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知道国内是如何的。。但是日本这种对著作权啥的严格规范地执行的国家，很少能在网上免费看到图书。虽然说好像法律规定，50年后解禁，所以50年前的书应该不属于版权约束范围内，但是图书馆这种公益场所，本来就不挣钱，靠着国家的税收来经营的地方，不可能有多余的人力和无力把书上传到网上。。。何况，传了，因为不是自己的版权，也不能进行收费，费力不讨好

国会图书馆我只去过一次，书虽然全，但是事儿特别特别多

有些书连外借都不行，只能在他们那里复印。。。。。。

当然了，照相更不行。。。

1、抢救修复这些濒临死亡的古籍，是当务之急。古籍修复技术要求很高，技巧细腻多样，每道工序操作严格，修复的古籍，必须保证做到“整旧如旧”。在修复残破古籍前，必须仔细审查该书的年代、装帧形式、破损情况和纸张等，根据具体破损情况而制定修复方案。

2、有不少残破古籍的页序残缺，或因先人装订时前后顺序的错放，在拆书前或后，必须用铅笔记下原书顺序，如错放顺序的应及时纠正，以利于修补完毕，顺利地装订成册。

3、选配合适的修补纸十分重要，因为明清刻印书的纸张，在今天已经难以找到，现在普遍采用染色仿古纸或专门请传统手工造纸的师傅按古籍纸的结构配方而制作。

4、当一册虫蛀严重，书内污浊脏物不少，同时还有霉斑等时，必须细心地用软刷，镊子去清除脏物。当书页霉斑累累影响书品的质量时，必须小心又熟练地进行技术处理。有些容易烘染走色的红、蓝格纸书，不能按常规技术处理，需特殊处理。

5、当一册古籍，由于潮湿或水浸等原因，由于长期重物压实而形成了严重粘连或硬梆梆的书砖而无法用常规技术揭页，必须根据古籍的纸质不同而灵活处理。如拉力强度较好，可以采用浸泡洗净揭页;如纸质脆腐碎散，则用蒸气洗揭法;如二者兼有，可以按二法轮换灵活处理。

6、古籍破损情况复杂多样，一般以虫蛀为多见。如属纸质拉力较好，虽虫蛀孔洞大小不一，蛀洞多多，必须采用修补法。补洞后撕纸宽约025—035厘米为佳。补洞后，同时用湿毛巾轻敷去掉周围浆糊余迹。书页碎散脆腐，可用裱。

7、当修补完的一册残破古籍后，宜用小水壶喷细雾状水在每页上，然后一页页平整舒展地放在干净纸中，这样迭放完毕，上面用书板压之，然后在书板上用石等重物压实。24小时后，按顺序倒页在另外干净纸中(注，千万不要再喷水湿润)，一般经过四次倒页后，书页干挺平整。如发现补纸长出书页的，一律或剪或裁平整。按顺序把散页，以版心原折缝线为准，折页复位。

8、因为补纸而出现凸突不平，必须用平面小铁锤，熟练而有技巧地把凸突处捶平。切忌用力过大或落锤不平，以免造成人为损伤纸质。

9、折页的书页松而不实，会影响装订成册的质量。必须经过压书机进行压实。其法是把一册散页，分成若干个十余页，再齐拦整齐，分别夹放在书板上，然后放入压书机上，经过二、三天的压实后，书页已达到平整的最佳状态。

10、压实后的散页，在齐栏时必须松页，防止产生轻微粘合情况存在。然后按顺序合成一册，把书口和天头地脚及书背都按原装拦整齐的散页，如无副页的就必须配齐，然后用锥子按古籍原孔眼打通，接着用纸稔钉穿孔眼捆结实，再用铁锤敲平捆结在纸捻钉的捆结处，点上一些稠浆糊，把书皮粘于其上，上用书板轻压，待干燥后，再用锥子按原线孔打通。(包背装另外处理)切忌为了贪图方便，自作主张地重新打线眼，这样必将损伤古籍原纸。在订线孔内引针穿线，然后订线结扣，将线剪断，用锥子将线头拨在孔内，正而不露，保持平整。

11、古籍换了新书皮后需贴书签的，应把书签贴在书皮的左上角，宜在天头和书口两边各留出约025厘米的书边处为宜。如一部书中有几册无书签的，贴书签应根据其它有书签的几册贴，保证整部书的书签统一性。

日本公布了新的年号——“令和”，随着日本天皇5月1日的退位，“平成”这个年号也完成了自己31年的使命，随着明仁天皇一起成为了历史。

要知道现在汉文化圈中唯一还使用年号的国家就是日本，年号制度的起源国中国也在清朝灭亡后废止了两千多年来的年号制度。

“令和”作为日本自公元645年以来使用的第248个年号，这次却和之前的年号大不一样，因为这是日本头一回使用和中国典故无关的年号。

按照惯例，日本年号一定是取自中国典故，原因呢很简单，就是年号制度是日本在唐朝时期向中国学来的制度，据统计日本的年号大约都出自中国106部传统文化典籍中。其中年号出处最多的就是《尚书》，达到了37次，其次是《周易》，达到了27次，再其次是《诗经》，达到了15次。

由于中国长期领先于日本，向日本输出大量先进的文化，甚至很多时候，日本的年号都是直接照抄中国的年号。

最明显的是唐代，当时日本非常积极的学习唐朝的先进文化，包括像是年号也都直接拿来就用，比如唐太宗的年号是“贞观”，日本清和天皇也就直接把年号定为了“贞观”，唐德宗的年号是“贞元”，日本圆融天皇也就直接把年号定为了“贞元”。

日本天皇退位

有些读者可能会问了，日本这一千多年来也用汉字，难道就没有诞生自己的典故的年号吗？

还真没有，原因很简单，日本最古老的传统和歌集《万叶集》中虽然有各种日本传统典故，但是日本的年号必须为两个有实际意义的汉字，《万叶集》里面的汉字只是表示日语发音的片假名，不满足两个汉字必须有实际意义的要求。

其他的日本古籍中的典故则归根到底还是来自中国。比如日本二战中用的年号“昭和”就来自《尚书》中的“百姓昭明，协和万邦”。退位的明仁天皇用的年号“平成”则是出自《尚书·大禹谟》“地平天成”。

一直用中国典故来作为日本的年号对于日本国民来说也是很难接受的，一直以来年号“去中国化”成为了日本政府的大难题。

日本天皇访华时特别提出要去西安碑林看看自己的年号出处

最终在年号的选择中，“令和”作为两个出自日本古籍中的汉字，当选成为了日本新的年号，这也是1374年以来，第一次日本年号没有出自中国典籍。

按照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的解释，“令和”代表了希望，蕴含了在人们美丽心灵相互靠近之中，文化诞生并成长的意思。

在中国外交部记者会上，也有日本记者提问道：日本年号第一次没有出自中国典籍，中方如何看待这次变化。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的回答也很干脆：这属于日本内政，我们不做评论。

日本天皇访华

那这次日本年号真的就完全出自日本典籍而和中国无关吗？答案是否定的，这次的年号“令和”出自前面所说的日本古籍《万叶集》，虽然《万叶集》源自日本传统文化，但是却无法抹去中国文化对其的影响，在诗歌的题材、形式以及表现方法上都借鉴了中国的诗歌。

更为关键的是，在《万叶集》成书的时候，日本并没有自己的文字，所以只能用汉字来作为注音符号记录下来。由此可见，如果日本年号推根溯源的话，其还是来源于中国文化。

　　邪马台国 ，存在于中国史书的日本小国，很奇怪的，在日本史书及传说中均未有提及（当然，也有可能是不同的名字），它的存在自然成了谜，而它的位置同样有着诸多争论，不过目前已经集中在“九州说”及“畿内说”两种说法，而这两种说法的理由，即是来自《三国志魏志 倭人传》，那么现在让我们再沿着当时使者的路线，来寻找邪马台的位置吧

　　三国时代地图

　　原文：倭人在带方东南大海之中，依山岛为国邑。旧百馀国，汉时有朝见者，今使译所通三十国。

　　首先说明带方郡的位置：带方郡在今朝鲜靠西南，即图中1的位置，由此可知倭人在带方郡东南，大致方位与现在的地理位置相同。在原文中同样可看到倭人身处岛国，汉时朝见者即汉委奴金印的年代

　　原文：从郡至倭，循海岸水行，历韩国，乍南乍东，到其北岸狗邪韩国，七千馀里

　　根据原文及朝鲜的地理位置很容易判断使者当时是顺着朝鲜半岛西海岸坐船向东南前进，到倭国的对岸，如图中的2的位置，狗邪韩国，就地图所示应为弁韩，7000余里是重要参考单位，将结合下文的数据综合考虑

　　原文：始度一海，千馀里至对马国。其大官曰卑狗，副曰卑奴母离。所居绝岛，方可四百馀里，土地山险，多深林，道路如禽鹿径。有千馀户，无良田，食海物自活，乖船南北巿籴。

　　渡过的这个海，可以非常肯定是朝鲜海峡，照原文的长度为千余里，而现在朝鲜海峡的距离约为50公里，那是不是当时的20里等于现在的1公里阿，留于下文继续观察。所居绝岛，说明是孤岛，在那个位置只有对马岛，如图中的3，而国名也叫对马国，那么基本能确定到的地方即为对马岛

　　原文：又南渡一海千馀里，名曰瀚海，至一大国，官亦曰卑狗，副曰卑奴母离。方可三百里，多竹木丛林，有三千许家，差有田地，耕田犹不足食，亦南北巿籴。

　　南渡对马，那就是壱岐岛，如图中，为什么不是下对马岛呢，我们下面会分解

　　为什么南渡一海后不是下对马岛

　　对马岛分上下2岛，对马与壱岐的海峡称为对马海峡，那么我们来看几个具体数字吧，前文所述朝鲜海峡现在约为50公里，在文中表示为千余里，而对马海峡是46。3公里，在文中同样表示为千余里，很接近吧。那现在看看对马岛上下2岛的距离是多少呢1公里左右，与原文不符，所以我们认为南渡后应该是壱岐岛

　　可能细心的朋友发现，原文中表述对马岛为400里见方，而我们说的壱岐岛是300里见方，面积差距与现在比较太大，而上下对马的大小比例差不多是4：3，所以支持下对马说。

　　可能整个对马岛和壱岐相比是有大小差距，但看图大家就能明白，下对马岛和壱岐的比例也差不多是4：3，所以原文中指的应该是壱岐岛，联系下文还能发现，如果这里指的是下对马，在下文应该还有2次南渡海，但是下文中1次南渡后就直接陆行了，除非说未经过壱岐岛，但是这样一来，海峡距离就不对了

　　所以我认为还是壱岐岛可能性较大

　　原文：又渡一海，千馀里至末卢国，有四千馀户，滨山海居，草木茂盛，行不见前人。好捕鱼鳆，水无深浅，皆沈没取之。

　　又是南渡千余里，大家看图中两根直线的长度不是差不多阿，不过壱岐到末卢的距离比对马海峡还短，差不多是42公里的样子，另，一般认为末卢即是现在的松浦，可能是源自国造本纪中关于末罗国造的描述（注1），因为末罗的读音与末卢相近，地理位置则几乎相同。

　　又是南渡千余里，大家看图中两根直线的长度不是差不多阿，不过壱岐到末卢的距离比对马海峡还短，差不多是42公里的样子，另，一般认为末卢即是现在的松浦，可能是源自国造本纪中关于末罗国造的描述（注1），因为末罗的读音与末卢相近，地理位置则几乎相同。

　　大胆的假设

　　到现在已经拿到3个重要参考数据了

　　朝鲜海峡 千余里=50公里

　　对马海峡 千余里=463公里

　　壱岐→末卢 千余里=42公里左右

　　那么我们根据上面3公式大胆估计一下，根据下面地图上的距离判断，当时文中的1000里应该大约等于现在的33~40公里，不过古代的测量工具非常不完善，使者应该也是根据船行驶的时间来大致估算距离，并不是太准确，大家凑合往下看吧

　　上面的是国造本纪九州地图

　　原文：东南陆行五百里，到伊都国，官曰尔支，副曰泄谟觚、柄 渠觚。有千馀户，世有王，皆统属女王国，郡使往来常所驻。

　　东南至奴国百里，官曰兕马觚，副曰卑奴母离，有二万馀户。 东行至不弥国百里，官曰多模，副曰卑奴母离，有千馀家。

　　上文描述了从末卢国开始向东南及东面的三个国家，具体位置下文会讨论

　　原文：南至投马国，水行二十日，官曰弥弥，副曰弥弥那利，可五万馀户。

　　南至邪马台国，女王之所都，水行十日，陆行一月。官有伊支马，次曰弥马升，次曰弥马获支，次曰奴佳鞮，可七万馀户。

　　终于看到邪马台国了，不过因为原文描述中没有距离单位，只有水行多少日这种模糊的描述，不用怕，我们一样可以推断出邪马台国位置

　　原文：自女王国以北，其户数道里可得略载，其馀旁国远绝，不可得详。

　　次有斯马国，次有已百支国，次有伊邪国，次有都支国，次有弥奴国，次有好古都国，次有不呼国，次有姐奴国，次有对苏国，次有苏奴国，次有呼邑国，次有华奴苏奴国，次有鬼国，次有为吾国，次有鬼奴国，次有邪马国，次有躬臣国，次有巴利国，次有支惟国，次有乌奴国，次有奴国，此女王境界所尽。其南有狗奴国，男子为王，其官有狗古智卑狗，不属女王。自郡至女王国万二千馀里。

　　上面的一系列国名对我们关系都不大，只有加粗的”自郡至女王国万二千馀里”一句是重要的参考数据

　　下图:今 北九州地图

　　资料整理

　　我们先主要看看手头有的数据：

　　原文：带方郡→狗邪韩国 7000余里

　　狗邪韩国→对马国 1000余里

　　对马国→过翰海到一大国 1000余里

　　大国→末卢国 1000余里

　　末卢国→伊都国 500里

　　伊都国→奴国 100里

　　奴国→不弥国 100里

　　不弥国→投马国 水行20日

　　投马国→邪马台国 水行10日，陆行1月

　　带方郡→邪马台国 12000余里

　　大胆假设2

　　这个假设的前提是相信上面所有数据的真实性，否则就没法讨论下去了。

　　我们首先根据假设1中，假设当时的1000里等于现在的40公里（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用33公里试试下文的公式，不过结果不太令人满意）

　　那么根据现在朝鲜海峡和对马海峡的距离计算

　　计算公式：1000/40=古里/今公里

　　所以：

　　狗邪韩国→对马国 1250里

　　对马国→过翰海到一大国 1157里

　　大国→末卢国 1050里

　　又因为

　　带方郡→邪马台国=12000里

　　带方郡→邪马台国=带方郡→狗邪韩国→对马国→过翰海到一大国 →末卢国 →伊都国 →奴国 →不弥国 →投马国 →邪马台国

　　所以：12000里=7000+1050+1157+1250+500+100+100+水行20日+水行10日

　　水行30日=843里

　　水行20日=562里

　　水行10日=281里

　　即不弥国→投马国 水行20日=562里

　　投马国→邪马台国 水行10日=281里

　　当然，其前提是水行速度相对平均，不过这种过于细节的东西限于史料已经无法考虑在内了

　　在这里，有朋友提出因为方向性的原因，上面的等式（带方郡→邪马台国=带方郡→狗邪韩国→对马国→过翰海到一大国 →末卢国 →伊都国 →奴国 →不弥国 →投马国 →邪马台国）不一定成立，而且认为万二千里可能是虚指，在这里，我要提出，这个等式肯定是成立的，因为万二千里是使者过的路程的总和，古代不可能会测两点间的直线距离，如果有更近的路使者就不会如文中这么走了，所以万二千里这个数字可以成为等式的一边，另外关于万二千里这个数，肯定是虚数，但个人认为不太会是虚指，虚指的话为什么不说是万三千里，或者干脆说数万里，因为使者对他走的路程也大致有个估计，只不过这个估计也不一定准是了。

　　现在我们就可以根据地图上的距离来大致推算邪马台国位置了，方向性以正向算，即东为正东，东南为正东南，以此类推（由于没有其他辅助史料只能这么做了）。

　　首先我们拿现在的日本北九州地图作参考

　　参考公式：

　　地图距离（单位：厘米）/古里=24/1157=00020743

　　末卢国→伊都国 东南1037厘米

　　伊都国→奴国 东南02074厘米

　　奴国→不弥国 东02074厘米

　　不弥国→投马国 南11658厘米

　　投马国→邪马台国 南05828厘米

　　根据上文的计算结果，我们看看结果是怎么样的，注意可以有两条线路，个人趋向于蓝色那条，毕竟根据全文来看邪马台国应该偏东

　　国造本纪的地图根据上面公式会是什么样子呢，我们也看一下

　　让我们看下《倭人传》中其余还有参考意义的几句话

　　东渡女王国东渡海千馀里，复有国，皆倭种。又有侏儒国在其南，人长三四尺，去女王四千馀里。又有裸国、黑齿国复在其东南，船行一年可至。参问倭地，绝在海中洲岛之上，或绝或连，周旋可五千馀里。

　　从周围国家的位置也许能更确实的估计邪马台国位置

　　根据正统九州说的理论，多主张邪马台国位置在福冈市附近的筑后（注2），也就是筑志国造附近，不过大家也请注意，根据原文推算出的距离，如何也无法到达那个位置，除非是日本使者夸大倭国大小，但是倭人传是根据中国使者所述所载，夸大数据可能性不大

　　看了上图，说真的笔者原来的估计是邪马台国是在北九州中部偏东的位置，因为下文还有“东渡海千余里”，笔者自然向四国岛方向想，但是看了刚才推算出的两张图，国造本纪的那条红色路线给了我很大启发，大家也许已经看出我的“企图”了，这个位置的东面正好是海，虽然说千余里有点勉强，但是如果非直线距离就能解释了

　　那么再看看下图，圈中为邪马台国位置，2即侏儒国位置，如果在四国岛则无法向南拉出4000余里的直线，所以《倭人传》的描述压根没出九州岛

　　下图可以很清楚的看出，四国岛绝对无法向南拉出3000余里的直线，蓝线以下（因为原文中没提到过向北）四国岛绝对不可能画出图内红线的长度，而红线据文中所述只有3000余里阿，所以《倭人传》的描述压根没出九州岛，因为只有九州岛才能容纳这个距离。

　　结论

　　综上所述，大家可以发现，长崎与熊本中间的那个半岛根据目前材料很有可能是邪马台国位置。当然，现在估算邪马台国位置和拼图一样，要完成拼图，但是拼片不够，所以上文仅供参考，等有更多考古证据或文字证据后才能做更正确的判断。另外，个人还是觉得，以《古事记》或是《日本书纪》的神话来考据邪马台国是非常错误的

在古坟时代，但凡一个强权政体建立，即要大兴土木,以炫耀其强大与权势。据日本古籍《日本书记》载：从崇神天皇，垂仁天皇时代起，就兴师动众开凿运河，挖池作塘，建造豪大的坟墓。就古坟时代后期所建造的前方后圆的坟墓看，其中以应神帝陵、仁德天皇陵为最雄伟。它的整体规模，几乎可与埃及的金字塔相媲美。墓基以巨石垒砌，逐层高叠，形成一个巨石舞台，给观者在心理上造成一种威慑感。它显示了古坟时代的纪念碑精神。

日本岛最近也是在三万年前就已经有人类生活的遗迹了。当时处于石器时代。日本学者把旧石器文化(包括中石器)叫做“先绳纹文化”或“无土器文化”。日本旧石器文化分为前期和后期，大约3万年以前的为前期，占多数；3万年至1万年前的为后期，数较少。前期旧石器以打制的原始石核石器、手斧和砍砸器为代表。后期旧石器以打制的石片石器为主，其变迁次序为刀形器在前，尖状器在后。此外还有刮削器和雕刻器等石片石器。日本的远古人类，会打击制造简单的生产工具，从事狩猎和采集。当时人们居住在洞穴里。至中石器时代后期，住在竖穴式屋中。火可能已被人们利用。在静冈县休场遗址和上野遗址中，发现了列石成圆形的遗址。有人推定为炉址。那么，这些人是从哪儿来的呢？一些日本学者认为是远古时代从中国、朝鲜半岛等一些地区过去的，因为日本语在语法结构、音韵组织方面具有蒙古语和朝鲜语的一些共同特点。

从文字方面来看，最起码在公元3世纪的邪马台国时代，日本就已经有懂汉字、甚至能写表文的人了。但正式把文字和儒学传到日本的则是在应神天皇时期，这位文化使者就是传说中百济国的王仁。王仁是百济国派去的，他随身带了《论语》十卷和《千字文》一卷，这十一卷书籍均为中国典籍。现在学术界对是否有王仁其人尚存争议，但在王仁之前很早的时候，朝鲜半岛的乐浪郡就居住着王姓汉人豪族，百济国建立后，人们用中国汉人担任文化教育方面的职务是完全可能的。而当时，日本对百济在政治上处于优势地位，把这些有文化的汉人从百济接到日本是非常正常的事。我想，就算‘王仁’这个人不一定真的存在，但他这样的文化传播者应该还是有其很多的。

说到邪马台国，就不得不说说卑弥呼女王和壹与女王。邪马台国出现在日本九州北部，其领土约以博多湾为中心的100公里之内，是当时日本岛上的众多国家之一。公元238年6月卑弥呼女王派遣大夫难升米、副使都市牛利等官员携带男奴4名、女奴6名及斑布2匹2丈作为供品，从北九州海滨乘船前往中国。

大化改新效仿中国唐朝的政治经济制度进行的。其内容主要有政治和经济两方面的内容。在经济方面，废除部民制，建立班田收授法与租庸调制。在政治方面，建立中央集权天皇制封建国家。这次改革虽然不是很彻底，但是其为日本以后的繁荣奠定了基础，是日本由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的标志。

说到东渡，我想中国人知道最多的应该是徐福渡日吧！据说徐福东带去了3000（这个数字不一，也有些地方记载不是三千人）童男童女，按此说法再加上百工以及船夫，这个数字远远超过了3000。按照一条戈船能载3百人计算，至少需要十余艘，按照一条大翼船载1百人计算，则需要三十余艘。这些船在海上不可能连在一起，随着对马暖流、风向等的影响，应该有些船被打翻沉入海底，有些漂到了其他地方，有些则到了日本。就像蒲公英一样，这些人应该最终在好几个地方登陆了，而不可能只是到了日本。

有关秦人东渡日本的记录在日本的古籍中略有记载，比如《日本书纪》钦明元年载“八月，······召集秦人、汉人等诸蕃投化者，安置国郡，编贯户籍。秦人户数总七千五十三户”。这些人中应该包括了在日本出生的秦人后裔。

除了直接到日本的中国人，还有人是从朝鲜半岛渡日的，尤其是公元前108年，汉朝在朝鲜设立了乐浪、临屯、玄菟、真番四郡后，汉人迁居朝鲜半岛者日益增多，其中不少工匠通过半岛南端前往日本，而日本也有意识地派人到半岛去招收汉工匠。《日本书纪》雄略纪中就记载：雄略大王派欢因知利与弟君等，一同前往新罗、百济等国，让半岛诸国贡献‘巧者’（即工匠）。最后从百济带回‘手末才伎’。百济所贡的这些工匠，很多都是汉工匠及其子孙，其中不乏中国和百济混血后的后代。

LZ如果有时间希望你能找一本名叫《汉唐文化与古代日本文化》的书来看看，里面对日本奈良时代以及之前的中日交流史有很详尽的介绍。

2019年4月1日，邻国日本将公布新的年号，这个在历史文化上与我国息息相关的国家，过去从“大化”到“平成”，有出处可考的247个年号，全部引用自我国的古典著作，体现了古代中国在东亚地区深厚的文化影响力。那么就让民族文化为你介绍，2019日本新的年号是什么，平成之后的年号是什么。

2019日本新的年号是什么出自我国经典吗

2019年4月1日，日本政府公布新年号为“令和”，将从2019年5月1日起正式使用。现在的“平成”年号（1989年1月8日启用）将于4月30日停止使用。

新年号“令和”是首次出自日本古籍《万叶集》的年号，字面意思有“美好而和平”的意思，出自《万叶集》卷五《梅花歌序》：“于时初春令月，气淑风和，梅披镜前之粉，兰薰佩后之香。”

自645年日本启用首个年号“大化”以来，过去247个年号中辨明出处的均出自中国古籍，多数是《四书五经》等唐代之前的古典文献。比如“昭和”出自《尚书》的“百姓昭明，协和万邦”；“平成”出自《史记》的“内平外成”和《书经》的“地平天成”。因为此前负责选择年号的专家多由通晓中国古典文化的学者担任。

日本过去247个年号出自中国古籍

日本年号选定过程中非常重视汉字的出典。在日本从“大化”到“平成”的247个年号中，能够确认到出处的年号全部引用自中国的古典著作，共出自77部中国古代文献，这些文献半数以上是唐代之前的作品。

其中，有36个年号出自《尚书》，27个出自《易经》，25个出自《文选》，24个出自《后汉书》，21个出自《汉书》，出自《晋书》和《旧唐书》的年号各有16个之多。

比如，日本历史上非常著名的明治天皇的年号“明治”，就出自《易经·说卦传》中的“圣人南面而听天下，向明而治，盖取诸此也”。

而日本现用的“平成”年号，典出《史记》和《尚书》，一为《史记·五帝本纪》中的“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内平外成。”二为《尚书·虞书·大禹谟》之中的“俞！地平天成，六府三事允治，万世永赖，时乃功”，是取其“内外、天地能够和平”的意思。

截至目前的“平成”，日本从7世纪“大化”年号以来总计使用过247个年号，而这些年号中使用的汉字只有72个。

在这72个汉字中，使用频率最多的是“永”字，共使用过29次；其次是“天”和“元”，各使用过27次；接下来是“治”，21次；第五位是“应”，20次。而由这前5位汉字组成的年号共计115个，占全部年号的约466%。排名第6-10位的汉字是“正、文、和、长、安”。

包括排名前十汉字的年号共有176个，占全部的713%。而仅由前十名汉字组成的年号就有41个，其中包括“天应”、“文永”和“元治”等。

日本人相传是中国“吴太伯之后”，在中国和日本的古籍中，都可以找到相关的记载。不过对于这种说法，史学界却一直存在着争论。那么，日本人到底是不是“吴太伯之后”呢？吴太伯即是周太王的长子，据说此人十分贤德，曾礼让天下于三弟季历，被孔子称为“至德”。据《资治通鉴》记载：“今日本又云吴太伯之后，盖吴亡，其支庶人海为倭。”而日本人自称吴太伯后裔则最早见于诸鱼豢的《魏略》。此外，唐宋时代的《翰苑》、《通典》、《梁书》、《北史》、《晋书》、《太平御览》等均有记录。对此，很多日本学者表示反对。1940年, 村尾次郎发表《吴太伯说研究》。在他看来，日本人绝不可能自谓“吴太伯之后”，所谓“自谓”，不过是中国史家的歪曲之笔。村尾次郎的观点得到了不少日本学者的响应。大森志朗在《吴太伯后裔说》中说道: “关于日本的始祖说，不过是汉民族中华思想的产物，绝非出自日本人之口。”山田孝雄虽然不认同此说是中国史家的刻意歪曲，但仍然否定了它的真实性。他在《神皇正统记述义》中指出：“此非中国人蓄意贬低日本，而是一些古今皆有的日本轻薄之徒，如此献媚弄言，以博彼邦欢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