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建三塔，除了佛家所宣扬的可以成佛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大理古为“泽国多水患”。古籍《金石萃编》中记载：“世传龙性敬塔而畏鹏，大理旧为龙泽，故为此镇之。”

相传古时修建三塔，采用垫一层土修一层塔的方法，塔修好以后，才将土逐层挖去，让塔显现出来，故有“堆土建塔”与“挖土现塔”之说。建塔时所搭的桥，高如山丘，长达10余里。

修塔时运力不足，还用山羊来驮砖，如今大理的银桥村，古时称为“塔桥村”。古籍记载修三塔，“役工匠七百七十万，耗四万余金，历时八年建成”。修建三塔后，又建了规模弘大的崇圣寺。

扩展资料：

崇圣寺及三塔建成后，寺院保存较好。元武宗时曾“降圣旨”封释觉性为住持僧，保护寺产，免征粮税。元代亦曾加以维修，使得“殿庑焕然复兴，三塔峙立，金碧交辉，巨丽与山坪（大致相等）”。

明代，李元阳重修，亦有“三阁、七楼、九殿、百厦”。当时寺中有五宝：三塔、巨钟、雨铜观音、证道歌碑和佛都匾。至徐霞客到大理时，仍见崇圣寺前“三塔鼎立，……塔四旁皆高松参天。其西由山门而入，有钟楼与三塔相对，势极雄壮”，楼后为正殿，正殿后为“雨珠观音殿，乃立像，铸铜而成者，高三丈”（《徐霞客游记《滇游日记八》）。

据说，寺中的鸿钟，为“建极十二年”（公元871年）造，“径可丈余，而厚及尺”，“其声闻可八十里”。“万古云霄三塔影，诸天风雨一楼钟”，历来为人所乐道。雨铜观音，庄严静美，细腰跣足，造型精美，为南诏遗物。然世事沧桑，巨钟已毁于清，雨铜观音毁于十年动乱，证道歌碑与佛都匾连同寺院一起，今已无存。

参考资料：

-大理崇圣寺三塔

研究南诏、大理国时期的历史要看什么书关于南诏大理的古书有哪些 关于云南的南诏和大理国，历史上有很多记载。 在《新唐书·两爨蛮传》中，就记载着中国西南部的云南地区，多民族共同杂居的情景：“群蛮种类，多不可记”。在里面就有关于南诏的详细记载。 南诏是乌蛮为国王，]白蛮大姓为辅佐，集合境内各族(包括汉族)共同组成的统一国家。要统一政权，自然要削弱豪酋的分散割据势力;集合各族共同立国，自然要废除羁縻状态;抵御唐与吐蕃两个强邻，自然要提高本国的经济与文化。经南诏以及大理前后五百余年的统治，国境内原来的落后面貌，有很大改变，经济和文化，一般地提高到汉族的水平。有些族虽然还保持所谓“故俗”，与南诏立国以前相比，数量却不是那么多，水平也多少有些提高了。研究南诏、大理国时期的历史要看什么书关于南诏大理的古书有哪些(商都文化频道配图)

　一、蒙古人建立元朝

1、关于蒙古帝国与元朝

蒙古帝国与元朝，是容易被许多中国人混淆的既相互联系、又有所区别的两个概念。

13世纪伊始，在(南)宋与金的冲突之中，北方草原的游牧民族蒙古人的力量得以壮大。1206年，蒙古各部族推举铁木真为大汗，即大名鼎鼎的成吉思汗。成吉思汗统领的政权实体就是历史上第一个蒙古军事奴隶制国家——蒙古汗国或大蒙古国。它当时的疆域东起兴安岭，西至阿尔泰山，南起大沙漠，北抵贝加尔湖。蒙古汗国的建立，是蒙古人真正意义上的军事扩张的开始，此后骁勇善战的蒙古铁骑向西方大范围推进疆界。

1209~1218年，蒙古人先后征服高昌回鹘与西辽，为其打开了挺进中亚与欧洲的门户;接着便是蒙古人威镇世界的三次大规模的血腥的西征。三次西征奠定了这个世界性帝国的大部分版图，将现在的俄罗斯与欧洲大部、地中海东岸、两河流域、波斯与印度西北皆收入势力范围。

在这些帝国的版图上，成吉思汗的儿孙统治着历史上著名的几大汗国。几大汗国其实只是军事征服下的联合体，各自独立发展成为几个不相统属的国家。

而元朝是蒙古人在闯进中原及击败南宋，将中华大地纳入游牧民族棋局的基础上建立的。

2、元世祖忽必烈

忽必烈生于l215年，其祖父就是成吉思汗。1260年忽必烈称帝，即元世祖，并于1264年(至元元年)击败与其争夺汗位的幼弟阿里不哥，建都燕京，时称中都;1271年采纳汉人建议，定国号为大元，次年定都大都(即今天的北京);1279年剿灭南宋统一中国。1294年，元世祖忽必烈辞世。

元世祖忽必烈结束了中国长期的分裂状态，巩固和发展了我国多民族统一的国家，民族融合得到进一步加强。

3、文天祥的抗争与南宋灭亡

文天祥，1236年生于吉州庐陵(今江西吉安)。他1256年中进士，1273年任湖南提点刑狱，次年调任“知赣州”，并组织万人起兵勤王以保行将就木的南宋王朝。

1276年，在与元军的战争中，南宋军节节败退，投降元军者不计其数。在这种形势下，文天祥被南宋朝廷派往元营谈判宋军投降事宜，被扣留，后寻机逃脱。次年，文天祥的部队曾一度收复江西兴国等地，但终因其南宋部队多为民兵武装，远不及元军骁勇，故一路溃败之势无法逆转，文妻亦被元军俘获。文天祥遂南逃至现今广东潮、汕一带俟机抵抗。1278年，已经名存实亡的南宋皇帝封文天祥为“少保”、“信国公”。同年，元军运用先进战术发起海、陆联合进攻，文天祥不敌，至五坡岭被元军抓获。

1279年，文天祥在押解途中经珠江口零丁洋，写下传世绝唱《过零丁洋》——“……自古人生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之后经过近9个月的押解行程，文抵元大都，在狱中写下著名的《正气歌》。1283年，文天祥在柴市(现东四北大街府学胡同，或说为宣武门外菜市口)就义，时年47岁。

在与南宋的战争中，元军最终在军事上取得绝对优势，一举消灭南宋，主要是由于元军选择的战略、战术正确，以及元军的能骑善射、灵活骁勇;而南宋朝廷长期沉湎于享乐，南宋人身形短小，善于弄文墨拙于肉搏。此外，元军在战争初期在打垮南宋抵抗力量之后所采取野蛮的屠城政策，对于南宋军民产生极大的威慑作用。从元军的人员组成来看，其实非蒙古人的阿拉伯人、波斯人，以及突厥人和中亚 其它 一些民族的穆斯林占有相当的数量，由他们组成著名的“西域亲军”参加灭宋战争者多达数十万人。这些来自原先阿拉伯帝国的军士，许多人是研究、制造先进兵器的专家与工匠。例如，当元军由于攻城不克调来采用阿拉伯与波斯技术制造的威力巨大的“回回炮”时，有的城防坚固的城池甚至来不及抵抗顷刻之间即遭沦陷。

4、元朝的疆域

元朝不仅对外关系空前发展，由亚洲推广到欧洲和非洲，而且它的疆域辽阔广大，在我国历史上是空前的。元朝北至阴山以北，南至南海诸岛，东北到今库页岛，西北达到新疆、中亚地区。今天的新疆、西藏、云南、东北地区、台湾部分岛屿及南海诸岛都在元朝统治范围之内。

明代宋濂之《元史·志第十地理一》首段亦有讲述。“自封建变为郡县，有天下者，汉、隋、唐、宋为盛，然幅员之广，咸不逮元。汉梗于北狄，隋不能服东夷，唐患在西戎，宋患常在西北。若元，则起朔漠，并西域，平西夏，灭女真，臣高丽，定南诏，遂下江南，而天下为一，故其地北逾阴山，西极流沙，东尽辽左，南越海表。盖汉东西九千三百二里，南北一万三千三百六十八里，唐东西九千五百一十一里，南北一万六千九百一十八里，元东南所至不下汉、唐，而西北则过之，有难以里数限者矣。”

浅议元朝的政治制度与经济、科学技术及 文化 艺术等成就

1、政治制度与经济开放

元朝结束了中国长期存在的南、北分裂状态，建立了强大的多民族的统一国家，这是元朝首要的政治成就。元朝还是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民族大融合时期，经过这一时期的融合，汉民族外迁、边疆地区各民族内移中原与江南、契丹和女真融入中华民族……

元朝的行政管理体制，设置有中书省，此外还有枢密院、御史台、司农司、宣政院、将作院、通政院及五卫亲军等。其中，中书省总领政务及百官，枢密院负责全国军事防务与作战，御史台相当于今天的最高检察院，专门监察官吏腐败与渎职事宜。

元朝仿效阿拉伯及罗马帝国的行政体制，首次在中国设立行省，即今天的省级区划制度，计有岭北、辽阳、河南、陕西、四川、甘肃、云南、江浙、江西、湖广、征东等11个行省(河北与山东西部由中书省直接管辖)。行省制度是自秦以来郡县制的一大发展，是中国行政管理制度的一次巨大革命，对后来政治制度影响深远。(行)省从此成为我国的地方行政机构，保留至今。

谈到元朝的政治制度，有一个不能回避的黑暗篇章是等级制度，即在政治上把国人分为4等，由下至上依次为南人、汉人、色目人(回回)与蒙古统治阶级。蒙古统治阶级出身于游牧民族，自身对于中原的农耕文化，以及先进的科学技术知识并非在行。这就决定了蒙古统治阶级在发展国家经济与科学技术、文化艺术诸方面必须要完全依靠其它民族的智慧与劳动，而等级制度毫无疑问是与之不相适应的政治制度，按今天的话说是生产关系不适应生产力。等级制度在元朝末期激起普通中国人的极大反抗。也许这是元朝最终灭亡的主要原因之一。

元朝在经济上奉行开放的政策，积极鼓励并参与同世界各国的贸易往来，使得中国成为世界上首屈一指的经济强国。而陆路尤其是海上丝绸之路的空前繁荣，无疑是元朝经济发展的最直接动力。元朝继承与发扬两宋开放沿海与沿江的政策，并且较之有大幅度的提升，例如进一步扩大口岸开放，在口岸城市设立专门管理商业船运及贸易的行政机构。元朝口岸极其繁华，无论是规模还是数量均远远超过两宋时期。研究海上丝绸之路的专家学者考证，当时的刺桐港(今福建泉州)是与埃及的亚历山大港并列的世界两大港口之一。至今屹立在泉州沿海的六胜塔，就是当年引导航船进出的灯塔遗迹。当时的刺桐港港口里船舶相连无边无尽，巨宗货物堆积如山。

在元朝开放的经济政策鼓舞之下，阿拉伯、波斯与印度等地的香料、药材等物质大批舶至中国，以至“来华商贾不绝于途”;而中国著名的丝绸、瓷器亦大批漂洋渡海，甚至远赴欧洲。

这是中国历史上向世界、向海洋开放的黄金时期。在这一时期，中国对世界与世界对中国的影响都是空前的。而自此后的明代伊始，由于统治者盲目推崇惟我中华独尊的孤立主义思想，进而一概采取严格的“禁海”政策，中华民族因此逐渐淡出世界强者之林，并且最终难逃近、现代长达近两个世纪的屈辱。

虽然蒙古统治阶级发源于草原游牧民族，但是元朝入主中国之后，在元世祖时期即开始重视农业，很好地制定了有利于农业发展的政策，使得农业水平有了提高。

王祯编著《农书》一书有三十七卷(现存三十六卷)，是中国古代一部对农业生产进行全面系统论述的伟大著作。

中国古代关于农业方面的著作，《吕氏春秋》与汉朝的《氾胜之书》(“氾”音同“范”)，仅残存片言只语，而后魏的《齐民要术》在系统性上也远不如王祯的《农书》。《农书》全书约有13多万字与300多幅图画，全文分为《农桑通诀》、《百谷谱》、《农器图谱》三大部分。

元时中国南方棉花 种植 技术有了质的飞跃并带动了纺织业发展，黄道婆等对改进与发明棉纺织技术做出了巨大贡献。纸币开始在中国大量流通，使元朝的经济生活进一步繁荣。

元大都不仅是元朝的政治中心，还是闻名世界的商业大都市。从运河和陆路，都有大量商品进入这座大都市。来自亚洲各国、欧洲，以及非洲海岸的商队和使者络绎不绝。可以肯定地说，如果沿着时间的纵轴把今天的北京在世界上进行横向比较的话，不足百年的元大都，是北京历史上最辉煌的时期。

2、科学技术及文化艺术等成就

在科学技术方面，中国历史上没有任何朝代达到像元朝那样的居于世界领先集团之列的水平或程度，可是我们的历史学教授们却似乎没有认真地加以讲授，原因何在

元朝是中国历史上的“异族”统治时期，一些中国人似乎认为这段历史不存在最好。这是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结作祟使然。既然今天的中国人能够为虚假的雍正辫子王朝喝彩一片，那么我们为什么不能承认元朝的科学文化之成就其实我们完全没有必要回避，因为人类文明的成果是具有继承性的。所有中国人毫无疑问本应是这片土地上一切文明最直接的继承者。况且今天的中华民族本身早已经是一个聚集各民族血液与智慧的综合体。

元朝的科学技术达到或取得很高的成就，其中天文学、数学，甚至医学居于当时世界先进地位。

彼时，领先于世界的阿拉伯与波斯科学技术传入中国，原因恐怕在于元朝的帝国有实力征调大批阿拉伯、波斯等地的科学、技术精英前来中国。这些精英掌握着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科学技术。他们大多是伊斯兰教徒。这些伊斯兰教徒和其他先前来华穆斯林一道，与中国其他一些民族经过长时间的融合，遂形成一个新的民族——回回。回回把阿拉伯与波斯甚至希腊与罗马的天文、数学、化学、地理、医学、文学、哲学、历史等各方面知识在中国加以传播和介绍，其中尤以天文、数学等科技图书最多。

应该说这些人类文明成果，尤其是一些自然科学技术知识出现在元朝时期的中国，具有特别的意义。因为几千年来，中国在传统上一贯推崇“学而优则仕”及“重 文章 轻科技”的思想，例如缔造天府之国的李冰父子，远远无法与孔孟、朱熹等思想家或理学家，以及苏轼之类的文学家相提并论。但是这种状况却在元朝却有所不同。

(1)、天文学

元朝的天文学具有浓厚的“吸收”色彩，但是可以肯定地说，在元朝，天文学方面的科学技术造诣是世界水平的。元世祖忽必烈在尚未登基之前，就征招“回回为星学者”。他们翻译及带来诸如托勒密的《天文大集》，伊本·优努斯(也译做尤尼)的《哈基姆星表》(也译作《哈基姆历数书》)等天文学著作。

1260年，元廷承金人旧制，设立司天台;1271正式设立回回司天台，1312设立回回司天监。后来还任用了一大批以札马剌丁(又译作扎马鲁丁、扎马剌丁)为代表的天文学家管理此类工作。札马剌丁等一批天文学家先后在这里工作，为中国天文历算的完善和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这些天文学家们不仅带来或使用一批先进的天文仪器(主要来自阿拉伯及波斯)，而且还设计并制造了许多先进的天文仪器。札马剌丁自己制作的天文仪器有多环仪、方位仪、斜纬仪、平纬仪、天球仪、地球仪，观象仪等七种。这些仪器，当时在世界上是罕见的。研究科学史的英国李约瑟博士在谈及地球仪时说：“除公元前2世纪马洛斯的克拉特斯古地球仪(已失传)外，没有比马廷·贝海姆1492年的纪录更早的人。”可是札马剌丁的地球仪却诞生于1267年，比马廷·贝海姆的记录整整早了225年!

札马剌丁的地球仪是球状的，体现了寰球这一科学概念与设想。这无疑对中国传统的“天圆地方”观念进行了勇敢的否定，意义是非常深远的。

天文学家(及水利和数学家)郭守敬设计、制造了简仪、仰仪和圭表等天文仪器，比丹麦人第谷的同样的仪器要早300年。同时，他主张以实际观测为依据，在全国各地建立了规模庞大的天文监测网[另外，郭守敬还设计、制造了大型计时仪器——七灯漏(大明殿灯漏)，该仪器是反映中国古代计时机械制造技术水平的代表作]。

在历法方面，札马剌丁依照阿拉伯历法编制有《万年历》;在此前后一段时间，尚有《回回历》被使用。《回回历》其实是阿拉伯太阴历，即目前仍在使用的伊斯兰教历。而王恂与郭守敬等合作，在反复学习、稽考《哈基姆星表》及其它资料的基础上，于1280年编制完成一部著名的历法——《授时历》。《授时历》是我国古代最好的一部历法。在编撰《授时历》的工作中，王恂负责推演计算，郭守敬负责实际观测和制作仪器，另外还有许衡负责研究“天道”。《授时历》以3652425天为一年，与地球绕太阳一周的实际时间只有26秒的差距，其准确程度相同于现行公历，但比公历的使用要早300年左右。《授时历》自元以来一直延续使用了约360年。

(2)、数学

中国人使用阿拉伯数字是从元朝开始的。这些美妙的数字是元朝时期来华穆斯林赠与我们的礼物。1957年，在西安元代安西王府遗址中，考古队员发现五块铸有阿拉伯数字撤离形铁块，其中四块出土时夹在凿刻整齐的两块方石中。经研究，这是用阿拉伯数字排列的六六幻方，其纵、横、对角线的数字之和为“111”。上述遗迹是1273年修建安西王府时，作为奠基埋藏的。

元朝是继两宋中国数学济身于世界水平的黄金时期。中国数学家不但继承、超越了以往的数学成就，而且众多来华穆斯林将先进的数学知识传入中国，使中国的数学研究在元朝有了质的飞跃。

1280年，元代数学家及天文学家王恂与郭守敬等制订《授时历》时，不但列出了三次内插公式(“招差法”)，还使用“垛垒、招差、勾股、弧矢之法”进行缜密计算，其中将穆斯林发明的弧三角法应用于割圆术获得“弧矢割圆术”(即球面直角三角形解法)最为称奇。1303年，《四元玉鉴》问世。其作者数学家朱世杰将“天元术”推广为“四元术”(四元高次联立方程)，并提出“消元”的解法;欧洲则在1775年由法国人别朱提出同样解法。朱世杰的另一项成就是对各有限项级数求和问题的研究，而且在此基础上得到高次差的内插公式;在欧洲1670年英国人格里高利、1676~1678年牛顿才提出内插法的一般公式。

一般认为欧几里德的《几何原本》，是明朝的徐光启在意大利人利玛窦的帮助下翻译并引进中国的，但是有学者认为，在此前的元代，此书已经被来华的穆斯林带到中国。

14世纪中、后叶明王朝建立后，由于科举大兴八股文模式并删减数学内容，以及珠算盛行，因此建立在筹算基础上的中国古代数学便衰落了。

(3)、医药学

在元朝，中医药学有很大发展，出现了(金)元四大学派，特别是中国与阿拉伯、波斯等地密切而频繁的交往，不但大大促进了中国人的重大发明及中医药知识广泛向外传播，而且使得当时处于领先水平的阿拉伯及波斯医药学典籍被带来中国并翻译成中文。阿拉伯式的芳香挥发剂、滴鼻剂、露酒剂、油剂与糖浆剂等已经普遍得到推广应用。在元朝的秘书监中，保存了不少阿拉伯人关于医药学方面的著作。中国传统医药学此时已经深受这些外来医药学的影响，特别是中药学扩大了“中药”的内涵，大量吸收、使用由阿拉伯人、波斯人甚至印度人传来的“海药”。元朝政府在太医院下面专门设置广惠司，掌管回回医药事务;公元1291年先后在大都、上都建立“回回药物院”。著名的“回回药方”也是元朝时期从伊斯兰国家传来的。另外，元末杭州穆斯林已经开始设立比较正规的医院为国人治病。

元时的中国，医药学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出现了兼收并蓄、互通有无的局面，大大丰富了医药学知识的内容。

《回回药方》(以下简称《药方》)是中国大型综合性回回医药学典籍(作者不详)，原有36卷，少数残存本现可见于北京图书馆。该书多以汉语书写，同时夹杂许多阿拉伯语与波斯语医药术语及汉语音译。仅以少数残存本目录就可以看出，《药方》是一部包括内科、外科、妇科、儿科、骨伤和皮肤病等科、内容丰富、具有中西合璧特色的医学典籍;研究中国医药史的学者根据残存部分推断，《药方》约有药方6000～7000首之多，其价值与中医古籍《外台秘要》相当。

(4)、元大都与“京通”大运河

北京的历史约有2000年以上，然而今日的北京是在元大都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就建筑学成就而言，元大都堪称享誉中、外的建筑学艺术瑰宝。元大都城在技术方面的主持设计与参与建设者，是来华穆斯林建筑学家亦黑迭儿丁。难以想象，这位建筑学家竟能够运用中国传统的建筑学特色，结合世界上先进的建筑学风格，设计出格局宏大、规划严整，与自然和谐相融的元大都。参与元大都设计、建设的，还有一大批专家、学者、能工巧匠。全面地说，元大都是中华民族智慧与汗水的结晶。元大都自1267年开工兴建，至1285年历时18年建成。

除了一些伊斯兰教清真寺与__堂之外，元朝还在元大都兴建了国子监、孔庙，以及妙应寺、白云观等文化性和民俗性建筑。

元大都的经济繁荣同开凿通惠河密不可分。史书记载当时元大都每年要从南方运进粮食百万石以上，多时高达300余万石。在通惠河开凿之前，粮食从水路运抵通州后，要转经陆路方能抵达元大都城内。

公元1292年，郭守敬指挥修建元大都至通州的运河。从通州到元大都，他设计七座水闸，这七座水闸彼此相距约半公里的地方，又设计有斗门。郭守敬就是通过水闸和斗门的关闭与开放，调节运河各段的水位高低，引导船舶顺畅通过。工程竣工后，元世祖亲自将这段164里长的运河命名为 “通惠河”。通惠河是中国工程建设史上的杰作，其运用的巧妙 方法 与现在国外一些运河采用的技术是基本相同的。宋濂编撰的《元史·志第十六河渠一》亦有记载。

通惠河使用之后，前往大都的船只可由沿海进入河道，以及由大运河，最后经通州直达元大都城内码头(即今天北京积水潭)。这是北京历史上第一次由完全的内陆城市变成东方繁荣、昌盛的大港。黄仲文《大都赋》有“华区锦市，聚万国之珍异;歌棚舞树，选九州之秾芬”之写照。

(5)、活版印刷术的改进

王祯(同时还是农学家)设计木活字及转轮排字架，并于1298年用木活字排印《旌德县志》;其《造活字印书法》(附于《农书》书末)是最早的系统地叙述活字排版印刷术的科技文献。

(6)、文学艺术

元朝的戏剧空前繁荣，有《西厢记》、《窦娥冤》等一大批影响深远的作品相继问世。元朝小说创作也是十分繁荣并波及此后的明、清两代。而元曲成为与唐诗、宋词并称的中华优秀文学遗产，涌现出诸如马致远、马九皋、贯云石等散曲小令名家。

元朝对中国音乐的主要贡献是推广回回乐器——兴隆笙、殿庭笙、火不思、胡琴。其中火不思(又译“浑不似”)本是一种四弦的波斯弹拨乐器。将火不思四弦改造成二弦并使之成为拉弦乐器，就是现在中国家喻户晓的胡琴。胡琴是中国最早的拉弦乐器。虽然胡琴的历史久远，但是与现代样式最为接近的胡琴出现于元代的中国。自元代伊始，胡琴这种伊斯兰乐器便取代先前在乐器演奏中占主导地位的中国传统乐器琵琶。后来的三弦也是在这两种乐器的基础上产生的。至今，胡琴、三弦更是广泛应用于中国戏曲音乐之中，成为所谓的“民族乐器”。

三、人在旅途——元代旅行家与中外交往

元朝时期，不仅阿拉伯与波斯等中东地区与中国的交往日益频繁，而且通过这些地区，欧洲与中国出现了重要的联系。国外的使者、商人、旅行家和传教士纷至沓来，其中最有名的是大旅行家马可·波罗与伊本·白图泰。

1266年，马可·波罗觐见元世祖忽必烈。忽必烈即遣使臣随其西返，带去给罗马教皇的信，使臣因病阻隔于中途，信则被马可·波罗的父、叔二人辗转送达。数年之后，马可·波罗随二人东来，于1275年到达上都，向元世祖复命。此后马可·波罗遂留居中国达17年之久，还曾被委派为扬州官吏，并出使过一些国家。直到1291年，马可·波罗才离开他心爱的中国返回家乡威尼斯。

后来，马可·波罗因参加威尼斯的对外战争而被俘入狱，乃于狱中口授其旅行经历，由他人记录成为《东方闻见录》，即《马可波罗游记》。该书对元朝的政治、经济情况都有极详细的描写，盛赞中国的繁荣、富庶与发达。该书的问世使西方人大开眼界，引起他们对中国文明的向往。

马可·波罗以后，便是罗马天主教士接踵而来。意大利传教士约翰·孟德高维诺于1294年抵大都，建教堂三所，并用蒙古文翻译了__经典《新约全书》，后来还担任大都城区主教。孟德高维诺在中国前后居住将近30年。元朝末年，元顺帝曾经派遣一个使团前往罗马，受到教皇的盛情接待。随后教皇即组织一个多人的使团东来，该使团约在大都居住三年，然后取道海路返回欧洲。

欧洲人陆续来到中国和中国使者远赴西欧，这是元朝以前不曾有过的。

阿拉伯旅行家伊本·白图泰于1346年(至正六年)来中国游历，考察中国风土民情。白图泰先后访问过泉州、广州、杭州以及元大都。返回摩洛哥后，白图泰将他的游历笔录成书——《伊本·白图泰游记》。这部旅行家笔录，以丰富翔实的资料，成为中世纪地理、历史、民族、宗教、民俗等方面一部价值极高的著作，被许多学者引用，至今仍是研究宋元时代中国与阿拉伯国家关系的重要资料。

中国旅行家汪大渊，于1328~1332年和1334~1339年先后两次从刺桐港出发远航，穿越阿拉伯海、波斯湾、亚丁湾及红海，是第一个可以稽考的去过摩洛哥和坦桑尼亚的中国人。有关其航行与旅途的综合性记叙——《岛夷志略》，对14世纪阿拉伯等地的政治、宗教，以及经济、航海和社会生活加以详细的记述，是了解该地区中世纪历史的不可或缺的资料。

在札马剌丁领导下编撰的《大元一统志》是一部集地理与历史等大成的名著，为后人研究当时的自然及社会状况提供了既详实又珍贵的文献参考。

四、元朝的结束

元朝末年，蒙古统治集团分裂，朝廷内部夺权斗争异常惨烈，使得元帝国变得摇摇欲坠;而连续出现的严重自然灾害造成的经济崩溃以及等级制度，更成为农民揭竿而起直接原因。于是，元朝的灭亡便不可避免了。

1351年，刘福通领导农民在颖州暴动，各地农民纷纷响应……在十几年的反抗斗争中，朱元璋的农民起义军不断壮大，逐渐控制了长江中、下游地区。1367年，朱元璋发布讨元文告，派将军徐达率兵向北进取中原，次年攻占元大都，元顺帝妥欢帖木尔逃往蒙古草原。

五、结束语

哲学家说历史是一面镜子。镜子的作用是使人们认识自我。当我们面庞虚肿得必须要照镜子时，复习元朝的一段历史可以矫枉而不过正。

对于中国的历史，纯粹的文人教授已经“玩”儿的够多了。历史在这些文人教授的揉搓下，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蜕变成对“正统”的崇拜以及由此而产生的狭隘的骄傲与自豪。

可是这种近乎封闭的崇拜能够为我们带来什么

似乎忽视原本并非“异类”的元朝的历史对中国的影响并未为一些人在意，可是抱定一种自以为是的历史观终于让全体中国人付出了代价!

忽必烈(1215～1294)

中国元朝的创建者

元世祖，拖雷正妻唆鲁禾贴尼的第二子。

忽必烈为藩王时，便热心于学习汉文化。1251年，长兄蒙哥即大汗位，忽必烈以皇弟之亲，受任总理漠南汉地军国庶事，南驻爪忽都之地。他先后任汉人儒士整饬邢州吏治，立经略司于汴梁，整顿河南军政，并屯田唐、邓，收到积极效果。1253年，受京兆(今陕西西安)封地，忽必烈又在这里任诸儒臣兴立屯田，兴复吏治，恢复农业，建立学校，进一步取得北方汉族地主阶级对他的拥护，为元王朝的建立提供了社会基础。同年，忽必烈受命与大将兀良合台远征云南，灭大理国。1258年蒙哥兴师伐南宋，授命忽必烈代总东路军。1259年9月，忽必烈率师抵淮河，蒙哥在合州前线病逝的消息传来，忽必烈仍挥军自阳逻堡渡长江，围鄂州(今湖北武汉)，并以军接应从云南北上的兀良合台军。这时，得悉留守漠北的幼弟阿里不哥擅自征兵图谋汗位，忽必烈立即采纳汉人郝经的献计，与宋约和，轻骑北返燕京。

崇圣寺三塔始建于南诏王劝丰祐时期（公元824—859年），崇圣寺三塔风景(29张)先建了大塔“千寻塔”，高6913米，是座方形密檐式砖塔，共16层。稍后又建了南、北小塔，均高4219米，是一对八角形的砖塔，都是10级。三塔浑然一体，气势雄伟，具有古朴的民族风格。 修建三塔，除了佛家所宣扬的可以成佛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大理古为“泽国多水患”。古籍《金石萃编》中记载：“世传龙性敬塔而畏鹏，大理旧为龙泽，故为此镇之。”相传古时修建三塔，采用垫一层土修一层塔的方法，塔修好以后，才将土逐层挖去，让塔显现出来，故有“堆土建塔”与“挖土现塔”之说。建塔时所搭的桥，高如山丘，长达10余里。修塔时运力不足，还用山羊来驮砖，如今大理的银桥村，古时称为“塔桥村”。古藉记载修三塔，“役工匠七百七十万，耗四万余金，历时八年建成”。

修建三塔后，又建了规模弘大的崇圣寺。经历代的扩建，到宋代“大理国”时期达到鼎盛巅峰。据《南诏野史》记载：崇圣寺“基方七里，周三百余亩，为屋八百九十间，佛一万一千四百尊，用铜四万五百五十斛”；有“三阁、七楼、九殿、百厦”之规模。

南诏国时 崇圣寺三塔期的唐贞元十八年（公元802年），骠国（今缅甸）国王雍羌和王子舒难陀，在南诏王异牟寻的陪同下到三塔崇圣寺祈拜敬香，因而崇圣寺三塔成为东南亚、南亚崇尚的“佛都”。到了大理国时期，大理国第一代国王段思平酷爱佛教，《南诏野史》说段思平“好佛，岁岁建寺，铸佛万尊”。公元1056年，星逻（今泰国）国王耶多曾两次到崇圣寺迎佛牙，大理国王段思廉以玉佛相赠。由于大力倡导，大理佛教非常盛行。大理国二十二代国王中，有九位出家到崇圣寺当和尚，他们分别是：第二代王段思英、第八代王段素隆、第九代王段素贞、第十一代王段思廉、第十三代王段寿辉、第十四代王段正明、第十五代王段正淳（也是《天龙八部》中段誉之父）、第十六代王段和誉（也是《天龙八部》中段誉）、第十七代王段正兴。其中第二代王段思英，即位一年就到崇圣寺出家。这些国王固然也酷爱佛教，但主要是在争夺王位的斗争失败后的一种出路，因而史书上有“逊位为僧”、“避位为僧”的记载。明代传抄的大理国时期的佛教经典《大灌顶仪式卷》，就记载了国王举行灌顶仪式的复杂场面，这么多国王出家，在世界佛教史上是独有的奇特现象。因而，吸引了内地香客和东南亚、南亚香客到崇圣寺“朝圣”，崇圣寺成了东南亚、南亚推崇的“皇家国寺”。明朝地理学家徐霞客在《滇游日记》中载：“是寺在（苍山）第十峰下，唐开元中建，名崇圣寺。前三塔鼎立……塔四旁皆高松参天，其西由山门而入，有钟楼与三塔对势，极雄伟。楼中有钟。极大，径可丈余而厚及尺，为蒙氏（南诏）时铸，其声闻可八十里。其后为正殿，殿后罗列诸碑……其后为雨铜观音，乃立像，铸铜而成者，高三丈余……自后历级上，为净土庵等。”明代崇圣寺以五大重器著称于世：三塔、南诏建极大钟、雨铜观音像、元代高僧圆护手书的“佛都”匾、明代三圣金像。香火更旺，裴声于南亚、东南亚。编辑本段建筑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