墓西13米处，呈南北向排列。

坑内共有器物500多件，主要为陶器和铜器两大类。陶器类均为生活用具，有罐、盘、钵、盆等；铜器类主要为战车构件和生产生活工具等。

通过考证，5处陪葬坑均为人工挖成，排列有序，属于一个整体。整排坑中轴线为北微偏东，方向与曾侯乙墓偏向相同。坑中器物排列、组合也是经过特意安排的。

一号坑属于储存战车的车库及修理战车用的工具库，其他4处除五号坑被严重扰乱未见殉葬品外，剩余3处殉葬品均为陶器，器物中盛储的可能是供祭的食品。

5处陪葬坑的下葬年代应为战国早期，即与曾侯乙墓同时代。

我国古代各时期的墓葬形制都不同，旧石器时代晚期已经出现了这种墓葬；至新石器时代黄河中下游地区出现竖穴土坑墓；新石器时代晚期出现了木棺和木椁。

至商朝出现了墓道；西周出现了用鼎制度；春秋末年出现了高大坟丘、陵园；战国时期，地上形成了一套陵园设施，包括陪葬坑、陪葬墓等，地下多重棺椁也继续发展；在两周时期，形成了以多重棺椁和用鼎来规范墓主的等级制度，也就是丧葬的等级制度。

战国晚期，在洛阳一带出现了空心砖墓，这是一种新的墓葬形制。由于这个时期封建制刚刚建立，奴隶制残余还普遍存在，礼乐制度和宗法观念还在各地不同程度的起作用。

特别是在丧葬制度方面，奴隶制度的残余还相当严重，如殉人的现象还没有绝迹，墓地还不能自由买卖。因此，曾侯乙墓有21人殉葬，在当时也就不足为奇了。

随着封建势力的不断增强，在用鼎制度方面已冲破了周礼所谓的天子用九鼎、诸侯用七鼎、大夫用五鼎、士用三鼎的规定，此时的诸侯王也开始用起了九鼎。曾侯乙墓的“九鼎八簋”就是一个明证。

战国墓地往往分布密集，排列有序，很少有打破族群关系的。墓地中贵族大墓和身份比较低的小墓相混杂的现象也比较常见，这显然是按血缘关系实行族葬的结果。

曾侯乙墓中有大量精美的青铜礼器、乐器、兵器、车马器，还有为数不少的金器、玉器和漆木竹器以及竹简等。

青铜礼器主要有镬鼎两件、升鼎9件、饲鼎9件、簋8件、簠4件、大尊缶一对、联座壶一对、冰鉴一对、尊盘一套两件及盥缶4件等。

青铜器中还有一件被定名为“鹿鹤”的，造型别致，引人注目。它是一只体态修长的仙鹤，头上长着两只鹿角，似乎在引吭高歌，展翅欲飞。

同时，墓中还有编磬、鼓、瑟、笙、排箫等大量乐器。而在一件漆木衣箱盖上，绘有包括青龙、白虎、北斗图形及二十八宿名称的天文图像。

另外非常珍贵的是金盏、金杯、金带钩及长达048米的16节龙凤玉挂饰。

曾侯乙墓的漆器有200多件，是楚墓中年代最早也是最为精彩的，其品类之全，器型之大，风格之古朴，体现了楚文化的神韵。

曾侯乙墓的竹简也是我国最早的竹简，共240枚，共6696字。

当然，最令人叹为观止的是，这个古墓中那规模巨大、保存完好的古代打击乐器曾侯乙编钟，这套编钟为青铜铸造，共65件，包括楚惠王送的礼品镈，重2500多千克，设计精巧，造型壮观。

虽然在地下埋藏了2400多年，但编钟的音质还是很好，它的发现令世界震惊，被誉为“世界奇观中独一无二的珍宝”、“古代世界的第八奇迹”。

曾侯乙尊盘是由尊与盘两件器物组成的一套酒器，尊是盛酒器，盘是盛水器。尊置于盘中，是用来冰酒或者温酒的。

曾侯乙墓的青铜器代表着我国青铜器时代巅峰时期的技艺，而这件铜尊更是精品中的极品，堪称典范。该尊盘内共饰有84条龙和80条蟠螭。

尊的敞口，呈喇叭状，宽厚的外沿向外翻折，上饰玲珑剔透的有着透空的花纹，外表形状好像朵朵云彩在上下交叠着。尊颈部饰蕉叶形蟠虺纹，蕉叶向上舒展，与颈顶微微外张的弧线相搭配，和谐又统一。

在尊的颈与腹之间，装饰着4条圆雕豹形状的伏兽，躯体由蟠螭纹构成，兽沿着尊颈向上攀爬，回首吐舌，长舌垂卷如钩。

尊腹、高足皆饰细密的纹路，其上加饰高浮雕虬龙4条，整体看来层次丰富，主次分明。盘直壁平底，四龙形蹄足口沿上附有4只方耳，都装饰着蟠纹，与尊口风格基本相同。

在四耳的下方各有两条扁形镂空的龙，龙首下垂。4龙之间各有圆形雕式的蟠龙，首伏在尊口的边沿，与盘腹蟠纹互相辉映，从而突破了装饰蟠螭纹常有的过于丰满的僵硬感。

尤为重要的是，尊盘口沿上的镂空蟠螭纹装饰是用失蜡法铸造而成。镂空蟠螭纹装饰分高低两层，内外两圈，每圈有16个花纹，每个花纹由形态不一的4对变形蟠螭组成。

表层纹饰互不关联，彼此独立，全靠内层铜梗支撑，而内层的铜梗又分层联结，构成一个整体，达到了玲珑剔透、层次分明的艺术效果。

盘内底的铭文有打磨痕迹，刻有“曾侯乙作持用终”字样。说明此器是曾侯乙从先君曾侯那里继承下来的。

尊和盘在口的边缘的制作的手法也已经十分的精细，用纹饰来进行单独的铸造、加工并且焊接，组成几大组带有小纹饰的单元，再经过铜的焊接在内层托架的顶端。

曾侯乙尊盘的零部件数有上百件，其组装数量和复杂程度至今还令人惊叹不已。

曾侯乙墓中共有两套精美的铜鉴缶，形制纹饰相同。鉴缶是古代用来冰酒或温酒的器具。鉴缶由方鉴和方缶组成，缶在鉴中。

曾侯乙墓鉴和缶均饰以变形蟠螭纹、勾连纹和蕉叶纹等，并且都有“曾侯乙作持用终”的铭文。

鉴的圈座附四兽形足，四角，四边有一个攀伏的龙形耳，方形和曲尺形的附加装饰镂空，方盖面中空，以容纳方尊、缶颈，盖饰变形蟠龙纹、浮雕盘龙纹和沟连纹，鉴口沿、颈部、腹部及圈足分别饰以蟠龙纹和蕉叶纹。

鉴与尊缶之间有较大的空隙，夏天可以放入冰块，冬天则贮存温水，尊缶内盛酒，这样就可以喝到冬暖夏凉的酒。

在先秦墓葬中，很少发现金器，而在曾侯乙墓东室内却发现了金盏、漏匕、金杯、金镇、金带钩共9件，还有大量用于装饰的金箔。

盏是用于饮食的器具，金盏略呈半球形，弧腹，圆底，直口，盏体上有对称环形耳；下有三足，呈倒置凤首形；配有圆盖，盖面微鼓，顶部中心有环状钮，以四柱与盖面相连。

这件金盏带盖，盏内还有一把勺子，金盏全器饰有蟠螭纹、绹纹、雷纹、涡云纹等，那把金勺子一端镂空成变异的龙纹，所以又被称作金漏匕，非常精美。

金盏造型端庄，形体厚重，尺寸虽不甚大，但极具体量感；纹饰精致规整，以带状二方连续的形式表现出极强的秩序感，富有规律。整体看来颇有商周青铜器的风韵。

我国古代把鹤、鹿看做是神鸟、瑞兽，是沟通人、鬼、神的媒介。曾侯乙墓的铜鹿角立鹤为鹿、鹤合体，放置在东室主棺的东边，可能意在引领墓主人灵魂升天，或祈求神灵佑护。

作品采用了楚艺术中常用的夸张变形的手法，生长在凤头的一对对称的鹿角呈圆弧形从两侧向中间合拢，完全改变了鹿角的自然形态，立凤伸出的长颈让人感到似乎有些比例失调。然而正是这些夸张变形，把一个神奇的巨鸟表现了出来。

整个作品突出了线条的造型功能，弧形的鹿角，长长的凤颈，拱起的凤背以及立凤那双有力的翅膀、双腿、双爪都由流畅的线条构成。弧线与直线的穿插运动，使整个作品具有了一种音乐的旋律美。

整个器物由鹤身、鹤腿、鹿角、两翅、座板共8个部分组装而成。座板都是单独铸造，可自由拆卸，然后采用子母榫扣接的方式连成整体，造型非常别致。

鹤引颈昂首伫立，钩形长嘴，两翼展开作轻拍状，拱背，垂尾，两长腿粗壮有力，下各有3爪立于长方形座板上。

鹤头左右两侧的鹿角向上呈圆弧状，并分出数支分杈。鹤头、颈与鹿角上饰涡云纹、三角云纹和圆圈纹；腹背饰斜宽道的羽毛状纹中夹以勾连三角纹和凸形脊纹；翅上铸浮雕的蟠螭纹和小圆圈纹；座板上铸勾连云纹、蟠螭纹、凤纹等。鹤的头、颈与鹿角均错金装饰，背脊和双翅的周边镶嵌着绿松石。

鹤嘴右侧有铭文7个字：“曾侯乙作持用终。”鹿角立鹤在我国只发现了这么一件，堪为国之重宝。

自然界没有非禽非兽、也禽也兽的动物，显然铜鹿角立鹤是墓主人为自己特制的。将鹿、鹤铸接在一起是有深刻寓意的，古人寓鹿表示吉祥，鹤则象征长寿。

曾侯乙是战国早期的曾国国君，墓中随葬品十分丰富。在堆放车马器、兵器、皮甲等物的北室中，发现了一批竹简。

曾侯乙墓出土的竹简是我国最早的竹简，共约240枚。大部分完整或基本完整，残断的简有些能够拼接，经整理后，全部有字的简，包括一枚只有方块形段落号的简，共编了215号。

从简上残存的编绳痕迹看，这批简原来是用上下两道绳编组起来的。绳痕上下的两个字，间距较大，可见是先编后写的。由于编绳早已朽断，并且有些简已经严重残损，各简原来的编次难以完全恢复。

曾侯乙墓竹简记载车名是最多的，共记载有40多种。简文记载了用于葬仪的车、马和为它们配备的车马器、兵器、甲胄等物的种类和数量，还往往标明某车为何人所御，某车、某马为何人所赠。

简文所记赠车者中有王、太子、令尹、鲁阳公、阳城君等人。鲁阳、阳城等都是楚邑，王、太子、令尹无疑也是楚国的。

曾侯墓竹简所记的车马和兵器，数量相当多。据现存的几个统计车数的简文，他人所赠之车共26乘，自备之车共43乘，总共69乘。在其他简文里还可以看到少量不能归入这个总数的车子。

许多车子所驾的马和所载的兵器，简文里没有统计数字。据有关简文初步统计，马超过200匹，20件，包括50个左右戈头，戈为40余件，其他兵器尚未统计。

从《周礼》等书有关的记载来看，简文所记的车马大概多数不会用来从葬。但是像曾侯这样身份的人，很可能有一定数量的遣车马埋在墓外的车马坑里。

随葬的木制用具主要在东室与中室，少量在北室及西室。有箱，包括衣箱、食具箱、酒具箱等，另外还有案、几、盒、杯、豆等。其中有不少工艺水平很高的器物。

5件衣箱都在东室，箱内物品已朽烂。器身为长方形，箱盖隆起，盖与身的四角均有把手。箱外以黑漆为地，绘红彩花纹；内辅红漆或黑漆。

其中一件箱盖上阴刻“紫锦之衣”的字样。并绘有扶桑树、太阳、鸟、兽、蛇和人持弓射鸟的形象。一个角上还有漆书20个字。另有一件衣箱盖上，围绕北斗标有二十八宿的名称位置，旁边画有青龙、白虎图像。这是我国关于二十八宿全部名称最早的文字记载。

两件食具箱都位于中室。长方形，盖、底同大。盖、底两旁均钉铜扣，大概是便于拴绳携带。

器表里均涂黑漆。一件内装铜鼎两件，铜盒两件，铜盒置于铜鼎的三足之间；一件内装四环钮铜罐一件，铜勺一件，木盒笼格三层，方形高筒盒一个，竹灾一件。

中室还有一件酒具箱。长方盒形，外探黑漆，内读红漆。箱内装漆耳怀16件，圆木盒一件，小方盒4件，木勺两件，竹企两件。

中室的一件几由3块木板撤掉接成。竖立两块木板为几足，平嵌一块木板做几面。立板内侧有很糟、根眼，平板两端有掉头。全身黑漆为地，加简单的朱漆图案。

两件桶均置于北室。有一件保存较好，分盖与身两部分，身为一整木横凿雕成，即将一截整木凿成圆形，再将内部潜空。底平，边缘下留三矮足，上部留下子口承盖，盖隆起。

全身内涂朱漆，外涂黑漆，身部上中阴刻3组图案。当中一组主要为三角几何纹，上下两组及盖为变异的云雷纹。

16件豆分别在东室与中室。分有盖与无盖两种。无盖豆又有高、矮两种。东室所出4件盖豆较为精致。

其中一件，口椭圆形，胎较厚，盖隆起，盘较浅。豆盘两侧，附加两方形大耳，豆柄上粗下细，座大底平。盘、耳、柄、座是分别做成的，保存较好。

盖顶及耳上仿铜浮雕盘龙纹，衬以鲜艳的彩绘。豆满身以黑漆为地，用朱绘变形凤纹、棱形纹、网格纹等，少数地方加描金**。

竹制的用具主要有竹席、竹笥、竹筒等，都已朽残。在停盖顶上，中室的停底板上和棺内以及有的器物上，都有“人”字形纹的竹席。

竹笥在东室和中室，有的内装瑟码。东室有一件小竹笥，盖已残破，器身长方形，用细菌编做“人”字形纹，在口部、肩部用宽蔑加固，出土时，内装木梳一把，小铜带钩一件，小圆木棒3根。

曾侯乙彩绘乐舞图鸳鸯形漆盒长02米，宽012米，高016米。形如一鸳鸯，颈下有一圆形榫头，嵌入器身颈部的卯孔内，使头可以自由旋转。

器身肥硕，由两半胶合而成，内部挖空，背上有一长方形孔，承一长方形浮雕夔龙盖。翅膀微上翘，尾部平伸，足做蜷曲状。

全身以黑漆为地，施以艳丽的鳞纹、锯齿纹、菱格纹等。器腹右侧绘击鼓图，以兽为鼓座，上立建鼓，一旁绘一兽拿两个鼓槌正击鼓，另一旁绘一高大佩剑武士，正随着鼓声翩翩起舞。

器腹左侧绘撞钟图，以两鸟为立柱，立柱分上下两层，上挂两钟，下悬二磬，旁有一似人似鸟的乐师，拿着撞钟棒正在撞钟。乐器所发出来的声音不分地域、不分疆土、不分国界、不分古今，是人类最通行最充满智慧的语言。

曾侯乙墓同样的铜尊缶发现了两件。

两件大尊缶造型一样，大小相近，花纹相同，分别重292千克和327．5千克。这是我国先秦酒器中最大、最重的一件，堪称“酒器之王”。

大尊缶不仅是盛酒的器皿，更是2500多年前曾国实力的象征。

尊缶为古代盛酒器，其造型起源与古代陶缶。这件大缶，不但拥有足以傲视同类的巨大体型，器物的纹饰也显示了当时的时尚与新的装饰技巧。

盖面、器表由细密复杂的涡纹、重环纹、蟠螭纹、绹纹、雷纹、蕉叶纹、带纹、蟠蛇纹等构成，其特点是花纹花式统一、线条整齐划一，而且是一组一组构成的。这种繁复的花纹单纯用人工雕刻或者制模是难以想象的。

印模法虽然在技术上能有效地提高器物的精确度，但也会导致装饰纹样刻板，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器物造型的艺术价值。而这件大尊击的花纹却富于变化，没有太多刻板之感。

大尊缶里面还残留着历经几千年的酒液，可见缶的密封性之好。

曾侯乙墓除了大量精美的青铜器、漆木器等外，还有大量精美的玉器。由于墓下葬年代清楚，为公元前433年或更晚一点，因而这批玉器就具有明确的年代界标作用。加之这批玉器数量大，品类多，有的制作又特别讲究，意义更非同一般。

墓中所出的玉器的种类繁多，按用途也可分为配饰、葬玉和其他三类。

配饰既是生前用于佩带的玉饰，也可以用于随葬，主要有璧、环、璜、块、琼、力调、挂饰、孤、剑及琢成环管状或人形的串饰等。

葬玉是专用于随葬的一种玉器，将玉石雕刻成小动物，多放置在死者的口中或其他部位，目的是为了尸体不腐。葬玉主要有玉衣、玉琀、玉握、九窍玉塞、玉枕、玄璧、镶玉棺等。

玉器的琢制是一项非常艰苦的劳作，需要经过选料、开料、造型、琢纹、抛光及钻孔、楼空和难度较大的分雕连接等工艺才能做成。

此墓玉器在选择材料上都做到了因材施艺，根据工料外形设计切台题材的器物，连残损玉器和边角余料也加以利用。同时，继承发扬了传统的巧用工料调色的工艺，将玉料上的瑕疵杂色巧妙地安排在物件的特殊部位，使之浑然一体。

曾侯乙墓共有玉佩24件，其中16件玉佩器形为单龙形。单龙玉佩中有五件谷纹卷龙形玉佩，分属两对和一个单件。

较大的一对谷纹卷龙形玉佩，玉料呈青**，两件器形大同小异，龙体较窄，龙作俯首张口状，独角，躯体做回旋状。龙身伸出四足。龙体周边雕弦纹斜线轮廓周线，两面雕琢平面虺纹。

谷纹卷龙形玉佩中较小的那对玉佩右侧的那枚，玉料呈黄白色，龙体较窄。此对小玉佩两器大小基本相同。

不论是从艺术角度还是实用角度看，这些玉器都达到了既美观又实用的效果，这些也是当时南方工艺美术品的典型代表。

这些玉器的造型设计、图案布局、雕琢技巧等都显示了战国时期玉器工艺的高度成就。战国时期堪称是我国玉器最辉煌最发达的时代。曾侯乙墓的玉器造型构思巧妙独特，纹饰多种多样，雕琢丰富精巧。

历来的所有玉器造型大多数是一坯一器，即用一块玉料制作一件固定的玉器，但是，在曾侯乙墓中却出现了多件由多块玉料多层套雕编缀在一起的组合活动的玉器，如16节龙凤饰、4节龙凤佩，均能活动折卷，造型新颖，构思奇特。

16节龙凤饰，青色，用5块玉料分别雕出16节龙、凤、璧、环形饰件，再用3个椭圆形活环及一根玉销钉将其连接成一串，可以折卷。活环上均有榫头和铜销钉。

镂空和浮雕龙蛇、凤、鸟，身饰蚕纹，间杂弦纹、云纹和绳纹等。是战国玉器中环节较多、纹饰复杂的一件，堪称玉雕之杰作。

墓中出土镂空多节玉佩，这件玉组佩设计巧妙，工艺高超，风格统一，透雕、浮雕、线刻、活环等技术炉火纯青。玉组佩始见于西周，至战国趋于全盛，成为极具特色的玉器品类。多节玉佩正是战国玉佩中环节最多，纹饰最繁的一件，代表了战国早期的典型风格。

镂空多节玉佩由5块玉料分别琢制而成，共26节，分为5组，由3个带金属销钉的镂空椭圆玉活环及一根玉销钉连缀，可拆可合。

每组内各玉片之间则经以玉套环相连。各部分均以镂空、浮雕及线刻手法，饰龙蛇、凤鸟纹，并以蚕纹、弦纹、云纹、绳纹等作为辅助纹饰。其繁复的纹饰，还带有明显的春秋时期玉器装饰的风格。

这件玉组佩玉质晶莹润泽，设计匠心独运，装饰玲珑剔透，隐隐流露出战国时代生机勃勃、浪漫自由的审美情趣，是一件在前代绝无仅有，在后世也不多见的稀世珍宝。

墓中还有一些立体圆雕玉器，大多数为动物的形状，特别富有动态。生动活泼的动物，活灵活现，极具形态，从墓中出土的可以看出做工的细致精巧。

战国玉器是我国玉雕史上的一个高峰，曾侯乙墓玉器是这个时期的重要代表之一。曾侯乙墓是曾国君主乙的墓葬，其年代当不晚于公元前473年，属战国早期。其所出大量玉器质美工精，展现了战国时期玉雕发展的新面貌。

[旁注]

春秋我国历史阶段之一。公元前770年至公元前476年，我国儒家文化的创始人孔子曾经编了一部记载当时鲁国历史的史书名叫《春秋》，而这部史书中记载的时间跨度与构成一个历史阶段的春秋时代大体相当，所以后人就将这一历史阶段称为春秋时期，基本上是东周的前半期。

战国我国的战国时代指公元前475年至公元前221年。是我国古代重要的历史时期之一，其主体时间线处于东周末期。战国时代是华夏历史上分裂对抗最严重且最持久的时代之一，故被后世称之为“战国”。战国时期涌现出了大量为后世传诵的文化历史典故。

簋古代盛食物的器具，圆口，双耳。自商代开始出现，延续至战国时期。

鹤在我国历史上被公认为一等的文禽，它与生长在高山丘陵中的松树毫无缘分。但是由于鹤寿命长达五六十年，人们常把它和松树绘在一起，作为长寿的象征。在我国古代的传说中，仙鹤都是作为仙人的坐骑而出现的，可见仙鹤在国人心中的印象是相当有分量的。

令尹楚国在春秋战国时代的最高官衔，是掌握政治事务，发号施令的最高官，其执掌一国之国柄，身处上位，以率下民，对内主持国事，对外主持战争，总揽军政大权于一身。令尹主要由楚国贵族当中的贤能来担任，且多为芈姓之族。

凤凤凰的简称。在远古图腾时代被视为神鸟而予崇拜，比喻有圣德之人。它是原始社会人们想象中的保护神，经过形象的逐渐完美演化而来，象征美好与和平。也是古代传说中的鸟王，雄的叫凤，雌的叫凰，通称凤。是封建时代吉瑞的象征，也是皇后的代称。

蟠螭纹青铜器纹饰之一。图案为传说中的一种没有角的龙，即螭。有的做二方连续排列，有的构成四方连续纹样。盛行于春秋战国时期。

绿松石又名绿宝石，松石，因其色、形似碧绿的松果而得名，是世界上稀有的贵宝石品种之一。

曾侯乙墓出土的驽

这个名字为世人所熟知是因为数千年后当他已腐朽的遗骨重见天日时，伴随在他身边虽历数千年黑寂的时空而依然清越的编钟。到底是怎样的一个人，在怎样的一个故事里，让自己走向了与这来自天籁般的声音生死相拥的呢？《曾侯乙》就是给我们讲述了这样的一个人，这样的一个故事，这样的一种感情。

曾国是东周末年一个国势弱小的小诸侯国，为求生存而依附于当时的霸主国之一楚国。曾国的国君便是我们这位曾侯乙先生了。曾先生是个酷爱编律和乐器制作的人，并以此作为自己人生最大的快乐和追求，亲自主持参与编钟的冶铸，并且对令尹大人屡次谏议应将玄铁大量用于打造兵器大为不满，他搬出自己治国的理念-----兵器并不能真正给人民带来安全和安宁，而与自然相和合的音乐才是真正能给人民的心灵带来慰藉和幸福的源泉。

曾国接到了来自宗主国楚国国君的谕命；“着曾国在三年之内造出能奏响双音的编钟来。”曾侯乙心里是明白的，楚国无非想借此压制他们这些小附庸国可能出现的军备和军事扩张罢了。为了消除楚王的疑虑，曾侯乙特意向楚国索要一个称为知音熟识音律的女子钟玉。就当他第六百六十六次试造的编钟又一次被击碎时，楚女钟玉来到了曾侯乙的身边-----带着她与爱人痛别而破碎的心。入曾后，虽锦衣玉食，备受宠爱，钟玉却时常为自己被遣嫁给“曾侯老”的不幸命运暗自嗟叹。曾侯乙为博美人一笑，巧费心机，制得机关玄鸟，赠与钟玉嬉玩。曾国公主阮眗嫉恨钟玉的到来分瓜了父王对自己的爱，夺过机关玄鸟据为己有，但钟玉对这个刁蛮顽劣的小公主却并无芥蒂。曾侯乙正愁于找不到一个懂音律又熟谙冶铸技术的人来帮助自己实现双音编钟的梦想时，钟玉趁机举荐了伯颖-----自己魂牵梦绕的爱人，不明就里的曾侯乙大喜过望，决定亲自去寻访拜请伯颖。

伯颖与钟玉的爱情延承了先祖伯牙和钟子期的高山流水之风，钟玉被遣嫁曾国后，伯颖愤而隐退山林，郁郁终日，以铸造玄鸟来消遣度日和寄托自己的思念。一日恍惚间听得昔日爱人的呼唤，却与参加曾侯乙的寻访队伍的阮眗先行邂逅。刁蛮骄横的曾国小公主即刻被眼前这个飘逸脱俗，气度不凡，略带幽怨的男人所吸引而拔不开脚步。在曾侯乙诚挚而热情的邀请下，伯颖也以为自己幸遇知音而答应随之前往共铸双音。而当他得知眼前这个人竟是夺走自己心上人的曾国国君后，愤而反悔。这时钟玉出面婉转道出自己为求暗自厮守的用心，伯颖心领神会，答应曾侯乙愿随之前往，并且要求若铸成双音后，曾王需以一样心爱之物答谢。曾先生满口应允：“我心爱之物，莫如编钟，除此而外，任君索取。”伯颖和钟玉心照不宣，曾家父女哪知就里，欢天喜地拜伯颖为国师，隆重迎回曾国。

曾侯乙得遇高人，潜心编修音律，并求钟玉帮为校音。而伯颖自来曾国后，整日心绪不宁，铸钟进展并不顺利，自己也为此郁闷寡欢。适逢焦急万分的钟玉前来探慰，二人互叙衷肠，旧情复燃。不料这一切均被前来探望的曾家父女看在眼里，并且这一桃花韵事也很快在宫里不胫而走。曾侯乙这时才如梦初醒，懊悔自己当时不该轻易允诺伯颖事成后赐他心爱之物的要求。转念又想是自己无意之中夺人所爱在先，故而并无对伯钟二人的背叛置自己堂堂国君于何其尴尬之地的怨恨。而阮眗则对钟玉又妒又恨。当令尹大人向曾王上谏要以伯颖私通王后而应将其处死时，曾侯乙却说是自己派钟玉前往国师处帮忙，他二人只是研习音律冶铸之术，并无任何不轨之事。

曾侯乙为使伯颖能潜心编钟之事，决心忍痛割爱，成全伯颖和钟玉的爱情。他假意发怒，要借伯颖之命祭钟，全然不顾钟玉和阮眗的苦苦哀求。伯颖在最后时刻，终于说出自己和钟玉的旧好之事，并且凛然表明自己为此赴死无怨无悔。曾侯乙见事态明朗，随即宣布所谓祭钟，乃是一个游戏，只为使得钟伯二人真情互现。然后伴随着凝重的音乐，舞台上缓缓垂下凝聚了曾侯乙用毕生心血谱写的双音音律的锦帛，所有的人物都被隐约遮盖在这幅用篆书写就的巨大的锦帛之后，所有深刻的爱恨，辉煌的功业，煞费的心机，也都被这薄薄的锦帛霎时覆盖。一向温和没正经的曾侯乙顷刻间大气盈然，铿锵满腹，他自豪地宣称：“楚之十二律，曾国有其七，所谓双音………，震彻寰宇。”男人在充满自豪地讲述自己最擅长的事时，是最性感的。此时的曾侯乙无疑是这样的。这样性感的曾侯乙令钟玉的芳心刹那间被俘虏，同时被震撼的还有他的情敌伯颖和观众的心。人们不禁惊呼：“这才是真正的乐侯啊！”

曾侯乙的宽广胸襟使得伯颖和钟玉相形见绌，为自己曾经心存卑琐而羞愧无比，同时为报乐侯的知遇之恩，二人专心致志研习编钟冶铸之术，终成正果。随后二人自绝尘念，各自隐退。空留一曲双音绝唱，伴着痴爱它的曾侯乙从生至死，千年回响。

呜呼，人间若多得曾侯乙如此性情平和，心底柔弱而又宽宏，艺术气息浓郁，热爱生活，尊重女性，尊重爱情的男子，何尝不是如钟玉女子们的幸事，又何尝不是天下人的幸事。又何须秦国始皇西楚霸王如此的“英雄男儿”呢？

提到曾侯乙墓，恐怕最为声名远扬的文物应当就是曾侯乙编钟了吧。编钟很可能最早由铙（音同挠）发展而来，铙又被称为执钟，其形制很像倒放的编钟（甬钟）。商代晚期出现了编组铜铙，比如妇好墓中出土的5枚编组铜铙。及至西周时期，出现了编钟，并在周朝进入兴盛，按形制可分为镈钟、甬钟和钮钟，在曾侯乙墓编钟中均有体现。

甬钟由舞部、钲部、篆部、鼓部，枚和铣组成。位于甬钟最上端的舞部上立有甬柱，这是甬钟的特点。西周时期的甬钟五音缺商，据说是为了表现西周对殷商的否定。与甬钟不同，钮钟的舞部上端为长方形数环钮，其合瓦形的构造可以实现“一钟两音”的效果。甬钟是将甬柱直接插入铜木结构的横梁上，而钮钟则是悬挂在横梁上。镈钟也有环钮，但与其他编钟不同的是表面绘纹极多，且口缘平，可以单独悬挂在钟悬上，故而又称之为“特钟”。

编钟一般而言都遵循这样的规律：编钟越小，音调越高，音量也越小；编钟越大，音调越低，音量也越大。曾侯乙墓出土编钟为三层，最上层为三组钮钟，共19件，中下两层为甬钟，楚王赠镈在也在下层，共45件。三层编钟均按照钟体大小、音调高低的顺序排列，以“L”形的曲悬摆放。

当年发掘墓葬过程中，墓室均被泡在积水中，抽水机抽了好长时间。随着水位下降，墓室也渐渐揭开面纱，L形编钟铜木架在两千多年后终于再次呈现在世人面前。除了个别编钟外，大部分编钟都依然悬挂在铜木架上，65件编钟，数量如此之多，体积如此之庞大，为世间罕有。

考古人员在万余件文物中发现大量刻有“曾侯乙”名字铭文的青铜器，按照惯例，可以认定墓主人即为曾侯乙，但史籍几乎没有关于曾侯乙的记载，无法确切知道其生活的年代。然而曾侯乙编钟中有一件镈钟却帮助考古人员确定了曾侯乙生活年代，此钟即为楚王赠镈。

楚王赠镈上刻有铭文：“隹（唯）王五十又六祀，返自西（阳），楚王酓（熊）章乍（作）曾侯乙宗彝，（奠）之于西阳，其永（持）用享。”楚王五十六年，王（楚惠王熊章）特铸造镈钟作为祭奠曾侯乙的礼器，从西阳送到曾国，希望曾侯乙永远持有使用它。通过“王五十六又祀”铭文，确定其年为公元前433年，曾侯乙应该是在这一年去世，或者更早些日子。

先秦时期，一国诸侯为另一国诸侯铸造宗彝极为少见，到目前为止，也只在曾侯乙墓中发现了这一件楚王赠镈，可见楚随两国关系之亲密。或许，将这件镈钟背后的随楚关系再往前推两代楚王，我们就好理解为什么楚王会在曾侯去世时赠送镈钟给他了。

楚惠王祖父楚平王当年听信费无极谗言，杀害了楚国忠臣伍奢及其长子伍尚，次子伍员（字子胥）逃往吴国。伍子胥发誓报仇雪恨，将专诸推荐给吴国公子光，后来专诸用鱼肠剑成功刺杀吴王僚，助公子光成为吴国国君，是为吴王阖闾。之后，伍子胥又举荐孙武为吴国军师，助吴国建立其强大的军事力量。

伍子胥帮助吴国强盛起来后，兴兵伐楚，接连五战即占领了楚国郢都，几乎将楚国覆灭。此时楚平王已死了十年，伍子胥仍不放过，挖出平王尸体，鞭尸三百以报杀父兄之仇。平王之子昭王逃往随国，随侯拒绝向吴国交出楚昭王。此时，前往秦国求援的楚国大臣申包胥已得到秦国的出兵支持，吴国遂退兵。

自此以后，楚随两国关系就不再寻常，昭王去世后，子章继位，是为楚惠王。为表未忘随国收留昭王之恩，惠王得知曾侯乙去世后，便送镈钟以表达感恩之心，并将继续与随国保持世代友好的关系。

不过，悬挂在编钟架上的楚王赠镈只是礼器，并不作为演奏的乐器。曾侯乙编钟令世人惊叹的还远不止这些，比如绝迹两千年的“一钟双音”在曾侯乙编钟上的重现。所谓“一钟双音”指的是一个编钟可以敲击出两种不同的音，铸造这样的编钟需要极高的青铜器铸造水平，在经济上也是划算的。原本一件编钟只能敲出一个音，能敲出两个音的编钟就意味着能够减少稀缺的青铜资源的消耗。

然而，随着青铜器时代的衰退，“一钟两音”的铸造技术也渐渐失传，仅存于古籍记载之中。宋徽宗时期，徽宗有感于全国音律混乱情况，下令铸造大晟钟作为定音之器，不过这些钟也并不具备“一钟双音”效果。清乾隆皇帝也曾用黄金铸造了十六件圆形编钟，作为定音之器。

两千多年来，无人知晓如何实现“一钟双音”，直到曾侯乙墓编钟的出现，人们才重新了解“一钟双音”。早在宋朝时期，沈括在其《梦溪笔谈》中论述编钟作为乐器的原因时写到：盖钟圆则声长，扁则声短。声短则节，声长则曲，节短处声皆相乱，不成音律。所以作为乐器的钟都是扁的，圆钟则无法演奏，西方的钟几乎都为圆形，所以并不能用来演奏。

曾侯乙墓编钟合瓦形的构造才是决定它能实现“一钟双音”的重要原因，敲击正鼓与敲击侧鼓会产生不同的振动，这种振动又经过了精确的工艺处理，使之产生的两种音互不影响。当年参与曾侯乙编钟研究的王湘在曾侯乙发掘前刚发表了关于“一钟双音”实现的理论研究，很多人对他的研究结果持有怀疑态度，而恰好出现的曾侯乙编钟却给了他的研究结果以最强有力的支撑。

编钟为青铜乐器中的重器，货真价实的重器，比如曾侯乙编钟总重达两千五百多公斤，由两千多公斤中的铜木架支撑。前文已有介绍，除了编钟外，曾侯乙墓还出了众多土琴、瑟、编磬、丝竹乐器等。

何谓“乐”，《礼记•乐记》曰：“乐者，音之所由生也，其本在人心之感于物也。”儒家将乐分为三个不同层次：声、音、乐。所谓“声”，就是没有节奏、旋律的声音；音有节奏与旋律，生自人心，“感于物而动，故形于声。”；“比音而乐之，及干戚羽旄，谓之乐”，乐由音生，本质上来说依然是源自人心对于事物的感想所发。

不过音与乐似乎看起来是一样的，但事实上只有“德音”才能称之为乐，也就是说音是乐的充分不必要条件。《礼记•乐记》：“夫乐者，与音相近而不同”，“凡音者，生于人心者也；乐者，通伦理者也。是故知声而不知音者，禽兽是也；知音而不知乐者，众庶是也。唯君子为能知乐。”所以，只有合于道的音才能称之为乐。

如何才是合于道的音？声被赋予了节奏旋律就能成为音（声成文，谓之音），音若合于德，才能成为乐，谓之“德音”。魏文侯问子夏说，“吾端冕而听古乐，则唯恐卧。听郑卫之音，则不知倦，何也？”子夏回答，郑卫之音虽是流行，但五音皆乱，这是乱世之音，与乐相差甚远。古乐“始奏以文，复乱以武，治乱以相，讯疾以雅”，所以常被君子称道，而“郑音好滥*志，宋音燕女溺志，卫音趋数烦志，齐音敖辟乔志”，此四音均有害于德，所以祭祀时也不会演奏它们。

“声音之道，与政通矣”，从《诗经》说起，周朝设有专门采集各地诗歌的官职，采风的官员将各地反映民风政德的诗歌记录下来，早期的诗是用来唱的常识恐怕也不必再多说明了吧。一开始，乐就与政建立了不可分割的关系。

故而通过欣赏某地的乐就能知晓这个地方的政是如何（政治与政并非同义），原因有二：其一，作为万民之主的诸侯国君喜欢听什么样的音乐，也会直接影响民风。因国君提倡而盛行的乐曲必然也会长期影响百姓的情趣所向，所以人民表现出来的性情也正是受了乐的长期熏陶而成。其二，乐生于人心而感于物。“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国家处于如何境地，就有什么的乐产生，故而观音知政。

先秦时代，礼乐关系大体为：“礼为主，乐为辅；以礼为体，乐为用”。“礼乐”通常同时出现。，前文有述：“乐者，天地之和也；礼者，天地之序也。”礼“天地之序”性质决定了它相较于乐更具有强制性，表现为礼制；而乐则相对温和，并不具有强制性。乐从人心而发，出自内里，而礼则是加之于人的外在的规章制度。

“乐者为同，礼者为异”。礼制规定了万物之间存在着高低贵贱的等级差别，而乐则体现了万物之间的谐和。人致力于乐则能调节心灵，极致则和悦，这是内在；致力于礼则调节行为举止，极致则恭顺，这是外在。故而致力于礼乐的推广，既能提高个人修养也能实现对国家的有效治理。

作为地处南方江汉之间的姬姓诸侯国，曾国虽难免受到南方蛮夷文化的影响，但始终以周室为尊，曾侯乙墓中也处处体现周文化的影子，比如对龙的崇尚，甚至曾侯乙的名“乙”也是因字形像龙而用此字为名的。

当我尚是中学生时，我对曾侯乙墓的了解也仅限于出土了数量庞大的青铜器文物，是近数十年来最为重大的考古发现之一，与马王堆汉墓齐名。然而当我第一次亲眼见到曾侯乙编钟时，我才知道那些青铜编钟并非只是物件，凝聚其上的还有源远流长的华夏文明，这种文明直至今日依然未曾断绝。

墓中共出土礼器、乐器、漆木用具、金玉器、兵器、车马器和竹简15000余件，仅青铜器就共计6239件。其中曾侯乙编钟一套65件，是迄今发现的最完整最大的一套青铜编钟。青铜礼器主要有镬鼎2件、升鼎9件、饲鼎9件、簋8件、簠4 件、大尊缶1对、联座壶1对、冰鉴1对、尊盘1套2件及盥缶4 件等。经鉴定，使用了浑铸、分铸、锡焊、铜焊、镶嵌、铆接、熔模等青铜器制作工艺，说明战国时期南方楚地的青铜冶炼技术同样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其中尊盘系用先进的失蜡法铸造，表现出战国时期青铜冶铸业所达到的高水平。

先秦时代，对礼器的使用是有严格规定的，其中又以鼎的使用为核心内容。天子用鼎数最多，为九鼎，诸侯七鼎，大夫、士人又逐层递减。曾侯乙墓中有镬鼎2件、升鼎9件、饲鼎9件、簋8件，明显僭越了诸侯能享有的鼎数，已近于天子之制。这表明在曾侯乙生活的时代，自商周以来的礼乐制度已经遭到破坏，出现了礼崩乐坏的现象。 钟在我国商朝时就已出现，最初只有3到5枚，到周朝增到9至13枚，战国时发展成61 枚。人们按钟的大小、音律、音高把钟编成组，制成编钟，演奏悠扬悦耳的乐曲。迄今为止，中国的考古发掘中共有40多套编钟出土，但数量最多、保存最好、音质最高的则非曾侯乙编钟莫属。

整套编钟数量之多，做工之精细，气魄之宏伟，令人惊叹不已，堪称战国时期青铜乐器的巅峰之作，被誉为“国之瑰宝”。从音效上看，编钟所用青铜是以高纯度的铜、锡、铅按一定比例冶炼而成，钟壁厚度、钟的形制的设计，都达到了完美极至、无可挑剔的地步，如此才保证了编钟绝佳的音响效果。全套钟以人、兽、龙、花和几何纹为装饰，采用圆雕、浮雕、阴刻、彩绘等多种技法，以赤、黑、黄诸色映衬青铜本色，庄重肃穆，精美壮观。有学者对曾侯乙墓的出土文物进行了系统的研究，认为曾侯乙墓编钟是科学技术史上一项最早而又复杂的系统工程，具有完备的技术体系和丰富的工程技术语言，具有世界一流的铸造技术。它不仅是中国古代科技与艺术完美结合的真实写照，而且为科技未来的发展作出楷模。

曾侯乙编钟共 65 枚，其中1 枚是战国时楚惠王赠送的镈，称“楚王熊章镈钟”。该钟通高925厘米，重1348千克，腔体呈扁椭圆形，与其他64枚钟最明显的不同点，在于钟口平整。钟体顶部为蟠龙式复式钮，由上下2对蟠龙对称组成，上面1对蟠龙形状较小，引颈对衔，下面1对蟠龙形体较大，回首卷尾，形象惟妙惟肖，生动传神。钲部两侧以浅浮雕龙纹为衬，每一部分铸有5个圆泡形饰，圆泡凸面上亦浮雕龙纹。钲间铸有31字铭文：“隹（惟）王五十又六祀，返自西阳，楚王熊章，作曾侯乙宗彝，奠之于西阳，其永持用享”。大意为楚惠王五十六年（前433），楚惠王在西阳接到了曾侯乙去世的消息后，在西阳遥祭他，并为他铸造了这件镈钟，以供其永享。这段铭文不仅说明曾国和楚国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而且为曾侯乙墓的断代提供了有力的证据。据此，曾侯乙死亡的最可能时间为公元前433年。而对曾侯乙尸骸进行碳－14测定后，也表明其死于公元前433年～公元前400年，死时约42岁～45岁。据《史记卷四十·楚世家》记载，楚昭王十年（前506），吴王阖闾和其胞弟夫概率兵攻打楚国，大获全胜，最后攻破楚国的都城郢。破城之时，楚昭王逃走，奔至云梦泽时，被吴军射伤。楚昭王逃到郧国，郧国国君的弟弟认为楚昭王不仁不义，要杀他。于是楚昭王又急忙逃到随国，吴王阖闾随后率兵而至。随侯紧闭城门，调兵遣将，严阵以待。吴王阖闾在城下对随侯说，周天子的子孙，分封在江汉流域的都被楚国灭掉了，随国迟早也会被楚国灭掉的，你还是早点把楚王交出来，让我杀掉他。随侯坚决不肯，说：“随国与楚国世代友好，你不要再说了，楚昭王不在随国，他已经逃走了。”吴王没法，只好带兵离开了随国。楚昭王由此逃过一劫，心中充满了对随侯的无尽感激。随后楚国援军秦军赶到，大败吴军，夫概见大势已去，撤兵归国，自立为王。吴王阖闾得知这一消息后，慌忙带兵离开郢都回到吴国。楚昭王回国复位，下令楚、随世代钟友好，不相攻伐。有专家判定，随国其实就是曾国，随侯就是曾侯乙的先辈。由此我们不难想象，楚昭王的儿子楚惠王熊章，为了报答曾侯乙先人的救父之恩，特意将这枚精美的镈钟送给曾侯乙，以示友好。

编钟分八组，共分三层悬挂在铜、木做成的钟架上。钟架全长1079米，高273米，由六个佩剑的青铜武士和几根圆柱承托着。编钟分上中下3层，形制各异。最下一层由12枚长乳甬钟和1枚镈钟组成，分成2组悬挂，其中9枚悬挂在倒趴着的虎形兽上面；中间一层33件，分3组悬挂，有短枚甬钟1组11件，无枚甬钟1组12件，长枚甬钟1组10件；最上一层19件，称“揭钟”。横向看，从左到右编钟依次增大；纵向看，由上而下依次增大。悬挂方式亦不相同，上层为插挂，以插销入钟钮；中层为钩挂，挂钩为框架钩和焊钩2种；下层环挂，挂钩分趴虎套环和双杆套环2种。

六十五枚编钟的总重量达3500千克，其中，最大者通长1534厘米，重2036千克，它的重量、体积在编钟中是罕见的。钟上大多刻有篆体铭文，钟、架、钩上共有铭文3755字，内容为编号、记事、标音及乐律理论。甬钟刻有记事铭文，均为“曾侯乙乍时”5字，标明编钟为曾侯乙所拥有和享用。上层十九枚钟的铭文较少，只标示着音名，中下层四十五枚钟上不权标着音名，还有较长的乐律铭文，详细地记载着该钟的律名、阶名和变化音名等。标音铭文不仅标示了该钟的悬挂位置，亦标明了敲击的部位及其发音的名称。整套编钟有律名28个，阶名66个，构成了十二半音称谓体系。通过这些铭文，可知各诸侯国所用律名并不相同，更可清楚地辨析曾国与楚、晋、齐、申、周等国律名的对应关系。钟铭所载内容，绝大多数闻所未闻，简直就是一部不朽的中国古代乐律理论典籍。这些铭文，便于人们敲击演奏。曾侯乙编钟音域宽广，有五个八度，比现代钢琴只少一个八度。钟的音色优美，音质纯正，基调与现代的C大调相同。考古工作者与文艺工作者合作探索，用此钟演奏出各种中外名曲。

通过对墓中出土文物进行综合分析，专家认为这套编钟的击奏工具共有8件，并复原出了演奏时的场景。其中6件为“7”字形木槌，演奏时由3名乐工各执1对，分别掌奏中层的3组钟，并兼顾上层钮钟，主奏旋律。另外2件击奏工具为彩绘撞钟大棒，长215厘米，粗66厘米，演奏时由2名乐工分别执掌，主奏下层大钟，配以和声。演奏时，乐工们必须面对国君，且奏且歌且舞，表现出了高超的演奏技艺。 十六节龙凤玉佩1978年出土于湖北省随州市西北郊擂鼓墩曾侯乙墓东室墓主棺内。全长48厘米，宽 83厘米，由13片镂空的各种形式或图案的玉片及24个圆环、半圆环或方扣连接而成。其中有 4个银挺玉插入，拆卸银挺玉之后便成为 5块长度不同、环片多少不等的连环玉佩。折叠起来便形成一块玉团状。第1块玉有二片二环，第2块玉有三片六环，第3块小玉仅有二环，第4块玉有三片四环，第5 块玉有五片六环。

此玉佩经过精心周密设计之后加工而成。第一块玉上下片以自身凸出的玉环连成一体,上片近方形夔龙,下片是四角出夔凤的涡文环；第二块玉最上层一片镂四个勾连活环，第二片是半椭圆形镂空变相夔龙纹环，第三、四片琢成腰圆形片，均以十字间隔，每一空间内饰镂空涡纹；第三块小玉琢成饰以蛇纹的扁方形扣，中间一素环勾连一夔龙环；第四块椭圆形玉 73厘米宽，上下两层腰圆玉片均为镂空螭虎纹，各琢镂二个固定的半圆环与侧面出脊角的扁方二孔扣环连接，扣环饰夔龙纹；第五块玉最上的方形玉片为镂空夔龙纹,上下镂二方孔,与其下之镂空二夔龙、二蛇纹扁方孔玉片相连，再其下是以二环连接的尖首玉片,宽 81厘米,饰镂空蛇首纹，最下方的玉片为镂空螭纹，有固定的半圆环。此佩纹饰均用隐起阴线琢法，起伏自然顺理，琢工精巧妩媚，是迄今发现的多节活动链状玉佩中最长、最精美的一件，堪称战国玉雕中的瑰宝。

曾侯乙墓还出土一件四联玉饰与此佩相似，如果用银铤插销玉环可以将四联玉饰与此佩连结起来。

此佩的功能和定名依旧存有不同意见，一种看法是用作佩饰,另一种看法是联系同时出土的小件玉鸟禽。认为是冠上装饰，即冠缨。 尊高331厘米，口宽62厘米，盘高24厘米，宽576厘米，深12厘米。

尊敞口，呈喇叭状，宽厚的外沿翻折，下垂，上饰玲珑剔透的蟠虺透空花纹，形似朵朵云彩上下叠置。尊颈部饰蕉叶形蟠虺纹，蕉叶向上舒展，与颈顶微微外张的弧线相搭配，和谐又统一。在尊颈与腹之间加饰四条圆雕豹形伏兽，躯体由透雕的蟠螭纹构成，兽沿尊颈向上攀爬，回首吐舌，长舌垂卷如钩。尊腹、高足皆饰细密的蟠虺纹，其上加饰高浮雕虬龙四条，层次丰富，主次分明。盘直壁平底，四龙形蹄足口沿上附有四只方耳，皆饰蟠虺纹，与尊口风格相同。四耳下各有两条扁形镂空夔龙，龙首下垂。四龙之间各有一圆雕式蟠龙，首伏于口沿，与盘腹蟠虺纹相互呼应，从而突破了满饰蟠螭纹常有的滞塞、僵硬感。出土时尊置于盘内，两件器物放在一起浑然一体。

尊是盛酒器，盘一般作水器用，二者合为一器，尊内盛掺有香草汁的酒，祭祀时酌以献尸，宾礼时酌以饮客。整套器物纹饰繁缛，穷极富丽，其精巧达到先秦青铜器的极点。尤其是器上镂空装饰，透视有若干层次，系用失蜡法铸造，即先用蜡做模，模外做范，加热烘烤使蜡模融化流失，使整个铸件模型变成一个空壳，再将青铜溶液浇灌至空壳内，就可铸成所需的器物。这一发现，证实了在二千四百年前的战国早期，中国的失蜡法铸造技术已经达到极高的水准。尊和盘均铸有“曾候乙作持用终”铭文。 青铜错金磬架，通高109、宽215厘米，由一对圆雕怪兽及其头上插附的立柱为虡，两根圆杆作横梁，呈单面双层结构。兽顶插附的立柱从腰、顶两处与横梁榫接。横梁底等距焊铸铜环，以串钩挂磬。磬架施线条流畅的错金云纹。青铜错金磬架，其磬架之精美、磬块之众多、编悬之明确、配件之完备，在考古发现的乐器中独一无二。

32块磬系用石灰石或大理石磨成，形若倨句，大小有异，分为两层四组。最大者：鼓博10．8、鼓上边32．4、鼓下边27．5、股博13．5、股上边22．3、股下边21、厚2．68厘米，倨句163度。最小者：鼓搏4．9、鼓上边7．6、鼓下边6、股博5．7、股上边6．6、股下边5、厚1．4厘米，倨句155度。

一磬虡兽舌上有“曾侯乙作持用终”铭文。磬上刻有(其中有少量为墨书)编号和乐律铭文，计708字，意与曾候乙编钟铭辞相通。经复原研究，知其音域跨三个八度，十二半音齐备。音色清脆，独具特色。同出有铭磬匣3具，彩绘磬槌两件。演奏时，需由1人双手执磬槌，跽地而击。

鹿角立鹤，鹤长喙上翘呈钩状，引颈昂首伫立，两翅展开作轻拍状，通高143．5、鹤高110厘米。拱背，垂尾。鹤首两侧插有两支铜质鹿角形枝杈。鹤的头、颈和鹿角上有错金几何纹饰，其它部位有铸成和镶嵌的云龙纹。

此器造型别致，是一件独具风格的青铜工艺精品。鹤和鹿是长寿和吉祥的象征。把鹿角插入鹤头，将二者置于一身，可称之为“瑞鹤”。古人把仙人乘车叫“鹤驭”、“鹤驾”。此器出于墓主人棺侧，可能反映了死者成仙升天的思想。

尊缶为古代盛酒器，通高1245、口径484、足径69厘米，重3275千克。这件大尊缶是目前所知我国先秦酒器中最大、最重的一件，堪称“酒器之王”。它不但拥有足以傲视同类的巨大体型，而且在纹饰上也极尽精美，器表由细密复杂的涡纹、重环纹、蟠螭纹、綯纹、雷纹、蕉叶纹、带纹、蟠蛇纹等构成，花纹花式统一，线条整齐划一。大尊缶出土时，里面还存有酒液。历经二千四百多年没有泄漏，可见缶的密封性之好。这件大尊缶不仅为我们了解曾国的人文历史提供了珍贵实物资料，而且也让人感受到了当时贵族的豪饮之风。

壶为敞口，厚方唇，长颈，圆鼓腹，圈足。左壶通高99、口径33．8、盖罩径53、底径40．6厘米重106公斤；右壶通高99、口径32．6、盖罩径53、底径40．6厘米重99公斤，铜禁长117．5、宽53．4、高13．2厘米 重35．2公斤。壶盖有衔环蛇形钮，盖外沿套装勾连纹的镂孔盖罩。壶颈两侧各有一攀附拱屈的龙形耳。器身饰蟠螭纹和内填蟠螭纹的蕉叶纹等。两壶内壁均铸有“曾侯乙作持用终”铭文。

禁面有两个并列的中空圆圈，以承放大壶圈足。禁的长边各有二兽足。兽口部和前肢衔托禁板，后足蹬地。禁面和侧面均饰蟠螭等纹饰。

铜禁出土不多，迄今为止国内外仅见4件。在湖北省是首次发现。

这是古代用以冰(温)酒的器具，通高61．5、边长62厘米 重170公斤。它由内外两件器物构成；外部为鉴，鉴内置一尊缶。鉴与尊缶之间有较大的空隙，夏天可以放入冰块，冬天则贮存温水，尊缶内盛酒，这样就可以喝到“冬暖夏凉”的酒。

鉴和尊缶均饰以变形蟠螭纹、勾连纹和蕉叶纹等，并均有“曾侯乙作持用终”铭文。此器结构复杂，造型奇特，工艺精湛，是一件具有特殊用途的大型酒具。同时出土两件，造型、纹饰、大小均同。

云纹金盏，盏通高11、口径15．1厘米 重2156克，匙长13厘米 重56．45克。直口，方唇，浅腹，平底。三个凤首形矮足。腹上部有两个对称的环耳。盖略大于盏口，盖沿有三个等距离的外卡。盖顶有一个圆形捉手。盖面和盏口下饰云纹、绹纹、勾连雷纹、蟠螭纹等。盏内放置金漏匙一件，方柄圆身，器身镂空变形龙纹。

至迟到商代时，我国就出现黄金制品，但多为一些片饰。而此盏是仿铜的金制容器，反映了墓主人的特殊身份。这是目前所见我国先秦金器中最大最重的1件。 墓中还出土了编磬、鼓、瑟、笙、排箫等大量乐器，为研究中国古代音乐史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排箫、篪、琴（十弦琴、五弦琴）都是首次发现的几种早已失传的乐器。世界上不少民族都有排箫这种乐器，曾侯乙墓的2件排箫均是由13根竹质箫管编排而成，长短有序的箫管使得其形状象鸟展开的单翼。专家对这2件古排箫进行了测试，其中1件有七八个箫管能够吹奏出乐音，音阶结构已超出五声。篪是一种竹质横吹管乐器，源自民间，后世逐渐失传。篪在周代常与埙一起演奏，战国时作为大型宫廷乐器之一，每当有神祀与宴飨活动时，宫廷乐工们将编钟、编磬、建鼓、排箫、笙、瑟等乐器一齐奏响。古文献中对篪的记载有出入，如《广雅》说篪8孔，《周礼·郑玄注》云篪7孔，《乐书》中说篪为6孔，如此混乱的记载，使今人难以准确详细地判定其形状。曾侯乙墓出土的2件篪解决了这一困惑。2件篪分别长293厘米和302厘米，都是用1节竹管制成，两端管口封闭，管身开有1个吹孔、1个出音孔和5个指孔。管身通体髹以黑漆，以朱、**绕管身描绘出彩线花纹。根据曾侯乙墓篪，专家们成功地做了1件复制品，用复制品篪演奏，可吹奏出超出1个完整的五声音阶，加1个变化音，音色别有韵味。笙是自古至今沿用着的一种管乐器，《诗经·小雅·鹿鸣》曰：“呦呦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可见笙与瑟是经常配合使用的乐器。曾侯乙墓出土的笙，可以分为十二簧、十四簧、十八簧3种，均用匏斗、芦竹笙管、芦竹簧片制成。笙簧因音频高低而大小不一，框与舌间的缝隙细如发丝，做工十分精细。经专家试奏，其声音婉转低回，古朴典雅，细腻迷人。战国至秦汉之际，盛行“竽瑟之乐”，曾侯自然也不例外。不过，曾侯乙墓出土的瑟，其弦已腐朽，但瑟身依然保存完好，长1673厘米，首宽422厘米，尾宽385厘米。瑟首端有1个长岳山，尾端有3个短岳山，张弦25根，另有木质瑟柱置于弦下。从其仿制品的演奏中，可品味其原有的浓郁韵味。

出土的一件漆木衣箱盖上，画面中央以篆书书写一个“斗”字，古朴苍劲，四周按顺时针写着二十八宿名称，二十八宿东侧绘有一龙，西侧绘有一虎，关于“斗”字与环绕其周围的二十八宿名称，有专家指出，画中的“斗”字代表着北斗星，将其画在中央，表明地位突出，正反映了古人对北斗星的崇拜。二十八宿东侧绘有一龙，西侧绘有一虎，这与传统天文学中的东方苍龙、西方白虎正好对应，是考古发掘中所见年代最早的将北斗、青龙、白虎与二十八宿配合的实物，也是中国迄今发现的关于二十八宿全部名称最早的文字记载，说明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创立二十八宿体系的国家之一，表明至迟在公元前5世纪初，中国就有了完整的二十八宿体系。曾侯乙墓天文星象图的出土，使得当时已经定稿的《中国大百科全书·天文卷》相关内容不得不重新修改，这一发现在世界范围内引起了巨大的轰动。

曾侯乙墓的北室是兵器库及车马室，出土兵器数量之多，品种之繁，也反映了墓主人的不凡身份。兵器中最引人注意的是殳。对于殳，历代典籍多有记载，可惜都比较简略。历经千载岁月，沧海桑田，后世竟然未有先秦“殳”的实物或图形传世，使得后人难以知道它的真面目。殳，有的史书上也称作“杵”或“杖”，是先秦时代一种木或竹制成的长柄兵器，不但可用于防身自卫，还可用于装备军队战车。一般认为殳是由原始社会中狩猎用的竹木棍棒发展而成。《尚书·武成》中有“血流漂杵”，“杵”就是商代士兵所使用的殳，那时的殳一般是用一根坚实的木棒制成。周朝把殳列入“车之五兵”之一，是用于实战的兵器。《诗经·卫风·伯兮》曰：“伯也执殳，为王前驱。”《周礼》曰：“殳以积竹、八觚，长丈二尺，建于兵车。”又曰：“季秋之月……天子乃教于田猎，以习五戎。”从其记载可知殳的形制及其用途，五戎即五种兵器：戈、殳、戟、酋矛、夷矛，殳为其一。《考工记》也记载了“车之五兵”是戈、殳、戟、酋矛、夷矛，分别插在战车上的固定位置，供士兵在作战时使用，这样可以长短兼备，远近结合。关于殳的形制与尺寸，据《考工记》记载“殳长寻有四尺”，东汉人郑玄注曰“八尺曰寻”，由此可见殳的长度为一丈二尺，即约3米。春秋战国时代，诸侯争霸，殳的使用更加广泛。据史书记载，城濮之战时，晋军临战前“遂伐其木，以益其兵”。而且随着车战的流行，殳也在改进，出现了青铜和铁制的殳，殳柄为竹木混合制成，呈八棱柱形或圆柱形，柄端安有青铜或铁制殳头，在柄尾安装有起保护作用、使柄尾经久耐用而不开裂的细长铜或铁帽，大大提高了战斗力。《六韬·军用篇》有“方首铁”的记载，“方首铁”就是方形铁头的殳。《吕氏春秋·贵卒篇》也有关于中山国的力士穿着铁甲、手持铁杖作战的记载，这里的铁杖，应该就是殳的变体。春秋战国时期是殳作为典型兵器的辉煌年代。帝王或诸侯出巡时，前导勇士也执殳开道，即所谓“旅贲以先驱”。可见殳不仅是用于实战的兵器，也用于天子诸侯的仪仗。而从其发展演变看，殳作为实战兵器逐渐退出历史舞台，越来越演化为仪仗之器。秦始皇统一天下，秦军所向披靡，拥有数量庞大、质量精良的兵器。然而此时作为车战“五兵”之一的殳，其功用却悄然退化。从秦始皇兵马俑坑中出土的殳来看，全都是以青铜圆筒套的无锋刃的仪仗器。汉承秦制，在汉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