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库全书》是在乾隆皇帝的主持下，由纪昀等360多位高官、学者编撰，3800多人抄写，耗时十三年编成。丛书分经、史、子、集四部，故名四库。共有3500多种书，79万卷，36万册，约8亿字，基本上囊括了中国古代所有图书，故称“全书”。当年，乾隆皇帝命人手抄了7部《四库全书》，下令分别藏于全国各地。先抄好的四部分贮于紫禁城文渊阁、辽宁沈阳文溯阁、圆明园文源阁、河北承德文津阁珍藏，这就是所谓的“北四阁”。后抄好的三部分贮扬州文汇阁、镇江文宗阁和杭州文澜阁珍藏，这就是所谓的“南三阁”。

《四库全书》完成至今的两百年间，饱经沧桑，多份抄本在战火中被毁。其中文源阁本在1860年英法联军攻占北京，火烧圆明园时被焚毁，文宗、文汇阁本在太平天国运动期间被毁；杭州文澜阁藏书楼1861年在太平军第二次攻占杭州时倒塌，所藏《四库全书》散落民间，后由藏书家丁氏兄弟收拾、整理、补抄，才抢救回原书的四分之一。文澜阁本在民国时期又有二次补抄。1914年在杭州图书馆第一任馆长钱恂的支持下，由徐锡麟二弟徐仲荪及其学生堵福诜自费补抄，历时7年，史称“乙卯补抄”。1923年，时任浙江教育厅长的张宗祥得知徐仲荪、堵福诜的义举后，十分感动，但他知道“修补”量相当浩大，单靠几个人很难完成，必须由政府牵头。在他的重视下，补抄人员增加到百余人，费用全部由浙江籍人募集，徐仲荪任总校，堵福冼任监理，历时两年，史称“癸亥补抄”。解放初，由于徐仲荪和堵福洗修补《四库全书》有功，他们俩的画像曾被悬挂在杭州文澜阁，以志纪念。2008年后《四库全书》大部分内容已经恢复。如今《四库全书》只存3套半，其中文渊阁本原藏北京故宫，后经上海、南京转运至台湾，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也是保存较为完好的一部）。文溯阁本1922年险些被卖给日本人，现藏甘肃省图书馆。文津阁本于1950年由中国政府下令调拨到中国国家图书馆，这是唯一一套原架原函原书保存的版本。而文澜阁本则藏于浙江省图书馆。

1966年10月，当时正处于中苏关系紧张时，为保护《四库全书》安全，林彪下令将文溯阁《四库全书》秘密从沈阳运至兰州，藏於戈壁沙漠中。辽宁有关人士要求归还，以书阁合璧。甘肃方面也修建藏书楼，加强保护。文溯阁《四库全书》其最终归属仍处争议中

简牍学·前简牍学时期(西汉至清末)

史籍中关于发现简牍的记载大约有七次：

鲁恭王“坏孔子宅”系第一次，也是数量较多的一次。

汉宣帝时，河内(今山西沁阳)一女子拆除旧屋时得一批竹简，载《易礼》、《尚书》各一篇。此事见王充《论衡·正说》所记，详情已无法考论。

第三次即晋武帝太康二年(281)著名的“汲冢书” 出土。这是古代中国发现竹简最多的一次。据《晋书·束晳传》记载，汲郡(今河南汲县)一个叫不准的盗墓人，掘开战国魏襄王墓时发现大批带字竹简，除作照明用烧掉外，官府得知后还没收得数十车。西晋当局随即组织束晳、荀勗、和峤、傅赞等著名学者进行研究，整理出古书十六种，共七十五篇，有七篇因竹简坏损不能识名题。其中《纪年》十三篇、《易经》二篇、《易繇阴阳卦》二篇、《卦下易经》一篇、《公孙段》二篇、《国语》三篇、《名》三篇、《师春》一篇、《琐语》十一篇、《梁丘藏》一篇、《缴书》二篇、《生封》二篇、《大历》二篇、《穆天子传》五篇、《图诗》一篇，此外还有《周食田法》、《周书》、《论楚事》、《周穆王美人盛姬死》等《杂书》十九篇。后人统称之为《汲冢书》。这批简牍实物没能保存下来。这些古书也大多得而复佚，现存之《逸周书》、《竹书纪年》、《穆天子传》、《琐语》四种都不是原本，其它的只能知道它们的篇名了。不过，由 出面进行有组织的简牍研究始自西晋，这一点是确定无疑的。束晳等人是继孔安国之后卓有贡献的简牍学者。

十年以后，晋武帝元康年间，有人在嵩山下得到一枚竹简，写有两行“蝌蚪文”。束晳认为是汉明帝陵中的策文(《晋书·束晳传》)。策文即遣策，是记载随葬品的清单。汉明帝的遣策为何不用汉代通行的隶书而用“蝌蚪文”这种先秦六国古文来写是束晳认识有误，还是古籍记载错了，今已无法得到答案。这是第四次发现简牍。

第五次在南齐建元初年，襄阳(今湖北襄樊市)一座楚王冢被盗，冢内有一批青丝编的简牍，盗墓人用来点火照明，毁损许多，剩10余简，经当时的名士抚军王僧虔考定，其内容为 “蝌蚪书 《考工记》，《周官》所阙文也”(《南齐书·文惠太子传》)。王氏的判断是否正确，现已不得而知。

以下两次简牍之事恐难以确信。一为《南史·齐高帝纪》所记，说是南朝刘宋升明二年(478)冬，延陵县(今江苏武进)季子庙内沸井之北接连响起金石声，掘地后连得两口沸井，“奔涌若浪”，第二口井中“得一木简，长一尺广二分。上有隐起字曰：‘庐山道人张陵再拜，诣阙起居。’简文坚白，字色乃黄”。这一记载具有浓厚的天人感应神秘色彩，其真实性大可怀疑。

另一次发生在北周静帝时，居延一间古屋遗址中掘出带字竹简，字已不可辨识。此文出于唐中后期牛僧孺所记《玄怪录》一书中。《玄怪录》原本为记玄妙怪异的传奇故事，不能以信史视之。

剔除上述两次不论，古籍所载的最后两起出土简牍是在宋代。一起在北宋崇宁元年(1102)，天都(今甘肃固原西北)掘出装有“木简札”的瓦器。简上文字为草书，并写有汉章帝章和年号，可知为东汉遗物(《邵氏闻见录》卷27)。另一起在北宋政和年间(1111—1117)，在出土陶瓮中装有一批简牍，但编绳朽烂，大多无法复原，只整理出一道完整的檄书，是东汉安帝永初二年(108)由车骑将军邓骘向西州各郡发出的讨羌檄文。

宋代盛行金石学。这篇檄书的出土立即引起了时贤们的重视。南宋黄伯思在《东观余论》、赵彦卫在《云麓漫钞》中对它进行了考证、解释，明代学者陶宗仪在《古刻丛钞》中也对之进行了考释。这些研究与金石学相得益彰，在考证年代和释文方面把古代简牍研究推向了一个新台阶。

可贵的是，这篇檄文尽管原简实物已在宋代后失存，但其内容却完好地保存下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