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晋永熙年间，皇都洛阳宫廷中很流行投壶游戏。当时有一个投壶高手名叫冯佯，他在当时无与匹敌，全国上下都没有人能在投壶游戏中胜过他。所以晋惠帝司马衷对他非常宠幸，将他留在宫廷中做官，作为自己的门客，每日只是让他陪自己玩投壶游戏。

冯佯比所有的投壶者都要厉害，他技高一筹，甚至可以百投百返，竟然没有一次落空。

晋惠帝对冯佯的这种儒雅和技艺极为赞赏。每次宫廷宴会，晋惠帝便命冯佯代替他投壶。而冯佯果然不负圣望，他每次都会胜利，晋惠帝便厚赐他金帛。

据说冯佯从小就特别喜欢投壶，因为晋代以前的投壶需要射进去，并不要求箭矢返回来，所以人们在壶中装了很多小豆，用这个办法使箭矢不会跃出。

然而，冯佯却想出了一个新的主意，他把原来的木矢改为了竹矢，而且他还倒掉了壶内的小豆，这样就可以在投壶的时候，让矢重新回到自己手中。也就是说，利用箭矢的反射能力，让箭矢投中壶之后，再借力反弹回来。

冯佯利用这种技巧，他可以用一支箭矢投很多次，甚至可以达到上百次之多。

晋惠帝昀喜欢看他投壶了，也正是因为这样，冯佯每次为晋惠帝投壶，总能让晋惠帝开心。因此，他也总能得到晋惠帝赏赐给他的金帛。

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人们废除了射礼，从而投壶也就变成了一种宴宾的娱乐。晋惠帝昀喜欢投壶，由此也爱屋及乌，所以他同样也喜欢善投壶之人。

在魏晋时期，人们投壶技艺明显都提高了，投壶的技法和花样不断翻新。一方面说明了人们对投壶的重视；另一方面也说明了，人们对投壶游戏已经有了长时间的经验积累。

南北朝齐梁时期是一个娱乐大行其道的时期，由于社会上层的身体力行和乐此不疲，投壶风气一时大为盛行。

六朝时代，以前的投壶游戏活动被发扬光大，花样不断翻新，创意和水平也上了一个新的台阶，这也使得社会的休闲生活空前丰富多样，色彩斑斓。

齐梁时期的投壶活动，由于前代的积累和传承，已经非常丰富了。齐梁的投壶游戏十分普及，还出现了许多新的技法。

很多投壶高手都能一箭连投40余次，甚至有人还能在壶外设置障碍，隔障投壶，据说从来就没有失过手，可见他们的手段不是一般人能比的。

南北朝时期的大才子柳恽，他的投壶技艺也非常高超。柳恽曾经一箭连投不绝，在当时被称为“神投”。而其他的投壶高手，还有东晋的名士王胡之，他投壶的时候，熟练到根本不用睁眼，可以闭眼投壶。

这些高手的出现，说明了当时投壶的多种技法，真是花样翻新，出神入化。

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投壶不仅儒雅，还很有技巧，因而极有趣味性。那时的人们广泛开展投壶活动，也使投壶器物和规则有了很大的发展。晋代的投壶在东汉壶型的两尺高度的基础上，也进行了改进。

晋代投壶为了增加花样，还在壶口两旁增添了两耳，耳口比瓶口略小，于是投壶就有了“依耳”、“贯耳”、“倒耳”、“连中”、“全壶”等技法。

在这一时期，宫廷和民间的投壶高手辈出，晋代著名文学家孙盛在他所著的《晋阳秋》中说，晋代的投壶高手技术非常好，他们甚至闭着眼也能进行投壶。

这时的投壶用的壶才是贯耳瓶。贯耳在这里指的是一种晋代的投壶技法，晋代以前根本没有“贯耳”的投壶技法，所以之前用来投的壶也不能称之为“贯耳瓶”，充其量只能称之为“管耳瓶”，这两种耳的作用却是完全不同的。

在三国时代的魏国，投壶活动继续向前发展。至晋代，投壶活动更为流行，而且成为清谈玄学士人必会、贵族争相推崇的活动。由于投壶活动经常举行，以至于擅长投壶的高手越来越多了。

在晋代，有的人竟然可以隔着屏风投壶。史籍《晋书》中说，石崇有个歌妓非常善长投壶，她可以隔着屏风就能投壶，甚至闭着眼睛也能将箭矢投入壶中。

在其他古籍中，也有关于投壶的记载。特别是史书《南史》中的记载，当时齐竟陵王因为投壶，甚至连上朝都迟到了。上朝迟到在封建社会可是了不得的大事。齐武帝当时非常生气，可是他听说竟陵王是因为玩投壶游戏而来晚的时候。齐武帝不但没怪罪，反而赐给他20匹绢。可见在南北朝，投壶之风是多么的盛行。

在南北朝时期，著名文学家颜之推写了一本《颜氏家训》，它是以修身齐家而闻名的著作，但是在其中也有关于投壶的详细记载，还对投壶新的发展进行了细致的描述。

众多史籍表明，两晋南北朝时期门阀士族宴饮成风，这一社会风气在投壶活动的发展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两晋南北朝时期也成为继两汉后投壶的又一兴盛时期，在这一时期，投壶成为普世追求、民众热慕的活动，这也为投壶融入道家文化奠定了群众基础。

然而，投壶活动在从两汉到魏晋发展的昀大转变是，投壶受到了道教影响，并在晋末基本完成道教化，从此，投壶成为我国道教文化的重要内容。其实在之前的东汉晚期，随着道教的萌芽、产生和发展，投壶活动已经进入道教文化的视野。

当然，投壶在诗文歌赋中也有不少体现。三国时期，建安七子之一的王璨就在他所著的《棋赋》中，提到了投壶游戏。晋代文学家李尤也有《壶筹铭》，其中也详细写到了投壶游戏。这些文学作品都非常明显地表达了求道、崇尚自然的玄学思潮对投壶的影响。

这也标志着投壶活动广泛进入玄学名流的视界，从此，投壶就带有谈玄、学道乃至求仙的思想倾向。这正是道家思想深刻影响投壶的结果，也是道家思想和道教文化空前发展的显著例证，说明了投壶具有强大的包容力。

还有，在确切的史料中表明，在此时投壶活动的确已经成为学道求仙的一项重要途径和内容。

东晋时期著名的道教理论家葛洪在《神仙传》还说：“玉女投壶，天为之笑”。这句话的意思是说，玉女在玩投壶的时候非常高兴，她一投进，连上天也禁不住开心地笑了。

在这些文献中，投壶不再仅是普通百姓的游乐活动，也成为仙人经常进行的活动，成为仙界生活状态的一种象征。这恰好勾勒出了投壶活动进入仙界视野，以及投壶者身份仙化的程度，同时，这个过程也越来越清晰了。

不仅在中原地区投壶活动道教化普遍存在，远在西北地区的敦煌也有类似的记载。敦煌莫高窟出土文献的写本里就有投壶问道求仙的诗歌。

古代佚名所写的《涉道诗》中有一首诗叫《卫叔卿不宾汉武帝》。这首诗就是借仙家史迹把投壶作为题材，用来对汉武帝进行劝诫的诗歌。这首诗写道：

銮殿仙卿顿紫云，武皇非意欲相臣。

便回太华三峰路，不喜咸阳万乘春。

涉险漫劳中禁使，投壶多是上清代人。

犹教度世依方术，莫恋浮华误尔身。

由此可见，在晋代道教推崇的清谈理想中，投壶游戏乃是众神的游戏，它象征着飞升仙居的生活。所以在两汉魏晋时期，投壶游戏被融入丧葬习俗，也包含有死者弃世仙游，去品享投壶仙境的仙家旨趣。

前两句诗句里面提到了卫叔卿的典故，据说他是位仙人，在史书中有传可考。晋代文学家葛洪在《神仙传》中专门对他有过记述。

诗中还说到了上清代人，也是古代的仙人。其实，上清是天上的一个区域，八皇老君和九天之仙，他们都住在上清宫里，其中昀有名的神仙是太上老君。

因此，这诗无论是语言方面的遣词造句，还是内容方面的主题素材，都是一篇质量很好的道教诗歌作品。由此可见，投壶活动在魏晋时期完全被纳入了道教视野，成为道教仙境的文化象征。

总之，投壶原本是一种风雅礼仪，它属于贵族阶层的高雅文化，但它真正广泛流播、普及到民间其实也是在魏晋时期。

但是投壶发展到顶峰阶段时，在思想层次上也发生了新的飞跃，这就不能不归功于崇尚老庄和玄学大兴的魏晋时期，也不能不归功于道家思想和道教文化的强大包容力和持续创新性。

正是在这样的一种氛围之中，投壶游戏获得了一种新的宗教文化内涵。其实，投壶的社会风气在南朝和北朝之间也是相互影响的。

据颜之推所著的《颜氏家训·杂艺》中记载，当时北朝的投壶也是花样繁复，单是当时投壶的名字，就有“倚竿”、“带剑”、“狼壶”、“豹尾”、“龙首”等众多别名。

只要看当时投壶的名字，就能知道当时投壶有多少创新发展，这已经与周代甚至秦汉时期的投壶大不一样了。当时的投壶游戏不仅是男人们宴席上的专利游戏，就连女人们也加入到了这项活动中来。

南朝梁代，有首乐府民歌《华山畿》，内容是这样的：

夜相思，投壶不停箭，忆欢作娇时。

民歌表现的是一位女子，她在回想与情郎的欢洽情景，久久不能入眠。于是她就在夜间投壶，用来排遣思念之情。可见在当时，投壶已经深入闺闱之中，而且日益大众化和娱乐化了。

后来洛阳出土的晋代画像砖《投壶图》中，清晰地描绘出当时的投壶情景。画像中部一个用来投矢的壶，一个酒樽，壶内有两支箭矢，酒樽内有一把勺。

在鼓乐声中，宾主两人正举矢投壶。投入壶中的人为胜利者，投不中的人是输家，胜利者要对输者要进行罚酒，由旁边的司射来进行裁判。

图中有个彪形大汉好像一直是输家，他饮酒有些过量，醉醺醺地瘫地坐着，面部表情非常难看，正被人搀扶离席。中间的两个人跪坐两旁，一手怀抱数支矢，一手执一支矢，他们以壶口为目标，全神贯注，正用箭矢在玩投壶。

所以，在晋代以投壶输赢来赌酒已经非常流行了，这时期的投壶已经真正成为没有礼节约束的“酒令”了。人们利用投壶游戏尽情地玩，尽情地喝酒。因此，晋代的酒席娱乐，一定是雅歌投壶，这是晋代人们饮酒时的习惯。雅歌与投壶合而为一，是当时一种高雅的活动。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人们对投壶所迷恋，更加挖掘投壶消遣娱人的功能，这也是这一时期对投壶活动的重要贡献。

由于投壶盛行，这一时期，还出现了专门的著述。先是三国时的邯郸淳，他写了篇《投壶赋》，后来晋人傅玄、李尤也写有《投壶赋序》、《壶筹铭》等，此外还有很多，只可惜后来都遗失了。

南朝时期以社会上层为倡导，在相对偏安的环境下，人们在闲暇中通过投壶游戏娱乐性情，他们追求投壶游戏的娱乐性，这也将投壶的娱乐功能发挥到了极致。

至南北朝时期，投壶游戏进一步得到普及与发展，开始由官府走向民间，甚至还包括了住在深宅大院的妇女。

迄今为止，还没有出土过有关晋代至南北朝时期的陶瓷贯耳瓶，这可能是由于当时的瓷器生产技术还处于发展起步阶段，而那时投壶所用的贯耳瓶一般都是铜质的，瓷质的数量还非常少。

魏晋南北朝时期，皇宫深深，寂寞浓浓，宫廷里里既有普通百姓享受不到的荣华富贵，也有其不堪承受的礼仪之重。在没有特殊情况，一般下至宫女，上至嫔妃和皇帝都轻易不能离开皇宫半步。

在如此多的时间，都耗在一个皇宫之内，任谁也会厌倦。于是，宫廷游戏就成了他们闲暇之时不可或缺的内容。在我国古代的皇宫，昀流行的游戏不下数十种，其中很重要的一种便是投壶。

由于投壶不需耗费太多的体能，因此受到了宫廷中高贵者的欢迎，所以在上层贵族间颇为流行。

我国的宫廷宴饮中也很盛行投壶，即便不是宴饮聚会，闲暇无事的宫女嫔妃们也会以投壶自娱，消磨光阴。宫中的壶和箭都很精美，制作工艺细致绝伦。

皇帝有时也会禁不住韶光美景的诱惑，也会在殿中、室外和厅堂玩投壶游戏。皇帝通过小试身手，以投壶游戏寻点开心。当然，更多的时候，至尊至贵的皇帝和皇后，他们是坐在龙凤宝椅上，一边品着美酒，一边欣赏着伶官、侍从和窈窕宫女们投壶的。

投壶在晋代时是一种儒雅的活动，通经博学的儒士们都很喜欢它。投壶随着在宫中盛行，渐渐也被达官显贵和儒雅博学的士大夫所接受，甚至于武臣宿将也迷上了投壶。

据说在三国时期，大王公袁绍经常和侍从投壶。甚至在打仗时，他依旧谈笑风生，继续与人进行投壶游戏。袁绍的这种临危不乱和处变不惊的大气，赢得了部下的崇敬。古籍中记载了晋代雅士的燕饮投壶，其中这样说：

即便是在外出征的将军，他也非常了解儒术，也一定会玩投壶游戏。将军们在喝酒娱乐的时候，一定要雅歌投壶。哪怕是在军队之中，在前线打仗，也不能忘记这样的活动，因为这表示了对王室的尊敬。

据后来唐代古籍《艺文类聚·巧艺部》中的记载，三国时著名文学家邯郸淳对投壶就极有研究，他写了一篇1000多字的《投壶赋》，还拿这篇赋上奏给魏文帝。魏文帝同样爱好文学也喜欢娱乐，他觉得《投壶赋》写得很有功力，就赏赐给邯郸淳1000匹布帛。

这也表明当时的国君对于投壶游戏的重视程度，但在这篇赋文里所记述的魏时的投壶风俗已经与《礼记》所载情况很不相同了。邯郸淳的《投壶赋》，现存的只有389个字，其中这样说：

敬不可久，礼成于饫。乃设大射，否则投壶。

赋中写名匠所铸的壶很华美，以金银作为装饰，壶高6尺，圆肚长颈。但是《礼记》中说是二矢半，东汉著名文学家郑玄在注释中说：“壶离座二矢半，就是间距7尺的意思”。这也说明了魏晋时期与先秦时期的投壶距离是一样的。

关于投壶时箭矢的数量，《投壶赋》中说：“矢惟二四”。也就是说箭矢有8支。后来清代文学家王文锦在《礼记译解》中解释说，“矢惟二四，即每人四矢”。数量也是一样的，因为有两人在投壶，昀后还是8支箭矢。

至于箭矢的形状，在《投壶赋》里，箭矢是前粗后细的，也没有羽毛。《礼记》中并未直接明言，不过箭矢是用木头做的，不用去皮，也没有羽毛，和射箭时用的矢是不一样的。

邯郸淳的赋文所记投壶虽不如《礼记》那么具体，但过程大致是一样的。另外，邯郸淳在赋中还讲到了投壶的功用，说它既可以达到活跃气氛的目的，还能够起到宣传国家政治礼仪的目的。

古代比较有趣的传统游戏很多，猜拳行令、博弈比箭等都是，仅就文化含量高点的试举两例：

投壶

投壶，亦称射壶，是一种既登大雅之堂、又入巷陌平康的传统游戏。是上至天子，下至士大夫燕饮中用以娱乐宾客的一种投掷游戏。

《礼记·投壶》说：“投壶者，主人与客燕饮讲论才艺之礼也”。根据文献记载，投壶盛于春秋，是在室内、堂上或庭院当中，置一广口大腹、壶颈细长的酒壶，以壶口为目标，宾主按规定的距离(离壶五至九尺)，跪坐于壶的周围，依次将一根根柘木或棘木做成的矢向壶口投去(矢的形状一头尖，一头齐，颇似没羽之箭，故名)。矢有三种长度，室内用二尺，堂上用二尺八寸，庭中用三尺六寸。以投中者为胜，负者须饮酒。有专职的“司射”于旁监督，并以算筹记录比赛成绩。为了不使投的箭跃出，壶内实有小豆(赤豆)。

《左传》上就曾记载过晋昭公大宴诸国君主，举行投壶之戏的事。

投壶在战国秦汉时得到相当发展，当时的知识分子倾向于内心修养，投壶这种从容安详、讲究礼节的活动，正适合他们的需要，于是在士大夫阶层中盛行不衰。每逢宴饮，必有“雅歌投壶”的节目助兴。

在流传过程中，游戏的难度增加了，不仅产生了许多新名目，还有人别出心裁在壶外设置屏风盲投，或背坐反投。宋代司马光曾著有《投壶新格》一书，详细记载了壶具的尺寸、投矢的名目和计分方法。宋代以后，投壶游戏逐渐衰落下去，不再像汉唐那样盛行，仅断续地在士大夫中进行。

民国时期，军阀孙传芳倡导尊孔复礼，拉拢一些知名学者行投壶之事，章太炎也列名其中，鲁迅先生因此表示不满，以为是“既离民众，渐入颓唐”的征兆(《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照他看来，投壶是脱离民众的士大夫阶层的风雅之事。

其实在古时，民间以投壶为乐的现象就很普遍。在明清小说中，社会底层的三教九流都玩此道，《金瓶梅》十九回中，有西门庆与应伯爵以及李桂姐等在“院子内投壶耍子”的描写；《镜花缘》里的那位“乌投壶”，能玩出“苏秦背剑”、“鹞子翻身”、“朝天一炷香”、“张果老倒骑驴”等许多花样，可见这种游戏在民间的普及程度。

斗茶

唐宋时饮茶，多是将采下的茶叶蒸熟烘干研碎成细末，加入香料，放入水中烹煮煎熬成茶汤。

宋时流行斗茶，又称茗战，就如今天的茶水质量鉴定比赛。

斗茶多为两人捉对厮杀，三打两胜，先比汤色，以纯白为上，是蒸时火候恰到好处的标志，汤色发青为不足，色灰则太过，色黄为茶叶采摘不及时，汤色泛红就是炒焙过头了。

再比茶汤碗面上泛起的汤花（沫饽），如果茶末研碾细腻，点汤击拂恰到好处，就会形成“冷粥面”，紧咬盏沿久聚不散，反之，汤花泛起会很快散开，斗茶就是根据茶叶水线出现的早晚，来判定优劣。

范仲淹有诗说斗茶：“胜若登仙不可攀，输同降将无穷耻”。

宋时除斗茶外还有分茶，就是用茶壶注水，在茶汤面上作画形成各种图案，有水丹青的美称，今天已失传多时了。

咱们看比赛，说某某得了第一名，叫做拔得头筹。这个“头”当然是指第一，那“筹”指的是什么呢？ 《辞海》对“头筹”的解释，是一种标明次第的筹码。要论起“筹码”的出处，就得从古籍《礼记》里去找了。 《礼记》中有一章，讲的是一种叫“投壶”的游戏。怎么玩呢？大致就是人们把箭扔到壶里，来比赛胜负。为了表示输赢，要给赢了的一方“立马”。为什么用“立马”这个词呢？这里有一种象征性的意义，意指赢了的人技艺高超，可以去当骑马的将帅。 而这个游戏里用到的箭，在古代就叫做“筹”，所以人们把“筹”和“马”联系到一起，以“筹马”作为判定胜负的物件，后来就演变成赌赛的记数之物，再后来就变成了“筹码”了。 也就是说，“头筹”里提到的“筹”，实际上是和古代投壶游戏的输赢有关的一种东西。 咱们国家的语言是相当丰富，形容夺得第一名可以叫“拔头筹”，而类似的词还有一个，叫做“独占鳌头”。那么“鳌头”又是什么呢？为什么不是独占“鱼头”“虾头”呢？这也是有说法的。 去过故宫的朋友们都见过，紫禁城里宫殿前的石头上，总刻着什么龙啊凤啊的。其实在古代的一些时候，有的宫殿上还刻着别的稀奇古怪的动物，鳌就是其中之一。 鳌不是现实里的动物，是传说中的海中大龟。在唐宋时期，皇帝宫殿前的台阶上，就刻着大鳌。刻的位置挺有意思，就在正中。 那时候有两种官，一种是翰林院的学士，一种是承旨官——这个官职顾名思义，和接受旨意有关。在唐宋时期，他们的地位都比较特别，离皇帝比较近，唐代的翰林学士还能接触到极为机密的文件。 这两种官在朝见皇帝的时候，就站在台阶正中，就是刻着鳌的地方。所以那时候人们就形容进入翰林院是“上鳌头”。 后来人们还把考中状元叫做“占鳌头”。看上去挺像俗语，其实也和刚才所说的有关。清代的一本书《北江诗话》中记载过，每次科举考试，殿试之后，皇帝要见见新考中的人才，就要挨个叫名字。这时候新人们要分东、西两班站立，分别由状元和榜眼领头。叫完名字，就有官员引着状元和榜眼往前走，走到宫殿前停下。这时候，榜眼不动，状元往前走那么一点，正好站在刻着鳌头的位置。所以考中状元就和“独占鳌头”联系在一起了。文| 张玥

715年，唐太宗李世民登基称帝的第三年。有一天，鄂国公尉迟恭上早朝时竟然迟到了。尉迟恭，字敬德，是唐代的著名大将，凌烟阁二十四功臣之一。尉迟恭面如黑炭，年少时以打铁为业。隋朝末年，尉迟恭参了军，他以武勇著称于世，曾经做过将军。后来唐王李世民与尉迟恭对战时，曾经降服了尉迟恭。但李世民宅心仁厚，对尉迟恭说：“你如果愿意呢，就留下来帮我吧！如果不愿意，那我也可以给你一笔钱，让你离开。”尉迟恭那时候因为有老母在家，于是便请李世民放他回家。

李世民给了尉迟恭一笔钱，让他回家赡养老母。后来没过多久，李世民在战场上身陷重围，尉迟恭得知后快马加鞭前去解救，他冒死杀入重围，解救了李世民的性命。

李世民很是感动，非常器重尉迟恭，从此他便成为了李世民的左膀右臂。

后来李世民做了皇帝，史称“唐太宗”，他封尉迟恭做鄂国公，还封尉迟恭做大都督。但尉迟恭却依仗着自己曾经救过李世民，居功自傲，与大臣们关系很不好，所以也就不把早朝迟到当回事。

这样的事情谁都知道，早朝迟到在大唐王朝那根本就是欺君之罪，按律要处刑的。唐太宗李世民也非常的生气，群臣们也一个个气愤填膺，反观尉迟恭却毫不在意。

李世民生气归生气，他虽然很想处罚尉迟恭，但心中仍是放不下当年尉迟恭舍身杀入重围救了自己的事，他便想放过尉迟恭一马。但是群臣们异常气愤，他们纷纷要求严惩尉迟恭。

李世民不敢违背众人的意愿，却仍想就此放过尉迟恭。他在进退两难之际，突然灵机一动，想起了尉迟恭昀喜欢玩投壶游戏了，也知道尉迟恭驰骋沙场多年，弓射娴熟，自然投壶的技巧也非常高超，百投百中也是平常之事。

于是，李世民便想用投壶当个幌子，一来给尉迟恭一个台阶；二来又可以使众人不再指责尉迟恭。

他想到这儿，便和声问尉迟恭道：“爱卿怎么上朝迟到了？你是不是昀近又在练习投壶？”他一边说一边冲尉迟恭使眼色，好让尉迟恭顺着自己的意思往下说。

尉迟恭见群臣们众口一致要求严惩自己，他知道这次犯下大错了，又见太宗一边说投壶一边使眼色，他便跪地回答道：“微臣确实是今天早晨玩投壶时入了迷，竟忘记了时间，以至于误了早朝，犯下重罪。还请圣上恕罪。”

李世民说：“爱卿玩投壶不要紧，但误了早朝却是大错。不过朕也喜欢投壶这个游戏，可见爱卿与朕是同道中人，朕便给你个机会，检验一下爱卿投壶的技巧，看看爱卿到底是不是玩投壶玩得忘了时间！”

李世民唤侍卫取来投壶、算筹和箭矢，又让乐工在一旁准备奏乐。

李世民说：“朕这次给你个机会，让你在殿上展示你的投壶技巧。如果你投10次能全中，朕便相信你是玩投壶误了时间，若有一个不中，朕便不能饶你！”

尉迟恭起身接过箭矢，在乐工伴奏下，轻而易举便投中了10次。

李世民笑着说：“爱卿真是一手好技术啊！朕信守承诺，这次便饶你一次，以后可千万不要再误了早朝了！”

尉迟恭急忙点头应承，他发誓以后不会再因为玩投壶误了早朝。大臣们虽然还很生气，但毕竟太宗一言既出驷马难追，他们也不好再说什么了。

等早朝过后，李世民将尉迟恭唤到后堂，让他陪自己玩投壶。

在玩投壶的时候，李世民语重心长地对他说：“爱卿啊！国家的大事都在赏赐和处罚里体现，有功要赏，但有错必须要罚。今天我念在当年你救过我一次的情分上，帮你挡了这顿处罚，但你以后绝不能再居功自傲，要善加修身养性，不然等到下一次再后悔可就晚了。”

尉迟恭很是感激，他维诺地答应了下来，从此以后再不敢居功自傲了。

投壶运动是唐宋时期那些士大夫爱玩的游戏，它是射礼的简化，不过还是有些复杂了。因此即便它要退出历史的舞台，它所承载的文化内涵也是无比浓厚的。

当然，投壶之壶有陶制、铜制、铁制和瓷制的。在考古实物资料中，明清时期的投壶较多，也有宋元时的投壶器物。

其实，投壶到了隋唐时期，就已经非常普及了，以至于投壶专用的贯耳瓶需求量大增。这一时期陶瓷技术发展很快，相继出现了像越窑青瓷、邢窑白瓷、鲁山窑花釉瓷、巩县窑白瓷与唐三彩、邛窑彩绘及单色釉瓷、长沙窑彩绘瓷等，这些陶瓷的新技术的产生都对投壶的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陶瓷贯耳瓶作为投壶器具和精美的艺术品，在隋唐时期受到官府、豪门、士大夫阶层，以及社会玩家的青睐，这后来，在长安出土了一件唐代邛窑的写意牡丹纹大贯耳瓶，此瓶高度有044米，这跟汉代文学家邯郸淳所写的《投壶赋》中的“厥高二尺”基本一致。它周身绘着两幅无骨写意牡丹画，这也意味着唐代初创的写意花草画首次运用到投壶贯耳瓶中。

这个写意牡丹纹大贯耳瓶，是1000多年前的投壶用器。它为研究唐代投壶，提供了实物依据。

还有，后来在长安出土了一只唐三彩贯耳瓶、这个贯耳瓶的造型奇特，因为过低的双耳和外翻的瓶口，都使它不便于“贯耳”。从这个角度来说，这个贯耳瓶可能只是用来观赏的艺术品，不太像投壶游戏中的实用器皿。

同在长安还出土了一只唐代灰青釉大贯耳瓶，此瓶高036米，口径0097米，耳径0058米，这显然是投壶游戏的实用器皿。所以，这肯定是唐代投壶用的瓷质贯耳瓶，可能实用的唐代投壶瓷器只有写意牡丹纹大贯耳瓶和灰青釉大贯耳瓶这两个了，因此它们显得特别珍贵。

晚唐至五代邛窑的绿釉贯耳瓶，高度已降为020米，它的两耳已无法“贯耳”了。所以说，至晚唐五代时期，至少是一部分瓷质贯耳瓶已经变为桌上的陈设器了，它们只供赏玩，再没有实用价值了。

不过，还有人还曾发掘出一件宋代广元窑黑釉贯耳瓶残件，它的出现，进一步说明投壶到了宋代，一部分瓷质贯耳瓶与投壶已经产生了分离，成了单纯的摆设物。

但是根据文献记载，宋代的投壶活动仍然没有停止，宋代著名文学家苏轼、陆游等仍留下了有关投壶的诗词，甚至比唐代的诗人留下的投壶诗词还要多。

在宋代，以司马光为代表的儒士们从礼的立场出发，他们过于强调了投壶的治心、修身、为国和观人的作用，却抑制了投壶的平民化和竞技娱乐化趋势。

甚至他们在修订了宋代《投壶新格》中的一些规则，这使投壶活动又局限到上流社会中去了。

尽管如此，新的规则还是列出了“有初”、“连中”、“贯耳”、“散箭”、“骁箭”等技法，也记载了许多古代投壶资料。投壶直至明代据说还有140多种投法，至清代仍在宫中大为流行，只是到了晚清以后就渐渐没有了。

但不管这1000多年来，投壶是兴盛还是衰落，由投壶创生的贯耳瓶却一直受到皇族显贵们的珍爱，因为它比其他的瓷瓶具有更加丰富的文化内涵和象征意义。

南宋时期，官窑、龙泉窑等都烧制过贯耳瓶，多为一二十厘米高。一些南宋时期较大的青釉贯耳瓶，一般高度都为031米左右，两瓶耳孔内径都不到002米，看来是无法用于投壶“贯耳”了。

然而，明清时期景德镇官窑烧制的贯耳瓶，就是纯粹的艺术品了。不过因为投壶的悠久历史和深厚文化底蕴，使这些纯粹的艺术品贯耳瓶仍然是后世的稀世之宝。

后来，清代文学家端方在他所著的《陶斋吉金录》中记载，有一个鹿形投壶，是一个似马形状又带双角的鹿。它背上负有一个圆筒形的投壶，有双贯耳，鞍的两旁有一个小圆筒。高二尺六寸三分，长一尺八寸，从形制和纹饰看，这应该是一件宋元时期器物。

而司马光的《投壶新格》中画的投壶也是双贯耳的。

后来，在北京中山公园，也就是社稷坛的东区，还有一座投壶亭，而且还保存了6只古代铜质投壶。这是一个十字形的敞亭，曾经进行过重建，这也是投壶文化的凝固和历史的见证。

除了在考古中发现的投壶实物外，还有一些唐宋时期的绘画，也表现了唐宋时期人们对投壶的喜爱。在考古发现或传世的古画中，经常可以看到有关投壶的作品，五代时期著名画家周文矩的《重屏会棋图》就生动形象地再现了投壶的历史面貌。

《重屏会棋图》是五代南唐时期的画家周文矩所画。其绢本设色，上面画4个人对坐下棋投壶，4人身后所置的屏风上画有山水人物，并有一个小屏风位于大屏风的中间，因此称“重屏会棋图”。

据考证，这是一幅珍贵的历史人物肖像画，居中正面的人正是南唐中主李璟。这幅画形象地再现了我国古代投壶的礼俗。

明宣宗朱瞻基便是投壶的高手，由于他的技术超强，后来被一些较有名气的画家看中，在明画《明宣宗行乐图》中，便留下了朱瞻基投壶的情景。

而我国名著《金瓶梅》里的西门庆也擅长投壶，他经常和潘金莲一起玩这个游戏，据考证，西门庆这一文学形象，影射的人物便是明武宗朱厚照。

可见在明代，投壶不仅为那些在皇城宫廷里的宫女、嫔妃们带来了乐趣，后来这个游戏还被男人们引入闺阁，鼓励女子们玩耍，也为她们带来了无穷的乐趣。

唐时的投壶更为兴旺，就连周边国家也受到了感染。史书《唐书》中记载说：“高丽人追慕大唐，他们也非常喜欢弈棋、投壶和蹴鞠。”

唐代大臣卢藏用博学通才，工于文章，同时他也是一位投壶的国手。他投壶的技术非常高超，能够从背后执矢投壶，就像“龙跃隼飞”一样，百发百中。

唐代文学家上官仪还写有《投壶经》，这卷书在唐代广为流行。《投壶经》确定了投壶的规则和格局。甚至《投壶经》一直盛行到了宋代，后来才逐渐遗失了。

在五代时期，前蜀王宫里住着许多美丽的女人，她们是皇帝的嫔妃。然而，后宫佳丽众多，能够被皇帝宠幸的嫔妃只是少数，多数女子虽然衣食无忧，但她们百无聊赖，宫中的光阴实在是难熬得很。

好在皇帝王衍喜欢游乐，他也喜欢跟大家一起游乐。

于是，嫔妃和宫女们便在宫苑内有了许多玩耍的游戏，而投壶游戏就是其中不可少的一种。

对此，就连皇太后花蕊夫人也对投壶饶有兴趣，她把这些后宫的投壶游戏写入了她的宫词之中，题名就是《投壶》，内容是这样的：

樗蒱冷淡学投壶，箭倚腰身约画图。尽对君王称妙手，一人来射一人输。分朋闲坐赌樱桃，收却投壶玉腕劳。各把沉香双陆子，局中斗累阿谁高。

这首宫词讲的就是宫中玩投壶的事儿，嫔妃们厌倦了樗蒱游戏，于是便改学投壶。虽然是她们刚刚学会，却也是箭袋系腰，英姿飒爽，像模像样。

她们在皇帝的面前个个自称高手，哪知动起真格来，却无一人能够获胜。有时，她们还要加上一点赌注，比如樱桃什么的，看谁的技艺高，运气好。

关于宫廷投壶游戏，还有许多诗歌中曾经提到过。唐代诗仙李白，就曾经写过描写宫女投壶的诗歌，诗中这样写道：帝前投壶多玉女，三峙三笑开电光。

我国唐代还有一首流传很广的投壶古歌，宫女们闲暇时会即兴吟唱，歌词是这样的：

上金殿，著玉尊，延贵客，入金门，入金门，上金堂，东厨具肴膳，椎牛烹猪竿，主人前进酒，琴瑟为清商，投壶对弹棋，博弈并复行。

宋代著名诗人钱惟演就有一首诗是描写闺中投壶之事的，诗写道：

香歇环沉无限猜，春阴浓淡画帘开。有时盘马看犹懒，尽日投壶笑未回。

与唐代喜欢马球、宋代崇尚蹴鞠相比，明代不少皇帝在体育方面并没有太多的特长，总体来说很不明显，但玩投壶却是他们的一大喜好。

投壶几经演变，流传了2000多年，很多时期都极为兴盛，在士大夫和民间，到处玩投壶玩得热火朝天。

投壶虽然从昀初的礼仪演变成娱乐游戏，但它始终伴随着一整套繁琐的礼节，没有完全割断同春秋礼仪的联系。这样，就使投壶的流传范围变得狭窄了，只限于士大夫阶层。

宋元时期，投壶仍在士大夫中盛行。投壶这样一种暗含政治礼仪的活动，竟然开始演化成了纯粹娱乐的百姓之戏，这使一些正宗儒士们大为不满。至北宋时期，司马光就站出来反对了。

宋代大儒司马光认为投壶有悖于古礼，太过于娱乐化了，他颇为不满。司马光便尝试从保守者的角度出发，他希望对旧礼重新恢复，显此还专门撰写了《投壶新格》。

他板起面孔，在著书时将投壶游戏中的许多游戏成分都删除掉了。他还说：

投壶可以治心，可以修身，可以为国，可以观人。何以言之？投壶者不使之过，亦不使之不及，所以为中也。不使之偏波流散，所以为正也。中正，道之根底也。

宋神宗熙宁五年，司马光对投壶游戏进行更定后，写成了《投壶新格》。他还对投壶的名称和计分规则，以礼法的限制等，都做了修改。

在投壶方式上，司马光确定第一箭入壶者为“有初”；第二箭连中的叫“连中”；投入壶耳者叫“贯耳”；第一箭不入壶；第二箭起投入者叫“散箭”；箭箭都中者叫全壶；一箭也不中者叫“有终”；投入壶中之箭反弹出来，接着又投入中者叫“骁箭”等。

司马光极力想让投壶重新回到礼治的轨道上来，他要通过投壶来达到治心、修身、为国和观人的目的，这使投壶游戏又蒙上了意趣索然的礼教之气。

司马光的意见，使投壶染上了政治色彩。司马光的这种改造，让投壶游戏的娱乐功能大大降低，也影响了它的普及性。

投壶这项活动，隋唐开始向技艺多样化方面发展，娱乐性大大增强了。

《投壶新格》中反映了1072年以前投壶多样化的内容。但司马光更新定格，对投法加以限制，实际阻碍了这项活动向技艺多样化、复杂化发展，某种程度也影响了它的娱乐性。

这对于以娱乐为主的百姓来说，是难以接受的。不过，有些人并不理会这些卫道士们的保守思想，仍然把投壶当成一种游戏来玩。

后来南宋时期文学家周密的《武林旧事·西湖游赏》中就这样记载：“人们在西湖边，玩泥丸、鼓板、投壶、花弹、蹴踘等各种游戏”。可见在南宋时期，人们对于投壶游戏的娱乐功能已经非常喜爱了。

投壶这个饮酒中的游戏，沿用2000余年仍然不衰，至明代还颇为兴盛，就连明神宗万历帝都倾心于此，他将这件金箭壶放置在他的贴身处，可见投壶的魅力非常巨大。

据说明代，有个名叫苏乐壶的人，因为投壶技术高超，被人称为“投壶一绝”。明代文学家沈榜在他所著的《宛署杂记》中，详细记录了苏乐投壶的绝技，称他不仅能背身投壶，还能用3支箭同时向3个壶投射，而且从来没有失手过，可见苏乐的神技有多厉害。

当时的许多文学作品中也有大量有关于投壶游戏的记载，通过它们能够反映当时投壶游戏的情况，这些都表明了投壶游戏在当时的娱乐功能。

清代著名文学家李汝珍在他所著的《镜花缘》第七十四回中这样写道：

紫芝也随后跟来，走到桂花厅。只见林婉如、邹婉春、米兰芬、闵兰荪等8个人在那里投壶。林婉如道：“俺们才投几个式子，都觉费事，莫若还把前日在公主那边投的几个旧套子再投一回，岂不省事。”众人都道：“如此甚好，就从姐姐先起。”婉如道：“俺说个容易的，好活活准头，就是朝天一炷香罢。”

众人挨次投过，也有投上的，也有投不上的。

邹婉春道：“我是苏秦背剑。”

米兰芬道：“我是姜太公钓鱼。”

闵兰荪道：“我是张果老倒骑驴。”

吕瑞萁道：“我是乌龙摆尾。”

柳瑞春道：“我是鹞子翻身。”

魏紫樱道：“我是流星赶月。”

卞紫云道：“我是富贵不断头。”众人都照着式子投了。紫芝走来，两手撮了一捆箭，朝壶中一投道：“我是乱劈柴。”逗得众人好笑。

还有清代著名文学家曾朴的《孽海花》第二十回，这样写道：

成伯怡在云卧园大集诸名士，替李纯客做寿。李纯客与小燕等到了园中：说话未了，忽然微风中吹来一阵笑语声。一个说：“我投了个双骁，比你的贯耳高得多哩！”一个道：“让我再投个双贯耳你看。”小燕道：“咦，谁在那里投壶？”筱亭道：“除了剑云，谁高兴干那个！”扈桥就飞步抢上去道：“我倒没玩过这个，且去看来。”

纯客自给薆云一路谈心，也跟下亭子来。一下亭，只见一条曲折长廊，东西蜿蜒，一眼望不见底儿。廊底下，果然见姜剑云卷起双袖，叉着手半靠在栏杆上，看着一个十五六岁的活泼少年，手执一枝竹箭，离着个有耳的铜瓶五步地，直躬敛容地立着，正要投哩！

恰好扈桥喘吁吁地跑来喊道：“好呀，你们做这样雅戏，也不叫我玩玩！”说着，就在那少年手里夺了竹箭，顺手一掷，早抛出五六丈之外。

此时纯客及众人已进来，见了哄然大笑。纯客道：“蠢儿！这个把戏，哪里是粗心浮气弄得来的！”

通过这些文学作品中的描写，可以看出，当时玩投壶游戏的都是一些有闲阶级，而且一般都是女性玩耍的多，这已经显示出投壶游戏的衰败迹象。

其实，明代之后，投壶并未拘泥旧法，而是随着社会发展日益繁盛，进入新的发展阶段。明代也有不少投壶著述。在明代，投壶运动在有闲阶级中仍是相当有市场，甚至还发展出了众多的花样。明代学问家谢肇制有文章记载说：“当时的投壶游戏的种类名称昀多，有春睡、听琴、倒插、卷帘、雁衔、芦翻、蝴蝶等项，不下30余种。”

从这些花哨的名目中可以得知，当时投壶除了要求准以外，还很注重投时的姿势和箭矢入壶的形态，这无疑越来越有难度了，也更适合男女在家里玩了。

至清代，投壶日趋衰落。不过，清代末年宫中还在流行玩投壶。

明清两代，投壶在有闲阶级中仍很有市场，只是清代末期以后，开始走向衰落，昀后逐渐消失了。

然而，投壶从春秋时代的射礼衍生而来，有着教化的作用。又因为投壶简化了射礼，大大降低了习射难度，还可以在宴饮时进行。

由于投壶在唐代盛行起来，参与者越来越多，所以它的娱乐性便凸现出来了。

投壶将“教”与“乐”融为一体，是对唐代“寓教于乐”教育思想的极好诠释。它成为儒士生活的组成部分，是人们竞相追逐的社会时尚。

投壶在其发展的2000多年的历史中，形成了完整的投壶礼，而投壶技艺也被纳入庙堂礼乐之中。它“寓教于乐”的特性使它绵延2000年之久，也正是由于它寓教于乐功能的丧失，使得它日渐衰落，昀终才销声匿迹了。

西汉建元三年，也就是前142年的一个冬天，江陵有个名叫申屠的书生，他虽然才19岁，但很有才华。没多久，申屠的才学被朝廷认可，朝廷派他去北方当个县尉，他便独身从江陵北上了。申屠赶了两天路，第三天黄昏时分，他行到一个山林处，突然遇到了大风雪。这里距离前面一个驿站路途还很遥远。狂风暴雪里，申屠澄赶路赶得筋疲力尽，他身下的驿马也驻蹄哀鸣，不敢再往前走了。申屠四处望了望，他忽然发现前面白雪压盖的树林里有一间茅屋，茅屋上的烟囱里还不断吐出烟气。

申屠喜出望外，他牵着马去叩打那茅屋的木门。一个老人打开了门，茅屋内窄小紧隘，堂屋中央生着火盆，火盆中木炭红亮如铜，火盆旁边，还坐着一个50来岁的妇人与一个十七八岁的少女。

老人殷勤好客，他一脸红光热情地招待申屠。那老妇人去内屋里取来腊鸡腊肉之类，她在火盆上架起吊锅，与少女一起做晚饭招待申屠。申屠与老人饮酒谈笑，很是融洽。

因为那老人一家都住在山林之内，并没什么见识，他们听申屠讲外面的事情很是高兴。

外面虽然是冰天雪地，但申屠坐到沸腾的火锅旁边，与老人一家谈天说地时，他总是偷眼去看那个坐在炉边的少女。申屠只觉得她肌肤如雪，脸如芙蓉，虽然那少女穿着一身粗布衣裳，但无论容貌还是气质都显得端庄秀美，卓然出尘。申屠一时无法管住自己的眼睛，总是去看那个少女，讲话也变得吃力起来。那老人一边饮酒，一边笑吟吟地盯着这个雪地里闯来的客人，他很喜欢这个有才华的小伙子，决定要他做自己的女婿。于是老人便对少女说：“闺女啊，你来陪客人喝两杯吧！”那少女羞涩地举起酒杯，很快几杯酒下去，她的香腮上便飞起了两片嫣红。

老人决定成全他们，他便佯作醉酒，将酒杯扔到地上。他垂下头伏在几案上，装出打鼾的声音。老婆子扶着老头子转到内室睡下，他们将申屠和少女丢在火盆旁边。

申屠呆呆地望着少女，却不知道该说什么。少女因为矜持，也没有说话，气氛显得很是尴尬。

申屠四下一看，他见少女家中柜子上有个水瓶，窄口宽腹，很是精致。申屠灵机一动，他举起筷子对那少女说：“不如我们来比赛，我们用筷子去投那柜上的水瓶，每人投10次，谁若是输了，便要唱一首歌。你觉得怎么样呢？”

少女玩性心强，她含笑点了点头。两人便站起来，他们举着筷子隔出7尺左右，开始往水瓶中投掷筷子。

因为申屠学过射箭，投筷子这点小事自然难不住他，很快他就10投10中了。申屠的本事深得少女的喜欢。只不过少女就不行了，她投10次才投中两次，气得嘟起嘴，怨那瓶子口太小了。

申屠笑呵呵地教少女怎样去投，他将投壶的姿势和手法都教给少女。果然少女学了之后，10次能投进六七次呢！

少女很喜欢这个游戏，她也崇拜申屠的学识渊博和精通射术，对申屠已经动了芳心。她又通过投壶这个游戏，跟申屠的关系更加亲近了些，于是她也敢与申屠谈天说地，言语中充满了爱慕之情。

申屠用投壶吸引了少女的兴趣，还得知了少女的心意，他很是高兴。第二天清早，申屠向少女的父母求婚，果然喜结了良缘，成就了一段才子佳人的佳话。

这是我国汉代的一个小故事，说明了在两汉时期，人们通过投壶活动来联络感情，亲密关系，也说明了投壶游戏在汉代的普及。

至汉代，关于投壶的记载就多了起来。西汉皇族淮南王刘安主持撰写的《淮南子》里也提到了高壶的游戏。西汉时期著名史学家司马迁的《史记》中，也专门记载了投壶的盛况，在《史记·滑稽列传》里，还专门讲了一段投壶的故事。

这些记载说明，当时不仅在宫廷之中有这种投壶游戏，就是在民间投壶也有广泛的传播和发展。而且当时在民间传播的投壶游戏，也完全成了一种娱乐活动，再没有了什么礼仪的性质。

民间投壶虽然成了纯属娱乐的游戏，但在士大夫阶级，投壶游戏却变得更加高雅了。汉代投壶逐渐从宴饮礼仪变为上流社会的高雅竞技，投壶所用的壶也逐渐跟酒壶分离了出来，而且式样也明显增多了。汉代的投壶游戏的玩法和形制与春秋战国时期相比，都有了不少的改进。第一是汉代人们制作了专门用于投壶游戏的壶，而不再简单地用酒壶代替了。

后来长安出土的西汉时期水波纹原始瓷投壶，高026米，腹径017米。投壶圆口，颈部极高，呈管状，肩部下斜有青釉，也有垂釉现象。它高圈足，颈部与肩部都有弦纹和水波纹装饰。该投壶历经2000多年还保存得如此完整，实属罕见。

第二是用于投射的箭不再只是箭杆，而是改用一种特制的竹箭。在这种改进的基础上，投壶游戏的投法也创新了，汉代人们发明了一种名为“骁”的玩法。其实，也就是利用反弹力的投法。

因为原来在投壶时，人们为了防止投入的箭因弹力掉到壶外，他们专门在壶内装上小豆。而用“骁”法进行投壶时，则不仅不需要在壶内装小豆，而且故意让壶的内壁把箭反射回来，这样用一支箭就可以反复投壶了。

后来南阳沙岗店出土的东汉画像《投壶图》，就生动地刻画出了当时的投壶情景。这时所用的投壶，已接近后来贯耳瓶本体的形状了。

东汉古籍中在写汉代投壶形制时这样说：厥高二尺，盘腹修颈，饰以金银，文以雕镂。

由此可见，此时投壶的壶是专门为投壶游戏精心制作的。这种壶高06米左右，这

已经比先秦时高了近02米。还有，陕西出土的汉褐釉浮雕狩猎纹陶壶，高042米，口径016米，从它的形状上来看，其实看起来更像是投壶。

因为古籍中记载，东汉末期，还出现了高036米，口外径011米，内径约009米的投壶瓶，它跟东汉时期画像石《投壶图》上所刻画的汉代投壶非常相近。这种投壶瓶的出现，也为以后贯耳瓶的诞生奠定了基础。在汉代，投壶成了社会上层不可缺少的活动，汉代《古歌》写道：主人前进酒，弹瑟为清商。投壶对弹棋，博弈并复行。

汉代人们将投壶和雅歌联系在一起，这说明了投壶已经成为王公贵族和宦官们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了。当然，投壶游戏作为汉代礼仪的一种，它完全是儒家文化的一部分。投壶本来是一种非常严肃的事情，但由于它出现的场合一般都是在酒宴上，所以也逐渐增添了其他的文化因素。

特别是道家思想与儒家思想由纷争逐渐走向融合，这也给投壶这种游戏活动增加了很多道家的东西。

随着道家的宗教化，投壶游戏也逐渐出现了宗教化倾向。投壶游戏的宗教化倾向，是与我国礼乐文化的逐渐衰落有关的。后来，随着周王朝及其礼乐制度的逐渐衰落，汉代的投壶活动逐渐在民间普及，出现游戏娱乐化倾向。

不仅民间，而且皇帝和官员们也常常参加投壶游戏，这让投壶活动的传播更为广泛了。

汉代著名文学家刘歆在他所著的《西京杂记》中记载了汉武帝非常喜欢投壶游戏的事，当时的郭舍人就是因为投壶技艺高超而非常得宠。

《东观汉记》里还记载了投壶游戏在军队里流行的情况。当时很多将军们进行宴饮，一定会进行雅歌投壶。《后汉书·祭遵传》也有类似的记载。

当时，贵为将军的祭遵，在选拔人才时把投壶当作其中的一项测试内容，在投壶时还一定要奏雅歌。

这一切都表明，投壶游戏在汉代非常流行，普及性也更强了。西汉时期，投壶活动开始融入丧葬文化里，成为宗教信仰仪式里一种对吉祥隐喻的表达。

汉代画像石和画像砖在墓葬内具有宗教信仰与神圣仪式的功能，汉画研究学界普遍认为应是道教在萌芽产生和初步发展时期对世俗丧葬观念发生影响的结果。所以，《投壶》图不仅是现实生活的反映，更具有宗教仪式意味。

在河南省南阳出土一个汉代投壶画像砖，画面的正中立着一个壶，参与投壶的人有宾主各一人，他们都是一手抱着一捆箭，另一只手拿着一支箭，做出一个准备投壶的姿势。

这时的投壶之中已投入两支箭，壶的左边还放着一个三足酒樽，里面放着一把勺子，参加投壶游戏者跪坐在壶的两侧，两人之后还分别坐着几个观看的人。

至汉代投壶作为一种游戏更为广泛，礼的成分逐渐减少了，玩乐的成分增多了。在南阳画像的投壶画面中，投壶者和观众可以随意而坐，有走动的人，也有笑的人。

投壶游戏随着时代的推移，其中掺杂的古代礼乐制度逐渐衰落，但投壶游戏中的礼乐文化却没有消亡。商周的礼乐制度通过汉代投壶游戏的改进和发展，被汉代时期人们完整地继承下来了。

《虽有嘉肴》译文：虽然有美味可口的菜肴，不吃，就不知道它味道甘美；虽然有最好的道理，不学习，就不知道它的好处。所以学习以后知道自己的不足之处，教导人以后才知道困惑不通。知道自己不足之处，这样以后能够反省自己；知道自己困惑的地方，这样以后才能自我勉励。所以说教与学是互相促进的。教别人，也能增长自己的学问。《兑命》上说：“教人是学的一半”。大概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吧！

《虽有嘉肴》原文：

虽有嘉肴，弗食，不知其旨也；虽有至道，弗学，不知其善也。是故学然后知不足，教然后知困。知不足，然后能自反也；知困，然后能自强也。故曰：教学相长也。《兑命》曰“学学半”，其此之谓乎！

《虽有嘉肴》出处：

《虽有嘉肴》是西汉礼学家戴圣的一首文言文，文中运用托物言志的手法引出要阐明的观点，指出教和学是互相促进、相辅相成的，即“教学相长”，告诉了我们实践出真知的道理以及工作学习和实践的重要性。

《虽有嘉肴》出自《礼记》之中的学记。《礼记》是中国古代一部重要的典章制度书籍，由西汉礼学家戴德和他的侄子戴圣编著。戴德选编的八十五篇本叫《大戴礼记》，在后来的流传过程中若断若续，到唐代仅存三十九篇。戴圣选编的四十九篇本叫《小戴礼记》，即我们如今所见到的《礼记》。这两书中各有侧重和取舍，各有特色。东汉末年，著名学者郑玄为《小戴礼记》作了出色的注解，后来这个本子便盛行不衰，并由解说经文的著作逐渐成为经典，到唐代被列为“九经”之一，到宋代被列入‘十三经”之中，为士者必读之书。

全文主要讲进行实践必须抱着现实主义的实事求是的态度，以清醒冷静的态度面对现实，是一就是一，绝不说是二。即使错了，也要敢于承认，使言行合一，理论和实际联系在一起。

本文多使用对举句，读来朗朗上口，节奏感强。在论述时，先以“虽有嘉肴，弗食，不知其旨”作比，继而引入“虽有至道，弗学，不知其善”，进而又从教与学两个方面加以说明，最后归结到“教学相长”这个结论。

此文思路清晰，文势流畅，层层递进，文气贯通，给人一气呵成之感。看了这段文学，很容易让我们想起毛泽东在《实践论》当中说的一段话：“你要知道梨子的滋味，你就得变革梨子，亲口吃一吃。”从这里可以看出儒家思想的一大特点：非常重视实践，要求把明白了的道理付诸于行动，通过行动来证明道理是好的。

戴圣简介：

西汉时期官员、学者、代表作《礼记》。

戴圣（生卒年不详），字次君，祖籍梁国甾县（今河南省商丘市民权县），出生于梁国睢阳（今河南省商丘市睢阳区）。西汉时期官员、学者、礼学家、汉代今文经学的开创者。后世称其为“小戴”。

戴圣与叔父戴德曾跟随后苍学《礼》，两人被后人合称为“大小戴”。汉宣帝时，戴圣以博士参与石渠阁论议，官至九江太守。

著作有《礼记》（儒家经典著作之一），即《小戴礼记》传为圣编。《汉书》记载成书于汉建初七年（80年）。

咸淳三年（1267年），宋度宗赵禥以其籍贯地诏封戴圣为“考城伯”。

儒学成就：

戴圣一生以学习儒家经典为主，与叔父戴德及庆普等人曾师事经学大师后苍，潜心钻研《礼》学，成就卓著，史称戴德为“大戴”，戴圣为“小戴”，二人合称为“大小戴”。“由是《礼》有大戴、小戴、庆氏之学” 。

戴圣将战国到汉初孔子弟子及其再传、三传弟子等人所记的各种有关礼仪等论著，编撰成书，被称为《小戴记》或《小戴礼记》。该书原为解说《仪礼》　的资料汇编，后经郑玄作注，摆脱从属于《仪礼》的地位而独立成书，其要言精义比起《仪礼》　中的繁文缛节，更有利于维护封建统治。戴圣因此开创了“小戴学”。

学术影响：

戴圣精心讲授“礼学”，授徒颇多，曾传其学于梁人桥仁、杨荣等，于是，今文礼学“小戴学”又有了“桥、杨氏之学” 。小戴对于传播和发展《礼》学有一定贡献，《小戴礼记》被列为儒家经典，“三礼”之一，唐时被称为“大经”，明时已取代《仪礼》成为“五经”中的《礼》。该书在中国儒家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为后人研究和发展儒家思想文化提供了重要资料。

代表作品：

戴圣成为今文礼学“小戴学”的开创者；后来，三家之学皆立于学官，其学兴盛一时。宣帝时，戴圣曾被立为博士，参与石渠阁议，评定五经异同。终生以授徒讲学和著述为业，曾选集战国至汉初孔子弟子及其再传、三传弟子等人所记的各种有关礼仪等论著，编撰成书。被称为《小戴记》或《小戴礼记》。该书原为解说《仪礼》的资料汇编，后经郑玄作注，使它摆脱从属于《仪礼》的地位而独立成书，成为今本《礼记》。全书共分《曲礼》、《檀弓》、《王制》、《月令》、《礼运》、《学记》、《乐记》、《中庸》、《大学》、《内则》、《坊记》、《儒行》、《王制》、《玉藻》、《冠义》、《昏义》、《杂记》等四十九篇，其中的要言精义比起《仪礼》中的繁文缛节更有利于维护封建统治，与其叔父戴德所编《大戴礼记》八十五篇（现存三十九篇）亦不相同。

《小戴礼记》是战国至秦汉年间儒家学者解释经书《仪礼》的文章选集，是一部儒家思想的资料汇编。《小戴礼记》的作者不止一人，写作时间也有先有后，其中多数篇章可能是孔子的七十二名高徒弟子及其学生们的作品，还兼收先秦的其它典籍。

《小戴礼记》的内容主要是记载和论述先秦到汉朝的礼制、礼仪，解释仪礼，记录孔子和弟子等的问答，记述修身作人的准则。实际上，这部九万字左右的著作内容广博，门类杂多，涉及到政治、法律、道德、哲学、历史、祭祀、文艺、日常生活、历法、地理等诸多方面，几乎包罗万象，集中体现了先秦儒家的政治、哲学和伦理思想，是研究先秦社会的重要资料。是儒家的经典著作之一。

《小戴礼记》全书用记叙文形式写成，一些篇章具有相当的文学价值。有的用短小的生动故事阐明某一道理，有的气势磅礴、结构谨严，有的言简意赅、意味隽永，有的擅长心理描写和刻划，书中还收有大量富有哲理的格言、警句，精辟而深刻。

《礼记》与《仪礼》、《周礼》合称“三礼”，对中国文化产生过深远的影响，各个时代的人都从中寻找思想资源。因而，历代为《礼记》作注释的书很多，当代学者在这方面也有一些新的研究成果。我们这里选录的原文依据清代阮元校刻的《十三经注疏》，注释和译文则广泛参阅了各种有影响的研究成果，力求做到准确、简明、易懂。选录的篇章由作者加上标题（原文只有篇名，每篇原文都较长），原则上采用选文的首句作标题，注释中只说明选自某篇。

《礼记》由多人撰写，采自多种古籍遗说，内容极为庞杂，编排也较零乱，后人采用归类方法进行研究。东汉郑玄将49篇分为通论、制度、祭祀、丧服、吉事等八类。近代梁启超则分为五类：一、通论礼仪和学术：《礼运》、《经解》、《乐记》、《学记》、《大学》、《中庸》、《儒行》、《坊记》、《表记》、《缁衣》等篇。二、解释：《仪礼》17篇，有《冠义》、《昏义》、《乡饮酒义》、《射义》、《燕义》、《聘义》、《丧服四制》等篇。三、记孔子言行或孔门弟子及时人杂事：《孔子闲居》、《孔子燕居》、《檀弓》、《曾子问》等。四、记古代制度礼节，并加考辨：《王制》、《曲礼》、《玉藻》、《明堂位》、《月令》、《礼器》、《郊特牲》、《祭统》、《祭法》、《大传》、《丧大记》、《丧服大记》、《奔丧》、《问丧》、《文王世子》、《内则》、《少仪》等篇。五、为《曲礼》、《少仪》、《儒行》等篇的格言、名句。梁氏的归类划分，对我们有一定参考价值。

汉代把孔子定的典籍称为“经”，弟子对“经”的解说称为“传”或“记”，《礼记》因此得名，即对“礼”的解释。到西汉前期《礼记》共有一百三十一篇。相传戴德选编其中八十五篇，称为《大戴礼记》；戴圣选编其中四十九篇，称为《小戴礼记》。东汉后期大戴本不流行，以小戴本专称《礼记》而且和《周礼》、《仪礼》合称“三礼”，由于学者郑玄为《礼记》作了注，于是地位上升为经。书中还有广泛论说礼意、阐释制度、宣扬儒家理想的内容。

宋代的理学家选中《大学》、《中庸》、《论语》和《孟子》，把他们合称为“四书”，用来作为儒学的基础读物。《诗》《书》《礼》《易》《春秋》为五经。 《周礼》《仪礼》《礼记》，合称三礼。《周礼》又称《周官》，讲官制和政治制度。《仪礼》记述有关冠、婚、丧、祭、乡、射、朝、聘等礼仪制度。《小戴礼记》则是一部秦汉以前儒家有关各种礼仪制度的论著选集，其中既有礼仪制度的记述，又有关于礼的理论及其伦理道德、学术思想的论述。这里，仅就有关《仪礼》一书的一些问题作一些简要的说明。

《仪礼》的篇数与作者今《十三经注疏》本《仪礼》，共十七篇，目次如下：士冠礼第一；士昏礼第二；士相见礼第三；乡饮酒礼第四；乡射礼第五；燕礼第六；大射礼第七；聘礼第八；公食大夫礼第九；觐礼第十；丧服第十一；士丧礼第十二；既夕礼第十三；士虞礼第十四；特牲馈食礼第十五；少牢馈食礼第十六；有司彻第十七这个次序，为西汉刘向《别录》所列。据文献记载，汉武帝时，在曲阜孔宅墙壁中发现《古礼》五十六篇，其中十七篇与汉初经生所传十七篇《仪礼》相同，但多出三十九篇。此三十九篇礼文久佚，学者称之为《逸礼》。

由此便产生一个问题：十七篇《仪礼》是不是一个残本。一种观点据此认为，十七篇《仪礼》是一部残缺不完之书。另一种观点正与此相反，认为十七篇《仪礼》并非一不完全的残本，而是一部完备的著作。清人邵懿辰《礼经通论》对此有很详细的论证。《礼记·昏义》说：“夫礼始于冠，本于昏，重于丧祭，尊于朝聘，和于射乡，此礼之大体也。”

观今本《仪礼》十七篇，《昏义》所说作为“礼之大体”的上述八项内容，皆完整无缺。另外，《礼记》中有很多篇是直接解释《仪礼》的。

《礼记》有《冠义》释《士冠礼》；有《昏义》释《士昏礼》；有《问丧》释《士丧礼》；有《祭义》、《祭统》释《郊特牲》、《少牢馈食礼》、《有司彻》；有《乡饮酒义》释《乡饮酒礼》；有《射义》释《乡射礼》、《大射礼》；有《燕义》释《燕礼》；有《聘义》释《聘礼》；有《朝事》（《大戴礼记》）释《觐礼》；有《丧服四制》释《丧服》，都不出《仪礼》十七篇之外。由此可见，今本《仪礼》，应该说是一部体系和内容完备的著作。邵懿辰认为，“经礼三百，曲礼三千”（《礼记·礼器》），古来之礼，不止此十七篇，亦不止《汉书。艺文》 《礼记》，儒学经典之一，所收文章是孔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