缣帛书是简策装书以后的一种用丝织品做材料写成的书。《墨子》中提到“书于竹帛”，就是指在用竹简的同时又有用缣帛写书的。

缣帛使用同样跨越了漫长的岁月。从春秋战国至汉代，缣帛书与简书并存并一道发展，共同构成我国古代独具特色的简帛文化。

竹简虽然廉价，制作方便，但这种笨重的书籍携带不便，而且每简容字有限，编简成册的长篇著作一旦散乱，则发生“错简”。再说简牍的编连所用的丝带、麻绳、皮带易被磨断，使阅读带来困难。而用缣帛做书写材料则弥补了简牍的不足。

缣帛是丝织物，材质轻软平滑，面幅宽阔，易于着墨，面幅的长短宽窄可以根据文字的多寡来剪裁。而且可随意折叠或卷起，收藏容易，携带方便。

我国是世界上最早养蚕与制作丝织品的国家。在商代遗址中，发现过黏附在青铜器上的精美的丝织物遗迹，这说明当时已有较为先进的织丝技术。至春秋战国时期，丝织技术有了更高的发展，丝织物比较普遍。

现存最早的帛书，1942年9月发现于湖南长沙子弹库楚墓，是春秋战国时期唯一的完整帛书。根据出土的帛书残片分析，可能原有帛书4件。其中完整的一件图文并茂，中间部分有两组方向相反的文字，一组13行，一组8行。四周有图像及简短的注文。整个帛书共900多字，内圆外方，修饰紧密。

此外，子弹库帛书上绘彩色图像及类似金文说明文字，四周绘12个神像，象征12个月。这被认为古代图书插图中较早遗存，对后世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

考古工作者还曾经在湖北江陵战国时期墓中发现了大量丝织物，有绢、纱、罗、锦等。其织造质量、图案设计和品种之多，锦上图案保存之完好，令人惊叹。

由此说明，古人至少在春秋时期就已经在缣帛上着文字了，凡有纪念意义和重大事情，多书于帛，而价廉易得的简则用于普缣帛书的形态，一般是一篇文章为一段，每段叠成一叠或卷成一束，称作“一卷”。如今的图书中所谓的“卷”，就来源于此。后来发展为在缣帛的下端或左端裹上一根木轴，作为支撑，既挺括又易查找。缣帛书实际上是卷轴装的前身，也是卷轴装的一种。从已出土的缣帛实物分析，缣帛图书的内容大致分为：信件、绘画、书籍3种。

我国出土的帛画较多。如长沙的战国时期楚墓中出土的一件帛画，画有炎帝、祝融、帝俊等名人，都是古代传说中的重要人物，或是黄帝的亲属或后裔。文字四周有神秘图像，有树木、鸟兽及奇形怪状的人物。四季名称用青、朱、黑、白四色绘制。画四周有12种像，代表12个月，每像下注明神名、职司及该月宜忌。

长沙另一楚墓还发现一幅人物帛画，原贮于一漆棺中，与其他陶俑放在一起。帛上画一侧面细腰妇人，呈土褐色。妇人向左而立，长衣曳地，头后有髻，发上有冠。图中妇女合掌祈祷状，头顶上有一鸟及一异兽。据说鸟代表凤，兽是夔。凤是生命、婚姻、幸福的象征，而夔则代表死亡、饥饿、邪恶，凤夔象征着生命与死亡的斗争。

另有一幅人物御龙帛画，细绢质地，金白粉绘。画中有一男子，手持缰绳，驾驭一条巨龙。龙尾上站着一鹤，昂首仰天，画的下角有一条鲤鱼。这幅帛画反映了战国时期盛行的神仙思想，是迄今发现用白描粉彩画法的一件最早作品。

缣帛作书写材料，价格昂贵，所以它的使用当限于达官贵人。由于缣帛用于书写并不普遍，故在古代帛书实物发掘中，缣帛载有的文字不是很多。就楚墓帛书的书法艺术而言，其排行大体整齐，间距基本相同，在力求规范整齐之中又现自然恣放之色。其字体扁平而稳定，均衡而对称，端正而严肃，介于篆隶之间，其笔法圆润流畅，直有波折，曲有挑势，于粗细变化之中显其秀美，在点画顿挫中展其清韵，充分展示作者将文字艺术化的刻意追求。

至西汉初期，精美的丝织物已畅销全国，供人们制作衣服、帘帷、篷帐等。东汉时期，缣帛已广泛用于书写。《隋书·经籍志》就记载有：“董卓之乱，献帝西迁，图书缣帛，军人皆取为帷囊。”军人将大的缣帛用作帐篷，小块的用作提囊。可见，东汉时帛书数量之多。

长沙马王堆汉墓中出土的各种颜色的丝织品中，有绢、罗、纱、锦、绣、绮等，而最珍贵的是覆盖在棺上的一件彩色帛画。该画用朱砂、石青、石绿等矿物颜料绘成，色彩绚烂。画面大致分上、中、下3部分，表示天上、人间、地下的景物，其内容及技术，较战国帛画更为复杂多姿，但无文字。

长沙马王堆汉墓中发现的10多种帛书，共20余万字，黑墨书写，字体为小篆和隶书，是公元前2世纪或更早时期的作品。这些帛书包括《老子》抄本两部，《老子甲本》为汉高祖时的抄本，《老子乙本》为汉惠帝时的抄本。每部分上下篇，次序恰与传世的本子相反。今本《道经》在前，《德经》在后，故《老子》又名《道德经》；而新发现的帛书则《德经》在前，《道经》在后。另有《战国策》一部，约12万字，大部分内容是今本没有涉及的。还有《周易》，也比今本多4000多字，而且六十四卦与今本不同。帛书中有整部佚书，被定名为《战国纵横家书》28篇，是记载战国时期苏秦、苏代等人的言行，约11万字，大都不见于今本《战国策》和《史记》，为校证有关苏秦史料，提供了大量新的历史资料。

有关科学方面的《五星占》，用整幅丝帛抄写而成，约有8000字，前半部为《五星占》占文，后半部为五星行度表，根据观测到的景象，用列表的形式记录了从公元前246年至公元前177年70年间木星、土星、金星的位置，以及这3颗行星在一个会合周期的动态。它反映汉代天文学已达到的水平。

此外，山东临沂的金雀山西汉初期墓中，也发现帛画一幅。全部的背景在天空、日月之下，帷幕之中，墓主及亲朋、仆从的歌舞，生产，游戏等生活情景。画中人物的衣着与长沙帛画相似，反映了楚国遗风，说明战国末期至西汉初期山东南部受楚国文化的影响。

古人把字写在缣帛上，一块就是一本书，比过去的简牍书拿起来轻便。这对后来造纸术的发明具有极大的启示意义，纸发明以后，字就写在纸上，陆续就发展成现在纸做的书。由此可见，缣帛书在我国古籍发展过程中起承上启下的作用。

天象是指古代对天空发生的各种自然现象的泛称。包括太阳出没、行星运动、日月变化、彗星、流星、流星雨、陨星、日食、月食、激光、新星、超新星、月掩星、太阳黑子等。

我国古代天象记录，是我国古代天文学留给我们的一份珍贵遗产。尤其是关于太阳黑子、彗星、流星雨和客星的记载，内容丰富，系统性强，在科学上显示出重要的价值。同时也反映了我国古代天文学者勤于观察、精于记录的工作作风。

我们的祖先极其重视对天象的观察和记录，据《尚书·尧典》记载，帝尧曾经安排羲仲、羲叔、和仲、和叔恭谨地遵循上天的意旨行事，观察日月星辰的运行规律，了解掌握人们和鸟兽生活情况，根据季节变化安排相应事务。

尧推算岁时，制订历法，还创造性地提出设置“闰月”，来调整月份和季节。

从这里我们也不难看出，在传说中的尧时已经有了专职的天文官，从事观象授时。史载尧生于公元前2214年，去世于公元前2097年，享年117岁。他为我国古代天文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从尧帝时期开始，我国古代就勤于观察天象，勤于记录。在长期的观察中，古人对太阳黑子、彗星、流星雨、客星，以及天气气象的记载，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古代天文学遗产，使我们看到了古代的天空，也感受到古代的天气气象。

黑子，在太阳表面表现为发黑的区域，由于物质的激烈运动，经常处于变化之中。有的存在不到一天，有的可达一个月以上，个别长达半年。这种现象，我们祖先也都精心观察，并且反映在记录上。

现今世界公认的最早的黑子记事，是约成书于公元前140年的《淮南子·精神训》中，就有“日中有踆乌”的叙述。踆乌，也就是黑子的现象。

比《淮南子·精神训》的记载稍后的，还有《汉书·五行志》引西汉学者京房《易传》记载：“公元前43年4月……日黑居仄，大如弹丸。”这表明太阳边侧有黑子成倾斜形状，大小和弹丸差不多。

太阳黑子不但有存在时间，也有消长过程中的不同形态。最初出现在太阳边缘的只是圆形黑点，随后逐渐增大，以致成为分裂开的两大黑子群，中间杂有无数小黑子。这种现象，也为古代观测者所注意到。

《宋史·天文志》记有：“1112年4月辛卯，日中有黑子，乍二乍三，如栗大。”这一记载，就是属于极大黑子群的写照。

据统计，从汉代至明代的1600多年间，我国古籍中记载黑子的形状和消长过程为106次。

我国很早就有彗星记事，并给彗星以孛星、长星、蓬星等名称。彗星记录始见于《春秋》记载：“613年7月，有星孛入于北斗。”这是世界上最早的一次哈雷彗星记录。

《史记·六国表》记载：“秦厉共公十年彗星见。”秦厉共公十年就是周贞定王二年，也就是公元前467年。这是哈雷彗星的又一次出现。

哈雷彗星绕太阳运行平均周期是76年，出现的时候形态庞然，明亮易见。从春秋战国时期至清代末期的2000多年，共出现并记录的有31次。

其中以《汉书·五行志》，也就是公元前12年的记载最详细。书中以生动而又简洁的语言，把气势雄壮的彗星运行路线、视行快慢以及出现时间，描绘得栩栩如生。

其他的每次哈雷彗星出现的记录，也相当明晰精确，分见于历代天文志等史书。我国古代的彗星记事，并不限于哈雷彗星。据初步统计，从古代至1910年，记录不少于500次，这充分证明古人观测的辛勤。

我们祖先重视彗星，有些虽然不免于占卜，但是观测勤劳，记录不断，使后人得以查询。欧洲学者常常借助我国典籍来推算彗星的行径和周期，以探索它们的回归等问题。我国前人辛劳记录的功绩未可泯灭！

流星雨的发现和记载，也是我国最早，《竹书纪年》中就有“夏帝癸十五年，夜中星陨如雨”的记载。最详细的记录见于《左传》：“鲁庄公七年夏四月辛卯夜，恒星不见，夜中星陨如雨。”鲁庄公七年是公元前687年，这是世界上天琴座流星雨的最早记录。

我国古代关于流星雨的记录，大约有180次之多。其中天琴座流星雨记录大约有9次，英仙座流星雨大约12次，狮子座流星雨记录有7次。这些记录，对于研究流星群轨道的演变，也将是重要的资料。

流星雨的出现，场面相当动人，我国古记录也很精彩。

据《宋书·天文志》记载，南北朝时期刘宋孝武帝“大明五年……三月，月掩轩辕……有流星数千万，或长或短，或大或小，并西行，至晓而止。”这是在公元461年。当然，这里的所谓“数千万”并非确数，而是“为数极多”的泛称。

流星体坠落到地面便成为陨石或陨铁，这一事实，我国也有记载。《史记·天官书》中就有“星陨至地，则石也”的解释。至北宋时期，沈括更发现以铁为主要成分的陨石，其“色如铁，重亦如之。”

在我国现在保存的最古年代的陨铁是四川省隆川陨铁，大约是在明代陨落的，1716年掘出，重585千克。现在保存在成都地质学院。

有些星原来很暗弱，多数是人目所看不见的。但是在某个时候它的亮度突然增强几千至几百万倍，叫做“新星”；有的增强到一亿至几亿倍，叫做“超新星”。

以后慢慢减弱，在几年或10多年后才恢复原来亮度，好像是在星空做客似的，因此给以“客星”的名字。

在我国古代，彗星也偶尔列为客星；但是对客星记录进行分析整理之后，凡称“客星”的，绝大多数是指新星和超新星。

我国殷代甲骨文中，就有新星的记载。见于典籍的系统记录是从汉代才开始的。《汉书·天文志》中就有：“元光元年六月，客星见于房。”房就是二十八宿里面的房宿，相当于现在天蝎星座的头部。汉武帝元光元年是公元前134年，这是中外历史上都有记录的第一颗新星。

自殷代至1700年为止，我国共记录了大约90颗新星和超新星。其中最引人注意的是1054年出现在金牛座天关星附近的超新星，两年以后变暗。

1572年出现在仙后座的超新星，最亮的时候在当时的中午肉眼都可以看见。

《明实录》记载：

隆庆六年十月初三日丙辰，客星见东北方，如弹丸……历十九日壬申夜，其星赤**，大如盏，光芒四出……十月以来，客星当日而见。

我国的这个记录，当时在世界上处于领先水平。

我国历代古籍中还有天气、气象的记载。

夏代已经推断出春分、秋分、夏至、冬至。东夷石刻连云港将军崖岩画中有与社石相关的正南北线。

商代关注不同天气的不同现象。甲骨文中有关于风、云、虹、雨、雪、雷等天气现象的记载和描述。

西周时期用土圭定方位，并且知道各种气象状况反常与否，均会对农牧业生产造成影响。《诗经·幽风·七月》，记载了天气和气候谚语，有关于物候的现象和知识；《夏小正》是我国最早的物候学著作。

春秋时期，秦国医学家医和开始将天气因素看做疾病的外因；曾参用阴阳学说解释风、雷、雾、雨、露、霰等天气现象的成因。

《春秋》将天气反常列入史事记载；《孙子兵法》将天时列为影响军事胜负的5个重要因素之一；《易经·说卦传》指出“天地水火风雷山泽”八卦代表自然物。

战国时期，重视气象条件在作战中的运用。庄周提出风的形成来自于空气流动的影响，并提到日光和风可以使水蒸发。《黄帝内经·素问》详细说明了气候、季节等与养生和疾病治疗间的关系。

秦代形成相关的法律制度，各地必须向朝廷汇报雨情，以及受雨泽或遭遇气象灾害的天地面积。《吕氏春秋》将云分为“山云、水云、旱云、雨云”四大类。

汉代列出了与现代名称相同的二十四节气名，并且出现了测定风向及其他天气情况的仪器。西汉时期著名的唯心主义哲学家和今文经学大师董仲舒指出了雨滴的大小疏密与风的吹碰程度有关。

东汉哲学家王充《论衡》，指出雷电的形成与太阳热力、季节有关，雷为爆炸所起；东汉学者应劭《风俗通义》，提出梅雨、信风等名称。

三国时期，进一步掌握了节气与太阳运行的关系。数学家赵君卿注的《周髀算经》，介绍了“七衡六间图”，从理论上说明了二十四节气与太阳运行的关系。

两晋时期，“相风木鸟”及测定风向的仪器盛行。东晋哲学家姜芨指出贴近地面的浮动的云气在星体上升时，能使星间视距变小，并使晨夕日色发红。晋代名人周处的《风土记》提出梅雨概念。

南北朝时不仅了解了气候对农业生产的影响，还开始探索利用不同的气候条件促进农业生产。

北魏贾思勰《齐民要术》，充分探讨了气象对农业的影响，并提出了用熏烟防霜及用积雪杀虫保墒的办法；北魏《正光历》，将七十二气候列入历书；南朝梁宗懔《荆楚岁时记》，提出冬季“九九”为一年里最冷的时期。

隋唐及五代时期，医学家王冰根据地域对我国的气候进行了区域划分，这是世界上最早提出气温水平梯度概念的。隋代著作郎杜台卿《玉烛宝典》，摘录了隋以前各书所载节气、政令、农事、风土、典故等，保存了不少农业气象佚文；唐代天文学家李淳风《乙已占》，记载测风仪的构造、安装及用法。

宋代对于气象的认识更为丰富和详细，在雨雪的预测及测算方面更为精确。

北宋地理学家沈括《梦溪笔谈》，涉及有关气象的如峨眉宝光、闪电、雷斧、虹、登洲海市、羊角旋风、竹化石、瓦霜作画、雹之形状、行舟之法、垂直气候带、天气预报等；南宋绍兴酒秦九韶《数书九章》，列有4道测雨雪的算式，说明如何测算平地雨雪的深度。

明代工部尚书熊明遇《格致草》，根据西洋科学原理，辨析了自然界变化与历史上所载的灾异及风、云、雷、雨诸气象现象之间的关系，他所设计的“日火下降、气上升图”，系统地说明对流性天气的形成。

清代译著《测候丛谈》，采用“日心说”，全面介绍了太阳辐射使地面变热以及海风、陆风、台风、哈得来环流、大气潮、霜、露、云、雾、雨、雪、雹、雷、平均值及年、日较差计算法、大气光象等大气现象和气象学理论。

岁月推移，天象更迭。我们祖先辛勤劳动，留下宝贵的天象记录，无一不反映出先人孜孜不倦、勤于观测的严谨态度，无一不闪烁着我们民族智慧的光辉。这些，是我国古代丰富的文化宝库中的一份珍贵遗产，对今后更深刻地探索宇宙规律，都将起到应有的作用。

考古除了可以开好地发掘文物，还有更深一层的意义，那就是通过考古，我们可以更全面更真切地了解古人的相关信息。虽然每个朝代都有相关的史料文物流传下来，但是它毕竟人为书写的，多多少少有些失真的地方，而考古恰好弥补了这一块，它是一个很重要历史参证。

有些被发掘的考古资料，有时会颠覆我们对历史固有的认知，在一次考古行动中，专家们曾发掘出28本文献，在专业学者对这些文献进行研究会，发现其中的一本古藉，让外国专家大感震惊。

中国人向来对风水这块十分重视，这点从古代就已经开始了，古时上至皇族贵胄下至平民百姓，大家都非常重视占卜，只不过每个朝代都有其自身的特征而已。从汉代开始，就出现我们今天常说的天文学，当时的人们的通过判断天象星宿的变化，来占卜吉凶。这本在马王堆汉墓出现的《五星占》古书，一被发掘就引起了很大的震动。

这本距离现代上千的古书，所记载的关于金星会合周期的数值，与现代数据相对，仅有048的误差，在那个没有任何高科技技能的年代 ，居然能如此准确地计算出天文相关的知识，实在是让人匪夷所思。

为什么在那个没有任何天文设备作为辅助的朝代下，古人却依然能够把行星的动态跟位置推算得如此精准呢，跟据专家的推测，当时的天文学家，可能已经懂得距离等速度与时间的积，这个运算公式了，但这也仅仅是专家的推测，事实是否如此，也无从肯定，不过不管怎么样，能有如此缜密的天文学记载，我们不得不佩服古人的智慧。

当西方专家弗拉马利翁得了《五星占》内记载的内容，真呼不敢相信，在他看来，那个没有任何精准仪器的年代，能得出如此准确的数据，简直是超出正常的认知。的确《五星占》的出土，等于是宣告中国的天文学预测比西方远远提早了近二千年，这也让我们身为华夏子孙的我们十分自豪。

《汉书》，又称《前汉书》，由中国东汉时期的历史学家班固编撰，前后历时二十余年，于建初中基本修成，由唐朝颜师古释注。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二十四史”之一。《汉书》是继《史记》之后我国古代又一部重要史书，与《史记》、《后汉书》、《三国志》并称为“前四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