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时雨若（1963—），男，湖北天门人，北京师范大学硕士，武汉大学博士，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特聘教授，主要从事中国哲学史、儒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①《孟子》本文及赵岐注，均据焦循撰、沈文倬点校《孟子正义》，中华书局，1987年版。下同。《滕文公章句下》第八章：孟子曰：“今有人日攘其邻之鸡者，或告之曰：‘是非君子之道。’曰：‘请损之，月攘一鸡，以待来年，然后已。’”赵岐注云：攘，取也。取自来之物也。①赵注之意，攘者取走的是从邻里跑到自家来的鸡。这是结合字义文意所作的解释。孟子的这段话，是针对上文“十一，去关市之征，今兹未能，请轻之，以待来年，然后已”所做的比喻。又其章指言：譬犹攘鸡，多少同盗。“多少同盗”，可视为赵注在文章本意的基础上所做的引申。一种行为，随着时代的变迁，道德判断甚至法律认定都可能发生变化。对攘邻之鸡的行为，孟子借他人之口（“或曰”）评价为“非君子之道”。“君子”在这里指既有地位又有道德的人。“非君子之道”并不等于君子之道的反面，并_“盗”的成分。孟子的比喻，针对的是“十一，去关市之征，今兹未能，请轻之”，显然也跟盗窃性质的行政行为大不相同。“十一，去关市之征”属于孟子主张的仁政，“今兹未能，请轻之”，只是暂时未能完全做到，打算先做到一部分。如果将“攘邻之鸡”解释成多少都有盗窃的性质，就不符合孟子的本意了。所以，孟子接着说的话是：如知其非义，斯速已矣，何待来年？“义”当训“宜”。《论语·学而篇》第十三章“信近于义”，朱熹注：“义者，事之宜也。”朱熹：《论语集注》，新编诸子集成《四书章句集注》本，中华书局，1983年版。参甘霖：《本来的孔子：新解》，中华书局，2018年版。又《为政篇》第二十四章“见义不为，无勇也”，孔安国注：“义者，所宜为也。”皇侃撰、高尚榘点校：《论语义疏》，中华书局，2013年版。参甘霖：《本来的孔子：新解》，中华书局，2018年版。“非义”，指不合宜的行为。《孟子》中的“义”，基本字义承《论语》而来。“非义”就是不合宜，不对头，既指攘鸡不对，也指现行赋税制度不合理，都还说不上“盗”。“君子之道”的反面是“小人之道”。孟子曰：君子犯义，小人犯刑。（《离娄章句上》第一章）显然，“盗”属于“犯刑”的范畴。于此可见，赵岐之“章指言”，是脱离《孟子》文本而作的具有自己所处时代性质的引申，渐入非君子即小人、非义即刑的轨道，也就是“非黑即白”的思维方式。通过上述讨论，可见赵注是从文本（也即是历史）出发的，其“章指言”却是从时代出发的。于此可见赵注之精当，因为“攘”字若不是训为“取自来之物”，而是攘者自己跑到邻家取鸡，那就纯粹是“盗”了。朱熹注从赵岐注：攘，物自来而取之也。朱熹：《孟子集注》，新编诸子集成《四书章句集注》本，中华书局，1983年版。下同。朱注反映了实事求是的精神。但与朱熹同时代，托名孙_所撰《孟子正义》，则将赵岐“章指言”直接_入疏文：譬犹攘鸡，多少同盗，变恶速然后可也。《孟子正义》，十三经注疏本，中华书局，1980年版。阮元校刻十三经之《孟子注疏》采用孙_疏。影响所及，赵岐注本义淹没，其引申义变成普遍义，“多少同盗”进一步变成了“攘”即“盗”。杨伯峻先生《孟子译注》取《礼记·礼器》郑玄注、《谷梁传》成公五年《释文》所云“攘，盗窃也”之义，译文为：孟子说：“现在有一个人每天_邻人一只鸡，有人告诉他说：‘这不是正派人的行为。’他便说：‘预备减少一些，先每一个月_一只，等到明年，然后完全不_。’”杨伯峻：《孟子译注》，中华书局，1960年版。下同。王力先生主编《古代汉语》第一册第四单元文选《攘鸡（滕文公下）》注云：攘，本指扣留自己跑来的家禽牲畜，和“_”有些不同;在本文中就是_的意思。王力主编：《古代汉语》（校订重排本）第一册，中华书局，1999年版。这个注，把赵岐注“攘”之本义，及其“章指言”所说“多少同盗”，和后人的攘即盗三层意思说全了。但断言“在本文中就是_的意思”，就把字义演变的最后结果取代了最初的意思。来源：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孟子·告子》记录了孟子和其学生告子（一说是墨子的学生）之间有关人性道德的讨论；和《论语》类似；是孟子“性善论”思想较为完整的体现。连带的是仁义道德与个人修养的问题。对精神与物质、感性与理性、人性与动物性等问题也有所涉及。全篇共20章。

注：今人常习惯性地将性善与性恶相对，事实上，持性恶论的是荀子，年代晚于孟子，本篇是孟子与告子的争论，不涉及荀子的性恶说。

应当指出，当时的人多用比喻论证，其某些论述按照现代的逻辑标准看并不严格。

   

　 《孟子》来历

　《孟子》为记述孟子思想的著作，完成于战国中后期。此书的来历有各种不同的说法，司马迁等人认为是孟子自著，其弟子万章、公孙丑等人参与;赵岐、朱熹、焦循等人认为是孟子自著;韩愈、苏辙、晁公武等人认为是其弟子万章、公孙丑等人追记，但目前学术界较采用司马迁等人的说法

孟子简介

　孟子(约前372-前289)，名轲，字子舆，战国中期

　孟子邹国人(也就是现在的山东邹县东南人)，距离孔子的故乡曲阜不远。是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孔子学说的继承者，儒家的重要代表人物。相传孟子是鲁国贵族孟孙氏的后裔，幼年丧父，家庭贫困，曾受业于子思的学生。

 

　孟子之照学成以后，以士的身份游说诸侯，试图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到过梁(魏)国、齐国、宋国、滕国、鲁国。当时几个大国都致力于富国强兵，争取通过暴力的手段实现统一，他继承了孔子“仁”的思想并将其发展成为“仁政”思想,被称为"亚圣"，与孔子合称为“孔孟”。

儒家著作

　在汉武帝时期“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出现了“五经”之说，即《诗经》、《尚书》、《礼记礼运》、《周易》、《春秋》。汉后又增加《论语》《孝经》，并称为“七经”。到唐代，设三《礼》(《周礼》《仪礼》《礼记》)、三《传》(《左传》、《公羊传》、《谷梁传》)，连同《诗》《书》《易》，有“九传”之称。唐文宗时，在九经之外加汉代已列入“径”的《论语》《孝经》，增补《尔雅》构成“十二经”。宋仁时，增加《孟子》，形成了封建社会具有特殊地位的“十三经”。儒家十三经，是指封建统治者先后将13部儒家书籍“法定”为“经”，形成了封建社会具有特殊地位的“十三经”。在今天，“十三经”作为反映先秦历史状况的古籍还有很大价值。分别是《诗经》、《尚书》、《周礼》、《仪礼》、《礼记》、《周易》、《左传》、《公羊传》、《谷梁传》、《论语》、《尔雅》、《孝经》、《孟子》。

   

　 学说要点

　心性论

　性善与四端——道德价值的根源

　孟子的“性善说”，主要发挥孔子“仁”的观念。孔子中的“仁”缺乏了理论基础及尚未解释“道德价值根源”的问题。因此，孟子要建立“道德价值根源之自觉心”，认为善是人的基本自觉，这种自觉是表现于恻隐、羞恶、辞让及是非四端。“四端”说明道德价值的自觉，是与生俱来的。这便能补充孔子“仁”学理论的不足。

　义利之辨

　(道德价值的论证)

　孟子认为“四端”是内在于自觉心的，属于人的“本质”，即所谓人的“性”。人之性，必有异于禽兽之处，这种“异于禽兽”的性，便是“善端”。他指出，人之所以不善，是由于受私欲蒙蔽。因此，人应放弃私利，以达到社会的公义。目的是建立良好的个人道德观。

　养气与成德

　孟子提出必须靠修养及发挥善性的功夫，以全力扩充存于内心的“四端”，孟子称之为“尽性”。“尽性”的修养，培养出浩然之气，使人成为“富贵不能，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再以”心志统气“，控制自己的情感，便能成德。

　道德天

　孟子认为现实世界是道德的世界，而道德根源背后的标准，便是天。天表现于人,便是性。人苦能有足够修养，便能知天，达致天人合一。

《孟子》既是儒家的经典，又是优秀的文学精品。民为贵，君为轻，社稷江山为重。

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

得道多助，失道寡助。

富贵不能*，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舍生取义'

这些精辟的名言，便出自于《子》一书，仅凭这几句话，就足以奠定孟子及其书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

《孟子》是一部有世界影响的文化典籍，它在汗牛充栋的中国文化宝库中占有重要地位，是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长河中一部风彩独具的华美篇章。

在我国古代，从宋朝开始，《孟子》一书就取得儒家经典的地位。到了南宋时朱熹将《孟子》和《论语》、《大学》、《中庸》合在一起称为四书。自宋到明、清，四书成为士子必读之书，而《孟子》其书，也被视为经书，成为科举必考的科目。尤其是明代，翰林学士胡广奉敕撰包括《孟子》在内的《四书大全》，明成祖朱棣亲自作序，这样包括《孟子》在内的《四书》，几乎取代《五经》的最高地位，成为时人的基本读物和文人进仕的必修科目。

《孟子》和《论语》一样，不但是儒家的重要经典，而且是中国所有古籍中影响最大、最深、最广的书。

关于《孟子》的作者，向来有3种说法。

第一种，《孟子》是孟子与其门徒万章、公孔丑共同记述，而主要作者是孟子。最早持此说者，是汉代的司马迁。他在《史记‘孟子荀卿列传》里说：孟子退而与万章之徒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

第二种，认为《孟子》完全是孟子本人的著作。主张此说者，最早为东汉赵岐。他说：此书，孟子之所作也，故总谓之《孟子》。宋朝理学家朱熹，赞同此说，并从《孟子》前后文章风格的一致来论证此观点。他在《朱子大全》中说：《论语》多门弟子所集，故言语时有长长短短不类处。《孟子》疑自著之书，故首尾文字一体，故无些子瑕疵。不是自下手，安得此好？还说：观七篇势如熔铸而成，非缀辑可就。当然，他也认为，在《孟子》成书过程中，有弟子参加。

第三种说法，《孟子》是孟子的门徒万章、公孙丑在孟子死后一起记述老师的言行而成。唐代的韩愈、张籍最早提出此说。韩愈说：轲之书，非轲自著，既没，其徒万章、公孙丑相与记轲之言耳。。后来宋代的苏辙、晁公武，清代的崔述，也同意这种说法。

上述三种说法，以司马迁的说法较为可信。首先，司马迁是两 ，距孟子生活的时代要近，接触的史料，比后人丰富翔实。其次，从孟子的晚年生活来看，他62岁结束周游列国回到家乡，84岁才去世，前后有20多年之久。因此他完全有可能与万章、公孙丑共同完成《孟子》一书。再者，从《孟子》和《论语》某此不同之处，可以推断出并非孟子死后，由其门徒所著。如《论语》记到孔子再传弟子，说明《论语》非孔子自著，而《孟子》则仅记到孟子和他的弟子的互相问答，从未牵连到再传弟子。又如《论语》中还详细记录孔子动作容貌，而《孟子》则仅记孟子言论与出处。

孟子生平，史籍记载简略。他名轲。有人说他字子车，又有人说他字车舆。战国时，部人。生卒年月不详。据《春秋演孔图》及《阙里志》说，其父名激，字公宜，母仉氏，但这仅为传说而已。

孟子青少年时代的情况，现不得而知。但从《韩诗外传》（汉韩婴著）、《列女传》（汉刘向著）所载孟母断织、三迁等故事来看，孟子在少年时代是受过很好的家庭教育的。孟子一生经历比较简单，《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记载，他是一个名声很大的学者，到处讲学，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想得到各国国君的采纳，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他访问列国时，车马数十乘，侍从数百人，所到国家，皆馈赠黄金，给予优厚待遇。

毫无疑问，首推

朱熹

的《

四书章句集注

》。不要先背原文，因为原文已经出现很多的错误了。先读校注版，可以让你在入门的时候就看到原文应该是什么样子。并且，名家的注释，可以避免你在第一次读的时候就误入歧途。

所以，从朱熹开始，再好不过。

四书如果能看懂朱熹的注那是最好的了，毕竟是独步千古的注。《中庸》是四书中最难的，可以暂时不管。《中庸》“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的言语，和现代人的生活隔的太远了。但是，至少在一千年的岁月里，《学》《庸》中那些胸怀天下的理想，是中国的儒士们一直是深信不疑的。《论》《孟》的注本还有以下选择：

《论语》：

市面流传最广的普及注本可能是杨伯峻的《论语译注》。这本书的优点是短小精悍，没有一句废话，而且对于文字注释的拿捏非常精到，不愧是有朴学家传的大家注出来的。但是，我却很不推荐这本注本。原因是《论语》的精彩之处他没有一点发挥和提点，用朴学家的方式注《左传》，杨伯峻注的很精彩，但是这样来注论语就有点买椟还珠之感了。我的感觉是，虽然这本书内容看来似乎没有受一点文革时意识心态的影响，但是由于他一点也没有为初学者提供义理的启发，所谓“不谈义理”其实是一本深深打上时代烙印的无奈之作。

我推荐四个版本的注：朱熹的集注，钱穆的《论语新解》，杨树达的《论语疏证》和刘宝楠的《论语正义》。《论语正义》可能篇幅太大，可以暂时不读。但是，朱熹，钱穆和杨树达的书我建议一起读。朱钱谈义理，《论语疏证》以事实证之，一起读正好可以体会“内圣外王”之道。

《孟子》：

相比《论语译注》，杨伯峻的《孟子译注》倒是不错的。原因在于孟子多半把该说的都说了，不像孔子比较含蓄隐而不发。所以只注文字，感觉上就没有什么大问题了。当然最好还是比对朱熹的集注一起读为好。然后，再有余力可以读焦循的《孟子正义》和戴震的《孟子字义疏证》。

五经实在不适合初学者涉猎。即使是在清朝朴学大盛的遗泽下，《五经》中还是有大量未解决的问题。篇幅短的（《书》《易》）读起来有如天书，篇幅长的（《礼》《春秋》）却让人不时会有枯燥乏味的感觉，往往读了大段不觉有什么收获。《诗经》可能是最适合初学者读的，但要想通读三百篇恐怕也是件很吃力的事。戴震13岁的时候就将十三经注疏读过一遍，简直不可想象。对于现代人来说只有慢慢读，多读几个注本，好好做笔记。

首先，十三经注疏是一定要啃的，现代人的注本虽然有时会发古人所未发，但是那都是在十三经注疏这座大厦上加块砖而已。现代人的优秀注本推荐如下：

1《易》：黄寿祺、张善文《周易译注》，金景芳、吕绍纲 《周易全解》，徐志锐《周易大传新注》

2《书》：顾颉刚，刘起釪《尚书校释译论》

3《诗》：程俊英《诗经注析》，陈子展《诗经直解》

4《左传》:杨伯峻《春秋左传注》, 童书业《春秋左传研究》,顾栋高《春秋大事表》

5《礼》：内容多而繁杂，好的注本都是清人著作。现代人的注本不多，杨天宇写过《周礼译注》《礼记译注》《周礼译注》。

我是学中文的大多是我们的专业书。很值得看的。