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太岁肉灵芝新概念大集合2009年10月24日最新编辑太岁

历书记载如下：

其中最为传奇的记载有《本草纲目》和《史记•秦始皇本记》

据《史记•秦始皇本记》记载：秦始皇统一六国后作为一国之君的皇帝，听说东方有一种仙药,食用以后能长生不老得道成仙，于是在秦二十八年亲自率将东行寻找仙药，他来到了山东省的琅琊镇，寻访到了非常出名的方士名医徐福，命为其寻找到长生不老的仙药，并赐给徐福大量的人力、物力。徐福随即率五百童男童女东行，来到了山东蓬莱寻找仙药不成。于是徐福又修造船只率三千童男童女东渡扶桑，到达了古代瀛洲、方丈也就是现在的日本列岛一带继续寻找仙药。据说秦始皇让徐福寻找的仙药就是太岁——肉灵芝。

明代医学家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对太岁确有记载。《本草纲目》记载的太岁有下文“肉芝状如肉，乃生物也。白者如截肪，黄者如紫金，皆光明洞彻如坚冰也。”在《本草纲目》中李时珍把它叫做肉芝收入“菜”部“芝”类，与我们现在见到的灵芝,并称为“本经上品”。《本草纲目》里还列举了几部以“芝”为主的药方，说明对一些疑难病症有着特殊疗效，其共同的特点是：“久食，轻身不老，延年神仙。”

其实在中国几千年前的古籍《山海经》中就有关于太岁的记载。在《山海经》中太岁也被称为 “视肉”、“聚肉”、“肉芝”。

民间传说有如下解：

有人说太岁是木星的别称，古代用它围绕太阳公转的周期纪年，一周是十二年 ．

古人把木星称为“太岁”（或岁星一周天（实际是1186年），并划分周天为十二次，木星每年行经一次，都有特定的名称，说太岁某一年在某一方，这一方就不能动土搞建筑，否则触犯了太岁，就会招来灾祸。后来，人们把别人侵犯自己怒斥为“太岁头上动土”，以显示自己的威风。

有人说太岁是传说中神名。古代迷信，认为太岁之神在地，与天上岁星（木星）相应而行，因此兴建工程等要躲开太岁的方位，否则就要不吉利 ．

认为太岁，为道教神明的尊称，又称太岁星君，或者岁君。太岁就是天上的木星，因为木星每十二个月运行一次，所以古人称木星为岁星或太岁；太岁又称太岁星君，它既是星辰，也是民间奉祀的神灵。

中国传统的纪年方法叫干支纪年法，它是由十个天干（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和十二地支（子、丑、寅、卯、辰、已、午、未、申、酉、戌、亥）依次轮流搭配而成。始于甲子，终于癸亥。一个轮回需要60年，称为六十甲子。

传说在这60年里面，每一年天上都会派一位神仙出来值年，他负责掌管这一年人间的福与祸，也掌管这一年出生的人一生的旦夕祸福，老百姓尊称这些神仙为值年太岁，60年就有60位太岁，所以统称为60甲子神。

太岁神从南北朝开始就有六十位，到了清代初期六十位太岁的名字全部更换，成了现在各地有安奉太岁的庙宇里面的六十太岁。

太岁君：神名。太岁君，神也。道书以六十甲子，每岁轮值，掌理人间祸福之神，为值年太岁，俗称为岁君也。系由都雷太岁殷元帅所统管。殷元帅者，商朝纣王之幼子也。幼遭国难，家破人亡，蒙申真人收为抚养，授以道法，后乃行道为神。秉性刚直慈仁，常为世人驱邪救难，天庭悉其功果，授以都雷太岁之职，掌地司汤儿院，综管人间祸福，祛除邪魅，奖善罚恶，为主宰人间罪福之神。六十甲子值年太岁即归其统辖也。

犯太岁、冲太岁、刑太岁都是什么意思？

一般人的年庚，若与值年太岁相同，民间称为犯太岁，年庚对冲者，则叫冲太岁；诗曰：太岁当头坐，无喜恐有祸。按照十二主星宿中记载：“太岁当头有灾祸，刑冲破害鬼推磨，流年若还逢忌神，头破血流难躲过。”因此，无论是那一种，在那一年里必定百事不顺，事业多困厄，身体多病变，因此务必要拜奉太岁星君以保平安。

六十甲子各有岁神轮值，而当年轮值之岁神称为值年太岁，如想知道自己的值年太岁，只需找出自己在六十甲子所属的名称，便可找出自己的值年太岁。

什么叫做犯太岁？犯其实即是冲，「冲」亦分为「年冲」及「对冲」。

“年冲”即是指生肖之年，例如今年是蛇年，属蛇者即为年冲；

“对冲”即是指生肖之年再加上六年，“对冲”又叫“六冲”，即子午冲、丑未冲、寅申冲、卯酉冲、辰戌冲、巳亥冲；以辛巳蛇年为例，巳与亥为相冲，因此肖猪的人仕在辛巳蛇年，便是“对冲”，犯了太岁；凡是遇到“年冲”或“对冲”的生肖，都要到庙里拜太岁，才会诸事顺吉。

刑太岁，又称“偏冲”，自己的出生年如与流年所属生肖相差三年，便是刑克，即与流年太岁“偏冲”。古语有云：太岁当头坐，无喜恐有祸。例如蛇年，肖蛇为太岁，肖猪为冲太岁，而肖猴和虎为“偏冲”太岁。

科学家是怎么定义太岁的哪？

“太岁”又称肉灵芝为自然界中，非植物、非动物和非菌类的第四种生命形式。细胞结构是接近鞭毛动物的。进化程度介于藻类（蓝藻）和原生动物之间。它的细胞结构和原始的鞭毛细胞的结构非常相似，不同的是这种细胞不含光合色素，按《生命起源及进化谱系图》分析，它的位置应在菌、(藻)类植物和原生动物之间。俗称的“太岁”是介于原生物与真菌之间的粘细菌，生活于土壤中，生命力极强，是自然界非常稀有的大型粘细菌复合体。也就是说处于生命演化的一个岔道口上，左拐就会发展到植物界，右拐就会向动物界发展，原地不动就变成了像蘑菇灵芝一样的真菌类。属于“特大型罕见粘菌复合体”，既有原生生物的特点，也有真菌的特点，是活的生物体，世界罕见。太岁这种“粘菌复合体”是迄今发现的最古老的古生物活体标本

关于太岁主要观点就是： 太岁为自然界第四种生命体。

有专家称太岁“肉灵芝”这个古老稀有的物种,是目前生物界除了植物、动物、微生物之外,最新发现的第四种生物,是一种目前人类未知的特殊古生物体

还有科学家认为太岁是一种黏菌复合体，细胞结构接近鞭毛动物。进化程度介于藻类（蓝藻）和原生动物之间。

1散佚之书

指某书作为独立的文献在历史上曾经存在并流传过，后只有个别篇章字句以某种形式被其他文献转引而保存下来。

2散佚之篇

如《诗经》是一部汇集上古至春秋时代的诗歌谣谚的作品总集，然后先秦著述中所引之诗未见于《诗经》的亦复不少，这些诗篇通常被称为“逸诗”。对此现象，古人曾提出两种解释，一是说这些诗是在“采诗”过程中未被采入；一是说这些诗是由整理《诗经》的人删除的。

3脱佚之文

在某些看似完整的传世文献中，实际上存在着曾被其他文献征引却不见于其传本的文句。如司马迁的《史记》据其自序看有130篇，今所见亦为130篇，似为完书，事实上此书西汉时已有缺佚，汉元帝、成帝时，博士褚少孙曾做过一次补撰，到班固撰《汉书》时又有“十篇缺，有录无书”，故今天所看到的“全本”可能是后来又有人补撰而成的。南宋洪迈《容斋随笔》卷一“上元张灯”条曾经提到《太平御览》所引《史记·乐书》之文为今本所无。清人王仁俊曾以《白氏六帖》、《十一经问对》、《太平御览》等书所引《史记》之文与传本相较，得《史记佚文》一卷，皆传本《史记》所无。上举诸例，《史记》、《诗经》都是流传有绪的重要典籍，尚且会发生散佚，由此推知，散佚文献之量绝非小数。所以马端临在《文献通考·经籍考序》中说：《宋志》考之，隋、唐亦复如是。”也就是说，先秦古籍保存至今的，不到原有的百分之一。

1书厄说

“书厄说”最早由隋代牛弘提出，《隋书》卷四九《牛弘传》记载牛弘向隋文帝上书，把秦始皇下令焚书、王莽末年兵乱焚毁、董卓时吏民哄抢、五胡乱华之际文物荡然、梁灭亡时萧绎焚书等五件历史上重大的书籍毁灭事件称为“书厄”。明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卷一又补充了隋唐至宋末的灾厄：

隋开皇之盛极矣，未及皆毁于广陵；唐开元之盛极矣，俄顷悉灰于安、史。肃、代二宗洊加鸠集，黄巢之乱复致荡然。宋世图史一盛于庆历，再盛于宣和，而女真之祸成矣；三盛于淳熙，四盛于嘉定，而蒙古之师至矣。然则书自六朝之后复有五厄，大历一也、天宝二也、广明三也、靖康四也、绍定五也，通前为十厄矣。

当然，书籍的劫难不止于战乱水火，还有很多人为的禁绝。如王安石主政时曾将自己写定的《诗义》、《书义》、《周礼义》送国子监镂版，颁行天下学官，学者争相传习，可谓盛极一时；后变法失败，新学遭禁，王著三经义及《字说》均被废弃，明代后期皆以亡佚。这是典型的“因人废言”。如元朝禁毁道家子书、义理、史料记载等，又如清朝修《四库全书》征书天下，凡具有反清思想的、涉及诋毁少数民族的书籍一律销毁。孙殿起根据《禁书目录》、《掌故丛编》、《文献丛编》、《办理四库全书档案》等书考察，发现在于销毁之例者，将近三千余种，六七万部以上，种数几与四库现收书相埒lie。这是“因言废书”。

2文献传播的技术手段造出的散佚

在造纸术发明之前，主要书写材料是竹简和绢帛，竹简笨重，每片所载字数有限，而且书写前必须经过裁断、剖削、“汗青”、“杀青”等多道工序，费时费力。绢帛轻便，但价格昂贵，直到丝织业高度发达的汉代，一匹绢尚值六百余钱，相当于六石米的价格，一般家庭使用不起。所以在文献传播的早期，单位文献传抄的数量相对较少，而其经过漫长的历史年代散失的风险也就更大。

而且在书籍主要以传抄形式流传的时代，卷帙浩繁的书流传极不容易。如三国魏文帝曹丕时编的《皇览》千篇，传抄不易，至南北朝时已不见原书，只有节抄本存世，至隋朝时节抄本亦不存。又如南朝齐《四部要览》1000卷、梁《华林通略》700卷、北齐《修文殿御览》360卷、唐《文思博要》1200卷，皆因部头过大传抄不易，早已不存于世。

3文献自身学术水平造出的散佚

在雕版印刷术使用之前，书籍主要靠手抄流传，因此人们对抄录的书籍是有所选择的，质量好的流传日广，其他的流传日微，逐渐被淘汰成为佚书，雕版印刷术使用之后，书籍的传播手段固然先进了很多，但是书籍的质量仍然影响到书籍的流传。

4因观念落后引起的散佚

古人的文献观念较今天淡薄，所以往往不注意为某些稀有文献资料保存副本，甚至于把图书视为奇货、古董，不肯借人浏览，更不用说允许别人录副了，如近代出土的道家文献都被古人当成了陪葬品。有时因为一些政治上的考虑而限制文献的散布。官文书是了解一代社会政治现实最直接的史料，但它们历来不向社会流通，深藏宫中或官府，世为秘籍。这样的文献遇到天灾人祸，最易亡佚。自汉至宋的历朝实录，命运莫不如此。又如明代所修的《永乐大典》22877卷，征引上古至明初各类图书文献七八千种，其中有许多是今已无传本的宋元以前旧籍。此书编成后只抄录了一部藏于南京文渊阁。非常不利于科学技术的传播。如秦始皇焚书，主要是针对儒家经典、百家之书和各国史书，而兵书、农书、医书等生活、技术之书并不在焚毁之列。但由于儒家经典有利于政治教化，史书也对当代统治者有借鉴作用，因此这些被列入焚书之列的典籍后来又大量出现流传，相反不在焚书之列，而见于《汉书·艺文志》的农书、医书几乎全部失传，成为佚书。马端临说：“若医药、卜筮、种树之书，当时虽未尝废锢，而并无一卷流传至今。以此见圣经贤传，终古不休；而小道异端，虽存必亡。”由此可见古人观念如此，竟至于对这些书的亡佚毫无痛惜之情。

　　事件简介

　　焚书坑儒发生在中国古代的秦朝。在秦始皇三十四年（公元前213年），博士齐人淳于越反对当时实行的“郡县制”，要求根据古制，分封子弟。丞相李斯加以驳斥，并主张禁止百姓以古非今，以私学诽谤朝政。秦始皇采纳李斯的建议，下令焚烧《秦记》以外的列国史记，对不属于博士馆的私藏《诗》、《书》等也限期交出烧毁；有敢谈论《诗》、《书》的处死，以古非今的灭族；禁止私学，想学法令的人要以官吏为师。此即为“焚书”。第二年，两个术士（修炼功法炼丹的人）侯生和卢生暗地里诽谤秦始皇，并亡命而去。秦始皇得知此事，大怒，派御史调查，审理下来，得犯禁者四百六十余人，全部 “焚书坑”及“坑儒谷”遗址

　　坑杀。此即为“坑儒”。两件事合成“焚书坑儒”。

　　焚书坑儒的原因

　　1是秦朝建立专制主义政治体系的需要 2一些儒生和游士引用儒家经典，借用古代圣贤的言论批评时政（只是对于坑儒，史学家们现在仍有争论。一般来说有三种看法： 1、历史上并无焚书坑儒一事，这纯属后人的杜撰。持这一观点的是民国时期兴起的“疑古派”，近几十年的出土文物，有力地支持了司马迁《史记》的真实性，从而证明了“疑古派”观点的不成立。 2、的确坑了一些人，不过那只是些方士，或称术士。持这一观点的人，是由於无任何经学根底的涵养，导致不认识术士的术字，而将术士与方士混淆。古籍多通假字，《礼记学记》云：“蛾子时术之”，术述即是一例。术士即述士，古代学者遵从孔子“信而好古，述而不作”的信条，学述（学术）而不自造作（创作）。此亦“学术”一词的本源和本义。 3、秦始皇的确活埋了许多秦朝学术界、诸子百家的代表人物）。 3在关于郡县制的辩论中，丞相李斯斥责儒者依古制实行分封制的主张不合时宜。

　　焚书事件

　　中国的春秋战国时期（公元前771年－前221年）由于社会逐渐进入青铜时代，中国的社会生产力得到了较大的发展，一些平民百姓逐渐从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他们面对纷乱的社会状况，希望通过思索和钻研前人治世理念寻找到一条可以使社会安定，百姓不再流离失所的救世之路。于是产生了诸多的学派学说，并撰写出无数著作，史称诸子百家。 公元前221年，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的中央集权王朝——秦朝建立。由于当时社会上百家争鸣，严重的阻碍了秦始皇对征服的原六国民众思想的统一，并威胁到了秦朝的统治。公元前213年秦丞相李斯进言，说愚儒“入则心非，出则巷议，非主以为名，异趋以为高，率群下以造谤。”于是，秦始皇为了统一原六国人民的思想，于当年开始销毁除秦记以外的所有六国史书和私藏于民间的《诗》《书》，一直到公元前206年秦朝灭亡，史称“焚书”（《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臣请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等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其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若欲有学法令，以吏为师）。需要特加注意的是，从李斯的上书可知，当时帝国所有的书籍，包括明令烧毁的在内，在政府中都留有完整的备份。朱熹也云：秦焚书也只是教天下焚之，他朝廷依旧留得；如说“非秦记及博士所掌者，尽焚之”，则六经之类，他依旧留得，但天下人无有。 隋朝牛弘提出“五厄”之说，论中国历代图书被焚毁，首当其冲即为秦始皇焚书，二是西汉末赤眉起义军入关，三是董卓移都，四是刘石乱华，五是魏师入郢。而刘大魁作《焚书辨》，毫不客气地指出：书之焚，非李斯之罪，实项羽之罪也。据《史记·项羽本纪》，“项羽引兵西屠咸阳，杀秦降王子婴，烧秦宫室，火三月不灭”。帝国的珍贵藏书，就此付之一炬。可怜唐、虞、三代之法制，古先圣人之微言，最终只化为若干焦耳的热量而已。

蔚州，兴唐。下。开元户四千八百八十七。乡十一。元和户一千五百六十三。

乡十二。

《禹贡》冀州之域。虞及周属并州。《周礼》“并州川曰沤夷，浸曰涞、易”，今沤夷在灵丘，涞、易在飞狐，皆在州境。春秋时其地属晋，战国时属赵，襄子杀代王有其地，後武灵王置中、雁门、代郡。秦亦为代郡。汉元年，项羽徙赵王歇为代王。二年，陈馀迎歇还赵，歇又立馀为代王。三年，韩信斩陈馀，置代郡，领县十八。东魏孝静帝又於此置北灵丘郡，周宣帝於今理置蔚州。隋大业三年，罢州置雁门郡。武德四年平刘武周，重置蔚州。

州境：东西南北八到：西南至上都二千里。南至东都一千六百三十里。东北至妫州界孔岭关一百里，从关至妫州一百五十里。东至易州山路三百六十里。东南至定州取辘轳山路四百九十里。东至恒州取秦岭路四百九十里。西至朔州二百八十里。西南至代州四百里。北至天成军一百八十里。

贡、赋：开元贡：熊皮，豹皮。赋：麻，布。

管县三：兴唐，灵丘，飞狐。

兴唐县，下。郭下。开元户一千四百七十二。乡四。本灵丘县也，开元十二年於州东北一百三十里横野军子城南置安边县，属蔚州，天宝元年改为安边郡，仍自灵丘移州理於安边城。至德二年改为兴唐郡，仍改安边县为兴唐县。

倒刺山，在县东七十里。亦号雪山，俗传灵仙所居，与五台山略等。

沤夷河，亦曰瓠<卢瓜>河，上槽狭，下流阔，有似瓠<卢瓜>，因名。

大韭多生於山及平野，魏孝文所种，以济军需，後沃壤处皆长三尺，叶广於马蔺，但味少短耳。

横野军，置在州城内。

灵丘县，中下。东北至州一百三十里。开元户二千四百二十一。乡五。本汉旧县，属代郡，後汉省。东魏孝静帝重置，属灵丘郡。隋开皇三年罢郡，县属蔚州。大业二年省蔚州，改属代州。隋末陷贼，武德六年又置灵丘县，属蔚州。

太白山，在县南十里。山有锺乳穴，其深不测，仰望穴中，乳如悬穗焉。

石铭陉岭，在县西北八十里。上有石铭，题言“冀州北界”，故谓石铭陉。

隘门山，亦曰隘口，在县东南十五里。壁立直上，层崖刺天，有石道极险狭，後魏明元帝置义仓之所。

沤夷水，一名氵寇水，出县西北高是山。《周礼》曰“并州其川沤夷”，谓此也。

兹水，出县西枝回山，悬河五丈，湍激之声，响动山谷，樵伐之士，咸由此度，巨木沦氵胥，久乃方出，或落崖石，无不粉碎也。《土地记》云：“枝回岭与高是山连麓接势。”

开皇长城，西自繁县，经县北七十里，东入飞狐县界。

赵武灵王墓，在县东三十里。

飞狐县，下。西至州一百五十里。开元户九百九十二。乡三。本汉广昌县地，属代郡，後汉属中山国，晋又属代郡。隋开皇三年改属蔚州，仁寿元年改为飞狐县，因县北飞狐口为名也。隋末陷贼，武德六年重置，寄理今易州遂城县界，遥属蔚州，贞观五年移还今所。

磨笄山，在县东北一百五十里。赵襄子姊为代王夫人，襄子既杀代王，迎其姊，夫人曰：“以弟慢夫，非仁也。以夫怨弟，非义也。”磨笄自刎。百姓闵之，为立祠。

倒刺山，在县东北一百二十里。出佳大黄。

飞狐道，自县北入妫州怀戎县界，即古飞狐口也。郦食其说汉王曰“杜白马之津，塞飞狐之口”，此言皆一方之厄也，又刘琨自代出飞狐口奔於安次，亦谓此道也。

三河冶，旧置炉铸钱，至德以後废。元和七年，中书侍郎平章事李吉甫奏：“臣访闻飞狐县三河冶铜山约数十里，铜钅广至多，去飞狐钱坊二十五里，两处同用拒马河水，以水斛销铜，北方诸处，铸钱人工绝省，所以平日三河冶置四十炉铸钱，旧迹并存，事堪覆实。今但得钱本，令本道应接人夫，三年以来，其事即立，救河东困竭之弊，成易、定援接之形。制置一成，久长获利。”诏从之。

其年六月起工，至十月置五炉铸钱，每岁铸成一万八千贯。时朝廷新收易、定，河东道久用铁钱，人不堪弊，至是俱受利焉。

目录 1 拼音 2 注解 附： 1 古籍中的难产七因 1 拼音

nán chǎn qī yīn

2 注解

难产七因　病因病理学术语。出《赞育编》。指造成难产的七种原因。即：一因安逸，二因奉养，三因*欲，四因忧疑，五因娇怯，六因仓皇，七因虚乏。

古籍中的难产七因 《医述》：[卷十三·女科原旨]临产

益无损，世人求奇好怪，岂不可叹！（《达生编》）难产七因一因安逸。盖妇人怀胎，血以养之，气以护之，务宜

《女科经纶》：[卷五产后证上]治难产以顺气和血为主

《女科正宗》曰∶难产有因母气血盛，胎肥而难产者。有因母气弱，血枯涩而难产者。悉是平时不善调摄，或七八

《肯堂医论》：[卷下]妇科验方

又云∶大凡胎已足月，宜补助气血，为添水行舟，万无难产之厄，附录历验方于后。炙绵、熟地各一两，归身、枸

《世医得效方》：[卷第十四产科兼妇人杂病科]保产

最治难产。因缘自有难易，其如横逆，皆因坐草太早，努力过多，儿转未逮，或其血必干，若先露手为之横，或先

《宁坤秘笈》：[上卷]妇女之病九十一症，治法七十九方

对于“古书”的上限，我给的比较宽，不管是传世文献、还是出土文献，我一律都划在“古书”的范畴里。对于下限，我以辛亥革命为界。这样的话，时间跨度就相当大。在这段时间内，中国到底产生了多少书籍，这些书籍有多少传世非常难统计。但是我们唯一可以肯定的是，古书，哪怕是历经“十厄”、流传至今的数量也是相当惊人的（我手头上没有一个很精准的数据，但是有兴趣的朋友可以根据《丛书集成》作一个很粗略的统计）。这些批书籍成书有先后，内容驳杂，很难一概而论。因此如果统统冠以”中国古书“的名目一概而论，难免把以偏概全，挂一漏万。因此，在此我仅就我相对熟悉的”经史子集“中的经部文献来谈其价值与意义。

经部文献，简单地（当然也很粗疏地）说就是，十三经以及对十三经的注释之作。经部，曾是中国古书中最重要的一部分，尽管在数量上经部文献可能并不占优势。经部文献的地位，可以分两方面来谈，一方面自西汉起，经书就是士人最熟悉的行事守则与处事规范。他们是知识阶层道德与知识最主要的来源。另一方面，自从科举取士开始，十三经也是士人进入官僚体系的敲门砖。通俗得说，经部文献一方面是读书人最主要的精神食粮，一方面也是读书人获取功名，换取物质利益的最重要的、甚至是唯一的途径。因此，经部文献在相当漫长的一段时间内，具有一种非常超然的地位。

但是”五四“之后，经部这种超然的地位被迅速瓦解。经部文献所包含的知识与宣传的行事准则都视为是与西方现代文明格格不入的、”旧“的传统被摒弃。在西方的学科体系下，并没有一个与经部对应的概念，因此经学自晚清之后就被飞速地边缘化，其内涵也被彻底肢解。比如《诗经》被解释为上古民歌，成为文学研究的对象，《尚书》被解释为商周时期的公文档案，成为历史系研究的资粮。而经学本身不复存在。

既然经学本身已被摈弃，那么阅读经部文献，是不是只剩下了历史学上的意义？（这个问题，我硕导也曾经问过我）。在我看来，并非如此。首先，作为中国传统文化最重要的源头之一，经学文献本身虽然已经被边缘化，但其对日常生活的渗透是显而易见的。这种渗透也可以分两个层面来谈，其一，是对其他文本的渗透。虽然我们今天还可以看到不少来自民间的文本（比如敦煌变文），但是绝大部分我们接触到的文本都是来自文人创作。而上面谈到了，经部文献是文人群体最重要的知识来源，因此即便读文学作品，甚至是现当代文学作品，经学的身影依然隐隐约约挥之不去。而文学作品，其二，经学曾经给知识阶层提供了一套完全自足的道德行为准则，而这套准则虽然不断被阐释，最后又被大力摒弃，但是并没有完全被消解。在某种意义上，我们仍然很难与“旧道德”一刀两断。国人日常生活中的一些”人情世故”归根结底还是来自于十三经。比如，在父母子女关系上，对“孝”的强调（虽然这个字眼越来越少地被提起），在家庭生活中，对子嗣的强调等等。我很难对这种“人情世故”作评价，但是不可否认，这些原则在日常伦理中所起的作用。因此阅读经部文献，在某种意义上，仍然是我们理解当代中国一个很重要的维度。

上面有人谈到中西比较的问题，这个问题同样非常大。在此我也谈一点自己的浅见。用“现代”的眼光看，西方经典无疑具有绝对的优越性。但是当我们跳出西方的学科框架，我们就会发现我们自己传统的价值。在某种意义上，传统是我们区别于其他民族的一个重要属性。一旦我们真的切断了与旧传统之间的脐带，那么我们就会丧失独立的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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